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結

        通讀四清日記，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通過父親吳荻舟的日記全面瞭解父親的為人行事，瞭解真實的中國農村情況，瞭解他在大環境時“左”時“右”的情況下能怎麼做。通讀完父親逾10萬字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的感覺是，當時農村大面積困苦，積累了怨氣。而各級幹部中“不作為”和“自保”漸漸變成“生存之道”。父親在南京休整期間寫過這樣一句話：“我覺得，今天不管有沒有，還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好。看到農村這樣困難，思想上無動於衷的人，那是不能理解的”（5月24日），深刻揭示了事情的兩面——困難和無動於衷的存在。

一開始來勢洶洶，大張旗鼓，最後虎頭蛇尾，匆匆收場，一時要“階級鬥爭”，一時要政策放鬆，在寧“左”勿右，動輒得咎的困境中，父親抱持“種實驗田”、改造思想的明確目的，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中和當地老鄉“同勞動”，自己洗衣服補襪子，徒步幾里路到鎮上才能洗澡、寄信，對此毫無怨言。更重要的是，他不以唯我獨“左”的面目去害人，也沒有在壓力下失去生活的熱情和前行的勇氣，真心實意扶持農民群眾。想群眾所想，實事求是，嚴控鬥爭不過火，解決東西隊歷史遺留大難題——開溝過水，辦起耕讀小學，留下一個有朝氣的新班子。

正因為此，他受到群眾愛戴。也幸虧他有這樣一顆純粹的心，還有詩情畫意、總算有驚無險結束了四清工作。

（圖一：網路上有很多四清老照片，這樣把人五花大綁的事並未發生在西隊。）

下面是父親的四清小結和自我鑒定草稿：

（一）本人小結

我參加句容縣城東公社大澗子大隊大澗子西隊生產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自進村到離村，整整五個月，基本上完成了黨交給我的任務。群眾起來了，幹部的“四不清”問題見底了，幹部參加集體勞動了，發展了黨團員，領導核心建立了，地富分子制服了，生產搞上去了。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與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與組內六位同事、廣大的貧下中農和群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沒有搞過社教工作，毫無經驗，自進村到離村，我抱定一條：笨人多做事，和緊緊抓住1以階級鬥爭為綱（抓住兩綱，比抓住以…為綱，更能反映運動的特點。當時只考慮進村之初，還只提以階級…為綱），放手發動群眾；2全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3從實際出發踏踏實實去做，三條法寶。成績是這樣取得的，這也是我最寶貴的經驗。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對主席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英明論斷，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性質，特點和運動的必要與必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社教工作的取得勝利。使我更堅定地認識到我們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進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階級覺悟，堅定了階級立場，明確了階級觀點，克服了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一些非馬列主義的、非毛澤東思想的、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以下是我在每一段工作中較突出的一些體會、經驗、教訓。

一．通過具體鬥爭來發動群眾

進村時，只有四位貧農敢和我們接近，偷偷地告訴我們一些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一般群眾都說“我們隊裡的幹部（主要是隊長）好，農活精，不罵人。”但，又為什麼有人說他是“笑面虎”呢？我們村裡村外摸了一下，也翻了翻有關他的檔案，肯定他有問題。但，問題有多大，性質又如何，沒有更多的材料，就難斷定了。

我們紮根串聯（*紮根串連在23條不提了，但這裡指的是小四清時發動群眾工作，當時是按20條辦事，故仍提），訪貧問苦，完整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繼續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並決定抓住當眾核查當年糧、錢、工、物這幾個戰役，來發動群眾，把他的四不清問題，提高到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來批判，並要他當眾交代問題。一共是三個戰役，笑面虎的皮被撕下了，到第三戰役核對錢賬時，群眾吼起來了，當場揭露了68條，發言的人，增加到十八、九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從第一個核查工分的戰役到第三個核查錢賬，只有十多天，但是貧下中農和其他群眾的積極分子，一個戰役比一個戰役多起來。到當年分配結束時，群眾面對面提意見，也沒有什麼顧慮了。群眾初步發動了，革命的聲勢初步出現了。

二．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特點

大澗子西隊，全隊29戶（一戶中途遷回來）68個成年人，56個小孩，，具體的階級結構是：貧農17戶，48人（只計大人，下同）中農2戶，2人，地富分子10戶13人（2人在押），地富子女及家屬（貧農成分）11人。這樣的階級結構，地富子女及家屬佔全隊人口的六分之一，加上子女的子女12人，變佔全隊人口124（包括小孩）的四分之一。這些人如果站在地富分子那邊，變成了84比40，佔全隊人口三分之一了。因此，地富子女及地富家屬，成為我和敵人必爭的對象了。

我們抓住這個特點，決定了我們工作中的特點，把對地富子女和地富家屬的政策教育，前途教育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初讓他們單獨組織一個小組，進行教育，後來為了更好地影響他們，讓他們和貧下中農青年一起活動。結果很好，在對敵鬥爭中，大多數的地富子女和家屬，都敢站在貧下中農一邊，子揭父，孫揭祖，揭發了不少地富的罪行。

三．抓住疑點窮追，揭開了階級鬥爭形勢

大澗子西隊看起來是平靜的，群眾說‘本隊地富雖多，但，死的死，老的老，女的多，男的少。’似乎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但，摸下去，事實並不如此，仍然有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

我們進村不久，群眾就告訴我們三年前隊的牛被盜了，估計和兩年前越獄逃跑的反動富農王國洪有關也可能和隊長王正和有關。只要把王國洪抓回來，八不離十，案子可以破。疑點是王國洪是盜牛犯，隊裡的牛被盜後，王正和派他去找，他不但沒找，還在外村打了一夜麻將。群眾一致要我們把王國洪抓回來。

我們抓住這疑點不放，在群眾起來後，我們抓住逃犯王國洪的兒子曾私刻公章替父親送牛的錯誤，從他的口裡擠出了逃犯的去向，並根據這個線索把王犯抓回來了。群眾反映，當王國洪被抓回來的消息傳進村後，有三個人感到不安。即隊長王正和，糧食保管員芷聖榮，和送走逃犯的隊委陳發富。為什麼他們要不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

當隊長參加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洗手洗澡時，我們在隊裡一面發動群眾剪辮子，一面加緊審訊王國洪，一面發動給幹部提意見，造成了三面圍攻的壓力。終於把盜牛案給破了。王正和交待了，被騙取空白證，方便了王國洪盜賣本隊的耕牛，分到了贓款，並與芷聖榮王國洪訂立偷牛的攻守同盟，交代了與王國洪搞政治雙保險，和其他重大的‘四不清’問題。

原來反動富農分子王國洪，利用小恩小惠，吃吃喝喝，拉倒了隊長王正和，做了他們的保護人。自此對地富的勞動改造監督放鬆了，對他們的投機倒把不聞不問了，對他們的盜賣耕牛分贓包庇了，以致搞攻守同盟，搞政治雙保險。要不是王國洪因盜別村的牛被捕，這個生產隊還不知道要和平演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事實揭出後，不但群眾吃驚，我們也吃驚。

四．四清核實定案中的調研工作

雖然整個運動離不開調查研究工作，但，集中表現了它的重要性，是在四清的核實定案中。為了使幹部對退賠定案口服心服，除根據黨的政策，做到“三對口”，“三允許”，一筆筆和群眾、幹部來核實外，還要展開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往往因為幾毛錢，或一點疑點，要跑很遠的地方去找正人，寫旁證。有了旁證，有了材料，還要反復分析和研究，才能把問題的性質、數量等核定下來。

這段工作，不但教育了我們重視調查研究，也是我覺得這工作很有味道。

五．對敵鬥爭中的一個大教訓

對敵鬥爭貫徹了23條的“給出路”，分化孤立最壞的人的政策和戰術，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由於我們的政策教育工作，沒有細緻深入到每一個人，就出了毛病。

一個平時不愛參加開會的貧農，平時受富農分子王國孝的剝削和辱駡，在評審會上打了他。這是一個教訓。

六．黨的方針政策要完整地宣傳

我們進村後，就大力展開黨的方針政策的全面的、完整的宣傳，逐句逐條地宣講20條及後來的23條，這在最後的幹部選舉和黨員登記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王正和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只因他及時交待了問題，下了決心改過，和退賠較比，並積極參加了集體勞動，所以民主選舉辯論候選人名單時，大家說他交待了，退賠了，決心不再犯錯誤了，按政策是可以同意他當隊長的，還可以同意他黨員登記的。並從寬做了嚴重警告的黨內處分。

這是黨的政策兌現。說明貧下中農和廣大群眾，真正體會了黨的、對幹部的寬大的政策。

以上是我運動中主要的經驗和教訓，至於工作許多缺點，這裡就不提了。

（二）自我鑒定

優點：

一．      基本能做到三同的要求；

二．      運動中能站穩階級立場，堅持黨的原則，和壞人壞事作鬥爭；

三．      運動中能用階級觀點看問題，分析問題；

四．      革命幹勁始終飽滿；

五．      有時能和同志、群眾商量，尊重同志、群眾的意見。

缺點：

一．      工作還不夠深入細緻；

二．      對青年同志的幫助不夠，尤其學習毛選，沒有一進村就把制度建立起來；

三．      工作上還有包辦代替，組裡有勞逸不均的現象；

四．      不善於利用民主集中制，使青年同志主動發言的辦法少；

五．      對群眾的思想工作，抓住了重點，忽視了普遍。

小四清時：1扣工分時緊了一些，核實定案時，雖然反退了800多工分，現在會計芷聖余還有意見。2錢賬也錯退賠了一些，比如會計現金帳上把5.5元計成55元，錯要會計退賠了49.5元，在核實定案時，青年同志還不大願意改正，這與23條有什麼偏向糾正什麼偏向的實事求是精神不符。我是堅持糾正，反退了49.5元。3幹部退賠的糧也算多了，不該退賠的也退賠了，而且數字很大，相差數百斤，這次核實定案，也糾正了。還有4幹部的什麼也扣多了，這些都是受到四、五、六的影響。我讀了23條時，就覺得有糾正的必要。同時，當時對幹部只壓，思想工作做得很不夠，政策沒有全面向幹部宣講，幹部後來反映說，當時真不知怎麼好，只是害怕，覺得沒有前途，這說明，當時的政策教育沒有真正落實到人。尤其是地方有這框框，怕右的規定所引起的，我們有偏高好過於偏低的做法，引起了幹部怕，沒有前途的情緒和思想顧慮，這些都是工作的缺點，沒有100%按中央政策辦事的地方。（完）

（圖二：很多地方的四清非常慘烈，批鬥“四不清幹部”時要四類分子陪鬥更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在父親的日記裡沒有看到這種描述。）

那個年代的人對毛澤東、對黨沒有懷疑，頂多懷疑個別領導“是不是錯了？”頂多從工作層面上考慮：上面忽左忽右，下面怎麼開展工作？父親盡力“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努力，客觀上減輕了四清對西隊帶來的“副作用”。大環境步步陷阱，個人的努力到底能怎麼樣？我認為最終是考驗人性。他那次和工作組同志們談心時說：“（做工作）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做到了，在晚年回顧時，他能說“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並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