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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

年輕男人,目光堅毅,手插在工裝褲口袋裡沉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兌變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舒城縣革命資料封面

舒城縣革命史資料封面
(圖二:《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封面)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吳荻舟在舒城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