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 寧“左”勿右
從1964年10月21日離京，到1965年4月，父親吳荻舟在江蘇句容四清已經五個多月。四清運動到了“核實定案”階段，父親說，工作量大，複雜，要求細緻，政策性很高，“要筆筆過堂、人人過堂”確定性質，除了保證時間和數量，還要情節符合。做大量調研工作，耐心核對，和不要有畏難情緒。不僅是工作隊內部反復核對，分析，還要與本人核對，聽取他們的意見，要在積極分子中反復核對，最後工作組、群眾和四清物件三對頭，再報隊部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討論，取得最後的定案。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圖一：核實定案注意事項。）
4月1日下午，父親到鈐塘參觀鬥爭右派分子趙文才。他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
這是一個“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到過許多地方，也到廣東、貴州、昆明，還到過緬甸。做過西南運輸公司的汽車站長，文教館館長，新中國服務社的經理”。
“他在千方百計混進鈐塘後，在小學裡教書，一貫和黨和政府唱對臺戲，我們有什麼運動，他就搞一個破壞的活動”，“58-59（年）鈐塘上路一帶搞第一個大社，他就在60（年）左右搞起第一個鬧分社的破壞活動，他拉攏了所有的幹部，並有計劃地籍透支30元買了一張新床（他原已透支）挑起上路隊的不滿，掀起上路鈐塘間的矛盾，在群眾中挑撥，結果是雙方叫打，上路大隊的全體男社員，像南方的械鬥一樣沖到鈐塘搬東西，牽牛……鬧到縣委、公安局都解決不下來。62年蔣幫叫囂所謂反攻時，他在群眾幹部（中）製造了許多謠言，說8月中秋一定到了，又說主席已經同意蔣光頭當副主席……當過了8月中秋，群眾問他為什麼蔣幫不來，他說，我們把民兵安排在前沿上，蔣幫不忍，不打了。群眾信以為真。”
“（四清）運動未開始，他又在村裡造成對工作隊的包圍圈。經過三個月的工作，孤立了他，連他的家人也不靠近他了，他說，這次我真正孤立了，連家裡人也不理我了。”
父親記錄了鈐塘的做法：“訓練積極分子，由小到大，逐圈逐圈開鬥爭會，經過三四次才大隊鬥。每次訓練後，每個發言人進行單獨的幫助，替他們補充提高發言內容。開會的主席掌握全場發動發言，也有一套，先佈置幾個（七個）發言重心，把發言群眾分佈在適當的位置然後一個個重心提出來讓大家揭露。每個重心，都有五六人發言，而且每個重心都配合幾個口號。每個發言都有事實和思想批判，分析得很有條理。最後，主席還總結了幾句，並指出，還有人沒來得及發言，要大家到貧協來揭。最後由張正通知宣讀法院對趙的判決，由右派改判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動三年。”
父親問在場兩位工作組組長忙不忙：“他們說，沒有什麼事做了。我說，不是有大量的群眾思想工作嗎？他們說，那做得了多少，運動總是要有底的。再有十八九天他們就離村了。據說他們要到蘇杭走一趟。”
看來，老“運動員”們不像父親那樣在意群眾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不過組織批判趙文才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父親寫到：“我這天看到朱不像以前那樣對我熱情，王也不那麼有話說。這還不是由於上次的會的結果嗎？我是心裡明白的。”（4月1日）
“上次會”，應該是指1個月之前、集訓時父親被批“右傾”後，3月1日在父親所在西隊召開的會議。主持會議者明確說，別人不要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吳荻舟的。不過父親說，大家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領導根據不實小報告批評父親，是有人出於不服、嫉妒或者純粹是小人之心添油加醋向上告狀。我看到一個例子：父親和農村的青年們閒聊，談起飛機——父親見多識廣，自然有很多見聞是青年們喜歡的，青年們要求父親天天和他們聊天。於是就有人告狀，說父親向青年們“炫耀自己”，要讓人家知道他是“大幹部”，不甘屈就小組長。看到這些，我也只能陪父親苦笑了。
4月2日，到隊部聽完傳達後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回村，到吳凡吾負責的東隊村口站下來，兩人談了10分鐘。吳凡吾說：“不是我告你的狀，你不要追誰告狀。”父親說：“我不管誰告狀，我也不去追。我只是說，不能偏聽偏信，照這樣下去，將來我的這次下來工作要來一個什麼樣的被鑒定呢？還不是一塌糊塗嗎？我的工作，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呢？是不是全組的人都要離開我呢？是不是完全錯了呢？我向黨的事業負責，工作我盡力做好它，但，這樣，我是多做多‘錯’，的確有點受不了。”
雖說感覺委屈，父親絲毫沒有懈怠。那天他兩次和吳凡吾討論東西兩隊在開溝過水這件事上的分歧怎麼解決，這件事已經從去年底拖到現在。
期間父親一再強調：“應站得高點，看哪個解決方法最合理，就應促成，不是完全旁觀”，“我們工作組，應有一個底。一個統一的看法。”他還說：“問題就在於遷就群眾的本位的、落後的思想，不去領導群眾從兩隊一盤棋的思想出發，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處。從也要讓別人過得去的態度出發考慮問題，什麼困難也沒有了。”
晚上開會給會計芷聖余和副隊長笪發珠“過堂”，到十點才完。父親在日記裡感慨：“真是一天無休無止地工作、會議呀！”（4月2日）
4月6日，王正和過堂也通過了。積極分子們認為，與其將來工作隊走了這些人起來翻案、埋怨，不如趁現在搞清楚，他們聽父親講解“雙十條”和“23條”有關政策，隨即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管這叫“對照一下政策”。（4月6日）
過堂通過還不算完，還要一級一級核實定案。西隊開會定案的時候，“有人提出偏激意見，誰也不好說話。”父親也有顧慮：“如果按照目前分團的從寬精神，她可能去反映我右了。按照鈐塘的經濟處理意見，又怕隊部通不過。昨天王楚良同志到我們這裡來，在小澗子相遇，談了一下，他說張正已放棄再管我們幾個隊的工作了。”“張說‘幾個隊的大勢已去。’唉，我夾在中間，怎麼辦呢？最後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冒著大雨，到住家去拿到分團轉發來的經濟處理的一些具體政策（草案、試行）交給張蘭英，然後一條條對照著解決，我則適當地參照鈐塘的意見發表我的意見，爭取適當的、更合乎‘23條’‘經濟退賠，不能馬虎，但要合情合理’的精神。”（4月7日）
我第一次看到“寧‘左’勿右”的說法出現在父親的日記裡。事情是這樣的。
4月8日，父親重新看了一下核實定案，覺得其中有兩三條寬了一些，和性質有些問題。他對照了一下政策，和老張等人商量，問他們意見如何，老張同意父親的意見。這時父親說了一句：“寧‘左’勿右”，老張會心地笑了一下。父親寫道，老張在上次黨小組會上反映，張英蘭告訴他，她處理問題是“寧左勿右”。張英蘭是北京一位中專醫科生，她又是從哪裡傳染上“寧左勿右”呢？
不過根據我已經整理的父親從四清到文革時期的遺文，他並沒有真的實踐“寧左勿右”，所以我相信，在這裡他說這句話，有點無奈，也是調侃一些人的做法。
有一件事讓我看到父親如何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是“寧左勿右”。
“老張和青年同志……不大願意糾正過去在當年四清時的一些已經錯了的問題。比如會計錯記了帳目，把5.5元記成55元。當年四清要他退賠了49.5元，後來會計承認記錯的責任，但說我沒有拿這錢。我要張甲生核對了庫存和結存是否對頭，張說對，只差1元多，而且這1元多是會計和七八個群眾洗澡用了，沒有收齊。這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49.5元嗎？去年雖（讓他）退了，現在不是應該反退嗎？”“但，老張要小黃在這次核實中和幹部對口時不要一條條念給幹部，只籠統地問‘去年退了多少多少是嗎？’幹部說是，就算了。”
對這種糊弄群眾的做法，父親說：“這是不對的，23條不是說工作上‘有什麼問題糾正什麼問題’嗎？”儘管父親一再強調，其他人還是想簡單化。有的說“不願意走回頭路”，有的說“這樣一來油水不大了”。他們堅持籠統地念給三個幹部聽，三個幹部也自然是簡單地回答：“沒得問題，”“對！”“那還有什麼問題，退都退掉了。”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圖二：1.“核實定案”時要弄清每條的情節：（1）丙要私取米，去找甲，甲說你去問乙，乙說甲同意我才同意，偷後，丙送了禮。這次揭出了，乙也拖住甲，甲說，我沒說同意，否則，丙送的禮為什麼乙全收，不分給甲呢？（2）播麥種餘下20斤，被盜，應查誰盜，數字，如弄不清，要查明最後放在哪裡，播者應負責。2.性質要定準：（1）喂魚苗的蛋白算多占，兩個算，一個可免。（2）如多占化肥就非退不可了（多吃多占從62年算起）。（3）私分、浪費、集體吃喝，幹部要負責，群眾不退，幹部要退；等等）
事已至此，父親會怎麼做？將錯就錯結束核實還是自找麻煩頂著反對意見糾錯？
父親自然選擇後者，他堅持要張甲生告訴他1964年的帳面結存和庫存現金是否平衡，最後張說平衡了，父親就說，那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這49.5元嗎？退賠錯的，這次核實定案要“不猶豫地糾正過來”。父親自我檢討：當時他沒有參加具體工作，是“官僚主義”，出了錯，“這次我可不能”。他對大家說：“這一段工作是整個運動是否過得硬的一個關鍵階段，不但小結和檢驗前一段的工作，也考驗整個運動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論是群眾揭發出來的，查帳查出來的，還是幹部自己交代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都要經過反復調查和寫旁證筆錄。反復和本人、群眾核對，最後還要幹、群（積極分子）和工作組三結合進行三對口、三落實，經過隊委的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去和群眾見面，再核定一次，最後才定退賠計畫。”
“工作要細，不怕麻煩，要求真正做到一絲不苟，筆筆落實。”“我向全體反復談到這點。”
看來大家被他說服了，因為“晚上我們又找到三個幹部，我們再一次交代政策，而且把談話氣氛搞得很輕鬆，有說有笑，要他們有什麼說什麼，不要再有顧慮，與其我們走了覺得冤枉，怨言，翻案，而影響和社員的團結，不如在我們未離開前翻案。”
會上王正和說，運動開始他對把他們冷在一邊有意見，覺得自己很委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直到在三級會議上，上級攤開來說，把他們冷在一旁是為了發動群眾，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後，才能做到三結合。至此他才不再反感了。
就此，父親在日記裡記下自己的思考：“剛進村時是有意識地把他們冷在一旁，引起他們反感和有顧慮也是正常的，必然的。是否能把這個矛盾解決呢？我看是要考慮的”。“過去我也和老包談過，包也有同感，政策還是要全面宣傳。這點到‘23’下來才真正解決。我從北京回到村裡，就覺得要補這一課，光靠擠壓不夠，把政策全面交下去，使幹部群眾都真正瞭解是必要做的，而且對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可能要快些，我們必須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幹部中多數是能接受改造的，可挽救的。我覺得，一面要放手發動群眾，支持群眾，使群眾逐步起來，形成一個革命的形勢，把幹部的問題揭出來，使我們能看清楚哪些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哪些幹部是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一面把政策向幹部、群眾全面交下去，使幹部自己看清楚自己，自己認為自己是好的，比較好的，就敢於接近我們，慢慢和群眾結合，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也感到有前途，爭取早點交待，回到貧下中農的隊伍來，站到95%這邊來。我想這樣是比較完整的。先做群眾工作，把幹部冷在一邊，尤其長時期把全體幹部都冷在一邊，是錯誤的。總要把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使每個幹部和群眾都能掌握，感到我們來這裡不是和幹部過不去，是‘救人的’，不是只要群眾不要幹部的。這是不是更好的，更完整的做法呢？”（4月8日）
父親這天的日記格外長，他不厭其煩寫下細節，寫下自己的想法。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圖三：包振英傳達江渭清的報告摘要：“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去。” 在網路查到，“四清”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爭論。劉少奇在給江渭清的信中公開了兩人的分歧。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各級機關單位大力反右傾。怪不得在父親的記錄中多次出現的江渭清講話往往帶有抱怨的語氣。）
我大段地引用了父親的日記，最終達到全部四清遺文的一半。我很想瞭解當年人們——四清的和被四清的、群眾的、父親以及他的上級和同事的真實想法，不少朋友和我有一樣的願望。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想知道父輩那時候的想法，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他的父親沒有留下筆記，把秘密都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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