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兩本整風記錄，記載了1959年中共中央召集港澳工委幹部整風、認清國際國內形勢、認清中央香港政策的內容。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提及“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沙有一場大火，全城盡毀，史稱長沙大火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演劇一隊的年輕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投身抗日宣傳。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周恩來領導長沙大火救災，發放救濟款予近十萬民眾。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2012年我在美國讀到一本書：【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見證】，其中提及這段歷史。當時我沒有照相、掃描等技術幫助，而是摘抄了部分：

1937年7月抗戰爆發。38年10月下旬日軍攻陷武漢，覬覦湖南。長沙呈戰時景象。11月12日深夜，長沙全城大火，市區十之八九化為廢墟。長沙警備司令等三人失職處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

善後救災本是民政部門工作，然民政廳長陶履謙怕擔責任不肯領導救災，張治中找到當時任職財政廳的尹任先，尹任先告訴他省財政廳有數十萬。

11月22日成立了長沙市火災救濟委員會，尹任先任主任委員，田漢和長沙市長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就設在財政廳。事後尹任先總結：

“救災結束了，災民散去了，各方對省主席張治中的怨憤和指責也逐漸平息下去。張先生深為感激地對我說，這次賑災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你會毫不猶豫地承擔這風險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戰爭年代，日本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地方財政非但沒有赤字，而且還拿得出數十萬元來賑災；三是想不到賑災工作竟進行得如此順利。我說，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賑災得以諸事順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絕非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並趁此機會向他傳揚福音，勸他信主。他深受感動，與我一同跪下禱告，認罪悔改。主借著我在賑災工作中的見證拯救了他，“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過去我們之間僅是一般上下級關係，自此以後，彼此既是主內弟兄，也成了摯友。”

尹任先感慨：“神彰顯祂的大能，成就人力艱及的事。”“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你們給他們吃吧”（路9:13）

這樣，就從人和神的不同視角證實了這件事。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吳荻舟和張佩華參與長沙大火救災期間合影於嶽麓山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2】尹任先（1887—1964）是湖南省攸县人。1913年赴美留学，成为基督徒。191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赴上海协助兴办纺织工业。1942年在天津自创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省印花烟酒局局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2月调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脱离政界，专事教育，在重庆创办私立圣光学校。1946年圣光学校迁至苏州，直至1955年改为苏州市立第五中学。上世纪50年代，尹任先写下回忆录，讲述長沙大火救济的过程。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３章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抗宣一隊整裝待發，戰士們多麼年輕啊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抗敵壁報是那時候很主要的宣傳手段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長沙大火焚毀全城，到處是殘垣敗瓦。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

蘆蕩小舟

第３章 瀝血八年

１武漢會戰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1938年6月8日舒城淪陷，父親吳荻舟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最後三名團員和母親張佩華一家老小，一路上翻山越嶺從安徽走到湖北之後，暫時落腳在雲夢三叔家。父親隨後去了武漢，希望恢復中斷的中共組織關係。

早在1937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議長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不過上海和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先是從南京搬到漢口，直到1938年的下半年，國民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委員會還留在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戰時首都、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中共中央代表團(長江局)也在武漢開展統戰和抗日救國活動，所以武漢可說是國統區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不僅我的父母，很多愛國人士、青年學生都從全國各地奔向武漢，希望參與到各類抗日救亡組織中。

父親到了武漢，經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介紹，加入了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宣一隊，並被任命為隊長。抗宣一隊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宣傳第一隊”，1938年7月在武漢曇華林成立，全隊編制20人，駐地在漢口永康里。

關於父親加入抗宣一隊的細節，堂弟告訴我三叔說過有關情形：三叔去武漢，發現抗宣隊招人，擠過去一看，主持人是潘梓年。潘梓年問他：“你怎麼來了？”三叔說：“我想報名。”潘梓年說：“你不用考試了，來吧。”原來他們是西牢[1]的難友，潘梓年瞭解三叔。潘梓年也瞭解我父親，他和我父親是師生，是難友，在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天字間1號同牢。三叔說，當時潘梓年問：“你哥哥在哪裡？通知他，現在我們缺幹部，缺有文化的人。”三叔趕緊通知了我父親。

母親也說：“（潘梓年）這位老資格的革命者，曾在獄中指導吳荻舟學習馬列著作和哲學理論，給予吳荻舟極大的幫助。吳對他充滿了信任和敬佩。潘梓年當時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得知吳荻舟正在找黨組織，想報名參加抗敵宣傳隊，答應將他的情況向上級黨組織反映。9月上旬，吳荻舟接到潘念之通知，要他到曇華林報到，任抗敵宣傳隊第一隊隊長。潘念之是抗宣隊集訓時的總隊長。”

根據潘念之[2]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一文所寫，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應中共要求釋放了一批政治犯，次年4月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成立，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三廳廳長，集合進步文化人，從事抗敵宣傳。

潘念之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四個抗宣隊(隸屬三廳五處，處長胡愈之)和十個演劇隊(隸屬三廳六處，處長田漢)、一個孩子劇團[3]，以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是周恩來主張的。各隊人員主要是流亡到武漢的知識青年，有的是抗戰開始前各地救亡組織的骨幹分子和積極活動分子，經過當地進步組織介紹，並作了政治審查錄取的，其中不少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它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一盞明燈，照亮了許許多多左派人士和革命青年的心，為他們指示了前進道路。”

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周恩來郭沫若

（圖一：1937年1月，郭沫若到武漢擔任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和彭德懷前往接車時合影。）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為抗擊日本侵略，動員全民抗戰，許多年輕人加入救亡宣傳隊伍。

（圖二：抗宣二隊的前身是“蟻社救亡宣傳隊”，圖為他們1938年在武漢街頭宣傳演出。）

這是被稱為“紅樓”的三廳遺址油畫作品

（圖三：堂弟十年前畫，位於湖北美院老校區曇華林社區的三廳舊辦公樓。他說：“三廳舊址還在，只是新粉刷後沒歷史感了。而且周邊逼仄，拍照時看不到坡屋頂。遮擋太多，無法整體呈現。畫的時候將透視角度變化才能感覺到是早年的建築物。”）

對於政治部三廳的任命，父親十分重視，他認為自己尚未找到入黨證明人，卻得到信任，委以重任，當然是潘梓年反映的結果。父親也向潘梓年提出恢復組織關係的要求，潘梓年答應幫助他，但是要他找到證明人。

抗宣隊和演劇隊各隊隊長是黨員的，支部書記由隊長擔任，隊長是非黨員的，另派一個黨員做秘書，兼任黨支部書記。各隊黨支部受第三廳特別支部（特支）領導，特支書記是馮乃超。抗宣隊由隊務會集體領導，隊務會有5至7人，除了隊長、副隊長(支部書記兼任)由三廳任命之外，其餘隊務會成員由隊員大會選舉產生，隊務會下設文學、歌詠、美術、戲劇、總務等，全隊分四個生活小組，組長也是選舉產生，各組都有隊務會成員，但他們不得兼任組長。

鑒於當時父親未接上組織關係，三廳派徐方略任抗宣一隊黨支部書記。據知徐方略曾向上級反映，想發展父親入黨。但上級說，吳荻舟是老黨員，他的組織關係由上面解決。可是在宣傳保衛大武漢的活動後不久，局勢緊張，三廳指示父親帶隊撤往長沙，父親的組織關係未及解決就出發了。

潘念之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提及父親的組織關係說：“吳荻舟同志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積極參加武漢市的抗日救亡活動，當第三廳組織抗敵宣傳隊時，他通過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第三廳報名，要求參加抗宣隊到前線去做抗戰救亡工作，第三廳的政治面目和抗宣隊工作的艱苦性是吳荻舟所知道的，他參加抗宣隊這一行動，就是他的革命傾向和積極找黨關係的具體表現。

抗宣第一隊隊長吳荻舟因當時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關係，另派徐方略為秘書，兼黨支部書記，隊長和書記關係很密切，出發前都讓非黨員隊長知道這一情況，保證各隊工作都能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抗宣一隊系派往西南前線工作，同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有聯繫，政治上受辦事處領導，隊內活動由書記和隊長共同商量決定，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抗宣各隊中，一隊維持的時間最長，工作也做得最好，這也表示了吳對黨的關係，至於該隊的具體情況及吳荻舟何時恢復黨組織問題，因第三廳在後沒有直接指導關係，我已記不清了。”（1987年12月10日）。

從行文語氣看，估計這是潘念之為父親寫的證明信，時間是在文革結束十年以後的1987年。那年父親找到可以為他入黨作證的嚴啟文，距離他入黨和被捕入獄失去聯繫已經超過半個世紀[4]。1997年前後潘念之後人把這篇文章提供給我們，輯錄入父親的紀念冊《吳荻舟》中，成為一段歷史的佐證。

1938年9月29日，三廳特支召集4個抗宣隊隊長和書記傳達周恩來指示： (一)4個隊的工作地區：一隊在西南五省——湘、桂、黔、滇、粵流動；二隊在閩、浙、贛；三隊在鄂、豫、皖邊；四隊在陝、甘、寧。(二)各隊要堅持人事、工作、經濟“三自主”。(三)要長期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的宣傳陣地。(四)各隊隊長要堅持到底，不准中途換人。(五)各隊到達工作地區後，由書記就近與八路軍辦事處保持組織聯繫。特支書記馮乃超說，這是戰略性指示。

據父親回憶，抗宣一隊和其他13個隊的成員先後在武昌曇華林集訓。集訓期間，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胡愈之、田漢、馮乃超、廖體仁、潘念之等都做過講話和指示，以提高全體隊員對全面抗戰、長期抗戰的認識，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還向抗宣隊介紹過日本人民反戰情況。

集訓結束，抗宣一隊立刻在武漢三鎮及郊區投入武漢保衛戰，除街頭演講外，還定期出版《火炬》壁報，到武漢三鎮各傷兵醫院慰問等。

早於1938年6月，共產黨機關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武漢地區抗擊日軍進攻，即武漢保衛戰，超過一百萬國民革命軍防守武漢，抗擊由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戰場在長江南北岸，橫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是整個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

武漢會戰期間，由蘇聯空軍志願隊派飛行員支援的中國空軍與日軍航空兵空中大戰7次，擊毀日機78架，炸沉日艦23艘，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隊的作戰。中國海軍也擊沉、擊傷日軍艦艇及運輸船只共50餘艘，擊落日機10餘架，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基本上中國空軍和海軍都全軍覆沒了。

1938年10月25日，日軍佔領漢口，26日佔領武昌，27日佔領漢陽，武漢保衛戰以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宣告結束。

一方面，中國軍隊實力不足，但是中國軍隊也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從後來日軍佔領岳陽卻沒有繼續挺進長沙，可以看出武漢保衛戰的一定影響，日軍沒有達到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武漢保衛戰可說是一個轉捩點，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另一方面，誠如時任國民政府合肥縣長的陶若存所說：“當時的行政幹部（國民政府），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恐怕當時相當一部分地區處於這種情況，不然也不會有下一節將述及的長沙大火。

周恩來領導組建l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鼓動民眾，喚起民眾，正是改變一盤散沙的現狀、凝聚抗戰力量的一種努力吧。

孩子劇團也是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日宣傳團體，成員都是一些十幾歲的小孩子。

（圖四：孩子劇團歡迎會後所攝照片，1938年3月9日於武漢。）

母親說，父親稍後介紹她也參加抗宣隊。抗宣隊隊員有男有女，並且是流動性的，以外祖父母的出身、教養和處境，本來是很難接受她去參加的。但是他們看到當時我父母關係不錯，互有好感，就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就可以去。我的父母結婚了，母親記得那是舊曆的潤七月，陽曆的9月初。這時母親21歲。

關於當時父母的關係，有個暖心小花絮、“驚天”大秘密：七十四年之後，2012年，母親94歲高齡，臥床不起。有一天，她在醫院的病榻上，像是忽然想起，對我說：“我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有一天晚上你爸爸（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到我們家聊天。我送他出去時，在門口，他親了我的手，嚇了我一跳啊。”說時她羞澀地笑著，伸出左手示意。

母親說，在當時，外祖父其實也不懂“革命”是怎麼回事，不過他親眼看到父親如何工作，如何對老百姓，是個正派人，有文化，就同意把女兒交給這個窮得叮噹響、連“正經工作也沒有”的男人。母親說：“幸虧有你爸爸，我爸爸可以把一家人託付給他。”

三叔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他是如何“落戶”雲夢的。他先父親一步加入抗宣隊，編到第七隊任副隊長，開始在武漢街頭做宣傳工作。不久，日軍攻陷田家鎮砲台，武漢危機，周恩來將宣傳隊派赴各戰區去做宣傳工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三嬸重病，三叔遂請了五天假，送三嬸去醫院。再接著打起仗來，一大家人包括我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們要他安頓，電報、電話相繼中斷，他找不到抗宣隊，從此在雲夢落戶。文革期間我在內蒙古兵團當知青的時候，三叔曾經對我說：“你們一定要‘好男兒志在四方’，我就是因為兒女情長的事，沒有堅持。”現在想來，這也許就是在表達他的遺憾。母親也有遺憾，她說過：“本來我也參加了抗宣隊，但是結婚不久我就懷孕，加上父母也來和我們匯合，到了桂林，吳荻舟勸我退隊養家。”

[1] 西牢：見第1章第6節“鐵窗大學”。

[2]潘念之(1902—1988)，1923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組織部長，中共黨團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等職。建國後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中央華東局統戰部政治處處長等職。1953年受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1979年平反，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顧問、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顧問等職。

[3]孩子劇團：以上海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於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劇團，隸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1月上海淪陷，劇團22人(約8~16歲)離開上海於1938年1月抵達武漢，4月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收編附屬第三廳。1939年1月，劇團遷往重慶到四川各地農村集鎮進行抗日宣傳，幫助中小學校及兒童保育院排練戲劇歌詠和組織演出。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3次下令將孩子劇團調歸重慶市衛戍司令部管轄，強行改組並撤換劇團原有各級領導幹部。1942年9月孩子劇團被迫解散。

[4]中直機關工作委員會1988年發文：“中國文聯機關黨委：《關於恢復吳荻舟同志黨齡問題的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恢復吳荻舟同志1930年1月至1948年2月的黨籍，黨齡從1930年1月算起。”

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5 左傾之害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文獻原件”、“文獻檔案”等位置瀏覽，將陸續上載。

文革期間，父親吳荻舟寫了很多份交待材料，那都是“造反派”、“專案組”指定問題叫他寫的。問題包括：“被捕、扣壓、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仁濟堂的會是誰主持、入獄後有什麼活動、有哪些鬥爭？”“在獄中誰最活躍？”“曹正平和你談過什麼話？”“出獄的情形”等。

綜合多份交待材料及資料，父親被捕後的大致情況可以還原如下。

父親在英租界被捕後先關在巡捕房，落案問話：姓名、職業等，當天下午被國民黨引渡，由英租界老閘捕房經提籃橋監獄，轉送到漕河涇模範監獄。

為瞭解父親被押解的過程和當時監獄的狀況，我上網流覽了幾千張老照片，等於“目睹”父親的遭遇，他的堅強令我感到震撼。我沒有找到漕河涇模範監獄的照片，但是閱讀了描述漕河涇監獄情況的文章，十分感恩。

（圖一：上海租界老閘捕房位於貴州路101號。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二：公共租界工部局監獄，位於長陽路147號，又稱提籃橋監獄，號稱遠東第一監獄。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那時無論是租界巡捕房還是中國地界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的監獄，都人滿為患，難友們陸續被集中到漕河涇監獄犯人糊火柴盒的第五工廠，但是七位女難友不知道關到哪裡，從此沒有她們的消息。

來到漕河涇監獄的第二天，看守長進來時，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高聲提出，晚上水泥地睡覺太冷，要求給墊稻草。看守長表示晚上可以送些稻草來。曹正平又叫：“我們沒有犯法，我們是未決犯，為什麼把我們的手腳銬起來？要求把鐐銬去掉！”其他人也跟著喊，看守長提高聲音：“去鐐銬要請示司令部再定！”過了一天，鐐銬去掉了，大家可以自由一些，對曹正平也感到敬佩。

難友們成立了“同難會”，每四條毯子（八個人）為一組推選代表成立幹事會，幹事都是些比較積極的活動分子。其中外交幹事負責和獄方交涉，互助幹事負責照顧患病者和生活困難者，募捐和爭取支援。組織幹事曹正平熱情，有能力，對獄方鬥爭有膽量，又是苦力工人，獲得大家信任。

幹事會發動大家向外面親朋好友寫信，請他們多送必要物品，然後分給有需要的人，外面送來的食物，都要平均分配，有福同享。外面曾給父親送來一些餅乾和衣服，餅乾大家分吃了，衣服也是幾個難友輪著換洗。難友們鬧過要求早日釋放，鬧過要求改善衛生。因為當時天熱人多，尿桶在監房裡，有時候屎尿滿溢，很臭。氣候炎熱，監獄中供水少，同難會也曾發動向獄方提出增加用水的鬥爭。

睡在大廠房地上的時候，父親和王保德、周興然（惠浴宇）等難友靠得比較近。他記得難友中有人說，別讓敵人覺得我們中有誰是為首的。父親說，當時覺得他們指的好像是王保德。王保德中等身材，話不多，但是比較關心大家。父親不清楚他是不是為首，是不是主持集會。

多年後父親獲悉，王保德16歲到上海銀作坊學徒，成為銀樓技師，是銀樓工會的黨員，兩年前就因為組織罷工坐過一年牢，搞過獄中絕食，這是第二次被捕，他30幾歲，比大多數難友年長，又有領導獄中鬥爭的經驗，大家就請他暗中指揮，例如牢門一開，如果進來的人是看守長或者監獄科室負責人等，王保德就做暗號指揮大家靜坐不動；如果進來的是同情難友的獄中人員，王保德就示意提出各種要求。

國字臉、胖胖的周興然比較平易近人，說話爽直。他告訴父親，他是海州人，海州產鹽，鹽田的工人很苦等等，他看上去有二十六七歲。李梅是廣東人，華僑，好作舊詩，三十歲左右，瘦高個子。父親覺得自己比他們都小，又剛剛受到黨的教育，很幼稚，階級覺悟很低，所以很尊重他們。

當時被捕的人裡面有個穿著國民黨服裝的下級軍官章國鈞，他是盯梢女學生跟進仁濟堂大門後被關進來的。在巡捕房、會審公堂和監獄裡，他見到敵人就乞求寬恕，然而沒有人保釋他，他就這樣一直被關下去。他一進巡捕房就指出李壁臣和周興然開大會時演講和喊口號，是共產黨，巡捕房竟然沒有人理他。幹事會把他當做重點説明和團結的對象，周興然特地和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後來他也和難友交流自己的思想和窘困的家境。到宣判的時候他翻供，說原指周興然二人是共產黨是他胡說的。結果這個國民黨下級軍官被國民黨法庭判刑三年，慘死在獄中。

當時難友們判斷，只要不出叛徒，獄方就不易察覺獄內的有組織鬥爭。但是他們沒有防範敵人可能派特務混進難友隊伍或者可能出叛徒，獄中的身份和組織全都是公開的，多少年後檢討時他們說：“這仍然是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違反了地下工作的原則。”

第五工廠中傳過一首詩歌，是惲代英的作品：“革命高潮湧，紅旗飄日中，大示威，大罷工，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

“同難會”覺得這首詩歌是很好的教育材料，宣傳了農民暴動包圍城市，城市暴動又能領導鼓勵農民起義。特別使難友們興奮的是“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這一句：“這樣，我們也就能同蘇維埃俄國一樣了，這也是我們救國救民的光榮任務。”於是發動大家學習。

當時還有兩種針鋒相對的主張。一種是說外面總同盟罷工馬上就可以實現，在南通的紅14軍就要打到上海，不久就可以出獄。另一種是說要保存自己，可以利用現在未決犯的條件學習文化，增長知識，有朝一日出獄後可以提高鬥爭本領。儘管父親希望早日出獄，最終他實踐了後者。

同案難友一起被關了五六個月，期間審訊過一次，l930年秋被押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父親和李梅同戴一副腳鐐，一路上鐵鍊鋃鐺響。路過蘇州龍華寺時，李梅詩興大發，高聲朗誦：今年三度龍華道，一看梅花兩帶鐐……父親記得自己和了一首：

黥首回眉龍華道，

春秋猶憶左腳鐐，

閻門橋上鋃鐺過，

國際歌聲到天牢。

據父親回憶，往南京途中，在蘇州滄門內的監獄住了一夜，然後押往南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是新建的，分南北兩部分，南監有四座監房，分稱為“改”、“過”、“自”、“新”，北監有九座監房，分稱“智”、“仁”、“勇”、“天”、“地”、“人”、“日”、“月”、“星”。父親沒有去過南監。北監有幾個工廠如織布廠、印刷廠、木工廠等，還有教誨室。監房有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和六人房。

他們被關進一個空置的大廠房，睡在地上。過了一個多月，由軍法處派法官來審訊他們，四五人一批被提到一個禮堂（後來知道是教誨室），然後一個一個審訊。

那時父親才22歲，是最年輕的“犯人”之一，其他難友提醒他，一是要堅持說自己是學生，二是被審訊時要淡定，回答問題要簡單。此次審訊的內容和在漕河涇一樣，但是法官態度更凶，喊打喊殺，一再指父親是參加了共產黨暴動。

審訊後過了一星期判刑。判刑時沒有把他們提出去，就在他們住的那個大廠房入口處擺上桌子，布了崗哨，把“犯人”一個個叫過去宣判，然後把判決書交給本人。判決後，父親被分到月字監，三個人住一間牢房，1933年又調到天字監，六個人一間牢房，直到1937年3月出獄。

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半年後被釋放，臨出獄時，他對父親說，他會回來看父親和大家。父親托他帶口信給三叔，要三叔給他送衣服。曹正平說：“出去後設法營救你。”不過他後來並沒有來看過父親。

自被捕，父親一直沒有認罪悔過，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參加集會，沒有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仍然被判了9年11個月的徒刑，罪名是“企圖煽動群眾，擾亂後方，蓄意顛覆國民政府，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十一條”。同案的周興然、李梅和李金祥等八九個人和他刑期一樣長，其他人判十一個月或者無期徒刑。

50多年後，1982年父親遇見曹正平被捕後接替曹的嚴啟文，才知道曹正平入獄不久便叛變了，他偽裝積極，騙取獄中組織的機密，出賣大家換取自己的自由，出獄後被中共特高科處決掉了。

母親在上海黨史資料《60年風雲錄》中發現一段文字：“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

我找到這段文字的出處，是葉進明寫的《幼稚思想的自我教育——1930年獄中鬥爭片段記述》，他寫道：

（圖三：珍貴的葉進明回憶錄初稿，讓我瞭解到漕河涇模範監獄很多情況。）
“有一天，那個翻砂工會的頭頭、‘同難會’的組織幹事曹正平突然被釋放出獄。大家感到不易理解。難道上海就要總罷工、大暴動，紅14軍就要打進上海了？總認為我們可能出獄在望，勝利的信心更足了。
幾天之後，我們全體終於被提審。但這審問很奇怪，只是問問姓名、年齡和‘你是不是共產黨？’等問題，別的什麼也沒有問。90多人一天就審問完了。在審問中，不少難友巧妙地更換了姓名，以保護組織和戰友的安全。如蔡四，原是中華藝術大學的學生吳彩書，之前審問時他用“彩書”龍岩口音的諧音，改成像個工人的名字“蔡四”。這次審判官問：你是工人不就是共產黨嗎？蔡四說：我原來叫‘蔡史公’的蔡史，被你們叫成蔡四的。這樣真正的姓名職業是掩蓋過去了，而共產黨員卻仍然被出賣。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這樣大家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只怪我們太天真幼稚，在敵人眼皮底下毫無警惕，不加隱蔽，所有難友的身份都被曹正平摸得一清二楚。凡是在‘同難會’做負責工作的，或是党團員、工會負責人被曹正平知道的，均被判九年十一個月，其餘難友大多判十一個月刑期，這時我思想上還是認為兩三年內上海暴動一勝利，紅軍打進來很快就可以出獄。雖被判重刑，仍存在盲目樂觀的思想。
在南京監獄，我和蔡四同在印刷工廠做工。這時我們才知道外面的情況，我們黨正在開展批判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這五個月的獄中經歷，對我們這批受到左傾思想之害尚不覺悟的年輕共產黨員的幼稚思想無疑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
曹正平是父親入黨介紹人，他通知父親去集會現場，直接導致父親坐牢。文革中這段經歷因為曹正平叛變被處決“死無對證”，父親受到“二次傷害”。不過我認為，即使沒有曹正平，父親還是會走上這條路。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接觸過的共產黨人鄧子恢及進步青年林仙亭、郭慶光、張旭高和林初元等人的影響足以決定他的命運。他關注國家命運及窮苦民眾的命運，在上海上大學和寫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當他有機會接觸國民黨，耳聞目睹國共兩黨在龍岩的作為，耳聞目睹上海貧苦市民的生活，他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４

熱血男兒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28年秋，農民子弟、父親吳荻舟隻身離開家鄉來到上海，由於他不肯聽從祖父的安排輟學經商，被祖父斷絕了經濟來源。初到上海時，他和龍岩同鄉馬寧合租一個亭子間，有時候一個人白天睡，一個人晚上睡，有時候床上睡一個，地下睡一個。父親饑一頓、飽一頓地過著。寧波房東看到他經常沒飯吃，有時候會在他的房門口放一點食物，到上海第一年的年夜飯也是房東同情他請他吃的。

父親在上海藝術大學讀西洋文學、西洋文學史。學校裡有不少參加過北伐工作、思想進步的青年，有名的文化人，教授有馮乃超、朱鏡我、王了一等。不少同學也是在蔣介石清黨後逃離北伐軍避往上海的。父親在學校裡繼續參加進步活動。翌年，上海藝術大學被封，他又轉學到中華藝術大學繼續學習，校長是陳望道，教授有李初黎、潘梓年、王學文等。

父親有較好的寫作基礎。在家鄉福建上中學的時候，父親便喜歡文藝，喜歡寫作，他與一些同學辦刊物，寫文章。　時期，父親也積極投入集會宣傳，編寫油印小報，為北伐結束封建軍閥分裂割據、統一中國的願景心馳神往。來到上海半工半讀上大學，他很快就用筆名“秋楓”寫小說在《拓荒者》（蔣光慈主編）、《新地》（魯迅主編）和太陽社出版的進步刊物上發表，反映他目睹的勞苦大眾貧困生活，這些都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刊物。

他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車輪》，寫家鄉龍岩開了公路，遭到靠肩挑謀生的勞動者反對，為了奪回生路，他們破壞車輪，企圖恢復肩挑賺錢養家活口，小說的主題揭示破壞車輪是沒用的，只有幹革命，推翻殘酷剝削勞動者的舊制度，才是出路。

其他小說還有：《煙囪》反映工人罷工，反對剝削，爭取活命。主題是要革命，推翻私有制度。《獵犬》是諷刺特務的。《人力車夫》反映上海人力車夫為生活所迫，寒夜還在街上拉車，過橋下坡時滑倒跌死的悲慘故事。《野火》寫冬天一群伐木工人用篝火取暖，不小心把森林燒了。林場主指責他們是有意縱火，國民黨官府說他們是暴動，不分青紅皂白把他們抓進城裡，要殺他們。工人的無辜，激起廣大勞動者氣憤不平，起來罷工、罷市、罷課。“野火”終於變成革命的熊熊烈火，抗議統治者，把工人從監獄中救了出來。《老祖母》講的是統治者把老祖母的孫子抓去槍斃，又怕引起人民反對，謊稱被槍斃的是強盜、是土匪。老祖母深信她的孫子不是強盜土匪。她撫屍痛哭，高呼孫子是好人。父親還寫過長篇小說《兩代人》，描寫父子兩代對救國看法不一致，分別代表著改良派和革命派、官僚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買辦（父親）與實業家（兒子）的救國態度和矛盾。小說肯定實業救國，但提示了在買辦階級（國民黨）統治下，實業救國也沒有出路。

從1928年秋到上海，至1930年4月被捕的一年半間，父親曾為之輟學的北伐戰爭結束，中國南北終於統一。民國有所謂“黃金十年”，由傑出人物領軍的領域比如經濟、文化教育、思想界等，都取得了足以為後人稱道的成就。但是在民國時期，各地軍閥與蔣介石貌合神離，打打合合，總體來說中國依然是一盤散沙。

從小山城龍岩來到經濟文化先鋒城市上海，父親眼界大開，思想更加活躍。從他寫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時，他已經把眼光放在改變不平等和落後窮困的家鄉、社會乃至國家上。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農民、工人、小生產者的生活、情感，寫作出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實感人，特別是愛恨分明，結構嚴謹，文筆流暢。

不幸長篇《兩代人》交出去後，父親就被捕了，不知道發表了沒有。坐牢、出獄參加抗日及至輾轉各地工作後，父親放棄了專業寫作的理想，不過直到50年代，他仍然時有文學戲劇作品、文藝理論作品發表。再次拿起筆寫作，則是30年後、上個世紀70-80年代，這是後話。

到上海的第二年，父親由中華藝術大學同班同學蕭抱真介紹，閱讀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內部讀物，參加到楊樹浦、曹家渡工廠區散發傳單，寫標語，煽動工人罷工，反對五卅慘案紀念示威等活動。為瞭解父親當時看到了什麼，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我在網路上看了數千張老照片，真切地感受到他當時的感受。

（圖一：父親所目睹的舊上海棚戶區狀況。圖片為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有一天蕭抱真說，他有一位姓曹的湖北同鄉想找父親，後來果然有一位叫曹正平的人來找。當時父親只知道北伐時曹正平在武漢參加過革命工作，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區委書記。

父親原本住在橫濱路景雲裡，因為住不起，搬到橫濱路福源裡，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小里弄。曹正平經常晚上來，瞭解父親家庭情況，談革命理論和形勢等。

在福源裡，父親還認識了一位元作家林淡秋（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住在橫濱路到福源裡的岔道上，父親經常到他的住處談創作。林淡秋曾轉述魯迅的話，魯迅說：“這位青年作者寫的《野火》很好，決定發表，歡迎多寫。” 在學生運動中，父親還認識了上海公學的李梅（華僑學生），後來一起被捕，方知李梅是中共區委宣傳部長。

在曹正平的引導下，父親參加更多工人運動，比如參加反對南京蛋廠英國老闆開除工人的遊行等。有一次曹正平要父親撰寫反對國民黨政權封閉曉莊師範的傳單稿子，在遊行示威時散發。曉莊師範是陶行知與黃祿祥1927年3月15日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政府武力封閉。陶行知受通緝，三十多名學生被捕，十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遭殺害。父親記得，曉莊師範被封閉的時候，國民黨政權正召開教育會議，鼓吹要改進和興辦更多的學校，父親就把兩件事結合起來指控國民黨政權提倡教育是假，摧殘教育是真，反對封閉曉莊師範。

1930年1月，曹正平介紹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回憶：“他在書桌上寫下‘馥新’兩個字，說是聯繫用的代號，以後由他本人和我聯繫。”

曹正平對父親說：“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蘇州、無錫、上海都可能發生暴動，現在軍閥混戰，全國正處於新的革命高潮前夜,黨號召要不畏犧牲，準備大幹，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上海要搞‘飛行集會’，五一要舉行全市大集會、大遊行，廣泛發動群眾，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

父親說：“這就是我第二次直接受到黨的教育的經過情況。”

據與父親同案被捕的葉進明80年代回憶，當時，中共在李立三左傾路線領導之下，不斷發起罷工鬥爭，遊行示威，飛行集會，實行“暴動試驗”，以顯示無產階級的力量，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則出動大批便衣、軍警，鎮壓罷工，驅趕遊行示威隊伍，逮捕參加飛行集會群眾。許多党團員骨幹分子一批批被捕入獄，成了冒險主義的犧牲品，而革命高潮卻並未到來。

（圖二：1930年的中共決議，提出要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

1930年4月27日父親在上海租界東新橋仁濟堂的“五一”籌備大會上和107人同時被捕，這個事件就是當時“武裝暴動”試驗的一個縮影。這次事件是公共租界裡左傾盲動主義時期被捕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一次。延安整風時期在反“左”學習時稱此案為“上海最大的一次損失一百零八將被捕大案”。

父親在前一天收到曹正平用代號傳來的條子，要他去參加仁濟堂集會。父親當天上午9、10點鐘趕到會場，進去時只看到很多人，還沒有搞清楚是已經開完會還是尚未開，也不知道大會是誰主持的，會場就被英巡捕包圍，校長陳望道、老師李初黎、潘梓年、曹正平、李梅、惠浴宇（獄中名叫周興然，中華藝大同學）等共l07人一起被捕。

據葉進明回憶，那天9點左右，各路群眾先是分散在大世界附近馬路“散步”，隨著一聲鞭炮動員令，大家開始聚攏喊口號，陸續走進仁濟堂，當中有人挑著偽裝成雜貨的鐵梗等武器。仁濟堂是個慈善機構，平時有門診施診給藥，星期天堂內無人。這天這裡裡裡外外擠滿革命青年，也有很多看熱鬧的人，早已引起警方的注意。

葉進明說，但是那時受到左傾盲動主義影響，沒有警惕也不介意警方的干涉。正當院內開會動員高呼口號“打倒新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門被撞開，穿著皮制服高筒靴的中西巡捕，高舉著巡棍見人就打就抓，大批人被拖進守候在門外的多輛裝有機關槍的紅色警備車裡，馬路兩邊喊革命口號的群眾很快被驅散，也有走得慢被捕的。

（圖三：上海租界巡捕。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翌日，上海《申報》以“左晨雲南路紛擾記，拘獲大批男女青年”為題報導：“昨天上午9點56分，公共租界浙江路東新橋附近，有數百人聚集，旋擁至仁濟堂開會未成，被捕房拘去百餘人”。4月29日《新聞報》記者詳盡描述了“前晨紛擾經過”：“上午10時，東新橋附近突然聚集數百青年，雖經探捕驅散，但至10時3刻，群眾又擁入雲南路599號仁濟堂欲開會議。旋由警務當局向戈登路捕房飛調預備隊中西捕，會同該管老閘捕房通班探補，將仁濟堂包圍，嗣乃進內制止會議，並逮捕在場男女一百零七人之多，餘始四散。被捕之一百零七人眾，內有年輕女子七名……男青年一百名。內有李林全 ，周興然 ，王保德……蔡四……曹振平。察其年齡，皆在二十開外，均是學生工人兩種人物，並發現鐵梗、石灰包甚多，此種物品當是若輩置備，用以傷害他人者……公安局要求移提，捕房並不反對”。

父親在一篇手稿中寫道：“（1930年）4月26日晚上，（曹正平）通知我27日參加五一籌備會，還說五一那天準備好石灰和木棍之類，可能發生武裝鬥爭。我早有思想準備。我當時很幼稚，很相信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早日取得革命勝利，東方出現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看蘇州河、閘北一帶棚戶區工人受剝削的非人生活，實在喚起我革命的激情，我寫一個長篇的《兩代人》和十多篇小說和一些散文（除了已經發表或已經寄出的，餘下謄寫和潤色的，在我被捕後，弟弟和蕭抱真幫我處理了）。所以毫不猶豫，第二天便到指定的地點開會。曹和我不是同時到達，但同時被捕，而關在一個監房裡。我們是在仁濟堂內被捕，還有一些是在馬路上被捕……”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據母親描述，張旭高熱情、果決、做事膽大心細，又有辦法，年輕的彩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年10月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教師多為九中和集美師範畢業生。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