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離別

1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8年3、4月間，父親吳荻舟介紹李珣與母親張佩華聯繫。李珣並沒有告訴母親她是中共黨員，但是母親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在《自傳》裡寫道：“多時的願望實現了，但這突然而來的喜事對我的震動仍然是很大的，我認為是我生命中劃時代的大事。從那以後，每到約定時間，我把保姆孩子遣開，安排好環境等待她。現在回憶每次談話，怎麼談，談什麼，都不記得了，不過，我的家庭和個人歷史，都很簡單，我的思想感情，也是一擺就明。我在學校的工作，因為去的不久，也不複雜，在政治上的認識，對國民黨是恨的，對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是舉雙手贊成的，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有一定的認識，這些我都可以談，雖然談的不深刻。吳荻舟怕我闖禍，再三告誡過我，黨處在地下，秘密中，敵人時刻都想破壞，做黨的工作有危險，要處處小心。遵守紀律。我不敢問李的住處，工作，甚至姓名。她是黨派來的（一開始我就這樣認識），我尊重她，敬愛她，這個感情是真誠樸實的。”

據母親回憶，1948年5月間的一天，父親突然對她說：“我馬上要回香港，你留下……”母親大吃一驚。父親解釋說，馬來亞英殖民政府充實了二戰後虛弱的軍力後，就頒佈了緊急法令，抓捕馬來亞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父親在教師公會、星華文協和社會上的活動已經引起英方注意，新加坡政治部曾傳訊他。饒彰風派劉譚風的交通員小黃通知父親立即秘密撤回香港。父親問母親：“你怕嗎？”“怕？”母親想想，沒什麼可怕的。她說：“我只是愛國愛學生，專心一意教書，不怕！”父親感到寬慰，他拉拉母親的手，安撫的話也來不及說，就這樣走了。

（圖一：父親以秋楓為名寫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1947年10月1日《南僑日報》）。）

父親通過同鄉、龍岩九中的同學張義深（在新加坡開自行車行）買了一張船票，還在他家躲了幾天，走的時候特意避開碼頭，由張義深在新加坡河找了一隻小船直接送到海上上船，6月底回到香港。同日，饒彰風也乘坐飛機經曼谷回到香港。

晚年，母親在回憶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寫道：“我總算明白了，他是共產黨員，他不屬於自己，也不屬於我，他始終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有著自己的流向、歸屬。我默默地想，我也漂流了十多年啦！流向何方、流到何時？走自己的路吧，這裡就算起點，是饒彰風留下我的。於是，我收拾起遐想，擁著三個兒女，親吻著：‘我一定要保護好你們，你們雖小，可趕上了大勢，我們共同奮鬥吧!’三歲的兒子和一歲多的小女兒自然不懂，可7歲的大女兒卻緊握小拳：‘媽媽，共同奮鬥！’我笑了笑，雖然只是一句孩子話，但心裡卻暖洋洋的。‘我們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再找一份工作，我們有許多朋友，會幫助我們，你還要再回中文學校，我們是中國人，必須接受祖國的文化教育呀!’我拼命工作，選擇我的流向，我要攜帶我親愛的兒女和他彙集，百川歸大海呀！”

父親走後，李珣來過兩三次，後來就沒有再來。看到別人全家一起走，對母親還是有影響的，她一個人領著三個幼小的孩子，留在異國，不可能沒顧慮，何況還在大逮捕，經濟上也有困難，不過所有困難都被母親一一克服了。據母親回憶，父親回香港後，她在新加坡換租一間小房，最多時住七個人。除她和三個孩子外，還有保姆，一女友，一“民先”學生，是繼任的教務主任何國霑委託她照顧的。好在當地氣候好，夜裡蓋個毯子就可以。母親說，當時床上床下，橫七豎八，大家過得融融呵呵。

母親聽說父親進了香港《華商報》，每月20元生活費，哪有錢養家。於是她在同事們幫助下，白天教書，晚上做家庭教師，做兩份工養三個孩子。累不累呢？母親回憶說：“記得在一封信上我訴說，早晨到校一步跨兩級樓梯，第五節課就不行了，還有時頭腦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

教務主任何國霑和訓育主任張偉賢對母親特別好，半年後，何國霑說有個朋友要去看你，你們多談談。實際上就是中共派來聯繫母親的林敏，她表揚母親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既教書，又管理圖書館，做團結工作。她告訴母親：工作很多，可是人走得多了，來的少了，因為入境困難。母親知道需要人手，便決心留下來再工作一段時期。她趁女友回港之便，把年僅歲半的二姐帶回香港交給外祖母照顧（前面說到二舅到巴領旁教書。1948年12月，他們留校堅持工作的人被荷蘭殖民當局逮捕，二舅也包括在內。得悉他們將被驅逐出境並交給上海的國民黨，通過饒彰風幫助，父親和陳夏蘇在香港把他截下，安排在《華商報》工作。外祖父母於是也到了香港），辭退保姆，也不兼任家庭教師了，集中精神搞學校的工作。她認為這就是為黨工作。

母親記得林敏用口述（沒有文字材料）和她學習中共的黨章，講述入黨手續和重要意義，母親說，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艱苦奮鬥。1949年4月9日，林敏通知母親說，組織上批准她入黨，由她做介紹人，因環境不好，也不填表，談話後就帶著母親宣誓，地點是在新加坡加東區某街，母親她們當時住的地方——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內，母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母親記得，那時候的黨費大約就是兩角，交給林敏。

我有一份缺頁、沒了作者名的資料，現存15頁，題目是《透過一個藝術團體的流動工作來看海外（暹羅、馬來亞）兩年的青年運動與新藝術運動》。詳述中藝在泰國和馬來亞的活動，看上去是一份大會發言稿，時間應是中藝回到內地不久。這份發言稿的內容似乎與父母無關，但我卻意外地從中得知當時父母所處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環境。

當時馬來亞人口是580餘萬，其中華僑就佔260餘萬。國民黨在馬來亞勢力比較雄厚，新加坡更是個矛盾龐雜的所在：殖民地當局與獨立運動領導的人民力量之間的矛盾；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被當局挑撥起來的弱小民族之間的矛盾；科學民主和封建保守落後文化的矛盾等等。

馬來亞在商業上比暹羅（即泰國）發達，各大埠頭和香港之間交通繁密，帝國主義的統治也牢固得多。馬來亞宣佈緊急法令之後，有成坤女校同學因為參加尊孔演劇遭到開除，為了爭取與男同學一樣享有平等權利，女學生們起來鬥爭，遭英國皇家警察攔阻鎮壓。警察還追捕華校教師，在暗中支持同學鬥爭的中藝社員是在當地師生、朋友的幫助下才逃出羅網。

1948年底，也就是母親獨留新加坡期間，新加坡有無數進步人士、青年學生離去，天天都有人被捕，或者被遣返中國。據這篇文章的作者描述，馬來亞當局用“Yes”、“No”的辦法指認、誣陷無辜華僑青年。“用一個喪盡天良的敗類帶起一頂只露兩隻眼的黑帽子，在菜市，在茶樓指著無辜的青年們說‘No’，警兵便不理放過，如果那帶黑帽子的人指著人說一聲‘Yes’，（那人）便被拖上黑車，送到監牢進行拷問。另外他們又從婆羅洲用飛機運來眾多的‘沙撈月’野人，這種野人生性好殺，近來喪生在他們手下的有為華僑青年難以數計。被捕去的人很快被射殺，那算是幸運，最難耐的便是灌汽油，灌機油，坐電椅……”

母親從1948年5月間被獨留新加坡、1949年4月9日入黨到10月底離開新加坡，是在學校做女教師和學生工作，參加學運，和她同一個黨小組的有何國霑和張偉賢。真慶幸她在這期間沒有遇到危險。

母親回憶說：“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時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齊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員，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員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圖二：梁愈明（又名梁操政）回憶他協助饒彰風幫助中藝開展工作的文章。）

中藝在泰馬活動了兩年，舉行“告別馬來亞”的公演後，全部人馬被押送上船，於1949年元旦那天回到香港，5月與原“七政大”部分成員在香港組成的“中原劇社”等聯合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文工團（簡稱華南文工團），經大鵬灣進入東江遊擊區。

根據隊史《周總理與抗敵演劇隊》中署名丁波、吳荻舟、程季華的《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記述，中藝回到香港後，全體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彙報了兩年來在海外工作的情況。周恩來收到信後當即詢問帶信人：“五七兩隊的人現在哪裡？”當他聽說中藝安全到達廣東東江遊擊區，高興地說：“太好了，都到了遊擊區，我就放心了。”

丁波回憶：“當我們再度在香港見面時，他（吳荻舟）高興地告訴我：‘組織問題解決了!’我當即緊緊握著他雙手：‘祝賀你，從內心祝賀你，祝賀你過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今後更是一個永不變色的共產黨員!’”

母親有一張新加坡育英中學舉行的新中國成立慶祝大會的照片。母親在照片背後寫著：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我們戰勝了各種阻力、壓力，各進步華僑中學都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為母親這張照片做佐證的有兩篇育英學校學生寫的紀念文章。第一篇是黃青天（1952年回國後改名黃志國）寄給母親的，寫於2004年8月1日，題為《難忘的一天》，記述了1949年10月1日那天新加坡育英學校的情形。

文章寫道：1949年10月1日，遠在新加坡的育英中學舉行了不平常的慶祝大會。雖然環境惡劣，熱愛祖國的師生們還是據理抗爭，排除阻撓，升起了五星紅旗，掛起了毛澤東的畫像。鑼鼓喧天，秧歌喜慶，十點正，慶祝大會開始，義勇軍進行曲撼動人心。何國霑老師步上講臺，發表了令同學們熱血沸騰、揚眉吐氣、刻骨銘心的講演。

儘管已經是55年前的事，黃青天仍然記得何國霑的講演內容大致如下：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他掛著禮義廉恥的羊頭欺世盜名，實行的是殘酷剝削、血腥鎮壓的反動統治。日本強盜悍然入侵中國，對中國人民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甚至拿中國人民活生生做細菌和毒氣武器實驗，蔣介石卻樂得騰出手來對付浴血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中華民族並不乏英雄豪傑，不乏矢志救國的志士仁人，他們前赴後繼、英勇救亡，但都飲恨失敗。中國共產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以先進理論為指導，教育人民、培養幹部、武裝紅軍，整個革命隊伍人人都是誓死解放全中國、埋葬萬惡舊世界的自覺戰士！共產黨人吃苦在前，衝鋒在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紅軍不取人民一針一線，行軍途中經過百姓的桃林，再饑再渴也不摘一顆桃子。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老百姓對人民子弟兵的感情是軍民魚水情。毛主席高瞻遠矚，挽救了革命。毛主席用兵如神，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奇跡，打得日本強盜剖腹自盡，亡魂飄回去向他的天皇報到；打得蔣匪幫氣急敗壞、驚慌失措、棄暗投明、掉轉槍口；打垮蔣家皇朝八百萬軍隊，打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孤兒有了娘！

黃青天說，聽到這裡，“我們熱血沸騰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

黃青天在文章中說的“據理抗爭，排除阻撓”是怎麼回事？另一名當年的學生林海權2004年7月20日寫的《新加坡育英中學慶祝新中國成立時的情況》裡有詳述：“1949年，祖國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已成定局。新加坡各華僑學校的愛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更好地開展學運工作，各華校紛紛成立學生自治會。育英中學也不例外。我經過競選，當上了學生自治會委員，主管財政。1949年10月1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育英中學在何國霑、張偉賢等老師的領導下，通過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了一個規模盛大的慶祝會。我們積極地參加了慶祝會的組織籌備工作。大家佈置會場，寫標語，還請我校美術老師郭一楚畫了一張大的毛主席像掛在主席臺上。為了升掛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還派代表向王昌稚校長進行交涉。受到英國政府的壓力，起初校長不同意我們升五星紅旗，經過我們的說理鬥爭，最後校長作出讓步。全校師生熱情高漲，齊聲高唱新中國國歌，升起五星紅旗，懸掛毛主席像，高呼‘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何國霑老師在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號召全校師生要一邊倒，倒向新中國，擁護新中國，中間路線是沒有出路的。”

據說各華校在慶祝新中國成立時搞得轟轟烈烈，影響極大。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學生自治會必須註冊為藉口，企圖解散學生自治會。各校雖然聯合起來進行了鬥爭，但最終還是被解散了，一些出頭露面的學生事後還被新加坡政治部傳訊。

蘆蕩小舟

第四章 南洋風雲

3 馬華文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香港方面是分三批派人來新、馬、印尼的。第一批主要是中藝先遣人員。母親張佩華是第二批。第三批由陳夏蘇率領經新加坡去印尼巴領旁辦學。他們分批由父親吳荻舟引見拜訪了南僑總會會長陳嘉庚，他向英方擔保了200人的入境護照，這些人都安排到新、馬、印尼的中小學校，或自辦專業院校，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儲備了人才。從1948年初起，他們又一批批經過香港回到解放區。

1947年饒彰風也到了新加坡，組織出版《新華通訊》。父親再次向他提出恢復組織關係問題，饒彰風將他介紹給僑党負責人之一劉譚風，說父親是“三八”幹部：八年讀書、八年坐牢、八年抗戰，長期找不到入黨介紹人曹正平，也找不到能證明曹正平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的證人。此後，父親就被安排在劉譚風領導的文教特別支部(書記趙渢)過組織生活和負責宣傳。文教小組組長是夏衍、饒彰風和張兆漢，成員除父親之外還有林彥群。

（圖一：父親攝於1946年。）

父親他們當時的工作是深入華僑青年、學生和中上層人士中，團結華僑領袖，宣傳祖國形勢，號召他們參與民主愛國運動。父親與汪金丁、盧心遠等推動了華校教師公會的成立，薛永黍(中華中學校長、民盟成員)任主席，父親任秘書長。父親說過他們做過的一些工作，比如後港一所小學的校長，因生活困苦家庭不和睦，感到悲觀要自殺。教師公會做了工作，幫助他放棄自殺念頭，恢復家庭和睦。

當時新加坡沒有大學，幾所華校進步學生在進步師長指導下組織學生定期集會、聯歡，特別是利用五四青年節、三八婦女節和六一兒童節交流祖國形勢、學運情況，請國內來客或當地進步人士作專題講演。中藝也派人參加學生集會，作小型文藝演出，增加學生們對祖國的認識。

關於父親吳荻舟在新加坡期間的工作，有兩篇文章可供參考。

• 許征帆的《革命的牽線搭橋人——懷念啟蒙之師吳荻舟》（為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所寫，節選）：

“有幸初識吳荻舟，是在我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彷徨、困惑極需正確指引的1946年，那時我剛滿18周歲，剛從逃亡之地(印尼的一個偏辟小島)回到原來的僑居地(馬來亞柔佛州龍州鎮)。歸去來兮！歸來後的所見所聞令人驚詫費解，構成成串的不明白：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大戰的戰勝國，為什麼會是那樣一副‘慘勝’的樣子；號稱世界強國之一的中國，為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氣味仍那麼濃烈；堂堂神州怎麼會鬧得越來越像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國民黨政府憑什麼讓美帝國主義肆意蹂躪我中華；太平洋戰爭中那幫夾著尾巴逃跑了的老殖民主義者，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深受戰亂禍害的華僑青年，何以備受殖民政府當局的冷漠，視為時代的棄兒。於是我決定拿起習作之筆，力求寫出直面嚴峻的、冷酷的現實的習作，以習作為投石，來個投石問路。

問路幸遇中共老共產黨員胡愈之、吳荻舟等人。前者在自己主編的革命報刊上，發表我的多篇習作，鼓勵我在寫作的實踐中體察社會、品味人生、磨煉自我。後者建議我定期到新加坡參加文學愛好者的活動，聽取有關中外名著的介紹和研討。令人永生難忘的是，吳荻舟親自講解了果戈里的《死魂靈》、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高爾基的《海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魯迅的《祝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葛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家莊的變遷》等等。由於課時有限，每講只能是提綱挈領地展示主題，儘管如此，聽者仍得益匪淺：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路，提高了覺悟，強化了信念。通過一次次地聆聽教誨，我腦海裡的諸多“不明白”逐漸減少了。對社會走向、祖國前途、人生道路的認識，頗有豁然開朗之感。在戰火剛熄滅的新加坡、馬來亞那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對我這樣一個既失學、又失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來說，有胡愈之、吳荻舟這樣的老黨員、老學者的關懷和指點，真是太幸運了。他們確確實實是我的啟蒙之師。”

許征帆的紀念文章還有後半，我會在寫相關歷史時期的時候繼續引用。

二．林彥群的《在新加坡的片斷記憶》（同上，節選自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

“1947年下半年，我在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曾和在南洋女中任教、在《南僑日報》工作的幾位同志，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辦了一個《學生週報》，並以《學生週報》社的名義，經常舉行各華僑中學師生的聯歡活動，進行支持解放戰爭和國內學生運動的宣傳教育工作，配合華僑的愛國民主運動。《學生週報》的發行和活動得到在育英中學的荻舟、李定、袁少屏、何國霑等同志的大力幫助，不少育英中學的學生訂閱《學生週報》，參加聯歡活動。當時，正在新加坡的中藝社(大多數成員和吳荻舟、李定都曾同屬抗敵演劇隊)的一些同志也來參加聯歡活動，使聯歡活動更為豐富多采。這些都使《學生週報》團結各僑校師生的工作得以較好的開展。

吳老是新加坡華僑教師公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教師公會當時是新加坡的主要愛國僑團之一，其中有不少愛國進步僑教界知名人士，例如：華僑中學的薛永黎校長，荻舟的閩西同鄉盧心遠(解放後曾任中僑委辦公廳副主任)和馬寧(名作家，解放後曾任福建省文聯主席)，還有汪金丁同志(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在這期間，愛國僑教界與反動僑教界的鬥爭是激烈的。荻舟也常用吳秋楓的名字發表文章，揭露反動僑教界的反動面目。

我和吳老曾經同在一個黨小組，但為期很短。小組同志都是僑校教師。我們交流各僑校和學生運動的情況，還曾經討論關於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以及華僑工作問題。l948年初，革命前輩胡愈之同志(當時任《南僑日報》社社長)發起一次研究會，參加者有在<南僑日報》社工作的沈茲九、洪絲絲、張企程等同志，還有趙溫、吳荻舟、蔡馥生、汪金丁、許俠等同志和我。研究會是討論分析馬來亞(當時尚未改名馬來西亞，還包括新加坡)[1]華僑社會經濟情況，華僑經濟的性質，也涉及華僑工作問題。

當時，在馬來亞、新加坡華僑文藝創作上，有過一場關於‘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前者認為應偏重寫中國題材，遠離馬來亞‘此時此地’的現實，是屬於‘僑民文藝’，實際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馬來亞尚未取得獨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進入決戰時刻，廣大華僑愛國愛鄉，支持祖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盼望新中國的誕生。華僑文藝反映廣大華僑愛國心願和華僑愛國民主運動的現實，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這場論爭的實質意義遠遠超過文藝的範圍。論爭也引起了在香港的郭沫若、夏衍等同志的關注，也為文論述。後來，吳荻舟同志在組織授意下，寫了一篇文章，對論爭提出了綜合的帶結論性的意見，對平息這場公開論爭起了作用，這是吳荻舟的貢獻。”

 

（圖二：1996年至1998年編輯紀念集《吳荻舟》的時候，已近80高齡的母親多番努力找到父親當年寫過的文章影印件。）

林彥群文中提及的“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應該為當地服務還是為祖國服務的論爭，緣起於傾向馬來亞共產黨的一批華人作家中有人提出：“馬華文藝”應為馬來亞革命服務，如果寫大陸題材便是“僑民文藝”。《南僑日報》影響下的一批作家則認為要為祖國服務，甚至說“中國革命迫切，馬來亞革命長期”、“中國第一”、“中國的事快快做，馬來亞的事慢慢來”。

當時的形勢是新、馬還屬於英國殖民地，中國大陸的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饒彰風要父親寫一篇文章，總結這一場論爭。父親以“秋楓”的筆名（這是他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在1948年3月27日的《南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的文章。主要觀點是：華僑作家應寫自己熟悉的當地生活為主，為當地民族獨立和民主建設服務，但如果有適當的有關祖國的題材也可以寫，不排除為祖國民族解放戰爭服務，即當地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肩負為祖國和為馬來亞的民族民主解放而鬥爭的雙重任務。

父親這樣歸納爭論：“為什麼寫馬華文藝？無疑是為馬來亞的新民主革命。馬華文藝為誰而寫？當然是為馬華大眾寫。馬華文藝寫什麼？要寫馬來亞廣大群眾的生活希望和生活鬥爭以及揭露國特的無恥、馬華社會的封建殘餘，以及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主義統治。馬華文藝怎樣寫？無疑是要運用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方法，以民族形式為形式。怎樣創造馬華文藝的形式呢？盡可能吸收馬華社會上流行的民間形式，吸收馬來亞各民族的、為馬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的特質去融會、創造、發展。”

他分析了馬來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和僑居馬來亞的“新客”、“老客”的社會、經濟關係、政治傾向。指出一方面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自治、獨立，這一政治目標應該是生息於斯的三大民族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居住在新馬的華僑在民族感情上、文化傳統上、政治經濟上都和祖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必爭中國第一、第二，只要能站穩馬華大眾的利益立場，反映和打擊反動的惡勢力，就是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參加了馬來亞保障馬華利益的鬥爭。”“馬華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只要努力反映馬華的現實，通過自己的藝術，喚起馬華大眾，組織馬華大眾，鼓勵馬華大眾去戰鬥，就是最正確的方向，各政黨也不必拘束地競爭劃分這一工作是屬於支援中國或參加了馬來亞的民主鬥爭，只要以大眾的要求，大眾的利益為立場，追隨大眾的意見，努力去做，也就是最正確的方向。

父親記得，文章登出來後，得到共鳴。我在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馬華文藝之爭早始於戰前，即使現在也有爭論。父親的觀點是有現實意義的。

這個時期，母親張佩華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在育英中學小學部做教員，她很高興能“投入華僑教育工作，宣傳祖國的文化和形勢，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圖三：母親攝於1949年。）

看到母親在一份材料中寫：“1947年下半年知道了吳荻舟是黨員（以前不知道，在劉譚風與吳聯繫後，就知道了）。一下子共產黨從可望不可及拉到自己身邊來，抽象的黨員成為現實，擺在面前，令我激動。吳荻舟這時更忙了，我很羡慕他，他鼓勵我積極創造條件，我便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黨員，在黨的領導下，更好的工作，學習，更快地進步。關於階級鬥爭一點也不懂，‘進步’——我理解為不像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禍國殃民，而是廉潔正直，辦事認真，工作負責，作風正派，有學問，有工作能力。”

母親回憶：“1948年春，吳荻舟的黨小組經常在我家開會，我更熱烈了，有時聽他們談國內外大事。特別令我興奮的是國內鬥爭形勢，因為有一個舊中國對比，我更覺得共產黨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偉大的。總之，要打倒那個不合理的舊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欺壓、沒有保甲制度、沒有派款勒索、不會有理無處講的新中國就是合我的心意，我就願意跟共產黨走一輩子。”

（圖四：父母在新加坡的家，右一為父親。）

母親說：“我的這些思想、要求，吳荻舟是很清楚的。他們的小組每次在我家開會，他都要我為他們守護、照顧。我和趙渢（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也是在這時候熟悉的。後來，吳荻舟就把我的希望、要求向上級反映了。”

[1]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馬來亞也不叫馬來西亞。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馬共領導人民英勇抗敵。英國在馬來亞恢復殖民統治後，於1948年2月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把新加坡劃分出來成為單獨的“直轄殖民地”。1948年6月英國頒佈“緊急法令”，宣佈馬共和其他進步組織“非法”，實行武裝鎮壓。馬共領導了9年多的民族解放戰爭，迫使英國承認馬來亞聯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獨立，但英軍仍然駐在馬來亞。汶萊因為在石油稅收和蘇丹地位等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拒絕參加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於同馬來亞聯合邦在政治上、經濟上矛盾尖銳化，1965年8月9日從馬來西亞分割出來，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雲變幻

2 風雲變幻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饒彰風親自安排中藝的三次演出頗具戲劇性。饒彰風的公開身分是香港一張立場、觀點、政治傾向十分鮮明的紅色報紙《華商報》的董事，夏衍、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廖沫沙、張鐵生等是該報社論委員，郭沫若、茅盾等常在該報發表文章。饒彰風的太太何秋明(原名何祖貞，也是地下黨員)卻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他們夫婦從來不在公開場合同時出現，晚上才“殊途同歸”回到“七姐妹”(香港島北角)一條僻靜街道上的家相會。父親吳荻舟只在必要時，晚上到那裡找他。

三次演出，饒彰風都沒有公開出面。第一次，父親在他的安排下去基督教青年會拜訪何秋明，並通過何秋明的介紹拜見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人、英國爵士黃雯的夫人，洽談為女青年會慈善事業籌款義演。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加上何秋明從旁推動，順利地達成了協定。中藝只拿有限的演出費(以解揭鍋之急)，演出場所、推銷戲票等全由青年會負責解決。這次演出場地小，座位不多，但觀眾絕大多數是中上層人士，基督教會督何明華也積極支持。演出效果很好，夫人小姐們看到中藝的青年演員們在舞臺上忙得汗流浹背，都很感動，願把為數不多的千餘元票款贈送給中藝。機智的何秋明對黃夫人說：“他們這些青年，為了救國，十六七歲離鄉背井，成立劇團宣傳抗日，同甘共苦相處了8年。他們都熱愛藝術，捨不得分手。現在追求的是藝術上的成就，下次再為我們慈善事業籌款，找個大場子，多拉些觀眾，多銷些戲票，多給點演出費，江湖上說的幫人場勝過幫錢場!”黃夫人熱情地說：“那好，這錢收下。下次，請我的達令出面找香港政府，你說呢?”何秋明說：“那太好了，黃先生出面，一定馬到成功！他們知道一定非常感謝你!”

饒彰風聽了彙報，興奮地說：“黃雯爵士出面，再好沒有了，中藝要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門走向香港政府的大門。我看，趁熱打鐵，你乾脆向黃夫人提出下次借英國海軍俱樂部，這是輕易不出借的禁地!”

在饒彰風和何秋明兩夫婦的幫助下，在黃雯爵士夫人、名會計師陳一鳴夫人等的推動下，中國歌舞劇藝社果然借到了英國海軍俱樂部，協議四六分賬，雙方都很滿意。兩次演出都是為戰後香港慈善事業義演。演出的劇目仍以歌舞為主，加上音樂造型《黃河大合唱》。兩位上層夫人奔走推銷了不少榮譽票，觀眾除部分英國皇家海軍官兵外，還有親英和少數接近國民黨的香港上流人士和他們的眷屬，一個“為藝術獻身的職業劇社”在香港上流社會中開始立足，一條通過香港上層社會打出去的路線逐漸形成。

有機會演出後，中藝經費緊張的狀況有了一定的緩解。他們請夏衍到社裡做學術報告和對兩次演出提意見。過去七隊在大城市演出後，也請專家、學者、藝術家提意見，寫評論。鑒於當時的任務是宣傳和動員群眾起來抗日，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和中小城市流動，對藝術品質的評價，與今天對專業劇社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在戰爭年代，評論界對他們的短處也多採取鼓勵和原諒的態度。今天不同了，中藝是個靠藝術品質生存的專業劇社，夏衍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他們藝術上許多不足，提出許多要求。大家聽了很震動，明白還要狠下功夫。

當時他們搬到港島東區一座廢置的舊廠棚住，很簡陋，原本沒有間隔，他們用幕布和破舊木板自己動手把統棚隔了幾間房和一個相當大的排練場，夏衍就是在這暗黃燈光下的排練場給他們做報告的。

母親記得，到香港後，經濟十分困難，據她回憶，父親和中藝住筲箕灣，她住西環漢華中學的房子，打地鋪睡了幾個月。她說：“我確實窮得快沒飯吃了，只好去找吳荻舟，結果幾乎沒有車費回來。”筲箕灣在港島東，西環在港島西。我查了一下，1946年香港島只有四輛巴士運行，路線有限，所以母親當時坐的，很可能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俗稱“叮叮”的路面電車。1946年，“叮叮”的單程車資是頭等車（又稱西人車）兩角，三等車（又稱華人車）一角（沒有二等）。那個現在掉到地上都沒有人肯彎腰撿的角子，當時幾乎難壞了母親。父親在一份草稿中寫了如下一筆，可以為母親的記憶佐證：“籌建中藝，任社長，為了解決經濟困難，我將堂兄為我愛人生孩子準備的錢也用進去，致臨產前不久的愛人往返幾公里找我要家用，空手而回。”

（圖一：香港1946年老照片，路面電車“叮叮”經過的地方。想像一下，母親看著這陌生的地方是什麼感受？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尊孔會的負責人之一馬文輝聽說中藝要作第三次演出，主動提出幫中藝借孔聖堂。這個大鬍子是中間派人士。父親後來在許多場合都見到過他，左、右派人士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每次他總是身穿一件中式長袍，默不作聲地站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說話也很謹慎。

父親把馬文輝願意幫助借孔聖堂的事告訴饒彰風，饒彰風聽了臉上頓時泛起笑容，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父親說：“老吳，這簡直太妙了，對中藝去南洋大有好處。能在孔聖堂演出，便再也沒有人記得你們是‘赤色分子’了。我們一定把這功勞奉送給他。你馬上登門拜訪這位大鬍子，請他幫忙借孔聖堂。”

孔聖堂演出收入很少，不過中藝習慣了精打細算，收支相抵還賺了一些。雖說不久社裡又出現開支緊張，還被盜一次，但去南洋巡迴演出的條件卻成熟了。

 

（圖二：孔聖堂創立於1928年，旨在在香港弘揚儒學。大禮堂可容納千人，接受不同政治理念的團體和學派租用，是香港早年重要會場。外貌至今沒有太大變化。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南洋著名僑領、新加坡的陳嘉庚有意邀請香港文教界派一批能勝任教育工作的人去新加坡辦教育。同時在香港聘請教員的，還有吉隆玻和印尼各地。11月初，饒彰風約父親去他家。他說：“你馬上找一位在新加坡的福建同鄉，辦理入境證。任務有二：一是‘中藝’去南洋的時機已成熟，途經曼谷時，找當地的朋友談談中藝去曼谷的問題，看看那裡的演出條件，搭上關係，為中藝去南洋做好前站工作；二是大批進步文化人在國統區呆不住，撤退到香港，工作和出路必須擴展到南洋去，聽說陳嘉庚先生要辦一所中學，你以同鄉關係設法請他擔保一批朋友去新、馬、印尼。”

父親寫信給30年代在上海一起過窮日子搞文藝的馬寧（他抗戰前在新加坡，抗戰時在新四軍，抗戰後又回到新加坡），馬寧很快給父親寄來一張入境證。

父親和丁波去見饒彰風，饒彰風告訴他以後中藝社長的職務由丁波負責，徐洗塵為副社長。據丁波的回憶文章所寫，父親當即表態：“我瞭解丁波同志，相信他一定能承擔這項艱巨任務的。”父親並再次向饒彰風表示要恢復黨組織關係：“希望組織能繼續幫助我解決這個歷史問題。”饒彰風想了一下後對父親說：“你同意的話，可以重新入黨，下一步再設法解決黨齡問題。”父親高興地允諾了，並說：“好，分兩步走吧。”和丁波離開饒彰風向筲箕灣住地走去時，父親頗有感慨地對丁波說：“我這半輩子，雖然沒有背過思想包袱，但對組織關係問題，長期沒有解決，總是很不安心！這次社裡發展一批新黨員，而且多為七隊老同志，我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丁波說：“你這個想法就很對頭!”

據母親回憶，有一天，父親問她柳州有人來了嗎(外祖父母和大舅在柳州)？母親難過地說，來人把這一點點錢用光了。兩個人同歎一聲，相對無語。然後父親告訴母親說，饒彰風要他去新加坡執行新任務，在曼谷為中藝做好第一站的準備工作，然後到新加坡搞教育。母親睜大雙眼問：“改行了?”父親笑笑：“都是黨的工作嘛。”母親滿懷希望：“教育，也是我的本行。”父親說：“這次也許我們可以同行，但你還得忍耐……”

母親被留在香港等生產，她當時懷著第三個孩子，另外也要等父親到了新加坡後以家屬的名義申請護照。她說過，她當時十分徬惶，不想再流浪，想回廣西，那裡有她的父母和弟弟、朋友，也有適合她的工作。但是饒彰風和左洪濤、何秋明都竭力留她，還說為她安排工作。父親的遠房堂弟吳錫仁（在南雄開中藥店）和大舅曾接濟母親。

由於得到泰國安達公司的邀請，中藝去南洋巡迴的路線定為先去泰國，再去新、馬。飛機在曼谷只停留短短兩個小時，父親抓緊時間找到莊世平，通過莊世平找到曼谷天外天戲院的經理譚友六，他陪著父親去看了幾家戲院，瞭解那裡的演出條件。父親和曼谷的“東舞臺”簽訂從1947年元旦起演出80場的合同後繼續旅程，當天飛到新加坡。

父親說：“飛機越過泰、馬邊境叢林上空時，由於氣流落差大，飛機冷不防下跌幾百尺。我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土包子，幾乎把五臟都嘔了出來。”

到新加坡後，父親很快便得到莊希泉、李鐵民、張楚昆等同鄉幫助，見到了陳嘉庚。他非常和藹，專注地聽父親用閩南話說明來意後，慨然允諾擔保一大批朋友到新、馬和經新加坡去印尼。父親留在那裡，進入教育界工作。

1947年初，丁波、徐洗塵率領中藝先到泰國，後到新、馬巡迴演出。中藝在泰國的演出，受到華僑、當地人民及政府的熱烈歡迎，國民黨的使節也表示支持。父親說：“這真是奇跡!幾個月前，我們這批戲劇兵還是‘赤色分子’，‘共產黨’，幾個月後竟成了國民黨駐外使節的座上賓，如駐泰大使李鐵錚竟在使館歡宴中藝全體人員!”

中藝從曼谷到新加坡時，父親以中藝朋友的身份到火車站迎接。他領著中藝打前站的人進入月臺，大家見了他，和他熱烈擁抱：“老吳，老大哥!……”走出車站，還有數以百計的新加坡各界歡迎隊伍，搖旗高呼：“歡迎中藝！”父親興奮地向歡迎隊伍熱情介紹。到了住地，立即舉行了中藝老社員第一次理事會。後來，中藝在新加坡、吉隆玻、檳城等十幾個城市演出，可說是到處獲得成功。

（圖三：中藝1947年在南洋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劇照。）

1947年1月，母親生下第三個孩子、我的二姐之後，坐船到新加坡與父親會合。母親說，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左洪濤幫助下，二舅張國權和小舅張國樞到了香港。孩子劇團早被國民黨解散了。二舅後來去了印尼的巴領旁教書，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小舅先在香港《華商報》排字，後來到東江縱隊參軍打遊擊，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

父親在新加坡期間改名吳昆華，公開身份是新加坡育英學校教務主任，這個安排得到陳嘉庚的幫助。育英學校由海南籍先賢創辦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初時只有十余名小學生，1925年增至四百餘名。太平洋戰爭期間校舍被英殖民地政府徵用，後又被日軍佔用，戰後被荷蘭盟軍作為臨時兵營。1946年復課，同時增辦中學。符玉川整理的《新加坡瓊僑辦學史記》有提及父親等人：“趙渢（前中央音樂學院黨組書記）、吳昆華（任育英教務主任、前國務院港澳組副組長）、李定、汪金丁、何國霑、張偉賢、楊嘉（作家）等均曾在育英任教，師資陣容空前強大。”

父親帶著大姐到育英讀書，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住在張楚琨家。張楚琨是陳嘉庚得力助手、有名的愛國僑領，母親在他府上打擾了將近一個月，才租屋遷出，半年後開始在育英學校小學部任教師。母親說：“荻舟和我一直記著張楚琨先生的和藹大度，他對當時大批經過新馬的文化人給以熱情幫助，至今我仍心銘感謝。”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 自強女性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父親吳荻舟奔波在兩湖兩廣雲南貴州白山黑水之間創造戰時文藝的歷史奇跡，沒有父親支援，母親張佩華並沒有自怨自艾。

母親在晚年曾經和我說，第一次在桂林郊區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的時候，大姐出水痘，痊癒後母親帶她上托兒所，外祖母不放心，來看大姐，大姐坐在那裡歪著頭對她們笑。外祖母一看就哭了，罵母親不懂事。原來大姐病後沒調理好，抬不起頭。外祖母心疼得放聲大哭，抱起大姐，給她披上衣服，罵著走了。母親也很難過，跑到山後大哭一場。母親不得已辭掉這份幾乎沒工資的工作，不過她和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建立和保持了友誼。以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小職員，直到1941年下半年經合肥星星小學另一位校長紀鐘毓介紹到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工作，做了“公務員”，生活才比較安定。

母親記得，圖書館館長叫龍兆佛。母親曾經說：那些公務員來借書，都自以為有特權，不守規則，動輒以官腔訓斥，十分受氣。母親和他們講理，龍館長怕母親闖禍，叫母親“不要驕傲”。

我找到龍兆佛在1941年9月寫的一篇文章《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概況》（原載《建設研究》，六卷一期，1941年9月桂林出版），介紹圖書館沿革和藏書規模等。當時該館已有三十年歷史，宣統三年（1909年）落成，1919年因為經費問題改為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圖書館，1928年改為廣西省立第一圖書館，1937年改為廣西省政府圖書館，1940年5月改為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

到龍兆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歷年接收許多大小單位圖書館的藏書、各地書局和個人贈書，館藏18萬冊中外圖書雜誌，各地報紙100多份。藏書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文學次之，史地和科學等類又次之。龍兆佛特別指出：“非本館選購時有所偏重，因為國內出版物之比例亦複如是。”他還說：“僻處邊隅之廣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偉大之圖書館建築物，前輩之熱心讀書館教育，亦殊值得紀念也。”從文章看，龍兆佛有抱負，可惜戰亂中難以施展（1944年8月他辭職離開，繼任者黃遠智）。

（圖一：現存最早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照片。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書館有總務、採編、閱覽、特藏四個部門，每日開館13個小時，全年無休，四間閱覽室，每天接待約1000人，工作量相當大。圖書館對面就是廣西省政府，加之一年前這裡還是“政府圖書館”，母親感覺“受氣”也是可能的，不過她在這裡一幹就是三年。

（圖二：桂林圖書館閱覽室舊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父親回桂林養病期間寫《世界文藝思潮史話》時，母親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了兩年，有此便利條件，父親借閱了大量參考書。母親感謝圖書館閱覽室張志平主任，讓她把成堆成堆的書往家裡帶。短短半年，父親便寫完《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還寫出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劇本初稿。

母親在1968年寫的自傳裡說，當時她也借機看了很多進步書刊，蘇聯小說，頗受影響。她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吃飯而做工，與螞蟻何異？她認為，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職業”，為了生活，養父母孩子，總得賺點錢，所以她做文員，當保育員。另一種是“事業”，事業是一種理想，追求這種理想是要奮鬥一輩子的。她說她當時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理想應該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因為自己也受過窮苦的折磨，覺得為窮人做有益的事是應該的。支持父親搞抗宣隊演劇隊，也是靠這種思想支撐，抗日是救國救民的大事，她不要依賴父親養家，不要把兩個人都拖到只為生活好一些的忙碌中去。

母親對宗教的態度也有根本的改變。母親說：外祖母在安徽老家時本是虔誠的教徒，到桂林不久，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個傳教士，自稱“石新我”，說自己是基督教一個流派的傳教士。他標新立異，不承認傳統的耶誕節（說聖經上沒有這個日子），招搖撞騙的本事特別大，居然敢“預言”。他只在教徒家裡傳道，不進教堂。校主孫滬芳和紀鐘毓首先迷上，跟著，外祖母也迷上。母親跟著外祖母去了幾次，逐漸發現“不對勁”，孫滬芳等的國家民族觀念慢慢都沒有了，不看報，認為戰爭不合教義，太殘酷，與她們沒關係。母親懷疑這個宗教把人引上更加自私自利的路。每到星期天，母親和外祖母就鬧矛盾：外祖母要拉母親和她一起去，母親希望外祖母不要拉自己去。後來，校主們搬了家，外祖母在母親和其他家人幫助下也不去了。母親說，她和宗教從此絕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了轉變。不過母親說，她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就在這期間，母親曾經工作過幾個月的觀音山育英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幾次找她回去。陳葆真動員母親和她合作，因為她的丈夫蔣朝江在全縣研究成功水力磨麵粉，她要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推銷麵粉，籌措經費、賺錢補貼托兒所，她希望母親回去主管內部，她不在的時候幫忙管理。

母親說，在當時，誰肯幹無名無利的事，就被視為進步，陳葆真出身地主家庭，廣西大學肄業，經濟雖富裕，人還是比較儉樸，願意幹點有意義的事。她倆都認為職業是謀生，為窮人做事不是職業，是事業。幹事業是要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的。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能為窮苦人辦點好事，就是“進步”。於是母親放棄正正規規做了三年的圖書館幹事工作，心甘情願回托兒所為“小職工”服務。母親說她當時還不懂得階級分析，只認為陳葆真是在幹好事，應該幫助她。這是自己接受“兩萬五千里長征”和長沙大火善後工作中“為人民服務”教育的收穫，雖然簡單幼稚，卻是一種有犧牲精神的實際行動，她在晚年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時候那股衝勁還是應該肯定的。

托兒所雖然沒有圖書館工資多，但是提供免費房子和伙食，孩子也可以免費進托兒所，在收支平衡上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大舅張國衡已經考上“郵務佐”（高小畢業水準的低級職員），和母親兩人一起贍養外祖父母，母親的負擔減輕，也是她敢於辭職換工作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還是僅夠一家老小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母親回憶說，這個托兒所收費低廉，受託兒童最多的時候約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一般職員的孩子，只有少數例外，還拾到過棄嬰。保姆則多為逃難到桂林的流亡婦女，工資很少。陳葆真丈夫的父親是全縣的官僚地主，和當時的桂林市長還有親戚關係，她通過這層關係從市政府爭取到幾間在觀音山下的“疏散屋”（很簡陋的竹牆瓦頂屋，是日本鬼子狂炸桂林時市政府在郊區蓋的。因交通不便，房子不好，沒人肯去住），歷盡艱難創辦育英托兒所。母親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桂林只有這一家托兒所。第二次去的時候，桂林又多了國民黨“婦聯”、“新生活會”辦的托兒所，有專用的房子，有專款，是貴族式的、官方的，對比之下，育英托兒所顯得特別寒酸。母親說，她學抗宣一隊搞民主，和全體保育員商量，用有限的經費，用全部力量，用大眾化的食物如青菜豆腐，來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減輕家長負擔。當婦聯托兒所因為管理不善，有孩子被燙傷，她立即用此例子教育全體職工，一定要辦得比她們更好。

1944年春天，劇宣七隊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演出《法西斯細菌》，陳葆真和母親一起去要求七隊多演一場，收入支持育英托兒所，七隊同意了，籌到了2、3萬元。保育員們很受鼓舞，有人驚訝地問，演劇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嗎？有人說要謝謝母親。母親解釋，這不是吳荻舟和我的私人關係，實在是七隊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

母親看到，不少她熟悉的隊員已經離開，而新隊員更年輕、熱情積極、生氣勃勃，劇宣七隊已經是一支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抗日宣傳隊。1989年2月她在寄給廣州某刊物的《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寫道：“我真羡慕他們在集體生活中奔放開朗、深思熟慮的工作和追求，我則孤軍奮鬥，不知何日到頭，說不出的惆悵。可是吳荻舟卻對我能獨立養家，不拉他‘後腿’表示‘滿意’。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

“後腿”和“滿意”打了引號，顯然母親心裡感到很苦。她在自傳裡寫過這樣的話：“在桂林居住的幾年中，只有吳荻舟全身浮腫嚴重回來休息過較長時間，此外他很少在家，一年中只偶爾回來一兩次。吳荻舟對我的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擺脫了宗教迷信的精神束縛，把我從對現實的失望、無可奈何的消極狀態中解脫出來，敢於鬥爭了。幫助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培養我對中國共產黨初步的、正確的認識，使我對黨產生了無限嚮往，信任與崇敬。這樣，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就有了一個轉變，雖然還很簡單幼稚，這個轉變，對我的思想發展有很大關係。”

母親說，她在托兒所院子裡種了一棵桂花樹，如果現在（2012年）還在，應該合抱很粗。

1943年8月至1944年初，母親他們曾經有一位特殊的鄰居。母親記得他們當時所住的桂林西郊，房後是觀音山，房前空曠，很遠處也是山，山下住著國民黨的部隊。母親告訴我，他們住的是一排五間麻秸房，從左向右依次是鼎鼎大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一家、他的秘書一家、房東、穆木天[1]，然後是母親一家。母親說，幾家的孩子們常常在門前空曠地帶一起玩，不過大人都吩咐孩子不去葉家打攪。葉家在房後種了菜，還養豬養羊。葉挺當時被軟禁，有一天，有人喊：“你的羊跑了！”葉挺爬上山找，其實是國民黨引他出去，把他抓走。

（圖三：我為母親手繪她記憶中的桂林舊居環境。）

母親告訴我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94歲。我上網查了很久，希望找到文章證實母親的記憶。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父親葉挺在桂林被騙遭捕的經過》，是葉挺的兒子葉正明訪問，但文章只是節錄，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捕，1942年下半年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1943年8月確曾被押送去桂林，次年1月又押回恩施，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但是沒有受騙細節。我繼續找，找到南京市建鄴區圖書館錢丹的文章：1943～1944年間，葉挺曾被軟禁在桂林。當時李濟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葉將軍名義上是他的“高參”，實際上是行動受監視的政治犯，處於半自由狀態，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揚眉與他同住，但是他們連生活都沒有保障，要自己種菜和養豬養羊。一天，葉挺正在家附近山坡上放羊，一個特務跑去騙他：“葉高參，你的羊跑了！”葉挺去看時，他們從埋伏的樹後衝出來，把他綁架，押回恩施，不久又押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經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涉他才獲釋，卻在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大敵當前，只能養豬養羊維持生計，最後不幸遇難，令人不勝唏噓。小時候我們都學過葉挺將軍的《囚歌》，印象深刻，沒想到他和母親一家曾為鄰居。重溫《囚歌》，我似乎也聽到了父親坐牢八年期間的心聲。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圖四：寫在牢房牆上的葉挺將軍《囚歌》。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4年日寇大舉南下，桂林疏散，大舅張國衡帶著外祖父母跟郵局系統撤退。母親說，當時火車只通到獨山，逃難的人千千萬萬，沿途坐汽車要靠搶，坐輪船要靠搶，生離死別的心情籠罩在每個人心頭，特別是窮苦人，寸步難行。母親全家一點積蓄也沒有，她找陳葆真借了一萬元，全部交給外祖父母做盤纏。1946年到了香港，母親寫信給陳葆真商量如何還錢（那時國民黨幣貶值，如折合計算，母親即無力償還），陳葆真來信要母親用這個錢給她寄進步書報。寄了幾次，她來信說不要寄了。再後來母親去了新加坡，兩人失去聯繫。

大舅張國衡在1972年元月16日寫給母親的信裡說，桂林吃緊，那天下午，他站在新橋路頭，當母親帶著大姐經過那裡，大姐見到他，抱住他的腿大哭，不願離開外婆，要大舅把她留下來。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記憶猶新。我寫到這裡，也如身臨其境，十分傷感。

說到桂林疏散，我想引用一段關於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疏散故事，雖然與父母沒有直接關係，卻也算是對當時亂局的佐證，讓我們看到在“狼狽”中堅守的中國人：

1946年接任館長的唐現之在《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之今昔》（原載《廣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7年3月15日出版）一文描述了一幅慘烈的圖景：抗戰期間，該圖書館曾將重要圖書遷藏於棲霞山洞暨園背村公所等處，保管煞費心力。特別是44年秋，日軍侵桂，圖書館奉令疏散，當時龍兆佛館長已經辭職，黃遠智代館長臨危受命，將館中最重要圖書裝箱，計約七萬餘冊。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只獲分配一艘二十五噸民船，容量只能載一半最重要特藏書，至9月初領到疏散費四十萬元，增雇民船五艘，才將全館三分之一圖書運到指定疏散地——昭平縣當裕鄉。周圍各縣先後淪陷，昭平三面皆敵，圖書館與省府失聯，經費無從領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隨館疏散人員再把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頭存放，最危險的時候，敵人離開館藏圖書僅五里地，館中同仁憂心戚戚。所幸不到一年，迎來日本投降，十二月初得以將疏散的大批圖書安然運回桂林。而在桂林沒能搬走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建築設備，均成焦土，蕩然無存。

（圖五：文化名城桂林化作一片廢墟。）

母親隨七隊先在韶關落腳，父親和七隊前往贛州期間，母親獨留於此。1945年1月，日寇進逼韶關，當時七隊在贛州流動演出，後方只有父親和懷孕的母親，還有全部公私物資。七戰區下令放棄韶關，疏散往“三南”，父親千方百計用重價租到一條小船，裝上全隊公私物資，載著兩個孕婦（另一個是政治部某人的妻子請求支持，她的妹妹是助產士），互相照顧著，在隆隆的炮聲中溯湞水而上，半路上，在南雄，母親生下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哥。南雄是座歷史厚重的文化名城，自古是嶺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粵贛邊境的商品集散地，著名的梅關古道，珠璣巷等至今吸引遊人訪古探幽，但是當年父母哪裡會有這種閒情逸致。

第二天，聽到機關槍響，父親立即安排上路。這次搭上戰區某部汽車，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身邊依偎著六歲的大姐，嚴寒下，車子在五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前面的路不通了，車子久久不能前進，水箱凍住，車的長龍也不動了。司機們乘機紛紛下車去找吃喝住宿，父親也下車找到農家，先接母親前往，回頭再接大姐，大姐久等不見父母，已驚得嚎啕大哭。產婦一天無水入口，母親記得到了和平縣城才吃到一天裡第一口稀飯。嬰兒的尿布是鄉下買的草紙，濕了撕開晾乾再用。沿途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奪路而逃，老弱垂危倒臥路旁，誰也顧不上停下腳步看一眼，更不用說伸出援手。

母親形容說，和平是個小山城，七戰區的軍政機關、幹部家屬一下子湧來，搶購食物，爭奪住房和交通工具，小城像失了火一樣亂作一團，“強者勝”，弱者啼饑號寒，慘不忍睹。

父親後來說，母親能在那種絕境中活下來真是奇跡。

[1] 穆木天：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筆名穆木天。1918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1年加入“左聯”， 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解放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