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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8 內鬥存照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8內鬥存照

前面講了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的“交代材料”,我手上還有幾十份父親隔離審查期間(1967.8-1969.4)寫的證明材料,涉及數百人名,包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難友、抗宣一隊(演劇七隊)的隊友、各階段工作中的統戰對象、學生、上級、下級,甚至是這些人的家屬,還有許多當年經他幫助從海外回國的學生、青年、華僑等。

大多數證明材料都是回答外單位外調人員的問題而寫成的,舉例來說,1968年2月

13日徐方略證明材料,問題包括一,徐方略在隊、離隊及兩人通訊情況;二,隊的直屬、配屬關係,隊史、隊旗、服裝;三,集體參加國民黨的經過;四,抗宣一隊演出的節目;五,流動工作的地方。

再比如方瑩三份證明材料,每份都要答復這樣一些問題:一,方瑩在隊期間表現;二,解放後見面;三,劇宣七隊(抗宣一隊)工作情況;四,劇宣七隊(抗宣一隊)演出的節目;五,集體參加國民黨經過;六,隊的組織;方瑩入黨情況(父親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等。

一份沒有1-4頁的證明材料也是回答問題式的:潘予、沙基、龐娥什麼時間、如何進七隊,他們的社會關係及在隊的表現,軍銜是什麼,怎麼樣參加國民黨?潘予、沙基來隊前在什麼地方?

父親的基本做法:

1.留底,因為很多內容可以共用(重複使用),比如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的組織架構、工作年表、集體參加國民黨等,他要為曾經在隊裡工作過的幾十個隊員回答很多共性的問題;

2.也要記住各人特殊之處,比如徐方略在隊里擔任的工作和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後來他去了延安而章枚去了新四軍;

3.證明材料交出之後,他還會繼續回憶,有必要時會寫第二份,做出補充。我看到他為徐方略和方瑩寫了三次,為王辛農寫了兩次等。多次寫的原因有時候是主動做補充、糾正,也可能是為不同的群眾組織或不同的工作單位寫,或者寫了不被造反派認可而要回答更多問題等等。

(圖一:大量“交代材料“、“證明材料”及其他文檔。)

下面選擇幾份證明材料看一看。

1.父親為徐方略寫了三份證明材料,第一份證明長達18頁,父親晚年說過,幸虧那時記性好。

徐方略是父親1938年在武漢加入抗宣一隊時的代隊長,9月父親被任命為隊長,1940年徐方略去了延安。徐方略那時候已經是共產黨員,但是父親不知道。抗宣一隊的情況在第三章已經大書特書,現在就只看看父親如何為徐方略寫證明。

    “徐方略在隊期間,工作態度是好的,誠懇負責,吃苦耐勞。他當時身體已很胖,隊流動到農村,不論天時下雨,都是積極地和大家一樣幹,當時他負責隊務工作多,對外接頭等,有時我也做,但他做得多。他有一定的政治水平,記得曾經負責過隊的學習工作。此外,他還參加唱歌、演出(記得擔任過“發國難財”中破壞抗戰經濟的奸商角色)。抗宣一隊是以文字(寫大標語)、美術(畫墻畫)、歌詠及演講等工作形式宣傳抗日的宣傳隊,不會演話劇,記得他只演過一次戲。”

    “徐方略是1940年離開隊的,大約在夏秋之間,但,確切的時間記不清楚了。記得1941年皖南事變後隊出發湘桂路、粵漢路一帶流動時,他就不在隊了。徐方略離隊時,對我說是要到延安去,先到重慶(在這以前,也有同志向我提出到新四軍,或到蘇北去)、徐方略不是私自不辭而別地離開隊的,也沒有請過短假私自離開隊過,一直是參加隊的集體行動的。”

    “我當時沒有組織關係,沒有和地下黨聯繫,工作多聽進步朋友的意見,或請教進步朋友,如劉季平、溫濤、左洪濤等。隊內當時有沒有地下黨,徐方略當時是不是黨員,我不清楚,1946年復原,我才知道,隊里有地下黨員。”

    在這份證明材料的最後,附上了70多人的名單,那是曾經在抗宣一隊工作過的人的名字,一個一個都刻印在父親的心裡,以致寫證明材料時手邊沒有參考資料,他也能把他們一一記起,父親在為他們寫證明的時候,內心是如何翻江倒海啊。

2.1967年12月31日,父親為丁波寫證明材料,在這份證明材料裡,父亲讲述了三次遇到丁波的情形。前兩次是在抗戰時期,他們分屬不同的隊。第三次,抗戰勝利了,他们一起去了香港,在新成立的中藝共事近半年。父親是這樣寫的:

“我和丁波共事是1946年6、7月至11月在香港搞‘中藝’時。這段時間雖然有四、五個月,但,丁波很忙,整天往外跑,很少注意到社裡的工作。我當時沒有解決組織關係,組織上如何醞釀和決定成立‘中藝’,我沒有參加討論,丁波也沒有告訴我。社成立後,就開始籌備演出,接連兩次都是七隊的保留節目:《農村曲》、《黃河大合唱》。我集中解決演出的問題,也很少找丁波談話,談也是社的事務。五、六個月,丁波沒有找我深談過一次,包括社的任務、社的工作方針也沒談過。”

“五、七兩隊人員全體到港、略事休息和安頓後,才提出組織‘中藝’的問題(記得在廣州沒有具體討論過,但思想上是有準備的,還是兩個可能,解散或搞團體,所以才隱蔽了一部分主要的、較好的物資,先運香港(一方面我們也不願把物資交給政治大隊。在香港提出後,記得也沒有開大會討論。怎樣醞釀的過程記不起來了)。兩隊成員中除少數離開外,大部分都參加了。”

“組織上討論和決定成立‘中藝’的會,我沒有參加(是否開過會也不清楚),估計丁波是參加的,但,沒有對我說。‘中藝’的政治任務、工作方針、藝術方向,一直沒有預先好好討論,後來夏衍到社裡講話,記得也沒有講。討論名稱及組織形式時,決定名稱包括兩隊的特點:五隊的話劇和七隊的歌劇舞劇,‘中藝’的全稱是‘中國歌舞劇藝社’……社長決定我擔任,丁波擔任副社長。”

“演出及社裡有事,我都是找饒彰風協助、決定。兩次演出的節目得到他支持,演出的場子也是他協助我解決的。饒,我在曲江時已認識,到港後他對社的事關心得多,問的多(那時他在《華商報》工作)。我當時不知道夏衍對‘中藝’有無領導關係,所以沒有找過夏解決過社的問題。”

父親還在這份證明材料裡回顧了1962年調北京外辦工作後與丁波的互動。由於丁波經常到外辦開會,父親得知五、七兩隊在北京的老同志每年1月1日有一次聚餐。父親想,回來工作了,多年不見的老同事,平時沒有時間走動,借此見見面也好,於是和母親一起去了一次。那次聚餐是在新僑飯店,大人孩子二十多人,交換電話住址,寒暄一番,丁波帶頭敬酒後便開始吃。父親注意到整個飯廳沒有別的顧客,感覺很突兀。次年又通知父親,他和母親都不想去,覺得沒有意思,但他怕被人說架子大,掃別人興,最後由他一個人去應酬。這次是在江西飯店,也顯得很突出,整個江西飯店樓上樓下除了中僑委幾個人外就只有這一二十人。父親覺得都是國家幹部,大年初一上館子大吃大喝,和社會風氣很不協調,於是提議以後別這樣搞了。他說:大家高興,也不一定要大吃,自己動手,到我家包一頓餃子吃,我還供得起。據他說,聚餐結束後大家照樣湊錢湊糧票就散了。以後他再沒參加過這種聚餐,沒人通知他,也沒人來家裡包餃子。

在丁波這份證明文件後面,付了“材料中提到的有關人員”,共30人的名單和工作單位。

3.1968年8月7日的一份證明材料是為我的表姨龔維瑤而寫。在第三章,我提到母親在桂林中學偶遇她的表妹龔維瑤,兩姐妹還在校園操場上合影。龔維瑤那時候從安徽疏散到桂林,正在那裡讀書。

從父親行文看得出來,這也是應要求回答問題:比如1.龔維瑤什麼時候加入抗宣一隊?2.在隊期間做過什麼工作?3.有沒有填表加入國民黨?4.龔維瑤是哪年去美國讀書的?5.她在美國求學如何生活,具體做過什麼工作(如半工半讀)。6.雙方交往情況?7.與龔維瑤同時期在隊的還有什麼人等等。

根據父親所寫,龔維瑤1939年3月左右在桂林參加抗宣一隊,剛一加入,就趕上一次大型流動宣傳,跟著隊出發去桂南、粵西,走遍十萬大山山區的那良、那麗、欽州、防城、濂州等縣的東興、龍門、吳家、北海等城市、鄉鎮、農村。在流動期間,她曾經管理隊內的生活,還參加一些唱歌節目。

桂南、粵西的流動工作結束、7月回到桂林不久,龔維瑤離隊,去重慶和她的父母會合(母親告訴過我,龔維瑤家有錢,她的母親說過,我女兒不用別人給介紹工作。大概這就是她離隊的原因吧。不過她能把十萬大山那次流動堅持下來很了不起)。

根據父親寫的證明材料,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1949-1950年期間,龔維瑤來找他,說她愛人在美國,她要去找他,並且讀書。說過準備半工半讀,但是沒說讀什麼。後來父親才知道,她學的是兒童教育。她去美國,是父親托旅行社替她買的船票。    

父親需要交代幾次走親戚的經過:比如哪年春節龔維瑤和她丈夫錢寧教授和孩子們來我家拜年;哪年父母帶我們去水利研究院宿舍看望他們,當時父親曾向錢寧請教治沙問題(錢寧是我國著名治沙專家)。談到治理黃河的問題,他們認為要徹底解決黃河的流沙,必須從上流解決水土保持(植林)做起;還有一次龔維瑤到我家,父親問過她研究兒童教育有什麼心得?1965年一次龔維瑤和錢寧的姐姐(或妹妹)來請父親幫忙邀請一位外辦領導人到她的單位去做形勢報告,父親建議她用單位黨委的名義去請;最有意思的一次是1967年7月前後,龔維瑤來我家問父親“靠邊沒有”,她說你在香港工作那麼久,怕你犯了錯誤。父親回說沒有。她又說,最近看報紙,香港同胞對港英的鬥爭很英勇[1],看來過去的工作做的還不錯。這次見面,父親也有問錢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如何?龔維瑤說,起初他有些緊張,現在好了。

在“證明材料”中,這也算是最有煙火氣的一篇了,表姨的性格躍然紙上。最關鍵的是父親給龔維瑤證明了“以上這些接觸中,我未聽到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不滿的議論。”

(圖二,吳荻舟給龔維瑤寫的“證明材料”。)

4.在父親給金乃華寫的證明材料裡,開篇第一句就說:“同志們提出的幾個問題,想了好幾天,有的連一點印象也沒有,有的還記不周全,現在把記起來的,交待如下”。

簡單來說,金乃華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2]”時期的關係,但不是父親的團友,而是安徽當地部隊的。當時服務團經費困難,團長柳乃夫想了很多辦法解決,參加廣西173師某部軍事訓練是其中一個辦法。“金乃華擔任中隊長,教我們軍事操練,掛武裝帶、值星帶、配短槍、沒有穿長筒皮靴,他教操喊口令等,給我的印象,他是受過軍事訓練的,但,他是在哪裡學的,是什麼出身,什麼政治身份,我不了解。當時,我沒有問他。”

5.還有一個特別的例子。父親在1968年9月25日為桂林藝術館劇團邱星海、鄺雅梅寫的證明材料。根據父親的證明材料,我看出來的端倪是這樣:他們是當抗宣一隊在桂林工作時認識的,偶爾見面,並不熟悉。邱曾經想參加抗宣一隊,後來沒有成事。就是這樣一面之交,也要為之回憶寫證明。而另一位,鄺雅梅,則在多年後、當父親在香港擔任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的時候曾經來找他。當時父親負責做“交通”,接待來訪讀者及各界人士,輸送民主人士回國,這項工作本來是不公開的,但,輸送多了,知道的人越來越多,最後幾乎成了公開的事。

父親寫道:“鄺雅梅什麼時候從台灣到香港,我不了解。具體安排她回國的情況,已記不起來了。當時,她找到我和要求協助回國的途徑有三:一是她自己到報館找讀者版,要求協助回國工作,我報告領導(喬冠華、外交部;饒彰風、廣東省外語學院),領導批准後,我安排她回國;二是她通過朋友找到領導,提出要求,領導同意後,交待我去和她聯繫,並安排她回國;三是她通過朋友向我提出,我報告領導同意後去找她。當時輸送回國的人很多,一批批送,究竟怎樣的情況下找到我,反復回憶,一點也記不起來。”

父親為什麼要寫出三種可能性?我估計是因為父親知道,如果父親所寫和鄺雅梅本人的交代不符,會對鄺雅梅很不利。這三種情況是當時的工作原則,只要有其中一種情況對得上鄺雅梅的交代,對她將是莫大的幫助(三種工作原則詳情可參考第五章 送人回國的部分)。

6.1968年9月27日,父親為白玉華寫證明材料。她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阿姨——白樺阿姨。在我的記憶裡,她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到我們家走動最勤的幾位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老隊員之一,對我的父母和我們幾個孩子都很關心。父親在證明材料裡回答了五個問題:一,白玉華1943年回隊和再離隊的時間;二,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的服裝、待遇;三,被迫集體加入國民黨的經過;四,高士奇、白玉華經香港回國問題;五,抗宣一隊到柳州工作,張發奎是否到隊裡去過?

關於高士奇,百度百科介紹:“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硕士、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我記得母親說過,高士奇身體很不好,白樺阿姨照顧了他一輩子。

下面是高士奇的哥哥高志奇寫的《高士奇畫傳》中一些高士奇的故事:

高士奇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細菌學的時候細菌由耳入腦,得了腦炎後遺症,不良於行,眼球常常翻上去下不來,很多時候只能躺在床上休息。盧溝橋事變後,他在艾思奇的影響下去了延安,七次見到毛澤東,系統地閱讀了馬、恩、列的英文版著作。他在延安受到尊重,每個月還有20元津貼,和白求恩一樣。因為他不良於行,很多時候都是請人背著他。他寫過一首詩:‘我是個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要來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趕走日本強盜,還我中華河山。’他在延安舉辦細菌學討論會,為根據地的醫護工作者做細菌學講座,起草了延安醫德標準,還和馬海德一起探討醫學問題。人們說:高士奇這樣的人都革命了,還有誰不革命?高士奇這樣的人都革命了,革命還能不成功嗎?後來他病情惡化,就離開延安,輾轉成都老家,和老父親見過一面,然後又在重慶躲了一段時間,最終去了香港治病。包括宋慶齡在內的社會人士、清華校友都給他籌款,在各界的關心援助下病情有所好轉,但是聖瑪麗醫院的費用實在太貴,一個月後,他離開醫院。本來地下黨派了護士照顧他,他自己已經沒有辦法寫字,只能口述,護士幫他記錄,寫了兩篇論文。可是1941年12月日軍佔領九龍,封鎖了九龍與香港的海面,很多居民都逃了,護士也失蹤了。三天三夜,高士奇沒飯吃,沒水喝,拉撒都在床上,拼命叫喊,終於有一位老太太聽見,把他從奄奄一息死亡線上救了回來。後來,地下黨指示另外的人帶他經廣州到了桂林。他在那裡做食品研究所所長,還寫過很多科學小品。他在桂林第一次結婚,他還想發明科學字母,還寫過一篇200頁的著作,但是都在戰亂中散失,沒有留下來。後來日本轟炸桂林,他的妻子失蹤,護士捲財而逃。在日軍進城最後時刻,馬寧救出了高士奇。1947年9月,白玉華、即白樺作為護士,陪著他坐中央號輪船,從上海到了臺灣。在那裡氣候好,風景好,偶爾還可以去洗溫泉。白樺對高士奇十分敬重,照顧周到,還幫助寫作,把他的口述寫成文稿,反復修改、謄抄。悉心照料下,高士奇身體漸漸好了起來,他研究數學,寫科普小品,回憶錄,翻譯公共衛生的著作,但還是想念大陸。1949年5月24日高士奇乘坐湖北號輪船到達天津。5月31號,坐火車到北京,周恩來安排他住在前門的遠東飯店。他參加了中國文藝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又是新政協的代表,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的全體大會。他是別人背著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大典的,扶著白樺站立了一個多鐘頭,親歷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從這些描述可以想象,白樺阿姨是個多麼善良而堅忍的女性。

7.就連隊員的戀愛問題也受到審查,要父親作證。一份寫於1968年12月1日的證明材料也是回答問題式的:一,關於戲劇音樂藝術訓練班的性質、功課、學員等;二,XX和XXX的戀愛問題;三,關於劇宣七隊隊員給中山大學某學生劇社排練問題。這些非常枝節的問題,父親未必清楚吧。像那個“戀愛問題”、而且還是“吹掉了”的。果然,父親只能說“我是1946年隊在廣州鬧復原期間,才聽說XX和XXX戀愛,隊復員到了香港後兩三個月,又聽說他們的關係吹掉了。XX有一陣很懊喪。XXX那時候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他們的互相認識可能是在劇宣七隊到坪石去中山大學工作的時候。他們認識的過程,從戀愛到吹掉的情況,我都未詳細了解,只知道這一點。”

8. 1968年12月7日寫的證明材料(缺第一頁),父親證明洪猷“未發現有什麼偏差。”在本章介紹的父親所寫“在香港十四年工作”交待材料裡,父親回顧香港電影工作情況時對自己多有批判。不知道那段歷史的人會覺得他一會“左”,一會右,什麼錯誤都犯遍了,因為其實他負的是“領導責任”。可是在他為其他同志寫的證明裡,我沒有看見他說一句哪些具體工作誰應該負責,他把責任都攬上身了。

下面是他給洪猷寫的證明材料,開頭一段應該是說他自己當時的身份和工作內容:

(……刊編輯)。實際上,主要是搞電影工作,此外,兼搞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聯繫一部分民主人士。

這期間,電影方面的主要任務是:一,由於司馬文森、劉瓊、齊聞韶等九個電影工作的主要編、導、演遭港英帝國主義迫害,引起部分電影從業人員的思想波動,需要做穩定工作;二,決定解散各單位的“讀書會”,需要妥善貫徹,需要做許多思想工作;三,各公司要繼續生產,人員要適當調整;四,繼續開展電影線的統戰工作,愛國主義思想工作等。

洪猷在期間,主要是貫徹執行上述任務,有時來我處,有時我去他處,由於彼此的工作不同,聯繫不容易,聯繫不很正常。當時,各製片公司的工作,都是他一個人負責,現在記得起來的,他曾向我反映或研究過以下的問題有:一、各單位的“讀書會”停止活動和解散的情況;二,司馬文森等被迫害後,港英帝國主義繼續對電影界注意,企圖進一步迫害,洪猶曾反映盧玨(演員)被港英盯梢,曾研究過如何隱蔽,我向黃作梅匯報這情況後,決定盧玨撤退;三,主要編、導、演人員的思想,及進行工作的情況;四,各公司業務和人事調整的情況;五,回國的同志提出要求處理五十年代公司等,在國內發行影片收入的存款。我請示後同意處理,但,香港股東所得,只能在國內使用,不能結匯,即不能給外匯(這一條可能時間記錯,如果記錯,可能是洪猷離港後,別的同志向我提出)。

此外,他反映了一些民主人士的思想,和他對他們的工作。

二,洪猷回國的決定經過

司馬文森等遭迫害後,領導上檢查和總結了前一段的工作,做了一些新的工作安排。記得,這期間(我和洪猷聯繫後半年左右):一,黃作梅告訴我國內要調洪猷回國內擔任某單位的工作,但,具體安排他什麼工作,已記不起來;二,司馬文森等遭迫害事件後,感於環境繼續緊張,考慮到洪猷已比較暴露,他的行動又不便,繼續與編、導、演等來往,目標太大;三,記得洪猷也有意回國內工作。所以黃作梅經過考慮,並結合到新的措施,決定讓洪猷回國工作。主要原因是一、二兩點,尤其是第二點。

洪猷在這期間(我和他聯繫期間),主要是貫徹領導交待的任務,未發現有什麼偏差。

9.1968年12月15日為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員林韻寫的證明文件:

“現將所提有關抗宣一隊(劇宣七隊)成員林韻的幾個問題交待如下。”

這一句再次說明,父親總是在為他的隊員們回答問題。這次包括:一,林韻如何參加隊,在隊什麼職務,待遇如何?二,林韻在隊時參加過那些工作、有過什麼創作、指揮過什麼節目?三,林韻離過隊、犯過錯誤沒有?四,劇宣七隊被迫參加國民黨,林韻說過什麼話、態度如何?五,隊與梅縣師管區合辦“藝術班”時林韻擔何工作,是否搞過紀念冊?六,林韻為什麼回福州,中藝是否討論過,有何決定?七,林韻回家後是否和你通信,他回中藝時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的?八,解放後見過林韻否?

這些顯然是林韻當時所交代的,造反派於是四出外調,想得到“證實”或者找出問題作為整人把柄。

和其他大多數證明材料相比較,林韻的證明材料問得更具體更詳盡,不過大多數答案是和其他人大同小異的,不贅述,但是我要記下“七”,這是顯示父親有多麼為難的一個例子,時隔二十年,生命長河中相遇的某個人,那麼細節的事……弄不好就會給這些朋友帶來滅頂之災,但是父親應對妥當。

七,林韻回家後是否和你通信,他回中藝時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的?

父親答復:我想了幾天,記憶裡沒有在香港時接到林韻從福州給我來信的印象。我是1946年11月離開中藝、離開香港去新加坡搞教育工作的。社是1947年(幾月我不知道)去泰國等地的。林韻回中藝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問題,我只記起有這樣一點印象。1947年秋季開學前後,或學期中,許諾(許是1947年到新加坡教書的),或還有其他人(如齊牧冬)在一起,向我提起想叫林韻回社(中藝)工作,我表示贊成。後來他們是否用我的名義(或信裡提到我的意見)去信要林韻回社(記憶中沒有我自己寫信的印象),也記不起來。至於寄旅費、旅費來源(可能是大家湊錢,好像談到過)及辦入境手續(護照)等具體情況,我沒有經手,情況如何?請向許諾瞭解。

還有“八”,解放後見過林韻否?

1960年我在北京參加外事會,住在北京飯店。林韻、徐洗塵、胡振表、施明新、林正斌等來看我(晚上)。他們是來北京參加“文代會”,記得那次我在北京看過《劉三姐》的演出。大家談到《劉三姐》之類的歌舞劇時,大家覺得七隊過去的演出還不錯。記得胡振表因此提起寫隊史的問題。胡振表說七隊過去演出的歌舞劇(指軍民進行曲、農村曲、生產大合唱、新年大合唱等),還有一定的水平。於是大家扯開了,你一句我一句,我現在也記不起哪句話是誰說的了。有的說七隊當時演出的歌劇,形式和內容都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受歡迎的。有的說,七隊在西南的群眾中是有影響的,受群眾支持的。有的說七隊的工作還是可以肯定的(記得林韻說過梅縣辦的音樂戲劇藝術訓練班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不但在當地、而且在華僑中也有影響,但這句話是否在這次說的記不大清楚),在群眾的眼裡七隊是進步的。當時談話的總的意思就是說,七隊過去走的藝術方向還是(指演歌劇等)對的,大眾的、民族的,是群眾喜聞樂見的,也有一定的成績。

(圖三,隊友相聚。前右起:徐洗塵、吳荻舟、葉霖(後改名蘇湘)、後排右起:胡振表、林韻、齊牧冬。)

最後還是提到要我寫隊史,記得我說哪裡有時間,也沒有資料。他們說他們找資料,我說先看看吧。談完,我和大家一起照了一次相。

記得我1963年(?)陪一批客人到上海參觀,見到孫天秩(上海戲劇學院還是其他藝術學校教燈光,記不清楚了),他也提到寫隊史的問題,並且告訴我他還保存著許多資料。我對他說,我什麼也沒有了。

那次談過後,他們並沒有給我寄過什麼資料,我也再沒有找他們提過這個問題。

他們終於把寫隊史付諸行動,已經是十幾年後,那是後話。

10.有一份寫於1969年4月3日的證明材料,不是為熟悉的抗宣一隊隊友而寫,而是為在隊的駐地認識的當地人何平而寫,要交待一,怎麼認識的?二,抗戰時期何平與什麼人來往?三,全國解放後何平去了香港,和什麼人來往?

父親在回答第三點的時候透露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信息:“全國解放後,許多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軍政人員,除逃到台灣外,不少逃到香港。如過去偽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熙寰[3]、建國日報社社長李育培、政治大隊隊長賴庋祿等都在香港,偶爾在馬路上也見到(如李熙寰、賴庋祿)。我未聽說何平和這些人來往,但,偶爾遇到是可能的。我在香港時,聽到一些有關這些人在港的情況的反映,其中有無何平反映的(不排除)記不清楚:

  1. 這些人大都在香港經商,開農場(養豬、養雞、養鴨、種植蔬菜、水果)、也有少數搞金融投機。
  2. 1956年前後,聽說我們要解放台灣時,他們很害怕,也怕我們解放香港,有些便跑到巴西去購買土地,但後來找不到工人去耕種,錢又抽不出來,回到香港很懊喪,覺得走投無路。”
  3. 有的對國民黨、蔣幫絕望,對人說自己是沒有希望了,只好呆在香港,將來子女還是讓他們回去,不要拖累他們。
  4. 又得到國貨公司買我們出口商品(食的用的),遇到他的熟人問起,為什麼買共產黨的東西,他說,現在管不了這些了,大陸來的東西又好又便宜,他便買。

另外,“何平在香港參加中華總商會,被推為會董,這是有意安排的進去起作用的,不是何個人的行動。”

父親對他的隊員們多有稱讚。關於徐方略,他說“徐方略在隊期間,工作態度是好的,誠懇負責,吃苦耐勞。”關於章枚,他這樣寫:“章枚能指揮、能作曲。”“章枚在隊工作一年,我覺得他不錯。當時隊的成員大都很年輕,沒有一個領導核心。人員流動率很大,一年多出進將近一半,1940年秋,章枚向我提出要離隊時,我很想留他。” 又比如第五章介紹過的中國越劇團團長白彥1960年12月率團去香港演出,父親肯定他“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

其他證明,父親也是實事求是,用詞懇切。至少在我看到的這四十幾份證明材料裡,他沒有指認哪怕一個“壞人”。其中一個“他的交待,我看了,發覺和我的記憶是有些出入的。這不是他記錯,就是我記錯,請向徐方略、胡振表等了解一下”;另一個“身體多病、思想單純,聽話,在隊期間進步雖慢,覺悟低,但,沒有發現和聽說她有不利抗戰的言行,和同志們的關係也不錯,所以同志們對她也很照顧。”

在他筆下,隊友們個個都是為祖國和人民奮鬥、努力自強的人。今天我們只可以想像,他這樣做頂著多大壓力,另一方面,我相信父親很為自己的隊友自豪。

這一章寫得很沉重,一來是看到父親寫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數量之大,雖然他慶幸當時自己的記憶力還好,不然怎麼應付?但是,那麼多人把時間和精力用於整人、用於為自己、為他人寫證明,是對人力物力國力資源多麼大的虛耗浪費?對被審查的本人又是多麼大的精神折磨?

當世界文明向前發展,中國卻在舉國內鬥:黨內的“路線鬥爭”、政府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幾乎是任何人與任何人鬥來鬥去。以億計的人螻蟻不如地浪費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啟示?立此存照,希望後人會研究這種可怕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


[1] “香港同胞對港英的鬥爭”指六七暴動,詳見第九章。

[2]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詳見第一章7、8。

[3] 李熙寰,國民黨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曾經和父親在廣州有交手,詳見第三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1風聲乍起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1風聲乍起

在香港“六七暴動”五十週年前後,香港輿論稱吳荻舟在“六七暴動”期間力阻狂瀾、老成謀國、是香港的“恩人”、“保護神”、“香港辛德勒”,作為女兒,我雖然覺得有些過譽,還是欣慰的。為什麼他會在極左猖獗的年代作出非同一般的舉措,值得繼續研究。

不過有香港朋友說:“吳荻舟在六七暴動期間因為與造反派意見不一而被‘隔離審查’”,“他和家人的噩運就因為他在六七暴動中制止了幾宗左派的行動,而被他們視為眼中釘。”這些反應使我意識到,海外朋友對國內文化大革命不夠瞭解,即使沒有“六七暴動”,父親也是在劫難逃。

我手上有一本廣東造反派1967年編輯的黑材料,題為《徹底摧毀30年代文藝黑線在廣東的基地》(下稱“黑材料”),是由廣東歌舞劇院的造反派組織“革命造反聯合總部”和“東方紅”編纂的,包括前言、後記以及四篇批判文章,共38頁。

(圖一:黑材料《徹底摧毀30年代文藝黑線在廣東的基地》封面)

這份黑材料直指父親任隊長8年的抗宣一隊、演劇七隊是“偽抗敵演劇隊——全銜為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抗敵演劇隊”;直指他曾經擔任社長的中國歌舞劇藝社是“當時香港局文委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夏衍、邵荃麟、饒彰風及叛徒左洪濤等策劃下組成的”。黑材料《前言》指出:

全國解放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為了實現他篡黨、篡政、篡軍,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他夥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積極推行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文藝界,他把30年代的老搭檔周揚之流安插在重要崗位上,作為他的代理人。並以周揚為首,組成了一個文藝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推行了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把文藝界變成了為他制造反革命輿論的重要陣地。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

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兩面派陶鑄,是劉少奇安插在廣東、中南地區文藝界的總後台。在陶鑄的包庇下,老牌修正主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祖師爺周揚、夏衍、田漢之流的寵兒——丁波反黨集團,解放前是“國防文學”這個資產階級口號的積極支持者和鼓吹者。解放後,他們遵照“劉修”路線的指示,篡奪了廣州地區文藝部門的領導權,成為周揚設在廣州地區復辟資本主義的黑分店。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沖刷著一切牛鬼蛇神的巢穴,毛澤東思想的威力,使一切妖魔鬼怪現出了原形。現在,我們將丁波反黨集團的罪惡歷史,從30年代的“抗敵演劇隊”,“中國歌舞劇社”,到解放後的華南文工團……全盤托出,徹底清算。

還有《後記》:

“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30年代文藝的“祖師爺”周揚、林默涵等視為全國第三文藝中心的廣州,在文藝方面一直被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所統治。成為劉、鄧、陶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反革命輿論的重要基地。

解放前,30年代文藝的“老頭子”夏衍、田漢、邵荃麟及其“副帥”林默涵,以廣州、香港為活動中心,他們搜羅、培養了一批反革命門徒,包括當今留在廣州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如:歐陽山、周剛鳴、華嘉、左洪濤、杜埃、黃寧嬰……早在30年代—40年代就巴結在周揚、田漢、夏衍們的周圍,在“國防文學”的破旗下,從事反黨扶蔣的罪惡活動,此外,還有如丁波、鄭達、李門、符公望、梁倫、胡振表、林韻、徐洗塵、施明新……這一幫從事“新戲劇”、“新音樂”、“新舞蹈”活動的“藝術工作者”,更是靠著田老大(即田漢)、夏衍,靠著“國防文學”這面破旗,幹著為蔣匪幫“党國效忠”的反革命勾當。長期以來,這幫人在政治上執行的是王明、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組織上執行的是宗派主義,他們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形成一個反革命網,一貫對抗毛主席,一貫攻擊毛澤東思想。他們竊據不同崗位的領導職務,濫用職權,發號施令,對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為劉、鄧、陶復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充當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急先鋒,這一幫“文藝家”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們一定要把他們一個個揪出來鬥倒!鬥臭!

為了有助於革命群眾對30年代文藝黑線的批判,我們在極端困難的、人力不足的條件下,收集整理了有關偽國民黨軍委會抗敵演劇隊、中國歌舞劇藝社、中原劇藝社,以及解放初期的華南文工團等的部分材料,著重揭露、批判丁波、鄭達、李門等一夥長期把持、控制廣東的話劇、音樂、舞蹈等藝術部門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從解放前的抗敵演劇隊(1938-1946),“中藝”、“中原”(1946-1949),到解放後的華南文工團(1949-1953),文化局時期(1953年以後)是如何一貫從事反黨、反共、反人民的活動的。

夏衍、田漢、陽翰笙、左洪濤……看到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和給他們扣上的大帽子,不禁為父親捏一把冷汗。看過《蘆蕩小舟》前九章的朋友也許已經察覺到,這些人名都和父親的歷史有緊密關係。而且這本黑材料還只是“清算”文藝黑線,父親的經歷又豈止在文藝界。因此在文革這場席捲全國的運動中,他被扣上五頂大帽子:“叛徒”、“特務”、“國民黨反動別動隊”、“假黨員”、“走資派”,被撤職審查是無可避免的。換句話說,“六七暴動”中他與某些極左派人士的直接衝突[1],只是造成了提早把他撤職查辦、隔離審查。

在父親的一生中,他和廣東省有著深厚淵源,除了1943-45他曾率領演劇七隊輾轉在韶關、南雄的崇山峻嶺抗日宣傳,1945-46年在廣州參加和支援了反對內戰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2]外,後來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上級機關在廣州,他也頻頻北上開會。1961年他更被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3]任職。1962年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成為主管港澳工委的廖承志的左右手,和廣東省的聯繫從未中斷,熟人特別多[4]。  

曾有一個說法在家人和朋友之間反復討論:“如果他在廣東省工作,文革中的處境會不會好一些?”我個人的判斷是否定的。廣東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災區”,不說比其他省市更慘烈、起碼也是同樣慘烈。省長陶鑄失勢,父親的一位老領導饒彰風被關押、毒打,在頭頂釘入鐵釘至死。可想而知,如果父親在廣東省遭遇文化大革命,與在“天子腳下”的北京相比只會更糟糕吧。

下面就透過黑材料《徹底摧毀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在廣東的基地》的點滴資訊,看父親在文革期間被審查、遭厄運的必然性和兇險程度:一,把被黑材料點名的部分人物以及他們與父親的歷史交集列表審視;二,看黑材料如何抨擊這些人,如何上綱上線;三,看黑材料直接涉及父親的部分。

人物表[5]

人名曾經任職黑材料批判例部分歷史交集
劉少奇國家主席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為實現他篡黨、篡政、篡軍,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夥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積極推行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1959年吳荻舟參加港澳工委五十天整風期間劉少奇曾與會指示;1962年吳荻舟曾參加七千人大會;
陶鑄廣東省省長劉少奇的死黨,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兩面派,是劉少奇安插在廣東、中南地區文藝界的總後台。吳荻舟為香港工作多次到廣州向陶鑄請示、匯報。
夏衍文化部副部長老牌修正主義分子,30年代文藝祖師爺之一,30年代文藝的老頭子。1944年吳荻舟率演劇七隊參與夏衍、田漢發起的西南劇展,後在香港、北京都有工作接觸。
田漢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藝術局局長老牌修正主義分子,三十年代文藝祖師爺之一,他組織的“抗敵演劇隊”是不折不扣的國民黨宣傳隊。吳荻舟是田漢參與組建的抗宣一隊/演劇七隊隊長。
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頭頭,在廣州推行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獄友,30年代起有工作上的接觸。
邵荃麟文學評論家、作家反革命修正主義頭頭,以廣州、香港為活動中心,搜羅、培養了一批反革命門徒。30-40年代起有工作交集。
周鋼鳴文藝評論,作家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香港時期關係
華嘉《南方日報》副刊主編反革命門徒。香港華商報關係
左洪濤廣東省人委副秘書長原偽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大戰犯張發奎的秘書、屢犯錯誤被罷官、大叛徒。獄友,30年代在桂林重逢並建立工作關係,1946年左洪濤指導演劇五七兩隊在廣州爭取復員。
杜埃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早在30-40年代就巴結在周揚、田漢、夏衍們的周圍,在“國防文學”的破旗下,從事反黨扶蔣的罪惡活動。吳荻舟在港澳工委分管文化電影等,多有合作。
黃寧嬰作家,廣東粵劇院黨總支書記兼副院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香港華商報關係。
丁波中國對外演出公司經理夏衍、田漢寵兒,丁波、鄭達、李門反黨集團,長期執行王明、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組織上執行的是宗派主義,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形成一個反革命網,一貫對抗毛主席,一貫攻擊毛澤東思想。竊據不同領導職務,濫用職權,對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為劉、鄧、陶復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充當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急先鋒,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丁波任副隊長的演劇五隊1946年在廣州和吳荻舟領導的演劇七隊會合,此後一起工作,一起撤退到香港,中藝成立時,吳是社長,丁是副社長。
鄭達廣東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原演劇五隊成員,中國歌舞劇藝社董事/丁波小集團的理論家。演劇隊、中藝關係
李門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廣州劇協分會副主席屢犯錯誤被我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門(丁波小集團的重要人物之一)。李門所在“第七戰區政治大隊”和吳荻舟帶領的抗敵演劇七隊駐地同在廣東墨江會館,都參加過“西南劇展”等活動。
許諾廣州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丁波小集團演劇隊關係
梁倫廣東省歌舞團團長丁波小集團,歷史反革命,特嫌中藝關係
徐洗塵廣東音協秘書長兼廣東民間音樂研究室主任丁波小集團,在演劇七隊任偽少校副隊長。演劇七隊副隊長,“中藝”副社長
胡振表廣東歌舞劇院歌劇團團長丁波小集團,三反分子演劇七隊隊員
施明新廣東歌舞劇院創作室副主任丁波小集團同上
林韻廣州音協秘書長丁波小集團,三反分子。同上
史進珠江電影廠演員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壞分子同上
區夢覺廣東省委組織部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區夢覺曾是廣東省委港澳工作負責人之一。
王匡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陶鑄死黨王匡曾是廣東省委港澳工作負責人之一。
歐陽予倩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30-40年代吳荻舟在桂林工作期間得到歐陽予倩(廣西省政府廣西藝術館)的支持。
陽翰笙劇作家,全國文聯黨組書記、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黨組書記等黑材料指陽翰笙及以下各人均在北京、上海等地文藝部門擔任要職,1962年3月27日參加了抗敵演劇隊等組織在廣州的一次聚餐會並簽名。30-40年代起有工作交集。
呂復上海人藝副院長同上演劇隊關係,下同。
吳荻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組長同上 
劉高林 同上 
唐文銘 同上 
嶽野 同上 
蔣瑜 同上 
趙尋 同上 
周泰威 同上 
強明 同上 
李悅之 同上 
費克 同上 
蘭光 同上 
陳新生 同上 
楊應彬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原偽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部張發奎的少校參謀40年代開始有工作交集
海風廣東歌舞劇藝院副院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演劇隊、中藝關係
唐仲芬廣東粵劇院同上中藝關係
胡重華珠影科長同上演劇隊關係
張碧夫廣東話劇團創作幹部同上,摘帽右派演劇隊關係
唐波惠陽專署文教局同上演劇七隊
程季華文化部電影局藝術研究室主任編寫大毒草《中國電影發展史》演劇隊、中藝時期關係
黃佐臨電影導演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黃佐臨拋出為資本主義復辟效勞的所謂“戲劇觀”,得到劉少奇重視,鼓勵他繼續當好反革命復辟的吹鼓手。40-50年代起開始有工作交集
饒彰風廣州外國語學院(現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首任院長兼黨委書記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從1940年代起工作有交集,在香港和新加坡時期是吳荻舟的直接領導,負責解決吳荻舟的組織關係問題。

可以看到很多段落、很多人都“燒”到了父親,特別是歷史交集那一欄顯示出,他的處境多麼兇險。雖然他並不在廣東,但是顯然脫不了幹係。

《黑材料》裡“上綱上線”、言辭淩厲的大批判令人心驚肉跳。所謂上綱上線,是指把大事小事都提到重大原則、政治、意識形態的高度、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根本上來指控。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無限誇大問題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深入到社會基層,連小學生也這樣做。人們學會這一套,或攻擊他人,或批判自己,或藉攻擊他人保護自己。這種人,這種做法,今天仍然能看到,餘毒深遠。

第一篇批判文章《是無產階級文化輕騎隊?還是蔣匪幫的文化師?——評抗敵演劇隊》是這樣上綱上線的:

“17年來,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通過他的反革命爪牙控制著全國文藝界。在廣東則由劉少奇的死黨陶鑄通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利用他們偽造歷史、欺騙黨和人民,混進革命隊伍,篡奪了廣東文藝部門各級領導大權。他們狼狽為奸,互相勾結,頑固地推行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與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相對抗,對黨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962年3月3日,一個公開掀起“全民文藝”破旗的、具體貫徹《文藝十條》這個黑綱領的大黑會——“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在廣州開場了。”“廣州黑會從準備階段起,始終是在舊中宣部、舊文化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頭頭精心策劃下進行的。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反革命復辟事件!”

“戲劇界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大叛徒田漢在黑會一開始就煽動說:‘在這次會上大家把氣一吐為快。’他們煽動曾經受過批判的資產階級分子翻案,在大會小會上‘出氣’,這絕不是為了發洩一下反黨的情緒,而是想達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改變我們國家顏色的反革命目的。”

“田漢之流在這個烏煙瘴氣的大會上,居然以‘國寶’自居,趾高氣昂,得意忘形,惡毒攻擊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瘋狂反對我們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命根子,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用心何其毒也!”

“廣州黑會的反革命氣焰是十分囂張的,不難看出劉、鄧、陶等一小撮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他們最大的後臺老闆!”

“這個黑會充分發揮了這個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的作用”,“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復辟聚會。”

“(西南劇展)演出節目大多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情調”,“這個劇展不遺餘力地為蔣匪幫歌功頌德,得到了蔣匪的垂青。”

“十個國民黨的宣傳隊,從成立以來,在大叛徒、偽國民黨少將三處處長田漢領導下,他們死心塌地為其主子蔣介石服務,為了保住他們的狗命,他們和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關係親密得很。”

“他們的革命性,就是適應蔣匪幫的政治需要;他們的革命性就是瘋狂攻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文化革命先驅、共產主義戰士魯迅;他們的革命性表現在甘當叛徒,是貨真價實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

“他們宣傳投降主義,宣傳資產階級思想,為蔣匪幫塗脂抹粉,所謂藝術性,充其量就是資產階級烏七八糟的大雜燴。”

“時至今日,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在狂叫,要他們的徒子徒孫為時代做先鋒,繼續批判對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面對著資產階級企圖實現反革命復辟的陰謀,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冷靜頭腦,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大學習、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鬥批改,把30年代文藝和抗敵演劇隊的老底兜出來,深挖批臭。把以周楊、夏衍、田漢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連根拔掉,叫這個暗藏在革命陣營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地下獨立王國的壞蛋們永世不得翻身。”

 “當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徹底批判我國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同時,億萬工農兵群眾和文藝戰士向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發起全面進攻。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揭發、批判、清算30年代文藝黑線的罪行,把隱藏在各個角落裡的一小撮黑線人物和他們的黑後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將他們鬥垮鬥臭!”

    “中國歌舞劇藝社在丁波、鄭達、徐洗塵這一夥‘共產黨員’的領導下,形成一個‘獨立王國’。長期以來,他們互相吹捧,互相包庇,解放後,他們又竊據了廣東文藝界的各級領導權,繼續欺騙黨和人民,多年來,他們總以‘革命文藝工作者’自居,吹噓自己所謂‘光榮的革命傳統’,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了一年多的今天,丁波還厚顏無恥地說:‘到了中藝時期,演出節目比較進步’。”

“北影的嶽野被揪出,上影的齊聞韶被揪出來,廣州的梁倫、胡振表、林韻、施明新也一一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像丁波、鄭達這些中藝的領導人更逃不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一個個被揪出來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偉大勝利。”

“誰反對毛澤東思想誰就沒有好下場,誰企圖偽造歷史抬高自己,誰就必然會在這偽造的歷史高臺上摔下來,摔得粉身碎骨。”

再看黑材料涉及到父親的內容(提及他的名字或演劇七隊)。除了人物列表中顯示的、吳荻舟的名字也出現在1962年3月27日抗敵演劇隊等組織在廣州一次聚會的簽到簿裡以外,其他提到他的有以下各處:

  1. 被田漢們稱為愛真理、愛光明、愛進步的革命的輕騎隊演劇七隊,在吳荻舟、徐洗塵率領下,奉偽第七戰區司令部之命,前往江西上饒,為雙手沾滿我新四軍將士鮮血的匪徒們演出了《花燭之夜》等劇。
  2. 1941年演劇七隊到桂林演出,得悉“田老大”身體不宜,吳荻舟(原七隊隊長,今在外辦任XX職務)夥同徐洗塵(原七隊副隊長,中共黨員)從隊內抽出錢去買了幾斤豬肉和糕點,並要演劇七隊全體隊員去桂林七星岩花橋附近田漢住宅“慰問”田老大。視叛徒為親人,深度關懷,無限愛護。這是貨真價實的無恥勾當。
  3. 當演劇七隊在桂林演出新年大合唱時,田漢連看幾場,還接見七隊隊員,肉麻地說自己是“擁金派”(當時演劇七隊隊員金辛才在《新年大合唱》中扮演打金錢棒的角色)。吳荻舟、徐洗塵以及七隊隊員感到十分光榮和驕傲。
  4. 徐洗塵夥同吳荻舟找偽第七戰區政治部接受了演劇七隊集體參加國民黨的要求。回到七隊動員大家說,這是被迫的。如果不參加,我們就不便開展工作云云。要每個隊員在一張小白紙上蓋手指模,以資做國民黨黨證之用,手續辦完還認真學習三民主義,並接受國民黨軍委張治中委任的委任狀(隊長授予校級軍階,隊員授予尉級軍階),表示要為蔣匪的党國效忠。劇宣七隊當時沒有地下黨組織,也未經我黨上級同意,徐洗塵、胡振表等人實際上是公開背叛我黨。
  5. 1946年6月抗敵演劇隊五、七兩隊集中在廣州復原,復原後,如果真正願意參加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話,他們完全有可能、有機會、有條件到我東江遊擊區去和工農兵相結合。但是這些長期為蔣匪幫服務的“文化師”不願改變立場,不願意到打擊蔣匪幫的第一線上去戰鬥,他們害怕戰場上的艱苦生活,貪生怕死,於是,趁著復原的機會,在戰犯張發奎的上校秘書、大叛徒左洪濤等人的策劃下,立即溜到香港。到了香港則按照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30年代文藝“老頭子”夏衍、邵荃麟等人的指示,成立了中國歌舞劇藝社。中藝執行的就是一條徹底的投降主義、賣國主義路線!

“中藝”成立於1946年9月10日,父親為第一任社長。他在中藝成立後不久、11

月26日啟程去南洋另有任務,未被黑材料納入“丁波反黨小集團”,但是他所率領的演劇七隊諸多成員留在“中藝”,組成“中藝”的基本班底,後來又大多轉到華南文工團,及後在廣東省各個文化部門發展,成為領導或骨幹。文革中父親為他們寫的“證明材料”,後面會詳述。

    《蘆蕩小舟》第三章詳述了抗宣一隊/演劇七隊八年抗戰的卓絕工作,瞭解歷史事實後很容易察覺這份黑材料的問題,不顧歷史事實,沒有歷史觀點,比如否定國共合作;否定國民黨在主戰場的艱苦抗日;否定美國航空兵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等等。此處不做展開。僅舉一個比較輕鬆的例子。

中藝第二任社長、演劇五隊副隊長丁波在《遠征軍中的戲劇兵》中寫過一段話:“(當時)大家都說,如果有這麼一天,每個人都有一輛汽車,將我們的演劇器材和行李裝上,流動全國,那該多麼幸福啊!”“一個美國少校說,等緬甸路打通,我們就可實現的。”

黑材料給丁波這篇文章“上綱上線”:

劉少奇赤膊上陣,公然說文藝工作者“下鄉可以開轎車”,“作家可以在車上吃飯睡覺。”劉修就是要文藝工作者當官做老爺,拒絕深入工農兵。拒絕思想改造。當年田漢及演劇隊的理想,美國人沒有給予實現,蔣匪幫也沒給予實現,而到了劉少奇手下卻實現了。所謂30年代文藝的祖師爺、“老頭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周揚,田漢、夏衍們為什麼能長期竊據文藝界的領導地位,瘋狂反對毛主席,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原來他們有個總後台,有個地下黑司令部,這個黑司令就是媚帝、親修的赫禿少奇。”

——且不說把丁波在遠征軍時代發的一個願景,聯繫到二十年後劉少奇的一句話這個邏輯不能成立,在中國人民汽車得到普及、成為第二大經濟體(2020)的今天再看這樣的批判,不禁啞然失笑,文革時的造反派們如今的生活可能比那位美國少校許諾給丁波的好日子有過之無不及吧。更何況丁波想擁有汽車還是為了流動全國工作。

當時全社會都有這種風氣——動不動就上綱上線、不允許不同聲音、隨便把別人定為“敵人”,這種做法廣泛出現在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中,文化人、各級幹部、市民群眾、年輕學生包括中小學生,人人自危,誰都有機會上綱、被上綱。文革過後,這種污穢沉澱入中華文化的糟粕裡,屢見作怪。

看過《黑材料》呈現出來的瘋狂時代,兇險背景,應該可以理解本文開頭所寫:不管有沒有香港“六七暴動”,父親都“在劫難逃”。


[1] 吳荻舟和極左人士直接衝突:見第九章“六七暴動”。

[2] 此段經歷見第三章八年抗戰。

[3] 此段經歷見第五章香江歲月。

[4] 此段經歷建第六章初回北京。

[5]人物表的“曾經任職”資訊來源:1.黑材料提供,2.網上信息。

一份影印件,筆名秋楓的作者,就是吳荻舟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別離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離別

1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8年3、4月間,父親吳荻舟介紹李珣與母親張佩華聯繫。李珣並沒有告訴母親她是中共黨員,但是母親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在《自傳》裡寫道:“多時的願望實現了,但這突然而來的喜事對我的震動仍然是很大的,我認為是我生命中劃時代的大事。從那以後,每到約定時間,我把保姆孩子遣開,安排好環境等待她。現在回憶每次談話,怎麼談,談什麼,都不記得了,不過,我的家庭和個人歷史,都很簡單,我的思想感情,也是一擺就明。我在學校的工作,因為去的不久,也不複雜,在政治上的認識,對國民黨是恨的,對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是舉雙手贊成的,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有一定的認識,這些我都可以談,雖然談的不深刻。吳荻舟怕我闖禍,再三告誡過我,黨處在地下,秘密中,敵人時刻都想破壞,做黨的工作有危險,要處處小心。遵守紀律。我不敢問李的住處,工作,甚至姓名。她是黨派來的(一開始我就這樣認識),我尊重她,敬愛她,這個感情是真誠樸實的。”

據母親回憶,1948年5月間的一天,父親突然對她說:“我馬上要回香港,你留下……”母親大吃一驚。父親解釋說,馬來亞英殖民政府充實了二戰後虛弱的軍力後,就頒佈了緊急法令,抓捕馬來亞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父親在教師公會、星華文協和社會上的活動已經引起英方注意,新加坡政治部曾傳訊他。饒彰風派劉譚風的交通員小黃通知父親立即秘密撤回香港。父親問母親:“你怕嗎?”“怕?”母親想想,沒什麼可怕的。她說:“我只是愛國愛學生,專心一意教書,不怕!”父親感到寬慰,他拉拉母親的手,安撫的話也來不及說,就這樣走了。

一份影印件,筆名秋楓的作者,就是吳荻舟

吳荻舟寫於南洋的另一篇文章《藝術創造的社會基礎》

(圖一:父親以秋楓為名寫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1947年10月1日《南僑日報》)。)

父親通過同鄉、龍岩九中的同學張義深(在新加坡開自行車行)買了一張船票,還在他家躲了幾天,走的時候特意避開碼頭,由張義深在新加坡河找了一隻小船直接送到海上上船,6月底回到香港。同日,饒彰風也乘坐飛機經曼谷回到香港。

晚年,母親在回憶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寫道:“我總算明白了,他是共產黨員,他不屬於自己,也不屬於我,他始終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有著自己的流向、歸屬。我默默地想,我也漂流了十多年啦!流向何方、流到何時?走自己的路吧,這裡就算起點,是饒彰風留下我的。於是,我收拾起遐想,擁著三個兒女,親吻著:‘我一定要保護好你們,你們雖小,可趕上了大勢,我們共同奮鬥吧!’三歲的兒子和一歲多的小女兒自然不懂,可7歲的大女兒卻緊握小拳:‘媽媽,共同奮鬥!’我笑了笑,雖然只是一句孩子話,但心裡卻暖洋洋的。‘我們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再找一份工作,我們有許多朋友,會幫助我們,你還要再回中文學校,我們是中國人,必須接受祖國的文化教育呀!’我拼命工作,選擇我的流向,我要攜帶我親愛的兒女和他彙集,百川歸大海呀!”

父親走後,李珣來過兩三次,後來就沒有再來。看到別人全家一起走,對母親還是有影響的,她一個人領著三個幼小的孩子,留在異國,不可能沒顧慮,何況還在大逮捕,經濟上也有困難,不過所有困難都被母親一一克服了。據母親回憶,父親回香港後,她在新加坡換租一間小房,最多時住七個人。除她和三個孩子外,還有保姆,一女友,一“民先”學生,是繼任的教務主任何國霑委託她照顧的。好在當地氣候好,夜裡蓋個毯子就可以。母親說,當時床上床下,橫七豎八,大家過得融融呵呵。

母親聽說父親進了香港《華商報》,每月20元生活費,哪有錢養家。於是她在同事們幫助下,白天教書,晚上做家庭教師,做兩份工養三個孩子。累不累呢?母親回憶說:“記得在一封信上我訴說,早晨到校一步跨兩級樓梯,第五節課就不行了,還有時頭腦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

教務主任何國霑和訓育主任張偉賢對母親特別好,半年後,何國霑說有個朋友要去看你,你們多談談。實際上就是中共派來聯繫母親的林敏,她表揚母親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既教書,又管理圖書館,做團結工作。她告訴母親:工作很多,可是人走得多了,來的少了,因為入境困難。母親知道需要人手,便決心留下來再工作一段時期。她趁女友回港之便,把年僅歲半的二姐帶回香港交給外祖母照顧(前面說到二舅到巴領旁教書。1948年12月,他們留校堅持工作的人被荷蘭殖民當局逮捕,二舅也包括在內。得悉他們將被驅逐出境並交給上海的國民黨,通過饒彰風幫助,父親和陳夏蘇在香港把他截下,安排在《華商報》工作。外祖父母於是也到了香港),辭退保姆,也不兼任家庭教師了,集中精神搞學校的工作。她認為這就是為黨工作。

母親記得林敏用口述(沒有文字材料)和她學習中共的黨章,講述入黨手續和重要意義,母親說,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艱苦奮鬥。1949年4月9日,林敏通知母親說,組織上批准她入黨,由她做介紹人,因環境不好,也不填表,談話後就帶著母親宣誓,地點是在新加坡加東區某街,母親她們當時住的地方——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內,母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母親記得,那時候的黨費大約就是兩角,交給林敏。

我有一份缺頁、沒了作者名的資料,現存15頁,題目是《透過一個藝術團體的流動工作來看海外(暹羅、馬來亞)兩年的青年運動與新藝術運動》。詳述中藝在泰國和馬來亞的活動,看上去是一份大會發言稿,時間應是中藝回到內地不久。這份發言稿的內容似乎與父母無關,但我卻意外地從中得知當時父母所處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環境。

當時馬來亞人口是580餘萬,其中華僑就佔260餘萬。國民黨在馬來亞勢力比較雄厚,新加坡更是個矛盾龐雜的所在:殖民地當局與獨立運動領導的人民力量之間的矛盾;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被當局挑撥起來的弱小民族之間的矛盾;科學民主和封建保守落後文化的矛盾等等。

馬來亞在商業上比暹羅(即泰國)發達,各大埠頭和香港之間交通繁密,帝國主義的統治也牢固得多。馬來亞宣佈緊急法令之後,有成坤女校同學因為參加尊孔演劇遭到開除,為了爭取與男同學一樣享有平等權利,女學生們起來鬥爭,遭英國皇家警察攔阻鎮壓。警察還追捕華校教師,在暗中支持同學鬥爭的中藝社員是在當地師生、朋友的幫助下才逃出羅網。

1948年底,也就是母親獨留新加坡期間,新加坡有無數進步人士、青年學生離去,天天都有人被捕,或者被遣返中國。據這篇文章的作者描述,馬來亞當局用“Yes”、“No”的辦法指認、誣陷無辜華僑青年。“用一個喪盡天良的敗類帶起一頂只露兩隻眼的黑帽子,在菜市,在茶樓指著無辜的青年們說‘No’,警兵便不理放過,如果那帶黑帽子的人指著人說一聲‘Yes’,(那人)便被拖上黑車,送到監牢進行拷問。另外他們又從婆羅洲用飛機運來眾多的‘沙撈月’野人,這種野人生性好殺,近來喪生在他們手下的有為華僑青年難以數計。被捕去的人很快被射殺,那算是幸運,最難耐的便是灌汽油,灌機油,坐電椅……”

母親從1948年5月間被獨留新加坡、1949年4月9日入黨到10月底離開新加坡,是在學校做女教師和學生工作,參加學運,和她同一個黨小組的有何國霑和張偉賢。真慶幸她在這期間沒有遇到危險。

母親回憶說:“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時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齊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員,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員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一份字跡模糊的回憶文章

梁愈明回憶中藝在南洋的文章

(圖二:梁愈明(又名梁操政)回憶他協助饒彰風幫助中藝開展工作的文章。)

中藝在泰馬活動了兩年,舉行“告別馬來亞”的公演後,全部人馬被押送上船,於1949年元旦那天回到香港,5月與原“七政大”部分成員在香港組成的“中原劇社”等聯合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文工團(簡稱華南文工團),經大鵬灣進入東江遊擊區。

根據隊史《周總理與抗敵演劇隊》中署名丁波、吳荻舟、程季華的《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記述,中藝回到香港後,全體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彙報了兩年來在海外工作的情況。周恩來收到信後當即詢問帶信人:“五七兩隊的人現在哪裡?”當他聽說中藝安全到達廣東東江遊擊區,高興地說:“太好了,都到了遊擊區,我就放心了。”

丁波回憶:“當我們再度在香港見面時,他(吳荻舟)高興地告訴我:‘組織問題解決了!’我當即緊緊握著他雙手:‘祝賀你,從內心祝賀你,祝賀你過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今後更是一個永不變色的共產黨員!’”

母親有一張新加坡育英中學舉行的新中國成立慶祝大會的照片。母親在照片背後寫著: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我們戰勝了各種阻力、壓力,各進步華僑中學都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為母親這張照片做佐證的有兩篇育英學校學生寫的紀念文章。第一篇是黃青天(1952年回國後改名黃志國)寄給母親的,寫於2004年8月1日,題為《難忘的一天》,記述了1949年10月1日那天新加坡育英學校的情形。

文章寫道:1949年10月1日,遠在新加坡的育英中學舉行了不平常的慶祝大會。雖然環境惡劣,熱愛祖國的師生們還是據理抗爭,排除阻撓,升起了五星紅旗,掛起了毛澤東的畫像。鑼鼓喧天,秧歌喜慶,十點正,慶祝大會開始,義勇軍進行曲撼動人心。何國霑老師步上講臺,發表了令同學們熱血沸騰、揚眉吐氣、刻骨銘心的講演。

儘管已經是55年前的事,黃青天仍然記得何國霑的講演內容大致如下: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他掛著禮義廉恥的羊頭欺世盜名,實行的是殘酷剝削、血腥鎮壓的反動統治。日本強盜悍然入侵中國,對中國人民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甚至拿中國人民活生生做細菌和毒氣武器實驗,蔣介石卻樂得騰出手來對付浴血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中華民族並不乏英雄豪傑,不乏矢志救國的志士仁人,他們前赴後繼、英勇救亡,但都飲恨失敗。中國共產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以先進理論為指導,教育人民、培養幹部、武裝紅軍,整個革命隊伍人人都是誓死解放全中國、埋葬萬惡舊世界的自覺戰士!共產黨人吃苦在前,衝鋒在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紅軍不取人民一針一線,行軍途中經過百姓的桃林,再饑再渴也不摘一顆桃子。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老百姓對人民子弟兵的感情是軍民魚水情。毛主席高瞻遠矚,挽救了革命。毛主席用兵如神,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奇跡,打得日本強盜剖腹自盡,亡魂飄回去向他的天皇報到;打得蔣匪幫氣急敗壞、驚慌失措、棄暗投明、掉轉槍口;打垮蔣家皇朝八百萬軍隊,打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孤兒有了娘!

黃青天說,聽到這裡,“我們熱血沸騰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

黃青天在文章中說的“據理抗爭,排除阻撓”是怎麼回事?另一名當年的學生林海權2004年7月20日寫的《新加坡育英中學慶祝新中國成立時的情況》裡有詳述:“1949年,祖國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已成定局。新加坡各華僑學校的愛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更好地開展學運工作,各華校紛紛成立學生自治會。育英中學也不例外。我經過競選,當上了學生自治會委員,主管財政。1949年10月1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育英中學在何國霑、張偉賢等老師的領導下,通過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了一個規模盛大的慶祝會。我們積極地參加了慶祝會的組織籌備工作。大家佈置會場,寫標語,還請我校美術老師郭一楚畫了一張大的毛主席像掛在主席臺上。為了升掛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還派代表向王昌稚校長進行交涉。受到英國政府的壓力,起初校長不同意我們升五星紅旗,經過我們的說理鬥爭,最後校長作出讓步。全校師生熱情高漲,齊聲高唱新中國國歌,升起五星紅旗,懸掛毛主席像,高呼‘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何國霑老師在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號召全校師生要一邊倒,倒向新中國,擁護新中國,中間路線是沒有出路的。”

據說各華校在慶祝新中國成立時搞得轟轟烈烈,影響極大。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學生自治會必須註冊為藉口,企圖解散學生自治會。各校雖然聯合起來進行了鬥爭,但最終還是被解散了,一些出頭露面的學生事後還被新加坡政治部傳訊。

吳荻舟與朋友一起,三個孩子也在一起。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3 馬華文藝

蕩小舟

第四章 南洋風雲

3 馬華文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香港方面是分三批派人來新、馬、印尼的。第一批主要是中藝先遣人員。母親張佩華是第二批。第三批由陳夏蘇率領經新加坡去印尼巴領旁辦學。他們分批由父親吳荻舟引見拜訪了南僑總會會長陳嘉庚,他向英方擔保了200人的入境護照,這些人都安排到新、馬、印尼的中小學校,或自辦專業院校,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儲備了人才。從1948年初起,他們又一批批經過香港回到解放區。

1947年饒彰風也到了新加坡,組織出版《新華通訊》。父親再次向他提出恢復組織關係問題,饒彰風將他介紹給僑党負責人之一劉譚風,說父親是“三八”幹部:八年讀書、八年坐牢、八年抗戰,長期找不到入黨介紹人曹正平,也找不到能證明曹正平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的證人。此後,父親就被安排在劉譚風領導的文教特別支部(書記趙渢)過組織生活和負責宣傳。文教小組組長是夏衍、饒彰風和張兆漢,成員除父親之外還有林彥群。

吳荻舟證件相,淺色西裝打領帶

吳荻舟攝於一九四六年

(圖一:父親攝於1946年。)

父親他們當時的工作是深入華僑青年、學生和中上層人士中,團結華僑領袖,宣傳祖國形勢,號召他們參與民主愛國運動。父親與汪金丁、盧心遠等推動了華校教師公會的成立,薛永黍(中華中學校長、民盟成員)任主席,父親任秘書長。父親說過他們做過的一些工作,比如後港一所小學的校長,因生活困苦家庭不和睦,感到悲觀要自殺。教師公會做了工作,幫助他放棄自殺念頭,恢復家庭和睦。

當時新加坡沒有大學,幾所華校進步學生在進步師長指導下組織學生定期集會、聯歡,特別是利用五四青年節、三八婦女節和六一兒童節交流祖國形勢、學運情況,請國內來客或當地進步人士作專題講演。中藝也派人參加學生集會,作小型文藝演出,增加學生們對祖國的認識。

關於父親吳荻舟在新加坡期間的工作,有兩篇文章可供參考。

  • 許征帆的《革命的牽線搭橋人——懷念啟蒙之師吳荻舟》(為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所寫,節選):

“有幸初識吳荻舟,是在我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彷徨、困惑極需正確指引的1946年,那時我剛滿18周歲,剛從逃亡之地(印尼的一個偏辟小島)回到原來的僑居地(馬來亞柔佛州龍州鎮)。歸去來兮!歸來後的所見所聞令人驚詫費解,構成成串的不明白: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大戰的戰勝國,為什麼會是那樣一副‘慘勝’的樣子;號稱世界強國之一的中國,為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氣味仍那麼濃烈;堂堂神州怎麼會鬧得越來越像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國民黨政府憑什麼讓美帝國主義肆意蹂躪我中華;太平洋戰爭中那幫夾著尾巴逃跑了的老殖民主義者,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深受戰亂禍害的華僑青年,何以備受殖民政府當局的冷漠,視為時代的棄兒。於是我決定拿起習作之筆,力求寫出直面嚴峻的、冷酷的現實的習作,以習作為投石,來個投石問路。

問路幸遇中共老共產黨員胡愈之、吳荻舟等人。前者在自己主編的革命報刊上,發表我的多篇習作,鼓勵我在寫作的實踐中體察社會、品味人生、磨煉自我。後者建議我定期到新加坡參加文學愛好者的活動,聽取有關中外名著的介紹和研討。令人永生難忘的是,吳荻舟親自講解了果戈里的《死魂靈》、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高爾基的《海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魯迅的《祝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葛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家莊的變遷》等等。由於課時有限,每講只能是提綱挈領地展示主題,儘管如此,聽者仍得益匪淺: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路,提高了覺悟,強化了信念。通過一次次地聆聽教誨,我腦海裡的諸多“不明白”逐漸減少了。對社會走向、祖國前途、人生道路的認識,頗有豁然開朗之感。在戰火剛熄滅的新加坡、馬來亞那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對我這樣一個既失學、又失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來說,有胡愈之、吳荻舟這樣的老黨員、老學者的關懷和指點,真是太幸運了。他們確確實實是我的啟蒙之師。”

許征帆的紀念文章還有後半,我會在寫相關歷史時期的時候繼續引用。

二.林彥群的《在新加坡的片斷記憶》(同上,節選自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

“1947年下半年,我在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曾和在南洋女中任教、在《南僑日報》工作的幾位同志,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辦了一個《學生週報》,並以《學生週報》社的名義,經常舉行各華僑中學師生的聯歡活動,進行支持解放戰爭和國內學生運動的宣傳教育工作,配合華僑的愛國民主運動。《學生週報》的發行和活動得到在育英中學的荻舟、李定、袁少屏、何國霑等同志的大力幫助,不少育英中學的學生訂閱《學生週報》,參加聯歡活動。當時,正在新加坡的中藝社(大多數成員和吳荻舟、李定都曾同屬抗敵演劇隊)的一些同志也來參加聯歡活動,使聯歡活動更為豐富多采。這些都使《學生週報》團結各僑校師生的工作得以較好的開展。

吳老是新加坡華僑教師公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教師公會當時是新加坡的主要愛國僑團之一,其中有不少愛國進步僑教界知名人士,例如:華僑中學的薛永黎校長,荻舟的閩西同鄉盧心遠(解放後曾任中僑委辦公廳副主任)和馬寧(名作家,解放後曾任福建省文聯主席),還有汪金丁同志(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在這期間,愛國僑教界與反動僑教界的鬥爭是激烈的。荻舟也常用吳秋楓的名字發表文章,揭露反動僑教界的反動面目。

我和吳老曾經同在一個黨小組,但為期很短。小組同志都是僑校教師。我們交流各僑校和學生運動的情況,還曾經討論關於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以及華僑工作問題。l948年初,革命前輩胡愈之同志(當時任《南僑日報》社社長)發起一次研究會,參加者有在<南僑日報》社工作的沈茲九、洪絲絲、張企程等同志,還有趙溫、吳荻舟、蔡馥生、汪金丁、許俠等同志和我。研究會是討論分析馬來亞(當時尚未改名馬來西亞,還包括新加坡)[1]華僑社會經濟情況,華僑經濟的性質,也涉及華僑工作問題。

當時,在馬來亞、新加坡華僑文藝創作上,有過一場關於‘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前者認為應偏重寫中國題材,遠離馬來亞‘此時此地’的現實,是屬於‘僑民文藝’,實際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馬來亞尚未取得獨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進入決戰時刻,廣大華僑愛國愛鄉,支持祖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盼望新中國的誕生。華僑文藝反映廣大華僑愛國心願和華僑愛國民主運動的現實,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這場論爭的實質意義遠遠超過文藝的範圍。論爭也引起了在香港的郭沫若、夏衍等同志的關注,也為文論述。後來,吳荻舟同志在組織授意下,寫了一篇文章,對論爭提出了綜合的帶結論性的意見,對平息這場公開論爭起了作用,這是吳荻舟的貢獻。”

 

1946年《南橋日報》的剪報,半版文章,由吳荻舟撰寫,題目是“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

吳荻舟在《南僑日報》發表文章

(圖二:1996年至1998年編輯紀念集《吳荻舟》的時候,已近80高齡的母親多番努力找到父親當年寫過的文章影印件。)

林彥群文中提及的“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應該為當地服務還是為祖國服務的論爭,緣起於傾向馬來亞共產黨的一批華人作家中有人提出:“馬華文藝”應為馬來亞革命服務,如果寫大陸題材便是“僑民文藝”。《南僑日報》影響下的一批作家則認為要為祖國服務,甚至說“中國革命迫切,馬來亞革命長期”、“中國第一”、“中國的事快快做,馬來亞的事慢慢來”。

當時的形勢是新、馬還屬於英國殖民地,中國大陸的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饒彰風要父親寫一篇文章,總結這一場論爭。父親以“秋楓”的筆名(這是他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在1948年3月27日的《南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的文章。主要觀點是:華僑作家應寫自己熟悉的當地生活為主,為當地民族獨立和民主建設服務,但如果有適當的有關祖國的題材也可以寫,不排除為祖國民族解放戰爭服務,即當地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肩負為祖國和為馬來亞的民族民主解放而鬥爭的雙重任務。

父親這樣歸納爭論:“為什麼寫馬華文藝?無疑是為馬來亞的新民主革命。馬華文藝為誰而寫?當然是為馬華大眾寫。馬華文藝寫什麼?要寫馬來亞廣大群眾的生活希望和生活鬥爭以及揭露國特的無恥、馬華社會的封建殘餘,以及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主義統治。馬華文藝怎樣寫?無疑是要運用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方法,以民族形式為形式。怎樣創造馬華文藝的形式呢?盡可能吸收馬華社會上流行的民間形式,吸收馬來亞各民族的、為馬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的特質去融會、創造、發展。”

他分析了馬來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和僑居馬來亞的“新客”、“老客”的社會、經濟關係、政治傾向。指出一方面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自治、獨立,這一政治目標應該是生息於斯的三大民族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居住在新馬的華僑在民族感情上、文化傳統上、政治經濟上都和祖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必爭中國第一、第二,只要能站穩馬華大眾的利益立場,反映和打擊反動的惡勢力,就是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參加了馬來亞保障馬華利益的鬥爭。”“馬華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只要努力反映馬華的現實,通過自己的藝術,喚起馬華大眾,組織馬華大眾,鼓勵馬華大眾去戰鬥,就是最正確的方向,各政黨也不必拘束地競爭劃分這一工作是屬於支援中國或參加了馬來亞的民主鬥爭,只要以大眾的要求,大眾的利益為立場,追隨大眾的意見,努力去做,也就是最正確的方向。

父親記得,文章登出來後,得到共鳴。我在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馬華文藝之爭早始於戰前,即使現在也有爭論。父親的觀點是有現實意義的。

這個時期,母親張佩華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在育英中學小學部做教員,她很高興能“投入華僑教育工作,宣傳祖國的文化和形勢,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張佩華的證件照,笑容可掬,容姿端麗。

張佩華1949年證件照

(圖三:母親攝於1949年。)

看到母親在一份材料中寫:“1947年下半年知道了吳荻舟是黨員(以前不知道,在劉譚風與吳聯繫後,就知道了)。一下子共產黨從可望不可及拉到自己身邊來,抽象的黨員成為現實,擺在面前,令我激動。吳荻舟這時更忙了,我很羡慕他,他鼓勵我積極創造條件,我便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黨員,在黨的領導下,更好的工作,學習,更快地進步。關於階級鬥爭一點也不懂,‘進步’——我理解為不像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禍國殃民,而是廉潔正直,辦事認真,工作負責,作風正派,有學問,有工作能力。”

母親回憶:“1948年春,吳荻舟的黨小組經常在我家開會,我更熱烈了,有時聽他們談國內外大事。特別令我興奮的是國內鬥爭形勢,因為有一個舊中國對比,我更覺得共產黨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偉大的。總之,要打倒那個不合理的舊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欺壓、沒有保甲制度、沒有派款勒索、不會有理無處講的新中國就是合我的心意,我就願意跟共產黨走一輩子。”

吳荻舟與朋友一起,三個孩子也在一起。

新加坡時期的家,吳荻舟難得偷閒,弄兒為樂。

(圖四:父母在新加坡的家,右一為父親。)

母親說:“我的這些思想、要求,吳荻舟是很清楚的。他們的小組每次在我家開會,他都要我為他們守護、照顧。我和趙渢(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也是在這時候熟悉的。後來,吳荻舟就把我的希望、要求向上級反映了。”

[1]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馬來亞也不叫馬來西亞。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馬共領導人民英勇抗敵。英國在馬來亞恢復殖民統治後,於1948年2月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把新加坡劃分出來成為單獨的“直轄殖民地”。1948年6月英國頒佈“緊急法令”,宣佈馬共和其他進步組織“非法”,實行武裝鎮壓。馬共領導了9年多的民族解放戰爭,迫使英國承認馬來亞聯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獨立,但英軍仍然駐在馬來亞。汶萊因為在石油稅收和蘇丹地位等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拒絕參加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於同馬來亞聯合邦在政治上、經濟上矛盾尖銳化,1965年8月9日從馬來西亞分割出來,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香港島的市井風情,路窄人多,右手邊可以看見路面電車在行人和建築物之間穿行。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2 風雲變幻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雲變幻

2 風雲變幻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饒彰風親自安排中藝的三次演出頗具戲劇性。饒彰風的公開身分是香港一張立場、觀點、政治傾向十分鮮明的紅色報紙《華商報》的董事,夏衍、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廖沫沙、張鐵生等是該報社論委員,郭沫若、茅盾等常在該報發表文章。饒彰風的太太何秋明(原名何祖貞,也是地下黨員)卻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他們夫婦從來不在公開場合同時出現,晚上才“殊途同歸”回到“七姐妹”(香港島北角)一條僻靜街道上的家相會。父親吳荻舟只在必要時,晚上到那裡找他。

三次演出,饒彰風都沒有公開出面。第一次,父親在他的安排下去基督教青年會拜訪何秋明,並通過何秋明的介紹拜見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人、英國爵士黃雯的夫人,洽談為女青年會慈善事業籌款義演。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加上何秋明從旁推動,順利地達成了協定。中藝只拿有限的演出費(以解揭鍋之急),演出場所、推銷戲票等全由青年會負責解決。這次演出場地小,座位不多,但觀眾絕大多數是中上層人士,基督教會督何明華也積極支持。演出效果很好,夫人小姐們看到中藝的青年演員們在舞臺上忙得汗流浹背,都很感動,願把為數不多的千餘元票款贈送給中藝。機智的何秋明對黃夫人說:“他們這些青年,為了救國,十六七歲離鄉背井,成立劇團宣傳抗日,同甘共苦相處了8年。他們都熱愛藝術,捨不得分手。現在追求的是藝術上的成就,下次再為我們慈善事業籌款,找個大場子,多拉些觀眾,多銷些戲票,多給點演出費,江湖上說的幫人場勝過幫錢場!”黃夫人熱情地說:“那好,這錢收下。下次,請我的達令出面找香港政府,你說呢?”何秋明說:“那太好了,黃先生出面,一定馬到成功!他們知道一定非常感謝你!”

饒彰風聽了彙報,興奮地說:“黃雯爵士出面,再好沒有了,中藝要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門走向香港政府的大門。我看,趁熱打鐵,你乾脆向黃夫人提出下次借英國海軍俱樂部,這是輕易不出借的禁地!”

在饒彰風和何秋明兩夫婦的幫助下,在黃雯爵士夫人、名會計師陳一鳴夫人等的推動下,中國歌舞劇藝社果然借到了英國海軍俱樂部,協議四六分賬,雙方都很滿意。兩次演出都是為戰後香港慈善事業義演。演出的劇目仍以歌舞為主,加上音樂造型《黃河大合唱》。兩位上層夫人奔走推銷了不少榮譽票,觀眾除部分英國皇家海軍官兵外,還有親英和少數接近國民黨的香港上流人士和他們的眷屬,一個“為藝術獻身的職業劇社”在香港上流社會中開始立足,一條通過香港上層社會打出去的路線逐漸形成。

有機會演出後,中藝經費緊張的狀況有了一定的緩解。他們請夏衍到社裡做學術報告和對兩次演出提意見。過去七隊在大城市演出後,也請專家、學者、藝術家提意見,寫評論。鑒於當時的任務是宣傳和動員群眾起來抗日,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和中小城市流動,對藝術品質的評價,與今天對專業劇社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在戰爭年代,評論界對他們的短處也多採取鼓勵和原諒的態度。今天不同了,中藝是個靠藝術品質生存的專業劇社,夏衍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他們藝術上許多不足,提出許多要求。大家聽了很震動,明白還要狠下功夫。

當時他們搬到港島東區一座廢置的舊廠棚住,很簡陋,原本沒有間隔,他們用幕布和破舊木板自己動手把統棚隔了幾間房和一個相當大的排練場,夏衍就是在這暗黃燈光下的排練場給他們做報告的。

母親記得,到香港後,經濟十分困難,據她回憶,父親和中藝住筲箕灣,她住西環漢華中學的房子,打地鋪睡了幾個月。她說:“我確實窮得快沒飯吃了,只好去找吳荻舟,結果幾乎沒有車費回來。”筲箕灣在港島東,西環在港島西。我查了一下,1946年香港島只有四輛巴士運行,路線有限,所以母親當時坐的,很可能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俗稱“叮叮”的路面電車。1946年,“叮叮”的單程車資是頭等車(又稱西人車)兩角,三等車(又稱華人車)一角(沒有二等)。那個現在掉到地上都沒有人肯彎腰撿的角子,當時幾乎難壞了母親。父親在一份草稿中寫了如下一筆,可以為母親的記憶佐證:“籌建中藝,任社長,為了解決經濟困難,我將堂兄為我愛人生孩子準備的錢也用進去,致臨產前不久的愛人往返幾公里找我要家用,空手而回。”

香港島的市井風情,路窄人多,右手邊可以看見路面電車在行人和建築物之間穿行。

這是四十年代中期的香港島市井風情。路面電車在行人和建築物之間穿行。

(圖一:香港1946年老照片,路面電車“叮叮”經過的地方。想像一下,母親看著這陌生的地方是什麼感受?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尊孔會的負責人之一馬文輝聽說中藝要作第三次演出,主動提出幫中藝借孔聖堂。這個大鬍子是中間派人士。父親後來在許多場合都見到過他,左、右派人士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每次他總是身穿一件中式長袍,默不作聲地站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說話也很謹慎。

父親把馬文輝願意幫助借孔聖堂的事告訴饒彰風,饒彰風聽了臉上頓時泛起笑容,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父親說:“老吳,這簡直太妙了,對中藝去南洋大有好處。能在孔聖堂演出,便再也沒有人記得你們是‘赤色分子’了。我們一定把這功勞奉送給他。你馬上登門拜訪這位大鬍子,請他幫忙借孔聖堂。”

孔聖堂演出收入很少,不過中藝習慣了精打細算,收支相抵還賺了一些。雖說不久社裡又出現開支緊張,還被盜一次,但去南洋巡迴演出的條件卻成熟了。

 

香港特有的風景,在山崖上闢出一塊地方建成的孔聖講堂。是樓高兩層的中式建築。

孔聖講堂是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重要會場。

(圖二:孔聖堂創立於1928年,旨在在香港弘揚儒學。大禮堂可容納千人,接受不同政治理念的團體和學派租用,是香港早年重要會場。外貌至今沒有太大變化。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南洋著名僑領、新加坡的陳嘉庚有意邀請香港文教界派一批能勝任教育工作的人去新加坡辦教育。同時在香港聘請教員的,還有吉隆玻和印尼各地。11月初,饒彰風約父親去他家。他說:“你馬上找一位在新加坡的福建同鄉,辦理入境證。任務有二:一是‘中藝’去南洋的時機已成熟,途經曼谷時,找當地的朋友談談中藝去曼谷的問題,看看那裡的演出條件,搭上關係,為中藝去南洋做好前站工作;二是大批進步文化人在國統區呆不住,撤退到香港,工作和出路必須擴展到南洋去,聽說陳嘉庚先生要辦一所中學,你以同鄉關係設法請他擔保一批朋友去新、馬、印尼。”

父親寫信給30年代在上海一起過窮日子搞文藝的馬寧(他抗戰前在新加坡,抗戰時在新四軍,抗戰後又回到新加坡),馬寧很快給父親寄來一張入境證。

父親和丁波去見饒彰風,饒彰風告訴他以後中藝社長的職務由丁波負責,徐洗塵為副社長。據丁波的回憶文章所寫,父親當即表態:“我瞭解丁波同志,相信他一定能承擔這項艱巨任務的。”父親並再次向饒彰風表示要恢復黨組織關係:“希望組織能繼續幫助我解決這個歷史問題。”饒彰風想了一下後對父親說:“你同意的話,可以重新入黨,下一步再設法解決黨齡問題。”父親高興地允諾了,並說:“好,分兩步走吧。”和丁波離開饒彰風向筲箕灣住地走去時,父親頗有感慨地對丁波說:“我這半輩子,雖然沒有背過思想包袱,但對組織關係問題,長期沒有解決,總是很不安心!這次社裡發展一批新黨員,而且多為七隊老同志,我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丁波說:“你這個想法就很對頭!”

據母親回憶,有一天,父親問她柳州有人來了嗎(外祖父母和大舅在柳州)?母親難過地說,來人把這一點點錢用光了。兩個人同歎一聲,相對無語。然後父親告訴母親說,饒彰風要他去新加坡執行新任務,在曼谷為中藝做好第一站的準備工作,然後到新加坡搞教育。母親睜大雙眼問:“改行了?”父親笑笑:“都是黨的工作嘛。”母親滿懷希望:“教育,也是我的本行。”父親說:“這次也許我們可以同行,但你還得忍耐……”

母親被留在香港等生產,她當時懷著第三個孩子,另外也要等父親到了新加坡後以家屬的名義申請護照。她說過,她當時十分徬惶,不想再流浪,想回廣西,那裡有她的父母和弟弟、朋友,也有適合她的工作。但是饒彰風和左洪濤、何秋明都竭力留她,還說為她安排工作。父親的遠房堂弟吳錫仁(在南雄開中藥店)和大舅曾接濟母親。

由於得到泰國安達公司的邀請,中藝去南洋巡迴的路線定為先去泰國,再去新、馬。飛機在曼谷只停留短短兩個小時,父親抓緊時間找到莊世平,通過莊世平找到曼谷天外天戲院的經理譚友六,他陪著父親去看了幾家戲院,瞭解那裡的演出條件。父親和曼谷的“東舞臺”簽訂從1947年元旦起演出80場的合同後繼續旅程,當天飛到新加坡。

父親說:“飛機越過泰、馬邊境叢林上空時,由於氣流落差大,飛機冷不防下跌幾百尺。我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土包子,幾乎把五臟都嘔了出來。”

到新加坡後,父親很快便得到莊希泉、李鐵民、張楚昆等同鄉幫助,見到了陳嘉庚。他非常和藹,專注地聽父親用閩南話說明來意後,慨然允諾擔保一大批朋友到新、馬和經新加坡去印尼。父親留在那裡,進入教育界工作。

1947年初,丁波、徐洗塵率領中藝先到泰國,後到新、馬巡迴演出。中藝在泰國的演出,受到華僑、當地人民及政府的熱烈歡迎,國民黨的使節也表示支持。父親說:“這真是奇跡!幾個月前,我們這批戲劇兵還是‘赤色分子’,‘共產黨’,幾個月後竟成了國民黨駐外使節的座上賓,如駐泰大使李鐵錚竟在使館歡宴中藝全體人員!”

中藝從曼谷到新加坡時,父親以中藝朋友的身份到火車站迎接。他領著中藝打前站的人進入月臺,大家見了他,和他熱烈擁抱:“老吳,老大哥!……”走出車站,還有數以百計的新加坡各界歡迎隊伍,搖旗高呼:“歡迎中藝!”父親興奮地向歡迎隊伍熱情介紹。到了住地,立即舉行了中藝老社員第一次理事會。後來,中藝在新加坡、吉隆玻、檳城等十幾個城市演出,可說是到處獲得成功。

中藝在南陽演出歌舞劇

中藝在南洋演出

(圖三:中藝1947年在南洋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劇照。)

1947年1月,母親生下第三個孩子、我的二姐之後,坐船到新加坡與父親會合。母親說,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左洪濤幫助下,二舅張國權和小舅張國樞到了香港。孩子劇團早被國民黨解散了。二舅後來去了印尼的巴領旁教書,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小舅先在香港《華商報》排字,後來到東江縱隊參軍打遊擊,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

父親在新加坡期間改名吳昆華,公開身份是新加坡育英學校教務主任,這個安排得到陳嘉庚的幫助。育英學校由海南籍先賢創辦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初時只有十余名小學生,1925年增至四百餘名。太平洋戰爭期間校舍被英殖民地政府徵用,後又被日軍佔用,戰後被荷蘭盟軍作為臨時兵營。1946年復課,同時增辦中學。符玉川整理的《新加坡瓊僑辦學史記》有提及父親等人:“趙渢(前中央音樂學院黨組書記)、吳昆華(任育英教務主任、前國務院港澳組副組長)、李定、汪金丁、何國霑、張偉賢、楊嘉(作家)等均曾在育英任教,師資陣容空前強大。”

父親帶著大姐到育英讀書,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住在張楚琨家。張楚琨是陳嘉庚得力助手、有名的愛國僑領,母親在他府上打擾了將近一個月,才租屋遷出,半年後開始在育英學校小學部任教師。母親說:“荻舟和我一直記著張楚琨先生的和藹大度,他對當時大批經過新馬的文化人給以熱情幫助,至今我仍心銘感謝。”

1945年日本軍政府在香港簽署投降書,港督楊慕琦是英方代表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6年夏,劇宣五七兩隊部分隊員順利到達香港,住在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的青山道。父親吳荻舟對母親張佩華說:“放鬆吧,現在除了窮,什麼也不用怕了,再不怕殺頭坐牢。”

次日上午,《華商報》董事饒彰風即代表香港地下黨來探望兩隊。他看見大家打地鋪,過意不去,但是隊員們卻樂觀地笑道:“天熱,花磚地涼快呀。”

饒彰風約父親到距駐地不遠的何啟明家傳達香港地下黨關於創建一個職業的藝術劇社的指示。據父親回憶,光復已一年的香港九龍,到處還是戰爭留下的零亂和淒涼。他看到馬路兩旁一片被炸毀的房子,鋼筋水泥的樓板七零八落地搭拉著掛在斷垣殘壁上,街道上來往的人也不多。我在網上搜索了1945、1946年前後的香港老照片,對父母當年看到的香港有了一定的印象。

香港大學陸佑堂的屋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整座禮堂只剩屋頂的三角房梁和四堵墻。

香港大學陸佑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直到一九四六年仍未恢復。

(圖一:圖為位於港島半山的香港大學陸佑堂,可以看見戰時被破壞的屋頂仍沒有修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何家坐下,饒彰風說:“上次你來我還忙《華商報》復刊工作,沒有時間和你深談;l941年在韶關,也由於環境不允許,只見過一次,真抱歉!”原來除了l941年秋饒彰風和張琛以《潮報》記者的身份到七隊駐地墨江會館來“採訪”,和父親及副隊長徐洗塵等人第一次見面外,1946年初,父親從韶關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工作後,曾經到香港找饒彰風,告訴他七戰區政治部要兩隊去華東,兩隊決定不去。當時饒彰風和左洪濤意見一樣,他說;“對,不能上反共前線。”

在韶關見面時,父親只知道饒彰風就是青年詩人甫特;張琛是廣東梅縣《民報》的總編輯,因宣傳中共的“三堅持”(),報紙被查封,他就到韶關開了一個“商行”。後來才知道,饒彰風當時已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張琛也是中共黨員。

父親對饒彰風說:“那次短暫的見面後我還幾次見到張琛,可再也找不到你。”饒彰風告訴父親,粵北省委遭破壞後他便撤退了。他們都為以後可以常見面而高興。饒彰風稱讚左洪濤“是個很高明的導演”,利用張大王(發奎)與大特務黃珍吾之間的矛盾,取得兩隊“相機撤退”的勝利,說這出“復員喜劇”演得很生動、很逼真。父親也說,黃珍吾儘管咬牙切齒要抓要殺我們,可是到頭來還奉送我們幾十萬元做路費來香港。

據父親1988年寫的紀念文章《記“中藝”的誕生和成長——並深切懷念夏衍和饒彰風同志》所述,敘舊之後,饒彰風說:“你們為了保存力量,來香港建立職業劇社的計劃,香港地下黨完全同意。我和夏衍同志談過,初步設想是:首先人事上一定要把兩隊的骨幹保留下來。年齡太小的,可以安排他們進學校或送他們回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人口幾十萬,要維持一個職業劇團是很困難的,因此,新建的團,一要精幹,二要設法去南洋巡迴演出,這樣,才能長期生存下去,還有不少具體問題,待以後慢慢研究。五七兩隊聯合起來,政治上、藝術上都是比較強的,大家要有信心。”對新建的劇團今後的方針,他建議政治低調子、藝術高品質,內容健康、花色品種多樣化。他說:“這樣,你們會受歡迎的。你和大家先議一議,再作最後決定。”

饒彰風告訴父親,到報館找他不方便,可以晚上到他家去。父親覺得他善於思考、平易近人、細心幹練、處事果斷。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和陌生的環境,要對一大群青年的前途負責,父親難免感到忐忑。但是見過饒彰風之後,父親心頭的不安消失了。

當時,五隊隊長徐桑楚已去上海做電影工作,副隊長丁波見過在香港擔任地下文委的夏衍後說,夏衍的意見和饒彰風的意見完全一致,不過更具體更全面。夏衍的設想是根據香港和南洋的特定環境以及到過那裡的劇團的經驗提出來的。他說這個地方政治環境複雜,華僑和當地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準、藝術口味不同。一個職業劇社要生存下去,首先要能適應這樣的環境,要滿足不同觀眾的要求,他們要什麼,我們都能拿得出來,才不愁戲票賣不出去,當然,不能搞低級趣味。還有,泰、馬、新、印尼與國民黨還有外交關係,也是要十分注意的。總之:要建立一個政治調子不高(但又不是搞低級趣味)、能歌能舞,既演話劇又演歌劇的綜合性藝術劇社,夏衍建議,社名叫做“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

父親和丁波向大家傳達了夏、饒的指示,統一思想,便進入建社的具體工作,主要是人事安排。當時,五隊留下的人少,都是年齡較大的骨幹,七隊人多,還有幾位年紀較小的隊員。父親找到教育界、藝術界的朋友何平、成慶生等,把劉德林送進香島中學,吳松齡送進中華電影製片廠,施明新送往福建音專深造。

有一個隊員陳碧青,是七隊在梅縣吸收的新隊員,她喜歡音樂,尤其是唱歌,在小學時就得到音樂老師的重視和培養。1944年她尚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有一次全校唱歌比賽名列第一,從此她下定決心要學音樂。l945年3月劇宣七隊在興寧縣演出《軍民進行曲》和《新年大合唱》等節目,她看後非常崇拜,幾個月後,1945年7月,當她得知劇宣七隊要在梅縣辦“戰時藝術訓練班”,課程開設文藝思想史、樂理、聲樂、音樂指揮以及戲劇、舞蹈等,她就興奮地報名考試,被錄取。“培訓班”開學後不久,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本來要學習6個月的課程,提前結業,由於陳碧青聲音條件好,反應快,結業時被吸收參加七隊,她竟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紀念文章《吳隊長是我的引路人》中說:參加劇七是我人生經歷的一個根本轉折,從此我踏上了革命文藝的漫長征途。那時我才16歲,離開了家鄉,告別了父母,一切要靠組織的説明,靠自己的努力。一天,吳隊長主動的找我談話,他說,你年紀小,第一次出門遠行,可不要哭呀,你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大家談談,他們會幫助你的。又說,你除了參加排練和演出外,空餘的時間要抓緊學習。還叮囑我,隊裡的生活比較艱苦,要好好地鍛煉自己。吳隊長親切的話語,和藹的態度,雖然已是50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回想起來,好像是昨天一樣清晰。他一點也沒有領導的架子,就像是我的親人、長輩。吳隊長這次談話,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力量。從此我除了完成好工作任務外,就是抓緊時間向隊裡的老同志學聲樂、學表演、學語言等。到廣州後還聯繫到藝專去聽課、學鋼琴,以提高業務能力和知識水準。我還記得有一次隊裡排演《阿Q正傳》,決定讓我飾演小尼姑角色,當時我既高興又緊張,一方面覺得可以鍛煉鍛煉,可心裡又怕演不好。吳隊長瞭解我的心情後,就親自幫助我分析劇本和角色,提示我該怎樣演好這個人物,鼓勵我要勇於鍛煉,增強信心。那時我雖然演戲不多,但聽了他的話後,確實受到了鼓舞,非常認真地投入角色,進行排練。至今,隊裡的老同志見到我,還親暱地叫我“小尼姑”,可見我演得還算可以。

五七兩隊撤退到香港,成立中藝。陳碧青也隨隊到了香港,她想抓緊時間學習業務,實現從小的願望,到音樂學校去深造,就把心思告訴我父親。父親立即表態支持,並勉勵她好好準備,爭取考上。還說,如果考不上,歡迎你再回來。後來陳碧青才知道,實際上隊的領導層和黨支部已研究過她和施明新上學的事。l947年春中藝離開香港前夕,陳碧青到了廣州,在藝專經過短期專業補習後,到上海考取了國立福建音專聲樂系,又于1948年夏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今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直到1956年畢業。她說:“我在劇宣七隊的時間不算長,但我想,要是沒有七隊和吳隊長等老同志的引路、幫助,哪有我的今天啊!”

兩隊合起來還有30多人,選出父親為社長,丁波和徐洗塵為副社長,父親主要負責對外,丁波負責日常工作和發展黨的工作。據丁波回憶:在馮乃超領導下,中藝除原有的三名黨員(丁波、胡振表、黃力丁)外,發展了鄭達、齊聞韶、徐洗塵、史進、潘予、林宗熹等在香港入黨,成立了黨支部,丁波任書記。支部成立後,馮乃超親自找父親談話,告訴他中藝成立了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自己的隊員跑在自己前面解決了組織問題,父親卻為他們高興。丁波說父親當時“喜形於色”。父親說:“請組織相信我,當然我也設法找黨的關係,儘快把這個人生中的大事解決。”馮乃超說:“黨多年來都關心你、信任你,把你當黨員對待,相信你也是理解的。”
只有母親知道,父親為自己的組織問題不能解決,內心有多焦急。但他要負責全社30多人的生活問題,要儘快演出。父親抱歉地告訴母親:“又顧不上你們了,全社都要沒飯吃啦!我們也要斷炊。”母親告訴他收到大舅的信要托人帶一點點錢來。父親笑笑說:“雪中送炭呀。”

他放下自己的心事,投入工作,中藝於9月1日宣佈成立。

復員時,他們鑽了官僚主義的空子,自動把各人的“軍階”提高一級,多拿了幾十萬元復員費,可是換成港幣也沒多少。安置了人員,添置了必需品,換了服裝,很快社裡財務告窘,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演出。

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找個劇場也得向饒彰風求教。父親去找饒彰風,饒彰風說:“我也正要找你談。”

饒彰風指出,港英當局雖揚言“要把香港建成東方的民主櫥窗”[1],但問題可不那麼簡單。目前國民黨政權還與英國有外交關係,在港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港九還潛伏著國民黨特務,對五七兩隊來香港不會不知道;以後“中藝”還要去南洋各地,那些國家都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使節,五七兩隊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一個月前還要抓五七兩隊,能不破壞刁難嗎?饒彰風要中藝先在香港搞幾場演出,把政治色彩沖淡一點,不能演出像《豔芳酒家》(一出揭露國民黨軍隊腐敗,導致倫常慘劇的話劇)和《還鄉淚》等直接刺向國民黨的劇目。演出名義、地點要好好考慮,這裡頭的學問大哩。一定要在人們的心目中慢慢造成“中藝”與原五七隊毫無關係,只是戰後在香港新成立的職業演出團體,這樣才便於衝出去。這和夏衍的意見不謀而合。兩天前丁波去找夏衍,談到要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時,夏衍也批評說:“你們想幹什麼!”

他們的話使父親想起抗日戰爭時如何迂回曲折地在國統區堅持鬥爭的往事,悟出在新環境中該如何做。他們決定以演出歌舞為主,加一出反映農村反漢奸的歌劇。香港也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2],香港市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不會反對這樣的劇目。有些節目七隊雖演唱過,如《客家山歌》、《新疆舞》、《阿細跳月》、《藍色的多瑙河》等,但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完全可以演。

194510日军签署投降书

(圖二:日本在香港的軍政府簽署投降書。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向饒彰風彙報後,他同意了,並說,再在演出名義和演出場地上做點文章。

自9月1日中藝成立到ll月下旬,他們先後演出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成功令香港中上層社會認同中藝只是一個追求藝術、靠票房收入維持的職業劇社。

劇宣五隊的鄭達在紀念文章《中藝成立前後》回憶:“五七兩個隊成員是初次合作,相互間的不理解不協調自然難免。比如在演出劇目的摸索中,當首演大型話劇《牛郎織女》得不到觀眾的喜歡,賠了老本時,兩個隊的一些人就相互埋怨和指責起來,要不是老前輩夏衍給我們開會做團結工作,引導我們為準備去南洋作巡迴演出而多排練歌舞節目,並終於以歌、舞、劇大會串的形式,在香港取得演出成功的話,那中藝又怎能統一自己成員的認識,找到一條自己應走的演出路子呢?因而那時候,吳荻舟的社長擔子,是不容易挑的,但他卻很好的挑了過來。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副沉著穩重的神態,他那老大哥形象,在我心目中可是越來越鮮明了。”

1997年前後,我曾奉母親之命前去請鄭達叔叔為父親的紀念集《吳荻舟》寫序,他慨然允諾,除了和另一位叔叔楊應彬一起寫《堅強的文化戰士(代序)》外,還寫了這篇《中藝成立前後》,這是後話。

[1] 戰前的香港總督楊慕琦1946年5月復職,提出政制改革,給市民更多參與管治的機會。後任港督葛量洪1947年7月就推翻了楊慕琦方案。

[2]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後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經濟等方面皆受盡摧殘,直到今天仍然有市民和日本政府就“香港軍票案”打官司,也留下戰壕、防空洞等戰時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