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四清運動

5 京城寒潮

1965年1月29日，父親吳荻舟一行再次來到南京，一萬多名四清幹部分乘火車回京過春節。父親抓緊半天時間逛了夫子廟、秦淮河以及周邊舊巷，歎息那些風流文士詩詞歌賦寫的秦淮河多麽使人嚮往，而現實中污泥滿河床，雖然經過整治修通長江水，仍然發出惡臭。他買了一盆羅漢竹，取義“竹莖中空，人要謙虛”，“謙虛使人進步……”

上火車後晃蕩了一夜，沒法寫字也沒有睡好，父親靜靜地回憶，30日到家後補記了離村前和積極分子以及幹部談話的情況。他給積極分子做工作，要大家按照《二十三條》所定：退賠不能馬馬虎虎，也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大，交代又好的幹部，經過群眾的同意，可以減、緩、免。他和隊長王正和談了三點：“1小四清你不好好交代，群眾揭發才被迫承認，大四清如不好好交代，企圖混是混不過去的。要考慮自己的前途，也要考慮全家的生活。2要對生產負起責任，最近你消極怠工，不安排生產勞動。3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四不清，嚴重喪失立場。只要改，只要交待，還是好的。黨和群眾會團結你。不要在四清幹部離村後對群眾打擊報復。”父親說：“他保證不會（打擊報復）。”（1月30日）

1月31日，父親上午探望朋友和聽李一氓做國際形勢報告，報告重點1赫魯曉夫和現在的蘇共領導同是修正主義，但，前者做法和口講一致，後者是假團結真破裂的，更使人的，我們還要發表文章來揭露，2東南亞，重點是亞非的獨立，只是有向左向迷亂右的自己基礎，因為他們取得獨立了，但，走什麼路，現在不能看死。我們支援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的進步力量。

中午父親在家休息，下午去外辦和大家見面，看電影，晚上回家吃飯後，又去晚會，他說“晚會開的無精打采，看來有點形式主義。”

臨睡前，母親對他談起“夏（文化部夏衍）是代表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1]”，父親寫道:這真是使人大吃一驚。他想像不出來，“這樣的分子高踞在文化部十多年，遺害性（危害性）該多大！”（1月31日）

2月1日，兩位在鈐塘搞四清的同事王、朱到家坐了半小時，他們對工作評價很高，可是父親寫道：“在句容時，我聽到打了12只大老虎，當時我以為每人至少千元、千斤糧以上，這次瞭解只有千斤左右的糧，折80-100元，這樣，作為大老虎來打，是否過了呢？又說大小鬥爭搞了4-50次，這也似乎緊張了一些。對照《二十三條》，這是不適當的。不全面、甚至有意的不馬上向幹部交代政策底，也是不適當的。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只揀好的講呢？這是不對的，這樣做，對領導是欺騙，是要引導領導犯錯誤的。”

這天是年三十，但是父親先要去聽彭真的報告錄音，晚上又在“東來順”宴請《經濟導報》十六人，然後才回家吃家裡的年夜飯。他提到：“我特地買了酒”，“日子過得真快，我和瓊的戀愛記憶猶新”，現在有的孩子已經在談戀愛了。（2月1日）

父親瞭解到母親的單位中影公司也有一些事非，工作很重，母親感覺疲倦。晚上臨睡他還在和母親談心。他寫道：“我覺得她一片好心，就是急躁，對人的要求，主觀上認為出發點沒錯，不必講求方式，結果是落得一個‘不平等對人’的批評”。父親相信她是真心待人，沒有不平等待人的自覺思想，被誤會了。父親為她難受，也擔心她。

從父親的日記裡看到，他送二哥住院割扁桃腺，帶我和妹妹去逛街，說是“還”我們的願。

1965年北京西長安街，從西單向西看，可以看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圖一：父母有一天從西單走路回家，就是這段西長安街。1965年，從東向西看，四座突出的高大建築從左向右分別是廣播大廈、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和路北的軍事博物館。依稀可見殘破的城牆。路北有順城街、北鬧市口、大沙果小沙果胡同等。從廣播大廈向南拐再走一站地就到我家。一路上所談話題十分沉重。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以往每逢過年，父親都會到各家拜年，但也有“繁文縟節”的煩惱。這年中央號召不搞“拜年”，加之政治氣氛壓抑，他本以為不會有人來了，結果先是住在同一個大院的諸華、鄧強和吳凡吾來了，然後邵良、樓適夷夫婦等先後都來了，於是父親也到各家跑了一圈。

關於各人談到的整風情況，父親寫道，他不敢相信，那些老幹部竟犯了這樣的大錯誤？聽說“有的是歷史地犯錯誤，反黨反主席的，有的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二十三條》裡說‘重點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南京學習時，還沒有真正懂，聽到這些，才真的懂了。”他還想起過去曾有同事引經據典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資本主義的復辟是必然的。父親當時不同意：這不是唯心論嗎？社會不是發展的而是迴圈的了？現在黨內卻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2月4日）

邵良伯伯來的時候和父親談到“檢查船舶設計上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說他過去講過“設計90，製作10”，“這是錯誤的提法，是專家思想，抹殺了勞動人民的功績，把工程師、專家的作用估價高了。其實，設計到完成，是經過無數次失敗、修改、再創造的過程的。從歷史來看，科學上的任何成就都是由於無數代勞動人民對自然的改造和勞動的經驗的積累的結果，專家不過是繼承了前人的勞動成果，加以綜合、發揮、當然也有創造的部分。”況且他的設計，“絕對不可能一代就過關，又加上勞動者的實踐、再實踐，才完成的。”

隔幾天父母去回訪，邵對交通部工作安排有情緒，父親寫道：“內部矛盾真多。他的愛人也有情緒，沒有工作，可能對我沒給她介紹工作，有意見。其實，去年登記外語人才時，我確實代她登記了，沒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2月7日）

我很難評估回京期間接收到的資訊，對父親的思想以及後續的四清工作有什麼影響。不過父親自年少便接受了平等、自由、憲政的主張，啟蒙他的是鄧子恢這樣他欽佩愛戴的理想人物，加上他本性善良慈悲，關注底層人民疾苦，即使看到黨內分歧，感到震驚，切身體會到實現理想之難，我估計他仍會堅守與人為善和實事求是的一貫做法。正如2月9日這天他的日記所寫：“強調徹底革命，但，要從具體實際出發，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可歎以君子之心，難以想像人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政治鬥爭又會殘酷到什麼程度。

這天他們坐火車離京，在車上談了很多工作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圖二：父親囑咐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多做調查研究。）

到了南京，有一天自由活動時間。部分人想去夫子廟但是不認識路，父親送他們去到那裡自己再返回，在駐地花一角錢買了一碗鴨血湯，他寫道：“真價廉物美。”

然後他和其他人到莫愁湖一遊。據他描述：“湖很大，顯然是解放後整理過的，設計得很不錯，開曠而不落俗，有古建築一座，小山連綿，遍植各種植物。湖中有小島，島上有亭榭，我們沒有去，有船租，湖的周圍還在綠化中，還有一二處興建亭榭。”父親還寫道：“本想去看看中央軍人監獄，據說已經炮毀，我在湖中小山遠望不見，原來，它在江東門，距莫愁湖尚有一站多路。”父親此次與他曾經坐牢近八年之久的中央軍人監獄擦身而過，下一次來到，已經是二十年後。

回程，父親和趙姓同事去了中央市場，“酒座小酌啤酒，兩碟小菜，一共才一元”。父親向他瞭解大東崗的四清情況，他寫：“看來也差不多，也沒有發現瞞產私分，大四清的材料也不多，積極分子才七八人。打過人，工作隊也粗暴過。估計四月中可完成離村。看來我隊並不落後於彼。”

晚上沒有活動，大家在臥室聊天，談到參加集訓，父親說感覺到一種偏激的情緒主張不參加集訓，認為江蘇省江渭清之前講話時對過去批評他右傾有意見，如果去參加集訓，不可能得到正確的中央精神，對今後的工作還可能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父親說，他覺得可以“一分為二”。如果去，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起一點正面的作用。（2月10日）

回到小澗子，父親在大隊部聽到反映說，在他們離村期間，地方領導右傾，恢復了隊長的領導權，引起積極分子和貧下中農思想混亂。還有人傳會收回自留地，群眾放棄自留地管理，不除草，不下肥。

父親建議1.向群眾講清楚23條的精神，2.堅決宣佈不搞（收回）自留地，3.不讓幹部翹尾巴。

晚上開會，決定還是參加集訓，要抓生產。父親擔心：“積極分子中能抓生產的少，將來新的隊委怎樣安排。”（2月11日）

他們需要為當年“達到600斤以上的口糧而奮鬥。”（2月12日）

父親比較多考慮實際問題，恐怕這也是說他“右”的一個原因。

2月13日，“晴，暖轉涼，下午有風”，一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上午東隊來談辦民校，下午和吳凡吾去鈐塘見了張正，“他同意我們去集訓”，也同意大四清的安排：大四清（包括退賠）的時間，對敵鬥爭，組織建設及總結，準備離村等，談了新的隊委名單，作為培養的目標。下午做積極分子工作，晚上做婦女工作後又參加積極分子的會議。11點半才休息。（2月13日）

2月15日，在雨中他們離村去集訓，父親記述：泥濘很深，難走極了。我的行李張勳南挑了，我提了一些。晚上六點多就睡了。

這位在父親的筆記裡反復出現的張勳南，對父親給與了極大支持和幫助，十分感謝啊。

第一本日記的最後一頁，有父親的“體會”，大概是為集訓所作準備吧：

1. 政策必須交透（講雙十條）。
2. 交待政策要與具體鬥爭結合，才能使群眾他們領會和掌握政策（公佈工分賬，講分配政策和六十條中關於公分的一些規定）。
3. 支援群眾、提高群眾當家做主和帶他們一起工作。

通過鬥爭發動群眾是最有效的（三個戰役）。

4. 四清（政、經、組、思）在運動中不能只講經濟上的四不清，要不斷把四不清幹部的四不清講透，這樣既教育了四不清幹部，打掉了四不清幹部的威風，也發動了群眾，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公佈錢賬）。
5. 工作的深入是逐步來的，要根據群眾的覺悟，不斷放手，減少代替，來檢驗群眾的覺悟。
6. 工、錢、糧的公佈與群眾的覺悟（序不能倒）。
7. 傳達檔要針對群眾反映，決定重點。

集訓動員時說學習重點擺在1.形式性質，2.標準，3.工作方法，4.幹部政策，5.建設，6.工作態度、思想方法。學習方針是暢所欲言，全面地、正確地、完整地學好23條。父親認為：“這些都是對的，但，我覺得問題在結合實際時，對今後工作怎樣要求，和是否肯定反右以後這段工作上的具體做法。”

下面是父親一些集訓記錄：

“動員後讀了‘23’和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讀了彭真的講話，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過去對幹部的形勢（認識）是籠統的，尤其在農機廠學習時，聽到很多關於幹部的消極情況後，進村是比較緊張的，因此，在一段時間，我們根本不敢接近幹部，不去理幹部，2.因此，在摸了一段時間，雖然看到一些幹部比較好，也不敢解放他們，更不敢依靠他們。”

“怕右的思想是比較突出。”

“分團佈置下一段的工作‘大隊活動為主，運動在大隊，細緻的思想工作在生產隊’。（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否則很難設想依靠多數幹部的問題。”（2月16日）

討論形勢和性質，“形勢大好與階級鬥爭嚴重並不矛盾。但，也不能不看到具體的社、隊的情況不同，所以什麼工作，都要摸清情況後，從具體的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2月17日）

結合前一段工作討論工作方法，“我覺得，我在前一段工作上發動群眾上，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形勢的。但，在思想教育、即深入細緻的工作（對幹部和群眾）是不夠的。如果要改，就要補這方面的缺點。因此，我曾說過我們錯了，有了工作上的片面性。即多注意到組織發動，忽略了思想動員。”（2月18日）

[1]網路資料顯示，文化部整風從1963年開始，1965年元旦，副部長陳荒煤檢討：“電影已經形成一條完整地、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夏衍、齊燕銘和陳荒煤被免職，扣上“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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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四清運動

4 “由我負責”

1965年1月10日，張政傳達中央會議精神後，不知是誰向張政反映，父親吳荻舟對群眾講了六個鐘頭話（兩個晚上）。父親寫道：“（當時）被評為好經驗，今天又被評為要吸收的教訓。”“反映有出入，我也解釋了兩句。反正，大家提了，就作為教訓，提高注意，短點，再短點，集中突出問題，這無論如何是對的！”（1月10日）

父親還是秉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其實他已看到分歧越來越明顯：“從包的傳達中，使我意味到，分團（或者是總團部）的意見，和張政同志傳達的及他自己設想的做法有分歧。張的精神，更接近中央的，是按照‘解放群眾，打大老虎’的方針。中央一再說，這是一次群眾革命運動。沒有群眾運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勝利。中央說，不要依靠工作隊，要發動群眾，由群眾自己起來擔任自己的解放，自己來搞這個運動。”（1月12日）

和年輕人漫無邊際地聊天他也受到震動：“他們雖是積極分子，是目前貧下中農中較好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們落後得使你不敢相信。他們談虎色變地談了當地觀音廟許多爛泥菩薩‘靈’到出奇。這和我的老家在五四時的情況相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二十年代，現在是七十年代了（應是“六十年代”的筆誤），相差五十年呀！一是解放前三十年，一是解放後十五年呀！聊天中，還談了許多關於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問題。”“他們提出來要每晚都談談，我覺得這是階級覺悟的表現，要求進步，當然好，我同意了。最後他們暴露分配上的思想。”

硬皮本四清筆記第一頁，記錄了一名社員的方方面面

（圖一：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積極分子排隊第一名笪發高的優缺點，後面還有王國英、王玉才、丁文才、丁志英、陳發貴、芷德貴等。）

“我們估計，在目前群眾思想基礎下，必然會有以下問題產生：1為了擴大生產和再生產，提留數額與分配數額之間的矛盾，群眾一般地說是照顧到眼前多分的，2照顧困難戶的問題，尤其對有些有點小偷小摸，或不好好勞動，不好好安排生活引起困難的貧下中農，如不從階級路線階級友愛，以及不從改造和教育那些本身有缺點的貧下中農來看問題，思想是不易通的，3對四不清幹部的退賠問題，群眾有一種傾向，‘清洗退賠’的要求。這個要求有兩個思想基礎，一是對四不清幹部的憎恨，恨不得把他們的皮都剝下來，一是馬上分點果實要過年，也有不信任幹部的退賠計畫的，他們今天看不到將來新的正確的領導，看不到新的、運動後的情況，以‘現在的、隊內的不可信任’的現象來衡量將來。”

“在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過程中，出現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距離，一些矛盾，是必然的，必要的，問題是如何不斷地說服他們，即是如何提高他們。”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面對只有28戶社員的西隊生產隊這只“小麻雀”，父親雖有八年坐牢，八年抗戰，和香港十四年統戰工作的經驗，卻是一點不敢怠慢，數不清他和群眾開了多少次會，和多少人談過多少次話，對四不清幹部做了多少細緻工作。

“一部分青年組員，看不到農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差別，因此，看到他們開會時的散漫，和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糾纏在一起的那種不健康的必然存在的問題，有一兩位同志，對會場上的一些現象，有不耐煩，甚至有失望感，張英蘭甚至不耐煩到跑出會場，放下記錄，去給群眾抱小孩。我看到，當時也有點覺得她們這樣不對，但，一想，她們有的是團員，有的還是群眾，她們不懂政策，她們可能覺得我們讓四不清幹部申辯和算細帳，是對他們過寬了吧，其實，這是政策上明白規定的，三允許，三對口，三定，這是黨對問題的傳統態度，既不能寬放一個壞人，壞事，也不能錯定一個壞人，壞事。”（1月15日）

“他們和她們（年輕組員）已開始主動去解決問題，經過我們和他們研究和決定後，都能分頭去串聯醞釀，取得全隊群眾一致的意見，關於如何搞好生產方面，現在四不清幹部採取怠工態度，他們也主動摃（扛）起來了。”（1月16日）

外辦同事諸華來找父親，談丁志英與東隊的芷聖勇打架的事。父親聽後說：你瞭解的情況和我瞭解的不同。諸華“堅持了三次，打斷我的話”，父親最後說，我是當場看到的，你知道的是後一段，開始是芷先罵丁，丁去理論，芷摔了丁，才引起衝突的。諸華聽了自嘲：“主觀主義真害人”。父親告訴她，“先別急於處理，讓雙方冷靜一下，他們都是積極分子，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吵，我們也不能這樣一件件來解決這些個打架、吵架的問題。”（1月17日）

父親還在幫助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困難戶”爭取多一些公益照顧糧的同時，要他們檢查自己，定出今後生活的計畫，爭取以後不要照顧。（1月18日）

“公佈分配方案”的帳目返工三次都沒有搞好，打亂了原有計劃，而且父親他們要去南京開六天會，於是他在積極分子擴大會上把準備好的詳細發言提綱談了一下，佈置再次核實帳目，延後一天公佈，在他們去南京期間總結一下入村以來的工作，他還說：“我對此一無經驗，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希望大家為了下一段工作暢所欲言。”（1月20日）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圖二：“由我負責”！多麼有擔當的父親啊。）

他這樣說，實在有難以預測的風險。通讀父親的四清日記至此，時間剛剛過半。只能說，太不容易。首先，黨內高層嚴重分歧，父親卻想“恰如其分”地搞好四清運動，我看到他的左右為難；二，他不是“老運動員”，恪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老運動員”已經難得有真心話；三，農民群眾有吵吵爭爭的普遍風氣，鬧情緒，鬧糾紛，都要幫助排解；四，北京來的幹部水準有高有低卻都自視很高，有的急躁，有的很“左”，有的還慣於放暗箭。就像父親說的：“各人都有許多毛病，真不是個別問題，而且毛病中，最普遍的是‘老毛病永遠不變’”（11月20日）。

再說父親一行從句容來到南京開會，下榻江蘇飯店。第二天，他們看到中央關於社教運動一些問題的討論紀要，似乎解答了很多疑問，又似乎增加了更多疑問。

父親回想自己參加四清是“抱著一面改造客觀，一面改造主觀世界，同時抱著搞實驗田的思想，不怕犯錯誤。也認為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這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到了具體工作的生產隊，我的思想有這樣的矛盾，鬥爭的方法是粗點好還是細點好，是火辣好和嚴肅好，對幹部是冷好，不理好，還是挽救的，熱情的好，鬥經濟還是清思想好？這一進村就為這些在傷腦筋。尤其聽到張政同志關於入村做法的安排，一再強調來一個偏面性（片面性）後，更加混亂。我的做法，是和他的有些不同的。我對他的做法，認為是求速效的，我的是文火燉熟的。當他的方法，收到速效時，許多同志開始覺得要學了，我也開始考慮是不是右了。到了清工分的說理鬥爭會時，我開始考慮，還是不追趕，一方面按照隊部的佈置，進行宣傳攻勢（這是張政的方案），擴大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個別紮根串連，一面確定通過當年四清的三個公開帳目的說理鬥爭會，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形成階級隊伍。我們的預計是在當年四清結束時，初步出現有核心的階級隊伍，和孤立四不清的主要幹部。”“另外，我們一面發動群眾擠四不清幹部交代，一面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批評和幫四不清幹部交代，和提高他們的覺悟，但，這個工作，對四清的主動交代沒有起到‘預計’的效果，很多問題還是群眾揭出來的。但，有一點，幹部在對四清運動的認識上，不敢採取像有些地方的幹部一樣頑抗和破壞的態度。”“最後在糧賬公佈時，我全面地把主要幹部（隊長）的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資本主義的、腐朽骯髒的臭思想和行為，做到進一步的宣傳（在公佈錢賬時，為了鼓勵和壯大群眾揭露的膽子，在幹部出來交代時，向群眾宣佈過一次，這一次是他在場，當著他的面揭他的臭蓋子，說明他成分雖好，過去勞動也不錯，當了多年幹部，入了黨，但，在四類分子的拉和誘、及自己墮落變化的結果，已變成一個忘本的、變質的壞幹部）的醜、髒臉貌，畫了一個輪廓，結果是群眾男男女女都發言，揭露68條大小四清的問題。”“現在看來，速度也不慢。和《二十三條》對照，方法還是基本上對頭的，當然也有缺點。比方，我們較多的集體教育和活動，個別的細緻深入的工作較少，因此，群眾積極分子的階級覺悟的提高的品質就不夠高標準。而且，今天存在著的核心力量是不夠堅強的，正是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今天開始學習檔，在一部分同志（東城組，二三十人）的發言中，而且相當多數，似乎對上次反右傾時對過去江蘇四清運動的評價‘打了一場敗仗’，要翻案。他們的依據是中央文件（《二十三條》）肯定四大方面的大好形勢是由於四清運動（共三條，這是第一條）……來的。既肯定成熟，就不能說失敗。有趣，各取所需到這個程度。一點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都沒有。”“我與北京來的同志，暫時不發言，聽完他們的話再考慮怎樣說。”（1月21日）

在會議期間聽到、看到的各地情況，供父親做了橫向比較：“下午繼續討論方法，大家在結合本身工作時，談到許多違反政策的做法，張明組裡的查封經驗，打人，罵人，推人出場，以及小東崗上四不清幹部的當，把假鬥爭當做真鬥爭，還堅不承認錯誤，老吳錯把假積極分子，當積極分子，以及小澗子也有打人的粗暴做法，這些，引起我的警惕。在公佈糧賬時，小黃小張的不耐煩、不讓幹部申辯，也是一種粗暴，我當時就批評了。”“晚上總團部召開分團以上（會議），我和北京來的其他三位司局長幹部也參加。”“會上總團長歐陽省長，說中央決定公佈《二十三條》，並說，可能有人又要180°地轉彎了。有人說這一佈告將使幹部翹尾巴，擔心被動。我檢查了一下，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缺點，但，不至要180°轉彎，不至有什麼被動。”（1月23日）

聽江渭清[1]報告：“我覺得報告中有一股氣在出。為什麼呢？說‘過去的工作是失敗了，中央哪裡提到呢？’‘失敗了，又為什麼說便於取得更大的勝利呢？既說更大的勝利，就是說過去也是勝利的。’我認為這是不錯的，但，要具體分析，應該是有個別的、或一個地區的工作是會有失敗和勝利的。也要承認，在失敗的地區的工作，也有正面的作用。比如退賠處理沒有搞，對壞幹部沒有換，正確的領導未建立的社、隊，在這方面是失敗的。相反夠六條標準的，就是勝利的。”

後來父親在發言時提了兩點感想：“1這次學習文件和聽了報告，雖然對照一下，在鎮江學習和反右後，到句容搞了一個多月的工作，由於認識上對形勢和性質有片面性，出了一些偏差，但，從總的說，情況還是好的，偏差只是個別社有，隊有，甚至是生產隊有，而且也只在個別的問題上有，因此不應再來一個大轉彎，回到原來的做法上去，2我們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裡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由於沒有（世界上）這樣的先例，過去強調還是在種試驗田，可以百花齊放，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因此出現過桃源式，小站式，廣東型，貴州型……等等，有疾風驟雨式的，有精雕細刻的等等，但，經過62-64年這一段時間的摸索，中央已經從中總結出像這樣（《二十三條》）的經驗，我認為這是比較（至少在現階段來說是）完整的，最好的做法了，更符合客觀地估計了運動的成績，估計了各條戰線所出現的大好形勢，明確地指出了運動的性質，和指出了更正確的發動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隊幹部的認識和態度。”（1月24日）

總結對生產隊幹部的態度：“我在這方面的指導思想基本是明確的：好的幹部是大多數，社教工作是挽救幹部，不是打擊幹部。同時，我們的鬥爭目的是打掉幹部的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因此，我在工作上沒有大轟大嗡，沒有把幹部對立起來鬥，更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們‘劃邊’，只對三個主要幹部（實際只有兩個）要求高點，我和他們談話基本是嚴肅、積極、熱情的。沒有大聲罵過，更沒有打過，張要餓會計飯，我也及時阻止了。青年和積極分子對幹部說理、揭露時，要幹部站，我是在中途要他坐下來談，青年不滿讓他申訴，我是允許的，還在會後，講給青年工作人員聽。退賠時，積極分子過分要求連衣服什麼都要賣掉當掉來退，我告訴他們退是要退的，但，還是要讓他們活得下去，除一個豬讓他賣掉退賠外，沒有動他的浮財，允許他提退賠計畫，限制以後的預支，這樣只降低他的生活標準，沒有絕他的炊。這是右嗎？”

父親也檢查了一些缺點，比如他們開過三次全體社員會公佈帳目，會上鬥爭隊長，叫他交代，當他交代不徹底，“群眾起來壓他時，喉嚨粗了”，群眾有時不讓他申辯，但是四清幹部沒有當場阻止群眾過火的做法，以免給群眾潑冷水。在隊長主張分田時，還說他“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做法，提高來說，這是要搞垮社會主義，搞垮公社，這是反革命行為，你是黨員，這是反黨的做法，性質是嚴重的，你要好好交代！”

根據父親的日記，那次張政傳達完中央工作會議對四清的意見後，說他要再來一個偏面性的做法，剪辮子。沒幾天，他就在鈐塘搞了一場打老虎的大鬥爭會，還吸收了大澗子大隊的幾個生產隊去聽，那些積極分子回來後就逼著父親照辦，要把張廟公社南崗大隊和鈐塘大隊的幹部調來鬥，他們組裡的青年也說要趕上去。父親說，慢慢來，沒有讓他們“趕”。（1月25日）

南京那幾天的會議越開越緊張，最後簡直覺得全部錯了，馬上要糾偏，認錯。有的地方情節還挺嚴重，“打人，綁人，吊人，一個多月死了幾十個人，還有一些餓飯，疲勞轟炸，變相禁閉，通宵不准回家。急如星火地要各隊派人回去糾偏。”（1月26日）

1月26日下午父親一行回村，晚上開了兩個會，一個是向群眾告別會——他們將回北京過春節，一個是傳達會議精神和《二十三條》。

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是生產隊長王正和的表態。

（圖三：另一本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隊長王正和1月27日晚的表態。還寫著一個問題：“為什麼說農民中以貧農下中農是最革命的，但，農民和工人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工人才是最先進革命？”這是父親在一次黨課學習時提出的問題[2]，討論要丟掉哪些東西才能趕上無產階級？）

雖然處在疾風暴雨中，父親保持著良好心態。1月28日一早，向社員辭行後他走上山崗：“在小澗子背後的山崗上，剛出的太陽，浸在帶著濃重的雨雲的雲海，對面山崗上是一列茅屋和一堆灌木叢，太陽夾在中間，一幅非常美的畫，這時遠處有小雨霧，更覺得深厚和含蓄。”（1月28日）

[1] 江渭清：360百科稱，1956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

[2]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及黨的階級成分：69%是農民，工人只佔14%。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 瞭解實況

除了東深供水工程，父親吳荻舟在晚年回憶錄提綱中提及回內地後、文化大革命前的另一項內容就是“四清”。“四清”這個詞我是知道的，雖然那時候還小，但也知道四清關係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父親留下的四清資料比較多。1964年10月底開始，他用兩本四清工作筆記記錄下四清政策，四清內容，農村情況，村裡存在的問題，工作安排，工作進度；某些案例思想鬥爭過程、思想變化的原因、犯錯誤的經過；個人交代的內容，談話要點記錄，群眾反映情況的記錄；一些名單如耕讀小學學生名單，缺糧戶名單，貧協籌備小組成員名單、賭錢者名單等等。從中我看到笪、芷這兩個姓是當地大姓；又看到全生產隊28戶人家就有9戶人家缺糧；還有什麼叫“排隊”，什麼叫“放包袱”，什麼叫“洗手洗澡擦背”等等。還有三本日記，看得出父親是把四清當作瞭解中國農村情況和改造自己的機會，非常認真。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圖一：父親的四清筆記本，有兩個購自當地，由鎮江市地方國營前進印刷廠制，硬面，裡面紙質粗糙但有彩色插圖。）

四清是一場在1963年至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時是在農村“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稱“小四清”，也叫“當年四清”，後來在城鄉“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稱“大四清”。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怎麼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怎麼看包產到戶有嚴重意見分歧，加之國際上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分歧，前蘇聯批評“三面紅旗”，美國搞“和平演變”，形勢緊張。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對反修防修有強烈的緊迫感，對任何異議都高度警惕。

我看過黨史專家李新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裡講述的桃源經驗：“工作組先入為主，所以看見村幹部就不順眼，總以為他們都是四不清幹部。”“工作組的權力很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幹部。”我也看過薄一波回憶：“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感覺驚心動魄。

那麼父親的“四清”又是怎樣的？晚年父親曾回憶，他們除破獲盜牛案並拘回越獄潛逃到宿淞的盜牛犯外，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當時我從港澳回來，按黨的一貫實事求是去做”，結果有人向上級報告說他思想“右傾”，沒有清出成績，沒有抓到農村已爛掉的幹部，反而解放了幹部，他遭四清總領隊批評。父親回顧說，能捉到盜牛犯，是因為“有”這回事，捉不出“四不清”幹部，是因為“無”。父親還說：直到《二十三條》[1]下達後，他才算沒事了，他說，現在看（我的做法）還是對的，即使個別生產隊幹部有缺點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該上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通讀父親的日記，就像通過父親的眼睛看當時的中國農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有點“錯亂”——畢竟已經是五十年前，何止物是人非。看得我膽戰心驚，生怕他犯那些“左”、“右”、“形左實右”的錯誤，是個害人的角色，也怕看到他挨整。但是為了瞭解那個時代，瞭解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故事，我還是決定通讀筆記，儘量梳理，諸如運動形式和方法，中央對形勢的評估，父親的認識，運動的具體事例等。父親在寫完第一本日記後，在扉頁上寫：“堅持記下去！”我也對自己說：“堅持讀下去！”

四清日記本扉頁寫著“堅持記下去”，是吳荻舟鼓勵自己“改造思想”，補上在海外工作缺失的“階級鬥爭”的課。

（圖二：第一本日記扉頁上寫著：“堅持記下去！1965年2月16日補記完15日的日記後寫”。）

父親1964年10月21日離京去江蘇句容，翌年5月25日回京，為時七個月。四清工作分兩個階段的“蹲點”，先是北京來的幹部集中學習文件（之前在北京已經組織學習討論），父親稱“學習的蹲點”；然後這些北京來的幹部分散到大隊或者生產隊，才開始真正的蹲點，先搞地方幹部和地方青年（借幹）的培訓和“三查”、然後揭發審核大隊和生產隊幹部以及地富分子，查到貪腐的要退賠。在“學習的蹲點”階段，和父親一個組的都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同事，多數是十六級以上的幹部，“大家都有一定的工作和理論水準”。下放到生產隊蹲點時，每隊六個幹部，只有一個外辦的，其餘是地方的借幹。

10月23日11點20分，在陰雨中一行到達鎮江，住進招待所。下午去遊覽焦山，第二天又遊覽金山，父親興致勃勃抄下江天禪寺（金山寺，據說乾隆遊此七次）的題畫、對聯。可是隨後他們就“檢討”了：“我們幾個原來的行政組長談到到後生活有點鬆散，這和當前的工作形勢——一切戰鬥化、革命化有點不合，地委招待得太好，決定搬出招待所住到公社，組織學習，一釜煮一下”。父親接著寫道：“過去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有點落後之感，加速度跟上去”，他批評自己“這兩天遊覽，注意的多是古字、古畫。似還有小資的所好，應注意。”（10月24日）

關於句容和這次四清，父親有一段地委[2]秘書長、政治部主任、農工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等領導在場的會議記錄：

1. 全縣3600多生產隊，33個公社；
2. 訓練學習一個月，4個檔，20天。三查作風，思想，成分，10天。包括休息四天，11月25日-30日進隊，進村的交通運輸，也要四五天。
3. 句容，老區，縣委除一個為當地幹部，四五個副書記都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
4. 土改檔案，基本都有。群眾落後。
5. 33個公社29萬人。
6. 11月中秋種也過了。入冬後主要是積肥，這年較豐產約50億斤，交公糧一億。
7. 大煉鋼鐵時有些破壞，搞了一些大水庫。文化低，多是外地（湖南、蘇北）來的人多。茅山和尚，道教有歷史地位。

網上查到句容地圖，吳荻舟四清所在地是大澗子大隊西隊。

（圖三：句容南門外、父親去四清那片地區，上有句容，左南京，右鎮江，右下方是茅山。）

看父親記錄的宜興大隊大隊長報告可以感受四清運動的規模：“（北京來的）一萬多人的一個集中行動，交通，住地，給養，醫療……在三五天內（15-19）都基本解決了”，“地委的領導和各部門的配合和支援，以及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從十一個縣，集中了一萬二千多幹部和知識青年，20-22全集中完畢，23日就開始學習。”（10月26日）

還有各大隊先遣隊出發的那個寒冷的淩晨，父親在天臺上看著：“天還沒有亮，東方地平線上是一線通紅的火一般的朝霞，大地還是烏黑，兩個大射燈，從門樓及屋頂朝空地上集中著人群和車輛（7輛公共汽車，一輛帶拖車的卡車）射去，顯出了大地上一塊特別光亮的焦點，從各宿舍，負著行李包的青年們、幹部們，越來越（多）地向空地上集中，這氣象是大軍團拂曉作戰時才可看見的，但，這是在不同的環境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對敵人企圖復辟的一個殲滅戰，所以在燈火通明下集合，不是在黑夜裡摸黑集合。我在天臺上看著這樣的情景，心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想到我們就要進入農村，投入戰鬥了，浮起了一股信心，和又感到沒有經驗的沉重的擔子。怎樣才能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高標準地完成任務？”（12月1日）

四清過程中，有時候他們會到南京或者地縣連續幾天集中學習，參加地委會議，傳達中央文件，平時晚上也常常開小組會或者支委擴大會，學習社論、簡報，隊員守則，互相提意見。有時候和四清幹部、公社、大隊或生產隊幹部、積極分子開會，聽取他們報告情況，討論、談話，還可以看看電影如《抓壯丁》、《千萬不要忘記》、《早春二月》等，間或有文藝晚會。看完電影或節目，父親會在日記裡評論幾句，如“單薄，概念化，鬥爭不尖銳，生活氣味還是少”，“實在沒看頭”等，那是他的老本行。其他時間儘量和貧下中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座談、談話、搞調查。

關於“三同”，父親認為，不是形式上去強調生活水準的下降，更不要以為找到最髒最臭的人家住下去，就是做到了三同。他寫道：“中央提出要堅持三同，這是對的，必須堅持。但，中央要求三同的精神是由於我們這些進城後脫離實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幹部太多，階級感情少了，對群眾的疾苦熟視無睹了，對革命的最終目的、對目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漠不關心了。要我們到下面去，在仍然受苦受難、遭受混進來的四類分子、蛻化變質幹部…欺壓的農民群眾（主要是貧下中農）中和他們同甘苦，建立階級感情，共同推動農村的反四不清，反政治復辟的革命鬥爭。三同是為了進一步堅定我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觀點和工作方法（調研等）。”（11月27日）

我們小時候聽說過“三同”，還有一首歌：“小斑鳩，咕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同我住的一間屋呀，同我吃的一鍋飯。白天下地勤勞動（搞生產），回來掃地又喂豬。媽媽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幹部。”歌頌很容易，現實很複雜，那時我們雖然會唱，但完全不懂，這次整理父親的筆記，終於有機會瞭解。

根據父親記錄，“句容是個全省裡較差的縣，雖然這二年生產方面有了發展，但，人民生活還是很苦，人民的積極性還很差。”“貧下中農有意見，說解放前在地主下生活，解放後也是在地主下生活。據說城東公社有地富反壞分子410，其中地主有240人，56年有千多人鬧退社，62年變天謠言倡狂時，幹部要集中睡。這裡（城東）有四個特點：1和縣城接近，資本主義活動多；2多次搞試點，運動多，農民有一句說法，稱自己是運動員，每次運動又沒有取得成就，有厭煩；3生產搞不上去，地富日子好過，貧下中農苦，文化落後，幹部革命意志衰退；4對地富兒子不養父母，當了幹部，有意見，未及時解決。”（10月26日）

父親很注意觀察，比如在不到千人、只有一條街的丹徒鎮，他走完一條街，就瞭解到許多。有一個規模不小的百貨店，有一個劇院，有小館子。西側一個小村裡，有的農民家“不止一個熱水瓶的，有的也有收音機，但，他們的衣著都很破舊。”一名青年菜農告訴父親：一家四口，夫（全勞力）妻（半勞力）和兩個小孩，合起來就是一個半勞力，全月掙450工分，全年大約可做到5000工分，500個勞動日，每日1.5元，全年收入750元。每月60元左右。月吃米200斤，28元，日用及其他，60元也都用出去了。

信步走到鎮東頭，就是去諫壁鎮的火車站，父親花一角錢買車票，又到了諫壁鎮，那裡比丹徒鎮大，有四個工廠，人口一萬左右，是交通要道，公路上車不少，鎮上連南方的香蕉也有得賣。父親甚至瞭解到：這裡有一個韓信放的鐵風箏尾，插在一個洞裡，迄今無法拔出來，鎮上的人說，連大煉鋼鐵時也沒把它毀掉。（10月29日）

父親和很多老鄉談過話，他都有記錄。比如一位青年團員是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勞動了兩年，18歲，其父是生產大隊隊長，黨員。他說，公社原來的副書記思想退化，搞女人，現為隊委，沒有受到處分，他感到很不滿。他認為目前農村裡生產是好，但，幹部的革命目的模糊了，只考慮自己一個家庭的生活，很少注意集體，資產階級思想抬頭，不勞動，吃東家吃西家，一個春節到處有人請，平時只搞自己的自留地。（10月29日）

從父親在一次傳達之後所記，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國內形勢的評估：“毛主席說如此下去，少則數年，十年，多則幾十年，黨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國家就要改變顏色，已不是聳動聽聞的話，不是沒有客觀基礎，黔40多縣，兩個縣壞掉了，陵市也兩個部門壞掉了。有反動組織，準備了三套班子，以迎赫、蔣、彭。這還不止，在這鬥爭中，右的思想還是主要的，這不很危險嗎？對敵我鬥爭形勢估計不足還是主要的，這不是思想作風（官僚主義）的問題，是各級領導的階級根源，和官大了起了變化的問題”，是“上了台、做了官，不思放棄既得權勢的問題”（ 10月28日）。

10月30日的日記記載，當天到地委開會，講反右傾，傳達李雪峰的信及中央對信的批語，“根據下來後接觸到的情況看來，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很必要，假定不是在百萬大軍打殲滅戰的前夜進行這樣一個思想準備工作，後果將不可估計。中央真是了不起！”據他的記錄，“江蘇鎮江專區自去年二三月間搞試點後，接著又搞了兩批，一批四個公社，一批七個公社，可是一批不如一批，群眾反映說：壞幹部昂頭，群眾搖頭，四類分子未低頭，貧下中農未抬頭。四清工作隊兩頭挨駡。（10月30日）

關於李雪峰的信，我查了一下資料。李雪峰(1907～2003)四清時任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他親自帶隊去四清，在地委書記會議上發現，縣委對四清運動的抵觸情緒很大，有的甚至聲言根本反對四清，拒絕到會，遂寫信給劉少奇表示不同意見，中央予以批轉。父親提到的“百萬大軍打殲滅戰”，是指劉少奇主持的四清，“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四清”，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一個縣派一個大工作團，大兵團搞四清。這種做法遭到毛澤東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毛澤東授意李雪峰“南北開戰”。

[1] 《二十三條》：父親說“直到《二十三條》下達後才算沒事了”，是指1965年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提出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要儘早解放大批幹部，還有退賠可以減緩免等，糾正了四清前期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據說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二十三條》首次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所指。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裡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一條罪狀；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說制定《二十三條》時走資派就引起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他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要把劉少奇搞掉？他回答“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

[2] 地委：地區黨委的簡稱，級別在省委以下，縣委以上，一般分管數縣、鄉。句容屬於鎮江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所以這裡的地委，應該是指當時的鎮江地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