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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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4 十萬大山 

長沙大火善後工作做到1938年年底，長沙重新成為了支援抗日的前沿城市。我的父親吳荻舟和抗宣一隊的隊員們無暇“享受”哪怕片刻的安寧，隨即上路前往桂林。

據我母親張佩華回憶，從長沙到桂林是坐火車的，到達桂林是1938年12月21日。她在1989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回憶：暫時的安定中同志們都忙著打掃個人衛生。突然幾個女同志驚叫：襯衣上這麼多灰濛濛的小蟲子！洗頭髮的女同志也驚呼：頭髮裡這麼多小蟲子！男同志們哈哈大笑。原來，長沙大火把隊員們的個人衣物都燒光，忙了兩三個月，太髒了，身上頭上長了蝨子。其實男同志們身上也有，只是忍著不叫，讓女同志們出了“洋相”！

母親說：“這是個插曲，當時我看著身上頭上的蝨子也全身起雞皮疙瘩。但是沒有人埋怨，退縮，‘好玩’地鬧哄一陣就過去了。在長沙，‘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支配了每個人的思想，奮不顧身，不知不覺脫去了一些女孩子的嬌氣。我跟著同志們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來，也逐漸鍛煉得比較懂事。”

父親回憶說，當時日本飛機幾乎天天都來瘋狂轟炸，有時候一天拉幾次警報。防空警報一響，市民就往七星岩等處山洞跑，躲警報。就在剛到桂林幾天後，在一次敵機空襲中，曾經在武漢和長沙教抗宣一隊唱歌的音樂家張曙[1]遇難，他家房屋倒塌，陸續趕到的抗宣隊員看到父女二人血肉模糊的遺體，都傷心痛哭。

（圖一：1939年12月，桂林，張曙殉難處。）

抗宣一隊分岩洞教育、下鄉宣傳、文字宣傳和隊部工作四個組，在桂林街頭和近郊、工廠開展工作。除了每逢警報就利用人群集中的機會做宣傳，他們也在桂西路口一面牆上定期出版特大《抗宣壁報》，圍繞廣西、桂林具體情況，綜述抗日新聞，發表時事短論等，圖文並茂。他們演出小節目，唱救亡歌，開辦戰時兒童訓練班，組織80多名兒童認字、畫畫、唱歌、演戲，教他們抗戰知識。母親一定非常熱情投入這些唱歌和教學活動，發揮她的教學所長。

1939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屬下的“八一三歌詠隊”在上海淪陷後輾轉流動到廣西柳州，面臨解散困境，抗宣一隊吸收了10人，保存其主要力量，又吸收廣西學生軍以及桂林中學一批青年，歌詠實力大大增強，但是超編10餘人，經費緊張。隊務會決定將20個編制所得津貼統一分配，不論隊長隊員每人每月同樣只發幾元零用，超編隊員和正式隊員待遇是一樣的。

2月，《救亡日報》、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等組織了慰問前方戰士籌款活動，抗宣一隊也參加了，他們與演劇九隊、放映二隊聯合請焦菊隱[2]、馬彥祥導演石凌鶴的《黑地獄》，主要演員是抗宣一隊的陸金海和王天棟，演出時導演是洪深。

（圖二：石凌鶴和《黑地獄》宣傳。）

在這前後，《救亡日報》發表題為《生活在戰鬥中》的報導：“20多個男女青年……在武漢、湖南喚醒了千百個沉醉在糊塗之鄉的同胞”，“現在來到我們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觀眾看他們的《抗敵壁報》和標語，他們的壁報、標語有很大的激勵和感染力，警醒著人們，他們還感到不滿足，準備於最近邀請本市各個出壁報的團體，舉行壁報座談交換經驗，使壁報工作發揮更大的效用。”

父親在這樣繁忙艱苦的環境下也不忘筆耕，他寫了文章《農村宣傳工作的重要》刊登在《救亡日報》上。

母親在桂林遇到兩個熟人。

一個是她的表妹、我的表姨龔維瑤。抗宣一隊到桂林後暫時住在桂林中學，表姨正在那裡上學，兩人巧遇。表姨要母親介紹她參加抗宣一隊，不過沒多久她便退出，她家裡安排她到美國留學，後來嫁給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錢寧[3]。

（圖三：母親和她的表妹龔維瑤在桂林。）

母親遇到的另一個熟人是合肥星星小學的校長（母親稱校長為“校主”）孫滬芳（紀鐘毓也在一起），原來她們也是全家逃難到桂林。孫校主立即說，還有兩間空房，你們來住吧，也不收房租，多年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還感慨地說：“人情不是那麼淡泊。”

桂林是戰時西南大後方重鎮，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當時與蔣介石有矛盾，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給很多進步文化人士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他們紛紛從淪陷後的上海、武漢等地雲集桂林，運用各種形式反對消極抗戰，聲討大小漢奸叛國投敵賣國求榮。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也傳達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要抗宣一隊針對廣西的情況，加強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的抗日主張。

1939年3月，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得到情報，日寇侵佔廣西省北海市的潿洲島之後，企圖在北部灣的欽州、廉州、防城沿岸登陸，進攻西南大後方，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要抗宣一隊前往那裡做抗日宣傳和社會調查。全隊緊急動員到十萬大山及北部灣沿海流動工作。

這時母親已懷孕6個月。父親十分不安地向母親（當時名字是張瓊）解釋，隊的工作，他責無旁貸，必須全力以赴，盼母親理解。勸她退出抗宣隊，留在桂林工作，負責贍養一家老小。父親說，如果母親能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就是對他最大的幫助了。

母親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抗宣一隊的，多年後母親回憶說：“1938年，荻舟參加抗宣一隊後，動員我也參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禮。過去愛國，是遊行、喊口號。現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險沖出重圍，拯救人民那樣實幹了。在集體生活中和實際工作中，雖感新鮮，但不懂、不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習啊！不能自甘落後。”

可是現在，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歡快地踏上征程，心裡十分難過、無奈、委屈，多年後還覺得委屈呢。她說她也要努力奮鬥，在半年多集體生活中受到教育和感染，但是現在卻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了。剛剛打開的那一點思想缺口，再也無法擴大深入。

而父親率隊一走就是3個多月。3月31日，他們從桂林乘車到南寧，在南寧期間吸收了兩名會粵語的隊員。南寧以南的公路已遭破壞，必須徒步翻越桂南粵西交界的十萬大山和六萬大山。為適應山區居民分散的情況，他們演出的節目小型多樣。三、四月間，南疆一時驕陽似火，一時驟雨狂風，衣衫盡濕，轉眼雨過天晴，又曬得頭昏腦脹，女隊員艱苦更甚。大家將私人物品精簡，背負公物、道具，手持木棍，一行人在荒山野嶺魚貫前進，隊長殿后，往往幾十里不見人煙，逐村逐鎮向農民或者國民黨的駐軍宣傳抗日。

（圖四：1939年3月，抗宣一隊合影。）

翻過十萬大山就到達北部灣北岸，那裡是大片丘陵起伏的開闊地，有200多里的海岸線。防城的東興鎮和越南芒街只隔一條寬不足20米的北侖河，是北部灣北岸最西起點。抗宣一隊首先渡過3米左右寬的木橋去到越南的芒街，芒街方圓不到十平方公里，是越南政府劃出來便於中越人民集市的特區。地方雖小，卻有很多華僑，有中華商會和各屬會館。除經商者外，還有從事燒陶等行業的手工業者這裡是抗日宣傳的空白點，隊員們過河為華僑講解抗日形勢和中共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暴政。華僑們十分愛國，支持祖國抗戰。我方橋頭有一座牌坊，回程時美術組的吳少棠、陳會軺在上面書寫了兩條巨幅標語：“堅持團結、進步、民主、抗日”，“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當天下午回到東興鎮演出，結束東興鎮的工作後，抗宣一隊沿著北部灣海岸線從西至東，走遍村村鎮鎮。我查地圖看到北部灣海岸線曲折複雜，可以想像抗宣一隊工作之艱辛。

他們每到一處都做家庭訪問、社會調查、舉行抗日形勢報告會、座談會和演出晚會，當地很多男女青年參加上述活動後，紛紛要求加入抗宣一隊。烏家（地名）一個姓吳的女學生堅決要求跟抗宣一隊走，一隊反復勸她：你留在當地團結青年開展抗日活動，比跟我們走更有意義，她才留下了。

抗宣一隊也保存著一份在東興鎮的會議記錄，一個家庭父母兒女討論“敵人來了怎麼辦”，結論是“敵人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打，先做準備，殺漢奸、敵探，組織武裝，根絕資敵。”

在欽州龍門灣內一個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里、居民不足百戶的龍門島上演出時，負責燈光的孫天秩用彩紙和汽燈製造舞臺效果光。祖祖輩輩被漁霸壓迫抬不起頭的漁民，怎麼也不敢想像有人送戲上門，認真為他們演戲、唱歌，同他們親如手足，問寒問暖。當隊員用粵語向他們講述日寇暴行和我軍英勇殺敵的事蹟時，他們也憂心如焚：“敵人來了該怎麼辦？”“到十萬大山打遊擊。”

這裡漁民的房子是用貝殼、海螺殼壘的破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矮得伸不直腰。可是當抗宣一隊登門訪問，他們總是端著自己種的瓜、薯招待，工作了幾天，抗宣一隊要離開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到岸邊送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尊重他們，平等、友愛、溫暖對待他們。

當地的朋友悄悄告訴抗宣一隊，有一個連的國民黨軍隊跟著他們，他們到那裡，特務便跟到哪裡，父親說這事後來經桂軍某師政治部的王某證實。當時隊伍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有時一天換兩個地方，與後方聯絡很困難，也只有自己嚴加注意。父親和隊務會研究決定外鬆內緊，堅持工作，繼續前進。

（圖五：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經過大量社會調查，抗宣一隊瞭解到，沿海漁霸豪紳和“大天二”（土匪）橫行，私設關卡勒索養路費，強收捐稅，漁民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國民黨貪官污吏剝削下，貧富懸殊。龍門島上一大片又矮又破的漁民村舍旁邊，有一幢三層紅磚洋樓，據漁民說：那是國民黨海軍某艦長“金屋藏嬌”的地方。1938年日寇攻佔潿洲島時，他匆忙攜眷逃亡，遺棄10匹軍馬，在島上日夜遊蕩，踐踏莊稼，無人敢過問。潿洲島淪陷後，漢奸、奸商、敵探活動猖獗，佔領潿洲島的日寇缺糧，漢奸奸商便勾結起來盜運大米與物資資敵。

7月上旬，抗宣一隊經十萬大山的靈山、橫縣、南寧，回到桂林，交上社會調查報告。在總結演出時，他們匯報了敵探漢奸的活動和人民疾苦的有關情況，穿插演出一批新創作的小話劇、活報劇反映當地抗戰形勢，其中有父親在北海市冠嶺訪問燈塔工人後創作的話劇《燈塔》，以及《決堤》、《水車》和活報劇《團結起來打鬼子》等。

（圖六：剛剛回到桂林，就趕出抗敵壁報“七七事變”兩周年紀念號。）

回到桂林父親才知道，當他們還在廉州時，國民黨頑固派襲擊了湖南平江新四軍留守通訊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4]”，還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給合作抗日帶來險惡的陰影。

[1] 張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聶耳、任光等組織了左翼音樂團體“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 “全國歌詠協會”等，翌年與冼星海等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張曙短短一生創作200多首歌曲,其中《洪波曲》、《保衛國土》、《日落西山》、《丈夫去當兵》等最著名。1938年12月，他隨第三廳遷往桂林，1938年12月24日，與愛女張達真在日本飛機轟炸中犧牲，時年30歲，安葬於桂林七星岩下靈劍溪畔。

[2]焦菊隱（1905-1975），戲劇家和翻譯家，1930年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致力於中國戲曲研究及教學改革。1935年至1938年留學法國，曾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從事戲劇教學和導演工作。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擔任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全國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常務理事兼藝術委員會主任，第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

[3]錢寧（1922-1986）：中國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1951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4] 平江慘案：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通訊處，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等十幾個新四軍幹部慘遭殺害，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2012年我在美國讀到一本書：【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見證】，其中提及這段歷史。當時我沒有照相、掃描等技術幫助，而是摘抄了部分：

1937年7月抗戰爆發。38年10月下旬日軍攻陷武漢，覬覦湖南。長沙呈戰時景象。11月12日深夜，長沙全城大火，市區十之八九化為廢墟。長沙警備司令等三人失職處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

善後救災本是民政部門工作，然民政廳長陶履謙怕擔責任不肯領導救災，張治中找到當時任職財政廳的尹任先，尹任先告訴他省財政廳有數十萬。

11月22日成立了長沙市火災救濟委員會，尹任先任主任委員，田漢和長沙市長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就設在財政廳。事後尹任先總結：

“救災結束了，災民散去了，各方對省主席張治中的怨憤和指責也逐漸平息下去。張先生深為感激地對我說，這次賑災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你會毫不猶豫地承擔這風險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戰爭年代，日本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地方財政非但沒有赤字，而且還拿得出數十萬元來賑災；三是想不到賑災工作竟進行得如此順利。我說，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賑災得以諸事順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絕非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並趁此機會向他傳揚福音，勸他信主。他深受感動，與我一同跪下禱告，認罪悔改。主借著我在賑災工作中的見證拯救了他，“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過去我們之間僅是一般上下級關係，自此以後，彼此既是主內弟兄，也成了摯友。”

尹任先感慨：“神彰顯祂的大能，成就人力艱及的事。”“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你們給他們吃吧”（路9:13）

這樣，就從人和神的不同視角證實了這件事。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2】尹任先（1887—1964）是湖南省攸县人。1913年赴美留学，成为基督徒。191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赴上海协助兴办纺织工业。1942年在天津自创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省印花烟酒局局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2月调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脱离政界，专事教育，在重庆创办私立圣光学校。1946年圣光学校迁至苏州，直至1955年改为苏州市立第五中学。上世纪50年代，尹任先写下回忆录，讲述長沙大火救济的过程。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３章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