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流傳四清時打死人，這樣的批鬥場面十分普遍。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結

        通讀四清日記，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通過父親吳荻舟的日記全面瞭解父親的為人行事，瞭解真實的中國農村情況，瞭解他在大環境時“左”時“右”的情況下能怎麼做。通讀完父親逾10萬字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的感覺是，當時農村大面積困苦，積累了怨氣。而各級幹部中“不作為”和“自保”漸漸變成“生存之道”。父親在南京休整期間寫過這樣一句話：“我覺得，今天不管有沒有，還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好。看到農村這樣困難，思想上無動於衷的人，那是不能理解的”（5月24日），深刻揭示了事情的兩面——困難和無動於衷的存在。

一開始來勢洶洶，大張旗鼓，最後虎頭蛇尾，匆匆收場，一時要“階級鬥爭”，一時要政策放鬆，在寧“左”勿右，動輒得咎的困境中，父親抱持“種實驗田”、改造思想的明確目的，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中和當地老鄉“同勞動”，自己洗衣服補襪子，徒步幾里路到鎮上才能洗澡、寄信，對此毫無怨言。更重要的是，他不以唯我獨“左”的面目去害人，也沒有在壓力下失去生活的熱情和前行的勇氣，真心實意扶持農民群眾。想群眾所想，實事求是，嚴控鬥爭不過火，解決東西隊歷史遺留大難題——開溝過水，辦起耕讀小學，留下一個有朝氣的新班子。

正因為此，他受到群眾愛戴。也幸虧他有這樣一顆純粹的心，還有詩情畫意、總算有驚無險結束了四清工作。

網絡流傳四清時打死人，這樣的批鬥場面十分普遍。

（圖一：網路上有很多四清老照片，這樣把人五花大綁的事並未發生在西隊。）

下面是父親的四清小結和自我鑒定草稿：

（一）本人小結

我參加句容縣城東公社大澗子大隊大澗子西隊生產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自進村到離村，整整五個月，基本上完成了黨交給我的任務。群眾起來了，幹部的“四不清”問題見底了，幹部參加集體勞動了，發展了黨團員，領導核心建立了，地富分子制服了，生產搞上去了。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與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與組內六位同事、廣大的貧下中農和群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沒有搞過社教工作，毫無經驗，自進村到離村，我抱定一條：笨人多做事，和緊緊抓住1以階級鬥爭為綱（抓住兩綱，比抓住以…為綱，更能反映運動的特點。當時只考慮進村之初，還只提以階級…為綱），放手發動群眾；2全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3從實際出發踏踏實實去做，三條法寶。成績是這樣取得的，這也是我最寶貴的經驗。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對主席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英明論斷，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性質，特點和運動的必要與必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社教工作的取得勝利。使我更堅定地認識到我們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進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階級覺悟，堅定了階級立場，明確了階級觀點，克服了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一些非馬列主義的、非毛澤東思想的、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以下是我在每一段工作中較突出的一些體會、經驗、教訓。

一．通過具體鬥爭來發動群眾

進村時，只有四位貧農敢和我們接近，偷偷地告訴我們一些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一般群眾都說“我們隊裡的幹部（主要是隊長）好，農活精，不罵人。”但，又為什麼有人說他是“笑面虎”呢？我們村裡村外摸了一下，也翻了翻有關他的檔案，肯定他有問題。但，問題有多大，性質又如何，沒有更多的材料，就難斷定了。

我們紮根串聯（*紮根串連在23條不提了，但這裡指的是小四清時發動群眾工作，當時是按20條辦事，故仍提），訪貧問苦，完整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繼續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並決定抓住當眾核查當年糧、錢、工、物這幾個戰役，來發動群眾，把他的四不清問題，提高到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來批判，並要他當眾交代問題。一共是三個戰役，笑面虎的皮被撕下了，到第三戰役核對錢賬時，群眾吼起來了，當場揭露了68條，發言的人，增加到十八、九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從第一個核查工分的戰役到第三個核查錢賬，只有十多天，但是貧下中農和其他群眾的積極分子，一個戰役比一個戰役多起來。到當年分配結束時，群眾面對面提意見，也沒有什麼顧慮了。群眾初步發動了，革命的聲勢初步出現了。

二．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特點

大澗子西隊，全隊29戶（一戶中途遷回來）68個成年人，56個小孩，，具體的階級結構是：貧農17戶，48人（只計大人，下同）中農2戶，2人，地富分子10戶13人（2人在押），地富子女及家屬（貧農成分）11人。這樣的階級結構，地富子女及家屬佔全隊人口的六分之一，加上子女的子女12人，變佔全隊人口124（包括小孩）的四分之一。這些人如果站在地富分子那邊，變成了84比40，佔全隊人口三分之一了。因此，地富子女及地富家屬，成為我和敵人必爭的對象了。

我們抓住這個特點，決定了我們工作中的特點，把對地富子女和地富家屬的政策教育，前途教育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初讓他們單獨組織一個小組，進行教育，後來為了更好地影響他們，讓他們和貧下中農青年一起活動。結果很好，在對敵鬥爭中，大多數的地富子女和家屬，都敢站在貧下中農一邊，子揭父，孫揭祖，揭發了不少地富的罪行。

三．抓住疑點窮追，揭開了階級鬥爭形勢

大澗子西隊看起來是平靜的，群眾說‘本隊地富雖多，但，死的死，老的老，女的多，男的少。’似乎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但，摸下去，事實並不如此，仍然有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

我們進村不久，群眾就告訴我們三年前隊的牛被盜了，估計和兩年前越獄逃跑的反動富農王國洪有關也可能和隊長王正和有關。只要把王國洪抓回來，八不離十，案子可以破。疑點是王國洪是盜牛犯，隊裡的牛被盜後，王正和派他去找，他不但沒找，還在外村打了一夜麻將。群眾一致要我們把王國洪抓回來。

我們抓住這疑點不放，在群眾起來後，我們抓住逃犯王國洪的兒子曾私刻公章替父親送牛的錯誤，從他的口裡擠出了逃犯的去向，並根據這個線索把王犯抓回來了。群眾反映，當王國洪被抓回來的消息傳進村後，有三個人感到不安。即隊長王正和，糧食保管員芷聖榮，和送走逃犯的隊委陳發富。為什麼他們要不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

當隊長參加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洗手洗澡時，我們在隊裡一面發動群眾剪辮子，一面加緊審訊王國洪，一面發動給幹部提意見，造成了三面圍攻的壓力。終於把盜牛案給破了。王正和交待了，被騙取空白證，方便了王國洪盜賣本隊的耕牛，分到了贓款，並與芷聖榮王國洪訂立偷牛的攻守同盟，交代了與王國洪搞政治雙保險，和其他重大的‘四不清’問題。

原來反動富農分子王國洪，利用小恩小惠，吃吃喝喝，拉倒了隊長王正和，做了他們的保護人。自此對地富的勞動改造監督放鬆了，對他們的投機倒把不聞不問了，對他們的盜賣耕牛分贓包庇了，以致搞攻守同盟，搞政治雙保險。要不是王國洪因盜別村的牛被捕，這個生產隊還不知道要和平演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事實揭出後，不但群眾吃驚，我們也吃驚。

四．四清核實定案中的調研工作

雖然整個運動離不開調查研究工作，但，集中表現了它的重要性，是在四清的核實定案中。為了使幹部對退賠定案口服心服，除根據黨的政策，做到“三對口”，“三允許”，一筆筆和群眾、幹部來核實外，還要展開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往往因為幾毛錢，或一點疑點，要跑很遠的地方去找正人，寫旁證。有了旁證，有了材料，還要反復分析和研究，才能把問題的性質、數量等核定下來。

這段工作，不但教育了我們重視調查研究，也是我覺得這工作很有味道。

五．對敵鬥爭中的一個大教訓

對敵鬥爭貫徹了23條的“給出路”，分化孤立最壞的人的政策和戰術，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由於我們的政策教育工作，沒有細緻深入到每一個人，就出了毛病。

一個平時不愛參加開會的貧農，平時受富農分子王國孝的剝削和辱駡，在評審會上打了他。這是一個教訓。

六．黨的方針政策要完整地宣傳

我們進村後，就大力展開黨的方針政策的全面的、完整的宣傳，逐句逐條地宣講20條及後來的23條，這在最後的幹部選舉和黨員登記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王正和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只因他及時交待了問題，下了決心改過，和退賠較比，並積極參加了集體勞動，所以民主選舉辯論候選人名單時，大家說他交待了，退賠了，決心不再犯錯誤了，按政策是可以同意他當隊長的，還可以同意他黨員登記的。並從寬做了嚴重警告的黨內處分。

這是黨的政策兌現。說明貧下中農和廣大群眾，真正體會了黨的、對幹部的寬大的政策。

以上是我運動中主要的經驗和教訓，至於工作許多缺點，這裡就不提了。

（二）自我鑒定

優點：

一．      基本能做到三同的要求；

二．      運動中能站穩階級立場，堅持黨的原則，和壞人壞事作鬥爭；

三．      運動中能用階級觀點看問題，分析問題；

四．      革命幹勁始終飽滿；

五．      有時能和同志、群眾商量，尊重同志、群眾的意見。

缺點：

一．      工作還不夠深入細緻；

二．      對青年同志的幫助不夠，尤其學習毛選，沒有一進村就把制度建立起來；

三．      工作上還有包辦代替，組裡有勞逸不均的現象；

四．      不善於利用民主集中制，使青年同志主動發言的辦法少；

五．      對群眾的思想工作，抓住了重點，忽視了普遍。

小四清時：1扣工分時緊了一些，核實定案時，雖然反退了800多工分，現在會計芷聖余還有意見。2錢賬也錯退賠了一些，比如會計現金帳上把5.5元計成55元，錯要會計退賠了49.5元，在核實定案時，青年同志還不大願意改正，這與23條有什麼偏向糾正什麼偏向的實事求是精神不符。我是堅持糾正，反退了49.5元。3幹部退賠的糧也算多了，不該退賠的也退賠了，而且數字很大，相差數百斤，這次核實定案，也糾正了。還有4幹部的什麼也扣多了，這些都是受到四、五、六的影響。我讀了23條時，就覺得有糾正的必要。同時，當時對幹部只壓，思想工作做得很不夠，政策沒有全面向幹部宣講，幹部後來反映說，當時真不知怎麼好，只是害怕，覺得沒有前途，這說明，當時的政策教育沒有真正落實到人。尤其是地方有這框框，怕右的規定所引起的，我們有偏高好過於偏低的做法，引起了幹部怕，沒有前途的情緒和思想顧慮，這些都是工作的缺點，沒有100%按中央政策辦事的地方。（完）

網絡老照片，批鬥四不清幹部，由地富反壞陪斗。

（圖二：很多地方的四清非常慘烈，批鬥“四不清幹部”時要四類分子陪鬥更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在父親的日記裡沒有看到這種描述。）

那個年代的人對毛澤東、對黨沒有懷疑，頂多懷疑個別領導“是不是錯了？”頂多從工作層面上考慮：上面忽左忽右，下面怎麼開展工作？父親盡力“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努力，客觀上減輕了四清對西隊帶來的“副作用”。大環境步步陷阱，個人的努力到底能怎麼樣？我認為最終是考驗人性。他那次和工作組同志們談心時說：“（做工作）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做到了，在晚年回顧時，他能說“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並非易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兩本整風記錄，記載了1959年中共中央召集港澳工委幹部整風、認清國際國內形勢、認清中央香港政策的內容。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提及“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 兩航護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兩航起義，指的是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在香港聯合起義。除12架飛機（央航一架、中航11架）同時飛回國內，兩公司（簡稱兩航）還有71架飛機起義後留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此外還有修理廠、辦公樓、倉庫、宿舍等其他財產，員工和家屬合計三千人。

據父親吳荻舟回憶，起義工作是喬冠華通過關係做中航劉敬宜和央航陳卓林的工作達成的，起義後他們隨機回京。喬冠華回解放區後張鐵生接替，張鐵生回國時再把關係交給父親，父親接手主要是護產階段。父親也強調：中航原就有三名地下黨員，何鳳元是公司的中層幹部，陸元斌是飛機上的電訊員，也是地下交通，陳躍寰從臺灣中航秘密轉移到香港。開始他們都分頭工作，後來把關係轉到父親這裡一起護產。國內也派了新建的民航機構負責人任泊生往來香港，負責公開出面搶運物資和上法庭，父親他們幕後配合。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派出大批特務和官員從臺灣到香港，試圖接收兩航，無果後便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並於11月24日取得香港高等法院頒發的“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當即請香港法律界知名大律師陳丕士等向高院提出反控告，也取得高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按照港英法律：任何資產發生產權糾紛，由實際控制一方負責，另一方不得進入該資產所在地點。香港兩航既然身為資產實際控制一方，便組織起糾察人員進入停機坪及其他工作場所日夜巡邏。

當國民黨方面得知英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依靠英國得到兩航財產，便由國民黨行政院長何應欽簽字把兩航財產賣給美國人陳納德，他到香港向港英政府提出扣押啟德機場上的71架飛機和其他財產，並起訴兩航。也就是說，兩航必須和國民黨及陳納德在香港法庭上進行錯綜複雜的法律鬥爭[1]。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致電兩航：要“提高警惕，粉碎反動派陰謀，負責保護一切財產”。兩航亦複電表示：“堅守崗位，保護資產，不為一切外力所動搖。”1949年l2月3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嚴正聲明：兩航留港資財，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委託的人員，才有權處理。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動或損壞，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項神聖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兩航公司留港資產有被非法侵犯、移動或損壞事情，則香港政府必須負完全責任。

自從香港高等法院頒禁制令，我方巡邏護產糾察隊雖不能移動資財，但根據法令可以進行器材物資的清點、油封、裝箱等工作。於是他們組織300餘人的糾察員，把各廠區器材設備逐步集中到兩航所屬的庇利船廠，並發動港九各業40餘個工會、工會聯合會和社會各界進步社團、進步人士或發表聲明，或前往慰問，香港進步報刊每天在頭版頭條報導兩航員工護產鬥爭消息。

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佈撤銷對兩航的“禁制令”。父親協助任泊生和香港運通船務公司的總經理蘇世德洽談租用兩艘海輪，再通過海員工會、招商局組織舢板、駁船和可靠海員從九龍庇利船廠碼頭將大批航空器材、物資轉運到停泊海上的輪船，先後兩次運往天津。幾千名留港員工和家屬，也通過亞洲貿易公司的廖安祥安排分期分批復員到上海、天津和廣州。1952年7月，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將兩航留港的飛機及資產“判給”陳納德，那71架飛機已經不能飛，只能躺在航空母艦腹內離去。這就是歷時兩年半的兩航起義。

陸元斌在紀念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中回憶：“1949年至1951年我在香港期間，曾受他和張鐵生同志的領導，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教益。”“1949年9月開始，何鳳元、陳躍寰同志及我多次向吳（荻舟）、張（鐵生）兩人彙報兩航人員思想動態，積極分子隊伍；以及起義行動的準備及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等各階段的情況，接受相應的指示。”“11月27日中航全體員工和11月30日央航全體員工對香港高等法院臨時禁制令發表宣言申明立場，並希望香港政府正視事實，張、吳推動港九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及《文匯報》、《大公報》給予兩航起義人員以鼓勵支持。在12月3日晚港九工聯慰問兩航起義員工。 工聯屬下各工會均有代表參加。在12月5日港九40多個工會慰問兩航起義員工晚會上，港九工領張鎮南、麥耀全同志致詞。12月10日又有29個工會及歌劇團慰問兩航起義員工。兩航起義員工深感有港九人士作後盾，信心倍增。”“1950年3月14日，德爾克帝國號輪及4月5日哈帝提督號輪自香港運大宗航空器材赴天津。在運器材過程中，自九龍庇利船廠碼頭運到海輪上必須使用舢舨，荻舟同志佈置了可靠的舢舨運輸工人隊伍，做到轉運順利，沒有任何失誤。”“1950年4月2日晨，中航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英軍事糾戒區內的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破壞，4月5日香港警察當局要求“兩航”派人參加機場警衛工作，我們乃請求荻舟同志，請他從香港進步工會中精選約300人，充當糾察。”“1952年7月29日凌晨，香港警察“接管”兩航在港財產。包括在機場停留的71架飛機和庇利船廠、新亞倉庫。我方護產員被港警毆打致重傷者ll人，致輕傷者95人。受重傷者多為糾察，他們英勇堅定地保衛國家資財，誓不離開崗位，致遭英警毆打，他們的表現，贏得我們的尊敬。”

國民黨兩家航空公司員工在香港起義，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圖一：兩航起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兩航護產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還同時負責國民黨雲南當局起義的聯繫工作。他在文革期間寫過交待材料，1984年訪問了當年和他聯繫起義的雲南財政廳長林南園，共同回憶很多細節。又應雲南省政協和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多方要求寫過回憶材料。

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寫給吳荻舟的信函，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

（圖二：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來信。）

綜合手上材料，整理父親這段經歷的前後脈絡，有助我理解當時雲南以及多個省份的起義。

根據王昆侖和楚圖南的紀念文章所寫，龍雲出生於彝族土司家庭，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在滇軍歷任重職，受孫中山影響參加討袁護法，北伐。從1927年起掌握雲南軍政財大權，割據一方，雖然接受國民黨任命，卻對蔣介石排除異己有很大戒心。蔣介石幾次企圖控制雲南，都被龍雲抵制。抗戰開始後，龍雲主張團結抗日，昆明一度成為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雲南很活躍，龍雲和劉文輝秘密加入了民盟（也有資料說他沒加入，但至少他和民盟關係很密切）。和蔣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龍雲成為蔣介石必須剪除的對象。抗戰剛一結束，1945年10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昆明發動突襲，控制全市，武力脅迫龍雲離開雲南到重慶，後來又挾持到南京，名義上做國民黨政府參議院院長，實際只是虛名，處處受監視，等於軟禁。1948年底，龍雲化妝秘密離開南京，輾轉赴香港，與中共取得聯繫，並經李濟深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他幾次派人去雲南和盧漢聯繫，積極推動雲南起義。

王昆侖和楚圖南寫、懷念龍雲先生的剪報

（圖三：《人民日報》剪報，王昆侖、楚圖南紀念龍雲誕辰100周年的文章。）

龍雲號稱“雲南王”，盧漢早年起和他一起闖江湖，同在雲南講武堂學習，後娶龍雲的表妹為妻（很多資料說盧漢是龍雲的表弟，應該是表妹夫吧）。1928年龍雲主滇後，盧漢任省政府財政廳長。盧漢曾發動兵變趕走龍雲，結果無法善後，又把龍雲請回來，龍雲也沒記仇，任命盧漢為全省團務督辦，雖沒有實際兵權，但龍雲常就雲南軍政大事徵詢他的意見，省內的財政整頓，向法國、比利時等國購買武器等亦由盧漢主持。1945年蔣介石逼走龍雲後盧漢接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13日，龍雲參與44名國民黨人在《華商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父親正是這版的編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他還對記者說，雲南經過他的策動，也快起義了。消息登出後蔣介石加緊安撫盧漢，通緝龍雲，龍雲則催促盧漢儘快脫離國民黨。

父親在1988年回復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信中說，雲南是1949年12月9日起義的，策劃工作早於解放軍進軍川貴之前。在香港最早接觸這項工作的是夏衍，夏衍回內地後由喬冠華負責，喬冠華回內地後由張鐵生和父親接手。盧漢在1949年6月派林南園到香港找過《華商報》，但是沒有接上頭，於是派宋一痕去北京見周恩來，告知盧漢決定靠攏人民，擁護共產黨。周恩來表示歡迎，不過提出在時機選擇上要注意，不要輕舉妄動，最好等解放軍進至西南，顧得上雲南、接應得上時才好行動（宋一痕認為既然時機未到，就沒必要立刻回雲南，遂留在香港，導致盧漢不知道中共中央的態度）。

l949年夏，周恩來通過李克農把對雲南的政策通知港澳工委派駐香港的工作組。根據父親所說，他一方面通過龔自知(龍雲的心腹、雲南教育廳廳長)與龍雲聯繫，另外在起義前又與盧漢派來的林南園接上頭，轉遞信件，轉達周恩來指示。為了嚴格保密，只由張鐵生和他二人參加這工作，並具體分工父親站在第一線。父親還記得龔自知介紹宋一痕和父親見面，第一次是在九龍彌敦酒店，天氣很熱。父親詳細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告訴他們傅作義已經起義，北平和平解放、全國解放只是時間問題，歡迎雲南做好準備。父親說：“這些意見都是根據中共指示精神經過我和張鐵生傳達的。”“香港方面告知中央盧漢很急，中央指示，現在起義有危險，國民黨嫡系、胡宗南部、桂系部隊都想進滇，如果盧漢過早起義，必遭攻打（大意，地下黨沒有文字記錄，不過父親回憶的這部分內容在林南園的回憶裡得到確認），待解放軍打到川貴邊境時與鄧小平直接聯繫。”父親說：“香港給中央的意見也是不能太早。我們通過龔自知告訴龍雲就是：黨中央歡迎你們起義，但行動時間由中央掌握。當時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退到西南，如果過早起義，解放軍接應不上，孤懸在一線是危險的。”

國民黨特務很注意雲南到港活動的人，在父親的回憶錄手稿中提及一位“楊傑”。他說，大概是1949年夏天，雲南起義前，楊傑被暗殺。當時他從雲南到香港，父親他們考慮到安全問題，建議由地下黨給他安排住處。可能他覺得不方便，住到親戚家去了，結果遭到暗殺。楊傑在香港住下後，張鐵生曾經給他寫了一封信，由父親交給他。楊傑看後沒有把信毀掉。他被害後，信落在港英政府手上。英警把父親找去，客氣地沖了杯牛奶咖啡招待，詢問有關情況。父親說：“我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無論哪個讀者提要求，我都願盡力幫助。”英警客氣地把父親送走。父親說：“他當然不敢懷疑是我殺了楊傑，他們清楚殺害楊傑的是國民黨特務，後來聽說殺楊傑的特務逃到泰國去了。”

父親的行動很受注意，他和盧漢派來的人接觸時十分小心謹慎。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講過一個小插曲：有一次父親發現有特務跟著他，幸虧父親在香港時間長了，路很熟，發現有人跟蹤，便跑到當時香港新華社九龍彌敦道174號樓下的“雄雞飯店”，前門進，後門出，把特務甩掉。我在父親和林南園的談話裡看到這個小插曲，父親說那次是去見宋一痕。

8、9月間，盧漢派林南園帶一封信來香港，申明四點，1,雲南起義部隊接受解放軍改編；2,雲南軍界人員經過訓練後量才錄用；3,請中央派一個大員主持改編和軍界人員的訓練，解決和地下黨的關係。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當時對雲南地下黨的情況搞不清，有真有假；4，盧漢個人只要求在大陸能行動自由，願去哪裡旅行都可以。另外希望從寬釋放盧榮成。另寫一封信讓林南園到廣州見葉帥，希望葉帥將他的意思告訴中央，準備最近起義，希望中央給於大力支持，提前知道，免得自己被國民黨兩個軍包圍起來力量懸殊。這封信經張鐵生轉交中央，張鐵生並以湖南陳銓為例，說（4）不成問題。

到劉鄧大軍進軍川貴時，父親在龔自知家再次見林南園，和他們研究起草雲南起義聲明。最後由龔自知起草，龍雲修改，林南園帶回去，他幫盧漢與劉鄧大軍取得聯繫，盧漢12月9日發表通電宣佈起義後，劉鄧大軍日夜兼程趕往昆明接應。

雲南起義後，國民黨特務把在香港的龍雲監視起來，龔自知回去前介紹一薛姓女參謀與父親聯繫，薛參謀說有一天晚上國民黨特務曾爬上龍雲家的圍牆，龍雲在港久留很危險。可是他又不願意馬上回內地，主要是怕生活不習慣(他抽鴉片)。中央同意生活方面尊重他自己的意願，給於特殊照顧，解放後國內沒有鴉片賣，還答應幫他買，並派龍雲的老友李一萍帶了一名護士來接他，準備在他戒煙期間護理他。龍雲覺得回去繼續抽鴉片不好，下決心戒煙，而且說戒就戒，回北京後也沒有再抽。這時張鐵生已經調回內地，走前把安排龍雲回內地的工作交給父親，一面加緊做他回內地的工作，一面採取保衛措施。

起義前龍雲已在香港寓居多時，這是在淺水灣寓所與兒孫合影。

（圖四：龍雲與家人在香港淺水灣寓所，家人已先於龍雲獲安排回國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龍雲戒煙後，便積極安排他回去。啟程當天，為了保證龍雲的安全，父親安排李一萍乘車到龍雲家，讓龍雲坐上李一萍的車出來，李一萍則坐上龍雲的車出來，國民黨特務跟蹤龍雲的車，卻不知裡面坐著的其實是李一萍。龍雲則坐著李一萍的車，開進運通公司倉庫小碼頭，他們換乘小電船到九龍，轉乘預備好的另一輛車到文錦渡。車到上水，發現有一輛港英的警車尾隨，龍雲和李一萍的車剛進入禁區就被警車攔下，查問為什麼要出境（龍雲要回國內已經通知英國當局）？

一看車子過不了境，他們機警地上了火車從羅湖出境。父親當時負責交通，中國邊防憑父親的簽字紙條放人入境。多年後，《文匯報》報童出身、後來做過《中國日報（香港版）》總經理的周佐強叔叔告訴我：“那時候你爸爸好巴閉（厲害）啊，拿著他簽名的條子可以出入中國邊防！”指的就是這回事吧。李一萍帶著父親交給他的紙條，入境羅湖並無問題，只是北京、廣州都安排了人到文錦渡接他們，久等不見，以為出事。幸好父親提前來到羅湖，接到他們，通知文錦渡，大家才放心了。父親安排他們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北京派張鐵生在廣州接車。

那位薛參謀向父親表示，她也想回內地，問能不能介紹她去讀書？父親便寫了一封信，讓她去見林默涵。林默涵把她介紹到人民大學讀書。文革中，有人找父親調查她的情況，父親為她寫了證明。

[1]陳納德（1893年——1958年），以“飛虎隊”廣為人知。他1937年來華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後組織美國自願航空隊（飛虎隊），1942年改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任少將隊長。抗戰期間指揮第14航空隊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毀超過2,500架日機，同時擊沉為數不少的商船和軍艦。1949年協助空運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及部隊到臺灣。香港朋友近年在研究東江縱隊和陳納德將軍的合作。令人感慨的是，在第三章抗戰時期父親他們曾經慰勞陳納德將軍領導的航空隊，在第五章卻要和他“爭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吳荻舟手稿，關於香港工委架構之一

續前，1956至1958年香港工委架構頻繁變化。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介紹來人通過吳荻舟了解海員起義情況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海員起義紀念活動上，習仲勛接見吳荻舟等人。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香港招商局舊址（干諾道西15-16號）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吳荻舟在招商局起義當日在碼頭附近留影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