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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吳荻舟一家跟著父親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但是母親也注意到:“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

山清水秀的福建龍岩新羅大池鄉秀東村俯瞰圖。黒瓦土墻,草木蔥蘢。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2動盪時代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2 動盪時代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原始文獻”瀏覽,將陸續上載。

秀東村俯視

(父親吳荻舟家鄉秀東村俯瞰圖,新羅TV吳慶安提供)

父親吳荻舟出生的1907年,中國最後一個皇朝、清朝已經延續了291年,像一個暮氣深重的老人,面臨內憂外患。內憂,我們這代人耳熟能詳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就有太平天國運動(1850年前後)和義和團運動(1890年前後)。外患,和列強之間的戰爭,不論是兩次鴉片戰爭(18401856-1860)還是甲午戰爭(1894),清朝全吃敗仗,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老百姓總是被排斥在國家大事之外的。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艱難生長。隨著西潮東漸,朝廷與民間都在談論立憲。清政府曾試圖順應潮流搞變革,推動了洋務運動、百日維新和立憲運動,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然而諸般努力無法挽救清朝的頹勢。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爭取國家獨立、民主和富強,已經成為當時國中精英的目標。

父親4歲那年,1911年,中國爆發了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治;5歲那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選出臨時總統孫中山,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以讓出總統職位等條件,通過清廷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清帝遜位,這也許是孫中山希望和平更迭政權的一種選擇,也許是革命力量不夠強大做出的妥協。成功逼清帝遜位、當上總統、稱帝未能成功的袁世凱病逝,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多次被廢止,孫中山在廣州另組一個民國政府與北京政府對峙。

1949年龍岩縣城
1949年的龍岩縣城。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當時父親周圍的環境是怎樣的?國家大事與一個山村孩童有無關係?從地理位置上看,福建龍岩和北京之間直線距離大約2000公里,距離廣州也有500多公里。關山遠隔,小山城龍岩和國運之間有沒有時差?我查閱了龍岩縣誌才知道,原來,父親青少年時期家鄉的社會狀況如此生動精彩,家鄉和外界以至海外交往活躍,與時並進。

父親出生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龍岩查封鴉片館,禁種罌粟。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教育會、商會。宣統三年(1911年)龍岩基督教會創辦作新女學(後更名鼎新),為龍岩第一所女子學校。龍岩並開辦了商業小學堂和師範學堂。1912年龍岩人連賢基和鄭豐稔當選省臨時議會議員,連賢基被推選為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1913年連賢基和詹調元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廖上清、謝漢朝、鄭豐稔當選為省議會議員。同年日本礦產部派福留喜之助、野田次郎等配合民國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人員到龍岩作地質礦產調查,著有《龍岩州煤田調查報告》。1914年籌辦公民小學、開辦電報局。1918年,日本山村厚光來岩,在東門外行醫兼營照相。凡此種種都標誌著龍岩社會的進步。

雖然在短短數年間經歷了光緒年、宣統年,進入民國年,劇烈的改朝換代並沒有自然地帶來國泰民安,在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國這個大背景中,家鄉呈現一波又一波動盪局勢:

19155月中旬,龍岩學生帶頭上街遊行,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發起抵制日貨運動。1916年縣知事孫陶曦辦理印花稅不善,引起罷市。19195月北京“五四”運動波及龍岩,青年學生響應罷課、遊行示威,再次抵制日貨。1920年下半年開始,軍閥紛爭,縣知事更換5任。各路軍閥路經龍岩,每每帶來搶掠燒殺等騷擾,比如1923年贛軍李烈鈞部賴世璜的部隊佔據龍岩,強迫農民種罌粟,每畝徵收煙苗捐銀元12元,遭到民眾堅決抵制。19248月賴世璜以適中民團抗拒該部進駐為藉口,在適中燒毀樓房50多座、店鋪3000多間,殺害數十人,8000餘人無家可歸。

在種種壓迫和動盪的同時,革命的力量漸漸滋長。19172月,家鄉子弟林會嘉、詹汝嘉、滕新甫、鄧子恢、魏應幹、翁斐章、張載泗先後赴日留學。1921年春,留日回國的鄧子恢、陳少微(陳明)、張覺覺、章獨奇、林仙亭(鄧子恢的同班同學,後為吳荻舟的中學老師)等在白土桐岡小學組織奇山書社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2391日,鄧子恢等創辦的《岩聲》月刊第1期出版,該刊以“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為宗旨,至192611月,共出版43期。成為當時福建省辦刊時間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傳播馬列主義和新思想的刊物。緊接著,《新龍岩季刊》、《到民間去》、《鐵掃把》等進步報刊也紛紛出版。

19263月,龍岩人郭滴人、陳慶隆、李聯星、朱文昭前往毛澤東在廣州創辦的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530日,龍岩各界群眾千余人彙集文廟,舉行“五卅”周年紀念遊行。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10月,北伐東路軍佔領閩西全境,促進閩西國共合作;1014日,北伐東路軍進駐龍岩,工農運動蓬勃興起。10月下旬,中共龍岩小組成立。1027日,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在明倫堂舉行軍民聯歡大會,慶祝北伐軍進佔龍岩。11月,龍岩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此後,各地農民協會相繼成立。翌年1月,成立龍岩縣農民協會。在國民黨左派和以陳慶隆、郭滴人為領導的中共龍岩小組領導下,掀起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的鬥爭。

19271月,中共龍岩縣總支委員會成立。2月,北伐東路軍政治部在龍岩成立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左派青年張旭高[1]任監察員,支持農民運動。2月中旬,岩平寧監察署在明倫堂召開龍岩各界慶祝北伐軍攻克武漢的祝捷大會,會上揭露國會議員連賢基幫曹錕賄選當總統,當場押其遊街示眾。

這年的春天,龍岩縣工人協會成立。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召開龍岩縣各界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二五減租、保護工人權益、解放婦女、禁止納妾、破除迷信、禁賭禁煙禁娼等決議。

1927412日,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搜捕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志士。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和廣東等省,都發生以“清党”名義針對中共黨員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殺。415日,龍岩縣長杜連如(履賢)逮捕、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等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解散縣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各區黨部。只是一年的時間,龍岩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半年後,9月初,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恢復,中共黨員鄧子恢、郭滴人、謝寶萱分別擔任秘書、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龍岩國共兩黨再度合作。

9月中旬,國民革命軍新編軍第一獨立團團長陳國輝(後升任省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奉蔣介石“反共、防共”指令,率部進駐龍岩。11月初,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一軍路過適中,陳國輝聞訊退至漳平。中山公園舉行歡迎十一軍其中一個營的大會,並聲討陳國輝的罪行。該營離岩後,陳國輝捲土重來,搗毀縣黨部,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蘇慶雲等30多位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殺害縣工人協會主席楊全貴、中共黨員林克武等10多人。

血雨腥風中,10月,中共在後田村成立龍岩第一個農村黨支部;11月,中共龍岩縣臨時委員會在後田成立。192834日晚,中共龍岩臨時縣委領導後田暴動。此後,後田農民武裝20多人成立遊擊隊,成為閩西第一支工農武裝。86日,龍岩、永定、上杭農民武裝600多人舉行白土暴動,攻打龍岩城受挫,退回白土後田。

家鄉在1928年至1934年,是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29年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兩入閩西,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1930年紅四軍第三次入閩西,到1931年,閩西和贛南蘇區聯合,成為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我哥哥曾經歎息:“多少龍岩人為中國革命犧牲了。”據說龍岩(僅指現新羅區)在冊烈士達3668人。

2016年回家鄉,我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許多震撼的資料,比如才溪鄉88%的青壯年、約3600人參加了紅軍,有200戶一家兩人當紅軍,還有一家六人當紅軍、兄弟(231戶)、父子或夫妻都當紅軍,當時全區人口才是16030人啊。又比如在紅軍長征隊伍86859人裡,有26000個是閩西人,而到達陝北僅倖存2000多閩西人。

紅軍紀律

(紅軍的紀律,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堂弟告訴我,三嬸的哥哥在山洞裡和毛澤東開過會,後來他卻被當做AB[2] ,鎖骨穿上鐵絲,手腳被釘在門板上遊街,死得慘烈。因為和鄧子恢是戰友,解放後得以平反,定為烈士。三嬸本人則給毛澤東往山洞裡送過飯,在山洞外面放過哨。第二次回家鄉時我查訪到古田蘇家坡樹槐堂半山腰的“主席洞”[3] ,當時那裡是中共閩西特委機關所在地

毛澤東在1929年秋寫了《清平樂蔣桂戰爭》,描寫這個風起雲湧的時期: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主席洞2

(主席洞外觀。)

直至1928年父親離開家鄉之前,龍岩地區在國民黨左派和頑固派之間、國共之間以及國共和軍閥力量之間呈現出複雜的拉鋸局面,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小學、中學和高中時期,縣誌中提及的許多人如鄧子恢、張旭高等都出現在他的人生中,對他的思想啟蒙、對形成他的價值觀起到決定性影響作用。

[1] 張旭高,龍岩人,經集美中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讀書,1926年回鄉任岩平甯政治專員。1929年轉至漳州、廈門,加入中共,擔任平和縣委書記。1929年組織領導平和暴動,暴動失利後轉去上海。1930年南渡菲律賓,成為僑領。創辦中華中學、南洋中學,抗戰爆發後組織華僑文化界救亡,率中外記者戰地考察團回國考察,撰稿促進華僑及外國人瞭解中國的抗戰。1944年被日軍逮捕,8月遭殺害。

[2] AB團是蔣介石指示成立的間諜組織,負責肅清國民黨內部的中共黨員。“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縮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本來,AB團成立僅3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摧垮。但是中共中央擔心間諜已經打入內部,整肅中冤殺7萬自己人,這些想必不屬於“在冊烈士”。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

[3]  “主席洞”正式名稱是圳背岩洞,是一個天然喀斯特岩洞,位於中共閩西特委機關舊址樹槐堂右側半山腰,偏僻清靜,人跡罕至,是當年毛澤東隱匿防敵、思考寫作的地方。

吳氏入閔祖先的畫像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1龍岩印象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乡骄傲 1龙岩印象

引子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

我的父母1940年代後半至1960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出生,度過歡樂無憂的童年。後來父母工作變動,舉家搬去北京。我經歷過紅領巾、“可教子女”、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工廠設計員、報社記者、日文翻譯、編輯等等諸多身份變故之後回到出生地香港,從事多年日文翻譯、出版的工作。

父母留給我幾箱遺稿和老照片。他們的文字、包括他們所寫的日記、書信、、自傳、檢討或證明材料,既充滿時代印記,又流露真情實感,可說是難得的中國近现代史案例材料。這幾年我開始靜心梳理,希望比較完整地弄清楚父母的一生和時代背景,向歷史學習。

父親名叫吳荻舟,20歲離開福建老家去上海求學,19301月加入中共,4月被捕。還是個年輕大學生,就被國民黨判了911個月徒刑。出獄後帶領一支抗日宣傳隊,輾轉半個中國,宣傳鼓動團結抗日,慰勞主戰場軍民。8年抗戰勝利後,為宣傳反內戰,建設新中國,他的足跡遠至香港、南洋。及後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做香港統一戰線工作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職。文革後他把個人的遭遇放得很輕,轉身去做老本行——戲劇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全情投入撥亂反正,領導創刊《戲劇年鑒》,搶救民間戲劇史料,組織出版《周恩來與抗敵演劇隊》和《南天藝華錄》,1992726日心臟病發去世。

父親形容自己走過的路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到眾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縱觀他的一生,真正是求仁得仁。

母親名叫張佩華,20歲追隨父親離開安徽老家。從武漢到長沙,再到桂林、廣東、香港和南洋。她在顛沛流離中艱難支撐著有老有小的家庭,雖與父親聚少離多,但也逐漸理解了父親的工作。在新加坡,她獨力打兩份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同時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共。在香港和父親會合後,他們有更多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文革中後被打成“假黨員”,下幹校,1979年恢復工作,1984年離休。

文革後,她和父親多次一起旅遊,廣西、廣東、安徽、福建、湖北以及香港等地,都留下兩人舊地重遊的足跡。父親去世後,1996年至1998年,母親帶著我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在這本文集裡,她寫道:“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歸大海,我一定和你匯流。我已經80歲啦!”她沒有想到自己那麼長壽,20144696歲高齡因肺炎、腎衰竭去世。

本書內容基於原始資料,資料詳則詳寫,資料少則略寫。我看到父母如何從尋常百姓家的小孩子變成堅決跟中共走的青年,如何從革命幹部變成挨批鬥的“階級敵人”,如何堅守初衷和反思。真誠希望與大家分享,也期待得到專家學者、當事人及其後代中肯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家鄉驕傲

1 龍岩印象

福建是父親的家鄉,我們的籍貫所在。父親乳名吳麒麟,又名吳彩書,後自主改名為吳荻舟。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未年,即190755日,出生地福建省龍岩縣(今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鄉秀東村。秀東村青山環抱,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崇尚文化,歷來賢才輩出,書香遠近聞名,享有“龍岩十八坑,坑坑不如秀東坑”的美譽。

198412月,父親寫過一篇故事,題目是《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其實我們的村子是風光如畫的。村北後龍山東側高掛著一股白絲似的瀑布,從原始森林的深奧處飛奔而來,然後跌落在比兩座七層寶塔還高的懸崖。由於落勢很猛,在懸崖下沖成一個幾丈深的潭,潭面兩畝見方,叫做白練潭。然後這股山水沖出潭口,從村東迤向村西,走成一條高低、寬窄不一的小溪,把村子切成南北兩半,居民全集中在小溪的北岸。據說,大家都爭著分享後龍山下來的龍氣,所有的屋都依著後龍山層次有序地由高到低地建著。後龍山像一座用翡翠鑲嵌的大屏風,成45°的走勢,迤向溪邊,形成一塊龜背似的大坡地。”“從村北到村南,以後龍山下的吳氏宗祠左右牌坊為起點,兩條用青石板鋪的路,像青色的飄帶,迂回曲折地穿過整個村子,把幾十幢大小不一、新舊不同的住宅聯繫起來。”(未見發表,引自父親的手稿)

父親自從1928年離開家鄉,整整56年沒有回去,他想必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啊。

1985年,我和哥哥陪父母第一次回家鄉。父親所言不虛,小小村落果然四面環山,依山而建,村前村後鬱鬱蔥蔥,青瓦土牆鱗次櫛比,村中小路在鄉親們各家之間盤繞上落,沒點腳力休想到處走走呢。

cropped-1985e5b9b4e59b9ee5aeb6e984891985年父親回龍岩時照。)

吳氏入閩始祖吳承順是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據《史記》記載,軒轅黃帝賜其正妃螺祖所生之子玄囂姓“姬”,姬玄囂傳25代至泰伯。泰伯和仲庸兄弟為讓王位與小弟季曆(周文王姬昌之父),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後為吳國)。遂以國為姓,於是有“吳泰伯,吳仲庸”之稱。

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吳氏入閩始祖吳宥在宋代從河南開封府遷居漳州華安地區,華安吳念一郎的公子吳十二郎於1258年沿九龍江遷居龍岩,為吳氏入岩一世祖,大池吳氏鳴乾公為其後裔。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龍岩的原住民是古越族,中原漢族和古越族文化交融、同化,形成了龍岩獨特的民俗文化,龍岩話雖屬閩南語系,但是更多保持了唐時的中原古音,怕是最適於朗誦李白和杜甫的詩。明代以後,龍岩逐漸成為閩西經濟文化重鎮。明清兩代,龍岩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近60間,如龍田書院、龍池書院、新羅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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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入閩始祖吳宥。)

村內還有始建於嘉靖十年(1532年)的吳氏嶐興祠、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的仰高樓、華東地區最大的野生桂花群落等人文自然景觀。

村北的吳氏宗祠嶐興祠前面曾豎著二三十根七八米高的青石牌柱,據說每一根代表一個舉人。父親在《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故事裡寫道:“外鄉人進村,只要看到這些虎牙般立在祠堂前的青石桅杆(牌柱),就可以想像到這村子的不平凡。”父親曾為祠堂題寫“嶐興堂”牌匾,至今高掛在嶐興祠正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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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題“嶐興祠”。)

我二姐說小時候看到自己有六個腳趾甲,問父親,父親說是一個什麼很小的民族的人才有的,就是在小腳趾頭的趾甲旁邊多一小塊,我和妹妹也有,直到2016年我第二次回家鄉才在博物館看到資料,說“小趾甲開裂”,那就是古越族的特徵(也有資料說古越族分佈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都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是一種泛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

根據龍岩鄉親們集資並集9名正副主編、42名編委之力花費一年多編輯的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吳氏入岩四世祖吳仁普生四子,長子吳興甫有八孫,史稱“龍岩吳氏八房”,父親列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東溪容萬十八世。

我的曾祖父吳志寬(十六世)是個雇農,曾祖母討過飯。曾祖父在40多歲時,跟同鄉離開家鄉,徒步到湖北武漢。查網上地圖,兩地的行車距離約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鐵時代的人很難想像如何用腳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鐵只要3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的距離,他們即使日行10小時,也要走上一兩個月。

曾祖父在同鄉開的旱煙店當絞煙師傅,出賣勞力,有一次絞繩斷了,險些把他壓死。祖父吳榮發(十七世)12歲就被曾祖父帶到湖北雲夢,在同鄉的錦太雜貨店裡當學徒。祖母陳冬玉是小池鄉人,窮孩子,123歲離開娘家到我父親家做童養媳,跟著曾祖母上山砍柴叫賣。

祖父就在錦太雜貨店掃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櫃臺。幾年後,他借同鄉店鋪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雜貨,直到30多歲才攢了點錢,回鄉和我祖母成婚,旋即又回雲夢,和同鄉合夥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倆像工蜂采蜜,省吃儉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親出世時,家中總算陸續置了幾畝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種。

祖母結婚後留在鄉下耕田持家,龍岩婦女都要纏足(這個習俗源自南唐宮廷,有別于客家婦女),祖母卻是半大腳,下田的時候打赤腳,走親戚或者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便把腳纏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聽說纏足要把腳掌骨折斷,我不知道祖母是怎麼做到的,只為她感到痛。

祖母裡裡外外忙活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坐在屋後山坡上“等爸爸”。他的一個遠房寡嫂和他們住在一起,幫祖母下田。祖父60歲以後不去湖北了,不過那時候父親已經離開家鄉,他們父子從此沒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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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松灼岩世系後人珍藏著十二世至十四世祖先畫像。)

祖母懷孕7次,因為家庭生活拮据,她又要承擔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體力勞動,種種原因導致小產,先後夭折4個,僅剩下大伯保麒、父親和三叔香麒(後改名吳海艇、吳立平)三兄弟。還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個孤兒,即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叔陳錦章,從小便和父親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314日給母親的信裡說:“表哥父母早亡,母親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長瘌痢頭,母親天天替他洗頭,搽藥。後來替他接了兩次老婆,第一個有癲瘋症,退了婚,後來又接了一個,成家。”1929年,家鄉爆發暴動,表叔加入中共,投身革命,一年多後被國民黨殺害。

祖父去世後,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雲夢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經病逝。我只對三叔印象比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們,住在我家,我也曾去雲夢看望他們。我保存了他給父母的好幾封信,他在其中詳述家庭情況和自己的經歷。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裡,說他們未分家之前,連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內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時每口分六擔穀田,每擔穀田以割得120斤穀為標準,那時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夠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夠生活。”

他寫的和我2016年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的《閩西暴動和紅十二軍》所載鄧子恢[1]和張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則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和自耕農土地多一點的不動”,“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農一樣分田。”

三叔晚年時有一次告訴我母親,家鄉土改時,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他和我父親離家早,參加革命,未劃成份。他說,當時他們單位曾派人回龍岩調查,然後說“應根據本人情況決定”。

據我瞭解,秀東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遠近的分別,分田的時候“多提少補”,“動兩頭留中間”,再按5%的比例劃分地主富農。現在看這種做法當然是荒唐的,就像曾祖父和祖父那樣,辛辛苦苦工作,勉強能養家糊口,子孫後代卻落得個成分不好的牽連。

龍岩如今有毛澤東故居臨江樓、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龍岩毛澤東舊居、閩西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以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古田會議舊址等,作紅色旅遊之用。如果多瞭解一點龍岩的歷史,所謂紅色旅遊會變得十分沉重,絕不僅是在舊址前留個影那麼簡單。

[1]   鄧子恢,1896817日生於福建省龍岩縣東肖鄧厝村曾留學日本。1926年秋任傑壩圩國民黨左派區黨部常務委員同年12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後田暴動主要領導人創建閩西共產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紅四軍入閩前是閩西蘇維埃主席兼經濟委員會主任抗戰期間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華中分局書記率部赴蘇皖與敵作戰解放戰爭期間任華東局副書記中原局第三書記是閩西三年遊擊戰的主要領導人之後配合南下大軍解放閩西全境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