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軍政府在香港簽署投降書,港督楊慕琦是英方代表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6年夏,劇宣五七兩隊部分隊員順利到達香港,住在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的青山道。父親吳荻舟對母親張佩華說:“放鬆吧,現在除了窮,什麼也不用怕了,再不怕殺頭坐牢。”

次日上午,《華商報》董事饒彰風即代表香港地下黨來探望兩隊。他看見大家打地鋪,過意不去,但是隊員們卻樂觀地笑道:“天熱,花磚地涼快呀。”

饒彰風約父親到距駐地不遠的何啟明家傳達香港地下黨關於創建一個職業的藝術劇社的指示。據父親回憶,光復已一年的香港九龍,到處還是戰爭留下的零亂和淒涼。他看到馬路兩旁一片被炸毀的房子,鋼筋水泥的樓板七零八落地搭拉著掛在斷垣殘壁上,街道上來往的人也不多。我在網上搜索了1945、1946年前後的香港老照片,對父母當年看到的香港有了一定的印象。

香港大學陸佑堂的屋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整座禮堂只剩屋頂的三角房梁和四堵墻。

香港大學陸佑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直到一九四六年仍未恢復。

(圖一:圖為位於港島半山的香港大學陸佑堂,可以看見戰時被破壞的屋頂仍沒有修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何家坐下,饒彰風說:“上次你來我還忙《華商報》復刊工作,沒有時間和你深談;l941年在韶關,也由於環境不允許,只見過一次,真抱歉!”原來除了l941年秋饒彰風和張琛以《潮報》記者的身份到七隊駐地墨江會館來“採訪”,和父親及副隊長徐洗塵等人第一次見面外,1946年初,父親從韶關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工作後,曾經到香港找饒彰風,告訴他七戰區政治部要兩隊去華東,兩隊決定不去。當時饒彰風和左洪濤意見一樣,他說;“對,不能上反共前線。”

在韶關見面時,父親只知道饒彰風就是青年詩人甫特;張琛是廣東梅縣《民報》的總編輯,因宣傳中共的“三堅持”(),報紙被查封,他就到韶關開了一個“商行”。後來才知道,饒彰風當時已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張琛也是中共黨員。

父親對饒彰風說:“那次短暫的見面後我還幾次見到張琛,可再也找不到你。”饒彰風告訴父親,粵北省委遭破壞後他便撤退了。他們都為以後可以常見面而高興。饒彰風稱讚左洪濤“是個很高明的導演”,利用張大王(發奎)與大特務黃珍吾之間的矛盾,取得兩隊“相機撤退”的勝利,說這出“復員喜劇”演得很生動、很逼真。父親也說,黃珍吾儘管咬牙切齒要抓要殺我們,可是到頭來還奉送我們幾十萬元做路費來香港。

據父親1988年寫的紀念文章《記“中藝”的誕生和成長——並深切懷念夏衍和饒彰風同志》所述,敘舊之後,饒彰風說:“你們為了保存力量,來香港建立職業劇社的計劃,香港地下黨完全同意。我和夏衍同志談過,初步設想是:首先人事上一定要把兩隊的骨幹保留下來。年齡太小的,可以安排他們進學校或送他們回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人口幾十萬,要維持一個職業劇團是很困難的,因此,新建的團,一要精幹,二要設法去南洋巡迴演出,這樣,才能長期生存下去,還有不少具體問題,待以後慢慢研究。五七兩隊聯合起來,政治上、藝術上都是比較強的,大家要有信心。”對新建的劇團今後的方針,他建議政治低調子、藝術高品質,內容健康、花色品種多樣化。他說:“這樣,你們會受歡迎的。你和大家先議一議,再作最後決定。”

饒彰風告訴父親,到報館找他不方便,可以晚上到他家去。父親覺得他善於思考、平易近人、細心幹練、處事果斷。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和陌生的環境,要對一大群青年的前途負責,父親難免感到忐忑。但是見過饒彰風之後,父親心頭的不安消失了。

當時,五隊隊長徐桑楚已去上海做電影工作,副隊長丁波見過在香港擔任地下文委的夏衍後說,夏衍的意見和饒彰風的意見完全一致,不過更具體更全面。夏衍的設想是根據香港和南洋的特定環境以及到過那裡的劇團的經驗提出來的。他說這個地方政治環境複雜,華僑和當地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準、藝術口味不同。一個職業劇社要生存下去,首先要能適應這樣的環境,要滿足不同觀眾的要求,他們要什麼,我們都能拿得出來,才不愁戲票賣不出去,當然,不能搞低級趣味。還有,泰、馬、新、印尼與國民黨還有外交關係,也是要十分注意的。總之:要建立一個政治調子不高(但又不是搞低級趣味)、能歌能舞,既演話劇又演歌劇的綜合性藝術劇社,夏衍建議,社名叫做“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

父親和丁波向大家傳達了夏、饒的指示,統一思想,便進入建社的具體工作,主要是人事安排。當時,五隊留下的人少,都是年齡較大的骨幹,七隊人多,還有幾位年紀較小的隊員。父親找到教育界、藝術界的朋友何平、成慶生等,把劉德林送進香島中學,吳松齡送進中華電影製片廠,施明新送往福建音專深造。

有一個隊員陳碧青,是七隊在梅縣吸收的新隊員,她喜歡音樂,尤其是唱歌,在小學時就得到音樂老師的重視和培養。1944年她尚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有一次全校唱歌比賽名列第一,從此她下定決心要學音樂。l945年3月劇宣七隊在興寧縣演出《軍民進行曲》和《新年大合唱》等節目,她看後非常崇拜,幾個月後,1945年7月,當她得知劇宣七隊要在梅縣辦“戰時藝術訓練班”,課程開設文藝思想史、樂理、聲樂、音樂指揮以及戲劇、舞蹈等,她就興奮地報名考試,被錄取。“培訓班”開學後不久,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本來要學習6個月的課程,提前結業,由於陳碧青聲音條件好,反應快,結業時被吸收參加七隊,她竟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紀念文章《吳隊長是我的引路人》中說:參加劇七是我人生經歷的一個根本轉折,從此我踏上了革命文藝的漫長征途。那時我才16歲,離開了家鄉,告別了父母,一切要靠組織的説明,靠自己的努力。一天,吳隊長主動的找我談話,他說,你年紀小,第一次出門遠行,可不要哭呀,你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大家談談,他們會幫助你的。又說,你除了參加排練和演出外,空餘的時間要抓緊學習。還叮囑我,隊裡的生活比較艱苦,要好好地鍛煉自己。吳隊長親切的話語,和藹的態度,雖然已是50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回想起來,好像是昨天一樣清晰。他一點也沒有領導的架子,就像是我的親人、長輩。吳隊長這次談話,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力量。從此我除了完成好工作任務外,就是抓緊時間向隊裡的老同志學聲樂、學表演、學語言等。到廣州後還聯繫到藝專去聽課、學鋼琴,以提高業務能力和知識水準。我還記得有一次隊裡排演《阿Q正傳》,決定讓我飾演小尼姑角色,當時我既高興又緊張,一方面覺得可以鍛煉鍛煉,可心裡又怕演不好。吳隊長瞭解我的心情後,就親自幫助我分析劇本和角色,提示我該怎樣演好這個人物,鼓勵我要勇於鍛煉,增強信心。那時我雖然演戲不多,但聽了他的話後,確實受到了鼓舞,非常認真地投入角色,進行排練。至今,隊裡的老同志見到我,還親暱地叫我“小尼姑”,可見我演得還算可以。

五七兩隊撤退到香港,成立中藝。陳碧青也隨隊到了香港,她想抓緊時間學習業務,實現從小的願望,到音樂學校去深造,就把心思告訴我父親。父親立即表態支持,並勉勵她好好準備,爭取考上。還說,如果考不上,歡迎你再回來。後來陳碧青才知道,實際上隊的領導層和黨支部已研究過她和施明新上學的事。l947年春中藝離開香港前夕,陳碧青到了廣州,在藝專經過短期專業補習後,到上海考取了國立福建音專聲樂系,又于1948年夏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今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直到1956年畢業。她說:“我在劇宣七隊的時間不算長,但我想,要是沒有七隊和吳隊長等老同志的引路、幫助,哪有我的今天啊!”

兩隊合起來還有30多人,選出父親為社長,丁波和徐洗塵為副社長,父親主要負責對外,丁波負責日常工作和發展黨的工作。據丁波回憶:在馮乃超領導下,中藝除原有的三名黨員(丁波、胡振表、黃力丁)外,發展了鄭達、齊聞韶、徐洗塵、史進、潘予、林宗熹等在香港入黨,成立了黨支部,丁波任書記。支部成立後,馮乃超親自找父親談話,告訴他中藝成立了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自己的隊員跑在自己前面解決了組織問題,父親卻為他們高興。丁波說父親當時“喜形於色”。父親說:“請組織相信我,當然我也設法找黨的關係,儘快把這個人生中的大事解決。”馮乃超說:“黨多年來都關心你、信任你,把你當黨員對待,相信你也是理解的。”
只有母親知道,父親為自己的組織問題不能解決,內心有多焦急。但他要負責全社30多人的生活問題,要儘快演出。父親抱歉地告訴母親:“又顧不上你們了,全社都要沒飯吃啦!我們也要斷炊。”母親告訴他收到大舅的信要托人帶一點點錢來。父親笑笑說:“雪中送炭呀。”

他放下自己的心事,投入工作,中藝於9月1日宣佈成立。

復員時,他們鑽了官僚主義的空子,自動把各人的“軍階”提高一級,多拿了幾十萬元復員費,可是換成港幣也沒多少。安置了人員,添置了必需品,換了服裝,很快社裡財務告窘,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演出。

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找個劇場也得向饒彰風求教。父親去找饒彰風,饒彰風說:“我也正要找你談。”

饒彰風指出,港英當局雖揚言“要把香港建成東方的民主櫥窗”[1],但問題可不那麼簡單。目前國民黨政權還與英國有外交關係,在港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港九還潛伏著國民黨特務,對五七兩隊來香港不會不知道;以後“中藝”還要去南洋各地,那些國家都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使節,五七兩隊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一個月前還要抓五七兩隊,能不破壞刁難嗎?饒彰風要中藝先在香港搞幾場演出,把政治色彩沖淡一點,不能演出像《豔芳酒家》(一出揭露國民黨軍隊腐敗,導致倫常慘劇的話劇)和《還鄉淚》等直接刺向國民黨的劇目。演出名義、地點要好好考慮,這裡頭的學問大哩。一定要在人們的心目中慢慢造成“中藝”與原五七隊毫無關係,只是戰後在香港新成立的職業演出團體,這樣才便於衝出去。這和夏衍的意見不謀而合。兩天前丁波去找夏衍,談到要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時,夏衍也批評說:“你們想幹什麼!”

他們的話使父親想起抗日戰爭時如何迂回曲折地在國統區堅持鬥爭的往事,悟出在新環境中該如何做。他們決定以演出歌舞為主,加一出反映農村反漢奸的歌劇。香港也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2],香港市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不會反對這樣的劇目。有些節目七隊雖演唱過,如《客家山歌》、《新疆舞》、《阿細跳月》、《藍色的多瑙河》等,但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完全可以演。

194510日军签署投降书

(圖二:日本在香港的軍政府簽署投降書。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向饒彰風彙報後,他同意了,並說,再在演出名義和演出場地上做點文章。

自9月1日中藝成立到ll月下旬,他們先後演出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成功令香港中上層社會認同中藝只是一個追求藝術、靠票房收入維持的職業劇社。

劇宣五隊的鄭達在紀念文章《中藝成立前後》回憶:“五七兩個隊成員是初次合作,相互間的不理解不協調自然難免。比如在演出劇目的摸索中,當首演大型話劇《牛郎織女》得不到觀眾的喜歡,賠了老本時,兩個隊的一些人就相互埋怨和指責起來,要不是老前輩夏衍給我們開會做團結工作,引導我們為準備去南洋作巡迴演出而多排練歌舞節目,並終於以歌、舞、劇大會串的形式,在香港取得演出成功的話,那中藝又怎能統一自己成員的認識,找到一條自己應走的演出路子呢?因而那時候,吳荻舟的社長擔子,是不容易挑的,但他卻很好的挑了過來。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副沉著穩重的神態,他那老大哥形象,在我心目中可是越來越鮮明了。”

1997年前後,我曾奉母親之命前去請鄭達叔叔為父親的紀念集《吳荻舟》寫序,他慨然允諾,除了和另一位叔叔楊應彬一起寫《堅強的文化戰士(代序)》外,還寫了這篇《中藝成立前後》,這是後話。

[1] 戰前的香港總督楊慕琦1946年5月復職,提出政制改革,給市民更多參與管治的機會。後任港督葛量洪1947年7月就推翻了楊慕琦方案。

[2]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後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經濟等方面皆受盡摧殘,直到今天仍然有市民和日本政府就“香港軍票案”打官司,也留下戰壕、防空洞等戰時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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