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年表 下的所有文章

一份影印件,筆名秋楓的作者,就是吳荻舟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別離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離別

1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8年3、4月間,父親吳荻舟介紹李珣與母親張佩華聯繫。李珣並沒有告訴母親她是中共黨員,但是母親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在《自傳》裡寫道:“多時的願望實現了,但這突然而來的喜事對我的震動仍然是很大的,我認為是我生命中劃時代的大事。從那以後,每到約定時間,我把保姆孩子遣開,安排好環境等待她。現在回憶每次談話,怎麼談,談什麼,都不記得了,不過,我的家庭和個人歷史,都很簡單,我的思想感情,也是一擺就明。我在學校的工作,因為去的不久,也不複雜,在政治上的認識,對國民黨是恨的,對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是舉雙手贊成的,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有一定的認識,這些我都可以談,雖然談的不深刻。吳荻舟怕我闖禍,再三告誡過我,黨處在地下,秘密中,敵人時刻都想破壞,做黨的工作有危險,要處處小心。遵守紀律。我不敢問李的住處,工作,甚至姓名。她是黨派來的(一開始我就這樣認識),我尊重她,敬愛她,這個感情是真誠樸實的。”

據母親回憶,1948年5月間的一天,父親突然對她說:“我馬上要回香港,你留下……”母親大吃一驚。父親解釋說,馬來亞英殖民政府充實了二戰後虛弱的軍力後,就頒佈了緊急法令,抓捕馬來亞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父親在教師公會、星華文協和社會上的活動已經引起英方注意,新加坡政治部曾傳訊他。饒彰風派劉譚風的交通員小黃通知父親立即秘密撤回香港。父親問母親:“你怕嗎?”“怕?”母親想想,沒什麼可怕的。她說:“我只是愛國愛學生,專心一意教書,不怕!”父親感到寬慰,他拉拉母親的手,安撫的話也來不及說,就這樣走了。

一份影印件,筆名秋楓的作者,就是吳荻舟

吳荻舟寫於南洋的另一篇文章《藝術創造的社會基礎》

(圖一:父親以秋楓為名寫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1947年10月1日《南僑日報》)。)

父親通過同鄉、龍岩九中的同學張義深(在新加坡開自行車行)買了一張船票,還在他家躲了幾天,走的時候特意避開碼頭,由張義深在新加坡河找了一隻小船直接送到海上上船,6月底回到香港。同日,饒彰風也乘坐飛機經曼谷回到香港。

晚年,母親在回憶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寫道:“我總算明白了,他是共產黨員,他不屬於自己,也不屬於我,他始終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有著自己的流向、歸屬。我默默地想,我也漂流了十多年啦!流向何方、流到何時?走自己的路吧,這裡就算起點,是饒彰風留下我的。於是,我收拾起遐想,擁著三個兒女,親吻著:‘我一定要保護好你們,你們雖小,可趕上了大勢,我們共同奮鬥吧!’三歲的兒子和一歲多的小女兒自然不懂,可7歲的大女兒卻緊握小拳:‘媽媽,共同奮鬥!’我笑了笑,雖然只是一句孩子話,但心裡卻暖洋洋的。‘我們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再找一份工作,我們有許多朋友,會幫助我們,你還要再回中文學校,我們是中國人,必須接受祖國的文化教育呀!’我拼命工作,選擇我的流向,我要攜帶我親愛的兒女和他彙集,百川歸大海呀!”

父親走後,李珣來過兩三次,後來就沒有再來。看到別人全家一起走,對母親還是有影響的,她一個人領著三個幼小的孩子,留在異國,不可能沒顧慮,何況還在大逮捕,經濟上也有困難,不過所有困難都被母親一一克服了。據母親回憶,父親回香港後,她在新加坡換租一間小房,最多時住七個人。除她和三個孩子外,還有保姆,一女友,一“民先”學生,是繼任的教務主任何國霑委託她照顧的。好在當地氣候好,夜裡蓋個毯子就可以。母親說,當時床上床下,橫七豎八,大家過得融融呵呵。

母親聽說父親進了香港《華商報》,每月20元生活費,哪有錢養家。於是她在同事們幫助下,白天教書,晚上做家庭教師,做兩份工養三個孩子。累不累呢?母親回憶說:“記得在一封信上我訴說,早晨到校一步跨兩級樓梯,第五節課就不行了,還有時頭腦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

教務主任何國霑和訓育主任張偉賢對母親特別好,半年後,何國霑說有個朋友要去看你,你們多談談。實際上就是中共派來聯繫母親的林敏,她表揚母親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既教書,又管理圖書館,做團結工作。她告訴母親:工作很多,可是人走得多了,來的少了,因為入境困難。母親知道需要人手,便決心留下來再工作一段時期。她趁女友回港之便,把年僅歲半的二姐帶回香港交給外祖母照顧(前面說到二舅到巴領旁教書。1948年12月,他們留校堅持工作的人被荷蘭殖民當局逮捕,二舅也包括在內。得悉他們將被驅逐出境並交給上海的國民黨,通過饒彰風幫助,父親和陳夏蘇在香港把他截下,安排在《華商報》工作。外祖父母於是也到了香港),辭退保姆,也不兼任家庭教師了,集中精神搞學校的工作。她認為這就是為黨工作。

母親記得林敏用口述(沒有文字材料)和她學習中共的黨章,講述入黨手續和重要意義,母親說,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艱苦奮鬥。1949年4月9日,林敏通知母親說,組織上批准她入黨,由她做介紹人,因環境不好,也不填表,談話後就帶著母親宣誓,地點是在新加坡加東區某街,母親她們當時住的地方——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內,母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母親記得,那時候的黨費大約就是兩角,交給林敏。

我有一份缺頁、沒了作者名的資料,現存15頁,題目是《透過一個藝術團體的流動工作來看海外(暹羅、馬來亞)兩年的青年運動與新藝術運動》。詳述中藝在泰國和馬來亞的活動,看上去是一份大會發言稿,時間應是中藝回到內地不久。這份發言稿的內容似乎與父母無關,但我卻意外地從中得知當時父母所處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環境。

當時馬來亞人口是580餘萬,其中華僑就佔260餘萬。國民黨在馬來亞勢力比較雄厚,新加坡更是個矛盾龐雜的所在:殖民地當局與獨立運動領導的人民力量之間的矛盾;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被當局挑撥起來的弱小民族之間的矛盾;科學民主和封建保守落後文化的矛盾等等。

馬來亞在商業上比暹羅(即泰國)發達,各大埠頭和香港之間交通繁密,帝國主義的統治也牢固得多。馬來亞宣佈緊急法令之後,有成坤女校同學因為參加尊孔演劇遭到開除,為了爭取與男同學一樣享有平等權利,女學生們起來鬥爭,遭英國皇家警察攔阻鎮壓。警察還追捕華校教師,在暗中支持同學鬥爭的中藝社員是在當地師生、朋友的幫助下才逃出羅網。

1948年底,也就是母親獨留新加坡期間,新加坡有無數進步人士、青年學生離去,天天都有人被捕,或者被遣返中國。據這篇文章的作者描述,馬來亞當局用“Yes”、“No”的辦法指認、誣陷無辜華僑青年。“用一個喪盡天良的敗類帶起一頂只露兩隻眼的黑帽子,在菜市,在茶樓指著無辜的青年們說‘No’,警兵便不理放過,如果那帶黑帽子的人指著人說一聲‘Yes’,(那人)便被拖上黑車,送到監牢進行拷問。另外他們又從婆羅洲用飛機運來眾多的‘沙撈月’野人,這種野人生性好殺,近來喪生在他們手下的有為華僑青年難以數計。被捕去的人很快被射殺,那算是幸運,最難耐的便是灌汽油,灌機油,坐電椅……”

母親從1948年5月間被獨留新加坡、1949年4月9日入黨到10月底離開新加坡,是在學校做女教師和學生工作,參加學運,和她同一個黨小組的有何國霑和張偉賢。真慶幸她在這期間沒有遇到危險。

母親回憶說:“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時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齊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員,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員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一份字跡模糊的回憶文章

梁愈明回憶中藝在南洋的文章

(圖二:梁愈明(又名梁操政)回憶他協助饒彰風幫助中藝開展工作的文章。)

中藝在泰馬活動了兩年,舉行“告別馬來亞”的公演後,全部人馬被押送上船,於1949年元旦那天回到香港,5月與原“七政大”部分成員在香港組成的“中原劇社”等聯合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文工團(簡稱華南文工團),經大鵬灣進入東江遊擊區。

根據隊史《周總理與抗敵演劇隊》中署名丁波、吳荻舟、程季華的《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記述,中藝回到香港後,全體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彙報了兩年來在海外工作的情況。周恩來收到信後當即詢問帶信人:“五七兩隊的人現在哪裡?”當他聽說中藝安全到達廣東東江遊擊區,高興地說:“太好了,都到了遊擊區,我就放心了。”

丁波回憶:“當我們再度在香港見面時,他(吳荻舟)高興地告訴我:‘組織問題解決了!’我當即緊緊握著他雙手:‘祝賀你,從內心祝賀你,祝賀你過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今後更是一個永不變色的共產黨員!’”

母親有一張新加坡育英中學舉行的新中國成立慶祝大會的照片。母親在照片背後寫著: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我們戰勝了各種阻力、壓力,各進步華僑中學都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為母親這張照片做佐證的有兩篇育英學校學生寫的紀念文章。第一篇是黃青天(1952年回國後改名黃志國)寄給母親的,寫於2004年8月1日,題為《難忘的一天》,記述了1949年10月1日那天新加坡育英學校的情形。

文章寫道:1949年10月1日,遠在新加坡的育英中學舉行了不平常的慶祝大會。雖然環境惡劣,熱愛祖國的師生們還是據理抗爭,排除阻撓,升起了五星紅旗,掛起了毛澤東的畫像。鑼鼓喧天,秧歌喜慶,十點正,慶祝大會開始,義勇軍進行曲撼動人心。何國霑老師步上講臺,發表了令同學們熱血沸騰、揚眉吐氣、刻骨銘心的講演。

儘管已經是55年前的事,黃青天仍然記得何國霑的講演內容大致如下: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他掛著禮義廉恥的羊頭欺世盜名,實行的是殘酷剝削、血腥鎮壓的反動統治。日本強盜悍然入侵中國,對中國人民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甚至拿中國人民活生生做細菌和毒氣武器實驗,蔣介石卻樂得騰出手來對付浴血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中華民族並不乏英雄豪傑,不乏矢志救國的志士仁人,他們前赴後繼、英勇救亡,但都飲恨失敗。中國共產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以先進理論為指導,教育人民、培養幹部、武裝紅軍,整個革命隊伍人人都是誓死解放全中國、埋葬萬惡舊世界的自覺戰士!共產黨人吃苦在前,衝鋒在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紅軍不取人民一針一線,行軍途中經過百姓的桃林,再饑再渴也不摘一顆桃子。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老百姓對人民子弟兵的感情是軍民魚水情。毛主席高瞻遠矚,挽救了革命。毛主席用兵如神,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奇跡,打得日本強盜剖腹自盡,亡魂飄回去向他的天皇報到;打得蔣匪幫氣急敗壞、驚慌失措、棄暗投明、掉轉槍口;打垮蔣家皇朝八百萬軍隊,打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孤兒有了娘!

黃青天說,聽到這裡,“我們熱血沸騰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

黃青天在文章中說的“據理抗爭,排除阻撓”是怎麼回事?另一名當年的學生林海權2004年7月20日寫的《新加坡育英中學慶祝新中國成立時的情況》裡有詳述:“1949年,祖國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已成定局。新加坡各華僑學校的愛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更好地開展學運工作,各華校紛紛成立學生自治會。育英中學也不例外。我經過競選,當上了學生自治會委員,主管財政。1949年10月1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育英中學在何國霑、張偉賢等老師的領導下,通過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了一個規模盛大的慶祝會。我們積極地參加了慶祝會的組織籌備工作。大家佈置會場,寫標語,還請我校美術老師郭一楚畫了一張大的毛主席像掛在主席臺上。為了升掛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還派代表向王昌稚校長進行交涉。受到英國政府的壓力,起初校長不同意我們升五星紅旗,經過我們的說理鬥爭,最後校長作出讓步。全校師生熱情高漲,齊聲高唱新中國國歌,升起五星紅旗,懸掛毛主席像,高呼‘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何國霑老師在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號召全校師生要一邊倒,倒向新中國,擁護新中國,中間路線是沒有出路的。”

據說各華校在慶祝新中國成立時搞得轟轟烈烈,影響極大。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學生自治會必須註冊為藉口,企圖解散學生自治會。各校雖然聯合起來進行了鬥爭,但最終還是被解散了,一些出頭露面的學生事後還被新加坡政治部傳訊。

舞台上有四個人物,演出《小人物狂想曲》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相機撤退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舞台上有四個人物,演出《小人物狂想曲》

演劇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自強女性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 自強女性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父親吳荻舟奔波在兩湖兩廣雲南貴州白山黑水之間創造戰時文藝的歷史奇跡,沒有父親支援,母親張佩華並沒有自怨自艾。

母親在晚年曾經和我說,第一次在桂林郊區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的時候,大姐出水痘,痊癒後母親帶她上托兒所,外祖母不放心,來看大姐,大姐坐在那裡歪著頭對她們笑。外祖母一看就哭了,罵母親不懂事。原來大姐病後沒調理好,抬不起頭。外祖母心疼得放聲大哭,抱起大姐,給她披上衣服,罵著走了。母親也很難過,跑到山後大哭一場。母親不得已辭掉這份幾乎沒工資的工作,不過她和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建立和保持了友誼。以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小職員,直到1941年下半年經合肥星星小學另一位校長紀鐘毓介紹到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工作,做了“公務員”,生活才比較安定。

母親記得,圖書館館長叫龍兆佛。母親曾經說:那些公務員來借書,都自以為有特權,不守規則,動輒以官腔訓斥,十分受氣。母親和他們講理,龍館長怕母親闖禍,叫母親“不要驕傲”。

我找到龍兆佛在1941年9月寫的一篇文章《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概況》(原載《建設研究》,六卷一期,1941年9月桂林出版),介紹圖書館沿革和藏書規模等。當時該館已有三十年歷史,宣統三年(1909年)落成,1919年因為經費問題改為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圖書館,1928年改為廣西省立第一圖書館,1937年改為廣西省政府圖書館,1940年5月改為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

到龍兆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歷年接收許多大小單位圖書館的藏書、各地書局和個人贈書,館藏18萬冊中外圖書雜誌,各地報紙100多份。藏書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文學次之,史地和科學等類又次之。龍兆佛特別指出:“非本館選購時有所偏重,因為國內出版物之比例亦複如是。”他還說:“僻處邊隅之廣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偉大之圖書館建築物,前輩之熱心讀書館教育,亦殊值得紀念也。”從文章看,龍兆佛有抱負,可惜戰亂中難以施展(1944年8月他辭職離開,繼任者黃遠智)。

綠樹叢中一座舊式建築,桂林圖書館舊址。

母親抗戰時期曾在桂林圖書館工作。

(圖一:現存最早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照片。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書館有總務、採編、閱覽、特藏四個部門,每日開館13個小時,全年無休,四間閱覽室,每天接待約1000人,工作量相當大。圖書館對面就是廣西省政府,加之一年前這裡還是“政府圖書館”,母親感覺“受氣”也是可能的,不過她在這裡一幹就是三年。

在寬敞的閱覽室裡,很多男士在讀書。墻上掛著“天下為公”的總統畫像。

桂林圖書館閱覽室

(圖二:桂林圖書館閱覽室舊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父親回桂林養病期間寫《世界文藝思潮史話》時,母親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了兩年,有此便利條件,父親借閱了大量參考書。母親感謝圖書館閱覽室張志平主任,讓她把成堆成堆的書往家裡帶。短短半年,父親便寫完《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還寫出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劇本初稿。

母親在1968年寫的自傳裡說,當時她也借機看了很多進步書刊,蘇聯小說,頗受影響。她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吃飯而做工,與螞蟻何異?她認為,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職業”,為了生活,養父母孩子,總得賺點錢,所以她做文員,當保育員。另一種是“事業”,事業是一種理想,追求這種理想是要奮鬥一輩子的。她說她當時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理想應該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因為自己也受過窮苦的折磨,覺得為窮人做有益的事是應該的。支持父親搞抗宣隊演劇隊,也是靠這種思想支撐,抗日是救國救民的大事,她不要依賴父親養家,不要把兩個人都拖到只為生活好一些的忙碌中去。

母親對宗教的態度也有根本的改變。母親說:外祖母在安徽老家時本是虔誠的教徒,到桂林不久,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個傳教士,自稱“石新我”,說自己是基督教一個流派的傳教士。他標新立異,不承認傳統的耶誕節(說聖經上沒有這個日子),招搖撞騙的本事特別大,居然敢“預言”。他只在教徒家裡傳道,不進教堂。校主孫滬芳和紀鐘毓首先迷上,跟著,外祖母也迷上。母親跟著外祖母去了幾次,逐漸發現“不對勁”,孫滬芳等的國家民族觀念慢慢都沒有了,不看報,認為戰爭不合教義,太殘酷,與她們沒關係。母親懷疑這個宗教把人引上更加自私自利的路。每到星期天,母親和外祖母就鬧矛盾:外祖母要拉母親和她一起去,母親希望外祖母不要拉自己去。後來,校主們搬了家,外祖母在母親和其他家人幫助下也不去了。母親說,她和宗教從此絕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了轉變。不過母親說,她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就在這期間,母親曾經工作過幾個月的觀音山育英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幾次找她回去。陳葆真動員母親和她合作,因為她的丈夫蔣朝江在全縣研究成功水力磨麵粉,她要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推銷麵粉,籌措經費、賺錢補貼托兒所,她希望母親回去主管內部,她不在的時候幫忙管理。

母親說,在當時,誰肯幹無名無利的事,就被視為進步,陳葆真出身地主家庭,廣西大學肄業,經濟雖富裕,人還是比較儉樸,願意幹點有意義的事。她倆都認為職業是謀生,為窮人做事不是職業,是事業。幹事業是要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的。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能為窮苦人辦點好事,就是“進步”。於是母親放棄正正規規做了三年的圖書館幹事工作,心甘情願回托兒所為“小職工”服務。母親說她當時還不懂得階級分析,只認為陳葆真是在幹好事,應該幫助她。這是自己接受“兩萬五千里長征”和長沙大火善後工作中“為人民服務”教育的收穫,雖然簡單幼稚,卻是一種有犧牲精神的實際行動,她在晚年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時候那股衝勁還是應該肯定的。

托兒所雖然沒有圖書館工資多,但是提供免費房子和伙食,孩子也可以免費進托兒所,在收支平衡上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大舅張國衡已經考上“郵務佐”(高小畢業水準的低級職員),和母親兩人一起贍養外祖父母,母親的負擔減輕,也是她敢於辭職換工作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還是僅夠一家老小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母親回憶說,這個托兒所收費低廉,受託兒童最多的時候約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一般職員的孩子,只有少數例外,還拾到過棄嬰。保姆則多為逃難到桂林的流亡婦女,工資很少。陳葆真丈夫的父親是全縣的官僚地主,和當時的桂林市長還有親戚關係,她通過這層關係從市政府爭取到幾間在觀音山下的“疏散屋”(很簡陋的竹牆瓦頂屋,是日本鬼子狂炸桂林時市政府在郊區蓋的。因交通不便,房子不好,沒人肯去住),歷盡艱難創辦育英托兒所。母親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桂林只有這一家托兒所。第二次去的時候,桂林又多了國民黨“婦聯”、“新生活會”辦的托兒所,有專用的房子,有專款,是貴族式的、官方的,對比之下,育英托兒所顯得特別寒酸。母親說,她學抗宣一隊搞民主,和全體保育員商量,用有限的經費,用全部力量,用大眾化的食物如青菜豆腐,來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減輕家長負擔。當婦聯托兒所因為管理不善,有孩子被燙傷,她立即用此例子教育全體職工,一定要辦得比她們更好。

1944年春天,劇宣七隊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演出《法西斯細菌》,陳葆真和母親一起去要求七隊多演一場,收入支持育英托兒所,七隊同意了,籌到了2、3萬元。保育員們很受鼓舞,有人驚訝地問,演劇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嗎?有人說要謝謝母親。母親解釋,這不是吳荻舟和我的私人關係,實在是七隊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

母親看到,不少她熟悉的隊員已經離開,而新隊員更年輕、熱情積極、生氣勃勃,劇宣七隊已經是一支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抗日宣傳隊。1989年2月她在寄給廣州某刊物的《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寫道:“我真羡慕他們在集體生活中奔放開朗、深思熟慮的工作和追求,我則孤軍奮鬥,不知何日到頭,說不出的惆悵。可是吳荻舟卻對我能獨立養家,不拉他‘後腿’表示‘滿意’。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

“後腿”和“滿意”打了引號,顯然母親心裡感到很苦。她在自傳裡寫過這樣的話:“在桂林居住的幾年中,只有吳荻舟全身浮腫嚴重回來休息過較長時間,此外他很少在家,一年中只偶爾回來一兩次。吳荻舟對我的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擺脫了宗教迷信的精神束縛,把我從對現實的失望、無可奈何的消極狀態中解脫出來,敢於鬥爭了。幫助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培養我對中國共產黨初步的、正確的認識,使我對黨產生了無限嚮往,信任與崇敬。這樣,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就有了一個轉變,雖然還很簡單幼稚,這個轉變,對我的思想發展有很大關係。”

母親說,她在托兒所院子裡種了一棵桂花樹,如果現在(2012年)還在,應該合抱很粗。

1943年8月至1944年初,母親他們曾經有一位特殊的鄰居。母親記得他們當時所住的桂林西郊,房後是觀音山,房前空曠,很遠處也是山,山下住著國民黨的部隊。母親告訴我,他們住的是一排五間麻秸房,從左向右依次是鼎鼎大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一家、他的秘書一家、房東、穆木天[1],然後是母親一家。母親說,幾家的孩子們常常在門前空曠地帶一起玩,不過大人都吩咐孩子不去葉家打攪。葉家在房後種了菜,還養豬養羊。葉挺當時被軟禁,有一天,有人喊:“你的羊跑了!”葉挺爬上山找,其實是國民黨引他出去,把他抓走。

手繪的位置圖,一排麻吉房,周圍是山。

我在聽母親憶舊的時候,按照她的描述手繪桂林時期住居的位置圖。

(圖三:我為母親手繪她記憶中的桂林舊居環境。)

母親告訴我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94歲。我上網查了很久,希望找到文章證實母親的記憶。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父親葉挺在桂林被騙遭捕的經過》,是葉挺的兒子葉正明訪問,但文章只是節錄,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捕,1942年下半年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1943年8月確曾被押送去桂林,次年1月又押回恩施,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但是沒有受騙細節。我繼續找,找到南京市建鄴區圖書館錢丹的文章:1943~1944年間,葉挺曾被軟禁在桂林。當時李濟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葉將軍名義上是他的“高參”,實際上是行動受監視的政治犯,處於半自由狀態,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揚眉與他同住,但是他們連生活都沒有保障,要自己種菜和養豬養羊。一天,葉挺正在家附近山坡上放羊,一個特務跑去騙他:“葉高參,你的羊跑了!”葉挺去看時,他們從埋伏的樹後衝出來,把他綁架,押回恩施,不久又押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經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涉他才獲釋,卻在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大敵當前,只能養豬養羊維持生計,最後不幸遇難,令人不勝唏噓。小時候我們都學過葉挺將軍的《囚歌》,印象深刻,沒想到他和母親一家曾為鄰居。重溫《囚歌》,我似乎也聽到了父親坐牢八年期間的心聲。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簡陋的牢房,墻上寫著葉挺將軍那首著名的《囚歌》

葉挺將軍曾經被關押在牢裡,他在墻上寫下著名的《囚歌》

(圖四:寫在牢房牆上的葉挺將軍《囚歌》。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4年日寇大舉南下,桂林疏散,大舅張國衡帶著外祖父母跟郵局系統撤退。母親說,當時火車只通到獨山,逃難的人千千萬萬,沿途坐汽車要靠搶,坐輪船要靠搶,生離死別的心情籠罩在每個人心頭,特別是窮苦人,寸步難行。母親全家一點積蓄也沒有,她找陳葆真借了一萬元,全部交給外祖父母做盤纏。1946年到了香港,母親寫信給陳葆真商量如何還錢(那時國民黨幣貶值,如折合計算,母親即無力償還),陳葆真來信要母親用這個錢給她寄進步書報。寄了幾次,她來信說不要寄了。再後來母親去了新加坡,兩人失去聯繫。

大舅張國衡在1972年元月16日寫給母親的信裡說,桂林吃緊,那天下午,他站在新橋路頭,當母親帶著大姐經過那裡,大姐見到他,抱住他的腿大哭,不願離開外婆,要大舅把她留下來。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記憶猶新。我寫到這裡,也如身臨其境,十分傷感。

說到桂林疏散,我想引用一段關於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疏散故事,雖然與父母沒有直接關係,卻也算是對當時亂局的佐證,讓我們看到在“狼狽”中堅守的中國人:

1946年接任館長的唐現之在《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之今昔》(原載《廣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7年3月15日出版)一文描述了一幅慘烈的圖景:抗戰期間,該圖書館曾將重要圖書遷藏於棲霞山洞暨園背村公所等處,保管煞費心力。特別是44年秋,日軍侵桂,圖書館奉令疏散,當時龍兆佛館長已經辭職,黃遠智代館長臨危受命,將館中最重要圖書裝箱,計約七萬餘冊。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只獲分配一艘二十五噸民船,容量只能載一半最重要特藏書,至9月初領到疏散費四十萬元,增雇民船五艘,才將全館三分之一圖書運到指定疏散地——昭平縣當裕鄉。周圍各縣先後淪陷,昭平三面皆敵,圖書館與省府失聯,經費無從領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隨館疏散人員再把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頭存放,最危險的時候,敵人離開館藏圖書僅五里地,館中同仁憂心戚戚。所幸不到一年,迎來日本投降,十二月初得以將疏散的大批圖書安然運回桂林。而在桂林沒能搬走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建築設備,均成焦土,蕩然無存。

俯瞰桂林被日軍炸成廢墟,全城只剩頹垣敗瓦。

日軍轟炸桂林,全城只剩頹垣敗瓦。

(圖五:文化名城桂林化作一片廢墟。)

母親隨七隊先在韶關落腳,父親和七隊前往贛州期間,母親獨留於此。1945年1月,日寇進逼韶關,當時七隊在贛州流動演出,後方只有父親和懷孕的母親,還有全部公私物資。七戰區下令放棄韶關,疏散往“三南”,父親千方百計用重價租到一條小船,裝上全隊公私物資,載著兩個孕婦(另一個是政治部某人的妻子請求支持,她的妹妹是助產士),互相照顧著,在隆隆的炮聲中溯湞水而上,半路上,在南雄,母親生下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哥。南雄是座歷史厚重的文化名城,自古是嶺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粵贛邊境的商品集散地,著名的梅關古道,珠璣巷等至今吸引遊人訪古探幽,但是當年父母哪裡會有這種閒情逸致。

第二天,聽到機關槍響,父親立即安排上路。這次搭上戰區某部汽車,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身邊依偎著六歲的大姐,嚴寒下,車子在五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前面的路不通了,車子久久不能前進,水箱凍住,車的長龍也不動了。司機們乘機紛紛下車去找吃喝住宿,父親也下車找到農家,先接母親前往,回頭再接大姐,大姐久等不見父母,已驚得嚎啕大哭。產婦一天無水入口,母親記得到了和平縣城才吃到一天裡第一口稀飯。嬰兒的尿布是鄉下買的草紙,濕了撕開晾乾再用。沿途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奪路而逃,老弱垂危倒臥路旁,誰也顧不上停下腳步看一眼,更不用說伸出援手。

母親形容說,和平是個小山城,七戰區的軍政機關、幹部家屬一下子湧來,搶購食物,爭奪住房和交通工具,小城像失了火一樣亂作一團,“強者勝”,弱者啼饑號寒,慘不忍睹。

父親後來說,母親能在那種絕境中活下來真是奇跡。

[1] 穆木天: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筆名穆木天。1918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1年加入“左聯”, 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解放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險惡贛南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前後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劇宣七隊的隊員在野外席地而坐,幾個人圍在一起,糙米就著一碗青菜就是一頓了。

劇宣七隊生活艱苦,幾個人分吃一碟青菜。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三南的崇山峻嶺,山路崎嶇。

粵北贛南很多崇山峻嶺。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一本自己已經模糊的油印劇本《重慶二十四小時》,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劇宣七隊”字樣。

網上拍賣劇宣七隊的宣傳品《重慶二十四小時》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粉紅色的影印紙上印著劇七之友李鐸元二零零八年的賀年信。

這是二零零八年一封“劇宣之友”的來信。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舞台上有幾十名演員,表現軍民敲鑼打鼓慶祝勝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舞台上幾十名農民和軍人情緒高昂,做出團結一致抗戰的造型。

抗宣一隊演出歌舞劇《軍民進行曲》的劇照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舞台上有幾十名演員,軍人整裝待發,民眾敲鑼打鼓歡送,軍民表現出同仇敵愾。

抗宣一隊演出《軍民進行曲》的劇照之二。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

舞台美術很簡單很漂亮,大樹下有涼亭、兩個人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5戰時文藝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5 戰時文藝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9年抗宣一隊從桂南流動回到桂林。

三個月沒著家,吳荻舟榮升父親。當時我母親張佩華帶著小嬰兒,又要照顧流亡到桂林的外祖父母,日子別提多艱難。

據母親回憶,她在桂林找過許多次工作。第一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管抗宣隊的三組組長張志讓介紹她去找某主任,某主任聽說母親是從抗宣一隊退下來的,笑臉立即變成冷臉:“你回去等通知吧。”母親沒有一點社會經驗,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後來才知道,母親視作光榮的抗宣一隊經歷,他卻看做洪水猛獸。

星星小學校長孫滬芳的妹夫夏奎介紹母親到郵務工會做文書,每天晚上去做幾小時抄寫、記錄之類的工作。母親說:大概我太沒經驗了,三四個月後就被辭退。之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再後來抗宣一隊的白樺阿姨介紹她去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可以帶著孩子去,不過除了包伙食和幾元零用錢外沒有工資。不久,我大姐出麻疹,愈後需錢調理,母親又要另找工作。

這時候外祖父已經結束了湖南邵陽傷兵醫院的工作,還在全州中學做過校醫,可是流亡到桂林後就沒有工作了。我想像不到,這一家老小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我在美國印第安那州麥迪遜市參觀過一位醫生世家的祖屋,也就是100多年歷史。外間書架上放著一排排病歷,裡間放著年代已久的簡陋的醫療設備,我頓時想起外祖父,如果不是兵荒馬亂,或許,在合肥老家也會留下一所百年老診所。憑外祖父行醫有道,母親工作幫補家計,撫育三個舅舅受教育、長大成人,或許有哪個舅舅繼承外祖父的診所,他們肯定能過上殷實人家的生活。

整個抗戰期間父親對母親沒有一點點支援,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時間上。工作高度緊張,他也顧不上家啊。

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的時候,國民黨正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1]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周恩來主持)的指示:1.為了工作,被強迫時,可集體參加;2.如有(共產)黨員身份暴露,不便參加的,要設法安全撤退;3.對民主黨派,不願參加(國民黨)的要安排離隊。

隊務會把這個問題慎重地告訴隊員們時,全體隊員堅決表示不參加。有些提出要離隊,不願參加又不願離隊的提出種種藉口:有的說自己有宗教信仰(基督教徒、佛教徒等),不參加政黨;有的說不滿年齡不必參加等等。隊務會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認為桂系勢力長期鬧獨立性,曾發動過迫蔣(介石)抗日運動,他們要依靠進步力量,頂住時刻都要擠進來的國民黨嫡系勢力,對國民黨要求廣西省各機關團體(包括機關、學校、警察局)集體加入國民黨也很反感。隊務會議決,為了確保隊的生存,做好兩手準備,一是拖,二是參加,但以拖為主。只要行營政治部不催促便拖,拖到無法再拖時再辦,盡可能離開桂林,多到各地流動。

他們到桂林與貴州間的永福縣流動了一個月左右,慰問當時趕修桂林到貴陽鐵路的築路工人和當地群眾。

廣西省委通過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協助舉辦合作幹部訓練班和農事幹部訓練班,物色群眾骨幹做《抗宣通訊》的通訊員,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先後共物色數百名青年,訓練班結束後,分配到各鄉鎮合作社或農業推廣站當幹部,同時期還辦了一個刊物《農村生活》。

馮乃超、李克農指示父親帶幾位隊員去靈川縣(八路軍郊區辦事處附近)探望在長沙共同戰鬥過的鹿地亙並協助他們演出,包括搞舞臺效果、燈光和服裝等後臺工作。抗宣一隊派出一組隊員協助“日本反戰同盟”演出鹿地亙的大型話劇《三兄弟》。

簡陋的話劇舞台上有七名工人、日本兵、漢奸模樣的演員。

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打鬼子”

(圖一: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反映日本人民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反戰同盟大部分成員是日本戰俘,領導人是鹿地亙。)

還有的隊員留在桂林堅持街頭宣傳,按期編《抗宣壁報》外,先後參加桂林戲劇界籌建小劇場,為《救亡日報》籌集資金,公演《一年間》等。這次公演規模很大,分為國、粵、桂三種語言先後舉行。

1939年11月,日軍在北部灣沿海登陸,沿公路侵入桂南,打到南寧以北,逼近賓陽的昆侖關,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路地方民兵配合下,在昆侖關與入侵日軍血戰得勝。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編輯、刻蠟板、油印小報《前線》,送到前線。

他們還與“樂群社”合作,舉辦樂群社歌詠訓練班,成立“樂群社歌詠團”,給地方上培訓了一批歌詠骨幹,該團後來參加抗宣一隊演出的《農村曲》、《軍民進行曲》等歌劇。

同時,父親參加了桂林戲劇界勞軍團赴賓陽勞軍,團長是京劇演員劉筱衡。

在賓陽,父親重遇30年代初一起坐牢的難友左洪濤。當時他是以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機要秘書身份陪張發奎從韶關到桂南視察的,父親不知底細,不敢和他多說話。

父親說:“後來,左洪濤兩次經過桂林,到我家密談,告訴我許多難友出獄後的情況,分析當前形勢等。”左洪濤說了自己如何經郭沫若介紹參加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屬下的“戰地服務隊”,如何從華東轉戰到華南,當上張發奎的機要秘書。由此父親察覺到他與中共組織的聯繫,也道出自己出獄後如何與柳乃夫組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如何擔任抗宣一隊隊長的經過。左洪濤獲悉父親l937年出獄至今仍未找到被捕前的黨組織連絡人,未接上組織關係,答應幫助父親,但是,還是那句話:要找到證明人。

以後多年裡,父親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便向左洪濤請教,左洪濤也千方百計將中共的指示傳達給父親,在舊交的基礎上,兩人建立了新的更密切關係。

1940年初夏,父親率隊到湘桂、粵漢鐵路沿線流動工作,在粵漢線的郴州,除了街頭宣傳外,重點是在那裡一所頗具規模的傷兵醫院慰問演出,和傷兵談心,宣傳抗日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傷癒後重上前線。傷患們傾訴院方克扣他們的伙食和醫藥費,置他們的病痛、生命於不顧,激憤地說與其在這裡無限期地受罪,不如死在前線。隊員們只能在心裡同情,無法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一周後,他們沿著鐵路逐鄉逐鎮流動宣傳。在衡陽、零陵等大站、市鎮均有演出,在小站、農村只作文字、漫畫、歌詠和講演。一站站往回走,直到廣西興安縣,才駐紮下來。

抗宣一隊住在興安縣的文廟內時,我的大舅張國衡也參加了抗宣一隊。大舅記得,周圍都是低矮的茅屋,滿街製造松明的手工作坊。休息、排練等一切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文廟的大殿內。他說,文廟不知道建於何時,抗宣一隊住進去時,廟內到處是雜物、青苔,很久沒有人清掃過,神龕上也有許多灰塵。文廟本身建築很考究,可惜無人管理。著名的靈渠(南渠)穿過興安縣城,渠上有幾座石橋,“湘漓分流”、“飛來石”風光秀麗。當時正是仲麥前後,氣候溫暖,忙碌一天后,年輕人喜歡跑到河裡游泳嬉戲,水流緩慢,清澈透明,浸入水中,一天的疲勞都忘記了。

小橋流水,蔥綠濃陰,亭台樓閣

廣西興安的蘇定橋

(圖二:1987年,大舅曾和其他隊員回興安探訪,興安已經到處是高樓,馬路寬闊,文廟變成公安局所在地。宋代用糯米和蛋清混合物作為粘合劑的蘇定橋,保存至今,其他橋多已重建,失卻了原有風味。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興安休整總結工作時,父親他們注意到,鐵路沿線鄉鎮群眾愛看具有濃厚民族特點、唱念做打齊全的湘劇、桂劇,用普通話演唱抗日歌曲也很受歡迎,反應熱烈。不過那時候群眾不習慣看話劇,父親說:當然也可能由於我們演出水準不高,無法吸引他們。往往未到閉幕,觀眾已寥寥無幾。一次在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演出話劇《改期結婚》,觀眾不斷散去,閉幕時只剩下不敢自由行動的國民黨駐軍士兵和帶隊的下級軍官。

兴安

(圖三:1939年抗宣一隊在興安。)

徐方略從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拿到一本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輯的《歌劇集》,其中有《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音樂組長林韻提出試排《農村曲》,得到隊務會同意。《農村曲》這部三幕歌劇描寫人民在日寇鐵蹄下的苦難生活以及群眾自發生產支援前方,反對漢奸,共同打擊敵人,最後取得勝利。情節比較簡單,主題明確,有點像話劇加唱,唱做之間還有音樂過門,通俗易懂。加上興安人講廣西官話,與普通話比較接近,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舞台美術很簡單很漂亮,大樹下有涼亭、兩個人物。

《農村曲》是一台新形式的節目。

(圖四:《農村曲》劇照。)

開幕前先把劇情向觀眾作個簡單介紹,當演出進行到父母被日寇殺害、哥哥被燒死、姐姐被奸死的逃難女孩小毛唱著“東洋鬼子多兇惡,殺死了我的爹和媽……”出場時,觀眾淚水汪汪地看著她,有的觀眾甚至哭出聲來,對小毛的遭遇極為同情,對日寇的兇殘極為仇恨。從開幕到閉幕沒有一個人離場,幕落後群眾還不走,詢問:“演小毛的演員,是不是就是小毛?”

抗宣一隊成立的時候,成員是一批來自五湖四海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血青年,並沒受過藝術訓練,極個別學生出身的隊員在學校或在武漢參加抗日團體時才唱過救亡歌曲,對歌劇藝術一無所知。現在,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提高了對藝術的認識和追求,父親他們希望因勢利導、幫助大家更上一層樓,把抗宣一隊改造成以歌舞劇為主要宣傳手段的藝術隊伍。

1940年6月加入抗宣一隊的胡振表在《回憶吳荻舟同志的二三事》中回顧說,當時,他之前所在的江西革命老區政治空氣已經到了無法工作的地步,經地下黨介紹,他從江西坐上地下交通的軍車,幾經輾轉到達廣西桂林,幾天後去興安找到我父親。父親向他介紹了隊的情況,讓他先用幾天時間熟悉一下環境。胡振表說,第二天一早起床,就看到有些同志在練嗓子,有些在練樂器,還有些在看書。太陽升起來後又一起做早操,早餐後馬上召集開朝會,由隊長宣佈當天工作安排,然後各自分頭工作,他認為這裡與江西的氣氛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1940年8月從興安回到桂林後,父親就去請舞蹈專家吳曉邦[2]指導加工《農村曲》和排練《生產大合唱》,於9月中假樂群社演出歌劇《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吳曉邦9月26日在《救亡日報》上撰文《大膽的嘗試》,談到排練的情況,還說:“我這樣做,是想引起桂林樂壇重視,繼續嘗試,奠下中國新歌劇的基礎。”文章立即引起桂林文藝界的重視,《救亡日報》還寫專文介紹。

很多觀眾和讀者寫信要求多演出這樣的劇碼。他們說:“看著《生產大合唱》中剛勁有力、節奏利索的舞蹈,聽著‘個個村笑嘻嘻,又有耕牛又有雞,老人婦女多生產,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去殺敵’的歌聲時,一股革命樂觀主義氣氛,使自己忘記是在桂林逃難,仿佛自己正懷著‘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信心,在八路軍、人民武裝控制下的黃河兩岸、華北平原上參加生產支前,參加殺敵。”

[1]李克農(1899.9.15~1962.2.9),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參加過長征,抗戰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部長。1953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2]吳曉邦(1906年-1995年)江蘇太倉人。舞蹈家、舞蹈教育家。1929年至1932年,吳曉邦三度赴日本學習芭蕾及現代舞。歸國後在上海開辦舞蹈學校,舉辦作品展,演出反映社會現實的舞蹈。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曉邦輾轉全國各地,創作了近百個舞蹈作品,主題包括抗擊法西斯,反對封建禮教,喚起民眾等等。1945年,與妻子盛捷(舞蹈家)一起赴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曉邦主要從事舞蹈教學、理論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1980年代,吳曉邦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辦了中國內地唯一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還出版了數百萬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