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 新聞戰線

根據父親吳荻舟的回憶，工作組時代初期，新聞線的領導是黃作梅，他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身份聯繫《文匯報》、《大公報》。《大公報》原來是個“中間偏右”的報紙，“1949年才把傾向轉過來”。《文匯報》總社在上海，1947-48年在香港設立分社，“傾向比較好，我們派劉思慕去任總編輯。”

黃作梅犧牲後，父親擔任工作組組長，新聞支部也由他直接聯繫。支部成員有金堯如（支部書記）、羅承勳（羅孚）、周南懷、廖蘊文等。新華社香港分社單獨成立一個支部，由譚幹、李沖、潘德聲等組成。譚幹後期參加工作組，負責外事，與父親聯繫。《商報》負責人是張學孔（《商報》創辦後入黨），《晶報》負責人是陳霞子，從《大公報》分出來的《新晚報》負責人是羅承勳（羅孚）。

1986年父親在廣東從化溫泉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廣東聯絡部劉先秀訪問時回顧，1951年中央明確了港澳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新民主義、社會主義”。這是總方針，後來中央還下達了一些具體方針。如解放臺灣，是和平解放還是武裝解放？起初強調武裝解放，後來強調和平解放。最後是兩者並重，爭取和平解放。統戰工作的總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要有層次，進步的談多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香港著名實業家王寬誠、香港名醫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

具體到愛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的消息，《香港商報》多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和《晶報》基本不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臺灣有關係的商人也登廣告以保護自己。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

當時一些外國通訊社捕風捉影說中共和臺灣談判。有一天《新晚報》未經請示把法新社繪聲繪影地說中共已在巴黎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放臺灣的消息登出來，人家知道《新晚報》是愛國報紙，便說中共承認了，證實了。父親說，1955年中央曾經提出和談，但只是一個願望和方向，沒有要求做宣傳。“中央一看這個消息，我們就挨批了。”上面對他們的批評還包括“版面搞得太過五花八門”、《文匯報》這種正面的報紙不能靠賭馬、贈送冰箱之類低級趣味招徠和推銷報份等等。內地搞大躍進的時候，新華社宣傳報導誇大失實，香港愛國報紙也不得不轉載，不過父親說：“這不能怪下面的同志。”

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香港工作受內地政治運動影響、忽左忽右的內容。文化戰線有“左”、“右”的困擾，新聞戰線可以看到同樣的傾向。1988年，父親在南戴河休養期間寫了《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集中談了這方面問題。

（圖一：父親《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手稿。）

根據這篇文章，父親與《文匯報》交集始於建國初期，公開當社長是1957年，1961年孟秋江調任社長時他仍未註銷社長職，以常委兼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港澳來回跑。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時正式向香港政府註銷社長職務。這樣算起來和《文匯報》的交集正好是10年左右。

建國初期，張鐵生還在香港，有一天父親和他去見徐鑄成[1]，在場還有余鴻翔。那次會晤主要是研究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家，因為4個原因：1.所處兩種社會，報導與立論方針不同；2.兩地幣制不同；3.人事處理和工資制度不同；4.版面處理不同。決定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從過去的總社和分社的關係，改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會晤後，張鐵生、徐鑄成相繼回內地，董事會每月經過父親撥一筆外匯給報社，父親則與余鴻翔保持聯繫，交換業務上的意見。但到1957年才公開《文匯報》“分家”，暗分明不分的六、七年裡，沒有社長，只有編輯部和經理部，公開後成立了董事會領導的獨立建制，向香港政府註冊，董事長梅文鼎，余鴻翔任經理，父親擔任社長。

父親說：“10年中大小事件不知多少，可記憶像一面篩子，早把往事漏走了。有過爭論的事，也只剩下模糊的輪廓了。”儘管如此，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我，還是通過他描述的“輪廓”瞭解到很多往事。

首先，他們遇到辦報方針之爭。大陸解放之初，內地領導認為，《文匯報》是第一線報紙，應宣傳社會主義。對此，父親寫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是在海外辦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應面向世界、面向廣大華僑，除客觀報導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遇到的困難外，應立論廣泛的愛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持正義，貶惡揚善。”“但是董事會把海外辦報視為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對辦報方針的解釋權不在辦報同仁，對祖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內地文化、新聞意識經常影響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方位與立論方向，造成報紙長期忽左忽右，以左為主。1957年夏，董事會改組，做了一次總結，指出了問題的關鍵，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董事會也不斷召集各版負責幹部面談。”父親說：“各報指導思想曾出現過一定的穩定性。但，各報幹部從舊社會來，繼續生活在‘舊社會’裡，內外有別的新聞觀點，不易建立和鞏固，有時連我自己也發生迷惑。”

其次是搶新聞的問題。身處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報紙免不了搶新聞。父親說：“搶新聞我們也不反對，新聞報導落後意味著失去讀者，報份下降，影響收入，影響社會對報紙的印象——有人說內地的日報是晚報。但是我們還有一條，不能失實，不能捕風捉影，‘克裡空[2]’。所以我們使用通訊稿子時，既要敏感，反應迅速，同時要有銳利深沉的分析能力。”父親對無原則的“搶新聞”和“造新聞”、嘩眾取寵的報導作風十分反感。這是他多年工作養成的工作作風。如果他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在近乎孤軍作戰的八年抗戰歷程中恐怕已無法帶著隊伍倖存吧。

第三個問題是內地浮誇風的影響。父親說：“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香港幾家愛國報紙一度感到報導上的困擾。生產上按常理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產量，由於新華社報導了，香港不能不反應，尤其居於第一線的《文匯報》，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要聞幹部問我應如何處理，我說先只做客觀報導，不寫社論。但新華社連續報導後，我也感到困惑。直到我們組織幹部去廣東新會參觀畝產15-20萬斤的白薯地發現做假現象後，才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可是克裡空的錯已鑄成，報紙形象受損，社會輿論說左派報紙也不能全信。”在新會參觀的時候父親把手插進土裡，發現是把幾畝地的白薯堆在一塊地裡造假。

（圖二：內地在“大躍進”時期的宣傳資料。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第四個問題是分工和協調的矛盾。50年代初，香港只有一兩家態度鮮明的愛國報紙，後來又先後辦了兩三家，原意是分別照顧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讀者，擴大愛國報紙宣傳報導的覆蓋面，但是就出現了爭奪讀者的矛盾。還好，父親說，各報幹部不斷交換意見，主動協議分工，決定各自向不同方位發展，在不同層次展開爭取讀者。在新聞選擇上，立論角度上，副刊結構和約稿等都有了標準，各自的版面豐富多彩，各遵其道。他說：“不斷總結自己的做法，不斷接近自己的努力方向，接近自己的讀者，報紙樹立了個性、特點。”“這樣做，各報報份都穩定上升，我離開香港前，有的已經接近10萬份。《文匯報》也從七、八千份上升到近兩萬份。這是報社同人努力的結果。”

第五個問題：如何對待刊登廣告。幹部、尤其經理部幹部與董事會的分歧很突出。為了減低赤字，減少董事會的外匯補貼，幹部們主張任何版面，只要是不違法、不危害社會的廣告都可以登。但是董事會強調，第一線的《文匯報》，絕不開放第一版登廣告，要聞版也要少登廣告。余鴻翔作為經理部門的，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父親也表示贊成，他認為，董事會的意見值得商榷。廣告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報紙銷路好的標誌，尤其是第一版廣告。廣告多了會佔用版面，可以加紙解決。

父親在文章最後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糾正了左的思想，社會意識有了重大改變，而香港的新聞幹部經過長期的實踐，也確立了從香港社會出發辦報的思想，這些爭議也就自然消除了。不僅廣告多，版面活潑，言論上也顯示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應引以反思的。”

1997年5月我整理過1991年夏天父親訪港期間的一個講話錄音，他在提及當年的新聞戰線時說：“灰色報紙好一些，因為不採用新華社消息而是路透社消息，反而少出問題，控制著不報國內消息。越紅，越是一線的，越容易受國內影響，不能不發國內消息，加上我們一些幹部不是冷靜處理。我們也不瞭解國內，國內說15000，我不敢改成12000，也不能怪下面的編輯，左得太厲害了。農業部不知道農業真實情況？你左我更左，你產15000，我說20000。”

2014年5月在北京辦理母親後事期間我發現一本15cmX11cm的紅色硬皮本，封面上草書“東風”兩字，畫著一位女性科學工作者的形象。筆記內頁印有許多幅極具時代感的照片，如“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參加勞動”、“東風牌汽車在天安門”和“勞動模範、十四歲小學生馬家和搞發明”等。這個筆記本，加上另外一本較小的筆記筆，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講話內容。包括廖承志[3]、區夢覺[4]、黃施民[5]有關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的講話。記錄顯示，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

（圖三1/2：紅色硬皮本封面和內頁。）

其中6月26日一篇會議記錄，內容有關《新晚報》，十分有助理解上文所謂“爭論”。為保持“原汁原味”又方便閱讀，我照錄如下並加了較多注釋：

“劃線[6]”不影響立場，調子、風格還是策略問題。新晚用外電，不是為“公正”，是為了觀眾（讀者）易於接受，新晚的立場是明擺著的愛國報紙——陳[7]、諸[8]

1．愛國報紙，有自由主義、風格不影響；2.在重大問題上，要照國家規定來辦，這是一條界線——吳[9]

華僑有不少人看祖國是“看廟不看菩薩”，即看國家是否強大，有籠統的愛國主義觀點，對誰來管這個國家不講究，因此在海外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強調去宣傳社會主義。新晚不好另搞聳動聽聞的新聞，否則又會犯像史達林的錯誤[10]。但如搞些新聞故事，如替法西斯翻案[11]，像M國[12]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做文章那樣，這樣的聳動是可以的。對民族革命不用支持，用同情態度出現，支持與同情有程度上的不同——江[13]。

黃[14]

1. 小羅[15]把中東報導（錯的）[16]與新晚劃線並提錯。
2. 劃線問題，愛國立場一樣，但不是掛在口上，因之，報導是從側面的，但關鍵問題上立場、公開態度不掩蔽，正面報導，問題不大，方式可不同。劃為中左可以，為免向大公文匯看齊。地方鬥爭可以不配合。

幸[17]

劃線本身並不科學，報紙本身立場不必掩蔽，做法上有分工，劃為二線，意義明確就可。做法上大不同。文匯大公國際主義立場明顯，支持社會主義祖國，新晚也支援，報導就不同了。大公文匯新聞來源清楚，新晚外電。大公文匯主要不靠吃國際飯，還報導內地建設，新晚不同。對內地報導，大公文匯主要宣傳祖國建設，新晚不背此大包袱。HK[18]本地報導，便可不配合，大公文匯以後適當配合，不刺激敵人，新晚可不做。這些不同，過去允許，今後也允許。大公文匯調子降，社會主義宣傳還大降，港聞要大大加，對M有策略，慢慢的大降。新聞主要是提高品質，不是政治性。是風格上的，文藝性，趣味性等的提高（有些降）。新晚不是提高調子，某些還是降。中東報導，錯了，但以後這類報導，也不是向大公文匯看齊，要報導從另一個角度報導，客觀點報導，有別於大公文匯，也支持了“伊拉克”人民歡欣鼓舞。新晚語言內地化，不好，以後要改，多用另一社會的語言，取材於中新社，另寫過（這當然很難）。商報，第一版一定要降，因差不多與大公一樣了。晶報要勸勸他（他的思想怕右）。三報是統戰性質的。A元[19] 在館內也不能以A身份發號施令，與館內民主人士也是統戰關係。對學習，社長、總編審號召，行不行，願不願不追，讓他自由主義，業務與執行任務可結合。經理部更鬆些。不搞學習制度。編輯部務虛風氣搞起來。

以上就是這本筆記內有關《新晚報》的內容。

關於文中提及的《新晚報》所犯“錯誤”，據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的麥君素在《吳荻舟》一書撰文《千里故人情》中回憶：五十年代初，蘇共黨內先後發生了批判史達林，處死貝利亞，宣佈馬林科夫、布林加寧、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為反黨集團等重大政治事件。消息發來的當天，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總編輯和主編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父親提出：“如中央、省委再無新的指示，應按報導蘇共二十大新聞的精神處理，即儘量低調、不渲染、不評論。”但是《新晚報》認為他們的報紙可以寬鬆一些，因為他們是以知識性、趣味性標榜而立足報業市場競爭的。麥君素寫道：“結果他們不僅刊出新華社消息，還把各大國際新聞社發出的帶很大傾向性、污蔑性的新聞稿不加批判刊出，配以被轟下臺的六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照片。報紙一出版，中央各部門都大為震動。周總理辦公室旋即來電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指出這是一起政治事故，要求查明事故緣由，詳報總理。吳荻舟趕到省委，開口就有點負荊請罪的味道。”麥君素說：“我們知道他對事故沒有直接責任，他的自責只是嚴格要求自己對黨負責而已。省委同意我們與荻舟一起去北京向總理直接報告情況，省得書面彙報的某些局限性。”總理聽了父親的彙報，弄清了事實真相，很讚賞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周總理指出：“這一事件是海外報紙一貫追求內容‘花花綠綠’，宣傳‘買空賣空’思想的大暴露，抓住一點即盡情渲染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假、大、空的新聞處理手法，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麥君素還說：“吳荻舟明白，問題不是批評處理某一個人就得以解決，而是要扶正報業方向，在殖民統治的社會辦好革命化報紙。總理的教導，使荻舟和我都受到啟迪，在當時大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包圍中，在當地殖民思想與資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下，堅持我們正確的輿論導向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於是荻舟和我便帶著新的認識離開北京，回到香港展開了各報的整風學習。”“荻舟與我自《華商報》至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1958年反右鬥爭運動的十年共事中，荻舟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的精神，著實堪為我師。”

（圖四：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吳荻舟》[20]。）

2012年一次在羅孚伯伯家，羅伯母和我聊天。她說：“我看到你們出版的那本《吳荻舟》，書裡說那次《新晚報》出事，你爸爸主動承擔領導責任。他這樣做真難得啊。”

[1]徐鑄成(1907-1991)，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多年，歷任《大公報》、《文匯報》記者、主筆等職位，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遂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兼總經理。1949年6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也曾任上海市出版局編審，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教授，第一、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被錯劃右派沉寂二十餘年。晚年復出，遊歷著述，留下四百多萬字的專著及文集。

[2]據360百科解釋，“克裡空”一詞來自於安陽方言“殼裡空”，把殼兒扒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意為虛假，耍花招。

[3]廖承志：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4]區夢覺：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5]黃施民（黃施明）：時任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

[6]劃線：應是指新晚報的報刊定位，讀者對象，版面內容，語言風格等。

[7]陳：原文如此，未有全名及資料。

[8]諸樺：時任外辦工作人員。

[9]吳：吳菊生。

[10]史達林的錯誤：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蘇聯批判斯大林相關消息時所犯錯誤。

[11]如替法西斯翻案……是可以的：原文如此，結合前後文應是指M國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替法西斯翻案，新晚報以此為題材做新聞故事是可以的。

[12]M國：原文如此，應是吳荻舟用縮寫，指美國。

[13]江：未有全名及資料。

[14]黃：黃施民。

[15]小羅：羅孚，時任新晚報總編輯。

[16]中東報導（錯的）：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中東問題時犯了錯誤。

[17]幸：未有全名，會議記錄顯示，幸是由中央派來參加會議的。有指應是辛冠潔，時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我不能確定。

[18] HK，指香港。

[19] A元：指共產黨員。

[20] 《蘆蕩小舟》裡的部分往事取材自《吳荻舟》，衷心感謝各位前輩留下珍貴資料。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 艱難護產

招商局起義後，父親吳荻舟又領導護產鬥爭，那可能比起義本身還要艱難。父親說，當時國民黨有上萬人跑到香港，僅軍人就有六、七千。港英殖民當局對他們一律繳械，作為難民處理。還有特務，隨時要防止有人搶船。

從起義到船開回廣州之前，船員們組織起工會，自己動手修船，組織郊遊，回上海或廣州參觀，還組織在內地的船員家屬來港探親。據說上海解放不到一年發生的顯著變化對船員們很有吸引力，有些人去上海參觀完甚至不想回香港了。船員們改變了過去行船養成的一些陋習，也令他們的家屬驚喜。

正在這時，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

1950年7月初，香港政府港務處通知招商局起義輪船必須開到港外拋錨。國民黨加派特務來香港，搞“海員聯誼會”，以上海餐廳、中央酒家等做基地，拉攏船員吃喝玩樂，賭博嫖妓，勸他們把船開去臺灣，有少數海員被拉下水。特務又以小船圍著招商局的船喊話：“投共受騙，既往不咎，船開回台，立功受獎”。

臺灣國防部保密局甚至有計劃搞武裝破壞：

1.把船上的五星紅旗換上國民黨旗。換旗的時候由特務喬裝僑胞上船慰問，由事先約好的記者拍照報導；

2.在外海等候，將開回廣州的起義輪船劫往臺灣；

3.裡應外合在碼頭上武力奪船；

4.以上都行不通即破壞輪船。

招商局早在起義前就成立了護產候命委員會，委員有蘇世德、陳明、吳荻舟、陳天駿等人。這時又設立了總瞭望哨，各輪都設置了警報工具。

據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回憶：一掛旗，形式就緊張了。香港招商局一個接一個電報打到上海，催促趕快派人去香港。當時工作效率很高，華東財委主任曾山寫信給葉劍英，介紹董華民連夜去見他，葉劍英立即接見，指出有地下党，有海員工會，去了不是孤立的，要大膽負責。1950年1月21日，招商局總船長黃慕容和董華民一起到了香港，但是過了五、六天，黃慕容就對董華民說：“不行了，我要回去了，他們揚言要打死我。”董華民同意他走（董華民是1950年10月份離開的）。董華民在香港地下黨和香港海員工會幫助下，成立香港招商局護產委員會。父親說，這段的公開工作是董華民做的，早前成立的候命委員會則是秘密的，暗中組織力量保護，這個連董華民也不知道。父親說，起義開船回來，董華民有很大功勞。

（圖一：從香港回廣州的招商局起義輪船。）

當時他們遇到的矛盾處境包括一、所有起義船隻都集中在招商局公司對面海域，雖然有利看管，但在颱風季節船隻會互相碰撞；二、當時解放軍正積極準備解放海南島，國民黨飛機經常到珠江及廣九鐵路沿線轟炸，船留在香港沒有這方面的危險，但是在香港停泊時間過長，遭特務破壞的可能性也大。於是香港工作組（張鐵生已經回國，由黃作梅任工作組組長）決定父親去廣州向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政府主席葉劍英彙報，請示把船開回廣州。父親記得葉劍英見他的時候，華南分局秘書長李嘉人在場。葉劍英聽完父親的彙報後說：“好吧，就把船開回來吧！”父親晚年曾記憶猶新地回憶三人開會的情形：葉劍英打開軍事地圖，指點在珠江沿線有哪些可以隱蔽船隻的停泊點。當時香港外海的公海上常有國民黨的軍艦出沒，為了確保起義船隻的安全，葉劍英決定派海軍護航，並指示船隻回來時盡可能在解放軍控制的水域航行。

父親回港向大家傳達，由於當時傳說國民黨敗退時在珠江航道上沉了很多船，所以決定先派民302拖輪試航，探明航道。父親叮囑船長：如遇國民黨劫船，便向廣東沿海靠攏，寧可擱淺，也不能讓船落入國民黨之手。國民黨看到船要開回廣州，造謠說“這條船再也不能回香港了，船員一定會被共匪扣押”等等，等到民302輪試航成功返回香港，謠言自然不攻自破。至10月20日，13艘船先後回到廣州，據說這成為1950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所有船回去後，所有海員在港的家屬也回去了。

我在父親留下的一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讀到，在起義後至13艘船開回廣州期間，由日本開往青島的海辰輪被臺灣軍艦挾往高雄，船長張丕烈、報務主任嚴敦燁被以“準備發動叛亂”罪名殺害；香港私營惠安輪船公司的北光輪開往內地途中也被攔截到基隆港，二管輪、原蔡鍔輪輪機長徐嘉發被殺害；海廈輪回廣州航至虎門附近時，特務安放的定時炸彈突然爆炸，造成兩死三傷；海漢輪船長羅秉球眼睛被暴徒打腫；軍代表董華民的宿舍被特務抄砸；臺灣正聲廣播電臺連續一禮拜專門向香港起義船員廣播，恐嚇煽動；臺灣交通部秘書主任陳譜到香港搞“船員登記”，逾期不登記者“吊銷之前的證件”。諸如此類的干擾不一而足。其中，鴻章輪大多數船員主張開回廣州，卻有人把鍋爐水放掉，兩股力量嚴重對峙之下，香港西區警署開來警車、坦克車，架起機關槍，要鴻章輪全體船員“自由表達意志”，談判不成就武力解決：“反對開船的站出來！”四個人站出來，其他船員一致表示“我們要回國，開回廣州！”英籍警官把那四個人留下，叫其他人聽船長的。鴻章輪也回到廣州。

為什麼船員們堅決起義？香港招商局總經理湯傳篪的故事很典型。他父親15歲起在上海西餐館當“西崽”、為外國人燒飯、在火車上當茶房，他母親在上海日本紗廠當女工，他自己16歲到西服店學徒，天天看闊人冷眼，後來進了中央航空公司，抗戰期間曾在印度加爾各答工作，1941年蔣介石到訪印度的時候，他幫蔣介石搬過行李。1942年在重慶幫國民黨運送刺客刺殺汪精衛未遂。在公司內部鬥爭中代人坐牢，後來那個人介紹他到招商局，歷任瀘州、九江、營口、天津招商局經理，1949年提升為香港招商局經理。這樣的經歷，令他相信，離開祖國，就要受外國人欺壓淩辱。他覺得共產黨是真正為國為民的。父親則說，“中國的海員有革命傳統。大部分船員家屬又是住在上海，這都是起義的有利條件。”

1950年4月，父親被任命為香港招商局顧問。當時海輪都開回國內，大部分職工也調回內地，招商局僅靠國家撥外匯養著留守人員。據父親回憶，他向交通部建議，開展業務養自己，如重新修建碼頭，改建冷藏庫，建造駁船，得到交通部等部門的同意，由港內駁運，倉儲，走內河，業務慢慢開展起來。

招商局官網資料顯示，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和留港的13艘海輪共600餘人正式宣告起義。11月5日周恩來總理致電湯傳箎、陳天駿及全體起義海員，對全部起義海輪返回祖國表示嘉勉。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改組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香港招商局歸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領導。2月14日香港招商局致函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要求沿用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以杜糾紛，3月15日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復函香港招商局同意。此後幾年招商局業務未獲進展。1956年招商局恢復業務。1962年開始，國內來港貨物的中轉事宜全部由招商局辦理。

如果當年不沿用招商局名稱，不在留守期間重新開展業務，就不會有今天的招商局吧。

早在1960年，上海海運管理局就收集了海外起義總共16艘船的各種資料，編輯了厚厚一本《海外群輪義旗飄》，我在其中看到父親的旁注，比如反撤退、反破壞“也符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起義人員分為“一堅決的，二反動的，三無知的，四為錢的，五怕死、在威脅下動搖的，六平均主義的”，關於護船糾察隊，“有海員工會派人組織的海上巡邏隊”以及“由老松負責的陸上監視哨”，“朝鮮戰爭和抗美戰爭”，“思想反復”，“英美尤其美，在美的影響下英態度也變了”，“特務加緊活動，打進敵營中去”等等，紙張已經泛黃，墨跡也已經模糊，歷史卻能留下來。

（圖二：上海海運管理局編輯的《海外群輪義旗飄》附錄——起義船舶的概括。）

招商局十三艘船起義的時候，永灝油輪正在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這艘船載重一萬五千噸，時速20海裡，前身是日本油輪黑潮丸。1944年太平洋戰爭後期，黑潮丸被美國轟炸機和美國軍艦炸沉於臺灣高雄港附近。1948年初，中國郵輪公司把它打撈出來，改名“永灝”。

中國油輪公司委派清華大學畢業、美國留學歸來的造船工程師邵良到高雄，把船接回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邵良作為公司代表，組成香港臨時監工處，公司總經理李允成在臺灣和香港之間奔波，他的兒子李恭正是三副。招商局起義令永灝輪大部分船員心動。邵良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任用私人，早已厭惡。他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們是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派來的。我們的船應該屬於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我們在船尾已經油漆好船籍港“上海”二字。永灝輪起義的意圖被報導之後，邵良收到恐嚇信。他去招商局找父親，經研究同意他們起義。3月17日邵良去信周恩來：“我們中國郵輪公司香港臨時監工處全體同仁暨永灝輪全體員工僅遵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月9日電令堅決地宣佈脫離國民黨政府，堅守崗位保護人民財產聽候中央人民政府派員接管。”

（圖四：油輪起義員工給周恩來的電文簽名底稿。）

但是永灝輪起義一波三折。按港英法律，凡在船塢修理的船，產權由船塢保管。國民黨又以該輪曾向菲律賓交通銀行借款修船為由，聘請大律師羅文錦提出訴訟爭產。就此，父親請上海中國油輪公司頒發全權代表證書給邵良，請湯傳篪派招商局船長左文淵任永灝輪船長。1950年4月1日，永灝輪宣佈起義。通過黃埔船廠英國朋友的介紹，邵良赴羅文錦律師樓，陳述起義經過和起義的合法性。當時羅文錦已經準備好關於永灝輪的英文卷宗，邵良以流暢的英語說服了羅文錦不接這個官司。黃埔船廠提請法院裁定，說臺灣、菲律賓和上海中國郵輪公司三方爭奪永灝輪產權，他們不知道交船給誰。九龍海員工會向父親通報了永灝輪外檔一艘萬噸荷蘭船離開的確切時間，父親向左文淵發出移泊通知書，1951年3月11日，荷蘭船剛剛離開永灝輪的外檔，民302輪即把永灝輪拖離黃埔船廠。

邵良給黃埔船廠兩封信。

香港黃埔船廠：

我已通知永灝油輪移泊。因為你廠留在船上的管子、電纜、工具等妨礙移動，我方當然必須拆除這些管子、電纜、電線等。一切損失，我方負責全部賠償。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香港黃埔船廠：

現在正式通知你廠：根據中國郵輪公司和你們簽訂的修船合同來看，你廠故意拖延修理工程，又因為你們做了合同以外的活動，我已通知該輪船長將該輪移泊其他地點。凡任何確實做了的工程，做得合適而未付過款的，送來帳單，立刻付清。

今附上香港中國銀行的證明信一封，證明我們有足夠的款子存在該行，準備做付永灝油輪修理費的專用款。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3月12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刊登消息：因為英商黃埔船廠不再“保有”永灝油輪，永灝油輪案件宣告撤銷。但是隨後港英當局百般刁難永灝油輪辦理結關手續，不許該船離港。拖到朝鮮戰爭爆發，英國參與派兵朝鮮，支持美國軍事禁運，港英當局頒令徵用永灝油輪。邵良拒絕接受徵用令，申明他只聽本國政府命令，海事處處長說：“徵用後的付款，我們講好。一百萬，一百萬，交給你。”“你搞的什麼鬼事！”邵良拒絕：“要買船，可派代表到北京找中央人民政府。”

按照國際法，國旗下的甲板就是自己的國土，船長是這國土上的行政長官，行使本國法律。左文淵船長率領船員據理力爭，相持多日。香港工作組分析形勢認為，港英當局最終一定會強行徵用永灝輪，遂向上級建議，一旦英警上船，除非他們簽字承認是武力徵用，否則船員決不下船。並建議徵用在國內的英資船廠、油庫作為補償。很快上級便批准了工作組的建議。不出所料，全副武裝的英警於4月12日登上油輪，船員們手挽手圍繞在五星紅旗下不肯離去，最後英警請示上級，簽下“by Force(憑武力)”字據，左文淵取得簽字徵用狀後申明：五星紅旗不是我們自己降下來的，是英警強行降下來的；我們的船員不是自己下船的，是英警強迫下船的。永灝油輪後來被交給了英國海軍。4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頒令，徵用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徵用上海英聯船廠和各大城市的英資汽油庫、加油站。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空白地方有旁注：“當英警上船武力徵用永灝油輪時，我們的指示是要英方承認是用武力。當時我們聽邵良報告，英警強行降下國旗前，邵良提出要英方簽了by Force。這張by Force 降旗的字據交招商局了。（成為）我們後來徵用亞細亞公司在我國各城市的財產和英聯船廠的文字依據，如何這裡沒提？”這字據應該妥為保管在招商局作為歷史文獻吧。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另一處、寫著“三星公司、強華公司的搬運工人在碼頭上集合”這裡再次旁注“老松”兩字，1991年父親訪問香港的時候帶我們見過這位豪爽的碼頭工人領袖。

我陪父親去過上海邵伯伯家，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第一件，邵伯伯的女兒拉小提琴，手指在琴弦上飛快地移動。我很驚訝竟然有人在文革期間學會拉小提琴。第二件，邵伯伯談及他的處境，意見很多。當時我還想，這位伯伯牢騷滿腹啊。看了這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我終於明白他的心情。一心嚮往新中國的經歷和後來的遭遇，落差太大。

父親說，此外還有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航運企業如民生公司的盧作孚，也靠攏人民，升起五星紅旗。民生公司六、七艘門字型大小的內河客貨船也先後回到廣州，有的擔負了珠江客運，有的參加了解放海南島。還有一些上海解放前把機器轉移到香港的紗廠，經動員也回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