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5 勝利復員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左洪濤召集應變小組，研究用什麼形式、什麼理由撤退。他們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黃珍吾來穗後的一系列行動，認為國民黨已經公開撕毀“雙十協定”[1]，時局無可扭轉，廣州即將大捕殺。

張發奎[2]雖然是行營主任兼二方面軍的司令，但與蔣介石、蔣的代理人黃珍吾有矛盾，自己沒有軍隊，在軍事、政治上不可能形成割據局面，不可能依靠他繼續拖延。

但是另一方面，五七兩隊可以說是在張發奎眼皮底下成長起來的，唱的是抗戰歌，演的是抗戰戲，歷盡千辛萬苦，做了很多工作，他都知道。黃珍吾到穗後，對兩隊百般刁難，他也清楚。他不會心甘情願親手把兩隊送到國民黨反動派手裡，如果這樣做，輿論也會對他不利。應變小組估計，提出復員，張發奎身邊的地下黨組織和一向關懷七隊的朋友們再做做工作，批准的可能性很大。左洪濤說，香港工委支持兩隊撤到香港，保存實力，以待時機。剩下的只有如何撤退的問題。

父親吳荻舟記得會上曾考慮在廣州地下黨掩護下秘密解散，可是兩隊有六七十人，在特務密佈的環境裡秘密解散談何容易。而且還有幾卡車的物資（包括七隊一架鋼琴，直到1989年廣州樂團還在使用），那是花費了多少心血、節衣縮食積累起來的，還要考慮留在長沙、武漢、太原等地的兄弟隊和有關地下黨組織的安全，最後決定利用張發奎與黃珍吾之間的矛盾，進行合法鬥爭，爭取復員。

經過左洪濤的安排，父親吳荻舟和五隊隊長徐桑楚繞開黃珍吾直接去見張發奎，向他申述說：“我們這批青年，本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放下書包，走出課堂，告別父母，從五湖四海集結成立抗宣隊——演劇隊，從事抗日宣傳工作，整整度過了8年，現在日寇已投降，抗戰勝利，理應復員了。”

張發奎對兩隊隊長很客氣，靜靜地聽他們陳述，有時點頭，有時沉思，似乎很感動。兩隊隊長還趁機訴苦，說黃珍吾不理解我們，對我們不公平。他望望左秘書和兩個隊長，說：“我明白了，讓我考慮一下。”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左洪濤送父親他們出來時說，這是他的習慣，決定問題，總要聽聽高級幕僚的意見。左洪濤還說：“我已經和高若愚、陳寶昌、吳仲禧等打了招呼，他們會做工作，你們還是積極準備吧。”

三天後，廣州行營主任辦公廳送來一張印刷精美、署名張發奎的請柬，定於1946年6月21日設宴餞別軍委會政治部演劇五七兩隊。事後父親才知道，左洪濤得知張發奎批准兩隊復員後，立即要副官處首先給政治部、行營高級官員及有關主管部門發請柬，還把請柬送給省、市主管長官，造成既成事實。五七兩隊反倒是最後收到請柬的。請柬的措辭也略有不同，因為五七兩隊是餞別宴會的主賓。

接到請柬，大家十分激動。不過還是兩手準備，雖說論地位黃珍吾比張發奎低，張批准的事黃是不能推翻的，但是黃珍吾仍有可能從中作梗；另一方面，距歡送會只有兩天，兩隊要馬上做好復員準備，宴會後搞個聯歡活動，準備幾個好的、新的節目；物資要迅速疏散隱蔽，行動要秘密，別讓黃抓到把柄。左洪濤說：勝利的決定因素，首先是自己堅定、機智勇敢和冷靜。

餞別宴會當晚，黃珍吾遲遲不到。張發奎有些不高興，派人去催。當黃珍吾走進宴會廳，其他高官都已就坐，黃笑著走到空著的位子，和大家打招呼坐下。張發奎冷冷地看他一眼，站起來講話。講話很短，大意是說五七兩隊青年，出於愛國真誠，放下書包，離鄉別井，在抗日宣傳工作中整整堅持了8年，我看著他們成長，都是好青年。現在抗日勝利了，他們要升學、要工作、要贍養父母、要成家立業，要求復員，在情在理，我都同情。我已經批准他們兩隊復員。

接著他請黃珍吾講話，這時大家都屏住氣，不知道他會怎麼講。黃珍吾站起來說：廣州缺少文化，很想“挽留”大家，不過，“我是軍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張主任已經批准，我服從。”這下大家才鬆口氣。張發奎舉起酒杯，來到兩隊的桌前說：“祝你們前途遠大。”大家也高舉酒杯說：“謝謝張主任，謝謝各位長官。”大廳裡響起叮叮噹當的碰杯聲。

五隊準備的聯歡節目《面幕頌》回顧，1941年他們配屬四戰區時，張發奎送了一面全新紫紅面幕，上有“喚起民眾，抗戰到底”金黃大字。五隊跋山涉水，遠征緬甸的事蹟令張發奎熱淚盈眶。七隊的《千山萬水憶八年》大聯唱，是新創作的敘事詩，用組歌的形式傾訴8年的戰鬥歷程。歌詞大意是：1938年，一群青年，肩負起宣傳抗日的歷史重任，從武漢出發，流動在西南數省的山山水水，窮鄉僻壤，雖然有疾病、流血和死亡，仍然堅持工作，迎來了抗戰勝利，民族新生。在即將離別的時候，將銘記關懷和愛護過我們的長官、朋友們，我們互道珍重，再走上各自的新前程。歌詞感情充沛，全場鴉雀無聲，深受感染。

（圖一：1946年6月21日餞別宴會當日，張發奎等人和五七兩隊合影留念。）

告別晚會的第二天，黃珍吾飛往南京，打算在南京借一塊“大招牌”來推翻張發奎批准兩隊復員的決定。

當時七隊還有30多人，隊務會批准葉霖（解放後改名蘇湘）、王辛農隨東江縱隊北撤，方熒、陳本林、張琢、孫慕新等回家探望父母，鐵瑜離隊隨父母留在廣州，還有三位年齡最小的施明新、劉德林和吳松齡隨隊安全撤退到香港再做安置。演出物資也已妥當疏散隱蔽。

五七兩隊在7月1至4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告別音樂舞蹈晚會”，有反映現實的新節目，有兩隊久經考驗的保留節目。兩隊在西南工作了8年，許多疏散到外地的廣州人都是他們的觀眾，抗戰勝利，這些人從外地回來，看到兩隊有告別演出，都爭相購票，場場滿座，氣氛異常熱烈。

7月11日，大中華電影企業公司拍攝了七隊的生活紀錄片。7月14日七隊全體出席“留法同學會”的招待會，李熙寰也參加了。該會的主持人林楚君和陳伯寧在會上發言：“劇七8年來受著苦工作著、忍耐著，你們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然而你們播下的種子，總要發芽、生根、結果的。你們每次的演出，都有著新的嘗試與創造，努力使藝術與現實密切結合，使多數人看到你們的演出，受到感染，你們給予他們的，實在多過於一切其他的人們所能給予你們的。”

同日，五七兩隊到黃花崗野餐，暢談對撤出國統區後的工作期待。七隊特地鑄了幾十枚紀念章，分發給大家，還給少數回家探親升學的隊員簽發了身份證，並讓他們帶走“集體入黨”的“國民黨黨證”，作為旅途上的“護身符”，確保安全達到目的地後自行銷毀。撤離廣州之前，隊的美術組又協助隊員、漫畫家陸志庠舉行了內容豐富主題集中的“八年抗戰畫展”。

當黃珍吾拿到“尚方寶劍”，把“不同意五七隊復員”的密電發回廣州，五七兩隊早已正式宣告解散，大部分人員都撤離廣州，少數留下的也已經分散到親友家隱蔽起來。8年的抗戰生活以及一場複雜緊張又有濃厚戲劇性的“復員”鬥爭終於勝利結束，五七兩隊共計35人乘上廣九火車安全撤往香港。

（圖二：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行軍圖手稿。）

父親抗戰八年做了許多不同的工作，即使第三章已經寫得很長，還是難以涵蓋。在第三章結束之際，我嘗試概括一下——當然，許多工作必然是集體完成，我也主要是寫“他們”、“一隊”和“七隊”做了什麼，我和母親一樣尊重和敬愛父親的戰友們。

1）任隊長，帶領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從只能用口頭，文字，漫畫，唱歌宣傳抗日的隊伍成長為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專業文藝隊伍；

2）寫作和發表雜文，多幕獨幕劇本，電影劇本，活報劇，木偶劇本，抗日小叢書，文藝思潮史，文藝理論，詩歌，短論，雜感等約150萬字；

3）為提高隊員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在隊內講課；

4）為擴大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參加社會上各種座談會，廣泛接觸文學、音樂、戲劇、教育和美術界；

5）在各地大中小學宣傳抗日，主持七隊在各地辦的藝術培訓班並在班上講文藝理論課；

6）抗戰勝利後設法把隊伍調到廣州，爭取復員，不打內戰；

7）在廣州配合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

8）相機撤退到香港，把一大批藝術人才保護下來，日後他們許多人都成為文藝界翹楚和領導力量。

在父親晚年計劃必須完成的幾件大事中，第一件大事就是寫抗宣隊史，他從1978年、自己還沒有被平反之前就開始組織相關人士回憶和收集資料。1979年9月，先是出版了全面反映周恩來和各隊歷史的《周總理和抗敵演劇隊》；1989年出版了反映他任隊長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歷史的《南天藝華錄》。那是一段令他們所有人刻骨銘心的經歷，許多隊員反映，在隊裡學到的東西，令他們終生受益，難以忘懷，難以盡述[3] 。

而我之所以能夠放心引用、詳細敘述他們某年某月某日到了什麼地方、演了什麼節目，誰人如何表現、說了什麼，當時的背景等等細節，也是因為手上有這兩本書[4]，並且我看到父親和各隊隊長隊員們的通信，知道兩本書的內容都經過相關人士集體回憶、協調確認、嚴謹核實。

父親說過，當時在華共同作戰的英國軍事代表團和美國軍官們也看過七隊的演出[5]。父親在隊史中曾這樣寫：“中國有一句古話：‘多難興邦’，他們不理解。更想不到中國人民經過北伐、十年土地革命、二萬五千里長征後，有著不怕任何困難、任何犧牲的樂觀思想和信念，哪怕在最黑暗的地獄裡，也會看到自己民族的光明前途，從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創造各種奇跡。所以他們看到這些延安創作的富有生命力、有著極大震撼力的藝術表演，十分驚訝地說：‘中國在新生，在苦難中新生！這是中國的奇跡，也是亞洲文化的奇跡！’一個美國14航空隊駐西南地區的地勤人員說：“比我們美國還深沉、有力、嚴肅而活潑。”

“哪怕在最黑暗的地獄裡，也會看到自己民族的光明前途，從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創造各種奇跡”——父親的話擲地有聲，至今還有現實意義。

[1] 《雙十協定》即《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在重慶經過43天的談判簽署。會談紀要涉及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政治民主化、國民大會、人民自由、黨派合法化、特務機關、釋放政治犯、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解放區地方政府、奸偽、受降等12個問題。《雙十協定》以及隨後的“政治協商”，給長期處於戰亂的中國人民帶來過希望，也帶來巨大遺憾和失望。

[2]  張發奎(1896-1980)，1896年9月2日出生於廣東韶關，客家人，抗日名將。1912年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參加中國同盟會。1925年冬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2師師長，次年參加北伐戰爭任“鐵軍”第四軍軍長。抗日戰爭期間，先後任集團軍總司令、兵團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方面軍司令官等職，率部參加過淞滬、武漢、昆侖關等戰役。抗戰勝利後，任廣州行營(後改行轅)主任，1947年改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1949年3月任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7月辭職，去香港定居。1980年3日10日病逝，終年85歲，留下《張發奎口述自傳》。

[3]不止一個朋友看了連載後告訴我，他們從未聽父母講過自己過去的故事，從未問過父母，父母也沒有留下回憶文字，如今追悔莫及；有些朋友父母健在，已經馬上行動起來。我甚至告訴外國朋友：馬上去問一問你的父母、祖父母吧，他們是怎麼度過二戰的？他們是怎麼漂洋過海的……我想，這是我最後的機會，瞭解自己的父母，瞭解中國的脊樑，瞭解中國的歷史。希望朋友們不嫌篇幅冗長。

[4]網上還可能找到這兩本書。另外在北京原革命歷史博物館舉辦過抗宣隊、劇宣隊專題展覽，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也舉辦過相關展覽，眾多有關資料和文物保存在那裡。我主要依據後出版的《南天藝華錄》。因為前者成書於1979年，文革剛剛結束，寫作似多有禁忌，比如“張發奎”只能寫“某地方軍閥”；後者經過更多時間的回憶醞釀，我相信更反映歷史。

[5]我在隊史 《南天藝華錄》大事記中查到這樣的記載：1942年8月14、15日慰勞美國空軍；1945年3月間，慰問“東南美軍聯絡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