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3回望歷史

我整理了30多份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從1967年8月29日至1969年5月17日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此期間50多份證明材料。這是一些書寫工整、用紅色或藍色複印紙留底的泛黃紙張，有的有頭沒尾，有的有尾沒頭，我為它們一一套上膠套保護，順序放在文件夾裡，分量格外沉甸甸。我希望有一天能為它們找到缺頁的部分（在外辦、外交部的檔案裡大概會很齊吧）。

關於交待材料和證明材料的區別，“交待材料”主要是寫自己，父親寫的“交待材料”包括原生家庭情況、被捕坐牢的經過，抗日戰爭期間工作內容、在香港十四年和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五年的工作情況、家庭經濟情況等等。“證明材料”則是為某人、某群體、某機構、某個時期某個事件牽涉的人物等等所做證明。

母親有一張寫於1968年11月24日的便條：

“這次外調要求是吳和我一起的。共寫了五部分。（1）我和吳荻舟在一起的年月時間。（2）吳的社會關係，回京後到我家來過的人，我的香港婦女統戰關係。（3）我在新加坡入黨時的思想活動。（4）以後要我補充我的社會關係——補充材料。（5）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

1971年12月6日又補了一筆：“整黨中又寫一份黨籍問題材料。”

（圖一，母親寫於1968年11月24日的便條。）

可見這期間雖然只有父親被隔離審查，但是母親也必須按照造反派的要求配合。

這是他們在政治高壓下所做的人生總回顧，摻雜著給自己上綱上線，把自己踩進污泥的成分，不過從字裡行間也看到父母對自己參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生努力的肯定和自豪。看到他們忠厚、懇切、謙卑的人格；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心路歷程，一頁頁、一筆筆記載下屈辱、痛徹心扉與扼腕無奈。

多年後父親講到自己當時的心路歷程曾經說過，在隔離審查初期，他以為只要將歷史事實一一交待清楚，審查的人就會明白他沒有問題。因為，他自認在幾十年革命生涯中，沒有偏離黨的需要，革命的需要，群眾的需要。在他的意識和行動中，這三者應該是統一的。但是，造反派卻逼著他一遍又一遍地寫，引導他“上綱上線”，還動員妻兒和他“劃清界限、“幫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他對此曾經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要我寫自我背叛的認罪書呢？他們到底想要什麼呢？他說，後來他看到1967年12月16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文章，把周恩來親自組建的抗敵演劇隊打成“反革命別動隊”時，驚覺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只是整人材料。

    他說，有時候也懷疑起來：自己的一生，是不是真有什麼當時認識不到的錯誤？他的交待材料簡直就是“鬥私批修”的典範，對自己一點點小毛病也不放過。而成績呢？還是像他一貫的為人，從不爭功、爭出風頭。什麼都是党的領導、大家努力的功勞。

所以在看清“造反派”的目的後，他開始把演劇隊所謂的“罪行”攬到自己身上，例如演劇隊集體參加國民黨，很多人為此挨整，他就在證明材料裡說：“在隊務會上我說了算，是在當時別無他法的情況下做了決定。”

他猜想，自己的處境都如此，領導過他的左洪濤、饒彰風日子肯定也不好過吧。造反派給他讀饒彰風為他寫的證明，都是斷章取義，儘管如此，還是證明不了他有罪，一次又一次，饒彰風實事求是地寫，在嚴刑逼供下寫，怎麼寫，都證明了父親絕沒有造反派企圖強加給他的那些罪行，證明了父親胸有家國情懷，不是一天兩天，也無關個人利益。

從時間上看，父親從8月26日開始隔離審查，8月29日至9月22日的三個星期裡，寫了《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五）》；於9月9日、9月28日寫了《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二）》，9月11日寫了《在獄中七年》、9月15日寫了《抗日宣傳八年》，可以說這是集中寫個人歷史的時期。之後，除了1968年3月18日寫了《反英抗暴》，2月6日寫了《歷史問題證明人名單》兩篇交待材料之外，是寫“證明材料”的階段。

可以推斷，“造反派”曾按照他寫的《歷史問題證明人名單》按圖索驥去外調。同理，要求他寫證明的人物，想必也是在本單位受審查，指出人生某階段的證明人是吳荻舟，於是那邊的“造反派”來外辦外調，要求吳荻舟為那個人寫證明材料。

寫完《蘆蕩小舟》第一章至第九章，我原本以為自己對父親幾個人生階段的經歷已經相當了解，沒想到看完“交待材料”又有許多新“發現”。不過這一章重點是了解父親如何“檢討”和“自我批評”、“上綱上線”——對這種“經驗”不能無知，不能忘記。

父親寫《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五），時間涵蓋1948-1961年。在此先把（一）至（四）匯總，前面已經講述過的不再贅述，請參照《第五章 香江歲月》。

《在香港十四年的工作》（一）至（四）分別寫於1967年8月29日，9月1日，9月7日和9月19日，下面總共引用了27段。

1.（世界和平運動）交給我時，我沒有問個為什麼，也沒去研究黨當時的對外政策，便埋頭去幹。現在檢查起來，這是一件重大事件，不管這工作當時該不該做，必須吃透黨的對外政策再去做。

2.（《華商報》讀書會）這個工作是否做得對？就當時情況說是對的，是適合當時的政治環境的。就廣泛的、大力的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那就更是對的。我今天檢查，主要是後來我整理了一篇關於學習《新民主主義論》的“學習心得”的文章，發表在報紙上。現在手頭沒有，具體有些什麼錯誤記不起來，無法檢查。但，隨便發表有關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文章，是錯誤的。

3.我在《華商報》搞熱風副刊時，和一些作家有來往。當時多數是投稿者，他們的作品內容記不起了。如果有錯誤，而且又是刊登在熱風，或讀者版的，我也有責任。雖然當時沒有嚴格的審稿制度，也沒有專門班子，但稿發不發，是有權的。主要因為當時自己政治水平低，看不出問題。

4.（關於招商局起義）這個工作上我有缺點，即對陳天俊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夠。他居功，

對我們最後對他的安排有不滿。原來招商局有三個副經理：湯傳篪、陳天俊、周魯伯。起義後安排三人的崗位時，我和華東的同志考慮到湯的政治關係和工作經驗比較好，陳過去當過國民黨領使，不是專業人員。在整個起義工作中湯的作用最大，所以決定湯當經理。陳周仍然是副經理，所以陳不滿，後來交通部調他回部工作，對工作安排也一直不滿。

5.1948到1952這段工作上的指導思想是準備五年解放香港的思想。一切群眾組織、群眾教育工作部署都按這個要求辦理。當時我雖是一般幹部，多做事務性工作，但情緒上也是急躁的，盼望早解放的，沒有長期思想，所以工作不細緻不深入，對英鬥爭是不講策略的。比如招商局的13艘輪船回國時，港英企圖籍蔣邦特務阻撓，出面干預，曾考慮組織力量打警察，後來還是據理力爭，港英理虧，13艘船全開回廣州了。

6.民生公司的起義和護產不是我做的，起義後國內派羅民秋同志下去掌握護產情況，他和我一個小組，有聯繫，討論過關於該公司的船回國等情況。7艘（還是5艘記不清了）船是經過與港英鬥爭後開回廣州了。但，有一批物資（詳細內容不清楚）裝上船要運往上海，在港內被蔣邦劫持跑掉了。當時該公司的經理是盧作孚，經手這事。出事後盧回國，在反右時自殺死了。是否與物資（配件）被劫持有關，不清楚。從思想檢查。當時有麻痹。

7.這期間有艘掛外國旗的、七、八千噸的輪船到香港大修。私股企圖霸佔人民財產，將它扣留在香港不開回來，國內要我協助設法弄回來（也派了人到香港同我聯繫），我找海員工會的負責同志（黨員）研究後，組織了一部分海員，利用第二次試車（試機器）的機會，當船被港英允許繞香港島一周試車時，突然在船上宣佈開往廣州。船長是外國人，年老，企圖反抗，為船員控制起來，結果是嚇死了。這個工作雖然是協助派來的同志，但沒有把詳細計劃報告領導，工作組裡也沒有談，就這樣做了，事，雖然是成功了，人民的財產是保住了，但，從組織紀律檢查，這是錯誤的。萬一行動失敗了，就會造成很大的被動。

8.出版方面。其中也出了一些毒草，如黨內一小撮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陶鑄的文章也出過。其他當地組稿的，調子、質量都低。發行方面，每年出口約一、二百萬冊。這些書到港後，雖然大力在港澳和海外發行，但，由於當時我沒有樹立起大力和千方百計發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沒有主動向國內配訂大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所以每年的發行計劃的制定就沒有抓，都由各單位，向國內提出要求，訂購。只滿足於每年一、二百萬冊的數字，政治質量方面就根本放鬆了。現在回過頭去看，比起最近兩年來，大量發行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著作，錯誤是很嚴重的。

9.電影方面。我對“向上向善”這些提法，缺乏階級觀點去認識、批判，看不出這些提法的錯誤，而且只是奴隸主義地去執行貫徹，同時，本身的善惡標準，只是小資產階級進步思想的要求，不是無產階級的標準。像《敗家子》這個作品，當時我修改劇本時曾考慮到必須強調華僑的勞動人民的品質，所以攝製出來，主題就比較健康。在僑鄉放映，普遍的印象都比較好。而且這部影片沒有遭到海外發行的困難。去年10月（1966年），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學習後，大字報上除了揭發批判了“在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這些錯誤的、沒有無產階級立場的提法外，認為香港的電影藝術，完全可以按照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和創作方法去做，可以用鮮明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去製作。這期間電影工作上對劇本的審查抓得太緊，幾乎每個劇本都要看過，有的還要送回去定，對生產數量有影響；其次，群眾的讀書會解散了，沒有用新的形式去代替它，對要求進步的群眾，不能滿足。

10.這時期的電影工作、出版工作。影片調子低，有些影片還粗糙，所以各公司的經濟普遍有困難；書店出版的書調子也低，政治理論的幾乎沒有，儘出一些科技的、應用的和文藝的書（發行是另一回事，這裡只提當地出版）。原因是對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體會不全面，對充分利用這個基地一面，強調不夠。對“愛國主義宣傳”、“勸人向上向善”等，也沒有用階級立場去體會，愛什麼“國”，向什麼“善”，在具體工作上，影片上，書的內容上，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不鮮明。加上鬥爭極少，所以這三年多港澳顯得特別平靜。其實後來（1956年以後）的發展說明，敵人在準備對我進攻。

11.1956年（？）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麥君素陪同一批電影公司的編導人員參加國慶觀禮時，對他們宣佈，鳳凰公司是個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編導人員回去說是半社會主義性質），公司的職工是國家幹部。這是不符合香港實際的、過左的提法。當時我聽了只要他們不要再往下傳，沒有就這問題進行政策教育。這對以後（1958年以後）電影線（主要是國語線）的“關門主義”等“左”的思想傾向有關。當時，我雖不同意那種提法，但，沒有進一步說明為什麼“不要往下傳”，必然地客觀上在他們思想上產生了“只不過不要往下傳”而已，對麥的錯誤意見，沒有加以徹底否定掉。

12.新聞統戰工作上的錯誤。對新聞界（主要是我們的各報）的上層團結多，思想教育少，見面只談業務，少談思想，不突出政治，有事有傳達都在會上談，很少個別深談黨的方針政策。對幹部也是如此，整天事務忙忙碌碌。

13.和謠問題。1956年間，提出“和平解放臺灣”問題，展開宣傳後，謠言很多。一些中間落後的報紙，繪聲繪影，說我們已經在香港談判，或在XX地談判什麼條件等等。當時麥君素（王匡）直接找新聞幹部佈置了有關這一宣傳工作。回來後，有的報紙宣傳上出現偏差，如強調當時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有的就進一步談論到如何談判問題。有一天新晚報突然把外國通訊社一條巴黎（？）的消息登了出來，說我們在那裡談判，提出了幾條具體條件等等。當即出了毛病，我受到批評，思想不通，有委屈情緒，覺得這工作是王匡麥君素親自抓，既把幹部找上去談，又時常有小條子下來指示，怎麼是我的錯呢？後來也一直沒有再檢查自己的錯誤。其實我當時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幹部的作風我更熟悉，我有責任事先就這一宣傳工作在幹部思想上，在自己的思想上吃透中央的政策，把“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和“具體談判”的報導區別開來。宣傳，上級已佈置，可以做，但，“談判”的報導沒指示，就不應報導，而且根據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報導，是十分危險的。平時新晚報的領導幹部的新聞觀點就有缺點，不只一次出事，我應事先交待清楚，我沒有做到，出了事，是該檢討的！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

14.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攻擊斯大林時，XXX搞了一篇“夕夕談”，大數斯大林的錯誤。我看到了，當時就提意見，說這樣做不對。但當時沒有嚴格批評，是錯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對赫修認識不足，對他的攻擊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斯大林的陰謀沒有足夠的認識，和沒有重視。這不僅是政治敏感不夠，而且是對斯大林的偉大認識不足。

15．處理長城公司導演蘇成壽回國有錯誤。當時（1957）蘇受敵人誘騙參加了偽國慶（雙十節），過後反悔，向當時該公司的另一位導演（群眾）交待，並要求馬上回國內，他怕蔣特害他。我提出同意，請示了XX同志，也同意了，就馬上佈置他經澳門回去了。後來敵人造謠說我們把他綁架回去。現在檢查起來，這個做法是錯誤的，應該加強對蘇的政治工作，穩定他，適當安排對他的安全措施，留下在香港和敵人鬥，揭穿敵人的誘騙，就更主動。

16.（新聞方面）三一事件前，港澳同胞不僅成立很多學習會，學習毛主席的著作，馬列主義的理論，而且報紙上也宣傳。三一事件後，提出“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後，通知所有單位（包括新聞、出版、電影）的群眾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讀書會一律要停掉，報紙上也只搞愛國主義宣傳，結果造成正面報紙的副刊調子和新聞版大量報導和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的調子，很不調和。

當時，我也並不覺得那樣做，有什麼不對。雖然我也曾想過，理論上的宣傳和介紹，不等於馬上搞解放香港、澳門；也曾想過，香港是我們對世界、對亞、非、拉美擴散和轉播反帝、反殖民主義思想的橋頭堡、轉播站，那末我們的報紙為什麼不能大力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但，我沒有向上級反映這個意見。這顯然是右傾，是錯了。

17.對帝、修、反（包括托匪）言論，一概不理，我也覺得是右傾。解放前的上海還有各種論爭，為什麼香港不能做？香港帝、修、反的言論機關很多，天天有大量報紙瘋狂地對我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惡毒的攻擊、誣陷，可是我們沒有理它。當然，我們強調正面宣傳，是最有力的對它的反擊，這是不錯的，完全對的，但，我們沒有在讀者中揭發他們、打擊他們。尤其像托匪以左的面目出現，搞“紅旗政策”，很容易在讀者中引起錯覺和思想混亂。所以還是應該採取必要的抨擊他們的言論，揭發他們的陰謀。說“理他們會抬高他們”，這是右傾。當然，我們也不是大小問題都搞，鼻子被牽著走（當然不好）。我們必須抓住主要的、給予打擊，而且一定打得垮。

18.九暴（1956）的宣傳，對蔣狠打，對英指責其“坐山觀虎鬥”這些都是當時廣州的指示，我們都做了，這是對的。但，有一點，我們的報紙，當時一面由於交通（宵禁或暴亂中心被隔絕，我們的記者不能進去）斷了，一面由於群眾用電話報情況，無法核對，因此有時新聞報導上不是那麼確實、甚至失實，當時，我也沒有很好抓這個問題，這是一個缺點。從思想上檢查，不是極端負責的態度，是一個錯誤。當時，各線（主要和工會線）根據工委指示，成立一個臨時聯席會議，由我負責召集，只顧忙著抓各線的自衛的具體鬥爭，安全措施等，忽略了抓新聞的報導，當然是不對的，造成我們的報紙新聞報導失實的政治損失的責任，我應該負。

19.反葛量洪的鬥爭。通過統戰人士口頭揭發、抨擊，是否有錯誤，現在無法交待，當然，有些資料是根據我們的報紙來的，報紙有錯誤，有缺點，也就可能造成口頭揭發、抨擊的錯誤和缺點。現在只交待新聞上的。這次鬥爭政治影響是肯定的，過去香港誰也不敢對統治者指著鼻子抨擊，而且數了他十年經濟上、政治上迫害港九同胞的罪行，社會震動很大。但，具體做法上（主要是報紙），我沒有抓好。有些文章擺事實講道理的質量不那麼高，有些文章人身攻擊過多了一些。記得有一篇文章因此未登完便停了，時間也拖得長了一些。

20.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因為要摸到蔣幫對我這一政策的反應，我沒有掌握好中央的精神。有一次我同意記者採訪並發表XXX（名字記不起來了，伍憲子？[1]）的意見（間接採訪），結果XXX跳出來在報紙上否認，造成我們很被動。

21.（電影方面）電影線為了加強集體領導，1957年成立電影中心小組，仍由羅XX負責。電影工作中，最大的錯誤是“三一事件”後，製片方針（主要國語片）雖然後退了一大步，但，我長期以來，沒有改變國語電影界中歷史上存在下來的左、“右”堡壘分明的局勢，致使國語電影界的統戰工作長期打不開。

22.1956-57年間，我向一位具體領導我的廣東省委宣傳部X處XXX提出，“白開水”製作方針調子太低，他說可以加點“漂白粉”（使它有點味道的意思）。我又對另一位領導XXX提出東南亞的政治環境，各國不同，也不是鐵板一塊，應充分利用，製作點調子較高的影片，後來受到批評，說我太“左”了，我思想不通。

現在想來，我當時的提法有片面性，環境可能變得更壞，光提調子低或者高，不能解決問題，不易掌握。應提，不論什麼題材，哪怕只是社會上發生的一件極普通的、但、它只要是大多數群眾所關心的問題，用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去（藝術）處理，突出問題（突出矛盾），分析問題（矛盾），解決問題（矛盾），而且是為廣大的人民大眾去拍這部影片，那麼，這部影片就是一部好影片。我們就是要多生產這樣的影片。過去我們就是以小資產階級的藝術思想去寫劇本，拍電影。所以拍了一些光明尾巴的所謂左的影片，後來又根據“白開水”和小資產階級的善惡標準，拍了一些勸人向上向善的、白開水的影片，都是錯的，都是起不到教育群眾用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去認識問題的作用的。

23.各公司經濟困難時，有些人動搖要離開。有一次我和鳳凰長城的一部分成員聊天，提到香港電影工作，是革命工作，幹革命工作再困難也要堅持，不得已時，大家房子租不起了，就搬到清水灣製片廠（這是我們投資的廠）的攝影棚去住，大家吃大鍋飯也要堅持下去。”後來（1959）這句話受到批評，說我過左，寧可左到公司關門，搬回國內，這是誤會。我當時只強調我們香港電影工作的意義，艱苦也要堅持。但，現在，尤其讀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抗日戰爭中針對著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日本帝國主義封鎖我們根據地、敵後遊擊區、解放區的困難發表的一系列輝煌著作後，我覺得光強調這一方面是有片面性的，更主要的是應該強調如何抓好製片，提高收入，保證同人的生活才對。

24.1957年春節間，幾個公司成員分批座談時，提到沒有題材可寫，生產困難。各公司出品內容千篇一律，觀眾倒胃，收入下降等情況時，我提到要學學“商報”。“商報”是我們的報紙中銷路最廣、銷數最多、能自供自給的報紙，它的主要長處是港聞版和副刊能抓住各種各樣的讀者，因為港聞廣泛地反映了社會存在的、發生的問題，副刊有各種各樣的文章、小說……各個階層的讀者都能在它那裡找到自己愛看的東西。所以我提到電影也要廣泛地反映社會上存在的問題，現在感到沒有東西可寫，如果大家像“商報”的記者一樣都到社會中去，到群眾中去，廣泛地接觸社會，就會有很多題材，就會取之不盡了。現在我們的影片就是反映社會面太狹，寫來寫去就是身邊的那一些事。這樣不但會覺得題材枯竭，而且拍出來也沒有人要看。

雖然，這是企圖解決題材的廣泛性問題，但，光這樣提，而不同時提我們的電影該為誰製片，為什麼製片，也和“白開水”的提法一樣，不是全面的，非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25.戲院投資，1955-57年都提過，但，沒有抓緊，提上去了批不准，也就擱下了，結果是各公司的影片沒有自己的放映陣地，受戲院商的控制、剝削，各公司經濟一直困難。當時外匯緊也是原因。抓不緊也是原因，所以遲了兩三年才克服了各公司的放映陣地，克服了經濟困難（這時我已回來了）。

26.（統戰工作）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期間，除新聞工作上出了一些偏差和錯誤外，統戰工作上，為了瞭解蔣幫對我政策的反應，我未掌握好中央的指示精神，讓記者和社會幹部出去活動，把接觸面鋪寬了，後來中央糾正了，指示非蔣幫嫡系，不去理他。

27.（其他）招商局的工作。我在招商局工作了七年多，對於招商局的業務，我是主張大力開展的，擴建辦公樓（部分租出去）、擴建倉庫、擴建碼頭、建造躉船、拖駁等。但，由於我不是正面負責，結果沒有及時大力推動，遲抓了兩年。而且建造躉船，在我離開時（1957年7月）尚未搞。其他雖然都搞了（倉庫、碼頭在我離開時已落成，投進生產，公司大廈則到我回國內工作以後才搞），也遲了兩年。否則可以為人民多收許多外匯。最高指示，“抓而不緊等於不抓。”

以上就是父親所寫四份《香港工作十四年》交待材料的摘要。

（圖二，其中一份交待材料的結尾。）

另外每一份交待材料後面都會有“以上交待，請同志們審查”字樣，有一連串口號比如：

    打倒劉、鄧、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革命的大聯合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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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伍憲子（1881-1959）：中華民國政治人物，曾發起中國民主憲政黨等組織，1956年出任香港聯合書院教授，至今網上有售賣他的著作：《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中國民主主義》、《孔子》、《經學通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