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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動盪,多少歷史碎片散落尋常百姓家。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和書籍還有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 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網站1967.hk.com,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歷史碎片。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寧“左”勿右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 “左”勿右

    從1964年10月21日離京,到1965年4月,父親吳荻舟在江蘇句容四清已經五個多月。四清運動到了“核實定案”階段,父親說,工作量大,複雜,要求細緻,政策性很高,“要筆筆過堂、人人過堂”確定性質,除了保證時間和數量,還要情節符合。做大量調研工作,耐心核對,和不要有畏難情緒。不僅是工作隊內部反復核對,分析,還要與本人核對,聽取他們的意見,要在積極分子中反復核對,最後工作組、群眾和四清物件三對頭,再報隊部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討論,取得最後的定案。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圖一:核實定案注意事項。)

4月1日下午,父親到鈐塘參觀鬥爭右派分子趙文才。他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

這是一個“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到過許多地方,也到廣東、貴州、昆明,還到過緬甸。做過西南運輸公司的汽車站長,文教館館長,新中國服務社的經理”。

“他在千方百計混進鈐塘後,在小學裡教書,一貫和黨和政府唱對臺戲,我們有什麼運動,他就搞一個破壞的活動”,“58-59(年)鈐塘上路一帶搞第一個大社,他就在60(年)左右搞起第一個鬧分社的破壞活動,他拉攏了所有的幹部,並有計劃地籍透支30元買了一張新床(他原已透支)挑起上路隊的不滿,掀起上路鈐塘間的矛盾,在群眾中挑撥,結果是雙方叫打,上路大隊的全體男社員,像南方的械鬥一樣沖到鈐塘搬東西,牽牛……鬧到縣委、公安局都解決不下來。62年蔣幫叫囂所謂反攻時,他在群眾幹部(中)製造了許多謠言,說8月中秋一定到了,又說主席已經同意蔣光頭當副主席……當過了8月中秋,群眾問他為什麼蔣幫不來,他說,我們把民兵安排在前沿上,蔣幫不忍,不打了。群眾信以為真。”

“(四清)運動未開始,他又在村裡造成對工作隊的包圍圈。經過三個月的工作,孤立了他,連他的家人也不靠近他了,他說,這次我真正孤立了,連家裡人也不理我了。”

父親記錄了鈐塘的做法:“訓練積極分子,由小到大,逐圈逐圈開鬥爭會,經過三四次才大隊鬥。每次訓練後,每個發言人進行單獨的幫助,替他們補充提高發言內容。開會的主席掌握全場發動發言,也有一套,先佈置幾個(七個)發言重心,把發言群眾分佈在適當的位置然後一個個重心提出來讓大家揭露。每個重心,都有五六人發言,而且每個重心都配合幾個口號。每個發言都有事實和思想批判,分析得很有條理。最後,主席還總結了幾句,並指出,還有人沒來得及發言,要大家到貧協來揭。最後由張正通知宣讀法院對趙的判決,由右派改判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動三年。”

父親問在場兩位工作組組長忙不忙:“他們說,沒有什麼事做了。我說,不是有大量的群眾思想工作嗎?他們說,那做得了多少,運動總是要有底的。再有十八九天他們就離村了。據說他們要到蘇杭走一趟。”

看來,老“運動員”們不像父親那樣在意群眾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不過組織批判趙文才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父親寫到:“我這天看到朱不像以前那樣對我熱情,王也不那麼有話說。這還不是由於上次的會的結果嗎?我是心裡明白的。”(4月1日)

“上次會”,應該是指1個月之前、集訓時父親被批“右傾”後,3月1日在父親所在西隊召開的會議。主持會議者明確說,別人不要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吳荻舟的。不過父親說,大家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領導根據不實小報告批評父親,是有人出於不服、嫉妒或者純粹是小人之心添油加醋向上告狀。我看到一個例子:父親和農村的青年們閒聊,談起飛機——父親見多識廣,自然有很多見聞是青年們喜歡的,青年們要求父親天天和他們聊天。於是就有人告狀,說父親向青年們“炫耀自己”,要讓人家知道他是“大幹部”,不甘屈就小組長。看到這些,我也只能陪父親苦笑了。

4月2日,到隊部聽完傳達後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回村,到吳凡吾負責的東隊村口站下來,兩人談了10分鐘。吳凡吾說:“不是我告你的狀,你不要追誰告狀。”父親說:“我不管誰告狀,我也不去追。我只是說,不能偏聽偏信,照這樣下去,將來我的這次下來工作要來一個什麼樣的被鑒定呢?還不是一塌糊塗嗎?我的工作,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呢?是不是全組的人都要離開我呢?是不是完全錯了呢?我向黨的事業負責,工作我盡力做好它,但,這樣,我是多做多‘錯’,的確有點受不了。”

雖說感覺委屈,父親絲毫沒有懈怠。那天他兩次和吳凡吾討論東西兩隊在開溝過水這件事上的分歧怎麼解決,這件事已經從去年底拖到現在。

期間父親一再強調:“應站得高點,看哪個解決方法最合理,就應促成,不是完全旁觀”,“我們工作組,應有一個底。一個統一的看法。”他還說:“問題就在於遷就群眾的本位的、落後的思想,不去領導群眾從兩隊一盤棋的思想出發,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處。從也要讓別人過得去的態度出發考慮問題,什麼困難也沒有了。”

晚上開會給會計芷聖余和副隊長笪發珠“過堂”,到十點才完。父親在日記裡感慨:“真是一天無休無止地工作、會議呀!”(4月2日)

4月6日,王正和過堂也通過了。積極分子們認為,與其將來工作隊走了這些人起來翻案、埋怨,不如趁現在搞清楚,他們聽父親講解“雙十條”和“23條”有關政策,隨即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管這叫“對照一下政策”。(4月6日)

過堂通過還不算完,還要一級一級核實定案。西隊開會定案的時候,“有人提出偏激意見,誰也不好說話。”父親也有顧慮:“如果按照目前分團的從寬精神,她可能去反映我右了。按照鈐塘的經濟處理意見,又怕隊部通不過。昨天王楚良同志到我們這裡來,在小澗子相遇,談了一下,他說張正已放棄再管我們幾個隊的工作了。”“張說‘幾個隊的大勢已去。’唉,我夾在中間,怎麼辦呢?最後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冒著大雨,到住家去拿到分團轉發來的經濟處理的一些具體政策(草案、試行)交給張蘭英,然後一條條對照著解決,我則適當地參照鈐塘的意見發表我的意見,爭取適當的、更合乎‘23條’‘經濟退賠,不能馬虎,但要合情合理’的精神。”(4月7日)

我第一次看到“寧‘左’勿右”的說法出現在父親的日記裡。事情是這樣的。

4月8日,父親重新看了一下核實定案,覺得其中有兩三條寬了一些,和性質有些問題。他對照了一下政策,和老張等人商量,問他們意見如何,老張同意父親的意見。這時父親說了一句:“寧‘左’勿右”,老張會心地笑了一下。父親寫道,老張在上次黨小組會上反映,張英蘭告訴他,她處理問題是“寧左勿右”。張英蘭是北京一位中專醫科生,她又是從哪裡傳染上“寧左勿右”呢?

不過根據我已經整理的父親從四清到文革時期的遺文,他並沒有真的實踐“寧左勿右”,所以我相信,在這裡他說這句話,有點無奈,也是調侃一些人的做法。

有一件事讓我看到父親如何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是“寧左勿右”。

“老張和青年同志……不大願意糾正過去在當年四清時的一些已經錯了的問題。比如會計錯記了帳目,把5.5元記成55元。當年四清要他退賠了49.5元,後來會計承認記錯的責任,但說我沒有拿這錢。我要張甲生核對了庫存和結存是否對頭,張說對,只差1元多,而且這1元多是會計和七八個群眾洗澡用了,沒有收齊。這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49.5元嗎?去年雖(讓他)退了,現在不是應該反退嗎?”“但,老張要小黃在這次核實中和幹部對口時不要一條條念給幹部,只籠統地問‘去年退了多少多少是嗎?’幹部說是,就算了。”

對這種糊弄群眾的做法,父親說:“這是不對的,23條不是說工作上‘有什麼問題糾正什麼問題’嗎?”儘管父親一再強調,其他人還是想簡單化。有的說“不願意走回頭路”,有的說“這樣一來油水不大了”。他們堅持籠統地念給三個幹部聽,三個幹部也自然是簡單地回答:“沒得問題,”“對!”“那還有什麼問題,退都退掉了。”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圖二:1.“核實定案”時要弄清每條的情節:(1)丙要私取米,去找甲,甲說你去問乙,乙說甲同意我才同意,偷後,丙送了禮。這次揭出了,乙也拖住甲,甲說,我沒說同意,否則,丙送的禮為什麼乙全收,不分給甲呢?(2)播麥種餘下20斤,被盜,應查誰盜,數字,如弄不清,要查明最後放在哪裡,播者應負責。2.性質要定準:(1)喂魚苗的蛋白算多占,兩個算,一個可免。(2)如多占化肥就非退不可了(多吃多占從62年算起)。(3)私分、浪費、集體吃喝,幹部要負責,群眾不退,幹部要退;等等)

事已至此,父親會怎麼做?將錯就錯結束核實還是自找麻煩頂著反對意見糾錯?

父親自然選擇後者,他堅持要張甲生告訴他1964年的帳面結存和庫存現金是否平衡,最後張說平衡了,父親就說,那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這49.5元嗎?退賠錯的,這次核實定案要“不猶豫地糾正過來”。父親自我檢討:當時他沒有參加具體工作,是“官僚主義”,出了錯,“這次我可不能”。他對大家說:“這一段工作是整個運動是否過得硬的一個關鍵階段,不但小結和檢驗前一段的工作,也考驗整個運動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論是群眾揭發出來的,查帳查出來的,還是幹部自己交代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都要經過反復調查和寫旁證筆錄。反復和本人、群眾核對,最後還要幹、群(積極分子)和工作組三結合進行三對口、三落實,經過隊委的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去和群眾見面,再核定一次,最後才定退賠計畫。”

“工作要細,不怕麻煩,要求真正做到一絲不苟,筆筆落實。”“我向全體反復談到這點。”

看來大家被他說服了,因為“晚上我們又找到三個幹部,我們再一次交代政策,而且把談話氣氛搞得很輕鬆,有說有笑,要他們有什麼說什麼,不要再有顧慮,與其我們走了覺得冤枉,怨言,翻案,而影響和社員的團結,不如在我們未離開前翻案。”

會上王正和說,運動開始他對把他們冷在一邊有意見,覺得自己很委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直到在三級會議上,上級攤開來說,把他們冷在一旁是為了發動群眾,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後,才能做到三結合。至此他才不再反感了。

就此,父親在日記裡記下自己的思考:“剛進村時是有意識地把他們冷在一旁,引起他們反感和有顧慮也是正常的,必然的。是否能把這個矛盾解決呢?我看是要考慮的”。“過去我也和老包談過,包也有同感,政策還是要全面宣傳。這點到‘23’下來才真正解決。我從北京回到村裡,就覺得要補這一課,光靠擠壓不夠,把政策全面交下去,使幹部群眾都真正瞭解是必要做的,而且對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可能要快些,我們必須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幹部中多數是能接受改造的,可挽救的。我覺得,一面要放手發動群眾,支持群眾,使群眾逐步起來,形成一個革命的形勢,把幹部的問題揭出來,使我們能看清楚哪些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哪些幹部是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一面把政策向幹部、群眾全面交下去,使幹部自己看清楚自己,自己認為自己是好的,比較好的,就敢於接近我們,慢慢和群眾結合,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也感到有前途,爭取早點交待,回到貧下中農的隊伍來,站到95%這邊來。我想這樣是比較完整的。先做群眾工作,把幹部冷在一邊,尤其長時期把全體幹部都冷在一邊,是錯誤的。總要把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使每個幹部和群眾都能掌握,感到我們來這裡不是和幹部過不去,是‘救人的’,不是只要群眾不要幹部的。這是不是更好的,更完整的做法呢?”(4月8日)

父親這天的日記格外長,他不厭其煩寫下細節,寫下自己的想法。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圖三:包振英傳達江渭清的報告摘要:“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去。” 在網路查到,“四清”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爭論。劉少奇在給江渭清的信中公開了兩人的分歧。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各級機關單位大力反右傾。怪不得在父親的記錄中多次出現的江渭清講話往往帶有抱怨的語氣。)

我大段地引用了父親的日記,最終達到全部四清遺文的一半。我很想瞭解當年人們——四清的和被四清的、群眾的、父親以及他的上級和同事的真實想法,不少朋友和我有一樣的願望。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想知道父輩那時候的想法,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他的父親沒有留下筆記,把秘密都帶走了。

 

對開兩頁,左,觀音廟東北望全村,右,眼鏡塘邊,都是吳荻舟的速寫。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四不清幹部“放包袱”,做法是在群眾大會上,由本人先交代,群眾補充揭露,本人答覆、說明,並自我批判,群眾批判。父親吳荻舟所在的西隊會計芷聖余、副隊長笪發珠、隊長王正和先後放下包袱,過程一波三折,值得一看。

為了做好幫助幹部“放包袱”,“洗手洗澡”,父親他們多次召集積極分子和貧籌一起開會或個別談話教育,反復宣講‘治病救人’方針、‘說服教育’政策。

3月21日的日記顯示,父親他們事前對這三名幹部都有基本的評估,比如他記錄了上午與會計芷聖余的談話,“實事求是地說,他沒有投機倒把等問題,他是由於懶、貪、饞。零支整算,虧空了,企圖彌補,就發展到報不應報的帳,和塗改發票單據,以致不分敵我去吃地富的東西(不多,只一二次)。但必須提高來檢查,挖掉根子。”

晚上的積極分子會整理出十多個問題:

對王正和:1.為什麼排斥和不關心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群眾,而對地富鬆?2.為什麼和富農王國洪勾結偷耕牛?3.為什麼與地主王玉元父子搞雙保險,是否有變天思想?4.為什麼搞投機倒把?5.為什麼要私改發票?6.為什麼和地富一起倒賣布票、搗亂國家計劃?7.為什麼要多吃多佔?

對芷聖餘:1.為什麼到地富家吃喝?2.為什麼塗改單據?3.為什麼不按制度公佈帳目和歷年錯賬超支挪用的貪污?4.為什麼假公濟私、偏幹部、欺群眾?其他還有官僚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也搞了一點投機倒把。

對笪發珠:1.為什麼當民兵排長不管地富?2.為什麼替隊長包庇、替罪、欺騙上級?3.為什麼偷盜隊的黃豆等?包庇隊長(親戚、妻舅)。

會上積極分子也表示對23條有不全面的理解,他們說,由於只聽念了一遍,又沒文化,所以有誤解。(王正和則覺得23條並不鬆,反覺得現要群眾同意減、緩、免的沒有可能。芷聖餘就說反正沒有出路,說與不說都一樣,不如矢口不說。)

3月22日上午會計芷聖余放了包袱。開會時由“貧籌”組長宣佈會議目的,然後父親講了政策、要求和步驟,父親說:“會開得不錯”,“群眾已經能理解。”“群眾對說明的情節不滿意時,把抓到的當時情節說了出來,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迫使幹部低頭認錯。”父親尤其滿意“這次會上沒有對幹部粗喉嚨,更沒有怒駡”,與“當年四清”、即前一階段“小四請”比有進步。

群眾批評芷聖余:1,當困難時,他和另外三人(兩個幹部一個隊委)用隊的200斤糧換煙票,還拿去倒賣;2,到地富家吃吃喝喝;3,撕毀帳冊,塗改單據貪污;4,騙幹部,欺群眾,假公濟私,扯扯拉拉;5,不按制度,破壞按勞取酬的制度。

晚上輪到副隊長笪發珠放包袱。重點是批評他對地富放棄監管,包庇隊長犯錯誤。根據父親的日記,笪發珠的交代和他們掌握的材料也沒有太大出入,“隊長是他的妻弟,很多時候他跟著隊長走,貪污盜竊自己動手的少,但,有他的份的多,有些(如計劃糧200斤,會計拿去換煙票,他事先並不知道,但,結果芷聖余和他都有人送上門來)是不勞而獲的。”

“10點左右,群眾認為問題交代清了,對他進行思想批判,幫助了他,放下了包袱。”

3月23日,輪到生產隊最後一個“四不清”幹部、隊長王正和“放包袱”。

父親事前對他的分析是:他曾經交代了一些群眾不知道的事,比如自己有政治“雙保險” 的思想,盜賣鐵犁,改賣牛發票貪污等,雖然不排除他仍然有所保留,但基本上是清楚的。關鍵在於他“事先不知道、還是事先商量偷竊(耕牛)”,性質不同。

開會前他們繼續給王正和講政策,要他坦白誠懇地聽取群眾提出的問題,確實做了的,要承認,並提高思想來批評自己;沒有做,要儘量解釋,是別人做的,不要往自己身上背,那也不是實事求是,有什麼問題承認什麼問題。

王正和表示絕對沒有顧慮,絕不打擊報復。但是王正和碰了釘子。開會的時候他太緊張,講得丟三落四,而且群眾果然不信他事先不知道。23日沒讓他“放包袱”。

王正和“碰釘子”,其實等於父親也“碰釘子”。

父親24日的日記寫道:“25日下午大隊幹部放包袱前要結束生產隊的放包袱,要把生產隊工作由貧協手上交回隊長手裡,3月20日就要交”,這是“硬性規定”,父親他們向上級反映:“這樣影響群眾情緒”,上級說不管情緒不情緒都得交回去,於是父親“要求慢三五天,上級勉強同意了。”

時間就是這樣緊迫,還要面對個別群眾把個人恩怨私仇糾纏在一起,據說有人自己想當隊長,自然不想讓王正和過關,還有個別工作隊員也不同意解放王正和。父親連夜和五六個幹部群眾談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大的問題都交代了,不能再懷疑了。只要不麻痹,繼續把細節弄清楚就是了。”

就這樣,一再做思想工作,達至共識,25日,除了保留“先知和後知”的細節要繼續摸清外,終於一致同意解放王正和。至此,“放包袱”這項工作算是結束。

這幾個月,在搞運動的同時,工作隊還協助村裡修水利,辦耕讀小學。

生產隊有一個小型水庫,可蓄水十萬立方米。因為沒有洩洪口,年年衝垮年年修,群眾要求修一個水壩,使一百多畝田旱澇保收,父親多次看現場,畫示意圖,決心幫助群眾把“窄盤子塘”變成“寶盤子塘”,“積極分子及隊委的有關幹部,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一致通過了這個計劃。並決定1965.1.11開工。兩隊都動手,兩周完成。”。(12月26日、29日、30日)

動工前,一些人提出一個不很實際的辦法,要改變引水渠的計劃。父親沒有馬上否定他們的想法,而是和他們一起到現場上上下下地看,說明如果改道,不但工程要加兩三倍,更大的不良效果是要淹掉好多田,而且不能代替水閘。經過父親現場說明,大家同意按原計劃動工。父親在日記中說:“今天是新年一月一日,真是一個好的紀念日。我們決定推動群眾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自我翻身。決心把這個水閘修好,解決多年沒解決,幹部不願解決,或無心解決(他們只想到個人生活好)的問題。”(1965年1月1日)

父親還約水利局來測量(1965年1月2日),水利局來人查看後說做閘要用二千多元,父親找來有經驗農民和他一起研究,改變方案,用百八元解決了。

對開兩頁,左,觀音廟東北望全村,右,眼鏡塘邊,都是吳荻舟的速寫。

右邊一幅速寫是吳荻舟手繪眼鏡塘邊

(圖一:父親手繪“眼鏡塘邊,4分田換8分,同意開二個溝”。後又增加到由西隊補給東隊2.4畝田。)

可是事情遠遠沒有解決。3月26日下午,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到大壩,父親日記寫到,老吳“要我說服東隊的積極分子們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這是多年東西隊矛盾的地方。”

原來,修水利只是解決了水源問題,現在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東隊卻寧肯田地乾得龜裂也不車水。父親一到地頭,就陷入東隊積極分子的包圍圈。他們說,昨天說的放水方案對東隊不利,絕對不能同意。父親寫道:“我只原則地說了幾句,希望兩隊好好協商,大家都是一個隊分出來的,是兄弟隊,從兩個隊的利益出發,雙方站高點來解決,既然有困難,再談吧。”“我認為群眾的意見是要聽的,但群眾的意見要分析,同時我們還要對他的思想起領導作用,不能做他們的尾巴。”(3月26日)
他對由他去說服東隊積極分子有疑慮,還是決定從說服本隊積極分子入手。第二天,父親和王正和談了解決過水方針和應有態度,隨後他們和隊裡的四位貧下中農代表開會。父親苦口婆心:“對過去的爭吵,不要算帳。從兩隊的團結、合作、互利的原則來協商。同時,把眼睛看遠些,即使多補幾分田地也不要計較,反正幾分田的多少也不能喂飽100多口人,要看到水源之爭解決了,四十多畝崗田旱澇保收了,每畝多收50斤就大大超過幾分的產量。這也是提高覺悟、提高團結合作搞好集體的思想的具體做法呀!”然後他們一起去了現場。

東隊的代表也來到現場,父親冷靜地觀察他們之間的談判。西隊幾個人先讓東隊說,聽完後擺道理,並到田裡具體視察、說明。經過擺事實,講道理後,東隊的貧協正組長和現任隊長都同意了,但是副組長卻幾次走開,不願意談,又提出過去爭吵的往事。西隊的幾位馬上勸說:這些事別提了,現在搞運動,大家思想提高了,老賬別翻,翻就多啦。最後,算是勉強解決了。

不過回到隊裡,“祥寶說,別太樂觀,可能還要翻案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貧籌組長就來說,開溝過水的協議果然吹了,東隊提出要自流灌溉四畝多才能換一條溝。西隊有群眾說,不給就算了,反正到時候和他們吵,總不能不讓過水。也有部分群眾提出願意補給東隊2.4畝,希望可以解決。

事情比父親想像的複雜,但他還是認為:如果群眾過分挑剔、刁難,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阻止有利兩隊間團結的做法,工作組應該站在更高的地位,說服他們接受。

只是,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足夠時間去做他認為應該做的所有事。

3月25日父親天未亮就起床,洗了臉就到牛房找發高(貧籌組長,又是校委)研究,想辦法解決耕讀小學的桌椅和其他問題,生產隊有20多個小孩子,一個叫二喜子的小朋友告訴父親,他已經和幾個小朋友約好要讀書,父親很是欣慰。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如小賴子、小兔子等等。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圖二:耕讀小學名單,可愛的孩子們。)

“只要把工作做深,把接觸面最大限度地擴大,情況是不會少的,隊裡的事是不會弄不清楚的。可惜我沒有更多的時間。”(3月26日)

父親為人一向低調,著重做實事。從下面這個例子可見一斑。有一名地方青年說,“我們這次和中央同志在一起工作,真光榮”,父親向他解釋:我們不是中央同志,只是北京來的同志。儘管有人看見過毛主席,每年國慶至少有幾十萬人都看到他老人家,但,不能說看到他的人都是和主席在一起工作的中央同志。請大家只說我們是北京來的同志。

對父親這樣的做法,有人說他是“向人擺資格”,“是自己誇耀,炫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因為有這樣一些顛倒黑白的人事,我感覺父親工作起來比剛去的時候顧慮多了。

3月28日父親和一些群眾聊天,群眾和他說,許多人都覺得王正和還是一個最會搞生產的人,只要他改好了,還是可以讓他當隊長。父親問:隊裡這麼多人,有的年紀比他大,種田的年頭比他多,為什麼做不過他呢?他們說,他不像我們單打一,他是樣樣會,季節掌握得准,田畝熟,佈局有數,調度能力高,人服他。父親問,王正和這幾個月沒有領導生產,生產不是搞得很好嗎?他們說,那也是的,大家出主意嘛。不過往後,農忙,活兒複雜,怕不那麼靈。

群眾還說,他也沒犯什麼大錯。父親說,集體的牛都偷了,還能說錯誤不大?有兩個老人異口同聲說,這都是王國洪害的,不是王國洪,他不會搞這些事。

群眾這些話,對父親考慮給王正和做出什麼處分和工作安排很有幫助。能否稍微放寬處理?

可是父親顧慮:“這會不會右呢?(3月28日)

上級對結束整個運動的要求是:保證品質,抓緊時間,善始善終。從下面記的幾件雜事可以看到,雖有顧慮,以父親的性格,他不可能因為“怕右”放鬆該做的事,他花最大力氣、抓緊時間去做的,就是鼓勵群眾建立制度,學會處理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

工作隊檢查了五個生產隊的生產情況,父親所在西隊受到表揚。(3月29日)

大東崗為了預借糧吵得要死,小澗子也吵,還幾乎大打出手,父親所在西隊個別也有吵的,“但自從一再強調有事到貧籌理論後好多了”。

父親的日記記錄:“晚上社員大會,公佈生活、生產、耕小的一些決定,取得全體社員批准,這是四大民主的具體貫徹,如果今後成了一種嚴格貫徹的制度,農村的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耕小教師開會,定一些規定,算是合同,把工資、辦公費、書本費等的來源都說的清清楚楚”,父親說:“從這個合同看,農民的節約是可愛的”。

父親舉了另一個可愛的例子:社員大會上丁文才和祥寶吵起來了,文才不滿自己被定為二等工。後來大家說,是你自己報的,他也就沒話說了。散會後他跟著父親到家裡承認錯誤,說不服祥寶不講理,但是以後在會上絕不再吵了。父親說:這些農民兄弟的性格還真是直爽。(3月30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剪辮子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 剪辮子會

    張勳南增援三級會(句容縣四不清幹部集中學習)去了,小組只剩下三個小青年和一個老頭(父親吳荻舟當時五十八歲)。父親擔心工作過於繁重,卻不敢提出。因為有一次他在小範圍提出過,卻被人利用來挑撥他與年輕人的關係。

當時他們的一個重點工作是查盜牛案線索,另一個重點是準備3月10日的“剪辮子”會。父親估計只要自己不病,青年力量調動得好,工作可以按時完成。 (3月7日)     

三八節這天,父親收到母親張佩華來信,他當天就給母親回信。他在日記裡寫:“寫一信給瓊,她的來信比過去的任何一信更感情,有點使我擔心她在工作上碰了釘子呀,老實人,把人看得簡單,不是二分法看問題,我們都是以為進步了就什麼也好了!”

父親和母親都是老實人,自己不計較,就以為別人都不計較,工作中很容易碰釘子。就如這天他寫的:個別領導偏聽偏信,諷刺挖苦的語氣說他“你懂得什麼群眾工作!” 而這種態度又是“聽了不當的反映”,聽了一些人“不負責任,硬拼硬湊、牽強附會的說法而起的。”“假如我不是想到向黨負責的話,我是要消極的。”

在進入最後對幹部提意見和面對面的批評教育及對敵鬥爭前夕,工作隊決定來一個群眾的剪辮子,看看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晚上)七點開始,把政策交代後,就開始,結果剪辮子很熱鬧,意外的是德華,像倒垃圾一樣先後補充了五次,剪了二三十條。他的父親也給剪了一條,十條八條就有好幾人,直到九點半還停不下來。我看太夜了,怕影響第二天的勞動,就講了幾句,說明天再來,指出今天會開得好,剪的辮子多,但又能說明中央的政策正確,因為多雖多,但,都是因為生活苦,吃不飽、穿不暖才搞那些小偷小摸,和想找幾個零錢用,有的為了三五角錢,偷一擔稻草,為了偷幾個蘿蔔,幾乎丟掉性命,哪裡走的成資本主義?所以檔說不反社員群眾。同時指出,過去沒有剪掉這些辮子,每個人(幾乎)身上都有點髒,彼此團結不好,因為彼此互道長短,現在把這些辮子剪了,彼此團結就加強。”“今天說出的情況,簡直使(人)聽了不敢相信。幾乎每人都有偷盜行為呀。群眾真可愛,他們說幹部放了包袱,我們哪能不剪辮子!我興奮深夜才睡。”(3月10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圖一:王正和補充檢查要搞清楚的問題。)

父親筆下這些情節,對我瞭解60年代的農村很有幫助,我看到父親對群眾的同情和體諒。

群眾的情緒很高,他們開始擔心“誰是未來的幹部”,這也是父親他們下一步要做的主要工作。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在地頭、隊部或者村裡、縣城之間奔波,開群眾大會之前的摸底、談心,彙報,與公安機關配合破盜牛案,政策攻勢等等,這幾天的日記,有的是在去縣城的路上坐在墳頭邊補記的,有的是開會前等人時坐在草堆上補記的。第二次剪辮子社員大會也活潑圓滿地結束。(3月13日)

父親覺得工作越來越好做,群眾對他們越靠越緊,甚至東隊有兩家要求搬到西隊來。這是從一進村就開始不斷積累起來的結果,不是突然來的。

正當我為父親感到欣慰的時候,卻看見父親難過地寫道:“為什麼有的同志就專門注意個別問題的缺點,反映到張正同志那裡去?我寫到這裡,眼淚不由奪眶而出”,“為了黨的事業,我可以吃苦,冒生命的危險,就是覺得黨內也有那樣不講理,那樣不實事求是,那樣只許自己立功,不讓別人過點在工作上清心愉快的日子的人。想到這裡,不是賭氣的話,如果不是服從組織分配的話,我真想回到北京後,要求下放到農村去工作,這裡確實有更樸實、更可愛、更誠懇對待問題的人!” (3月15日)

沒有想到,父親被為難到這種地步。我反復斟酌,在這裡刪掉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例子,這些都不過是後來更大風暴的前奏而已。

四不清幹部都被集中到句容開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接受揭發批評和自己交代問題。期間父親加緊在村裡做基層的思想工作。他記錄了和積極分子“發高”的談心:“他怕和人爭論,他怕人說閒話。他說過去(土改時)參加過農會,就是怕聽人閒話,就自動退會了。我批評了他,指出他這是對自己做人的目的(人生觀)沒有弄清楚。”兩人詳談了一夜,回到駐地,12點睡下。(3月16日)

3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擴大會。父親對他們說:“這次四不清幹部在三級會議上,通過學習23條,思想有了提高,加上我們的揭露,交代得是否清楚,要看他們回來向全體社員群眾交待的態度是否好。好就說明他真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同時還要看他的退賠、生產、和對敵鬥爭的表現。我們還要通過這些來考驗他。只要他有一點進步,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按23條,‘治病救人’,我們是要團結和歡迎他們的。”

生產隊有三個四不清幹部,王正和是隊長,“五毒俱全”;芷聖余是會計,他因為上街吃吃喝喝,零偷整算,到了年終就要想法彌補,於是改發票,弄虛作假,不過數目不大,而且參加三級會議前就交代了;副隊長發珠(貪污)也不多,所以重點是王正和。

討論的時候,父親他們偶爾插話,幫助積極分子分析提高,準備對四不清幹部提出批評。父親誇讚這些積極分子:“他們的確比我們初進村時提高了不少,對問題有分析了,也領會我們的要求。這的確看到了我們工作的效果,也是重大的安慰啊!目前的積極分子,品質比以前高多了,不但人數多了,擴大了,發言品質也高了。”(3月17日)

再次到句容聽歐陽惠林省長的報告後,父親說他的報告引起很大爭論。歐陽省長強調三級會議的成果,但是把前一段群眾運動的成果也算到三級會議上了。歐陽還說:“我們不是貧下中農出身的人,是不會相信貧下中農出身的幹部會自覺革命的。”“各人有各人的世界觀,看問題就一定有分歧。”“未參加會議的人看會議就看成開不好呀!”有時候“簡直冒火、光火,動感情!”

父親擔心起來,特別是對“馬上不管清不清、放不放(包袱),一律把生產隊長的權(領導生產等)交還他們”,父親提了不同意見。他們那個隊的生產隊長王正和有合夥盜牛問題,而且已經兩個多月不帶頭,不安排生產了。父親不想講還是要講:“如何可以在沒有取得群眾信任之前把權交回去呢?緩和他們的緊張情緒,就不怕打擊群眾的情緒嗎?”

這裡提及的“王正和合夥盜牛”是怎麼回事?根據父親吳荻舟的日記記載,工作隊進村不久就聽到群眾反映,隊裡有個盜牛犯,1962年判了16年勞改後跑掉了,盜牛案未結。群眾最關心的事就是把盜牛犯抓回來,破獲盜牛案。不過一般群眾認為這兩件事都是不可能的。父親說:“我們能否破案,也不敢說死,但,決心是大的。”

從父親很多篇日記都可以看到他們在查找線索,至3月,算是有突破,我綜合日記中的點滴記述,嘗試還原事件概況:

進村後,父親他們多次聽到群眾反映集體的牛被盜,經過細緻的調查,發現盜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夥人所為。他們找到線索,地富子女王正懷曾偷刻公社章,似乎與盜牛有關,在壓力下,王正懷供出逃犯王國洪的下落。很快由縣公安局派民警和分團的一名幹部一起去宿淞捕人。

據隊長王正和交代“思想變化的原因”:“王國洪從東北回來,造謠說工農都對主席有意見,又說,宣統只三年,日本人在中國也只七八年……勸我不要怕,有他和他老子保我。收了王國洪10元和五包煙,從此他說什麼聽什麼了。他說蔣介石要回來了,讓我當隊長,好好做不要怕,他父以往幫助過國民黨人員(保長),將來一句話。”

 

(圖二1-3:王正和交代記錄。)

王正和交代“犯錯誤的經過”:“1,偷牛,上當;2,改賣牛發票,彌補虧空,但,承認自己應負責,貪污了社員的利益。3,200斤糧換煙票,是聖余(會計)建議,我分60包,給發珠(副隊長)30包,自用15,賣了15,迄未收到錢,4,盜賣鐵犁,是王國孝(在藥材公司)提議,未成,初王未同意開證,後聖榮主張賣了,分9元,還有5元未收到。5,承認地富的話百依百順,做到地富的代理人,6,與王立新的矛盾,苜蓿錢是交給立新的,賬給立新燒了,他不滿我做投機倒把不帶他分,就不來往了。”

有群眾說他交代顯然不徹底,群眾揭發他與王國洪曾事先商量過偷牛的事;偷食堂300斤糧食,只交代30斤;1962年小麥被偷他也沒有好好檢查;對抗運動,工作組進村他後還說過“頂多十年,不會有死罪”;其他還有包庇地富淹死牛;偷化肥等等。

王正和只得繼續交代:1.老牛賣了400元,發票改成310元,私飽90元;2.小牛是王國洪偷的,王正和分得約100元。初時王正和交代王國洪說賣了“250”,實際是賣了500,王國洪瞞了“250”,錢100元是分兩次給王正和的。3.    有了偷竊耕牛的髒,王正和就不管地富了。他自己講,開會回家,王國洪問他:開的什麼會?王正和講:搞生產,管地主富農。又說,你們不做沒有什麼。社員對王國洪不勞動有意見,王正和就幫他解釋:他們不做,我們勞動多得了。4.在偷牛以前,王國洪對王正和說過:國民黨5月1號不過來,10月1號過來。還說你幹的對,方向對頭,不怕,國民黨過來有靠山。

經過40多次的談話、核實,認為“王正和:問題多而性質比較嚴重,但,由於他主動交代了重大問題,如1政治上對黨的事業動搖,思想做了地富分子的俘虜,對集體不關心,對社員群眾有歧視,忘了本;2經濟上盜竊耕牛,農具和一些群眾和我們未掌握的投機倒把行為,所以按照三四類之間定三類的政策,定王正和為三類的黨員。3他自59-64長途販運過十七次,獲毛利500多元,和貪污錢糧11次,分贓,與地富分子勾勾搭搭盜竊集體耕牛和大型農具。所以對他的問題,按重要物件的政策來處理。如59年的投機倒把也列入退賠。他已經做了退賠思想準備,願意把可變賣的物質、母親的壽材,棉被,豬,及其他作價或變賣。”

至於盜牛犯王國洪,父親曾去聽審。我也找到記錄:“1963年8月和王正和去做竹子生意,虧了本,賣耕牛,400元,改假髮票,310元。楊玉庭、王正和,除牛行鄧某取10元,其餘三個人分,楊玉庭有一份(26元);在宿淞周XX家住,改名張雪松;(盜賣過)小澗子一條大牯牛,大澗子一頭小牛等。”王國洪被公安局拘押後承認了基本事實,但是他不說把牛賣給誰了,只說在路上賣給牛販,不知道姓名。公安局長建議來一下政策攻勢,先進行政策教育,反省一天再審,他們估計大有文章,可能有一批盜牛案件在後面。(3月12日)

父親在四清小結裡對盜牛案也作出總結,此處先按下不表。

20日早上醒來,聽到明瓦沙沙響,父親說,還以為下雨了。原來是下雪粒子,後又轉為大雪,天氣很冷。正是油菜花開的季節,到處是嫩黃的油菜花和綠油油的麥苗,農民渴望下雨,哪知來了這樣一場大雪,大家感到一些惆悵。

雪中開了一天會,“會上大家對春節前一段工作,有了比較正確的估價,這次參加三級會議的幹部中,我隊的隊長思想轉變的最快最大,他的錯誤在大隊中也是最大的,已經到了蛻化變質,和地富搞在一起盜竊隊裡的耕牛,腐化地富的老婆……經過教育和群眾的壓力、揭露下,他主動交代了以上錯誤,其中除了腐化一事外,都是群眾未知的。”促使他這樣思想轉變的,父親總結有五條:1.幹部政策的力量;2.社員特別是貧下中農起來鬥爭的壓力;3.前一段所做的思想工作;4.王國洪被抓回來起到的作用;以及5.三級會議起的作用。

他們決定分頭準備,幫助四不清幹部“洗手洗澡擦背”,“狠狠揉他一下再解放他。”這些說法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吧。(3月20日)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6諸樣不懂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

6 諸樣不懂

     這次集訓一共8天,從1965年的2月16日到23日,24日回村。動員、學文件、聽報告,討論形勢,討論工作方法,談體會談感想,總結,提意見,日程緊湊,看上去不是很順利,父親吳荻舟甚至大為感歎:“諸樣不懂得”,“天!為什麼偏聽偏信到如此呢?”“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理的人?”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圖一:父親感歎“諸樣不懂得。”)

第一天聽江蘇省長歐陽惠林報告後討論,父親表示:“把引起思想混(亂)的原因推到人民文化低,不識字等,沒有把責任負起來。”(2月19日)

第二天又聽了彭真在北京市四清工作隊、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和江渭清在分團部的講話記錄。三個講話討論了兩天。正如集訓動員時父親所寫的,不論有什麼好的學習方針,問題在於如何聯繫實際。

各種矛盾凸顯。

2月21日晚上,總結前一段工作的時候,“張明聽到我提工作上有片面性,沒有把政策完整地交代給群眾和幹部(主要是對幹部形勢的估計),她未讓我把話說完(剛才開始),就說我是右傾,並說,有青年告訴她,我與王正和談時稱了‘50’個同志,也叫工作隊員倒水給他喝。”

王正和是當時的生產隊長,查出有“四不清”問題,不過定案後錯叫他退賠二三十斤糧,他曾叫冤。父親春節回北京前和他談話,告訴他如果群眾確認,可以考慮建議民主分配小組發回(錯誤叫他退賠的部分)。

群眾已經察覺錯誤,父親也已經告訴張勳南核實後可以不要他退賠。就是這樣一件工作上的事,也已經合情合理處理,父親不解,這與稱他“同志”有什麼關係?他又不是敵人。這樣正常的做法,卻有人暗地裡數他叫了多少聲“同志”,打小報告,片面彙報王正和“四不清”的問題,而“領導”也不給機會解釋,一些年輕幹部喝罵“四不清幹部”,“凶”他們,被父親阻止,由此就說父親態度軟弱,令四不清幹部“翹尾巴,要倒算”。

還有人打小報告說父親某天傳達檔讀了很久,父親寫道:“實際我讀完後還和他們談了兩隊間關於大壩水利的問題,提出了三個解決的方案。為什麼不瞭解清楚呢?我不會因此影響工作,也不為此和她們鬧,問題是想到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我難免想到她們只以為自己全對,一貫正確。”這好像是很小的事,可是很小的事也會被拿來上綱上線,還有些人陰陽怪氣,父親也不知道他們指的是什麼。父親承認自己“對黨內鬥爭的做法,分寸抓不好”。(2月21日)我想,這個大概才是癥結。

聽了彭真對17級以上幹部的講話,父親評:“好極了,對當前四清工作上亂得帶方向性的錯誤,說得很清楚。‘浮動亂鬥’,不要轉嗎?”

不過父親也有納罕的部分,“聽來不大對勁,但也說不上來”,“我總覺得,全國不平衡,還是要從實際出發。”父親說:大澗子工作隊“不像彭真同志說的‘二八開’。但個別問題是存在的。作為教育的鬥爭是必要的,但像鬥敵人那樣的鬥爭是要不得的,除非他已叛黨。”父親向包振英建議,“最好聽過的同志學習一下。也有不那麼對勁的,要澄清。”

除了從上而來的“不對勁”,據父親的日記看,下面也有“不對勁”。小四清退賠回來的錢財分配給群眾,增加了收入,群眾就認為搞四清只是增加經濟利益,結果一些不滿十四歲的小孩都出來掙工分,既放棄上學,又影響大人勞動。父親擔心在這樣的基礎上,離村前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可靠的、正確的領導核心。他是真心想改善農村基層情況,而且相信自己大方向是對的。(2月23日)

可是,接下來的幾天,父親挨了批評,承受了很大壓力,2月28日補記前面幾天的日記,字體也有些潦草了:“我的思想很震動,沒有弄通很多問題,加以,工作很緊張,我要把工作抓緊,每晚只睡四小時,11-12點才睡,4點左右醒來,反復地想張正同志對我的批評。”

張正對父親的意見:

  1. 自以為是;
  2. 不懂做群眾工作;
  3. 沒有吃透黨的政策;
  4. 對自己的錯誤不自覺,還把自己裝扮的很了不起,開口幫助人,一點不虛心向群眾學習;
  5. 思想方法是繁瑣哲學的,羅列一堆現象,不能抓住本質去解決問題;
  6. 對自己的錯誤,還不老實……

父親形容:“這些批評,像沸水從頭上淋下來。”

他做了檢討:“把目前農村尖銳的矛盾的解決,看成可以在發動群眾揭發四不清幹部的錯誤的基礎,加以我們對他們的正面教育,就可以了。忽略了對幹部鬥爭的一面。沒把階級鬥爭這個綱吃透,鬥爭這一面放鬆了,而錯誤地片面地對幹部表示熱情,過早地表示熱情,引起他們翹尾巴。這是不懂辯證法。聽了張同志在分團集訓中介紹鈐塘工作經驗報告對幹部的做法,打得狠,使他們思想受到振(震)動後,改過來,就越是感激黨對他的挽救。才認識到我過去對幹部的態度的錯誤。”

集訓結束後,3月1日隊委來檢查父親所在西隊工作,父親表示誠懇接受張正的批評,然後請大家進一步提意見。“我發言後,大家提意見。張勳南先談,他自己檢查了一下,轉到對工作提意見。對我的檢查表示同意。然後由小黃、張英蘭、甲生、盤松相繼提意見。從總的看,提的意見很少,不夠深刻。”

會議主持者叫大家不要做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父親的。可是對於有關工作組組員因不滿父親的領導,紛紛要離組的反映,張盤松還是澄清:“我只說組內少一兩個人也可以,誰說有人不滿要離組呢?”

父親回想起從鈐塘回來時張英蘭告訴他的話:“張英蘭說,這次(在句容學習時)小黃把我說‘工分錯誤’記成‘工作錯誤’,我曾向小黃提醒,吳說,不要改,沒人看的。”還有人在鈐塘警告張英蘭:“這是黨性問題,要堅持。”父親說:“我聽了一頭霧水,這是什麼意思?”“從今天的檢查,大家提的只是一些小問題,我除接受那些(張正提的)幾點批評本身外,對他們指的例子,是有保留的。”

據父親記載,“會後,張勳南情緒不好,覺得反映情況既不確(切)又不加分析,一定是小黃和英蘭搞起來的風波。為什麼?”

會前,上級一再找工作組組員談話,解除他們的顧慮,讓他們給父親提意見,父親說:“為什麼又沒有什麼意見呢?真不懂。我還是不理這些,還是把工作做好,向黨的任務負責,其他什麼風雨也不管,我沒有什麼對不起黨的地方。”父親認為,說這些不嚴肅、不負責的話,是一個起碼的為人品質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第2行寫著:這又是什麼意思。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第2行寫著:“這又是什麼意思”。

(圖二:父親挨批評背後似是有一連串小動作。)

看到這裡,我聞到一股“整人”的味道,有些人好像一有機會就想整人,遑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這是一種父親不屑的風氣,作為對照,我看到此時的他竟在關注貧協籌備組成員能不能在第二天的群眾大會上經受住大家的批評,“這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生活”。父親說:“群眾工作的複雜,是不易預料的。”他“召集他們晚上開會,採取輕鬆的辦法,效果很好,有說有笑地互相提了意見,解除芥蒂,情緒很高,各自保證把缺點改掉。”(3月1日)

第二天開會,群眾給籌備組成員提意見,父子、夫妻、兄弟互相提意見,發言達三十多人次,最後他們都表態,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還有丈夫給老婆“提意見”,要她提早燒飯好早出勤,搞好集體生產。父親說:“真有趣!”(3月2日)

下一段的工作部署,已經安排到3月下旬,細緻到每一小段和每個會的目的和細節。父親說近來群眾思想提高很快,積極分子在春節期間也做了不少群眾工作。他說:“這說明,我們只要再做兩三個月,是可以放心了。”(3月3日)

雖然父親背負著右傾的批評,但是回到基層群眾工作中他又表現出他的能幹,工作順利,群眾特別是積極分子漸漸學會解決內部矛盾。

父親寫到:“我的情緒逐漸恢復了,睡眠開始正常了。我鍛煉自己,接受善意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次)‘偏聽偏信’誇大我的缺點的一次對我的思想存在右的缺點的批判。讓我的工作來最後回答這樣的一個不很適當的批評。”

所幸,他說:“這兩天許多事例不攻自破了,比如吳似乎指我給幹部誤解了‘23’,引起幹部翹尾巴。中午我和吳找王正和談,吳問,你聽了‘23’哪一條印象最深?他回答,我告訴他退賠不能馬虎,要交代好,還要群眾同意。這點,他並不覺得寬了呀!”

還有人反映包振英說父親不接受他的工作檢查,事實是,據張勳南說,包並未來檢查,父親也未見到包來檢查,父親說:“相反,我們向他彙報和談起時,他對張(和對我)都是說,我對隊的工作是放心的。我什麼時候不讓他來檢查工作呢?”父親還說:“對老吳,我也沒有什麼不滿他的領導,我過去有一段時間,因考慮到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少單獨向吳彙報工作和請示,經明確後,我就改變,看來,這點對吳還是很必要的,在我來說也是必要的,他工作經驗的確比我好、多。”(3月4日)

3月5日晚上討論,據父親記載,“有思想深度,有理論深度。發言人數有增加,地富子女也發言了。”

有意思的是,地富子女說,他們的父親不僅剝削貧下中農,也剝削自己的親戚。這就是他們的發言:“過去農民下地連草鞋也穿不上,現在穿鞋襪下地,比過去是好的多了。”“毛老頭子(主席)對我比我父親還對我好照顧,我分家時,父親只給我兩斤米,當時,一天也不夠吃。這次小四清,改變了我的超支戶,還給了我救濟,穿上新棉衣褲,說起當年我敲鑼(唱花鼓戲)討過飯,7歲起就幫工到解放,解放後我就變了‘老闆’不再要幫工了。”

討論中父親聽到有人把群眾個人的家庭副業也說是資本主義道路,要“反”,父親說:“我除了把這些和走資本主義道路區別外,還把規定中的七、八、九條政策界線念、解了一次,也指出個(別人)想圖利的思想是不好的,但今後不搞就是了。”那時候他們的設想是:搞好了集體經濟,收入多了,就不用做小買賣了。(3 月5日)

父親在黨小組會上要求搞清楚上次對他的批評裡一些不符合實際的事例,他也記下了一些開會情況:“討論中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整社員群眾談得很清楚。”他形容貧下中農發言很生動: “上樑是幹部,中梁是中農,下樑是貧下中農,上樑不正,中下樑都要歪了,集體就要垮了。”“當權派,他們解釋為為頭的,帶頭搞資本主義的。”貧協籌備小組組長舉了自己想賺幾個錢的例子:他“販賣過一擔番茄,結果是柿子爛了,本失了(虧本了),走累死了,工分沒了,還把帽子丟了。結論是說群眾走不成資本主義,黨的政策不反社員群眾是對的。他說幹部和四類分子有來往,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可以長途販運。群眾什麼路也沒有,走什麼資本主義的路呢?”

討論會後,貧籌開了一個會,解決了一些內部矛盾,還把貸款分配到戶。“我們有意識地強調有什麼小矛盾到會裡評理,最近他們在田頭、工地、屋邊的小吵不見了,一吵,就說到會裡談。這樣,慢慢把會的威信提高了,使他們慢慢懂得運用集體和民主來解決小矛盾。”(3月6日)這就是父親努力要達成的“思想建設”吧,令我聯想到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1945)他們在演劇隊裡實行的民主生活,算一算,已經過去二、三十年。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倒數第二行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5京城寒潮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四清運動

5 京城寒潮

1965年1月29日,父親吳荻舟一行再次來到南京,一萬多名四清幹部分乘火車回京過春節。父親抓緊半天時間逛了夫子廟、秦淮河以及周邊舊巷,歎息那些風流文士詩詞歌賦寫的秦淮河多麽使人嚮往,而現實中污泥滿河床,雖然經過整治修通長江水,仍然發出惡臭。他買了一盆羅漢竹,取義“竹莖中空,人要謙虛”,“謙虛使人進步……”

上火車後晃蕩了一夜,沒法寫字也沒有睡好,父親靜靜地回憶,30日到家後補記了離村前和積極分子以及幹部談話的情況。他給積極分子做工作,要大家按照《二十三條》所定:退賠不能馬馬虎虎,也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大,交代又好的幹部,經過群眾的同意,可以減、緩、免。他和隊長王正和談了三點:“1小四清你不好好交代,群眾揭發才被迫承認,大四清如不好好交代,企圖混是混不過去的。要考慮自己的前途,也要考慮全家的生活。2要對生產負起責任,最近你消極怠工,不安排生產勞動。3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四不清,嚴重喪失立場。只要改,只要交待,還是好的。黨和群眾會團結你。不要在四清幹部離村後對群眾打擊報復。”父親說:“他保證不會(打擊報復)。”(1月30日)

1月31日,父親上午探望朋友和聽李一氓做國際形勢報告,報告重點1赫魯曉夫和現在的蘇共領導同是修正主義,但,前者做法和口講一致,後者是假團結真破裂的,更使人的,我們還要發表文章來揭露,2東南亞,重點是亞非的獨立,只是有向左向迷亂右的自己基礎,因為他們取得獨立了,但,走什麼路,現在不能看死。我們支援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的進步力量。

中午父親在家休息,下午去外辦和大家見面,看電影,晚上回家吃飯後,又去晚會,他說“晚會開的無精打采,看來有點形式主義。”

臨睡前,母親對他談起“夏(文化部夏衍)是代表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1]”,父親寫道:這真是使人大吃一驚。他想像不出來,“這樣的分子高踞在文化部十多年,遺害性(危害性)該多大!”(1月31日)

2月1日,兩位在鈐塘搞四清的同事王、朱到家坐了半小時,他們對工作評價很高,可是父親寫道:“在句容時,我聽到打了12只大老虎,當時我以為每人至少千元、千斤糧以上,這次瞭解只有千斤左右的糧,折80-100元,這樣,作為大老虎來打,是否過了呢?又說大小鬥爭搞了4-50次,這也似乎緊張了一些。對照《二十三條》,這是不適當的。不全面、甚至有意的不馬上向幹部交代政策底,也是不適當的。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只揀好的講呢?這是不對的,這樣做,對領導是欺騙,是要引導領導犯錯誤的。”

這天是年三十,但是父親先要去聽彭真的報告錄音,晚上又在“東來順”宴請《經濟導報》十六人,然後才回家吃家裡的年夜飯。他提到:“我特地買了酒”,“日子過得真快,我和瓊的戀愛記憶猶新”,現在有的孩子已經在談戀愛了。(2月1日)

父親瞭解到母親的單位中影公司也有一些事非,工作很重,母親感覺疲倦。晚上臨睡他還在和母親談心。他寫道:“我覺得她一片好心,就是急躁,對人的要求,主觀上認為出發點沒錯,不必講求方式,結果是落得一個‘不平等對人’的批評”。父親相信她是真心待人,沒有不平等待人的自覺思想,被誤會了。父親為她難受,也擔心她。

從父親的日記裡看到,他送二哥住院割扁桃腺,帶我和妹妹去逛街,說是“還”我們的願。

1965年北京西長安街,從西單向西看,可以看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1965年北京西長安街,從西單向西看,可以看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圖一:父母有一天從西單走路回家,就是這段西長安街。1965年,從東向西看,四座突出的高大建築從左向右分別是廣播大廈、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和路北的軍事博物館。依稀可見殘破的城牆。路北有順城街、北鬧市口、大沙果小沙果胡同等。從廣播大廈向南拐再走一站地就到我家。一路上所談話題十分沉重。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以往每逢過年,父親都會到各家拜年,但也有“繁文縟節”的煩惱。這年中央號召不搞“拜年”,加之政治氣氛壓抑,他本以為不會有人來了,結果先是住在同一個大院的諸華、鄧強和吳凡吾來了,然後邵良、樓適夷夫婦等先後都來了,於是父親也到各家跑了一圈。

關於各人談到的整風情況,父親寫道,他不敢相信,那些老幹部竟犯了這樣的大錯誤?聽說“有的是歷史地犯錯誤,反黨反主席的,有的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二十三條》裡說‘重點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南京學習時,還沒有真正懂,聽到這些,才真的懂了。”他還想起過去曾有同事引經據典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資本主義的復辟是必然的。父親當時不同意:這不是唯心論嗎?社會不是發展的而是迴圈的了?現在黨內卻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2月4日)

邵良伯伯來的時候和父親談到“檢查船舶設計上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說他過去講過“設計90,製作10”,“這是錯誤的提法,是專家思想,抹殺了勞動人民的功績,把工程師、專家的作用估價高了。其實,設計到完成,是經過無數次失敗、修改、再創造的過程的。從歷史來看,科學上的任何成就都是由於無數代勞動人民對自然的改造和勞動的經驗的積累的結果,專家不過是繼承了前人的勞動成果,加以綜合、發揮、當然也有創造的部分。”況且他的設計,“絕對不可能一代就過關,又加上勞動者的實踐、再實踐,才完成的。”

隔幾天父母去回訪,邵對交通部工作安排有情緒,父親寫道:“內部矛盾真多。他的愛人也有情緒,沒有工作,可能對我沒給她介紹工作,有意見。其實,去年登記外語人才時,我確實代她登記了,沒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2月7日)

我很難評估回京期間接收到的資訊,對父親的思想以及後續的四清工作有什麼影響。不過父親自年少便接受了平等、自由、憲政的主張,啟蒙他的是鄧子恢這樣他欽佩愛戴的理想人物,加上他本性善良慈悲,關注底層人民疾苦,即使看到黨內分歧,感到震驚,切身體會到實現理想之難,我估計他仍會堅守與人為善和實事求是的一貫做法。正如2月9日這天他的日記所寫:“強調徹底革命,但,要從具體實際出發,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可歎以君子之心,難以想像人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政治鬥爭又會殘酷到什麼程度。

這天他們坐火車離京,在車上談了很多工作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倒數第二行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圖二:父親囑咐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多做調查研究。)

到了南京,有一天自由活動時間。部分人想去夫子廟但是不認識路,父親送他們去到那裡自己再返回,在駐地花一角錢買了一碗鴨血湯,他寫道:“真價廉物美。”

然後他和其他人到莫愁湖一遊。據他描述:“湖很大,顯然是解放後整理過的,設計得很不錯,開曠而不落俗,有古建築一座,小山連綿,遍植各種植物。湖中有小島,島上有亭榭,我們沒有去,有船租,湖的周圍還在綠化中,還有一二處興建亭榭。”父親還寫道:“本想去看看中央軍人監獄,據說已經炮毀,我在湖中小山遠望不見,原來,它在江東門,距莫愁湖尚有一站多路。”父親此次與他曾經坐牢近八年之久的中央軍人監獄擦身而過,下一次來到,已經是二十年後。

回程,父親和趙姓同事去了中央市場,“酒座小酌啤酒,兩碟小菜,一共才一元”。父親向他瞭解大東崗的四清情況,他寫:“看來也差不多,也沒有發現瞞產私分,大四清的材料也不多,積極分子才七八人。打過人,工作隊也粗暴過。估計四月中可完成離村。看來我隊並不落後於彼。”

晚上沒有活動,大家在臥室聊天,談到參加集訓,父親說感覺到一種偏激的情緒主張不參加集訓,認為江蘇省江渭清之前講話時對過去批評他右傾有意見,如果去參加集訓,不可能得到正確的中央精神,對今後的工作還可能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父親說,他覺得可以“一分為二”。如果去,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起一點正面的作用。(2月10日)

回到小澗子,父親在大隊部聽到反映說,在他們離村期間,地方領導右傾,恢復了隊長的領導權,引起積極分子和貧下中農思想混亂。還有人傳會收回自留地,群眾放棄自留地管理,不除草,不下肥。

父親建議1.向群眾講清楚23條的精神,2.堅決宣佈不搞(收回)自留地,3.不讓幹部翹尾巴。

晚上開會,決定還是參加集訓,要抓生產。父親擔心:“積極分子中能抓生產的少,將來新的隊委怎樣安排。”(2月11日)

他們需要為當年“達到600斤以上的口糧而奮鬥。”(2月12日)

父親比較多考慮實際問題,恐怕這也是說他“右”的一個原因。

2月13日,“晴,暖轉涼,下午有風”,一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上午東隊來談辦民校,下午和吳凡吾去鈐塘見了張正,“他同意我們去集訓”,也同意大四清的安排:大四清(包括退賠)的時間,對敵鬥爭,組織建設及總結,準備離村等,談了新的隊委名單,作為培養的目標。下午做積極分子工作,晚上做婦女工作後又參加積極分子的會議。11點半才休息。(2月13日)

2月15日,在雨中他們離村去集訓,父親記述:泥濘很深,難走極了。我的行李張勳南挑了,我提了一些。晚上六點多就睡了。

這位在父親的筆記裡反復出現的張勳南,對父親給與了極大支持和幫助,十分感謝啊。

第一本日記的最後一頁,有父親的“體會”,大概是為集訓所作準備吧:

  1. 政策必須交透(講雙十條)。
  2. 交待政策要與具體鬥爭結合,才能使群眾他們領會和掌握政策(公佈工分賬,講分配政策和六十條中關於公分的一些規定)。
  3. 支援群眾、提高群眾當家做主和帶他們一起工作。

通過鬥爭發動群眾是最有效的(三個戰役)。

  1. 四清(政、經、組、思)在運動中不能只講經濟上的四不清,要不斷把四不清幹部的四不清講透,這樣既教育了四不清幹部,打掉了四不清幹部的威風,也發動了群眾,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公佈錢賬)。
  2. 工作的深入是逐步來的,要根據群眾的覺悟,不斷放手,減少代替,來檢驗群眾的覺悟。
  3. 工、錢、糧的公佈與群眾的覺悟(序不能倒)。
  4. 傳達檔要針對群眾反映,決定重點。

集訓動員時說學習重點擺在1.形式性質,2.標準,3.工作方法,4.幹部政策,5.建設,6.工作態度、思想方法。學習方針是暢所欲言,全面地、正確地、完整地學好23條。父親認為:“這些都是對的,但,我覺得問題在結合實際時,對今後工作怎樣要求,和是否肯定反右以後這段工作上的具體做法。”

下面是父親一些集訓記錄:

“動員後讀了‘23’和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讀了彭真的講話,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過去對幹部的形勢(認識)是籠統的,尤其在農機廠學習時,聽到很多關於幹部的消極情況後,進村是比較緊張的,因此,在一段時間,我們根本不敢接近幹部,不去理幹部,2.因此,在摸了一段時間,雖然看到一些幹部比較好,也不敢解放他們,更不敢依靠他們。”

“怕右的思想是比較突出。”

“分團佈置下一段的工作‘大隊活動為主,運動在大隊,細緻的思想工作在生產隊’。(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否則很難設想依靠多數幹部的問題。”(2月16日)

討論形勢和性質,“形勢大好與階級鬥爭嚴重並不矛盾。但,也不能不看到具體的社、隊的情況不同,所以什麼工作,都要摸清情況後,從具體的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2月17日)

結合前一段工作討論工作方法,“我覺得,我在前一段工作上發動群眾上,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形勢的。但,在思想教育、即深入細緻的工作(對幹部和群眾)是不夠的。如果要改,就要補這方面的缺點。因此,我曾說過我們錯了,有了工作上的片面性。即多注意到組織發動,忽略了思想動員。”(2月18日)

[1]網路資料顯示,文化部整風從1963年開始,1965年元旦,副部長陳荒煤檢討:“電影已經形成一條完整地、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夏衍、齊燕銘和陳荒煤被免職,扣上“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寫著: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4由我負責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4 “由我負責”

1965年1月10日,張政傳達中央會議精神後,不知是誰向張政反映,父親吳荻舟對群眾講了六個鐘頭話(兩個晚上)。父親寫道:“(當時)被評為好經驗,今天又被評為要吸收的教訓。”“反映有出入,我也解釋了兩句。反正,大家提了,就作為教訓,提高注意,短點,再短點,集中突出問題,這無論如何是對的!”(1月10日)

父親還是秉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其實他已看到分歧越來越明顯:“從包的傳達中,使我意味到,分團(或者是總團部)的意見,和張政同志傳達的及他自己設想的做法有分歧。張的精神,更接近中央的,是按照‘解放群眾,打大老虎’的方針。中央一再說,這是一次群眾革命運動。沒有群眾運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勝利。中央說,不要依靠工作隊,要發動群眾,由群眾自己起來擔任自己的解放,自己來搞這個運動。”(1月12日)

和年輕人漫無邊際地聊天他也受到震動:“他們雖是積極分子,是目前貧下中農中較好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們落後得使你不敢相信。他們談虎色變地談了當地觀音廟許多爛泥菩薩‘靈’到出奇。這和我的老家在五四時的情況相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二十年代,現在是七十年代了(應是“六十年代”的筆誤),相差五十年呀!一是解放前三十年,一是解放後十五年呀!聊天中,還談了許多關於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問題。”“他們提出來要每晚都談談,我覺得這是階級覺悟的表現,要求進步,當然好,我同意了。最後他們暴露分配上的思想。”

紙質發黃粗糙,但是有彩色插頁。這是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記錄了一名社員的方方面面資料

硬皮本四清筆記第一頁,記錄了一名社員的方方面面

(圖一: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積極分子排隊第一名笪發高的優缺點,後面還有王國英、王玉才、丁文才、丁志英、陳發貴、芷德貴等。)

“我們估計,在目前群眾思想基礎下,必然會有以下問題產生:1為了擴大生產和再生產,提留數額與分配數額之間的矛盾,群眾一般地說是照顧到眼前多分的,2照顧困難戶的問題,尤其對有些有點小偷小摸,或不好好勞動,不好好安排生活引起困難的貧下中農,如不從階級路線階級友愛,以及不從改造和教育那些本身有缺點的貧下中農來看問題,思想是不易通的,3對四不清幹部的退賠問題,群眾有一種傾向,‘清洗退賠’的要求。這個要求有兩個思想基礎,一是對四不清幹部的憎恨,恨不得把他們的皮都剝下來,一是馬上分點果實要過年,也有不信任幹部的退賠計畫的,他們今天看不到將來新的正確的領導,看不到新的、運動後的情況,以‘現在的、隊內的不可信任’的現象來衡量將來。”

“在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過程中,出現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距離,一些矛盾,是必然的,必要的,問題是如何不斷地說服他們,即是如何提高他們。”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面對只有28戶社員的西隊生產隊這只“小麻雀”,父親雖有八年坐牢,八年抗戰,和香港十四年統戰工作的經驗,卻是一點不敢怠慢,數不清他和群眾開了多少次會,和多少人談過多少次話,對四不清幹部做了多少細緻工作。

“一部分青年組員,看不到農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差別,因此,看到他們開會時的散漫,和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糾纏在一起的那種不健康的必然存在的問題,有一兩位同志,對會場上的一些現象,有不耐煩,甚至有失望感,張英蘭甚至不耐煩到跑出會場,放下記錄,去給群眾抱小孩。我看到,當時也有點覺得她們這樣不對,但,一想,她們有的是團員,有的還是群眾,她們不懂政策,她們可能覺得我們讓四不清幹部申辯和算細帳,是對他們過寬了吧,其實,這是政策上明白規定的,三允許,三對口,三定,這是黨對問題的傳統態度,既不能寬放一個壞人,壞事,也不能錯定一個壞人,壞事。”(1月15日)

“他們和她們(年輕組員)已開始主動去解決問題,經過我們和他們研究和決定後,都能分頭去串聯醞釀,取得全隊群眾一致的意見,關於如何搞好生產方面,現在四不清幹部採取怠工態度,他們也主動摃(扛)起來了。”(1月16日)

外辦同事諸華來找父親,談丁志英與東隊的芷聖勇打架的事。父親聽後說:你瞭解的情況和我瞭解的不同。諸華“堅持了三次,打斷我的話”,父親最後說,我是當場看到的,你知道的是後一段,開始是芷先罵丁,丁去理論,芷摔了丁,才引起衝突的。諸華聽了自嘲:“主觀主義真害人”。父親告訴她,“先別急於處理,讓雙方冷靜一下,他們都是積極分子,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吵,我們也不能這樣一件件來解決這些個打架、吵架的問題。”(1月17日)

父親還在幫助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困難戶”爭取多一些公益照顧糧的同時,要他們檢查自己,定出今後生活的計畫,爭取以後不要照顧。(1月18日)

“公佈分配方案”的帳目返工三次都沒有搞好,打亂了原有計劃,而且父親他們要去南京開六天會,於是他在積極分子擴大會上把準備好的詳細發言提綱談了一下,佈置再次核實帳目,延後一天公佈,在他們去南京期間總結一下入村以來的工作,他還說:“我對此一無經驗,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希望大家為了下一段工作暢所欲言。”(1月20日)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寫著: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圖二:“由我負責”!多麼有擔當的父親啊。)

他這樣說,實在有難以預測的風險。通讀父親的四清日記至此,時間剛剛過半。只能說,太不容易。首先,黨內高層嚴重分歧,父親卻想“恰如其分”地搞好四清運動,我看到他的左右為難;二,他不是“老運動員”,恪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老運動員”已經難得有真心話;三,農民群眾有吵吵爭爭的普遍風氣,鬧情緒,鬧糾紛,都要幫助排解;四,北京來的幹部水準有高有低卻都自視很高,有的急躁,有的很“左”,有的還慣於放暗箭。就像父親說的:“各人都有許多毛病,真不是個別問題,而且毛病中,最普遍的是‘老毛病永遠不變’”(11月20日)。

再說父親一行從句容來到南京開會,下榻江蘇飯店。第二天,他們看到中央關於社教運動一些問題的討論紀要,似乎解答了很多疑問,又似乎增加了更多疑問。

父親回想自己參加四清是“抱著一面改造客觀,一面改造主觀世界,同時抱著搞實驗田的思想,不怕犯錯誤。也認為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這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到了具體工作的生產隊,我的思想有這樣的矛盾,鬥爭的方法是粗點好還是細點好,是火辣好和嚴肅好,對幹部是冷好,不理好,還是挽救的,熱情的好,鬥經濟還是清思想好?這一進村就為這些在傷腦筋。尤其聽到張政同志關於入村做法的安排,一再強調來一個偏面性(片面性)後,更加混亂。我的做法,是和他的有些不同的。我對他的做法,認為是求速效的,我的是文火燉熟的。當他的方法,收到速效時,許多同志開始覺得要學了,我也開始考慮是不是右了。到了清工分的說理鬥爭會時,我開始考慮,還是不追趕,一方面按照隊部的佈置,進行宣傳攻勢(這是張政的方案),擴大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個別紮根串連,一面確定通過當年四清的三個公開帳目的說理鬥爭會,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形成階級隊伍。我們的預計是在當年四清結束時,初步出現有核心的階級隊伍,和孤立四不清的主要幹部。”“另外,我們一面發動群眾擠四不清幹部交代,一面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批評和幫四不清幹部交代,和提高他們的覺悟,但,這個工作,對四清的主動交代沒有起到‘預計’的效果,很多問題還是群眾揭出來的。但,有一點,幹部在對四清運動的認識上,不敢採取像有些地方的幹部一樣頑抗和破壞的態度。”“最後在糧賬公佈時,我全面地把主要幹部(隊長)的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資本主義的、腐朽骯髒的臭思想和行為,做到進一步的宣傳(在公佈錢賬時,為了鼓勵和壯大群眾揭露的膽子,在幹部出來交代時,向群眾宣佈過一次,這一次是他在場,當著他的面揭他的臭蓋子,說明他成分雖好,過去勞動也不錯,當了多年幹部,入了黨,但,在四類分子的拉和誘、及自己墮落變化的結果,已變成一個忘本的、變質的壞幹部)的醜、髒臉貌,畫了一個輪廓,結果是群眾男男女女都發言,揭露68條大小四清的問題。”“現在看來,速度也不慢。和《二十三條》對照,方法還是基本上對頭的,當然也有缺點。比方,我們較多的集體教育和活動,個別的細緻深入的工作較少,因此,群眾積極分子的階級覺悟的提高的品質就不夠高標準。而且,今天存在著的核心力量是不夠堅強的,正是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今天開始學習檔,在一部分同志(東城組,二三十人)的發言中,而且相當多數,似乎對上次反右傾時對過去江蘇四清運動的評價‘打了一場敗仗’,要翻案。他們的依據是中央文件(《二十三條》)肯定四大方面的大好形勢是由於四清運動(共三條,這是第一條)……來的。既肯定成熟,就不能說失敗。有趣,各取所需到這個程度。一點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都沒有。”“我與北京來的同志,暫時不發言,聽完他們的話再考慮怎樣說。”(1月21日)

在會議期間聽到、看到的各地情況,供父親做了橫向比較:“下午繼續討論方法,大家在結合本身工作時,談到許多違反政策的做法,張明組裡的查封經驗,打人,罵人,推人出場,以及小東崗上四不清幹部的當,把假鬥爭當做真鬥爭,還堅不承認錯誤,老吳錯把假積極分子,當積極分子,以及小澗子也有打人的粗暴做法,這些,引起我的警惕。在公佈糧賬時,小黃小張的不耐煩、不讓幹部申辯,也是一種粗暴,我當時就批評了。”“晚上總團部召開分團以上(會議),我和北京來的其他三位司局長幹部也參加。”“會上總團長歐陽省長,說中央決定公佈《二十三條》,並說,可能有人又要180°地轉彎了。有人說這一佈告將使幹部翹尾巴,擔心被動。我檢查了一下,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缺點,但,不至要180°轉彎,不至有什麼被動。”(1月23日)

聽江渭清[1]報告:“我覺得報告中有一股氣在出。為什麼呢?說‘過去的工作是失敗了,中央哪裡提到呢?’‘失敗了,又為什麼說便於取得更大的勝利呢?既說更大的勝利,就是說過去也是勝利的。’我認為這是不錯的,但,要具體分析,應該是有個別的、或一個地區的工作是會有失敗和勝利的。也要承認,在失敗的地區的工作,也有正面的作用。比如退賠處理沒有搞,對壞幹部沒有換,正確的領導未建立的社、隊,在這方面是失敗的。相反夠六條標準的,就是勝利的。”

後來父親在發言時提了兩點感想:“1這次學習文件和聽了報告,雖然對照一下,在鎮江學習和反右後,到句容搞了一個多月的工作,由於認識上對形勢和性質有片面性,出了一些偏差,但,從總的說,情況還是好的,偏差只是個別社有,隊有,甚至是生產隊有,而且也只在個別的問題上有,因此不應再來一個大轉彎,回到原來的做法上去,2我們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裡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由於沒有(世界上)這樣的先例,過去強調還是在種試驗田,可以百花齊放,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因此出現過桃源式,小站式,廣東型,貴州型……等等,有疾風驟雨式的,有精雕細刻的等等,但,經過62-64年這一段時間的摸索,中央已經從中總結出像這樣(《二十三條》)的經驗,我認為這是比較(至少在現階段來說是)完整的,最好的做法了,更符合客觀地估計了運動的成績,估計了各條戰線所出現的大好形勢,明確地指出了運動的性質,和指出了更正確的發動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隊幹部的認識和態度。”(1月24日)

總結對生產隊幹部的態度:“我在這方面的指導思想基本是明確的:好的幹部是大多數,社教工作是挽救幹部,不是打擊幹部。同時,我們的鬥爭目的是打掉幹部的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因此,我在工作上沒有大轟大嗡,沒有把幹部對立起來鬥,更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們‘劃邊’,只對三個主要幹部(實際只有兩個)要求高點,我和他們談話基本是嚴肅、積極、熱情的。沒有大聲罵過,更沒有打過,張要餓會計飯,我也及時阻止了。青年和積極分子對幹部說理、揭露時,要幹部站,我是在中途要他坐下來談,青年不滿讓他申訴,我是允許的,還在會後,講給青年工作人員聽。退賠時,積極分子過分要求連衣服什麼都要賣掉當掉來退,我告訴他們退是要退的,但,還是要讓他們活得下去,除一個豬讓他賣掉退賠外,沒有動他的浮財,允許他提退賠計畫,限制以後的預支,這樣只降低他的生活標準,沒有絕他的炊。這是右嗎?”

父親也檢查了一些缺點,比如他們開過三次全體社員會公佈帳目,會上鬥爭隊長,叫他交代,當他交代不徹底,“群眾起來壓他時,喉嚨粗了”,群眾有時不讓他申辯,但是四清幹部沒有當場阻止群眾過火的做法,以免給群眾潑冷水。在隊長主張分田時,還說他“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做法,提高來說,這是要搞垮社會主義,搞垮公社,這是反革命行為,你是黨員,這是反黨的做法,性質是嚴重的,你要好好交代!”

根據父親的日記,那次張政傳達完中央工作會議對四清的意見後,說他要再來一個偏面性的做法,剪辮子。沒幾天,他就在鈐塘搞了一場打老虎的大鬥爭會,還吸收了大澗子大隊的幾個生產隊去聽,那些積極分子回來後就逼著父親照辦,要把張廟公社南崗大隊和鈐塘大隊的幹部調來鬥,他們組裡的青年也說要趕上去。父親說,慢慢來,沒有讓他們“趕”。(1月25日)

南京那幾天的會議越開越緊張,最後簡直覺得全部錯了,馬上要糾偏,認錯。有的地方情節還挺嚴重,“打人,綁人,吊人,一個多月死了幾十個人,還有一些餓飯,疲勞轟炸,變相禁閉,通宵不准回家。急如星火地要各隊派人回去糾偏。”(1月26日)

1月26日下午父親一行回村,晚上開了兩個會,一個是向群眾告別會——他們將回北京過春節,一個是傳達會議精神和《二十三條》。

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是生產隊長王正和的表態。紙質粗糙發黃,彩頁是無錫太湖風景。

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是生產隊長王正和的表態。

(圖三:另一本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隊長王正和1月27日晚的表態。還寫著一個問題:“為什麼說農民中以貧農下中農是最革命的,但,農民和工人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工人才是最先進革命?”這是父親在一次黨課學習時提出的問題[2],討論要丟掉哪些東西才能趕上無產階級?)

雖然處在疾風暴雨中,父親保持著良好心態。1月28日一早,向社員辭行後他走上山崗:“在小澗子背後的山崗上,剛出的太陽,浸在帶著濃重的雨雲的雲海,對面山崗上是一列茅屋和一堆灌木叢,太陽夾在中間,一幅非常美的畫,這時遠處有小雨霧,更覺得深厚和含蓄。”(1月28日)

[1] 江渭清:360百科稱,1956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

[2]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及黨的階級成分:69%是農民,工人只佔14%。

四清硬皮本對開兩頁,有一幅東西村的速寫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3徹底三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3 徹底三查

經過一個多月對四清幹部的先期培訓,父親吳荻舟有個印象:“這幾年來,農村幹部變得厲害,這些都是四清運動的骨幹,還是這樣,那一般的公社幹部就可觀了。和平演變的嚴重,階級鬥爭的尖銳,進一步體會到了。我們決定好好整理一下這個隊伍,採取嚴肅的、高標準的思想批判。必要時也淘汰一些,據說江蘇的基層幹部,從未好好的搞過思想工作,許多人經過兩天的三查感到,這次才想到這是革命。思想震動很大,有的哭了。貪污腐化,失立場,敵我不分,退坡思想,不願當幹部,想單幹,走個人主義的道路。這是這兩天三查中出現的相當普遍的思想情況。”(12月2日)

三查的做法,就是要參加四清的地方幹部一個個檢查自己。通不過就掛起來,再檢查,直到通過為止。那麼這些四清運動的骨幹為什麼給父親留下“變得厲害”的印象呢?

“今天副組長三查,談得很不徹底,將近三個小時的自我檢查中,平擺大小問題,沒有一個中心,覺得他十多年的工作,有時原則性很強,有時又完全沒有原則,兩種思想,正確的,錯誤的,始終在矛盾著,所以大家聽了,都說看不出是個什麼問題,既不敢說這位同志好,也不敢說這位同志壞。是,我覺得,沒有問題、提不出問題中(其實)最突出的就是一個問題,沒有確立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沒有一貫的、鮮明的指導思想,像牆頭草左右搖擺,而從總的看起來,右的是主要的。他的許多處理問題的方法,是非政治性的,沒有階級觀點和階級路線的。比如他處理廠和公社群眾的矛盾,採取宴請公社幹部的辦法,不檢查一下,群眾和廠之間的矛盾是什麼原因,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不從做好群眾工作來解決矛盾,卻宴請幹部,希望幹部來管管群眾。又如,廠的領導和專業學生(蠶桑研究學校學生和蠶種場的業務領導之間)的矛盾,不從做好學生的整治工作,卻抬出縣長來‘示威’,即讓貪吃的副縣長住到廠裡來,顯示顯示,企圖籍此‘鎮壓’學生。結果是多吃多占了12元。但,有些事情處理得很有原則性,比如,兒子籍他同意修理自己的屋子,套買了80根松木,賣掉了50根,他發覺了,不但把80根松木全送回公社,還按章補了被賣掉的50根木料的稅。而且還批了兒子一輪,這是很有原則性的。”

晚上第二次查朱XX。父親發言提出兩點,“一點是特權思想突出,不但多吃多占,而且,濫用職權(超規定批了五萬多斤的飼料和糧食),公私不分…要進一步檢查。二,革命的決心問題,指出他逃跑,做了一次逃兵,怕死,個人第一…要他進一步就這兩方面檢查,提高來批判。”(12月4日)

“今天張XX三查,自檢出來的問題十分嚴重,而問題不在多吃多占,投機謀利,官僚主義致使國家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主要還在於他政治上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他是商業局助理,分工管四類和不法資本家,但,資產階級倡狂到把市場管理的招牌丟到廁所裡,也不加以鬥爭處理,輕說幾句就算了。本人出身就是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布店當二把手。入黨是54年,入黨後就在內貿部門工作,思想並沒有入黨,一直是和私方人員混在一起,向私商經理借錢,稱同志,一桌子吃飯,開後門……這就嚴重了。”(12月5日)

最後一天三查:“晚上開一個團結會,大家談談心得,舒暢一下心情,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次批評提得很多,個別同志免不了有些受不了,比如丁國榮同志,拖到最後才結束,掛了好幾天,看情緒就有疙瘩。原來計畫沒有。

按計劃完成了,三查品質不低,根子挖得深,團結會也開得好。最後張明的發言也不錯,提出了1實事求是的寫總結,2經驗,從幾位三查的同志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當忘記階級苦(包括忘記自己的苦),困難時,勝利(順利)時和失敗時,最容易犯錯誤,這是對的。

丁國榮從開會到我發言,都不講話,連笑容也沒有,我看不對頭,所以才決定講話。首先我強調了一下這次團部高標準的三查方針是正確的,三查搞得好是1由於同志們徹底革命的決心大,2是在地委反右傾取得勝利基礎上,所以三查的同志敢於和錯誤缺點決裂,提意見的同志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次,我強調了進步是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的結果,我們誰也免不了錯誤,最後說到自己的錯誤,這次也是帶著錯誤來改造自己的,把錯誤說了一下,說明暴露給同志,希望同志給予監督幫助。第三點說我們由於和大家不熟語言又不通[1],聽不懂,提的意見一定有錯,只提供參考。最後,說這次的三查,大家交了心,進一步團結了,也給今後共同作戰中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說完話,丁的情緒馬上改變了,接著講了話。這就是人的感情啊!”(12月6日)

三查之後各工作組就要下到生產隊裡。父親帶隊的是大澗子大隊西隊生產隊工作組,父親說:“在結束這次的運動前,我們都將一起生活、工作、學習。我們的生產隊小組一共六個人,張勳南,張甲生,張盤松,黃新華(四位都是宜興來的幹部和青年),張英蘭(北京來的,中專醫科學生)和我自己。除張勳南同志是老手外,都是新手。這兩天來,我著實有點發愁,這次的工作要求很高,新手多,情況複雜,語言不通,雖然有國內外的大好形勢,有中央直接抓,而且這兩年來,經過試點,階級鬥爭的形勢、情況摸清了,也取得了一些經驗,中央決心很大,還有劉少奇同志掛帥,成立了專門機構,我們的隊伍很大,領導很強,農村貧下中農很歡迎四清,等等有利條件,但,總覺得工作很重,這與民主革命時的情況不同,現在是敵我鬥爭,人民內部矛盾,以及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界線不掌握,情況不易弄准,加以人地生疏,合作關係的同志,彼此不熟悉。因此一連串的思想就老縈繞在腦裡。首先有如何堅持原則和不影響合作關係的問題,有如何領導青年展開工作,放手工作,而又不出偏差的問題,有如何做到深、做到透,放手發動群眾,而又恰到好處地掌握到火候的問題……”(12月10日)

12月14日4點多他們到達了大澗子大隊西隊貧農笪發興家。“笪發興家五口人,3個勞動力,一個老婦,一個小嬰。看來生活還過得去,與這裡其他貧下中農來比,是否可以長住下去,還值得研究。因此只作暫時住下,在運動中再考慮決定。”(12月14日)

硬皮本的紙質粗糙,吳荻舟用對開兩頁繪製出小芷崗村全貌,山坳坳裡一個小村莊。

吳荻舟在四清硬皮本裡有幾幅速寫,這是其中一幅。

(圖一:父親手繪小芷崗東南側山頂望全村。他多才多藝,可敬可愛。)

來到生產隊的第二天下午,父親他們就開始參加勞動(規定他們每天勞動半天),除油菜草,父親說,這是他在解放戰爭以來,第一次參加群眾的革命運動,更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參加勞動,喚起好多淡漠了的回憶。他還說農民兄弟很關心他們,叫他們慢慢來,不要搞到腰疼手疼。(12月15日)

其後的勞動還包括散塘泥(把塘泥撒在麥地裏改良土壤),修水利等。

晚上,在大隊部開會,聽大隊書記的彙報。之後,工作組隊員們在月光下,在丘陵的麥田間走了半裡地回到駐地。

“這個大隊,五個生產隊,在句容的南門外約五華里,是一個丘陵間隔著的小塊平原。五個生產隊以小澗子隊為中心,北面和西北是大東崗和小東崗兩個隊,南面偏東是大澗子東隊和大澗子西隊,西隊又分佈在小澗子和小莊崗兩個自然村。工作組設在小澗子,和我住的大澗子西隊正隔著一個約半華里的丘陵,麥已長了兩三寸,在月光下,由於冬天的枯蕭,顯得異常可愛的淺綠色,在整個山崗覆蓋著,很像一張淺黃底草綠花點的、無邊際的床單,真使夜行者在一天工作結束後忘去疲勞。我們一個小隊邊談邊走很快就到了‘家’。”(12月15日)

12月16日,上午勞動,下午開大隊幹部會。(工作組的)包宣佈了約法八章,父親說:“這是一個很難講好的對基層幹部的政治攻勢。我覺得八章的內容都是必須說的,不說,幹部的思想震動不了。但,如何把握既要求壓力,又要使幹部聽了感到是在挽救他們,使他們既震動又感動呢?這的確不容易,包今天的講話,壓力夠大,有一些語言,在我聽來,像對著敵人說,而且語氣很重,嚴厲,但,有些挽救他們的地方,沒有說得清楚,闡述得突出。當然,從運動的規律來說,這時以壓為主是對的。我這樣說是不是右了呢?‘以教為主’的思想和團結95%的思想,和如何達到以上要求的方法之間的矛盾,沒有好好解決吧?”(12月16日)

1964年12月18日下午開地富四類會訓話,父親說他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沒有這樣的經驗,包括後來還有其他這類開會,父親都借機會參加瞭解。

生活上,他們注意不搞特殊化,不加重群眾負擔。12月22日是冬節,“家家做菜餡的大團子。起初聽說要做肉團子,我們通知住戶,給我們另做一些沒有餡的團子。群眾說,不要說冬節沒有人做肉團子,就是過年也沒有人做。說這話時情緒很大”(12月22日),凸顯當地的貧困。

大澗子西隊生產隊有28戶(四清期間又遷入一戶為29戶),16戶貧農,2戶中農,5戶富農,5戶地主。地富多,是這個隊的特點,而貧下中農除了幹部和幹部家屬外只有24人。於是工作組把地富子女作為一個力量,爭取他們支持貧下中農。動員的時候,老老少少來了49人。有人抱著小孩,有人做女紅,吱吱喳喳中宣讀了檔(12月24日)。

他們分三個組向群眾逐條講解《決定》:基本群眾組、幹部組和地富子女組。父親負責基本群眾組,每天講解五條《決定》:“效果很不錯,講了五條,插了一些事例,相當生動,群眾要求繼續講。我說太晚了,明天還要勞動。但群眾說講到十點也不累(這裡群眾八點多就睡的)。其他兩組成績也不錯,有收穫。”(12月25日)。

四清硬皮本對開兩頁,有一幅東西村的速寫

吳荻舟站在村南橋邊畫東西村速寫

(圖二:父親手繪“村南橋邊望東西村”。)

父親向老農笪發章瞭解村史,據說這村子有三四百年歷史,曾經有一個地主惡霸,外號樓上太爺。那時候這村子叫澗子村,後來演變為大澗子。後來這地主惡霸的罪惡被揭了,滿門遭斬,還為此編了一齣戲,叫“雙顆印”。可惜在封建社會,雖有這麼一齣戲,卻不准在這一帶演出。

關於日軍在這裡時的情況,父親說:不聽也罷了,聽了就覺得這裡的群眾給愚弄得可憐,也說明被剝削到連民族的(別說階級的)自尊也沒有了。笪發章說:“要不是日本人,這裡早沒人了。”據他說,當年日軍都已經讓這裡的村民老少分兩排站好,架上機槍了,正要掃射時,來了一個騎著高頭大馬的日本軍官,在馬上喝了一聲“不可以”,救了他們。(12月30日)

父親瞭解到的基本情況是:“這裡的群眾文化是空白的,全隊只有一個高小學生(地富除外),寫一條簡單的新聞也白字連天。但他卻是隊裡的文化教員,教業餘農校。他們沒有看過電影,沒有聽過形勢宣傳,連國家爆炸了原子彈、宋慶齡是誰、是男是女也不清楚,國內外發生的任何大事情也沒有人告訴他們。生產也落後,畝產只四百多斤。土地少,每人才一畝零點。每天起來吃飯睡覺外,就是勞動,有的一年除過春節休息幾天外,就是勞動,也不得溫飽。在這樣基礎上,他們能討論‘雙十條’嗎?只有12天的工作,能有什麼滿意的情況嗎?所以我說,能來十多人,能有三五個人說幾句話,就是不錯了。這只說明一個問題,我們的工作是艱巨的,需要耐心和長期反復工作的。”“由於過去幹部壓迫群眾,給群眾打擊報復太深,群眾不敢當面提意見,背對背提意見都顧慮很大。”“我決定通過1定工分賬2定銀錢收支賬3定糧副分配賬及物資賬等鬥爭,來練兵和提高群眾當家做主思想。”(12月27日)

從父親的日記可以看到,這三件事其實很不容易,比如查工分賬,政策規定不能包辦,要由貧下中農主持,但是事先要教查帳小組準備,“百發百中,不能有一筆被打回來”,“要先定下什麼事可以記工分,什麼事不能記工分”,還要“先摸到公社今天有什麼不合理的規定”,因為當時有些幹部“濫記工分(什麼上街買一張用紙,送個名單,領一個布票也要記工分),是幹部懶的開始,這樣可以不勞動了。”還要讓查帳小組的貧下中農明白政策:“要堅持公平合理,但,又不是開鬥爭會。”(12月28日)

再如查錢賬,晚上就要公佈了,卻發現賬沒有搞準確,臨時改變計畫(1月3日)。父親幫助查帳小組重新整理農業支出、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社員預支和其他等支出賬,特別是從“其他”中把吃吃喝喝的抽出來和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做個對比;從“社員的預支”中把幹部和一般社員的預支分開,做個對比。結果是吃吃喝喝占110.86元,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三項加起來才86.77元;24戶社員497.8元,4戶幹部518.39元。父親寫道:“這就十分清楚了,幹部不顧集體,不面向廣大群眾,特權思想很突出”(1月4日)。

父親還提到“揭出了三十多畝黑地,一千多斤變相私分糧以及暴露了他們(隊長和會計)帳目上的虛假性。”(1月13日)

也就是說,那時候基層的確存在幹部“貪污”、“腐化”,存在官僚主義。以現在的標準看個別幹部的“多吃多占”數額很小(比如12元),但是像“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與當時群眾只能勉強維生的收入相比,“其他支出”中24戶社員和4戶幹部所占比例相比,難怪群眾感到義憤。而那三十多畝“黑地”和一千多斤“私分糧”,今天看來更像是基層對上隱瞞的“自救”措施。

而在當時,父親處理過程中很謹慎,總在左右掂量,想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處”,這點給我印象深刻。

[1] 語言不通:當地語言是南京官話和吳語彙集,而且由於歷史悠久、人口遷移等原因,村村語言不一。

在四清日記右邊一頁最後一行寫著:夢中見了瓊——那是張佩華曾用名。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自我改造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 自我改造

父親吳荻舟說,他不止一次研讀雙十條[1]等文件,“把社教的基本精神、政策界線、依靠力量、工作專案、方針和方法、步驟等從文件中抽出來,搞了一個簡明的備忘錄,説明自己記性不好的缺點。”(11月5日)

我猜這樣的研讀,也令他看到了兩個文件的矛盾。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他在四清中自我改造的目標和毫無心機的做法,頗令現在的我為當年的他捏一把汗。

他的“自我改造”不只是口頭上說說。

張X[2]出了一個題目讓大家討論:“檢查一下自己思想上有沒有右傾。”

父親寫道:“我檢查了,有。堅持原則不夠,就是右。工作上,遇著不對頭的意見,看不出,或看出了沒有堅決反對。”他說自己有時候覺得同事有些意見不對,但是想想也許是自己不對?就沒有提出來,又有時候覺得別人不對,但是結果人家是對的。(11月8日)

張X要求各人“通過總結談談自己的思想”,“我們來自北京,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正確,就不左不右。”

父親“很感動”:“過去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錯的。而且錯了覺得自己的責任不大,比方電影工作搞左了,統戰工作搞左了,總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不好好檢查自己,儘管後來檢討了自己,可是好久才在思想上平復下來,起初總覺得有點委屈。這次學習,我覺得不如人的地方很多,歷史包袱很重,知識份子的不求甚解,誇誇其談。從此,我決心去掉這個危害和妨礙我進步的、改造的障礙。”(11月10日)

這裡的電影工作、統戰工作應該是指在香港的時候。父親的歷史包袱是什麼?因坐牢失去組織聯繫長達18年。這算什麼過錯?他在獨立作戰的情況下成績斐然,但是在特別的時代和環境中這就變成他的思想包袱。我只能從他很偶爾地提及的一些往事揣度和體會他的處境和心境。比如上面11月10日他回顧在香港統戰工作搞左了,他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在本連載第六章的《整風記錄》1-3中看到的例子證明他並沒有說錯,但是還要委曲求全;又比如有一次外辦一位同事來和他閒談,講到某位領導人品很壞。父親寫道:“他1959年對香港工作的批評言過其詞了,自抬身價壓害同志,把自己當做政策、方針的貫徹專家,是一點錯也不會有的。”不過父親又寫:“我並不因為這些就否認自己當時左的錯誤。現在這個同志是下去了。”(11月28日)

父親對王光美的印象是“政治敏感很強,善於觀察,對周圍大小問題都很關心和注意,並聯繫到問題上來,聽到謠傳工作隊20天就要離村,她就追查,看到會場上許多人離場小便,她引起疑問,直到弄清是群眾自動放哨,怕有人偷聽,出席會議的人,也逐個問姓名,發覺有不應參加的人參加,也追到‘原來縣委有這個指示’”,父親說自己:“我就是不大關心周圍的事,不夠敏感和警惕。”(11月12日)

工作還沒有真正展開,在培訓階段已呈現亂象。張X找大家談話:“地委會議遇到了困難,出現了頂牛情況。”父親寫:“我認為我們不正面捲進去,還是側面做文章好,張X似也同意,覺得內部矛盾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革命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11月12日)

父親多次寫下自己的缺點和這次改造要注意的各方面問題,公諸於眾,請同事、請地方的年輕借幹監督自己:

“1.堅持原則不夠,鬥爭性差些,為了克服這點,我首先是學透和記著中央的雙十條,弄明確所有政策界限,要踏踏實實地在群眾(中)聽取意見和摸清情形。政治敏感不夠。

2.不夠果斷,不夠勇於負責。

3.民主集中制的領導方法不夠強,不善於走群眾路線,主觀片面。”(11月11日)

他決心:“1平時多在政策方針…多談,取得思想上的一致,爭取共同語言多,認識接近;2多採取民主集中制去解決問題;3遇有分歧,時間上可以壓的壓一下,到群眾中去,或找一些貧下中農來談談他們的意見,然後再說;4最後仍有分歧就按照領導決定,多數投票決定,但我保留意見,但積極去做,失敗了各負主要責任,否則,由於保留而不積極照他們的意見去做,一面把問題向上反應,達到正確的解決。

總之,堅持原則,堅持中央的政策,不降低要求換取與錯誤和平共處。但在態度上、方法上一定要謙虛謹慎,擺道理,擺情況,走群眾路線。在中央的政策上團結。”(11月13日)。

11月17日晚上開會,父親表態:“長期在文化圈裡轉,一套知識份子的、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妨礙著自己接近實際,也影響著自己的進步。但有信心把這次的工作(做好),決心做笨事,首先有信心,做到真正的三同。”

張X給父親提了兩點:“1.知識份子的缺點,加上長期在地下工作,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這次下去,不容你不走群眾路線,既然有一決心,並且看到了自己的缺點,相信是可能很快改變作風的。2.但,也不要求這一次就能全改掉,只要基本上改變面貌,就是這次的好收穫了。”

還有外辦的同事說父親發言多,問他“是否總以為比人強?”“是不是一種自滿?”父親寫道:“她的話中也有一種‘語不驚’的地方,也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不過,父親說:“這是小事,我也不去辯解了。”(11月17日)

在四清日記右邊一頁最後一行寫著:夢中見了瓊——那是張佩華曾用名。

在四清日記裡,吳荻舟寫著:夢中見了瓊。

(圖一:11月17日的日記,父親夢見了母親。)

“長期在地下工作”,怎麼就“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 “發言多”怎麼就一定是“以為比人強”?就我所見,父親總是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那就不是“脫離實際”;主動、真誠徵求幾乎每個人的意見,那就不是“以為比人強”。父親“決心做笨事”,這的確是我記憶中的他,不投機、不取巧、不抱怨、不斤斤計較。

父親記錄了地委的檢查:“關於頂不住的問題:1本身有右的思想根源。2沒有親自蹲點,沒有真正瞭解階級鬥爭的真情實況,所以在工作中摸到了一點真理,但,不夠鞏固,上面一壓(‘糾偏’一來)就放棄了。3還是只看上級,不看真理,少奇同志說應該瞭解‘官大真理少,還是向真理少的人學呢?還是向真理多的人(貧下中農和農村好幹部)學呢?’這是一語道破目下一些不親自下去蹲點的高級幹部和一些隻向上看不向下看的中級幹部的缺點。4患得患失,察言觀色已成為黨內的惡俗。5集體領導不夠,未在會上辨明是非,少數書記就做了‘上黨[3]錯誤’的決定。”(11月18日)

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後,從11月22日起,北京來的幹部開始參加地方幹部的學習,名曰“揭蓋子”,也就是揭發批判縣委過去運動上的右傾。父親記載:“從發言中揭出的情況看,問題是嚴重的,許多人的發言接近於控訴,情緒很激動。這僅僅是由於不明階級鬥爭情況嗎?還是其他的問題呢?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有人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的。總之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已決定到生產隊,搞一個生產隊,不負大隊的責任,這樣我可以好好滴捉摸一個工作,把工作做好和改掉我那些缺點。”(11月22日)

“小青年和地方幹部的發言很踴躍,朝氣勃勃,我參加了他們的學習三天,心情很高興,覺得過去機關的學習,大家總是動員、動員,發言還是十分拘謹,怕說錯話,將來挨批評。這是運動過火帶來的後遺症嗎?還是別的原因呢?我回國時間短,體會不到,總覺得黨的組織生活,不是那麼理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打了許多折扣。這三天聽青年們的發言,想到什麼說什麼,沒有一點顧慮,十分可愛。地方幹部呢?他們搞過兩三次社教,失敗了,對右傾的領導有氣,這次反右,發言近於控訴,是有原因的。今天(他們)把桃源[4]的經驗和自己的教訓對照起來談,越說越激動。”“不過我認為,還是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一下,1這些幹部全盤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把自己批評得一無是處,這要引起不好的結果來,2沒有把右傾的根子挖出來,是不夠的,3聽到小站[5]的,又否定了桃源的,這樣就要迷失方向了,一樣是框框,4誰說了算,不交鋒,不澄清對是不對,因此,對青年是不好的。我想找大隊的負責同志談談這個問題。”(11月24日)

一頁吳荻舟四清日記提及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吳荻舟在四清日記中提及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圖三:11月25日父親的發言:“有同志說王光美同志敢這樣做,是由於她是劉少奇同志的愛人,有權衝破雙十條中的一條規定,我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要堅持徹底革命,看問題對誰有利,如果是對貧下中農、對集體經濟,對革命有利,衝破框框,中央也是支持的。”)

地方上的幹部說北京來的幹部是“中央同志參加運動”,父親對他們說:“我們雖然住在北京,聽多些,可能有些長處,但,脫離實際,因此光是我們是缺一條腿,所以只有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和青年人聯結在一起,到農民群眾中去,結合實際,向貧下中農學習,三方面緊密起來,才能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11月27日)

11月30日父親聽了中央絕密文件:“毛主席說反修是長期的複雜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同志的估計,顯然是樂觀了一些。最初(赫下臺消息傳到的當天)我們是這樣分析的,認為是一個狗咬狗的宮廷政變,換湯不換藥”,“後來聽了X的報告,修正了那樣的看法,現在看來,說完全沒有變固然不對,但,X那樣樂觀,也不對。還只有繼續兩邊擠才能促使新的、好的變化啊!”(11月30日)

我查了1964年歷史大事記,線索是父親提到“赫下臺”,那是10月1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職,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當選。11月5日至13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後,主動和勃列日涅夫等進行接觸,但蘇聯仍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聲稱他們的對華政策同赫魯曉夫完全一樣,因而這次接觸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新華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人民出版社)

至於父親所說樂觀、X是指什麼?無從查找。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還記載著,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上,毛澤東批評了關於“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明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外,他還批評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按: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可以看到父親逐漸瞭解到這次運動的困難,但在當時尚未瞭解最高決策層的分歧到了這麼嚴重的地步吧。

有個溫馨的小插曲:父親在句容期間,幾乎每個月都給家人寫信,每人都有。這天,父親在日記裡說,我給他回信了:“(她)對自己的缺點正視了,而且願意向妹妹學習,‘小的,只要是真理,就是老師’,對!”(11月14日)我有那樣寫嗎?再過40多天我才滿12歲啊?這些年我常常感到自己有些方面越來越像父親,不明白是怎麼來的?現在我知道了,父愛如春雨潤物,他在潛移默化中給予我很多很多。

[1] 雙十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中央黨校林小波的論文《四清運動研究》認為“《前十條》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對整個運動的進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前十條》在總的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左”的錯誤,但有些觀點和具體規定是正確的。《後十條》則是帶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義的檔”(其實還有《後十條》修訂版)。運動指導思想混亂顯示了黨內的分歧,無可避免造成幹部思想混亂,工作難度。

[2] 張X:父親筆記裡出現過“張政(正)”和“張明”,都是四清時的領導,不能確認這裡是哪一位。根據全部五本筆記看,張政出現比較多,似是直接領導。張明出現比較少,父親日記裡曾提及:“她在外辦是一個組長,在四清是我的領導。”

[3] 上黨:山西省上黨地區(今長治市)。我找不到資料,百科辭典介紹了1945年的“上黨戰役”之後就跳到了今日的“上黨旅遊”,一大段歷史是空白的。

[4] 桃源:指由王光美總結出來的四清經驗。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她帶工作隊在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四清。中共中央1964年9月11日發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百度百科有詳細解釋和對王光美的採訪。

[5] 小站:指小站經驗。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肯定了天津小站地區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開展奪權鬥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的做法,認為“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反映了當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特點。《指示》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瞭解實況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 瞭解實況

除了東深供水工程,父親吳荻舟在晚年回憶錄提綱中提及回內地後、文化大革命前的另一項內容就是“四清”。“四清”這個詞我是知道的,雖然那時候還小,但也知道四清關係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父親留下的四清資料比較多。1964年10月底開始,他用兩本四清工作筆記記錄下四清政策,四清內容,農村情況,村裡存在的問題,工作安排,工作進度;某些案例思想鬥爭過程、思想變化的原因、犯錯誤的經過;個人交代的內容,談話要點記錄,群眾反映情況的記錄;一些名單如耕讀小學學生名單,缺糧戶名單,貧協籌備小組成員名單、賭錢者名單等等。從中我看到笪、芷這兩個姓是當地大姓;又看到全生產隊28戶人家就有9戶人家缺糧;還有什麼叫“排隊”,什麼叫“放包袱”,什麼叫“洗手洗澡擦背”等等。還有三本日記,看得出父親是把四清當作瞭解中國農村情況和改造自己的機會,非常認真。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圖一:父親的四清筆記本,有兩個購自當地,由鎮江市地方國營前進印刷廠制,硬面,裡面紙質粗糙但有彩色插圖。)

四清是一場在1963年至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時是在農村“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稱“小四清”,也叫“當年四清”,後來在城鄉“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稱“大四清”。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怎麼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怎麼看包產到戶有嚴重意見分歧,加之國際上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分歧,前蘇聯批評“三面紅旗”,美國搞“和平演變”,形勢緊張。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對反修防修有強烈的緊迫感,對任何異議都高度警惕。

我看過黨史專家李新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裡講述的桃源經驗:“工作組先入為主,所以看見村幹部就不順眼,總以為他們都是四不清幹部。”“工作組的權力很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幹部。”我也看過薄一波回憶:“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感覺驚心動魄。

那麼父親的“四清”又是怎樣的?晚年父親曾回憶,他們除破獲盜牛案並拘回越獄潛逃到宿淞的盜牛犯外,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當時我從港澳回來,按黨的一貫實事求是去做”,結果有人向上級報告說他思想“右傾”,沒有清出成績,沒有抓到農村已爛掉的幹部,反而解放了幹部,他遭四清總領隊批評。父親回顧說,能捉到盜牛犯,是因為“有”這回事,捉不出“四不清”幹部,是因為“無”。父親還說:直到《二十三條》[1]下達後,他才算沒事了,他說,現在看(我的做法)還是對的,即使個別生產隊幹部有缺點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該上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通讀父親的日記,就像通過父親的眼睛看當時的中國農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有點“錯亂”——畢竟已經是五十年前,何止物是人非。看得我膽戰心驚,生怕他犯那些“左”、“右”、“形左實右”的錯誤,是個害人的角色,也怕看到他挨整。但是為了瞭解那個時代,瞭解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故事,我還是決定通讀筆記,儘量梳理,諸如運動形式和方法,中央對形勢的評估,父親的認識,運動的具體事例等。父親在寫完第一本日記後,在扉頁上寫:“堅持記下去!”我也對自己說:“堅持讀下去!”

在白皮四清日記本扉頁寫著“堅持記下去”,以及日期“1965.2.16補記”

四清日記本扉頁寫著“堅持記下去”,是吳荻舟鼓勵自己“改造思想”,補上在海外工作缺失的“階級鬥爭”的課。

(圖二:第一本日記扉頁上寫著:“堅持記下去!1965年2月16日補記完15日的日記後寫”。)

父親1964年10月21日離京去江蘇句容,翌年5月25日回京,為時七個月。四清工作分兩個階段的“蹲點”,先是北京來的幹部集中學習文件(之前在北京已經組織學習討論),父親稱“學習的蹲點”;然後這些北京來的幹部分散到大隊或者生產隊,才開始真正的蹲點,先搞地方幹部和地方青年(借幹)的培訓和“三查”、然後揭發審核大隊和生產隊幹部以及地富分子,查到貪腐的要退賠。在“學習的蹲點”階段,和父親一個組的都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同事,多數是十六級以上的幹部,“大家都有一定的工作和理論水準”。下放到生產隊蹲點時,每隊六個幹部,只有一個外辦的,其餘是地方的借幹。

10月23日11點20分,在陰雨中一行到達鎮江,住進招待所。下午去遊覽焦山,第二天又遊覽金山,父親興致勃勃抄下江天禪寺(金山寺,據說乾隆遊此七次)的題畫、對聯。可是隨後他們就“檢討”了:“我們幾個原來的行政組長談到到後生活有點鬆散,這和當前的工作形勢——一切戰鬥化、革命化有點不合,地委招待得太好,決定搬出招待所住到公社,組織學習,一釜煮一下”。父親接著寫道:“過去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有點落後之感,加速度跟上去”,他批評自己“這兩天遊覽,注意的多是古字、古畫。似還有小資的所好,應注意。”(10月24日)

關於句容和這次四清,父親有一段地委[2]秘書長、政治部主任、農工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等領導在場的會議記錄:

  1. 全縣3600多生產隊,33個公社;
  2. 訓練學習一個月,4個檔,20天。三查作風,思想,成分,10天。包括休息四天,11月25日-30日進隊,進村的交通運輸,也要四五天。
  3. 句容,老區,縣委除一個為當地幹部,四五個副書記都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
  4. 土改檔案,基本都有。群眾落後。
  5. 33個公社29萬人。
  6. 11月中秋種也過了。入冬後主要是積肥,這年較豐產約50億斤,交公糧一億。
  7. 大煉鋼鐵時有些破壞,搞了一些大水庫。文化低,多是外地(湖南、蘇北)來的人多。茅山和尚,道教有歷史地位。
句容地圖,吳荻舟四清所在地是大澗子大隊西隊。

網上查到句容地圖,吳荻舟四清所在地是大澗子大隊西隊。

(圖三:句容南門外、父親去四清那片地區,上有句容,左南京,右鎮江,右下方是茅山。)

看父親記錄的宜興大隊大隊長報告可以感受四清運動的規模:“(北京來的)一萬多人的一個集中行動,交通,住地,給養,醫療……在三五天內(15-19)都基本解決了”,“地委的領導和各部門的配合和支援,以及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從十一個縣,集中了一萬二千多幹部和知識青年,20-22全集中完畢,23日就開始學習。”(10月26日)

還有各大隊先遣隊出發的那個寒冷的淩晨,父親在天臺上看著:“天還沒有亮,東方地平線上是一線通紅的火一般的朝霞,大地還是烏黑,兩個大射燈,從門樓及屋頂朝空地上集中著人群和車輛(7輛公共汽車,一輛帶拖車的卡車)射去,顯出了大地上一塊特別光亮的焦點,從各宿舍,負著行李包的青年們、幹部們,越來越(多)地向空地上集中,這氣象是大軍團拂曉作戰時才可看見的,但,這是在不同的環境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對敵人企圖復辟的一個殲滅戰,所以在燈火通明下集合,不是在黑夜裡摸黑集合。我在天臺上看著這樣的情景,心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想到我們就要進入農村,投入戰鬥了,浮起了一股信心,和又感到沒有經驗的沉重的擔子。怎樣才能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高標準地完成任務?”(12月1日)

四清過程中,有時候他們會到南京或者地縣連續幾天集中學習,參加地委會議,傳達中央文件,平時晚上也常常開小組會或者支委擴大會,學習社論、簡報,隊員守則,互相提意見。有時候和四清幹部、公社、大隊或生產隊幹部、積極分子開會,聽取他們報告情況,討論、談話,還可以看看電影如《抓壯丁》、《千萬不要忘記》、《早春二月》等,間或有文藝晚會。看完電影或節目,父親會在日記裡評論幾句,如“單薄,概念化,鬥爭不尖銳,生活氣味還是少”,“實在沒看頭”等,那是他的老本行。其他時間儘量和貧下中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座談、談話、搞調查。

關於“三同”,父親認為,不是形式上去強調生活水準的下降,更不要以為找到最髒最臭的人家住下去,就是做到了三同。他寫道:“中央提出要堅持三同,這是對的,必須堅持。但,中央要求三同的精神是由於我們這些進城後脫離實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幹部太多,階級感情少了,對群眾的疾苦熟視無睹了,對革命的最終目的、對目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漠不關心了。要我們到下面去,在仍然受苦受難、遭受混進來的四類分子、蛻化變質幹部…欺壓的農民群眾(主要是貧下中農)中和他們同甘苦,建立階級感情,共同推動農村的反四不清,反政治復辟的革命鬥爭。三同是為了進一步堅定我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觀點和工作方法(調研等)。”(11月27日)

我們小時候聽說過“三同”,還有一首歌:“小斑鳩,咕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同我住的一間屋呀,同我吃的一鍋飯。白天下地勤勞動(搞生產),回來掃地又喂豬。媽媽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幹部。”歌頌很容易,現實很複雜,那時我們雖然會唱,但完全不懂,這次整理父親的筆記,終於有機會瞭解。

根據父親記錄,“句容是個全省裡較差的縣,雖然這二年生產方面有了發展,但,人民生活還是很苦,人民的積極性還很差。”“貧下中農有意見,說解放前在地主下生活,解放後也是在地主下生活。據說城東公社有地富反壞分子410,其中地主有240人,56年有千多人鬧退社,62年變天謠言倡狂時,幹部要集中睡。這裡(城東)有四個特點:1和縣城接近,資本主義活動多;2多次搞試點,運動多,農民有一句說法,稱自己是運動員,每次運動又沒有取得成就,有厭煩;3生產搞不上去,地富日子好過,貧下中農苦,文化落後,幹部革命意志衰退;4對地富兒子不養父母,當了幹部,有意見,未及時解決。”(10月26日)

父親很注意觀察,比如在不到千人、只有一條街的丹徒鎮,他走完一條街,就瞭解到許多。有一個規模不小的百貨店,有一個劇院,有小館子。西側一個小村裡,有的農民家“不止一個熱水瓶的,有的也有收音機,但,他們的衣著都很破舊。”一名青年菜農告訴父親:一家四口,夫(全勞力)妻(半勞力)和兩個小孩,合起來就是一個半勞力,全月掙450工分,全年大約可做到5000工分,500個勞動日,每日1.5元,全年收入750元。每月60元左右。月吃米200斤,28元,日用及其他,60元也都用出去了。

信步走到鎮東頭,就是去諫壁鎮的火車站,父親花一角錢買車票,又到了諫壁鎮,那裡比丹徒鎮大,有四個工廠,人口一萬左右,是交通要道,公路上車不少,鎮上連南方的香蕉也有得賣。父親甚至瞭解到:這裡有一個韓信放的鐵風箏尾,插在一個洞裡,迄今無法拔出來,鎮上的人說,連大煉鋼鐵時也沒把它毀掉。(10月29日)

父親和很多老鄉談過話,他都有記錄。比如一位青年團員是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勞動了兩年,18歲,其父是生產大隊隊長,黨員。他說,公社原來的副書記思想退化,搞女人,現為隊委,沒有受到處分,他感到很不滿。他認為目前農村裡生產是好,但,幹部的革命目的模糊了,只考慮自己一個家庭的生活,很少注意集體,資產階級思想抬頭,不勞動,吃東家吃西家,一個春節到處有人請,平時只搞自己的自留地。(10月29日)

從父親在一次傳達之後所記,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國內形勢的評估:“毛主席說如此下去,少則數年,十年,多則幾十年,黨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國家就要改變顏色,已不是聳動聽聞的話,不是沒有客觀基礎,黔40多縣,兩個縣壞掉了,陵市也兩個部門壞掉了。有反動組織,準備了三套班子,以迎赫、蔣、彭。這還不止,在這鬥爭中,右的思想還是主要的,這不很危險嗎?對敵我鬥爭形勢估計不足還是主要的,這不是思想作風(官僚主義)的問題,是各級領導的階級根源,和官大了起了變化的問題”,是“上了台、做了官,不思放棄既得權勢的問題”( 10月28日)。

10月30日的日記記載,當天到地委開會,講反右傾,傳達李雪峰的信及中央對信的批語,“根據下來後接觸到的情況看來,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很必要,假定不是在百萬大軍打殲滅戰的前夜進行這樣一個思想準備工作,後果將不可估計。中央真是了不起!”據他的記錄,“江蘇鎮江專區自去年二三月間搞試點後,接著又搞了兩批,一批四個公社,一批七個公社,可是一批不如一批,群眾反映說:壞幹部昂頭,群眾搖頭,四類分子未低頭,貧下中農未抬頭。四清工作隊兩頭挨駡。(10月30日)

關於李雪峰的信,我查了一下資料。李雪峰(1907~2003)四清時任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他親自帶隊去四清,在地委書記會議上發現,縣委對四清運動的抵觸情緒很大,有的甚至聲言根本反對四清,拒絕到會,遂寫信給劉少奇表示不同意見,中央予以批轉。父親提到的“百萬大軍打殲滅戰”,是指劉少奇主持的四清,“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四清”,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一個縣派一個大工作團,大兵團搞四清。這種做法遭到毛澤東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毛澤東授意李雪峰“南北開戰”。

[1] 《二十三條》:父親說“直到《二十三條》下達後才算沒事了”,是指1965年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提出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要儘早解放大批幹部,還有退賠可以減緩免等,糾正了四清前期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據說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二十三條》首次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所指。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裡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一條罪狀;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說制定《二十三條》時走資派就引起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他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要把劉少奇搞掉?他回答“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

[2] 地委:地區黨委的簡稱,級別在省委以下,縣委以上,一般分管數縣、鄉。句容屬於鎮江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所以這裡的地委,應該是指當時的鎮江地委。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檔放在裡面)取出檔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党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