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離別

1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8年3、4月間，父親吳荻舟介紹李珣與母親張佩華聯繫。李珣並沒有告訴母親她是中共黨員，但是母親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在《自傳》裡寫道：“多時的願望實現了，但這突然而來的喜事對我的震動仍然是很大的，我認為是我生命中劃時代的大事。從那以後，每到約定時間，我把保姆孩子遣開，安排好環境等待她。現在回憶每次談話，怎麼談，談什麼，都不記得了，不過，我的家庭和個人歷史，都很簡單，我的思想感情，也是一擺就明。我在學校的工作，因為去的不久，也不複雜，在政治上的認識，對國民黨是恨的，對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是舉雙手贊成的，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有一定的認識，這些我都可以談，雖然談的不深刻。吳荻舟怕我闖禍，再三告誡過我，黨處在地下，秘密中，敵人時刻都想破壞，做黨的工作有危險，要處處小心。遵守紀律。我不敢問李的住處，工作，甚至姓名。她是黨派來的（一開始我就這樣認識），我尊重她，敬愛她，這個感情是真誠樸實的。”

據母親回憶，1948年5月間的一天，父親突然對她說：“我馬上要回香港，你留下……”母親大吃一驚。父親解釋說，馬來亞英殖民政府充實了二戰後虛弱的軍力後，就頒佈了緊急法令，抓捕馬來亞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父親在教師公會、星華文協和社會上的活動已經引起英方注意，新加坡政治部曾傳訊他。饒彰風派劉譚風的交通員小黃通知父親立即秘密撤回香港。父親問母親：“你怕嗎？”“怕？”母親想想，沒什麼可怕的。她說：“我只是愛國愛學生，專心一意教書，不怕！”父親感到寬慰，他拉拉母親的手，安撫的話也來不及說，就這樣走了。

（圖一：父親以秋楓為名寫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1947年10月1日《南僑日報》）。）

父親通過同鄉、龍岩九中的同學張義深（在新加坡開自行車行）買了一張船票，還在他家躲了幾天，走的時候特意避開碼頭，由張義深在新加坡河找了一隻小船直接送到海上上船，6月底回到香港。同日，饒彰風也乘坐飛機經曼谷回到香港。

晚年，母親在回憶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寫道：“我總算明白了，他是共產黨員，他不屬於自己，也不屬於我，他始終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有著自己的流向、歸屬。我默默地想，我也漂流了十多年啦！流向何方、流到何時？走自己的路吧，這裡就算起點，是饒彰風留下我的。於是，我收拾起遐想，擁著三個兒女，親吻著：‘我一定要保護好你們，你們雖小，可趕上了大勢，我們共同奮鬥吧!’三歲的兒子和一歲多的小女兒自然不懂，可7歲的大女兒卻緊握小拳：‘媽媽，共同奮鬥！’我笑了笑，雖然只是一句孩子話，但心裡卻暖洋洋的。‘我們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再找一份工作，我們有許多朋友，會幫助我們，你還要再回中文學校，我們是中國人，必須接受祖國的文化教育呀!’我拼命工作，選擇我的流向，我要攜帶我親愛的兒女和他彙集，百川歸大海呀！”

父親走後，李珣來過兩三次，後來就沒有再來。看到別人全家一起走，對母親還是有影響的，她一個人領著三個幼小的孩子，留在異國，不可能沒顧慮，何況還在大逮捕，經濟上也有困難，不過所有困難都被母親一一克服了。據母親回憶，父親回香港後，她在新加坡換租一間小房，最多時住七個人。除她和三個孩子外，還有保姆，一女友，一“民先”學生，是繼任的教務主任何國霑委託她照顧的。好在當地氣候好，夜裡蓋個毯子就可以。母親說，當時床上床下，橫七豎八，大家過得融融呵呵。

母親聽說父親進了香港《華商報》，每月20元生活費，哪有錢養家。於是她在同事們幫助下，白天教書，晚上做家庭教師，做兩份工養三個孩子。累不累呢？母親回憶說：“記得在一封信上我訴說，早晨到校一步跨兩級樓梯，第五節課就不行了，還有時頭腦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

教務主任何國霑和訓育主任張偉賢對母親特別好，半年後，何國霑說有個朋友要去看你，你們多談談。實際上就是中共派來聯繫母親的林敏，她表揚母親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既教書，又管理圖書館，做團結工作。她告訴母親：工作很多，可是人走得多了，來的少了，因為入境困難。母親知道需要人手，便決心留下來再工作一段時期。她趁女友回港之便，把年僅歲半的二姐帶回香港交給外祖母照顧（前面說到二舅到巴領旁教書。1948年12月，他們留校堅持工作的人被荷蘭殖民當局逮捕，二舅也包括在內。得悉他們將被驅逐出境並交給上海的國民黨，通過饒彰風幫助，父親和陳夏蘇在香港把他截下，安排在《華商報》工作。外祖父母於是也到了香港），辭退保姆，也不兼任家庭教師了，集中精神搞學校的工作。她認為這就是為黨工作。

母親記得林敏用口述（沒有文字材料）和她學習中共的黨章，講述入黨手續和重要意義，母親說，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艱苦奮鬥。1949年4月9日，林敏通知母親說，組織上批准她入黨，由她做介紹人，因環境不好，也不填表，談話後就帶著母親宣誓，地點是在新加坡加東區某街，母親她們當時住的地方——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內，母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母親記得，那時候的黨費大約就是兩角，交給林敏。

我有一份缺頁、沒了作者名的資料，現存15頁，題目是《透過一個藝術團體的流動工作來看海外（暹羅、馬來亞）兩年的青年運動與新藝術運動》。詳述中藝在泰國和馬來亞的活動，看上去是一份大會發言稿，時間應是中藝回到內地不久。這份發言稿的內容似乎與父母無關，但我卻意外地從中得知當時父母所處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環境。

當時馬來亞人口是580餘萬，其中華僑就佔260餘萬。國民黨在馬來亞勢力比較雄厚，新加坡更是個矛盾龐雜的所在：殖民地當局與獨立運動領導的人民力量之間的矛盾；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被當局挑撥起來的弱小民族之間的矛盾；科學民主和封建保守落後文化的矛盾等等。

馬來亞在商業上比暹羅（即泰國）發達，各大埠頭和香港之間交通繁密，帝國主義的統治也牢固得多。馬來亞宣佈緊急法令之後，有成坤女校同學因為參加尊孔演劇遭到開除，為了爭取與男同學一樣享有平等權利，女學生們起來鬥爭，遭英國皇家警察攔阻鎮壓。警察還追捕華校教師，在暗中支持同學鬥爭的中藝社員是在當地師生、朋友的幫助下才逃出羅網。

1948年底，也就是母親獨留新加坡期間，新加坡有無數進步人士、青年學生離去，天天都有人被捕，或者被遣返中國。據這篇文章的作者描述，馬來亞當局用“Yes”、“No”的辦法指認、誣陷無辜華僑青年。“用一個喪盡天良的敗類帶起一頂只露兩隻眼的黑帽子，在菜市，在茶樓指著無辜的青年們說‘No’，警兵便不理放過，如果那帶黑帽子的人指著人說一聲‘Yes’，（那人）便被拖上黑車，送到監牢進行拷問。另外他們又從婆羅洲用飛機運來眾多的‘沙撈月’野人，這種野人生性好殺，近來喪生在他們手下的有為華僑青年難以數計。被捕去的人很快被射殺，那算是幸運，最難耐的便是灌汽油，灌機油，坐電椅……”

母親從1948年5月間被獨留新加坡、1949年4月9日入黨到10月底離開新加坡，是在學校做女教師和學生工作，參加學運，和她同一個黨小組的有何國霑和張偉賢。真慶幸她在這期間沒有遇到危險。

母親回憶說：“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時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齊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員，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員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圖二：梁愈明（又名梁操政）回憶他協助饒彰風幫助中藝開展工作的文章。）

中藝在泰馬活動了兩年，舉行“告別馬來亞”的公演後，全部人馬被押送上船，於1949年元旦那天回到香港，5月與原“七政大”部分成員在香港組成的“中原劇社”等聯合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文工團（簡稱華南文工團），經大鵬灣進入東江遊擊區。

根據隊史《周總理與抗敵演劇隊》中署名丁波、吳荻舟、程季華的《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記述，中藝回到香港後，全體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彙報了兩年來在海外工作的情況。周恩來收到信後當即詢問帶信人：“五七兩隊的人現在哪裡？”當他聽說中藝安全到達廣東東江遊擊區，高興地說：“太好了，都到了遊擊區，我就放心了。”

丁波回憶：“當我們再度在香港見面時，他（吳荻舟）高興地告訴我：‘組織問題解決了!’我當即緊緊握著他雙手：‘祝賀你，從內心祝賀你，祝賀你過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今後更是一個永不變色的共產黨員!’”

母親有一張新加坡育英中學舉行的新中國成立慶祝大會的照片。母親在照片背後寫著：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我們戰勝了各種阻力、壓力，各進步華僑中學都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為母親這張照片做佐證的有兩篇育英學校學生寫的紀念文章。第一篇是黃青天（1952年回國後改名黃志國）寄給母親的，寫於2004年8月1日，題為《難忘的一天》，記述了1949年10月1日那天新加坡育英學校的情形。

文章寫道：1949年10月1日，遠在新加坡的育英中學舉行了不平常的慶祝大會。雖然環境惡劣，熱愛祖國的師生們還是據理抗爭，排除阻撓，升起了五星紅旗，掛起了毛澤東的畫像。鑼鼓喧天，秧歌喜慶，十點正，慶祝大會開始，義勇軍進行曲撼動人心。何國霑老師步上講臺，發表了令同學們熱血沸騰、揚眉吐氣、刻骨銘心的講演。

儘管已經是55年前的事，黃青天仍然記得何國霑的講演內容大致如下：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他掛著禮義廉恥的羊頭欺世盜名，實行的是殘酷剝削、血腥鎮壓的反動統治。日本強盜悍然入侵中國，對中國人民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甚至拿中國人民活生生做細菌和毒氣武器實驗，蔣介石卻樂得騰出手來對付浴血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中華民族並不乏英雄豪傑，不乏矢志救國的志士仁人，他們前赴後繼、英勇救亡，但都飲恨失敗。中國共產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以先進理論為指導，教育人民、培養幹部、武裝紅軍，整個革命隊伍人人都是誓死解放全中國、埋葬萬惡舊世界的自覺戰士！共產黨人吃苦在前，衝鋒在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紅軍不取人民一針一線，行軍途中經過百姓的桃林，再饑再渴也不摘一顆桃子。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老百姓對人民子弟兵的感情是軍民魚水情。毛主席高瞻遠矚，挽救了革命。毛主席用兵如神，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奇跡，打得日本強盜剖腹自盡，亡魂飄回去向他的天皇報到；打得蔣匪幫氣急敗壞、驚慌失措、棄暗投明、掉轉槍口；打垮蔣家皇朝八百萬軍隊，打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孤兒有了娘！

黃青天說，聽到這裡，“我們熱血沸騰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

黃青天在文章中說的“據理抗爭，排除阻撓”是怎麼回事？另一名當年的學生林海權2004年7月20日寫的《新加坡育英中學慶祝新中國成立時的情況》裡有詳述：“1949年，祖國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已成定局。新加坡各華僑學校的愛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更好地開展學運工作，各華校紛紛成立學生自治會。育英中學也不例外。我經過競選，當上了學生自治會委員，主管財政。1949年10月1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育英中學在何國霑、張偉賢等老師的領導下，通過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了一個規模盛大的慶祝會。我們積極地參加了慶祝會的組織籌備工作。大家佈置會場，寫標語，還請我校美術老師郭一楚畫了一張大的毛主席像掛在主席臺上。為了升掛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還派代表向王昌稚校長進行交涉。受到英國政府的壓力，起初校長不同意我們升五星紅旗，經過我們的說理鬥爭，最後校長作出讓步。全校師生熱情高漲，齊聲高唱新中國國歌，升起五星紅旗，懸掛毛主席像，高呼‘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何國霑老師在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號召全校師生要一邊倒，倒向新中國，擁護新中國，中間路線是沒有出路的。”

據說各華校在慶祝新中國成立時搞得轟轟烈烈，影響極大。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學生自治會必須註冊為藉口，企圖解散學生自治會。各校雖然聯合起來進行了鬥爭，但最終還是被解散了，一些出頭露面的學生事後還被新加坡政治部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