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6 何罪之有
根據我為父親吳荻舟整理的“交待材料”清單看，他先是被要求交待香港工作，然後被追究歷史問題，其中重點是坐牢和抗戰時期的表現。坐牢期間的“交待材料”就有《在獄中七年》、《難友列表》、《被捕、扣押、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訪問記錄》等多篇；抗戰期間的有《抗日宣傳八年》、《內地服務團》、《交待材料》等。
各篇內容時有重疊，因為如果造反派不滿意，他都要反復重寫。本節盡量不贅述，重點關注他怎樣交待和批判自己。
母親張佩華留下筆記稱：“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有利他們整人”。通讀、對比“交待材料”後，確實可見這樣的脈絡，初期的“交待材料”以敘事為主，越往後越多上綱上線，言必稱“偽”：“偽長官司令部”，“偽七戰區”，“偽政治部”等——這對我判斷一些沒有標記日期的材料孰先孰後倒是有幫助。
比如在一份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裡，父親在第一段這樣寫：“我最大的錯誤，就是出獄後沒有馬上千方百計找到黨解決組織關係。抗日宣傳工作的八年中，我雖記住入過黨，受過黨的教育，對自己有要求，有約束，但沒有組織關係，沒有黨的領導，不知道黨當時對許多問題的政策（比如，黨對黨員被迫要參加國民黨的政策是‘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毛選752頁）[1]’，所以1942年遇到這問題時只好（1）看別的隊的行動，（2）採取了一些表示政治態度的措施後被迫加入了，加之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主觀世界沒有改造好，不能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結果單槍匹馬工作，犯了許多錯誤。”——有批判自己，但基本上是就事論事。另外在“交待材料”裡談到一個人名“符羅飛”的時候，還是用中性的表述：“隊到梅縣後，有一部分隊員決定和符羅飛（符，留學意大利，學的是什麼抽象派雕塑）去興寧辦中原藝術學院”。
估計這份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是很早期的，在隔離審查沒多久、1967年9月15日寫的《抗日宣傳八年》裡，“符羅飛”前面已經加上貶義定性，變成“是一個資產階級權威（符羅飛）帶頭搞。後來搞不成大家又回來了。”
（圖一：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首頁，張佩華在右上角註“根本找不到”[2]。）
就是這篇《抗日宣傳八年》，前25頁也還主要是按時間軸敘事，到了後半截卻陡然開始把前面說過的事伴以“上綱上線”再說一遍，用上很多“造反派”的語言，言辭犀利地自己質問自己，頻頻“扣帽子”，估計就是造反派對他前面的交待不滿意，他不得已接受了他們的批判、按照他們的批判寫。下面就看看《抗日宣傳八年》後半截的內容：
抗宣一隊的工作量是大的。同樣，我的錯誤相應也是大的。可是我一直沒有認識到，一直認為抗宣一隊當時的工作是堅持了團結、進步、抗戰到底、反對分裂、倒退、投降的黨的方針的，沒有提到更高的角度來分析和認識這個問題，所以一直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且錯誤不是一件，是一貫，因此是思想根本未改造。
一．最高指示：藝術為階級服務的。我在八年反動統治區裡工作，雖然在廣大群眾中演了那麼多場次，那麼多節目，但，也在偽長官司令部、反動軍隊中等反動的巢穴裡演出過，慰問過，這又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呢？這不是為反動的階級服務嗎？尤其1941年以後反動的國民黨已經公開搞分裂，破壞抗戰了，我們還到那些地方去演出，這就更大的錯誤，喪失了階級立場，站在反動的立場方面去了。
還有，我們演的節目，都是表現八路軍、新四軍和堅持抗日的解放區、敵後和延安等廣大人民武裝和群眾的，而我們把這些節目拿到蔣管區演出，不得不把歌詞中的“八路軍”改為“我們的隊伍”，或“抗日軍”等其他詞兒來代替，但，又是穿著反動的國民黨軍的服裝，在唱軍民合作抗戰到底，或舞臺上的群眾在歌詞中歌頌這個軍隊，那又是為誰貼金？為誰服務呢？所以即使不是演給那些反動的官兵看，是演給群眾看，也產生為反動的國民黨貼金，塗脂抹粉替他們宣傳，在群眾中造成了他們在堅持“軍民合作，抗戰到底”。這不是很明顯是錯誤的嗎？不是為他們在服務嗎？
二．最高指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可是我們在偽四戰區長官演出，慰問，反動的張發奎請我們吃飯，對我們的演出表示“滿意”，不正說明，我們舞臺上的形象是他們歡迎的嗎？
偽四戰區、偽七戰區、偽九戰區，容許我們的隊伍到處走[3]，不也說明，他們歡迎嗎？那麼我們就該反對，就該離開那裡，或者不演這樣的戲，不留在反動的統治區。可是我當時還堅持能起作用，還以為自己的工作敵人是不歡迎的，我沒有從實踐的效果檢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所以造成錯誤也不自覺。平常表現自以為是，主觀片面，八年工作不斷存在。
重新認識了抗宣一隊（七隊）的工作及效果，暴露了自己這些的小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對過去自己的工作、思想的結論，不應是肯定的，而應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只有全面地否定自己的階級本性、立場、世界觀，把自己的世界觀移過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才能正確地看自己的錯誤，才能為無產階級的事業服務，才能緊跟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緊跟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緊跟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這樣才能在工作上不犯錯誤，少犯錯誤。
總之，我的思想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對問題還是只看到表面現象，看不到本質，所以實踐的結果，是反動的也看不到。
在這份文件上有很多父親用紅筆寫的旁註，比如“一直認為抗宣一隊當時的工作是堅持了團結、進步、抗戰到底、反對分裂、倒退、投降的黨的方針的，沒有提到更高的角度來分析和認識這個問題”這一段，用紅筆旁註：“當時一定要我認隊是反動的，我未堅持。”又比如“過去我把這一段的工作估價很高，現在要重估價，而且結論是錯誤很大，主要是由於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立場沒有移過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這一段，用紅筆旁註：“極左思潮的例子”。這些紅字很大可能是多年後、比如70年代、80年代兩次寫隊史前後重溫“交待材料”時旁註的。
造反派曾逼著他承認隊是反動的，在另一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寫過這樣一句話：“具體交涉的過程我不知道，交待不出來”。所以母親說“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有利他們整人”，造反派不在乎什麼是歷史事實，只有抓出叛徒、特務、國民黨殘餘餘孽，階級敵人，走資派，才能彰顯造反有理，不達目的他們就沒完沒了地施壓、逼供。
（圖二：吳荻舟多年後的紅色旁註：“當時一定要認隊是反動的，我未堅持。”）
在另一份只有P13-25的、關於抗日時期的遺文，很多名稱前面也是加上“偽”字，特別是，自從意識到造反派的目的是整人，父親開始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當時是我自己決定”，“我的思想‘左’、右傾”，而對隊友們則是百般肯定和維護：“同志們能吃苦耐勞，能樸素嚴謹，認真踏實”，從生活、紀律、演出等各方面肯定抗宣一隊“是一個比較好的宣傳隊”。
下面就看看他如何對自己展開大批判：
（前面缺頁）有誰可以商量，更沒有黨給我請示，給我抓主意，究竟該不該做？該怎樣做呢？當時我是自己決定，這樣想，這樣做了。最近我對《史話》[4]寫自我批判時，一面看到《史話》有那麼多錯誤，一面感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批評了我。毛主席說應該學習中國近百年史，他批評有些人“言必稱希臘，對自己的祖宗，則對不起，忘記了。”因此，我批評自己當時不應該講《史話》。
1945年在梅縣，沒有工作，也沒有搞集體學習，只強調加強大家自己學習，只辦了一個戲劇音樂藝術訓練班，安排了一批同志去教學，我在那裡也宣傳了民族形式，談了文藝為抗戰服務，堅持抗戰。總之，“抗宣一隊”的同志都很年輕，有的參加時只有十五、六歲（如武漢時已參加的孫天秩），最小的才十二、三歲（如1940-1941年參加的施明新、傅月秋），他們是單純的，要求進步的。
3. 生活。“抗宣一隊”生活作風，一般說也是樸素嚴謹的，大家還能吃苦耐勞，能和工、農廣大人民大眾相處。由於不斷流動，自己預備了一套行軍的用具，有軍用火灶（當時還計劃過買軍用帳篷，以便根本不住民房，後來買不到），到什麼地方都是自己燒飯煮水，住祠堂、廟宇、學校（假期）等公共場所，從不干擾群眾，雖然沒有做到三八作風的要求，但也強調艱苦樸素，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出門掃地捆稻草等，而且堅持這樣做。
全體隊員雖然都拿固定工資（當時叫餉），大多數又都是青年，除吃、穿、用外沒有其他負擔，但，由於國民黨統治地區物價波動，天天上漲，幣制不穩，天天下降（貶值），所以一人收入，一人用也並不怎麼有富裕。1940-1941年為了工作需要，自動擴大名額，超編制人員就靠演出收入開支。但，由於“抗宣一隊”是“官辦”的，不是職業劇團，不能老公演，不能老賣票，只好在為XX學校籌款，為XX社團籌基金等名義演出時，要求給一定額的演出費，然後靠全體同志的勞動製佈景、改佈景、製道具、搬佈景、運道具等，把拿到的演出費節省一部分下來，維持日常開支，偶爾也自己公演。遇著青黃不接，或演出費無法借墊時，工資有時發不出，或暫時不發，或全體平均先發一部分，其餘等演出後補發。有時一兩個月發不出工資，由於帳目公開，大家也沒意見。所以生活是清苦而一般安定的。好在，隊的演出一般是受歡迎的，要求義演的學校、團體多，經常有點收入，有時到農村流動好幾個月和在梅縣半年多沒演出也能勉強維持。
（圖三，紅字旁註：只拿生活費，不是工資，沒有級別。）
“抗宣一隊”的演出受歡迎，說明一個事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現在為最高。”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抗日戰爭中，大後方的人民大眾也在進步，他們熱愛黨、熱愛進步的文藝，他們知道“抗宣一隊”演出的劇本《軍民進行曲》、《農村曲》、《黃河大合唱》是哪裡來的，內容是反映的哪裡的生活。偉大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大後方也是要變的，大後方的讀者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越是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而寫的作品，才越有全國意義。”“抗宣一隊”的演出工作，充分說明了這一真理。不僅是大後方的大城市的人民大眾、知識青年（大、中、小學生等）支持隊的演出，就是小城鎮、農村的工農大眾也喜歡隊的演出（在沅陵，在興安演出《農村曲》就是例子）。在桂林、柳州、衡陽、曲江、每次演出的戲票都很快賣完，可預計幾個滿座、和收入。要求義演的社團、學校的主持者也很有信心。
總之，“抗宣一隊”由於工作、學習、生活作風，一般說來，還是比較合民眾口味，神氣不和民眾隔膜，所以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好的宣傳隊。
四．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
“抗宣一隊”在西南流動工作八年，雖然同志們能吃苦耐勞，能樸素嚴謹，認真踏實，但一面由於我的思想“左”、右傾，或形“左”實右，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等缺點，一面由於我沒有組織關係，沒有党的領導，許多黨的方針、政策不知道，“瞎子摸魚”，知道的、學過的一點又體會不深，不會應用，所以造成了工作上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檢查如下：
- 沒有充分利用隊的合法地位多做工作。由於上述原因，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兩面性（抗日時期，其抗日反共各有其兩面性）毫無認識，對團結抗日的形勢掌握不到，因此，該大膽利用的地方，沒有大膽利用，比如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說，“（九）在宣傳問題上應該掌握下列綱領（原文長，略，請閱《毛選》746頁（九））用佈告、宣言、傳單、論文、演說、談話等等形式發佈之。”又說，“這些都是國民黨自己宣佈的綱領，也是國共兩黨的《共同綱領》。……但是許多共產黨員還不知道利用它們作為動員民眾孤立頑固派的武器。”“抗宣一隊”也犯了這一錯誤，只分散地做了一些這類宣傳，沒有集中地、整套地、大量地宣傳這五條綱領，如果“抗宣一隊”當時懂得這樣做，讓廣大的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人民群眾普遍知道，就會起來要求實現這五條，就會暴露國民黨頑固派“光說不練”的欺騙政策，就會起來鬥爭，就會給國民黨製造困難，就會使它感到壓力。
- 可以正面宣傳的內容沒有利用上。如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指出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的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當時，蔣賊為了欺騙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人民和民主黨派要求民主政治，大吹過一輪要提早實行憲政。“抗宣一隊”，因為不願做幫閒，或避而不談，或只抽象地寫“迅速實行憲政，還政於民”（記得在沅陵寫過這樣的大標語），如果當時利用孫中山先生這一段話，寫標語、寫文章加以闡述，既是來自國民黨的宣言，國民黨頑固派也拿我們無可奈何，而且還可以宣傳真正的憲政，擦亮廣大人民大眾的眼睛，揭穿國民黨頑固派的假憲政宣傳，這比避而不談，不知好千百倍。
- 自辦訓練班，辦得少。對個別離開隊的同志說過，隊該是一個流動學校，但，沒有好好利用，其實這是最好做深入工作的方式，對自己也是個很好的鍛煉，還可以團結一些青年。如果每一次回到基地都辦一次，那就很可以做點工作了，尤其像桂林，是有條件的。
- 不該參加“西南劇展”這個活動。當時，我只當是進步人士發起的，党領導的，所以就決定“抗宣一隊”參加了。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相對地減少了對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的工作時間，而且排出來的《家》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多幕話劇，只在桂林、曲江兩地演過兩次，就報廢了。還是沒有做到一分一秒都要為廣大人民大眾工作。當時對黑幫份子田漢歧視抗宣一隊（劇宣七隊）演的《軍民進行曲》，還只覺得不公平，現在才認識到是反對毛主席的文藝路線。所以參加就更是錯誤了。
- 宣傳抗日戰爭要政治民主不夠。抗日戰爭中，要完整地宣傳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而堅持進步，主要是要宣傳政治民主。但，當時“抗宣一隊（七隊）”宣傳堅持團結、宣傳堅持抗戰比較多，比較突出。尤其不敢正面提出反對不民主，只到處寫“實現三民主義”，“實現民權主義”和“迅速實行憲政、還政於民”之類的標語。另外唱了一些要求民主的歌，和演過一次反對不民主的寓言木偶戲《國王與詩人》，及寫過“反對貪官污吏”，“反對奸商發國難財”，“反對空談誤國”等反倒退的一些口號、標語。
- 後期大城市的工作多了一些，話劇演多了一些，相對地也減少農村的流動。“抗宣一隊”的主要工作對象是工、農和廣大人民大眾，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城市工作要做，但更主要的應對工、農和人民大眾的工作，話劇不應作為“抗宣一隊” 的發展方向，西南已經有三個話劇隊，應堅持原有的分工。後期花了很大氣力排了《家》和《法西斯細菌》這樣大型的多幕的，而且都是反映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劇本。工、農大眾不歡迎。只演了桂林、曲江（記不清柳州演過沒有，好像沒有）兩個地方，也很浪費。
- 對國民黨機關的政工團隊不敢多接觸。這個缺點是一面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沒有吃透，一面對反動的國民黨成員缺乏具體分析，缺乏調查研究。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國民黨是一個複雜成分組成的黨，有頑固派（少數），也有中間派，也有進步派。”“要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團結中間派和進步派。”“抗宣一隊（七隊）”當時，不但對國民黨成員不願接近，對國民黨機關的政工團隊也不願多來往，如對經過桂林的偽“教育部劇教隊”和對曲江的“政大”，雖然在工作上彼此（對“政大”）有來往、協作，但平時就很少來往。
五．幾個具體問題
1. 演出《軍民進行曲》、《農村曲》等的“八路軍”歌詞和士兵服裝問題。這兩個歌劇劇本，是反映解放區軍民合作英勇抗日的生活的，按原劇本“八路軍”稱號不能用，八路軍的服裝不能用，改用國民軍的士兵服裝，不但與劇情不符，與事實也不符（國民黨軍根本不抗日、消極抗日），我們全體同志不願意，就是別的團體要那樣演出，我們也要堅決反對。怎麼辦？大家討論後，決定更改，把“八路軍”、“新四軍”改為“抗日軍”或“我們的隊伍”，服裝除不用帽花外，符號和臂章則模擬第十八集團軍的。這樣改，當時，認為基本解決了會不會引起被觀眾誤會在歌頌國民黨士兵的問題，因為在國民黨統治地區，雖然很少聽到第十八集團軍的稱號（聽到的是“八路軍”、“新四軍”），但，國民黨軍隊不抗日、不愛民是大後方廣大人民群眾眼下所見多年身受的，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管國民黨軍叫做“轉進軍”或“刮民軍”（每次國民黨軍打敗仗退下來時，他們的報紙不說“敗退”，說“轉進”，所以叫“轉進軍”；“刮民”則是“國民”的諧音），所以不至誤會舞臺上的“抗日軍”是國民黨士兵。當然，這樣的演出，有缺點是肯定的。
2. “抗宣一隊”（七隊）穿著國民黨的軍裝，掛著軍委會政治部的招牌，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國民黨統治區，大力宣傳堅持團結、堅持抗戰，穿著國民黨軍裝在舞台上（記得後來表演大合唱或集體唱歌，我們已不穿軍裝，已改男的穿工人裝，女的穿旗袍）唱《黃河大合唱》的時候，會不會給反動的國民黨塗脂抹粉，會不會被利用來遮蓋它的反動面目呢？是不是早點撤出國民黨統治區好呢？這個問題涉及對大後方廣大人民大眾要不要繼續宣傳抗日的問題。那時候（1941年以後）國民黨統治區，民眾團體已無法存在，也無力存在，言論（報紙）也受到限制，他們的報紙是不會積極宣傳堅持團結抗戰到底等的。那麼，做不做工作、留不留呢？我的初步意見是：留（當然，這只一般說要留，如敵後某地需要哪個隊去，那又當別論），但要加強黨的領導，掌握好方針政策，大膽利用其合法的地位，面向廣大工農和城中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等，多做工作，因為我覺得喚起群眾，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堅持團結抗戰到底，對蔣賊投降日本，就是一種阻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在一切國民黨統治區域，黨的基本方針同樣是發展進步勢力，孤立頑固派，用以克服投降危機，爭取時局好轉。”
那麼，會不會被利用來遮蓋他的反動面目，遮蓋他的消極抗日呢？當然，國民黨統治區，群眾性的抗日宣傳團體不能存在了，只有這十幾個抗宣隊、演劇隊，國民黨頑固派可能利用這些來裝飾門面，遮蓋它的消極抗日、搞分裂、搞投降的反動面目。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們黨對它的反動的鬥爭，黨對它的反動所發表的嚴正抨擊，徹底的揭露，和大量的事實（他的自我招供）早已把他的反動嘴臉暴露無餘了。毛主席說，皖南事變後，我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使國民黨的地位降低了，我黨的地位提高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大後方的廣大人民大眾，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為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的，利用十幾個隊是遮蓋不住的。
從而，我覺得，如能加強黨的領導，能利用十幾個隊的合法地位多做工作，就該留下，否則，權衡利弊，就應考慮撤退，去遊擊區。
3.到偽四戰區長官部演出的問題。拿無產階級歌頌解放區工、農、兵英勇抗日的文藝作品，到偽四戰區長官部去演出，的確存在著拿無產階級的文藝為敵人服務的錯誤。暫不說觀眾中的國民黨軍官是不是鐵板一塊，士兵是不是會受到政治教育，但，高級軍官（包括反動的張發奎之流）中壞的總會多一些，他們是不會受宣傳影響的，他們只會拿這些節目作為娛樂，而且像張發奎看了說好，我們還會幫他起欺騙群眾的作用，使人誤以為他是支持抗戰支持進步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是犯了為敵人服務的錯誤。如果不在偽長官部演，在街上的戲院裡演，國民黨的官兵願意跑去看，那是既會使他們受到政治影響，又沒有上述那種錯誤作用，是可以做，應該做的。這是分化敵人，爭取中間派、進步派、孤立頑固派的工作。
六．“抗宣一隊”為什麼還能那樣工作？
說到在那樣的國民黨統治地區，為什麼“抗宣一隊”還能那樣工作。我的初步看法，主要是抗日戰爭的形勢決定的。這次讀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著作，看得更清楚了。
本來“抗宣一隊”（其他十三個隊同）是應抗戰需要組織起來的，只要抗日戰爭還在（缺頁）
以上看了父親怎樣反反復復交待和批判自己，反反復復都是想說清問題，想客觀，這樣基本的要求卻求之不得，只能在屈辱中消耗生命。從文革的“交待材料”可以見識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造反派沒有因為父親加重批判自己而放過他，對他的迫害在繼續。
[1] 指1940年4月5日《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共786頁，40篇文章，這是第35篇第6點。
[2] 張佩華旁註：根本找不到，是指吳荻舟找黨。他自從被捕入獄，就失去組織關係，是在南洋工作時重新歸隊。直到1988年才正式做結論。詳見第三章及第十章1的註解。
[3] 關於這一段的歷史，參考第三章，國共合作期間，抗宣一隊為能在國統區“到處走”宣傳抗戰，與各地方當局以及國民黨不同戰區上級主管既有鬥爭，也有目標一致時的合作，但是文革中一概要否定。
[4] 《史話》：指父親1940年代著《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開始是作為講義，後來充實成書。
蘆蕩小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