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雲變幻

2 風雲變幻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饒彰風親自安排中藝的三次演出頗具戲劇性。饒彰風的公開身分是香港一張立場、觀點、政治傾向十分鮮明的紅色報紙《華商報》的董事，夏衍、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廖沫沙、張鐵生等是該報社論委員，郭沫若、茅盾等常在該報發表文章。饒彰風的太太何秋明(原名何祖貞，也是地下黨員)卻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他們夫婦從來不在公開場合同時出現，晚上才“殊途同歸”回到“七姐妹”(香港島北角)一條僻靜街道上的家相會。父親吳荻舟只在必要時，晚上到那裡找他。

三次演出，饒彰風都沒有公開出面。第一次，父親在他的安排下去基督教青年會拜訪何秋明，並通過何秋明的介紹拜見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人、英國爵士黃雯的夫人，洽談為女青年會慈善事業籌款義演。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加上何秋明從旁推動，順利地達成了協定。中藝只拿有限的演出費(以解揭鍋之急)，演出場所、推銷戲票等全由青年會負責解決。這次演出場地小，座位不多，但觀眾絕大多數是中上層人士，基督教會督何明華也積極支持。演出效果很好，夫人小姐們看到中藝的青年演員們在舞臺上忙得汗流浹背，都很感動，願把為數不多的千餘元票款贈送給中藝。機智的何秋明對黃夫人說：“他們這些青年，為了救國，十六七歲離鄉背井，成立劇團宣傳抗日，同甘共苦相處了8年。他們都熱愛藝術，捨不得分手。現在追求的是藝術上的成就，下次再為我們慈善事業籌款，找個大場子，多拉些觀眾，多銷些戲票，多給點演出費，江湖上說的幫人場勝過幫錢場!”黃夫人熱情地說：“那好，這錢收下。下次，請我的達令出面找香港政府，你說呢?”何秋明說：“那太好了，黃先生出面，一定馬到成功！他們知道一定非常感謝你!”

饒彰風聽了彙報，興奮地說：“黃雯爵士出面，再好沒有了，中藝要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門走向香港政府的大門。我看，趁熱打鐵，你乾脆向黃夫人提出下次借英國海軍俱樂部，這是輕易不出借的禁地!”

在饒彰風和何秋明兩夫婦的幫助下，在黃雯爵士夫人、名會計師陳一鳴夫人等的推動下，中國歌舞劇藝社果然借到了英國海軍俱樂部，協議四六分賬，雙方都很滿意。兩次演出都是為戰後香港慈善事業義演。演出的劇目仍以歌舞為主，加上音樂造型《黃河大合唱》。兩位上層夫人奔走推銷了不少榮譽票，觀眾除部分英國皇家海軍官兵外，還有親英和少數接近國民黨的香港上流人士和他們的眷屬，一個“為藝術獻身的職業劇社”在香港上流社會中開始立足，一條通過香港上層社會打出去的路線逐漸形成。

有機會演出後，中藝經費緊張的狀況有了一定的緩解。他們請夏衍到社裡做學術報告和對兩次演出提意見。過去七隊在大城市演出後，也請專家、學者、藝術家提意見，寫評論。鑒於當時的任務是宣傳和動員群眾起來抗日，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和中小城市流動，對藝術品質的評價，與今天對專業劇社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在戰爭年代，評論界對他們的短處也多採取鼓勵和原諒的態度。今天不同了，中藝是個靠藝術品質生存的專業劇社，夏衍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他們藝術上許多不足，提出許多要求。大家聽了很震動，明白還要狠下功夫。

當時他們搬到港島東區一座廢置的舊廠棚住，很簡陋，原本沒有間隔，他們用幕布和破舊木板自己動手把統棚隔了幾間房和一個相當大的排練場，夏衍就是在這暗黃燈光下的排練場給他們做報告的。

母親記得，到香港後，經濟十分困難，據她回憶，父親和中藝住筲箕灣，她住西環漢華中學的房子，打地鋪睡了幾個月。她說：“我確實窮得快沒飯吃了，只好去找吳荻舟，結果幾乎沒有車費回來。”筲箕灣在港島東，西環在港島西。我查了一下，1946年香港島只有四輛巴士運行，路線有限，所以母親當時坐的，很可能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俗稱“叮叮”的路面電車。1946年，“叮叮”的單程車資是頭等車（又稱西人車）兩角，三等車（又稱華人車）一角（沒有二等）。那個現在掉到地上都沒有人肯彎腰撿的角子，當時幾乎難壞了母親。父親在一份草稿中寫了如下一筆，可以為母親的記憶佐證：“籌建中藝，任社長，為了解決經濟困難，我將堂兄為我愛人生孩子準備的錢也用進去，致臨產前不久的愛人往返幾公里找我要家用，空手而回。”

（圖一：香港1946年老照片，路面電車“叮叮”經過的地方。想像一下，母親看著這陌生的地方是什麼感受？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尊孔會的負責人之一馬文輝聽說中藝要作第三次演出，主動提出幫中藝借孔聖堂。這個大鬍子是中間派人士。父親後來在許多場合都見到過他，左、右派人士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每次他總是身穿一件中式長袍，默不作聲地站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說話也很謹慎。

父親把馬文輝願意幫助借孔聖堂的事告訴饒彰風，饒彰風聽了臉上頓時泛起笑容，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父親說：“老吳，這簡直太妙了，對中藝去南洋大有好處。能在孔聖堂演出，便再也沒有人記得你們是‘赤色分子’了。我們一定把這功勞奉送給他。你馬上登門拜訪這位大鬍子，請他幫忙借孔聖堂。”

孔聖堂演出收入很少，不過中藝習慣了精打細算，收支相抵還賺了一些。雖說不久社裡又出現開支緊張，還被盜一次，但去南洋巡迴演出的條件卻成熟了。

 

（圖二：孔聖堂創立於1928年，旨在在香港弘揚儒學。大禮堂可容納千人，接受不同政治理念的團體和學派租用，是香港早年重要會場。外貌至今沒有太大變化。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南洋著名僑領、新加坡的陳嘉庚有意邀請香港文教界派一批能勝任教育工作的人去新加坡辦教育。同時在香港聘請教員的，還有吉隆玻和印尼各地。11月初，饒彰風約父親去他家。他說：“你馬上找一位在新加坡的福建同鄉，辦理入境證。任務有二：一是‘中藝’去南洋的時機已成熟，途經曼谷時，找當地的朋友談談中藝去曼谷的問題，看看那裡的演出條件，搭上關係，為中藝去南洋做好前站工作；二是大批進步文化人在國統區呆不住，撤退到香港，工作和出路必須擴展到南洋去，聽說陳嘉庚先生要辦一所中學，你以同鄉關係設法請他擔保一批朋友去新、馬、印尼。”

父親寫信給30年代在上海一起過窮日子搞文藝的馬寧（他抗戰前在新加坡，抗戰時在新四軍，抗戰後又回到新加坡），馬寧很快給父親寄來一張入境證。

父親和丁波去見饒彰風，饒彰風告訴他以後中藝社長的職務由丁波負責，徐洗塵為副社長。據丁波的回憶文章所寫，父親當即表態：“我瞭解丁波同志，相信他一定能承擔這項艱巨任務的。”父親並再次向饒彰風表示要恢復黨組織關係：“希望組織能繼續幫助我解決這個歷史問題。”饒彰風想了一下後對父親說：“你同意的話，可以重新入黨，下一步再設法解決黨齡問題。”父親高興地允諾了，並說：“好，分兩步走吧。”和丁波離開饒彰風向筲箕灣住地走去時，父親頗有感慨地對丁波說：“我這半輩子，雖然沒有背過思想包袱，但對組織關係問題，長期沒有解決，總是很不安心！這次社裡發展一批新黨員，而且多為七隊老同志，我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丁波說：“你這個想法就很對頭!”

據母親回憶，有一天，父親問她柳州有人來了嗎(外祖父母和大舅在柳州)？母親難過地說，來人把這一點點錢用光了。兩個人同歎一聲，相對無語。然後父親告訴母親說，饒彰風要他去新加坡執行新任務，在曼谷為中藝做好第一站的準備工作，然後到新加坡搞教育。母親睜大雙眼問：“改行了?”父親笑笑：“都是黨的工作嘛。”母親滿懷希望：“教育，也是我的本行。”父親說：“這次也許我們可以同行，但你還得忍耐……”

母親被留在香港等生產，她當時懷著第三個孩子，另外也要等父親到了新加坡後以家屬的名義申請護照。她說過，她當時十分徬惶，不想再流浪，想回廣西，那裡有她的父母和弟弟、朋友，也有適合她的工作。但是饒彰風和左洪濤、何秋明都竭力留她，還說為她安排工作。父親的遠房堂弟吳錫仁（在南雄開中藥店）和大舅曾接濟母親。

由於得到泰國安達公司的邀請，中藝去南洋巡迴的路線定為先去泰國，再去新、馬。飛機在曼谷只停留短短兩個小時，父親抓緊時間找到莊世平，通過莊世平找到曼谷天外天戲院的經理譚友六，他陪著父親去看了幾家戲院，瞭解那裡的演出條件。父親和曼谷的“東舞臺”簽訂從1947年元旦起演出80場的合同後繼續旅程，當天飛到新加坡。

父親說：“飛機越過泰、馬邊境叢林上空時，由於氣流落差大，飛機冷不防下跌幾百尺。我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土包子，幾乎把五臟都嘔了出來。”

到新加坡後，父親很快便得到莊希泉、李鐵民、張楚昆等同鄉幫助，見到了陳嘉庚。他非常和藹，專注地聽父親用閩南話說明來意後，慨然允諾擔保一大批朋友到新、馬和經新加坡去印尼。父親留在那裡，進入教育界工作。

1947年初，丁波、徐洗塵率領中藝先到泰國，後到新、馬巡迴演出。中藝在泰國的演出，受到華僑、當地人民及政府的熱烈歡迎，國民黨的使節也表示支持。父親說：“這真是奇跡!幾個月前，我們這批戲劇兵還是‘赤色分子’，‘共產黨’，幾個月後竟成了國民黨駐外使節的座上賓，如駐泰大使李鐵錚竟在使館歡宴中藝全體人員!”

中藝從曼谷到新加坡時，父親以中藝朋友的身份到火車站迎接。他領著中藝打前站的人進入月臺，大家見了他，和他熱烈擁抱：“老吳，老大哥!……”走出車站，還有數以百計的新加坡各界歡迎隊伍，搖旗高呼：“歡迎中藝！”父親興奮地向歡迎隊伍熱情介紹。到了住地，立即舉行了中藝老社員第一次理事會。後來，中藝在新加坡、吉隆玻、檳城等十幾個城市演出，可說是到處獲得成功。

（圖三：中藝1947年在南洋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劇照。）

1947年1月，母親生下第三個孩子、我的二姐之後，坐船到新加坡與父親會合。母親說，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左洪濤幫助下，二舅張國權和小舅張國樞到了香港。孩子劇團早被國民黨解散了。二舅後來去了印尼的巴領旁教書，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小舅先在香港《華商報》排字，後來到東江縱隊參軍打遊擊，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

父親在新加坡期間改名吳昆華，公開身份是新加坡育英學校教務主任，這個安排得到陳嘉庚的幫助。育英學校由海南籍先賢創辦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初時只有十余名小學生，1925年增至四百餘名。太平洋戰爭期間校舍被英殖民地政府徵用，後又被日軍佔用，戰後被荷蘭盟軍作為臨時兵營。1946年復課，同時增辦中學。符玉川整理的《新加坡瓊僑辦學史記》有提及父親等人：“趙渢（前中央音樂學院黨組書記）、吳昆華（任育英教務主任、前國務院港澳組副組長）、李定、汪金丁、何國霑、張偉賢、楊嘉（作家）等均曾在育英任教，師資陣容空前強大。”

父親帶著大姐到育英讀書，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住在張楚琨家。張楚琨是陳嘉庚得力助手、有名的愛國僑領，母親在他府上打擾了將近一個月，才租屋遷出，半年後開始在育英學校小學部任教師。母親說：“荻舟和我一直記著張楚琨先生的和藹大度，他對當時大批經過新馬的文化人給以熱情幫助，至今我仍心銘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