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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動盪,多少歷史碎片散落尋常百姓家。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和書籍還有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 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網站1967.hk.com,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歷史碎片。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一九六六年年底、如火如荼“造反”的一年將盡之時,在還屬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發生了“一二·三事件[1]”,在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交待材料裡稱此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當時他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以下,是父親交代材料的原文(題目和寫作時間不詳):

這次鬥爭從1966年冬到1967年春。就整個過程來說,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幹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同志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所以取得很大的勝利,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封閉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的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這次鬥爭中,我在貫徹執行毛主席對外鬥爭路線和上級批准的方案、指示時,注意澳葡每次暴露出來的弱點,同時,也注意澳門群眾平時鬥爭少,經驗不多,起來得慢。因此,既要堅信勝利,又要不急不躁,逐步深入,穩步前進;抓住一切機會發動群眾;進行“逐浪高”的鬥爭,把結束鬥爭的條件逐步提高上去,由各線分別提出,最後歸總(一次發覺高低兩套條件同時出來,馬上建議糾正),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下,達到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最高目的。

比如:我們籍組織烈士出殯來調動群眾,擴大鬥爭規模時,看到澳葡不但不敢阻撓,相反非常怕刺激群眾,下令凡出殯行列所過街道上的澳葡機關一律下半旗,群眾愛國鬥爭情緒頓時高漲起來,便把上述的最後最高的條件提出,取得了勝利。

這次鬥爭是由蔣幫搗亂、澳葡縱容引起,所以鬥爭是壓澳葡取締蔣幫,達到目的,就把鬥爭結束了。

在這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提到香港的另外一次“反迫害的鬥爭”——香港“反迫害鬥爭”,

香港“反迫害鬥爭”。這次鬥爭中,我雖然有點怕右,但是基本上是堅持了中央關於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長期生存,充分利用,內外有別等等,和周總理關於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不能影響中央的長期方針,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不能迫中央上馬,還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一場靠當地群眾力量的政治鬥爭等等。看到一些嚴重違反上述方針和指示的極左計劃、設想、行動時,我都建議當時港澳辦公室的負責人加以撤銷、糾正、阻止了。但是,王力之流一開始便加以破壞、幹擾,並通過他們在港澳辦公室的代理人,直接到鬥爭的前沿去背著周總理把劉寧一、王力之流的黑話傳下去,蒙蔽了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搞起了一股極左思潮,偏離了中央方針和總理指示,如果不是總理抓得早,這次鬥爭必將遭到更大的損失。

當時我聽了香港方面向運貨去港的船上要武器,說是“有中央指示”,我很奇怪,曾對交通部方面介紹來的、廣州海運局來反映情況的兩位同志說:中央有指示,一定是通過辦公室下達,我們沒有下達過這樣的指示,可能是香港方面看到港英屠殺同胞著急了,船上的同志聽到港英屠殺同胞,基於義憤把槍給他們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今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請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一下。後來,武器建議撤出來了。

現在清楚了,所謂“中央指示”就是王力說的“要搞點槍下去”(記不准,見外交部最近發的批林材料)。

父親由於中途被停職,鬥爭的後續發展和如何結束,他並不知道。

這次的鬥爭目的沒有那麼清晰,而且隨著“文革”的“深入”,極左的影響波及了位處邊陲的香港,事情變得很複雜,連周恩來也控制不住形勢了。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的李後說過:“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次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二十八萬,減少到十八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五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盛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損失有多慘重,看過本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就知道。難怪有一種說法:經過六七暴動,幾十年的努力全部歸零。

五十年後,關於這次“香港反迫害鬥爭”,被揭發出許多材料,許多父親當年不知道的內情,也已經許多專家學者以及傳媒工作者發掘和研究,我會在下一章《一九六七》中詳細講述。

講一下小孩子記得的1966年吧。1966年初夏,我12歲,小學6年級畢業考試後等待升中考試,沒想到等來“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而且一停就是一年多。我們在學校(北京市西城區青龍橋小學,現在已經併入北京市育民小學)期間沒有發生很嚴重的鬥老師、打砸搶行為,至今老師同學大家見面還感到慶幸。

8月,全國開始“大串聯”,大批南來北往的紅衛兵住進我們學校,教室變成宿舍,桌椅變成睡床。我們則在駐校“軍宣隊”解放軍指揮下幫忙接待:帶紅衛兵登記,領取被褥和餐券等等。我家住的國務院宿舍也有接待紅衛兵的任務,記得那時候來自廣東一帶的學生冬天還穿著單衣,打著赤腳,我們幫忙安排他們到哪裡睡覺、到哪裡吃飯、到哪裡洗澡。

“停課鬧革命”期間有兩件事我一直忘不了。第一件事,我們幾個小孩子在其中一位同學家聊天的時候,她哥哥進來,給我們講解為什麼要組織那麼多個紅衛兵組織。他把一個墨水瓶往桌子中間一放說:“你從這邊看,我從那邊看,就可以知道墨水瓶的全貌。”我有點納悶:為什麼不可以繞著墨水瓶走一圈看清全貌?但是大哥哥振振有詞,我一個12歲的小孩懂什麼?

第二件事,還是那個同學,有一天她主動交待:“我問自己,敢不敢喊反動口號?然後就在心裡喊了——打倒XXX!”。這下子,她為自己惹了大麻煩,不許回家,挨批判,聽別人對她喊:“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這麼多年過去,我記得她的名字,惦記著她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不止一次想,她應該是一個有想法不盲從的孩子,她的人生之路恐怕也不會雲淡風輕。

到了10月左右,我們幾個小學生萌生了也要去串聯的想法,擔心北京火車站不讓小學生上車,於是背上背包,打算徒步走到天津,不過半路截了順風車到達天津,從車窗爬上擁擠不堪的火車,睡在椅子底下過夜,到上海打了一個轉。當然,我們也就是湊一下熱鬧,到處看看大字報,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是位漂亮的南京女孩,通信很久,八十年代她向我求助,我給她匯過錢,後來我去南京還去看她,結果發現她騙了我,這才停止交往,此乃題外話。

近百人的集體照,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吳荻舟作為港澳小組一員身在周恩來接見現場。

(圖一  1966年11月總理周恩來接見港澳代表訪京團,吳荻舟身在現場,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宿舍大院因為名人如雲,很多大人受到衝擊,至今發小們仍在回憶誰家被抄,誰的父母自殺,誰家孩子打死人,抓起來了,誰曾半夜逃到鄰居家躲避追捕。我還記得半夜三更院子大鐵門被砸得山響,各派紅衛兵包圍大院抓人批鬥, 我們只敢躲在窗簾後面張望。

下面是宿舍髮小們的一些難以證實的可怕回憶:

1966年8月份一個下午,一名和善的老奶奶低著頭站在宿舍辦公室門口臺階上,鮮血從她花白的前額上流下來,她是大院髪小的姥姥,也是大院居委會的文化教員,據說她向居民大媽們宣揚了三家村的燕山夜話。我們的一名同班同學(小學六年級)手裡拎著一條軍用白鐵頭帆布紋武裝腰帶,站在可憐無助的老人右手邊。後來這名同班同學說:“那時我們還未成年,難免做一些錯事,蠢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悔不及!”算是認錯吧。

1967年春天一個下午,35中紅衛兵頭子(住本院,姓沈)帶領七、八名紅衛兵,“代表”西城區紅衛兵到院子裡來組織群眾大會批鬥“大叛徒”包惠僧(一大代表、後退黨,歷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國務院參事)。會場就在我家樓下露天戲臺,會上發言、大喊口號的幾名家屬老太太還動手打了包惠僧幾個嘴巴子。沈一看形勢不好控制,趕緊宣佈散會。回憶者記得包的老伴眼神焦慮站在後面馬路邊上,他說一輩子也忘不了她的眼神。

院裡最先因被批鬥不堪折磨自殺的是2組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然後是也住2組的國務院參事陳達邦,他是抗日英雄趙一曼的愛人、長征女紅軍陳琮英(開國中央五大書記任弼石的夫人)的哥哥,曾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老黨員。再有是住19組的一機部汽車局彭局長,不堪被造反派折磨在單位跳樓致死。

16組一位髪小的母親從四樓跳樓自殺身亡。

10組閻寶航曾任遼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1967年11月被抓,68年5月在審訊中遭腳踢、毒打,陷入昏迷,送院死亡。他老伴高素是大院居委會委員負責到各家查衛生。其兒子閻明復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89年後降職使用,到民政部當過副部長,當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可能還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當過社長。

不過在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母親一再叮囑我和二哥、妹妹不要出去惹禍。

當然,除了“受衝擊”,這個大院本身的能量也是很大的。髪小們記得,文革一開始,大院裡不少大哥哥大姐姐從學校拿傳單回家,比如《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等等。大意是天下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們就是要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等等血統論的內容,應該和這個大院的孩子本身的優越感很有共鳴。孩子們接受影響、擴散影響,打倒別人的父母,然後自己的父母也被打倒,一朝當上“西糾”、“聯動”,沒幾天又被抓被關,飽嘗翻雲覆雨的滋味,很多發小的人生都顛三倒四。最後有多少人反思,多少人回歸正常人,不得而知。

我家多次被“抄家”,與香港沾邊的證件和照片大多被沒收或被毀,古典音樂的黑膠唱片只餘一地碎片。父母吩咐我燒書,那都是家裡收藏的中外名著、民間故事和童話,分門別類裝在精美的硬殼紙盒裡。我坐在廚房一角,身後是一座“書山”,燒煤球的大灶燃著熊熊火光,看一本燒一本,看一本燒一本,幾天才把它們燒完。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們偶爾會閃出來告訴我:“你知道這個故事”,僅此而已。由於當時囫圇吞棗,我不但不記得作者、出版社和年代等等基本信息,連故事也常常混淆。所以我從來不敢“掉書袋”,雖然後來又看了很多書,但是總覺得自己知識結構有缺陷。

[1] 澳門一二·三事件:葡萄牙人十六世紀中葉起獲准居留澳門後,明清政府在澳門繼續行使主權,設有衙門、海關、稅館等。但是1846年葡萄牙駐澳門總督一改百年做法,不單武力驅逐中國政府衙門,更在1887年逼迫沒落的清政府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從此葡萄牙全面殖民管治澳門。1949年後,中共對香港的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適用於澳門。一二·三事件幾乎可以說是澳門歷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反對澳葡政府的事件。那年11月中旬澳門離島發生騷亂,起初只是建築工人在華僑盧氏捐出興建學校的三棟平房屋頂上清理危險瓦礫,因為政府並未批准興建學校的規劃,政府派出手持藤盾和膠棍的警察鎮壓,事態擴大,12月3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由於歷史原因,澳門左派力量比較強,澳葡政府被迫簽了“認錯書”。事後葡萄牙政府喪失了在澳門的管治威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實上控制了澳門,左派勢力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事件期間,香港左派曾經組織幹部前往“取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不能自己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1966年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接見紅衛兵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 不能自已

這時候,中影除了他們的“紅色造反者”外,還有“紅軍”、“公社”、“孺子牛”、“延安”和“紅色青年”等眾多組織,“周圍在醞釀著一場大的鬥爭”,不斷在“分化”、“團結”、“推過去”、“倒過來”,群眾和幹部、群眾和群眾互相炮轟。

3月15日母親記述:“到公司後(星期一)看見紅軍的大字報(延安也附和)說不該解散黨委、支委、團、工會……後來政治處被公社加了封條,我找到了第一號通令,上面寫的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因此我的發言:(一)1.如果錯了,我願在將來受黨紀處分;2.我翻閱主席著作,瞭解黨委的定義,等於一個班,班爛了,是可以解散的;3.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4.社論說奪黨政財文大權,不解散,如何叫奪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必考慮措辭;(二)看了紅軍的大字報,5.不該奪權,那麼該恢復了?是有職無權呢還是有職有權?那還奪什麼權?6.公社封政治處,是反奪權的信號。紅軍的大字報,是為反奪權製造輿論,根本是要復辟;7.黨章在,黨的組織在,只要黨員認識統一,思想統一了,他們就會開會重選支部,甚至黨委,任何人不能干涉。”

有人很左,“沒了政策,就是圖痛快,一天一張大字報,弄得這幾個青年眼都紅了,幾乎認不得我們,我已成了他們眼中的保守份子。他們的冒險主義思想是危險的!不能不警告。”有人同意母親的意見,有人指罵她“不配做黨員”,有人說母親在“紅色”內部起不了什麼作用,“你的理由沒有說服我,你應該暫停職務”,也有人替母親擔心。有人拒絕去搞“黑頭”的工作,說“搞不過這十個老滑頭”、“老狐狸”,想站在中間,等到“適當時機”站出來;有人很聰明,不肯鑽進去,要站在圈外。

眼看一些“老運動員”怎樣保護自己,母親還是不放棄:“‘紅色’的危機是‘我’字當頭,單純軍事觀點,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左傾冒險主義,置群眾意見於不顧。”她恨自己不會寫大字報,責問自己:“我為什麼不能克服,幾宵不睡,寫不出來嗎?”

母親和她的戰友輪番談話,有的人竟談了九次……“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的心很不平靜,我很怒!很不通!為什麼你們自己不行動,卻指手劃腳,這不滿,那不滿,人家是危機,有錯誤,需要的是鬥爭,是幫助,是以對黨負責的態度去工作,去克服困難,不是為我擔心,是為黨的事業擔心!”

她的談話似乎產生了一些成效,幾位戰友有所統一,3月17日她寫道:“基本態度1是參加進來,熱情幫助,應該肯定核心的這幾位同志的優點,長處和過去的功績。拉他們一把,更何況他大方向是對的。2他們只是普通群眾,馬列主義水準有限,能力——階級鬥爭的經驗、組織能力、政治水準都有限——他們現在也幾乎拿出吃奶的力量,而我們黨員卻沒有人出來像他們那樣造反,對比之下,也該有愧。3現在,不少同志怕麻煩,怕責任,工作不敢做,我們應該承擔起來。否則,他們幾個人,怎麼搞呢?我以為對他們,只有在他們明顯地不按主席思想辦事,不按照十六條辦事時,我們才能改組,現在,不能說,只能仁至義盡地保護、幫助、提醒、開展批評自我批評。”

看得出來,1. 雖然“紅色造反者”只有十幾個人,但是能量不小,在幹“大事”,母親還負一定的責任,壓力很大;2.母親很“正統”,沒有歪門邪道,沒有為自己著想。3.他們的目標是推動三結合,為此還相約到中央文革北京組諮詢。

接見他們的是一位解放軍,當母親問:“觀點一致的時候,黨員還可以結合起來嗎?”他說:“我黨有總政策,也有具體政策”,“一定要和群眾結合,吃透兩頭——一頭是社論、政策,一頭是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要旗幟鮮明,起作用,發揮黨性,緊密地和群眾在一起”。他模棱兩可,並沒有直接回答黨員是否可以結合,母親卻覺得他的話說明自己的看法基本是對的,增加了自信。

3月19日是星期日,“昨天去清華大學串聯,下午又到‘八一’中學參觀‘聯動’展覽。‘八一’是個高級軍幹、革幹的子弟學校,孩子三歲入幼稚園,初中畢業出來,就住在這個養尊處優的‘大觀園’裡。這個‘大觀園’,原來是個王府,解放前是(同仁堂)樂家的別墅,樓臺亭閣,有半個頤和園大,孩子們從家到校,十幾年,完全脫離社會、勞動人民,成了特權分子,這就是‘聯動’孩子們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的由來。把學校破壞得一塌糊塗,罪行累累,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後,這些孩子不是修正主義的接班人、中國不變顏色才怪呢!”“清華‘井岡山’正批判‘論造反者’(出身論)。”

人群圍觀從許多人家被沒收的“四舊”——家傳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所有被認為“四舊”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鼓勵“破四舊”。

(圖一:破四舊——文革中由毛澤東鼓勵、被造反派發揮到極致。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幕:人群圍觀抄家“成果”,各種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任何造反派看不順眼的東西。)

下午又有人到家和母親談話兩小時,母親寫道:“我沒考慮談話的技術、分寸(當然不是一點沒有),因為那麼一想,我就要失去談話的勇氣。我把對大聯合、三結合,對公社的分析,對中間人物的看法,對‘紅色造反者’的內部四分五裂、我的這個召集人的作用等等,都和他談了。”——原來母親是召集人,怪不得壓力那麼大——“忠言逆耳,也許他們和我一樣,也是頑強地認為自己對吧。”

母親的日記裡多次出現鄺志良鄺叔叔的名字,母親就是和他“談了九次”。其實不止,此後,在母親3月23日至4月21日的日記裡,鄺叔叔的名字更頻繁地出現,記得母親晚年和這位叔叔常常打電話互致問候。

3月23日,是個星期三,母親請病假一天,鄺叔叔來家裡談了一上午。母親寫道:“他今天交心了,對我在‘造反’後直到奪權那一段沒找他很傷心,生氣。因為那時他最需要人家的説明,而我卻過門不入,他把我找過他幾次,如何說話,等等都記下來了。記得真細!我哪想得到!他先聲明,有怨氣,話會很重,要求我聽下去。我聽了,我肯定他講的好,講了我就放心了。對我是擊一猛掌,是同志式的,但也是我政治水準低的大暴露。這是一面,另一面,我認為他也不主動,我看得見他在避我。又說自己要理出思路,理清自己的問題。我瞭解他的心情,因為我這一段也孤單,因為只是我主動找他,他沒找過我……過去我也找過他,說明今後雙方都要主動。這次談話,對以後合作有好處,我們的信任應該說更進一步了,但我太粗了,幾闖大禍。今後該怎辦呢?還是主觀太多,群眾觀點太少,政治太少。”

他們約定分工去和別的戰友談話,把幾個人都聯合起來。鄺叔叔告訴母親某人對她的意見,母親一聽,“嘿!豈有此理!”“過去他是非‘紅色’不參加,沒被吸收,現在狠命的出氣,把我也夾在裡面”,“前一天還說時機不成熟,不能動,今天我們把時機弄熟了,你立刻長了牙,咬人了。”

母親約大家一起分析形勢,列舉了“兵團”奪權至今的錯誤:

  1. 地位變了,是主要矛盾方面,回避了這一點;
  2. 繼續抓大方向——鬥批沒抓緊;
  3. 繼續抓大方向——大聯合、三結合沒搞好;
  4. 說“戰略上右了,戰術上左了”,豈不全錯了?實際上是單純軍事觀點,矛頭對的不是當權派,是群眾,危險得很;
  5. 和公社的矛盾僵了;
  6. 核心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隨便給人扣帽子,沒有群眾觀點;
  7. 不認識錯誤,不接受別人意見,整風會上別人提意見,立刻解釋

……

母親發言簡單說了一下自己“造反的經過”,“中間看得到的問題也提了意見,有些錯誤自己也有責,但是,到目前已在‘紅色’無所作為,已幹了,思想改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為了顧全大局,我認為目前還是要支持他們,幫助他們,鼓勵他們,有人說該撤換他們,目前不是時候。他們不冷靜,沒有政策觀點,把自己引上危險的道路,我們如何幫。”“目前大方向:三結合,大聯合,鬥資、當權派,如何抓?雙方僵了,什麼也做不成。幹部也不敢亮相,如何解這個結?幹部在三結合中必須首先鮮明地站在革命群眾一邊,現在我們有兩派,兩派都有錯有對,誰是革命的,他們不敢下結論。大聯合,‘兵團’一個勁的打,僵了,合不成,有了成見。是革命的幹部,對這個現象該有一個分析,一個看法,研究雙方分歧的性質,如果主要是認識,應該促使雙方接近,聯合,而不是抹稀泥、觀望,或火上加油,這是完全錯誤的。”

大家同意母親的意見,說要分頭進行。

母親寫道:“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不能自已,停不下來,我一心一意要戰鬥,要搞好。”“只是心裡激動得不能自已,哪裡來的這種感情?”

母親似乎沒意識到,這是她積攢了幾十年的革命熱情。從1938年在抗宣一隊被父親勸退養家,到1948年在新加坡被父親“丟下”(詳見第三章和第四章),如今遇到這個“大革命”的機會,四十年的熱情一朝噴湧,也難怪她不能自已。

可是情況比她想的複雜得多。3月27、28日,她看到她的戰友們在樓上開會,特別是下午,已經在討論成立新組織,宣言內容等等,卻沒有一個人向她解釋一句,看到她,包括幾天前還曾向她“交心”的鄺叔叔——據說是“主席”,大家都不出聲。

“看來我的困難處境近在眼前了,要有精神準備。”

28日中午,母親和鄺叔叔再次談話一個半小時,晚上,再談。鄺叔叔質問母親對他的看法,說不理解母親,問她“對兵團的擁護有沒有界限?如果它一直滑下去,難道我們也跟?”他“奇怪和責怪”母親為什麼不參加一個新的“不站在這邊或那邊”的組織去促進他們的大聯合。

母親“以誠實的態度、誠實的語言向他說明:我不參加,他們也不要。”一邊是“革命造反派”,一邊是“保字號”;戰友們表面上有商有量,卻

存在許多矛盾:誰“私心”多一些,誰“一盆漿糊”,誰“總想有人給打保票”,誰“翻臉翻得快”,誰“投機”,“和稀泥”。

引號裡的都是母親的觀察和記錄,讓我們窺見文革期間人們的紛紜百態。

母親認定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深感“一個腦子不夠用。心死了嗎?碰了釘子,一出門就栽了!”

但是母親很頑強,很有鬥志,3月29日她去參加批判肖望東。在文化部大院裡,“保字號衝擊了三次,我們能批判肖,是總理批准的。他們衝擊時,我們保衛,我也去‘吃了一口梨子[1]’反擊一下,丟了一隻鞋,但是親身體驗了一下。”

母親寫道:“原來階級鬥爭是如此‘無情’。不要緊,我要補課,一定要‘親口吃梨子’,別人笑駡由他。”

晚上鄺叔叔來電話,他們還可以交換意見。那個晚上還有另一個電話找母親,說有人冒充母親的名字打電話給鄺叔叔挑撥離間。母親寫道:“有趣,也太複雜了。如果我在20年前這樣過就太好了。現在遲了。”

20年前,即是40年代,母親果然對未能如父親般早早投身革命耿耿於懷啊。

4月4日,“首都電影界革命派聯合委員會成立,共有九個單位參加,我們的兵團為成員之一”,那就是說,母親他們的努力還是奏效了。但是一直到這個筆記本最後一頁,都可以看到暗湧不斷,人人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唯我獨尊”,母親始終處在被抱怨但又有點重要的微妙位置,4月6日,“今天中午和‘紅色’四個頭頭談了一陣,實際上是我談他們聽。”

母親似乎是在如履薄冰地處理著每天每時的重重危機,4月6日晚上鄺叔叔來電話時母親說:“對錯誤,我以為過去幹時,就是那個水準,今天回顧認識了缺點錯誤,總結了幾條,為的今後改正,繼續工作。今天再不吸收經驗教訓,是不可恕的。”“鄺同意這個意見。”

這個本子最後一篇,4月21日,星期五:“今天下午2時-9時,和鄺在家裡‘閒話’。”在漫長的7個小時“閒話”之後,母親這篇日記內容有點總結性質:

1分析了公司運動形勢——兵團方面、公社方面,文化部,社會上。檢查了兵團優缺點,特別對缺點的看法。”“我們要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我們國家出的事情,理解毛主席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些矛盾,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群眾有了缺點錯誤,該怎麼看?群眾已承認了錯誤和改正了錯誤,就是前進,前進道路上的缺點,要用正確態度對待,不能死咬著不放。

2公社對我們的看法:a.公司階級鬥爭的蓋子沒揭開(17年來的)。b.我們是保護舊勢力,所以打擊解放軍,因為他們是勢不兩立的。C.兵團的一小撮人是不可信賴的——唯出身論。公社的這些觀點,是“進口貨”(外面抄來的)。我問,怎樣才叫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呢?

3對“學習小組”的看法,他很頭疼,但沒準備立刻放棄。我告訴他,旗幟必須鮮明瞭,路是毛主席指出來的,但要我們邁步走,有的人走得到,有的人走不到,有的人不動,有的人走反了,有的人跌倒了爬起來再走,有的人就此躺到了。看人要從本質上看,現象已經太多了。

4對兵團內部一些問題的看法。兵團的形勢大好,人心安定,核心穩住了,看得見是學游泳,是前進中的困難。

5我勸他到兵團來,工作需要人,不要投公社,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幹,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不能包辦。

最後我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筆記本淡淡的墨蹟,承載著濃濃的時代烙印。今天我已無從知道中影那些群眾組織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些人事如何發展變化。更多的是看到那個年代的混亂和母親的單純。我相信她學到東西了,否則不會在許多年後對“紅色造反團”整的黑材料說:“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詳見第五章)。

 

[1] 吃梨子:指毛澤東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3造反有理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造反有理 

    在父親吳荻舟執行“資反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被“反資反路線”的同時,母親張佩華卻是全情投入她工作的單位——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工作組和資反路線。

母親在1966年7月6日的日記裡形容他們四清結束回京那天的情形:“下了火車,沒人來接,大家懷著不安的心情。出了車站,看見了馬桂棠等幾個人。來的人不敢伸手,接的人冷冷冰冰,說明家裡的情況有很大變化。後來,政治處來接的同志說話了,幾句必要的安排。分配了車子後,馬桂棠同志解釋了幾句:‘來的人中有左派、右派和反黨分子,我們很為難。’大家沉默了,我想聯繫了自己吧?自己是什麼派?”

花了一天半流覽大字報,母親瞭解到,“群眾現在等待我們,要看我們是什麼派。從大字報看,洪丁李[1]成了黑幫的頭目,中影是個小小的‘三家村’”,“洪丁李和楊少任的歷史關係,過去聽說的是楊對群眾的打擊報復性很大,現在(聽說的)是楊給洪丁等人在62年反右後翻案時狠狠整了一頓,痛哭流淚,氣上加病一命哀哉!主要由丁達明包辦。他們的是非本來沒大關係,但是涉及到奪權,問題就大了。”(7月6日)

7月20日起開始“鬥爭洪臧”,陪鬥的有另外七八個幹部,母親提到他們的反應:“真沒想到毛主席會來這一手!”“開始,他們一定沒想到是這樣的場面,還有點不在乎的樣子,一進場子,氣氛變了,他們才有些‘在乎’,這兩天鬥下來,看來,洪臧也有些‘蔫’了,但丁李還很不服。”母親表示“又高興,又緊張。思想認識跟不上去,到現在為止,落後一大段。”

至10月,有四篇大會記錄:

一.傳達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結合批判四清運動形“左”實右,發動群眾特別是青年人除四舊、立四新;要觸及靈魂,從個人改造做起;

二.薛磊講話,內容是“不要當絆腳石,不犯方向上的錯誤”,學習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工作隊是“鎮亂隊”,鎮壓群眾,不信任群眾,幾乎把革命扼殺。“組織上是黨員,思想上是不是呢?林總還要拼命的學!”“林總說:要有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道德,必須破資產階級的舊,時刻記著主席一字字一句句作最高指示,苦學苦讀,改造自己”。“周恩來的評價:‘21個字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創舉’”。

三.趙偉講話。一是要放手發動群眾。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舉,工農兵是運動的主力軍,學生是這次革命的先鋒隊。十六條是強大的思想武器。叫群眾自己在運動中識別哪些是錯的,哪些是正確的。不怕亂,這場革命是觸及靈魂的、廣、深的革命,我們與之不適應的,堅決去改。過去許多舊框框,現在紅衛兵好得很,來機關熱烈歡迎,堅決支持。毛主席是紅衛兵的統帥,很講道理。二是思想上、工作上的舊框框,不適應新形勢,提出問題要立即答覆。辦法是在群眾中產生的,多商量(和紅衛兵)。有事商量,不要老請示上面。這次國慶,外賓來,就給他們看大字報,有介紹信給看,沒也給看。三是代職要做好工作,運動壓倒一切,運動和工作互相支援。

四.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17級以上幹部,聽了主席教導,該有新理解,新表現,新創造,新前進。2小將造反,好得很,不是糟得很。如何看待是立場問題。歡迎群眾揭發批評,事後也愉快,因為是幫助自己改進。3引而不發躍如也——即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不要指手畫腳。4領導幹部要做執行政策的模範。林總說十六條是文化大革命的具體行動綱領。一切按十六條辦。

兩種人:一種人拼命學毛澤東思想。有人學得好,挨打擊,因為那時中宣部陸等把持,他們說學毛主席著作像吃火腿,反對立竿見影。說學好了,打起仗來都是漢奸叛徒。一種人不學毛澤東思想,處於落後或中間狀態。

對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兩種人:一種人重視政治思想工作。一種人不重視,甚至搗亂。

幹部對待工作也有兩種人,一種人有幹勁,工作有成績,但急躁,得罪人不少,運動中大字報多,大家要求罷他的官。另一種老好人,什麼事不做,什麼鬥爭不參加,人事關係好,大字報也少,選舉的時候能得全票。

所以對幹部要全面考察,全面排隊,全面調整,根據主席無產階級接班人5項原則提出3條方法:

1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2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

3有無革命幹勁,完全無幹勁的,罷官。

不知道經過怎樣的排隊、提名、選舉,10月15日母親的日記記載:“昨天,14日,同志們選我為輸出入處革委(會)委員。分工時,同志們又推我為副主任。”母親負責辦公室工作,“同志們說:要‘敢’字當頭,我也一口答應下來了”。但是她又說,“怎麼搞,我還不知道。”“我不善於組織,幹活亂糟糟,現在要搞千頭萬緒的辦公室。”“你們算是對準我的弱點轟了。”

母親負責的事包括更新科裡語錄版上的語錄,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天天過電影”,值日(打掃衛生)等等。

11月24日母親寫道:“該怎麼說呢?學習老三篇,背熟它。多少年來我沒考慮背一篇什麼”,“由於科裡對公司資反路線的看法有分歧。柴(雲珠)等看我們是‘保守派’”,“他們的批評(從頭到尾執行一條資反路線)我們也不同意。本來是討論、辯論、學習,但是情緒不對頭。特別是黨員之間。”

為了做值日,母親七點半就到公司(也就是早上六點半就要離開家),可是有人到得更早,“值日又給許蔚文做了”。“這一個星期精神不大振作,小組長沒當好。毛著學習、講用小結沒抓,日程沒傳達。今晚小結沒結好。因為我打算給柴或李參加的,結果他們要寫大字報,不參加。我臨時抓,當然抓不好了。”“荻舟今晚不回家,怕早上來不及去(6點到),我忽然很不安。早上沒囑他回來。晚上電話告訴我大妹來信時,我也沒提醒他。”

當時我去了“大串聯[2]”,是從上海給父母寫信。

我在母親珍藏的家書裡,找到公公(我的姥爺)的兩封信,信中提及我去串連的事,也體現出老人家對世事的看法,摘錄如下。

張若虛寫一手漂亮毛筆字

張若虛肯定張佩華放手讓兒女們出去大串聯,年紀輕輕經風雨見世面。

(圖一:公公給母親的信。老中醫的毛筆字,“古”語法,沒有標點符號,加上合肥話,辨認頗有難度,在我和妹妹的努力下認出99%吧。)

公公在給母親的信裡說(我加了標點符號):“培兒來書獲悉,您們都好,安慰。小弟[3]前來佛山在這裡住一天,次日返廣東。他比前不管怎的總算進步了,您說怕做落後分子,我說無怕,只要人的思想不落後,人就不至於落後,不是嗎?況您們處的地點不同,中國文化思想中心,人只要求進步就不至落後何。小妹比小弟小,她也能闖到天津,雖然自動是他們而主動,此不是您她又怎麼闖呢?只一點看來就不能算落後了,您想對不對?”

張若虛一手漂亮的毛筆字

張若虛寫給筆者的毛筆信

(圖二:公公給我的信。)

公公給我的信裡說:“輝孫如見,前曾來信給您母,不知收到不曾,念甚。您二哥曾來佛山,因無車開京,故於此地暫過一時。後來我送他去廣州探聽車子有無,將好只三天就有車開北京。您來信那天他已開車了,不知現在已到否,迄無信來,令人想往耳。您們現在真是幸福,論您年齡,比您二哥要小,論您個子,不比您二哥矮。這文化大革命,只要孩子們知識增加,個子雖小,自能從北京到天津,家裡能放其出去就不太簡單了,不是嗎?自然到了上海,上海是不平凡的嗎。投在上海各地走走看看,並見到了各種展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怪您內心高興而興奮,確實是增加不少知識和見解。現在您們學校想是暫不開學了,文化大革命尚未徹底完成,您明年4月還需出門串聯,這樣看來不是還早嗎。我很希望您們努力籌備您們明年的事,如有在外特殊收穫,更盼望您通知於我,也使我興奮而高興,可以嗎?”

我把公公的信掃描發給家人們,一位表妹回復:

“真不知道我們的公公(我該叫爺爺)有那麼一手好字。在我印象中沒見過他寫字。公公是個老實人,常在佛山廣州兩地跑,佛山自種番薯,提著一藤籃子給我們分享。心目中的公公特別痛我,一次,我生病發燒,拼命讓我喝水,用被子捂我一身汗,我受不了,在床上亂動,他跟我急,乾脆坐在床邊守著。

他說話聲如宏鐘,一口安微話我們會聽七八成,要是小朋友來我家玩,全然聽不懂他講啥。”

“文革大家忙,父母到幹校就留下我們四姐妹,公公偶爾也會從佛山來廣州小住一兩天,他也很不理解為何父母會拋下我們,話也不多,來去也不會打招呼了。回想起來,應該是找兒子吧,佛山見不到小兒子,到廣州又見不著二兒子,乾脆就偷跑到南寧找大兒子。所以就有嬸嬸來廣州找公公的一幕,急得要命兩處沒見人,最後小峰說公公問她要火車票錢,於是,我與嬸嬸馬上到郵電局打電話給南寧,才知公公下落。這是1968年的事了。這段事情,在我腦海裡記憶深刻。”

“記得我高中去分校其間(1970年),接到爸爸一封信,說公公在佛山病逝,在我懂事之後,他是我們家第一位離我們而去的親人,朦朧中理解失去家人的悲傷。不知為何,爸爸沒讓家人去送公公(媽媽在幹校,我在分校),只有佛山叔叔、嬸嬸和孩子們以及嬸嬸外家的人去送別公公。”

“婆婆去世應該是五十歲,很可惜。他們剛到廣州,人地生疏,語言沒人能聽懂。婆婆得的是虐疾,要及時醫治會好的,公公是醫生,他懂得,他更著急,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報社剛成立),當抽空送去醫院,過了最佳治療時機。父親一直也悔,買了個墓給奶奶下葬,向報社賒帳,足足扣了他三年工資才還清,剛剛解放的廣州困難重重啊!父輩們獻了青春獻親人,這樣的事,比比皆是,我們懂他們嗎?”

很悲傷的回憶,當我們懂他們的時候,他們都不在了。

繼續看母親的記錄。

12月10-13日,母親記錄:“公司住滿了各省市來串聯的電影戰線上的同志,但是,他們的串聯不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來是犯了自由主義,受一小撮‘來歷不明’的人蒙蔽而來的。告訴他們說:12.4毛主席要接見。後來說8號、10號接見。而有些人要在11號成立聯絡總站。總之,來的真相不明就是了。”

“一部分人來後,在全國文藝界聯絡總站的‘幫助’下和趙辛初部長開過一次會。這一次,對我瞭解這些串聯同志的幫助很大。1.不少放映隊同志在下邊受省市公司的歧視,這次來京,要告狀,出氣。2.要來看毛主席。3.來京取文化大革命之經。但是他們裡面派別很多,一個地方的意見也不盡同。見趙辛初說是解答問題,實際是談經濟(來往旅費和生活費要國家負擔問題……)”

還記得第六章第四節提及的中影公司“黑材料”嗎?那裡面寫道: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大串聯的威力果然很大。

時間到了1967年,1月3日,母親寫道:“20天之後,今天,情況有了大變化。全公司的同志陷入了接待工作(只20人在片倉搞業務)。公司運動全停頓,接待工作也沒法搞好。原因:文化部領導不支持,公司領導不積極支持。怎見得?文化部無力接待全部文藝隊伍,中影也無力接待全部電影發行系統的隊伍,特別中影。而部領導在最近被部革命組織最後通牒後(限五天解決接待問題)才不得不積極採取措施,而且整個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也才回部辦公。我們的黨委,全病了——薛、劉、楊、張、顧。把工作推給我們。”

“群眾對黨委有意見:怕字當頭,怕群眾,怕麻煩;對公司運動不積極;不老實,說一套做一套。中央文革說,文化部要經過一場大風暴,現在太文質彬彬了。”母親說,“支委開會,大家很激動,對現實不滿,認為現狀不能維持。”“薛為首的公司黨委如果是革命的就不怕轟,如果是不革命的要轟出結果來。”“造反有理!”

當時群眾已經分成造反和保守不同派別,互相指責,母親雖被指為“保”字號的,但看得出其實她態度頗為積極,醞釀參加或成立組織:“不要怕,錯了再來,應該進入群眾之中一起幹。”

在隨後一段日子的日記裡,母親表現出對這次“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有點沉不住氣。她說“反正我不保任何人,我也不靠誰去爭‘前途’,我也沒什麼‘辮子’給人抓”。

“紅色造反者”給她看了“宣言”、“公開信”,說如果同意就參加。母親決定參加,可是沒過幾天她又寫:“我參加了,但是他們不信任我,我的思想也跟不上他們”,“實際上他們是如何組織的,誰是頭,什麼也沒說”,“思想跟不上,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語言,既然如此,不如早日退出”。她說自己“闖勁不大,怕踩死螞蟻,有唐僧思想!”“我能打死人、害死人、罵死人嗎?如能,那真大大進步了。”

她會自嘲,也看到環境之複雜:有人積極串聯,拉人加入組織;有人到處打聽形勢、觀望;運動初期作報告的領導,這時候都在作檢討,挨批鬥;群眾互相懷疑,互相揭發,也互相鼓勵造反。當然,“公司兩百多同志,不會全在一個組織之內”。母親決定留在“紅色造反者”裡,因為她覺得自己“較全面地看清了群眾的情緒、要求。較深的看清了黨委的真面目。較認真的看到了我們團體同志們的革命要求和誠意。”“我是黨員。毛主席在領導!黨性在號召!我要勇敢地盡一切可能地革命到底,造反到底!”

1月10日母親沒有回家。他們聽說文化部政治部被砸了,檔案被搶,中影的檔案被中影一個戴眼鏡的人拿走。於是緊急動員,派人守住公司政治處的電話,便直奔和平里、公司頭頭薛磊的家。這時是夜裡十點半。公司幾個頭頭都被找來,“請他們具了結,除政治處外,沒黑材料。但是在政治處,大家仍然搜出了一些黑材料。”母親說,“實在不能不叫人憤恨,覺得受騙,受利用”,“我們不但不能做反動路線的產物!更不能做反動路線的犧牲品!”“這就是我決心走另外一條路,和過去我看不慣的一些同志們一起鬧革命的原因。”“革命造反精神!無畏!光明磊落!襟懷坦白!這兩天我做得對,也努力做到了。回來,告訴了荻舟,他支持我!我們家只有左派!這句話一定要實現!”

為了實現這句話,付出了多麼痛的代價!這是後話。

[1] 洪丁李:指中影公司的洪蔵,丁達明和李志民。

[2] “大串聯”或全國大串聯。根據維基百科解釋,特指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組織或個人為主體,在全國範圍內免費乘車(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聯、交流和宣傳造反的活動。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社會動員措施之一。百度百科則指:“大串連”是“文革”時期的特定歷史現象,指1966年夏,為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採取的一種特殊人員交流方式。這種方式首先是從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學生中開始的。為了造黨委的反,打破班級、年級、校系的界限,商議共同採取某些行動,這種方法叫串連。

[3] 小弟即我的二哥。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資反路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 資反路線

1966年6月中到7月底,父親吳荻舟作為“工作組”被派到外國專家局,分配到管理處,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四十多天。

1966年5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領導運動。但是根據原《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的文章《關於文革初期工作組派出與撤銷問題》披露,8月1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不管怎樣是做了壞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90%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他更指責派工作組是“白色恐怖”,“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指出中央另有“資產階級司令部”。

通過父親的“自我檢查”,我瞭解到他在外專局執行“資反路線”的細節。父親說當時他並不知道那是“資反路線”,直到提前結束工作組工作回機關,“還自以為對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提前回機關,是因為風向變了,他們需要學習《十六條》,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紅旗社論[1]等轉變認識。

1967年1月初他再次回到外專局住了一個星期,“聽取革命群眾的意見,接受批評”,終於“深刻認識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外專局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很嚴重的惡果”。1月7日,父親主動要求外專局群眾給他安排了一次“引火燒身的檢點,承認錯誤,向受害者和受蒙蔽著認罪,賠禮道歉”。

在這份五千多字的“自我檢查”裡,父親檢討了自己的“奴隸主義”、“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等。我有三份“自我檢查”草稿,一份寫於1967年3月7日,另二份寫於3月25日,還有一份草稿只有短短三頁(3月7日和25日的都是17頁),沒有日期,內文刪改很多,估計是更早期的,比如初稿,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成為3月7日和25日兩份草稿第一節的小標題——本節主要分析這兩篇草稿。

一份手稿,字跡工整。右上角是張佩華批註“文革初66.6-7月底派去外專局”。

這是吳荻舟在1967年寫的自我檢查,關於“執行了劉少奇資反路線”。

(圖一: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

在此先把3月25日那份稿輯錄如下,然後與3月7日的比較一下,這樣既有助瞭解工作組的工作內容,特別是當時一些細節,瞭解“八條規定 ”和“十六條”具體是怎麼被執行的,也有助瞭解父親如何字斟酌句寫檢查,強化上綱上線批判自己。

自我檢查

我執行了資反路線

一.奴隸主義: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可是我這次參加工作組,沒有聽毛主席的話,卻中了大毒草“論修養”的毒,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奴隸主義的錯誤。當我接到通知參加外專局的工作組時,只想到“做黨的馴服工具”。我到外專局便不分晝夜地按照所謂的“八條規定”、按照黨組提出的“上下左右一起掃”、“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具體做法,以及黨組和工作組把當權派劃到隊長和管理員一級的決定,到處煽風點火,放手發動群眾起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任何人,揭發任何物”。這些“規定”、“做法”和“決定”,現在看的很清楚,都是錯誤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為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而提出來的、形“左”實右的反動東西。

當時我只滿足於所謂“大字報數字直線上升”,滿足於全局上上下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遍地開花”的表面現象,卻沒有根據紅旗第八期社論指出的運動方向(即“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是針對著一小撮掛著共產主義的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是針對著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去分析一下大字報的矛頭指向哪裡,去分析一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矛頭指向哪裡。當時,大字報的數字上升得很快,到六月底七月上旬,已到達了萬多張,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矛頭指向處級以上的幹部,有五分之四的矛頭是指向一般幹部和群眾的,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重點也是指向一般幹部和廣大群眾。

雖然,當時的紅旗社論沒有像十六條那樣明確地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社論所指的方向,已經清楚,絕不是什麼“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物”,絕不是什麼“上下左右一起掃”,也絕不是什麼“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一齊掃”(有,當然要掃,但要放在後期掃)。如果當時對照一下,錯誤是可以發現的。

尤其到了六月下旬,外專局黨組書記XX被停職反省後,外專局的運動的矛頭,基本是指向處級以下的幹部和群眾,結果造成了8月23日事件,全局四十多位幹部和群眾被揪出來鬥爭。

以上情況很清楚地說明外專局的運動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而且沿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道路愈走愈遠。

至於我所說的“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那只是從現象看問題,不是從本質看問題。雖然,外專局的運動的確不像外事口有些單位那樣,出現過由於群眾貼工作組的大字報而組織“反擊”、“逆流”、“反妖風”,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假革命”之類的事,我離開時為止,也沒有正式宣佈過幹部和群眾誰是“黑幫”、黑線,也沒有正式給他們的“錯誤”定過性質。但是同樣,整過材料,排過隊,圍攻過幹部,圍攻過群眾,還有過8.20事件。這些不是我們工作奴隸主義地積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惡果嗎?

二.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

只有拋棄任何私心雜念,才能做好一切工作。在這段工作中,我就沒有做到這一點。解放軍報的社論(三論提倡一個公字)說,資產階級的“私”字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根源。我的頭腦裡正有個私字,才會執行反動路線而不自覺。以下是怕亂和怕工作落後、個人不光彩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

1.“怕”字當頭整了革命群眾

職工食堂有幾十位職工,平時鬧不團結,鬧小宗派,有時爭吵得還很激烈。我們到外專局不幾天,有一位青年職工向工作組揭發一位組長(黨員群眾)帶頭開‘黑會’,準備整人,而且在會上還惡口威脅,誰把會上談的情況洩露出去就整誰。我聽了,不是去做那組長本人的工作,瞭解他為什麼要整人,也不到群眾中去弄清情況,而首先把他和食堂職工鬧不團結聯繫起來,懷疑他別有用心,怕搞亂了運動的方向,便貿貿然鼓勵那位青年職工起來揭發“黑會”,於是五六位參加黑會的群眾起來申明退出那個“黑會”,結果是搞垮了那個‘黑會’,也整了那位組長。我這樣實際上就是整了群眾,挑動群眾鬥了群眾。

2.“私字”當頭整了幹部

修繕科科長剛從農村搞四清運動回來,聽說他工作不錯,原想吸收他參加活動分子隊伍,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科裡的活動分子來反映,XXX說他的問題很大,不亞於被停職反省的黨組書記XX(總支書記也說他把科搞獨立王國)。我便向總支書記建議先在運動中考驗一下再說。當時,局黨組代書記XXX在宣佈原黨組書記XX停職反省的大會上,提出趁群眾情緒高漲,抓緊時間掀起運動的第二個高潮。總支書記據此提了一個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的計劃。我贊成。實施後,一次揭發批判科長的小組長擴大會開得很糟,會上冷冷清清沒有揭出什麼問題來。於是我急了,怕高潮組織不起來,對總支和個人都不光彩。並主觀主義地想到有人說他的問題很大,為什麼沒有人起來揭發,一定是群眾未發動起來,蓋子未揭開,因此我向總支書記建議,把當天會上揭出來的問題,提上綱來,第二天在原定計劃的全科大會上做一次動員報告。他同意了。第二天的會果然開得火力很猛,那位說科長問題很大的XXX同志,也起來揭發了一些所謂的“三反材料”。我在大會結束時,念了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還講了幾句點火的話。現在看來這些做法根本是錯的。第一我不應該贊成總支提出來的那個計劃。那個計劃把全處幹部(隊長以上)列為揭發批判的對象,這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第二我不應建議利用那些材料上綱作動員報告。這樣等於給該科科長定了性質,第三不應該說那些帶傾向性的點火的話,這也等於給他的錯誤定了性質了。據說,8.23該科長也被揪出來鬥了。

三.經驗主義:

過去我也犯過這樣的錯誤,這次也犯了。《十六條》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做法。可是我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群眾路線很不理解,對這次運動的最大特點是徹底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很不理解,還是採用自上而下的、或農村四清運動的辦法進行工作。所以對派工作組沒有懷疑,對框死運動、把運動引向邪路的“八條規定”沒有懷疑,對“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上下左右一齊燒”、“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的錯誤做法沒有懷疑,對自上而下去組織活動分子隊伍也沒有懷疑。

從思想檢查,這都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自以為是的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在作怪。這次工作中,也有很沉痛的教訓:

1.自上而下組織活動分子的惡果:工作組一進外專局,群眾剛剛起來,有些科隊的群眾還沒有起來(其實現在看,群眾當時並未起來),上級就催組織活動分子——左派隊伍。我們採取了自上而下的包辦代替的做法,去進行排隊組織,由總支佈置各支委會,根據群眾的平時表現、成分和運動中的表現提出名單,在總支會上評議(排隊)後,報局黨組決定。這樣組織起來的左派隊伍,和毛主席親自發現、支持的紅衛兵等革命左派,沒有一點共同之處。紅衛兵等左派組織,是毛主席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廣大的革命群眾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後組織起來的,而我們搞的活動分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引下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所謂依靠隊伍,既未經風雨,也未見世面,加以我們的領導方法有錯誤,使他們的活動神秘化,造成了群眾間的隔閡,互相猜疑,以致發展了宗派情緒。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大錯誤,尤其沒有想到流毒這樣深(但是,也應該指出他們絕大多數是革命的青年群眾和幹部,由於熱愛黨、相信工作組,跟著我們走,也必然跟著我們犯了一些錯誤),至今還影響著外專局的革命派大聯合。

2.把群眾當阿斗: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就變成了擴大了的工作組,在“八條規定”的框框裏工作。工作組、局黨組通過他們聯繫群眾,貫徹政策,反映情況和佈置工作。當時領導上還強調要訓練,全局開過幾次活動分子會,進行了訓練。我在七月下旬,分別召集管理處各科隊的活動分子座談過幾次。瞭解了一些情況,談了一些工作經驗和一些工作方法。有一次,為了全面掌握群眾的思想動態,我向修繕科支委擴大會議建議把各隊活動分子按班排組織起來,支部委員當班長,而每個活動分子又固定聯繫幾個群眾,經常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反映他們的思想、要求和對運動的意見。這樣做既可以把所有的群眾都聯繫起來,又可以解決工作上忙閑不均的缺點。另一次活動分子會上,我又向他們反映,有人來工作組說,修繕科某隊出現自稱要保某隊長的什麼“黨”。這兩次談話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據說,我離開不久,那個聯繫群眾的辦法,變成了偵查什麼“黨”的盯梢活動,造成了修繕科的白色恐怖,造成了修繕科的群眾鬥群眾。這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自以為是的惡果(過去工作上有些做法,是不能簡單套用的)。

四.自由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又說要重視調查研究,不能“閉塞眼睛捉麻雀”,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方面,我過去的工作有許多教訓,這次工作中也有很深刻的教訓。我參加外專局工作組的整個過程,多數錯誤都是因為沒有吃透兩頭,滿足於一知半解才犯的(一月間我回到外專局聽取群眾意見和批評期間,有一次我看大字報,旁邊一位老工人對我說,你們工作組當初就是不找我們老工人談談,專聽青年人的話,那位XXX——指盧聲澄,修繕科書記——就是有私心雜念,你們聽他反映情況,所以出錯誤……)。這是嚴重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對人民不負責的態度,資產階級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

1.錯誤地、過早地傳達了橫掃群眾中的牛鬼蛇神。《十六條》說,不許採用任何藉口整群眾,即使群眾中有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在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紅旗第八期社論雖沒有明確這樣說,但,七月中下旬陳總的指示已經肯定“不能整群眾”(李新華傳達),後來王屏同志的四條檢驗運動的標準中,卻說“看下面的牛鬼蛇神是否已清出來了”,這就引起我思想上的矛盾。七月下旬局黨組工作組按照“四條檢驗標準”提出在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以後,下面的牛鬼蛇神也要掃一下。局黨組代書記XXX還說:“不整一般幹部,但,牛鬼蛇神還是要整的,要一層一層地整,要由上而下地掃。”現在看來,這些提法、做法犯了策略性的錯誤,是符合反動路線提出者的利益的。因為我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者拋出“下面的牛鬼蛇神也要掃”與《十六條》的“不許採用任何藉口整群眾”正相反。但是當時,由於我們粗枝大葉,沒有吃透“紅旗”的社論,和陳總“不能整群眾”的指示,結果,錯誤地、過早地向活動分子傳達這樣的任務,就是錯誤。雖然,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不要整群眾,因此,要慎重,要摸清楚,即使真的發現自稱什麼“黨”的組織活動,也要多做工作,要分化孤立極右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是能夠把鬼變成人的。

話雖這樣說,但是,第一運動的方向錯了,群眾運動的方法錯了,結果必然走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反方面去。我提前撤退了,沒有參加橫掃群眾中的牛鬼蛇神的工作,具體情況不清楚,但,據說八月中旬,管理處的某些科隊到底還是出現了群眾圍攻群眾,群眾鬥群眾的情況,出現了嚴重的白色恐怖。

2.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

這也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不吃透兩頭的必然結果。七月中旬,我開始覺得有些做法和情況不對頭,想到要處理,有些也已著手瞭解情況,準備處理,但,拖拖拉拉,一直沒有認真負起責任來處理。比如1幼稚園群眾與群眾相互揭發材料,由園內擴大到園外(職工和家長互貼大字報),2幼稚園一部分群眾揪住幾個一般幹部不放,3(幼稚園)XXX一部分群眾和幹部看見一個黨員群眾畫了幾張畫,懷疑是黑畫,要揪她出來鬥(這事記得是勸止了),4修繕科一部分群眾揪住電機隊的一個組長(黨員群眾)鬥爭不已……這些當時就覺得有問題,都知道不符合政策,但,我沒有負起責任來及時加以處理,有的只向總支或局黨組提出建議。現在提高來看,這一方面是自由主義,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沒有真正吃透兩頭。毛主席說,情況明,決心大。由於對政策界線不明確,對情況又未向群眾瞭解清楚,因此想解決可是心中又不很踏實。比如“黑畫問題”,雖然勸止了,心裡還是有點疑疑糊糊的。

發現問題,不及時處理,仍然是錯誤,據說其中有的,最近還是被揪出來鬥了。這就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的嚴重後果和教訓。

以上這些錯誤,都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我靈魂深處殘存著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上培養出來的產物。否則,為什麼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完全不察覺呢?這就說明我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上,還是一個很不能自覺的、清醒的無產階級革命工作者。一月初,我向外專局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做“引火燒身的檢查”時,一面表示決心站在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和廣大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肅清它在外專局運動中的流毒,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方面表示願在廣大的革命群眾的幫助和監督下加強自己的改造,挖掉自己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屬性,緊跟毛主席,緊跟毛澤東思想幹一輩子革命。

父親檢查自己的錯誤根源時提到:“十多年的海外工作,沒有參加過國內的政治運動,沒有經過大風大浪的鍛煉,思想上謹小慎微,前怕狼後怕虎,所以在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看見這樣那樣的群眾組織,看見一些新事物就缺乏思想準備,也抓不住,不敢一下子就肯定,甚至有時還怕亂,所以不能正確地去對待在大民主之下出現的什麼“黑會”和自稱什麼“黨”的群眾革命組織。”“我對這次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究竟該做什麼,該怎麼做認識不足,所以我對外專局的四十多天的工作,主要還是照搬過去群眾運動的一套,自上而下地把自己當做群眾的保姆,包辦代替。這充分反映了我十七年來(對)群眾的階級覺悟、尤其是全國大學解放軍、大學毛主席著作以來、群眾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形勢估計很不足,對群眾能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基礎認識很不足,對自上而下至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條件認識很不足。所以對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迫不及待地派工作組,下黑指示,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蓬蓬勃勃的群眾運動壓下去的陰謀,根本看不到。”

仔細對照兩份檢查草稿,我發現許多不同的細節,這裡僅舉5例:

1.比如在談到管理科屬下的職工食堂鬧不團結,父親把“開黑會”和鬧分裂聯繫起來,並鼓勵那位職工起來揭發這件事,在初稿裡,他檢討自己“真是葉公好龍,我一面叫放手發動群眾,群眾起來了又怕亂。”第二稿刪去了。

2.又比如談到經驗主義、自上而下組織活動分子、上級催組織活動分子——左派隊伍那件事,在初稿裡,他說:“管理處幾百個幹部和群眾,我連人名還叫不上來,哪裡能知道每個人的思想情況,政治情況,誰是左派,誰不是左派,因此,只好由總支佈置支部提名單,報黨組批准。”第二份也刪去了。

3.談到把群眾當阿斗,初稿說:“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我們工作組仍然不相信群眾會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出加強訓練,做他們的保姆。”第二份稿變成“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就變成了擴大了的工作組,在‘八條規定’的框框裏工作。工作組、局黨組通過他們聯繫群眾,貫徹政策,反映情況和佈置工作。當時領導上還強調要訓練,全局開過幾次活動分子會,進行了訓練。”

4.還有在談到佈置“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時,初稿父親寫了126個字:“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按黨的政策,不整群眾,所以要摸清楚,不忙開會,不要演一場三岔口,自己人打自己人,而且即使發現什麼‘黨’,也要相信敵人不是鐵板一塊,要把鬼變成人,要分化孤立最右的、最少數的,而且還強調不管幹部群眾,只要不是頑固不化,也要給‘出路’。”第二份稿只有90個字:“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不要整群眾,因此,要慎重,要摸清楚,即使真的發現自稱什麼‘黨’的組織活動,也要多做工作,要分化孤立極右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是能夠把鬼變成人的。”刪掉了“要摸清楚,不忙開會,不要演一場三岔口,自己人打自己人”,“給出路”,增加了“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

5.談到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初稿說他提前撤退前“向總支書記分析管理處的運動情況,指出過‘管理處只有一二個人問題比較大的看法’。”他還責怪自己:“如果我當時‘敢’字當頭負起責任來解決這些問題,至少有一部分幹部和群眾是不至於被揪出來鬥爭的”,“既要算劉鄧的賬,也要算自己的賬”,這些能夠顯示他嚴於律己、心裡有群眾的內容,在第二份稿裡都沒有了,倒是加上了“這也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不吃透兩頭的必然結果”等“大帽子”。

總的印象,第一份稿被刪掉的多是一些真實生動的思想活動和實事求是的細節,第二份稿換上更多大道理,八股,流行的批判用語。

這是一分手稿,改動非常大,加加減減,可見心情值複雜和忐忑。

吳荻舟在寫檢討的時候,字斟酌句,改動很大。

(圖二:改動很大的稿子。)

據說在全國範圍,一些工作組的確“幹盡壞事”,但是綜上所見,父親和四清時一樣,一直採取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

父親在1972年一份檢討裡曾經這樣總結:

我“1967年1月在群眾前,做了‘引火燒身’的檢查,承認了錯誤,並承擔了責任,並要求廣大群眾揭發批判自己的錯誤。爾後我又到群眾中去,尤其到受害者面前聽取意見,接受批評。這樣就進一步認識了資反路線的反動性。我正要再一次檢查時,群眾說:‘你不是工作組組長,外辦工作忙,你回去吧。’”

“當然,我也看出一些問題,提過不同的意見。如一次局黨組擴大會議上,有人提議群眾要求開除黨員黨籍,科隊支部可以決定,無需報黨組批准。我提了反對意見,但是‘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工作組當時執行的是資反路線,即使我看出一兩個問題,或做對了一兩件事,也不能扭轉路線的方向。”

文革後他也對家人說過:在1967年1月回外專局“引火燒身”的時候,外專局群眾不但沒有叫他“坐噴氣式飛機”,還端了椅子叫他坐下講,最後客氣地請他回去,說他沒有“壓迫”群眾。

圖上彭德懷被“造反派”把頭向下按,雙手背後撅起。

文革期間很興這種鬥爭方式——把人的頭按下去,雙手背後撅起,謂之“噴氣式飛機”。

(圖三:“坐噴氣式飛機”是指把被鬥爭對象雙臂向後撅起,形如“飛機”。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 10月3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說:“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只有徹底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才能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十六條。”“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主義。”社論經毛澤東審閱。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1絕密文件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1絕密文件

1966年,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留下的資料不算多,但是都很有分量。

我手頭有一份下發到外辦港澳組、廣東省委組織部四處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有關領導同志的“絕密”文件,是父親1966年在前門飯店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他那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

綜合各方面資料,這份文件的背景是這樣的:

1966年4月,香港爆發了人稱“天星小輪加價事件”或稱“六六暴動”的市民抗議。來往於港島和九龍之間的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將頭等收費由2角增至2角5分,二等收費維持1角不變。當時未有海底隧道,未有地鐵,渡輪是橫渡維多利亞港的唯一公共交通,許多香港市民只能靠渡輪上班下班。加價引起社會輿論強烈反應,也擔心帶起加價潮。

事實上,1966年4月1日,港英政府已經帶頭增加所得稅及薪俸稅、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租金、停車場收費等等。在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的時候,除民選議員葉錫恩外,其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理士更表示,“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輿論譁然。

4月4日,25歲青年蘇守忠身穿寫著“支持葉錫恩”、“絕飲食,反加價潮”的外套絕食抗議,途人圍觀,11名青年翌日加入聲援。

4月5日,警方拘捕蘇守忠,盧麒等前往港督府要求釋放蘇,當晚10多名青年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示威遊行。

4月6日淩晨,警方拘捕了4名示威者,同日蘇守忠受審,香港及九龍出現零星示威。入夜後有約300人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向油麻地警署擲石及玻璃瓶。出現在各處放火、搶劫商店、攻擊消防局及公共設施的事態,警察亦成為襲擊焦點。警方發射催淚彈772枚、木彈62枚、實彈62發。香港總督戴麟趾在淩晨1時08分宣佈九龍區于淩晨1時30分至上午6時實施宵禁。

4月7日晚上10時左右旺角彌敦道再有人聚集,繼續放火燒車和搶掠商店,更企圖向油麻地警署及旺角警署縱火。政府宣佈宵禁提早在0時30分實施。駐港英軍亦加入協助維持秩序,1名青年死亡,4人受傷,200多人當場被捕。

4月8日,英軍出動裝甲車,警告以實彈鎮壓騷亂,騷亂於當晚平息。

4月9日,超過300人在法庭受審判刑。

宵禁在4月10日解除。九龍地區連續兩晚騷亂,港英政府出動軍警鎮壓,最後造成1人死亡,18人受傷,1800多人被捕,前後不到一個星期結束。期間《大公報》及《文匯報》曾強烈譴責有人破壞社會秩序。

文件左上角有“絕密”兩個字,右邊有張佩華注釋,不過時間有誤。

吳荻舟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

(圖一:“絕密”文件首頁。張佩華在右上角所注時間“1964年”應是1966年之誤,因為談話中提及的“加價”和“九龍騷亂”均發生於1966年。)

 

文件全文如下:

5月4日晚上,外辦港澳組召集港澳工人觀光團開座談會,搜集意見。觀光團反映:香港群眾迫切要求解放,觀光團成員也有這種感情;對中美戰爭,港澳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不打好,或者認為一打起來港澳就解放了;港澳工會工作主要困難是工人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較深,覺悟低,等等。爾後,外辦港澳組吳荻舟同志對觀光團作了以下談話:

剛才,你們談了很多,綜合起來是三個問題:1)香港的地位問題。2)中美戰爭問題。3)工作方法問題。我簡單談一談。

(一)香港地位問題

現在我們不解放香港就是因為有美國問題。對美矛盾不解決,香港的問題就不能解決。

現在美帝國主義包圍我們,北方蘇修對我們關門,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我們拿回香港,等於得一個黃埔或青島,意義不大。希望大家身在香港,放眼世界。從香港得外匯不是我們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香港是個放射性的地方,是我們跳出去的橋頭堡,如果收回來,便關了門,沒用。我們從香港可以掌握到帝國主義的弱點,可以利用。長期堅持,對我們有利。這樣子比收回來好。

香港工友們看到生活苦,迫切要求解放,沒有看到世界利益。我們從無產階級最高利益出發,從世界革命出發,越遲解放越好。甚至香港要比臺灣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個東南亞一起解放。

如果我們在香港的人一批批全被送回來,香港沒有我們的人,失去地位、作用,又是一回事。我們要保持這個點,首先要保持我們的人,長期堅持,長期打算,長期著想。各位生活上苦,工作有困難,但要想到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未解放的人民的痛苦。香港工作是世界工作的一部分,要通過香港跳出去。我們大批的東西、書報,毛主席的著作,從香港大批運出去,影響極大。非洲朋友打遊擊,東西丟光了,唯獨主席遊擊戰的書沒有丟。我們的東西,到香港便能出去(到蘇聯不成,飛機空著也不給我們運),外國朋友可以通過香港進來。

你們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深,你們就越能生存,不被攆出來。即使美帝打上去,你們身上也沒共產黨、進步分子的字樣,工作做得好,可以隱蔽。少數人被攆出來,大多數還可以堅持。因此,香港地位問題與我們的工作有很大關係。我們政府暫時不解放它,甚至長期不解放它,長期堅持。

(二)中美戰爭問題

帝國主義本性決定,我們必須長期備戰。帝國主義存在,世界上就有戰爭。既然如此,就要備戰。備戰不等於我們主動去打,打不打,什麼時候打,決定於美帝。美帝能否打得起來,又決定於他的條件。只是我們準備得好,不怕他什麼時候來。

美帝現在騎虎難下,主觀上無法指揮戰爭。我們必須準備他發狂,打進來。

備戰有兩個意義:一是做長期準備,對付美帝;一是準備他突然發動戰爭。中美戰爭打不打,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打;一是晚打,甚至不打。戰爭的發展,很難說。總之要準備好。

如果要打起來,是否解放港澳?要看我們國家的情況。估計不會用港澳地方作戰,那地方小,英雄無用武之地。如果打起來,你們也不會離開香港,可以在香港堅持下來,就是最大勝利。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對世界革命就不利。中美打不打,打起來香港解放不解放,你們不能想得太多,想多了,不安心,對工作不利。

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三)英國的態度

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但又怕不能長期。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是有一致的語言的。他現在也不想搞翻我們。他的目的,是要從香港多拿幾個錢,一年拿幾十萬。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他不知我們的底,怕我們不給他長期。現在多少摸到了我們一些底。

最近,香港正式公佈加了價。港英搞鬼,弄假。他一方面裝民主,說向倫敦反映群眾反對加價;一方面照樣加了價。這是玩騙術。他裝假面子,沒想到卻假出了亂子。「華革會」貝納祺和葉錫恩[1]為了搞假民主,爭取群眾,收買了幾十個人,表面上出來反對加價,誰知後面跟上了14K,黑社會勢力,乘機搗亂,發生了九龍騷亂事件。英國人看到事態再發展下去不成,怕被臺灣利用,趕忙採取措施,連機場、電話都關閉了,和臺灣斷絕聯繫,甚至還抓了一批可疑的人。中央同志說,香港政府對於臺灣的搗亂心裡不怎麼喜歡。因為過去英國容許美蔣分子在香港搗亂,我們警告過英國政府,記了他一筆賬。加上一騷亂起來,要打爛港英好多東西,又在政治上給他塗污點,影響他的威信。有此,我們在香港工作的可能性很大,必須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當然,英國是想搞我們,但又怕我們。

(四)工作方式方法問題

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要學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

你們這次回來,學了不少東西,有用,但也不能照搬。否則你們在香港站不住。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以上是文件全部內容。

這份“絕密”文件反映出來的“香港群眾”“反殖思維”和“解放香港”的心態我是可以理解的。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末,香港處在二戰後社會復原以及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兩個不同時期之間,群眾生活仍然艱難,港英政府並不重視底層的民生。我的童年記憶中就有山邊那些一下雨就叮咚作響的鐵皮屋和衣衫襤褸的街童。父親那個時代的香港本地左派幹部和群眾很多都經歷過戰亂、逃難,領教過國民黨的貪腐;外派幹部大多曾參與反饑餓、反內戰、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如今內地“革命成功”,殖民勢力被趕跑[2],國民黨政府偏據臺灣,香港卻還要受港英統治。想來不論是香港本地幹部或者像父親那樣早年來港的“在外幹部”,還是新政後從內地來的外派幹部,都有反殖民主義統治的思想基礎和“解放香港”的抱負,有著隨時準備搞“革命”的心態。用現在的話說,“像‘白蟻’一樣”反殖是“政治正確”。

不過截至60年代末,香港人口從60萬[3]膨脹到30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是一波波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成分非常複雜,簡而言之共性就是不想或不能留在內地。中央政策經歷了短暫搖擺之後,出於全盤考慮,不欲“解放香港”而是明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如果左派幹部和群眾能夠在殖民地香港合法維權,隨著香港轉型,生活改善,立足香港,為內地提供各方面支援,或許心態和效果會大不一樣。

但是,“如果”和“或許”都沒有發生,左派幹部中一直存在那種按捺不住的反殖民主義情緒,中央決定“不解放香港”,他們只能忍耐和待機。“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實際控制HK”(見第5章香江歲月第11節和第12節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明1959年對香港左派的批評),部分左傾幹部和群眾的心態脫離了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也脫離了香港大多數居民。

父親的談話基調顯然是安撫、緩解這種情緒,強調“長期方針”的重要,“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由於中央的“冷處理”,1966年的“六六暴動”沒有發酵,由港英政府“鎮壓”了結。

寶塔山下,延水河畔,港澳工作“四巨頭”合影。很多圍觀群眾。

吳荻舟陪同港澳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參觀。當時港澳工作“四巨頭”合影。右一孟秋江,右二梁威林,右三吳荻舟,右四祁峰。左一是周明。

(圖二:1966年11月,父親陪同香港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等地參觀,由左至右:周明,祁峰,吳荻舟,梁威林,孟秋江。)

關於這份文件中提到的葉錫恩——就是前面提及的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唯一反對批准天星小輪加價的民選議員葉錫恩,在這裡插一段題外話。

1991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教授譚汝謙介紹我到杜學魁任會長的“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義工,杜學魁即葉錫恩的丈夫,我得以近距離觀察他們伉儷。

我在“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日語翻譯義工。當時“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和港日學者、律師合作研究香港被日本佔領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遺留的“軍票”問題——日本在香港發行的戰時“貨幣”,日本投降後成為廢紙,許多香港市民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他們手上至今持有“軍票”,欲通過和日本政府打官司討回公道——可是眾所周知,日本方面以“時限”已過為由,駁回了多起“索償”官司,討回公道的路十分艱難,軍票案也一樣無果。耳聞目睹杜會長為這個會勞心勞力,我和其他義工都受到鞭策。

杜會長是內蒙古包頭人,他在自傳裡寫道:七七事變時讀初二,日寇攻來,隨校西逃,渡黃河,過騰格里沙漠,一直走到重慶,1950年來到香港。杜會長和葉錫恩自1954年從一塊地皮、一頂二手帳篷起家,在徙置區創辦暮光英文書院,葉錫恩任教所有英文科目,杜學魁任教所有中文科目,為清貧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漸漸把暮光英文書院建成了一個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含大學預科)的綜合教育機構。兩人也從共同抱負結緣,1985年結婚時,葉錫恩七十一歲,杜學魁六十三歲。

他們同屬社會名人賢達,為大眾實實在在做事。香港回歸後葉錫恩獲委任為臨時立法會議員,也是香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在臨時立法會議員任期完結後,她決定退出政壇。杜會長任職“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主席二十年,1988年創辦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並任主席,後共同發起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並任主席,杜會長晚年還任“香港公義促進會”主席,2001年在港病逝,享年79歲。葉錫恩則是2015年在港逝世,享年102歲。

雖然在父親留下的文件裡,出於意識形態之爭,指葉錫恩是“搞假民主”,但是她和杜校長的奉獻精神也得到港英政府、特區政府和社會的普遍肯定。尊重歷史尊重事實,這是我在香港學到的一課。

[1] 葉錫恩:Elsie Hume Elliot出生於英國紐卡素貧民窟,紐卡素大學畢業,1946年到中國江西傳教。1949年南下到香港,熱心為香港社會基層爭取權益。1960年代,有香港市民向她反映香港警察收取保護費等社會不公的事,她在明察暗訪之後直接到英國遊說,促成香港成立廉政公署。1963-1995年出任香港市政局議員,香港回歸後也曾擔任港事顧問等公職。2015年去世,終年102歲。

[2] 租界在中國被視作主權喪失的象徵,1927年開始,各地的租界被中國政府陸續收回。

1917年,收回了漢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奧租界。

1924年,蘇聯宣佈放棄原俄國在華租界(天津和漢口)。

1927年1月3日至1931年1月15日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鎮江英租界,廈門英租界,天津比利時租界。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將杭州、蘇州、漢口、天津四處日本租界交給汪精衛政權。法國放棄在華租界。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宣佈收回所有的在華租界,自此租界的歷史基本上在中國宣告結束。新界等租借地1997年得以收回。

[3] 香港人口:香港1941年12月25日淪為日治前有160萬人口,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期間經過自願或強制回鄉以及非正常死亡剩下60萬,1950年人口增至220萬,60-70年代雖有遷入遷出的波動,人口基本徘徊在350萬左右。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6鳴金收兵

四清時期批鬥幹部的場面。

網絡老照片,批鬥四不清幹部,由地富反壞陪斗。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6 鳴金收兵

進入1966年5月,母親張佩華開會特別多,除了四清進入“四不清”幹部“洗澡”過關,清經濟建班子等內容外,工作筆記裡陸陸續續出現“文化革命問題”,四清加入了新內容。

“今上午和慶喜(貧協代表)談了一早。他說他一家三口入了貧協(第一批8人),他家和慶元(貧協主任)家在今後都是無法回頭的,只能向前走。他說:他怕,怕的是四清不徹底,將來他們兩家可就苦了。所以大會之後家裡經常開小會,決定一定要大公無私,不多取一點非分之財,對任何人一樣,但一定要向前走。”母親批評慶喜“對任何人一樣”的想法將來會不得好報,因為“各人的情況都不一樣,你一樣對待,就不能大公無私,人家會說你有好人思想,說你犯自由主義,想‘明哲保身’。”(5月11日日記)

“昨晚孟子堂(貧協組長)沒有過關。”“老劉參加了,子堂結結巴巴的說了幾項,(被)老劉打住了,批評他不老實,不虛心,有過關思想,說得很重很嚴。弄的子堂很緊張。後來我不放心,叫凡武、凡順去幫助他,陪他睡了一晚。老劉在散會後和貧協會員們談了一次,要他們學習批評上綱。今晚李志和(副隊長)檢查,就更糟了。大家說他還不如子堂。”(5月13日日記)

(老劉在縣開會後傳達會議精神)“充分認識山區階級鬥爭的嚴重性。歷史回顧:山區解放已三十多年歷史了(說這話時是1966年,即使說,30年代就已經解放),有一段時間是我黨與國民黨並存時期(38-40年),國民黨發展一批國民黨員,日本投降後,我們搞了下土改,通過土改取得一定成績,小農經濟得到了改造,但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是不徹底的,表現在:a.家族統治比較嚴重;b.會道的統治更為嚴重;c.各種迷信、牛鬼蛇神比較倡狂;d.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特別60年代後活動的比較猖狂如買賣婚姻,投機倒把,迷信。”(5月13日工作筆記)

“全國正對吳晗批鬥,工作隊不能站在一邊,要説服社員積極分子認識這個問題。”

“一.充分認識文化革命的重要意義,從發展形勢看,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也不是少數人問題,而是關係到大局的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的大事。現在工農兵群眾已開始行動起來,參加戰鬥,以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我們也不能按兵不動,我們每個人也必須參加這場階級鬥爭。

二.開個會議,對反黨黑線進行反擊,我們要跟上形勢,跟上中央,矛頭指向鄧拓,向北京日報質問,造成聲勢。

三.各地縣委馬上行動,召集會議討論。

我區三條差距:a.勁頭不足。b.鋒芒沒對準鄧拓。c.行動不快。

現要召開各種座談會,四清工作隊要結合工作,開展學習。各級黨委要加強領導。這場鬥爭形勢發展快,範圍大,關係到世界革命,關係到整個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要和幹部、群眾攻鄧拓一幫,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要學好,學習本身就是一場鬥爭,在學習鬥爭中結合活學活用毛著,要搞黑板報。四清地區搞,與運動是一致的。學習時間二、五下午。要把自己的思想擺進去,亮出來,幫群眾搞,與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晚上和社員一起學。把學習毛著和批鄧文章結合起來。學習批判把自己擺進去,用主席思想立場觀點聯繫實際。這是階級鬥爭,全民學習,和四清、生產結合,四清與文化革命是一致的。”(5月15日工作筆記)

“家裡沒信來,荻舟很久沒信了,只弟弟來了一信,聽見解放軍說鄧拓反黨集團幕後還有人,還可能是彭真,一下心裡擱了石頭,不是怕這一次的仗打不勝,而是覺得階級鬥爭太複雜、激烈了。幾十年的老黨員也變了披著羊皮!而且萬一在中央發生一次政變,我們在下面的黨員該如何辦呢?想著,十分不安,給荻舟的信裡便問起了這事。”(5月24日日記)

“當前文化大革命要大抓,精神落在四清上,建立新的核心領導,要是徹底革命的。”(5月29日工作筆記)

“這幾天心靜不下來,又沉不住氣了。(上面)佈置工作又是傾盆泄下,根本不考慮實際情況,又是經驗交流,又是心得,又是傳達,又是佈置,又是討論,這些會佔了全部時間,根本沒時間工作,然後又要求保證高標準。這完全不是負責的態度,沒有聽主席的話,有幾個中心,全力傾在哪一點上,誰也不明確,不講,‘聰明人樣樣點頭’,我十分不以為然。難道共產黨員都是你應付我、我應付你嗎?但是顯然我的路是走不通的,是真‘傻瓜’。”( 6月1日日記)

“5號去邢臺,6、7號學習了兩天,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們的陰謀暴露的過程,我們和他們的分歧,通過這個學習,使我們比過去對階級鬥爭的學說理解得多了。這個鬥爭也是驚心動魄的。”(6月8日日記)

(金政委傳達縣團通知)“怕字一堆,怕留後遺症,怕受處分,千怕萬怕,就不怕革命受損。工作精神不振,革命皮皮沓沓,有的隊成績估計過高,不幹也不比別人差,麻痹鬆勁,有人自由散漫,有人白天睡大覺,或請假不按期回來。鬧名譽地位,我字第一;生活特殊,脫離群眾,三同不如以前;以感情代替政策,個人包辦一切,覺得自己高於群眾,選貧協不聽群眾意見;作風極不嚴肅,有的隊不團結,有的青年幹部看不起老幹部,有的老幹部不主動幫助青年幹部,也有少數隊出現你說你的,我幹我的,在執行上級指示上很不嚴肅。這幾種苗頭不解決,是不行的。否則我們就會把工作隊帶散,該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我們是主席派來的嘛。”(6月8日工作筆記)

隊長呂景斌遲遲過不了關,“他進來時仍然頑抗,說大家不信任他,說沒有也不行,所以說了,意思是你們逼我,我只好瞎說了。我們當即嚴肅批判,指明他甘願做不可救藥的人。他只要簽字承認除已交待者外,再無貪污,我們可以不追究。但如查出,罪加一等。後來他才老實交代,62年一次貪污800元(山藥秧),一次400元(山藥秧),63年25元。這件事我們在當晚鬧到12點鐘,把進城賣山藥的孟富甲和李志和找來,幫助他們回憶了幾個鐘頭,把一切情節都湊清楚了,這才讓他們三對面,印證了,簽名打手印。當晚,看到呂景斌的情緒由僵硬頑抗到隨和自如,輕鬆了。心裡也不安,擔心他會不真實。他走後,我問小朱,如何估計。大家認為情節符合,應不會翻案。”(6月18日日記)

“今天聽了江青的會議紀要,和主席關於部隊搞生產的指示。主要的聽說我們可能回去參加公司的四清,很多人揣測紛紛。我還是省省心,不去向人瞭解,不去考慮了。回去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6月20日日記)

“四進邢臺了。這一次,又聽了關於彭真的兩個附件,批判他關於一貫犯錯誤的情況,在國際活動中走王明路線等。這一次明確了,文化部同志們在3號便要回北京集中,參加文化大革命。日程:2號在邢臺集合,3號回北京。”

“謠言很多,同志們的反映也不少。紛紛推測,又說到北京後一下車就要集中學習,又說分別情況集中,還有屬北京市委領導的如電影學院,個別人已被調回。有的同志已聽到家裡在提意見,寫大字報了,有的人知道大字報已涉及自己。

總之,這次的大革命是深入人心的,的確是“觸及靈魂”,我想,如果真的在北京發生政變,這可怎麼辦。不只是人頭落地的問題。的確,現在才理解總理說的,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前途,關係到世界前途的大事。全世界都將多死多少人,世界革命將推遲多少年!

我想著,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我們基層黨員該怎麼辦!?

現在,我們勝利了。檔說,我們的党,毛主席識破了這個陰謀,黑幫給揪出來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給挖出來了。這是個大陰謀,大事情。是党的勝利,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

主要的,是從中取得教訓!

  1. 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對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存在階級鬥爭有了認識,並且這種鬥爭有時是尖銳的、複雜的、甚至是激烈的。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2. 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對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影響,有了較多的認識。今後對四篇論文的學習必須抓緊,對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的文藝方針、政策、路線,對從新民主主義時期起的文藝理論必須好好學習,並以之聯繫過去一段工作。
  3. 這一次,提出了突出政治必須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又提出:一切行動以主席指示為最高指示。過去我們對於已出版的書,拍好的電影,演出的戲,領導同志的講話,都有迷信。現在不行,必須帶著批判的耳朵聽。因此,不讀主席著作,就不可能有“準星”。否則,如何批判?如何辨別?

努力辦吧。要全始全終。只是,幹了四個月,沒搞完,就差這一點,又有些可惜。

四個半月,飛逝了。收穫如何?不知有沒有總結的機會。

雨,阻住了歸路。只有兩天了,不知道群眾有什麼反應!(6月29日日記)

這是母親最後一篇四清日記,回京後的第一篇日記裡,她有提及:“太子井的貧下中農紅紅的眼圈,熱情的臉孔在腦子裡還沒有消逝。但是,沒時間想了,一定要儘快把思想轉過來。”

成千上萬的工作隊員、當地幹部和農村群眾被裹挾其中,虛耗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如今又急急忙忙撤退回京,投入“文化大革命”,風雲莫測!

果然,在母親第二本工作筆記最後(沒有日期),有幾頁顯然不屬於四清的記錄,開始批判老丁!發言的有李志民、蘇麗瑛、劉龍彥等。

“要分內外,是什麼意思?圍攻孫長河(分團旗幟),打倒是什麼意思?怎麼叫做人死的越多越好?地下集團搞什麼活動?”

“1.指導員孫長河被安排在峰門重點培養,劉團長告訴丁,丁未告訴蘇。2.開始意見分歧,向丁彙報,丁未好好教育,當時不是個人矛盾,丁不讓向孫提意見,說像孫這樣的形象就是壞傢伙。3.丁說叫她(蘇麗瑛)分內外,混六個月。4.孫被蘇整,全是丁煽風點火。”“很多事實證明丁在下去四清前就有意識的破壞四清。”“說地方幹部水準低,抓老侯小辮子”,“當面為難劉團長”,“狂妄地當面頂撞”,“說錯越大越好”,“後來死了人,幸災樂禍”,“圍攻孫長河,破壞以點帶面的計劃”,“劉團長把孫長河豎為一面旗子,丁就要打掉這面旗子”。

看來是進入“文化大革命”模式了。

在我寫完本章(2018年)、發表在網絡上(2019年~)後,我又找到十幾頁母親四清的記錄,似乎不屬於她的兩本四清工作日記,不知是從什麼本子上撕下來的紙,專門記錄訪問社員幹部的情況,而且據母親旁註, 部分已經寫了專頁,估計是做報告用了。

在我看來,這些社員和幹部的“談話”,最直接反映了50年代、60年代農村情況,事情瑣碎,卻像一支箭頭,指向當時和當下中國的現狀。那時候距離1949年新中國成立十六年,距離1910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四十五年,農村狀態改變了多少?封建殘餘還有多少?看看這些“談話”就知道了。現在距離那時候又過去五十多年,中國現代文明步伐進步了多少?看看現在的情形就明白了。

先看8隊的裙帶、宗親的影響,這是一個自然村落,在漫長歲月裡逐步形成和演變,十幾戶人家不是姓孟就是姓呂(個別李姓),裙帶、宗親的影響很大:據社員和幹部談話反映,大隊長、隊長、副隊長、貧協主任和委員、甚至前任支部書記,在土地、水源、國家救濟物資等都是可以得到優先的;五好社員、副隊長、會計、出納、貧協主任都是隊長指定的“自己人”,婦女代表是大隊長的妻子。有宗親關係、請吃請喝、和隊長關係密切的人會受到照顧,比如貧協組長的妻子,戶口不在本村,卻可以兩頭領糧;大隊搞副業,小隊經常派“自己人”去,因為每天有五毛錢補助;隊裡的財產物資可以賤賣給“自己人”的親戚等。

再看比比皆是的封建社會人身依附、家長制和霸道作風:專橫、脾氣大、罵人、扇耳光都不稀奇,土改還曾打死人;工分是怎麼記的?社員不敢問;把社員送進公安局,差點判七八年刑期,後來才澄清放出來;連貧協主任給大隊長提意見也會挨罵:“你們長的什麼嘴,還要吃這個?”隨便安一個罪名罰款,不給就牽牛!(後來的計劃生育時期經常用這一招。)直到四清,還有隊長罵社員:“有意見就提,提我貪污吧!” 有位社員愛在農活上提意見,隊長罰他不許下地,下地也不給工分,罰了幾十天,一年多不給他用牲口磨面,春節都不給用,他告到公社,社長也只是叫他自己撿糞漚肥換工分。前兩年他病了,但照常下地,卻只得2900工分,給少了;甚至有社員反映:在工分方面,隊長十分狠毒,普通社員按照大隊訂的標準能得8分的,隊長只給7分,大隊長的妻子則給8分,普通社員只得6分的,大隊長的妹妹卻得7分;某婦女有孕不能下地,隊長叫她擔水,說不能就把她戶口遷出村去;下雨晚上派70多歲老人、原抗日遊擊小組的組員去放羊。

再看看官本位,佔小便宜的各種表現:那時候物質極度貧乏,比如6隊有一戶人家,五口人

兩個勞動力,65年只分到300多斤糧食和20多元現金;8隊好一點,比如三口之家一年分500多斤糧食,40元——這種情況下,有時候就發生瞞產私分,在今天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佔便宜的好處只是普遍發生在幹部身上,群眾是沒份的。大隊長可以420元買房子、買家具和縫紉機,他家穿的衣服比全村人強,他家殺豬不吃肚子腸子,倒入茅廁,山芋倒入豬圈,看在社員眼裡,四清的時候都被“揭發”出來;會計交待: 65年拿走60多斤山藥未上帳;私分玉茭十幾斤,隊長拿走一口袋;65年分麥時欠隊的23元未還;彈棉花欠花房款,各戶是否交齊不清楚,但自己和出納都沒交;66年春五個幹部私分了2.5斤棉油。

最後看看工作隊和原支部書記的談話,了解一下他們的領導能力和文化水平,嘗試理解當時農村的為什麼會是那樣。

3/5老劉同志和呂景韶談話

劉:今晚在黨內洗澡,現在請你談談工作隊來後你經過學習,認識如何,對四清的看法,對23條學習後尤其對幹部政策。對運動的認識,和參加運動的情況,如何積極主動帶領大家參加。不只是交代幾條經濟,而是澄清四類分子的活動,挖出壞根子,帶領群眾,經過對四清的正確而較深的認識,按黨的政策前進。你是頭頭,交待時,也該帶個頭,如有顧慮,也現在可以談談。敞開思想。

呂:自己是支書,不先洗自己如何洗人。23條學習,文化不行。

  1. 村內供銷點與東太整合,100多斤山藥,100多元款,15元利息。
  2. 小學民辦公助(一個月15元),63年108元,花了。
  3. 小學勤工儉學蓋房子,63年文教局補助500元,交上大隊去,又為做桌子補助140元,交景韶,大隊已先給了,這140就佔用了。
  4. 59年佔布票,粗四清時退19丈5尺,現在還有一丈2尺和6元,原為公家用,自己的破了,就佔用了。
  5. 多佔了工分。
  6. 對流山藥約500斤,實際大隊說賣國家4200斤,實給360斤大隊,對流自行車一輛(5元)——61年的事,車子後來賣出180,又以90元買排子車。
  7. 人民公社是一家人,又吃食堂,靠工分吃飯,生產弄好就行了,腦子裡已沒有階級鬥爭。對蛻化變質過去認識不清,現在對照,思想活動,經濟上貪污,政治上不交待(向下傳達),不服,自己有開會傳達,後來才知道光開會傳達也不行,是文化低,學習不多,有些名詞不懂,如脫黨懂了,但蛻化變質、階級異己分子等就不懂。

今天回過頭看,這些鄉親們形式上是翻身做主人了,但其實除了分到一點權力,腦子裡什麼也沒有變,文化水平又低,他們能憑什麼向文明社會進化呢?如果碰巧權力分到有能力、有見識、為群眾著想的幹部手上,一方土地就有福,否則自是有難。

整理完父母兩人約15萬字的日記和工作筆記,深深為父母揪心。那時候他們從香港回到內地只有三四年,與生俱來的善良、忠厚和前半生積累的經驗支撐著他們,以謙卑的態度努力“補課”,願意為農民群眾做好事,但是聽著高調空洞的傳達,眼見農村封建宗派的種種表現,承受了由上至下官僚作風和路線之爭的夾擊,會有深深的違和感吧?

另一個強烈的印象是:“四清”和“文革”的模式那麼相像。文革發動造反派在體制外對體制內進行“奪權”,四清也曾發動群眾“奪權”;文革中有逼、供、信和打、砸、搶,四清時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也比比皆是(有些做法可以追溯到土改甚或更早)。

欣慰的是,父親在他負責的句容的小澗子沒有做那些可怕的事,儘管那樣做可以自保或立功,但父親沒有這種私心;母親在邢臺的西太子井大隊第8小隊沒有做出“成績”,雖然她很不理解很焦慮,但是她也沒有私心。

有人說四清是文革的預演,感覺還不止預演那麼簡單。任何人如果關心人類的文明進化,關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真應該好好瞭解這段歷史。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5苦悶焦慮

張佩華留下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張佩華留下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5苦悶焦慮 

在母親張佩華的四清記錄中,其無奈溢於言表。其實今天再來看這段歷史,也難怪她被困在團團亂麻間理不出頭緒。面對四清運動本身的複雜性(據說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轉而籌劃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四清尾聲呈現的疲態、“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等等糾葛在一起的矛盾,成千上萬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無論是故意消極怠工還是懵懂猶豫觀望,也許都是出於本能的反應。即使是真心想解決確實存在的問題,也是回天無力。

母親多處日記反映同樣的問題:“工作只有彙報,沒有交流,同志們需要領導説明分析,實在太沒經驗了。”她承認自己有急躁情緒,“看見人家有收穫,就擔心自己搞不好”。“分團也承認領導上有亂,大隊實際上丁侯討論不多,實際上現在還是亂。”(3月17日日記)

老丁和她談話時說:“和侯的合作問題,人家有那個印象,我們就得注意,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是第一條考驗,否則回公司就得檢討。”“分團不急,領導不急,你急什麼。”(3月18日日記)

“眼光放遠,不心急”,“要沉得住氣,沉得住!”(3月20日日記)

3月21日的工作筆記,非常簡要地記錄了“本村階級鬥爭”的各種表現:“小恩小惠,請吃請喝”,“敵我不分、地富不臭、貧下中農不香”,“地富分子未得到改造”,“富農不聽分配由他”,“為什麼大家一提‘大門裡’就怕?”“可綁人通宵,打人,罰人,都是誰?綁人的又是誰?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社會主義了還可以這樣?誰訂的?罰誰?”“經濟、救濟糧、副業、食堂、罰款都到哪去了?有沒有公佈?”“罰款有一半歸公,一半歸私”,“發展黨員,貧下中農的子弟無門可入黨團,又是什麼人可入呢?搞宗派、宗族、培養勢力,企圖永遠掌握印把子。”“瞞產私分”。幹部“偷棗泥,值8元,要罰,不然拉牛”。 (3月21日工作筆記)

“前一段現在看來,中心不明確,抓不准,無人協助,又抓不緊,這一段,不知怎麼追上去才好。” (3月21日日記)

到了三月底四月初,群眾終於發動起來,母親張佩華也記錄了一些群眾的發言:“隊長、會計送棉花,路費每天一元。慶喜為修公路,同樣路程,只給5元路費。”“出肥,一般社員要問出多少擔給幾分,隊長、會計出肥時就不說分,自己暗定分了。”“隊長脾氣不好,有人說是態度,態度是什麼?是思想。為什麼,因為對有些人耍態度,對有些人就不。對什麼人不?”“隊長罵三玉,你提意見吧,我貪污了,你提吧。”(3月29日工作筆記)

張佩華留下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張佩華留下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圖一:母親的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停了一段沒有寫日記,損失很大。由於地震,住窩棚,條件差了,便抓不緊了。工作上日益被動,不順心,可又是另一個鍛煉。”“要我去談個別發動的經驗”,“真好笑,剛開始工作,就叫人總結,又不討論,又不研究,如何一揮而蹴呢?實際上是交差。”“他們似乎在給我‘化妝’,東拼西湊,要搞一篇”,“我真無興趣,只有他們的主觀要求,不能由我自己組織發言。”(4月6日日記)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作主的樣子來。”(4月7日日記)

分團劉團長講話提及存在的一些問題:“1.運動的發展很不平衡,大隊與大隊之間,小隊之間懸殊很大。有的隊摸了很多情況,有的隊什麼情況沒有。a.可能是客觀實際,沒問題。b.也可能由於工作不對頭,摸不到,果如此,群眾長期寄託希望於我,而我們沒做好,就不好了。我們的標準是:把客觀存在的問題搞出來。2.工作中有急、趕、粗現象,如貧協的成立,‘一粗出百愁’。3.工作隊要求不嚴,不商量,不研究,不團結,不尊重。”(4月14日工作筆記)

“任務能不能完成,誰也不敢談這個問題。”“我有這樣的預感——不知一個什麼樣的下場!”“老丁說我對8隊存在的問題分析的不具體,後來我問老侯,他看8隊有什麼問題,他說:該做的做了,該講的講了,就這樣做吧!天啊!我該怎麼辦?”“老沈叫把小隊長丟開,老侯先說不必,這是15號的事,16號上午,他變了,也不商量,就和群眾宣佈丟開他,叫我去通知只要他管好山藥坑。不分析,主意不定,又管又不管,這可是個難事!”(4月16日日記)

“今天成立了大隊貧協。誰擔任主席,這事搞了好幾天,適合的孟俊德推年老多病,不肯擔任,誰也說服不了他。結果今天改這個,明天又改那個。弄成了個大難題,結果,由老丁把他說服了。這說明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老丁能說服他?有些人從這裡還得不到啟發,也真奇怪。今天,我也受了個教訓;我給張召娥準備的講稿,她沒用,她說,只能去說三五句。我不理解,認為不夠說明問題,教了半天。現在我明白了,對農民,就只能那樣,‘只能在她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點’,一點也不能多。事實證明她就那麼得體地說了三五句,這是我不理解群眾,也不相信群眾。”(4月17日日記)

4月25日至28日整訓四天,母親沒有寫日記,但是有工作筆記。四清分團領導、地委領導除了傳達中央指示、地委指示,就是大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23條為武器”,還有清政治、清經濟等部署等。這些都沒有西太子井大隊三位領導——侯(工作隊隊長)、丁(達明、副指導員)、張(先遣隊隊長)的發言吸引。看了丁的發言,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是意料之中。感到意外,是他大作檢討,而且坦率說出一些實際問題;感到是意料之中,是因為完全沒有脫離母親之前那些筆記的“鋪墊”(指出的問題),走到這一步,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下面是丁的發言摘要:“前一段侯、丁、張負責。未當好侯助手。1.主動找侯談問題少;在會議上與侯談少;懶動腦筋,出主意少。後來看侯工作困難,自己未幫好忙。積極想辦法、幫領導不夠。一是有依賴思想。一是工作責任心不強。某些問題上做過努力,但千方百計不夠。”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有“三少”,沒有做好侯的助手,沒有千方百計幫忙。

“2.本身任務。工作隊建設,理解。a主席著作學習和b活思想,未好好抓,未盡到責任,未檢查督促。曾想開講用會,到最近要選積極分子才開了。也就是說,這一段,未完成自己任務。知道同志們工作有困難,找我就談,未主動找,特別未組織生活會,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為什麼未抓,可以說是怕困難,好像很困難,很麻煩。思想問題也類似,還怕影響團結,還是‘我’字當頭,未把任務擺在前面。也說明沒有主動性,只想到自己是第2隊的人,說是大隊的負責人,思想掛不上鉤,不像一個領導人,總之是不對的。只有三同,第2隊工作做了一些,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沒抓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沒抓好活思想,沒主動幫助同志們解決工作中的問題,主要是“怕”。不過“三同”還是做了些工作,對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3. 精神狀態。新兵老兵的概念,到這裡建立起來了。因這裡講的特別厲害,無數次的,老侯也幾次談過,文化部來的什麼都不懂,概念更牢固了。因此,更謙虛些,多聽些,少說些。想著,老兵也是一種力量?耙地保墒都不懂怎麼搞四清。也想過,不懂這個是否就不能搞四清?23條上說過,懂政策,走群眾路線是否更重要?聽多了膽怯。總之,這裡非常強調這一點,對不對,我不管,新兵就該學習,請教。”

這一段與其說是檢討,不如說是道出一個事實,還有怨氣——宗派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新兵老兵”的概念,母親他們屬於文化部來人,被斥“什麼都不懂”,導致他們畏首畏尾。丁在發言中嘲笑自己“可憐可笑”。

“大隊的做法對不對?不對,是顯著的。大隊工作沒人抓,建議過,因這是關鍵,大隊工作該在第1位,否則不是正確的,不管現在和今後,但未堅持,未鬥爭,雖和侯劉說過。為什麼,無絕對把握……不能只有自以為是一面,沒有自以為非的一面。就是這種種思想,工作未做好,對不起同志們,幫助不夠(老兵幫不上,新兵和自己一樣,幫什麼?)這種精神狀態,叫做什麼?不革命,革命性不夠,鬥爭性、責任心不強,怕困難?!有時也苦悶,使不上勁,有時,開會了,勁上來,說了幾句,老侯又說幾句,會開完了,大家又糊塗了。”

這一段暴露了四清幹部中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之間的矛盾,丁曾經對大隊工作提建議,但沒堅持,因為沒把握自己對不對。丁和侯意見相左,一前一後發言之後,下面的同志無所適從,不知道該聽誰的。看到這裡也很同情丁,這場運動,試問誰又能有把握呢?

“使不上勁,考慮是新兵,又怕影響團結。來時,組織上交待,一定要搞好團結,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也有同志有意見,說關心文化部同志,不關心臨西。有人專造我謠,說我講23條有創造性,老百姓都躺下來了,我就嚇他們起來,嚇得一身汗,他們背。死教條,對臨西同志不關懷,發動群眾發動不起來,貧協會員只發動了一家三口——段姓的人。我向劉團長反應,有意見正式向組織上反映,又去西牛峪宣傳文化部同志都怕我,不敢和我接近。我向團政委正式說,今後正式向組織反映,有意見可檢查批評。”丁覺得“很窩囊”。

這一段反映的問題更明顯,北京來人和地方幹部的矛盾似乎由來已久,在北京、沒下來之前已經被千叮萬囑,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一旦出了問題,就有人無中生有,背後亂說。以致丁要在會議上正式向領導提出造謠問題。

老劉(分團長?)和副政委的發言也很有意思。

老劉:“1.覺得老丁有水準,但口頭老兵、新兵,不必要。2.文化部其他同志,帶著2個任務,幹勁很大。3.大隊被動,小隊還不至於……明明有分工,卻誰也見事論事,不負責任,老丁,水準高,不該老兵新兵,沒有主動,幹勁不大。我認為主席思想舉的不高,西太問題,主要在大隊。責任,主席思想不高,23條舉得不明朗。弄一天是一天,等後方來人。把文化部同志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是關鍵問題。”

這一段批評丁不該把“老兵新兵”掛在嘴邊上,一邊表揚他水準高,一邊又說他消極怠工,還不如小隊的同志們,沒有毛澤東思想掛帥。

副政委:“1.新兵和老兵問題,各有特長,老兵有其優點,有經驗,也有不足之處。四清是逐漸發展提高的,高標準,路正……老戰場的框框不一定能用,老兵帶老框框就不好。該照指示辦,如仍按老戰場,也有帶新兵任務。從新兵來說,幹勁大,特別在三同方面,聯繫群眾,不足之處是坐機關,不熟悉農村,某些地方有為難情緒。老帶新,新學老,老不能自滿。2.以後對領導人不能背後亂講。3.其他同志們的意見,請大隊黨支部分析研究,將來有機會,再開會。大運中不會不死人,但如何接受教訓,按23條辦,不叫死人。”

這一段還算比較客觀,不要說文化部同志們是坐機關的,不熟悉農村情況,就算是老侯,他也是剛剛從部隊轉業,沒有地方工作經驗啊。(4月27日工作筆記)

“(分團長報告)老戰場有新前進”,“千百萬工農兵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時代開始了”,“四清開始,就是整黨開始。從整黨入手,一定更要上好黨課。黨員要在黨內洗澡,黨支書先洗。”(4月28日工作筆記)

“整整十天未記日記,損失太大了。這十天,變化很大。老侯走了,去搞社直。分團長去邢臺開了五天會,回來後他們開了兩天會,跟著我們整訓四天,昨天才結束,這10天就過去了。開了一次毛著學習講用會,說是學得好的要上縣去,我、小張、小賈給選上了。其實,我沒有上縣講用會的興趣。我說8隊目前只我一人,走不開。老丁說,沒有你就不工作?我一想也對,沒有我,月亮還是有圓有缺,人一樣吃飯,女人還是生孩子。為什麼那樣化不開?!但是我還是沒興趣,可我又是一個黨員,不能不負責任,只好又把講稿修一修,抄了抄,乾乾淨淨的送給老丁。這一次有收穫,老丁說,老張,你說的是解決本隊的特殊矛盾,講著就沒有了。而且說的例子,都是四不清幹部,會使人誤會我們只是依靠他們。我一聽,果然不錯,老丁說我問題擺得多,都沒說透,這真是一針見血。我接受了,花了夜晚的睡眠時間,重新大改了一下。”(4月29日日記)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4邢臺四清

邢臺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滿目瘡痍

張佩華四清期間邢臺發生了地震,解放軍出動救災,是為新中國第一次,周恩來三次前往災區視察。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4邢臺四清

         母親張佩華的四清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幹部和群眾對四清或抵觸或顧慮,遲遲發動不起來;四清幹部力量相對薄弱,北京來的四清幹部和地方四清幹部之間有矛盾;母親時時感到困惑和焦慮,無所適從,舉步維艱。

在整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時已涉及到四清目的、政策、23條內容和四清的種種做法,這裡不擬贅述,重點放在通過母親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會在日期後面注明是日記還是工作筆記)瞭解一些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

“上午9時到邢臺縣,住農幹校,文化部640餘人都集中在此。晚上9時才召開會議,宣佈重新改組,由解放軍、中央、老幹部及地方調幹組織,以地方為主。我公司丁達明為副指導員,幾個黨員都為副班長。散會後,丁召集大家,提出,地方說我們三多:衣服補得多,手錶多,眼鏡多。就是說我們假窮,收入多,知識份子。我們必須做到搞好團結,尊重地方,做好助手,軍事化,有組織,有紀律,吃苦,其中特別提出要尊重地方,一起工作。要求我們抓時間交待大家一定要自覺做到。”(1966年2月17日日記)

丁達明(時任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副經理)帶隊到太子井公社西太子井大隊,共181戶,8個小隊。母親被分配在8隊,這個小隊20多戶,70多人,生產搞得很好。(2月27日日記)

“先遣隊張隊長介紹了這個村的特點:

  1. 老區,老幹部(在母親的積極分子名單裡,有一位孟懷玉,是1937年參加遊擊隊、1938年入黨的退伍軍人,母親稱他為“勇敢分子”)。黨的政策群眾信,但是老幹部自負,自滿不在乎。過去的先進區,現在的落後區。
  2. 交通不便,群眾出門少,養成閉塞、保守、固執和狹隘的短處,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
  3. 階級成分不純,錯劃成分很多,很混亂。
  4. 幹部有問題,並且對工作隊不在乎,愛理不理。
  5. 偽村長、三青團、道會門暗中活動,情況還不詳。
  6. 石山,缺少水源,地少,山禿。
  7. 通過這兩天觀察,貧下中農的生活雖苦,但不缺糧,他們以白薯(本地叫山藥)為主食,吃小米、玉米,生活過得不錯。
  8. 群眾對工作隊歡迎,但是有顧慮,不敢說。
  9. 幹部對生產抓得很緊。”(2月28日工作筆記)

在網上苦苦搜索一番,得知該地區現在有些村已經廢了,有些村變成農業試驗場,多種經營。也開發了旅遊業等第三產業。

8隊大姓是“孟”,有16家,其餘3家姓呂,一家姓李。母親住在貧協主任孟慶元家,左邊鄰居是大隊長家。那天中午他們在呂武緒家午飯。呂武緒,又名五緒,33歲,妻子是左權人,29歲。有個10歲的兒子,讀一年級。母親寫道:“五緒修路,中午不回家吃飯,一天10個工分,問五緒妻房子是土改分的還是自己的,她說不知道,自己是外來人,不便問。小隊長呂景斌是本家,比他們輩分高。”晚飯時,五緒也回來了。“看來他的妻子對他暗示了,叫他不要多講。他說他聽說過四清工作隊,但不表示態度。”副大隊長孟廷桂來了,談起階級成分,“兩人都說成分很亂,五緒說,有人說他是新富農,廷貴說,咱吃過苦,要過飯,不是貧農是啥。我問,成分不是土改時劃的嗎?他就不說了。”(3月2日日記)

3月4日上午在地裡勞動,她和貧協代表孟慶喜談了幾句:“我問,你看昨晚談的怎樣?他說:好!又沉思地說:大家不敢說,日子還長,你們也不會就走,慢慢說吧。”幾天來開會,幹部不講話,貧下中農也不講話,幹部是因為抵觸,貧下中農是在觀望,有顧慮。母親“針對著以上情況,對他們宣傳了黨的政策,23條,談了形勢,特別著重和舊社會對比生活,使他們憶苦思甜,又針對8隊‘生產不賴’的思想,以先進例子來對比,他們的生產、生活都沒有到頂,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 “我從他們的反應上(很活躍)看得出他們對道理已明白了,但不敢講。”“我想,這不是偶然的,我的隊進度慢,心裡很急,但我沒表露出來。”

這天工作隊侯隊長到達(後面有一篇工作筆記提及,丁達明說“侯崗小是好同志,只是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問題。”估計是指侯隊長,他是轉業軍人,沒有地方工作經驗),下午便開了大會。母親日記寫道:“關於調查,我當然已知道了,但是行得不好,到現在關係還打不開……個別訪問的時間沒有;思考、整理材料的時間沒有;寫日記的時間也沒有了。”(3月4日日記)

“本晚各組討論題:

  1. 你對當前的形勢是怎樣認識的?
  2. 為什麼要搞四清?四清是清什麼?四清的標準是什麼?
  3. 你在這次運動中抱什麼態度。

老侯講話之後老劉補充:

  1. 形勢好,是在全國政治團結,政、經、文、軍全面好的情況下,還有階級鬥爭。
  2. 會議重要進行煽動、鼓動,以鼓舞群眾情緒,殺幹部威風、
  3. 多注意其思想變化,今天的會針對性差一點,會中要注意貧下中農、幹部等的反應,以便下次會中針對解決。

煽動力小,蓋子揭得不深,群眾情緒不沸騰。

才開展了十來天,3月11日就要將以下各項寫成文字材料交上去:

  1. 各生產隊對主席著作的學習時怎樣組織的,採取的是什麼方法?
  2. 你怎樣將生產和運動結合的,通過學習毛著和貫徹政策出現了哪些好人好事?舉例說明。
  3. 發動群眾採取了哪幾種方法,你認為哪幾種方法效果比較大?
  4. 你隊有多少四清範圍內外的幹部?
  5. 發現培養了幾名積極分子?其表現如何?可依靠的有幾名?
  6. 幹部分類排隊情況如何?初步收到的意見有多少條?其中經濟、政治、作風各多少?
  7. 階級鬥爭的表現有哪幾種?
  8. 你隊有幾戶苦大仇深的?有幾戶五保?需要幫助解決什麼問題?(3月6日工作筆記)

1966年3月8日凌晨5點29分,邢臺地區發生6.8級強烈地震,隨後21天還發生了5次6級以上的餘震,8064人死亡,受傷38451人,倒塌房屋508萬餘間。我還記得周恩來總理曾三次前往邢臺慰問,記得母親說過住窩棚的情況,震後大雪漫天。和她同住窩棚的年輕女孩,多年後和母親還有信函來往。可是在母親日記裡,直到3月17日,才寫了一句:“家裡盼望著我的信,掛著地震的事。”顯示那段日子他們工作多麼緊張。

邢臺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滿目瘡痍

張佩華四清期間邢臺發生了地震,8064人死亡,受傷38451人,倒塌房屋508萬餘間。

(圖一:邢臺發生地震,震中隆堯鎮與母親四清所在的臨西鎮直線距離大約100公里。母親說,住在臨時窩棚裡很冷,半夜凍醒,胯骨和大腿都凍疼了。)

在她的工作筆記裡記載著十幾戶人家的房子裂了,或者一面牆壁鼓出來了。奇怪的是當天縣委電話會議記錄裡,談到進村16天有成績,也談到問題,就是一句也沒有提及地震情況:“老同志有麻痹思想,自滿情緒,新同志有畏難情緒”,要求重視自身建設。另外就是講到“生產是整個工作的中心”,說“邢臺2害,旱、洪,拖住邢臺不能發展”,“荒山禿嶺”,亂砍亂伐,是“自殺之路”。希望能夠植樹造林,修梯田,修水利。(3月8日工作筆記)

直到3月24日左右(因為她把日期又劃掉了,不肯定確切日期),工作筆記才記了“傳達,關於地震”:“地委通知:省委來電,據中科院預測分析:我地區地震將可能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強,據‘新賀’測報:從22號以來,發生1000餘次,今晨1點多,發生5級以上地震,據預測,在邢寧灣以南,可能有較大的地震發生。望你們即將上述情況傳達到公社書記、工作隊、大隊党支書記,向機關、廠、礦群眾貫徹。兩個可能:一是可能發生,一是不可能發生,要準備萬一,做好工作,保證不傷亡人口。1.不要怕,驚慌失措,造成人心惶惶,影響工作和生產。2.要提高警惕,反對麻痹,防備萬一。3.要有措施。a. 把以上分析的可能向一般幹部和群眾講,要長期準備。b.號召組織群眾,因陋就簡,包括機關、團體、學校,搭些窩棚,特別注意幫助老弱五保戶,在外工作幹部、民工家屬,有困難戶。工作、學習、生產照常進行,以保證不傷亡人口(為准)。1.以隊為單位開會,貫徹以上傳達精神。2.各戶可將糧食、重要物品搬出,老少幾天不進村,在外做飯。3.今天不知明天,吃一點下去的思想要去掉。4.牲口安排問題。5.房子問題,該拆的拆。6.群眾思想問題,怕偷盜,預防壞人。7.棚子四防不夠——防雨、風、火、震,不許吸煙。8.生產照舊。”(3月24日工作筆記)

3月26日又傳達了李副總理[1]的講話:“我奉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指示來看望,你們受了自然災害,毛主席、黨中央很關心你們,相信你們一定會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黨中央、華北局、河北省委、最重要的有全國人民支援、你們更重要的是靠你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你們有勞力,加上國家支援,很快就可以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些人問,地還震不震,我們還搞不清楚,不好說。科學家們也搞不清楚。只要大家保持鎮定,提高警惕,就能鬥到一條——不死人。我們要把情緒鼓起來,積極搞好生產。因此希望你們在黨中央、毛主席、華北局、河北省委領導下,學習解放軍的精神,自力更生,把災荒克服過去。”

陪同李副總理視察的有地委的劉子厚。地委指示:“要求各縣把李副總理的講話在9點前和群眾見面,向群眾宣讀,組織群眾討論,通過討論變成力量,以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搞好當前生產、救災。”

地委關於大力搞好生產、蓋簡易房子的緊急通知:由於地震時間不定,生產季節已到來,地委研究,在當前要集中絕大部分力量搞好生產,同時搞好簡易房子。對現在簡易房子,凡不能過雨季的,一律加以整修,在搞簡易房子時,要多搞半棚半陽式”,“棚的標準不僅要達到四防的要求,而且能頂到9月份。”“永久性的房子,不是不搞,而是為了搞得更好。以上要做到家喻戶曉。”(3月26日工作筆記)

邢台地震救援

(圖二:根據網上查到的回憶資料,邢臺地震,解放軍出動救災,這是新中國的第一次。)

雖然從3月8日地震發生到3月24日才看到母親有關中央、地委的指示的記錄,但是期間母親的工作是一天也沒有停止的。

“(地方幹部和北京來的幹部)雙方的合作存在一些問題”、“(某些人之間)關係開始緊張”,“幾個年輕人不夠謙虛,不夠艱苦,黨會上把關心他們思想的事交給了我,把婦女工作交給了我”。母親對交給她的工作十分重視,上午勞動後和記工員孟凡武談,中午和小隊會計孟慶珍談,下午開黨員會,晚上和婦女會副主席呂花堂談,回到住處又和五緒談。(3月9日日記)

和父親四清時一樣,母親他們也實行同勞動、同住,同吃。母親說,“在勞動方面,顯示著我還可以挖挖潛力,一天擔2、3擔水,半天勞動還是可以的”,“同住,我也從好房子搬出來了(但他們卻搬進去了)”,“每天還能堅持同吃(少吃、吃壞的)”。不過3月11日發生了“吃白饃”事件。那是在五緒家,母親說她開始時打不定主意(吃不吃),後來看見老沈吃,她也就吃了。而且那天只有這一樣主食,不吃就得挨餓。晚上開會,老沈卻把此事與五緒姐姐嫁女,他想請假去太原聯繫起來,說他這是要收買四清幹部。此事後來不斷被提起,母親寫道:“這件事按老丁分析,問題不在吃饃,而是他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求(去)邢臺。我沒向這方面聯繫,現在我也不大相信他是出去聯繫的。這件事等著看發展。”“這是教訓,這個經驗得吸收。”(3月11日日記)

母親每天除參加勞動,就是開各種會,宣傳23條,焦裕祿,四清文件,聽大家談日佔時期、逃荒的苦處。她有很詳細的計劃,比如向誰要62年以來的生產、分配情況表,63年以來的國家救濟、獎勵、統銷物資情況表、婦女情況調查表;計劃開老人會,婦女代表會;還要摸清孟呂兩家的宗族關係;抗戰前後、土改前後、合作化前後的情況變化。可是這天她記下的一句調皮話,卻和她的意願很不協調:“老戰場,現階段,群眾煩,幹部難,工作隊員團團轉。”(3月13日工作筆記)

社員孟富家(有時寫成付加)反映,慶善祖(上)有功名,從富家記事時就做皮毛生意。解放前和父親在五台景(山西)串鄉買皮毛,賣給邢臺皮毛店。1945年秋本村解放,慶善父在村,慶善已結婚,帶妻回來,兩個人都不准是黨員。當時(他們)對群眾還不錯,如“崗樓”出山貨(瓜子、藥材),本村群眾活不下去,慶善教大家去買山貨進邢臺賣,賺點錢。如無本錢,他說一句話就行了。他和別人一樣趕個毛驢也買賣山貨。

解放後,(慶善領導幾戶貧農)組織了一個小型合作社(誰倡議的記不清了),做買賣,按勞批紅(富家認為幫幾家貧農翻了身),到公家成立合作社後解散。47年大擴軍,48年土改。土改前區委張知人吸收“景仁”入黨(當時她是婦救會主席,後當村長——上級委任)。在她做婦救會時孟理岩批評過她,當村長後,在土改中,以孟為地主成分之名,要整孟妻,孟理岩由縣裡陳政委陪同回家接受意見。走了以後,她便把孟妻打死(大家認為她是報私仇)。

土改前,孟慶善有14、5畝地,有五間房。土改分得房子10間,有沒有分地不清楚。當時(他)家有人口十來口,慶善夫婦、父母、三個孩子,弟善豐二人。

慶善較後入黨,調到區聯社工作,後調管理區工作,管理區併入公社,被選為公社正書記。後退休(因跌傷)。回大隊當副支書。

他兩個兒子參軍,女婿在湖北是地委,“景仁”弟是團級幹部。

“小付喜”去參軍後,孟富勾引其妻成孕,生下一兒,當時“景仁”為村長,便將孩子賣去柏山得一車麥,私吞下去了。

58年成立大隊時,11隊全是慶善近親,偷糧事常有。(3月14日工作筆記)

上面“景仁”、“小付喜”等名字都帶有引號,也許因為母親僅知道發音,不確認是哪幾個漢字。如果“景仁”所作所為確有其事,想必母親會大為震驚。“公報私仇”,打死人,賣兒童,而且私吞所得,這哪裡是她心目中的黨的幹部?!而“偷糧事常有”,相信也顛覆了母親對貧下中農、生產隊幹部的認識。

[1] 1966年3月26日李先念副總理視察邢臺地震災區。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3陳總講話

荒蕪的河灘上有一口青石砌邊的井眼,寥寥幾株小樹,遠山下有幾棟泥土房子和電線桿子。

張佩華四清所去的邢臺太子井村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3陳總講話

         至此用12篇介紹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經歷,朋友們讀了反應很熱烈。有在美國的學者正在研究四清運動,肯定資料的珍貴和及時;有發小直言:“從家史學歷史,好!”有老家在四川農村的朋友告訴我當時的情形:“四清時我已經14、5歲了,那時很天真無邪,但作為老百姓沒有多少感覺。幹活我是一把好手,不過那時主要時間在縣一中上學了,只有週末和寒暑假回家掙點工分。有稀飯吃,很少能吃上一頓乾飯和肉。”並評價我的父親“是個很善良、很有責任心的幹部,令人敬仰。”還有長期在體制內的朋友說:“他(指我父親)那時也陷入小人奸人包圍圈?我總以為那時是個別或少數,現在才成為圈”,還說:“老一代人,還有我們的大半生,思想是在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中沉浸的,喜怒哀樂都在其中。我是15歲在大山裡伐木幾個月沒有外部資訊人煙時,第一次向自己發問,所有這些思想情感都是我自己的嗎?”

朋友們的回饋令我很感慨。無論大家是學術研究需要還是理解和反思父輩的心路歷程,甚或有人說“現在誰還對這些事感興趣”,對我都是鼓勵。瞭解那段歷史,瞭解各種想法,幫助我理解了現在。

父親的四清結束(1965年5月)半年之後,母親張佩華也赴邢臺四清。她留下一本日記,始於1965年11月11日,止於1967年4月21日。其中包括65年年終總結、四清、以及回京開始文化大革命等內容,彌足珍貴。 她1966年2月17日到邢臺四清,6月29日回京,寫了50餘篇四清工作筆記和45篇四清日記。

去邢臺前夕,1966年2月4日她記錄了聽傳達陳總(陳毅)講話精神。父親向她傳授了自己的四清經驗,提醒她注意這場運動情況十分複雜,告訴她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做好群眾的發動工作(她在四清期間十分執著這兩點);陳毅的講話則給了她宏觀的國際大背景,“搞好中國革命就是支援世界革命”,反修防修、搞好社教(四清運動),意義重大,不由得她不緊張。

下面就是她記錄的陳毅講話精神。

  • 目前形勢特點

1.正經歷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腐朽力量瘋狂垂死掙扎,反動派在激烈分化。現為多事之

秋。左中右都在變化,將改組,各派力量都有大變化。

革命形勢好,廣大人民要革命,要深入,就是大好事。因為是發展,革命的運動變化,是個試金石。要革命一定流血,一定有反復,一定有失敗與成功。否則,太輕而易舉了。革命的發展,可以使一潭死水變活水,就怕是死水。解決矛盾的辦法,就要鬥爭。

形勢大好,是從戰略上說的,從戰術上說,就得重視,爭奪中有反復。

舊的秩序不破,新的秩序不能建立。

怕鬥爭,否認鬥爭,就不是唯物主義的。

有的地方,出現逆流,右派佔優勢。但逆流一過,大風暴就來了,這是大革命的序幕展開。逆流也不奇怪,看不到逆流,會產生盲目樂觀。看到逆流,也不要驚慌失措。逆流永遠不會擋住主流(世界革命)。有人認為逆流就是低潮,有人覺得我們該和談了,進聯合國了,與美蘇軟一點了。這是懼美、恐蘇的表現,這是對當前形勢信心不足。主張妥協,不要三個高舉了。有人主張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不主張支援世界革命。

目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是北京,我們要有信心,面臨當前情況,我們要冷靜的觀察,細緻的分析,認真的做好調研,對形勢分析,不要單從數字看,如元旦至今,四個國家政變,兩個與我斷了關係,這是逆流。但反美大風暴正在風起。美、修日子不好過,我們的日子好的很。

戴高樂第二次當選後,反美調子也較高,做出高姿態,以免被美拖下水,一起死亡;英國有三個前途:獨立、成為美一州、離美,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聯法、西德(但也有不少困難)。日子不好過,工黨正鬥爭中。日本,由美武裝,美要佐藤派兵去南越參戰,日本不肯,但做東北亞盟主則有興趣,走狗也不是容易指揮的。並且,目前日人民已遠非20年前的日本人民與軍隊。西德也被武裝了,對隨美反蘇統一德國,搞核武器,與美一致,是親美的。表現受美控制,馴服。以上一連串看出,帝與帝之間矛盾尖銳,控制反控制,不是運用自如的。說明帝國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無法調和,矛盾並將發展,趨向進一步分裂。

當前他們的矛盾焦點是美侵越戰爭問題。美花了大力,也不能解決。美國務卿拉斯克到處奔走,認為我國是他們全球戰略的主要障礙,所以要對付我們,這是幾十年來沒有過的事,說明中國才是真正革命的,而蘇修成了起“革命消防隊”的作用。

世界人民是嚮往中國的,世界風暴在興起。美要把戰爭加在我頭上,各國統治之間有矛盾,美也沒放棄“解放”東歐,與蘇仍有矛盾。

當前形勢是波浪式的前進,此起彼伏。美日子不好過。他的僕從國家三類:

1.美日子好過,僕從國家服從,搞點美元。

2.美日子不好過,僕從國家到處活動,幫助美國。

3.美不行了,僕從國家就要跳出離開,離美反美。

所以我對當前形勢要看得准,看到主流,不要只看現象,即美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有矛盾,無法解決。美與蘇修關係,這是研究形勢的重點。

 

二)對美帝分析

1.美帝在越南一定要失敗,目前搞和談,實為擴大戰爭做準備(準備大致半年)。和談陰謀。

a.到處挑撥中越關係.

b.搞和談陰謀,蘇修幫忙。

c.美對我包圍

我才要立足於打字上。

 

2.美國內革命,推翻現政府,或人民憤怒的火燒死統治階級。

毛主席說美人民開始反對本國政府,意義深遠。也是美歷史上的第1次。

六件事是美歷史上沒有過的。

a.幾個人自焚抗議

b.飛機上撒傳單,這不是一二個人幹的

c.停電

d.黑人鬥爭——發展到武裝鬥爭

e.大罷工、大罷課席捲全國,人多、持久、面廣是歷史上沒有過的

f.出國軍人罷戰,國內人民要兒子丈夫

第一次大戰570億橫財,第二次,1170億。

  1. 美帝與其同盟者的矛盾,現在是“樹倒猢猻散”,面臨分裂。美共是修的,但真正革命者大有人在,說明美帝坐在火山上,有後顧之憂。

三)對蘇修的分析

1.土改不徹底

2.社會主義改造不徹底,沒抓政治,階級鬥爭。蘇當時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多,沒注意用解決思想的辦法。

3.出現帝國主義的顛覆,匈牙利事件在蘇出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印尼

統戰20年,現在唱雙簧。大革命的序幕展開了,階級鬥爭的蓋子揭開了,武裝鬥爭在開展中。由於印尼事件發生的較突然,20年的和平環境,對印尼黨和人民來說的確是大轉彎。說明和平時期的黨轉化要有一個過程,是艱苦的。我們應該相信他們會勝利的。

對中間派的認識:他們在革命初期能起作用,但反動派一壓,和困難時就會動搖,甚至投降。

五)中間地帶問題

如柬、馬、坦等,對我表示友好。馬里除不願自力更生土改外,外交上接近我。他們對我們好,我們要多做工作。但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做工作要心中有數。我們不能降低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水準。

那些中間國家,如阿富汗等他們是不願把中國這塊王牌丟下的。

總之民族主義者對我是好的,就多做工作。不好的,就要耐心等待。我們搞統一戰線的目的是通過上層支援左派,團結廣大人民。

孤立是光榮的孤立,不怕,是多數。

全世界接受毛澤東思想也要有過程,阿爾巴尼亞學得好。任何地方,只要結合的好,威力無窮。

我們的兩手:

  1. 打,一起來,我們都歡迎。
  2. 準備光榮的孤立、印尼、古斷交,大家要有思想準備。敵人都來,關係都斷,剩我一家,仍

要革命——這16個字就是我的態度。

一定要高舉三個紅旗,不能減低反修水準。我是世界革命動力,對打擊美帝起帶頭作用。

要關心形勢,形勢就是政治。進行形勢教育就是最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備戰。

因此說:66年是美更瘋狂的一年,

66年是中國大勝利的一年。

為大戰,備戰,備荒,為人民而努力。

66年是蘇威信大大下降的一年。

六)學習主席著作六理由

語錄中一段,列入四篇哲學中,P174

七)國內形勢問題

大學毛著

一定要活學活用,用主席思想找規律,一定能勝利。現在正在解決勞動人民掌握知識和哲學,這是空前的,是大變化。所以說人類已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人不學習就要遲鈍,不學習主席思想不能完成革命任務。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列主義最高峰。

一些領導學不好,主要是工作與學習安排不好,只抓一頭,擠掉另一頭。被擠的又往往是學習。這些都是輕視學習政治的一種表現,壞的表現。領導不能只搞單項,要多搞幾項,也只有學習,忙,只能擠工作,不能擠學習。

學習主要擠、鑽,狠抓用。

社教。在農村要依靠貧下中農,團結95%農民(包括地富子女)。搞社教是挖封、修的根子,是重新教育人,是反修防修的根本辦法。蘇人民將爆發第二次革命。

社教與備戰。無債,工農業建設好,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藏糧於民”是重要的,有最大的戰略意義。解釋農民要保國保家,也是民強國富,打起來意義不同。

在民族主義國家中,是資產階級當政,我助過現又反對我,我也不吃虧。他們與我本來不是一個階級,只要他反帝,我就支持,對我不好,也是必然的。我們和他們,革命歸革命,外交歸外交,要有兩手準備。

以上就是陳毅的講話精神,反映了當年中共高層對國內外形勢的基本看法。通過層層傳達,把這種看法灌輸到接收資訊和認識水準都有很大局限性的基層幹部,絕大多數人都深信不疑吧。

母親就曾寫過一篇四清日記:“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我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做主的樣子來。”

荒蕪的河灘上有一口青石砌邊的井眼,寥寥幾株小樹,遠山下有幾棟泥土房子和電線桿子。

張佩華四清所去的邢臺太子井村

(在網上能找到的最接近母親當時場景的圖片。《邢臺縣誌》雲:太子井村,“世傳趙襄子為太子時,獵於此,掘井得水。” 趙襄子是晉國正卿趙簡子的太子,封地在邢。太子井村民散居在河灘兩旁,“太子井”就在河灘的一塊平地處,一千多年來一直作為村中的水源。1963年上游發洪水,將水井淤沒。後來又把太子井清理出來,現在仍可見到青石井臺,條石井幫,水面深達十幾米。)

        看了母親的四清記錄,推翻我以前對邢臺“窮山惡水”的印象,比如母親在3月19日參觀的漿水公社永門大隊,有男女勞力200多個,41道溝,15個自然村,13個生產隊,300多畝耕地,可澆地200多畝,能保產的有60多畝。林業產栗子、核桃、柿子、橡子,副業有割荊條,藥材等。80%社員有存款。這裡也曾是抗日根據地,有過抗大分校,群眾覺悟高,1942年就組織起互助組,43年搞合作社,是邢臺第一個高級合作社[1]

又比如母親四清所在的西太子井大隊,位於公社所在地(現在邢臺縣太子井鄉政府所在地),在當時來說物質條件也不錯。去合作社買煤油的時候,母親看到“物品齊全”,藕粉、瓶裝醬油,什麼都有。母親買了一雙布鞋,一個暖水瓶,母親對女同事說:“少跑少買為妙”,看到這裡,我不禁莞爾,果然女性對購物的熱情是不分年代的。

不過,我也記得母親對我們講過那裡有多閉塞,群眾對山外的事知之不多,“有位老人家甚至問:‘日本投降了沒有?’”

[1] 1943年搞合作社:我無法確認是不是母親的手誤,那麼早就組織起互助組和合作社是十分超前的。根據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政策與實踐》,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是“互助組階段。合作社數量很少,1950年只有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初級社18個,高級社1個。1951年底發展到130個,其中初級社129個,高級社1個。互助組實行以工換工、等價交換、集體勞動,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仍歸互助組成員私有,分散經營。”

四清時期批鬥幹部的場面。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結

 

一個老婆婆在批鬥大會上憤怒地指斥一名被五花大綁的“四不清”幹部。

網絡流傳四清時打死人,這樣的批鬥場面十分普遍。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

        通讀四清日記,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通過父親吳荻舟的日記全面瞭解父親的為人行事,瞭解真實的中國農村情況,瞭解他在大環境時“左”時“右”的情況下能怎麼做。通讀完父親逾10萬字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的感覺是,當時農村大面積困苦,積累了怨氣。而各級幹部中“不作為”和“自保”漸漸變成“生存之道”。父親在南京休整期間寫過這樣一句話:“我覺得,今天不管有沒有,還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好。看到農村這樣困難,思想上無動於衷的人,那是不能理解的”(5月24日),深刻揭示了事情的兩面——困難和無動於衷的存在。

一開始來勢洶洶,大張旗鼓,最後虎頭蛇尾,匆匆收場,一時要“階級鬥爭”,一時要政策放鬆,在寧“左”勿右,動輒得咎的困境中,父親抱持“種實驗田”、改造思想的明確目的,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中和當地老鄉“同勞動”,自己洗衣服補襪子,徒步幾里路到鎮上才能洗澡、寄信,對此毫無怨言。更重要的是,他不以唯我獨“左”的面目去害人,也沒有在壓力下失去生活的熱情和前行的勇氣,真心實意扶持農民群眾。想群眾所想,實事求是,嚴控鬥爭不過火,解決東西隊歷史遺留大難題——開溝過水,辦起耕讀小學,留下一個有朝氣的新班子。

正因為此,他受到群眾愛戴。也幸虧他有這樣一顆純粹的心,還有詩情畫意、總算有驚無險結束了四清工作。

一個老婆婆在批鬥大會上憤怒地指斥一名被五花大綁的“四不清”幹部。

網絡流傳四清時打死人,這樣的批鬥場面十分普遍。

(圖一:網路上有很多四清老照片,這樣把人五花大綁的事並未發生在西隊。)

下面是父親的四清小結和自我鑒定草稿:

(一)本人小結

我參加句容縣城東公社大澗子大隊大澗子西隊生產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自進村到離村,整整五個月,基本上完成了黨交給我的任務。群眾起來了,幹部的“四不清”問題見底了,幹部參加集體勞動了,發展了黨團員,領導核心建立了,地富分子制服了,生產搞上去了。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與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與組內六位同事、廣大的貧下中農和群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沒有搞過社教工作,毫無經驗,自進村到離村,我抱定一條:笨人多做事,和緊緊抓住1以階級鬥爭為綱(抓住兩綱,比抓住以…為綱,更能反映運動的特點。當時只考慮進村之初,還只提以階級…為綱),放手發動群眾;2全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3從實際出發踏踏實實去做,三條法寶。成績是這樣取得的,這也是我最寶貴的經驗。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對主席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英明論斷,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性質,特點和運動的必要與必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社教工作的取得勝利。使我更堅定地認識到我們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進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階級覺悟,堅定了階級立場,明確了階級觀點,克服了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一些非馬列主義的、非毛澤東思想的、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以下是我在每一段工作中較突出的一些體會、經驗、教訓。

一.通過具體鬥爭來發動群眾

進村時,只有四位貧農敢和我們接近,偷偷地告訴我們一些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一般群眾都說“我們隊裡的幹部(主要是隊長)好,農活精,不罵人。”但,又為什麼有人說他是“笑面虎”呢?我們村裡村外摸了一下,也翻了翻有關他的檔案,肯定他有問題。但,問題有多大,性質又如何,沒有更多的材料,就難斷定了。

我們紮根串聯(*紮根串連在23條不提了,但這裡指的是小四清時發動群眾工作,當時是按20條辦事,故仍提),訪貧問苦,完整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繼續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並決定抓住當眾核查當年糧、錢、工、物這幾個戰役,來發動群眾,把他的四不清問題,提高到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來批判,並要他當眾交代問題。一共是三個戰役,笑面虎的皮被撕下了,到第三戰役核對錢賬時,群眾吼起來了,當場揭露了68條,發言的人,增加到十八、九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從第一個核查工分的戰役到第三個核查錢賬,只有十多天,但是貧下中農和其他群眾的積極分子,一個戰役比一個戰役多起來。到當年分配結束時,群眾面對面提意見,也沒有什麼顧慮了。群眾初步發動了,革命的聲勢初步出現了。

二.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特點

大澗子西隊,全隊29戶(一戶中途遷回來)68個成年人,56個小孩,,具體的階級結構是:貧農17戶,48人(只計大人,下同)中農2戶,2人,地富分子10戶13人(2人在押),地富子女及家屬(貧農成分)11人。這樣的階級結構,地富子女及家屬佔全隊人口的六分之一,加上子女的子女12人,變佔全隊人口124(包括小孩)的四分之一。這些人如果站在地富分子那邊,變成了84比40,佔全隊人口三分之一了。因此,地富子女及地富家屬,成為我和敵人必爭的對象了。

我們抓住這個特點,決定了我們工作中的特點,把對地富子女和地富家屬的政策教育,前途教育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初讓他們單獨組織一個小組,進行教育,後來為了更好地影響他們,讓他們和貧下中農青年一起活動。結果很好,在對敵鬥爭中,大多數的地富子女和家屬,都敢站在貧下中農一邊,子揭父,孫揭祖,揭發了不少地富的罪行。

三.抓住疑點窮追,揭開了階級鬥爭形勢

大澗子西隊看起來是平靜的,群眾說‘本隊地富雖多,但,死的死,老的老,女的多,男的少。’似乎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但,摸下去,事實並不如此,仍然有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

我們進村不久,群眾就告訴我們三年前隊的牛被盜了,估計和兩年前越獄逃跑的反動富農王國洪有關也可能和隊長王正和有關。只要把王國洪抓回來,八不離十,案子可以破。疑點是王國洪是盜牛犯,隊裡的牛被盜後,王正和派他去找,他不但沒找,還在外村打了一夜麻將。群眾一致要我們把王國洪抓回來。

我們抓住這疑點不放,在群眾起來後,我們抓住逃犯王國洪的兒子曾私刻公章替父親送牛的錯誤,從他的口裡擠出了逃犯的去向,並根據這個線索把王犯抓回來了。群眾反映,當王國洪被抓回來的消息傳進村後,有三個人感到不安。即隊長王正和,糧食保管員芷聖榮,和送走逃犯的隊委陳發富。為什麼他們要不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

當隊長參加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洗手洗澡時,我們在隊裡一面發動群眾剪辮子,一面加緊審訊王國洪,一面發動給幹部提意見,造成了三面圍攻的壓力。終於把盜牛案給破了。王正和交待了,被騙取空白證,方便了王國洪盜賣本隊的耕牛,分到了贓款,並與芷聖榮王國洪訂立偷牛的攻守同盟,交代了與王國洪搞政治雙保險,和其他重大的‘四不清’問題。

原來反動富農分子王國洪,利用小恩小惠,吃吃喝喝,拉倒了隊長王正和,做了他們的保護人。自此對地富的勞動改造監督放鬆了,對他們的投機倒把不聞不問了,對他們的盜賣耕牛分贓包庇了,以致搞攻守同盟,搞政治雙保險。要不是王國洪因盜別村的牛被捕,這個生產隊還不知道要和平演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事實揭出後,不但群眾吃驚,我們也吃驚。

四.四清核實定案中的調研工作

雖然整個運動離不開調查研究工作,但,集中表現了它的重要性,是在四清的核實定案中。為了使幹部對退賠定案口服心服,除根據黨的政策,做到“三對口”,“三允許”,一筆筆和群眾、幹部來核實外,還要展開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往往因為幾毛錢,或一點疑點,要跑很遠的地方去找正人,寫旁證。有了旁證,有了材料,還要反復分析和研究,才能把問題的性質、數量等核定下來。

這段工作,不但教育了我們重視調查研究,也是我覺得這工作很有味道。

五.對敵鬥爭中的一個大教訓

對敵鬥爭貫徹了23條的“給出路”,分化孤立最壞的人的政策和戰術,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由於我們的政策教育工作,沒有細緻深入到每一個人,就出了毛病。

一個平時不愛參加開會的貧農,平時受富農分子王國孝的剝削和辱駡,在評審會上打了他。這是一個教訓。

六.黨的方針政策要完整地宣傳

我們進村後,就大力展開黨的方針政策的全面的、完整的宣傳,逐句逐條地宣講20條及後來的23條,這在最後的幹部選舉和黨員登記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王正和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只因他及時交待了問題,下了決心改過,和退賠較比,並積極參加了集體勞動,所以民主選舉辯論候選人名單時,大家說他交待了,退賠了,決心不再犯錯誤了,按政策是可以同意他當隊長的,還可以同意他黨員登記的。並從寬做了嚴重警告的黨內處分。

這是黨的政策兌現。說明貧下中農和廣大群眾,真正體會了黨的、對幹部的寬大的政策。

以上是我運動中主要的經驗和教訓,至於工作許多缺點,這裡就不提了。

(二)自我鑒定

優點:

一.      基本能做到三同的要求;

二.      運動中能站穩階級立場,堅持黨的原則,和壞人壞事作鬥爭;

三.      運動中能用階級觀點看問題,分析問題;

四.      革命幹勁始終飽滿;

五.      有時能和同志、群眾商量,尊重同志、群眾的意見。

缺點:

一.      工作還不夠深入細緻;

二.      對青年同志的幫助不夠,尤其學習毛選,沒有一進村就把制度建立起來;

三.      工作上還有包辦代替,組裡有勞逸不均的現象;

四.      不善於利用民主集中制,使青年同志主動發言的辦法少;

五.      對群眾的思想工作,抓住了重點,忽視了普遍。

小四清時:1扣工分時緊了一些,核實定案時,雖然反退了800多工分,現在會計芷聖余還有意見。2錢賬也錯退賠了一些,比如會計現金帳上把5.5元計成55元,錯要會計退賠了49.5元,在核實定案時,青年同志還不大願意改正,這與23條有什麼偏向糾正什麼偏向的實事求是精神不符。我是堅持糾正,反退了49.5元。3幹部退賠的糧也算多了,不該退賠的也退賠了,而且數字很大,相差數百斤,這次核實定案,也糾正了。還有4幹部的什麼也扣多了,這些都是受到四、五、六的影響。我讀了23條時,就覺得有糾正的必要。同時,當時對幹部只壓,思想工作做得很不夠,政策沒有全面向幹部宣講,幹部後來反映說,當時真不知怎麼好,只是害怕,覺得沒有前途,這說明,當時的政策教育沒有真正落實到人。尤其是地方有這框框,怕右的規定所引起的,我們有偏高好過於偏低的做法,引起了幹部怕,沒有前途的情緒和思想顧慮,這些都是工作的缺點,沒有100%按中央政策辦事的地方。(完)

四清時期批鬥幹部的場面。

網絡老照片,批鬥四不清幹部,由地富反壞陪斗。

(圖二:很多地方的四清非常慘烈,批鬥“四不清幹部”時要四類分子陪鬥更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在父親的日記裡沒有看到這種描述。)

那個年代的人對毛澤東、對黨沒有懷疑,頂多懷疑個別領導“是不是錯了?”頂多從工作層面上考慮:上面忽左忽右,下面怎麼開展工作?父親盡力“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努力,客觀上減輕了四清對西隊帶來的“副作用”。大環境步步陷阱,個人的努力到底能怎麼樣?我認為最終是考驗人性。他那次和工作組同志們談心時說:“(做工作)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做到了,在晚年回顧時,他能說“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並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