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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吳荻舟一家跟著父親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但是母親也注意到:“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

日軍隊伍正在走過水上的浮橋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兵荒馬亂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 兵荒馬亂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我保存著一頁沒頭沒尾的信,但是母親張佩華在背後注明“衡信4.17”——這是大舅張國衡的來信,講到1938年他們家離開合肥前那一段日子:

“……住的房子,那年夏天,姨奶在門外,給二叔振國燒紙,叫國樞(我的小舅)給紙錢磕頭,說是過繼給二叔的。住不長時間,就搬去東門外,一間大房子去了。就在那一年,抬了許多傷兵進門,連傷重死了的人也抬了進來。不久又搬到了東鼓樓劉先生的房子去了,第二年春,送樞去小學讀書,記得他在校門口哭著不肯進校門。那時好像是六歲,應該是1932年。那年發大水,門前的臭水溝漲水,記得爸爸拿著小板凳用板凳腿量小河漲水的快慢。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間,傍街的牆突然下陷,幸好未倒,好像不久,就搬去三育女中對面去住了。隨後又搬去X巷口孫先生那裡。記得那年夏季,米不夠吃,老奶就煮南瓜加面魚放點糖精給我們吃,也沒有過年的印象。隨後又搬到南門大街,門口有兩棵臭椿的第二進,說是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房子。在那裡第一次有過年的印象。也就在那一年,你有了工作,我得以進了初中,但好像不長,唯讀了三個月初中的課文也沒有學到什麼,只不過是複習了高小的課文而已。38年大年初一就離開了家,搬去雙河鎮沒半年土匪又燒了……”

在他們尚年幼的的短短幾年,搬了那麼多次家,也沒有像樣地過年的記憶,生活之艱難可見一斑!

我查了六安縣誌,看到:1924年6月,“大刀會”在六安縣太平集暴動,29日克六安城,成立自治第一軍。1928年4月12日,李老末股匪由河南商城竄入境內。6月3日破霍山城,8日破六安城,大肆燒殺淫掠,三日後離去。

關於大刀會在六安的興起,據說是1922—1924年馬聯甲任安徽軍務督理和省長時,對人民徵收“二五畝捐”、“八厘公債”、“救濟公債”。合肥縣知事袁勵宸、六安縣知事丁景炎、舒城縣知事李某等張貼佈告,嚴厲催征。因農民繳不起,皖西各縣監獄關押的“欠糧犯”占人犯的50%以上。1924年6月1日,大刀會首領夏雲峰、李家訓等召集會友200余人,殺死前來太平集捕人催糧的差役,並緊急發動會友起義。6月3日,太平集大刀會數千人召開暴動誓師大會。次日攻進六安縣城。

看來大刀會也是被國民黨苛捐雜稅逼得造反的窮人。但是站在母親的立場,大刀會暴動、土匪流竄、軍閥混戰、國民黨苛捐雜稅……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管哪方登場,總之是民不聊生。

母親和舅舅們常常看見“甲長”來向曾外祖母敲詐勒索,派捐款,母親對此感到十分氣憤。但是曾外祖母怕孩子們闖禍,不許她們插嘴,由她自己和那個壞蛋去“磨”,“討價還價”。母親家雖然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境地,可是孩子們平時想買一支鉛筆,也要躊躇半天,才敢向外祖母開口。母親說,為什麼這個傢伙常來白要錢,而我們說理還可能闖禍呢?

這種不平在母親心裡鬱積起來,沒法解決,她卻在耶穌的身上找到“出路”,母親說,她當時認為,耶穌是“同情”窮人,講究“公平”的,加上學校和外祖母的影響,她在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就受了“洗禮”,信起耶穌來了。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圖一:母親受洗的合肥基督教堂老堂。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母親十八九歲的時候,外祖母幫她找到一份兼職,在教會醫院管理伙食,工資15元,這算是她家一點固定收入。外祖父原本蒸蒸日上的診所,歷經大火和土匪搶劫,越搬越遠,其時在雙河鎮,已經不能按月寄錢回家。

母親是老大,她初中畢業的時候,大舅高小畢業,該進初中。但是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升學,外祖父母反復商量,覺得誰讀完初中也幹不了什麼,不如讓我母親先讀高中,畢業後再培養舅舅讀初中。他們停下舅舅的學業,讓我母親讀高中。這在重男輕女的舊中國還是很少有的吧?也許是學醫過程中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令外祖父思想比較開放。

六安有個貞節牌坊,是為一名十四歲可憐女子樹立的,因為她的未婚夫死亡,她便自盡追隨,此為貞節。幸好這種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的道德枷鎖正一點點崩潰。

母親記得在三育中學上學時有過兩三次政治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母親剛上初中不久,教會學校雖然保守,但是受到外界的衝擊,不得不同意同學們參加了當時合肥全城的學生組織,抵制日貨,母親也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搞查日貨抓奸商的運動。

1936年“雙十二”即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城學生遊行慶祝蔣介石脫險,三育學生也集體參加了這次遊行。那時母親已經是高中生。

母親回憶說: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們是畢業班,正緊張準備會考(由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出題,全城中學生集中考畢業試),並且受到“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家境貧寒者要找工作,富有者要考大學,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會考”必須合格,否則就得留級,所以抗日運動幾乎沒有觸動他們。當時合肥學生組織是有活動的,學校指派同學在他們控制下參加。跟著放暑假,學生也就散了。

母親學習努力,歷史和數學都很好,鋼筆字寫得尤其漂亮。

母親筆跡

張佩華筆跡
(圖二:母親80歲時抄寫的古詩詞。)

不過她說,儘管成績優秀,學校也答應聘她教小學,可是畢業後遲遲收不到聘書,她和外祖母分析是因為太不機靈,沒有走門路做人情,沒有任何過硬關係為她保薦。半個暑假過去,還沒有消息,她們母女兩個都倔強,不肯服軟低頭,母親後來說:“這不但是欺負我,簡直是威脅我。”她接受另外一間小學、星星小學的聘請,每月工資15元。看見她這樣,三育立刻要她回去,給18元。母親卻寧肯要15元,不要18元(要知道,當時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大約就是3元啊),她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受人侮辱,就是當時指導我行動的好格言”,外祖母也支持她。

1919年,當父親在福建家鄉上小學、參與到抵制日貨、呼應五四運動的學生行列中的時候,母親還在繈褓中。1931年共產黨在合肥搞飛行集會的時候,父親則在上海的飛行集會上被捕,鋃鐺入獄,那年母親13歲。1937年父親作為副團長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來到安徽,母親剛剛高中畢業,20歲。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即將交集在抗日烽火下。

1937年9月1日,母親開始在星星小學教書。星星小學是外祖母的同學孫梅芳的妹妹孫滬芳辦的私立小學,孫家是地主,當時孫滬芳和她的同學紀鐘毓兩位基督徒有辦教育的理想,外祖母就同意我母親去她們那裡教書。可是,才教了三個月,日本鬼子就逼近合肥。

1938年春,母親一家逃到外祖父行醫的雙河鎮。母親說:合肥的家也被燒了,從此我家成了難民。

到了雙河鎮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母親到當地的衛氏小學教書,校長是衛淵如,母親的工資只有10元。雙河鎮是位於合肥、六安、舒城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外祖父在那裡行醫,加上母親的工作收入,一家勉強維持生活。外祖父醫術較好,對窮苦人比較照顧,和鎮上群眾關係很好。鎮上大戶請他看病,常常不給錢,不過為了能在鎮上“站得住腳”,外祖父還是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第一章提到過,1938年3、4月間,父親率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雙河鎮宣傳抗日,服務團裡有位元女團員石雪書。母親回憶:“平型關大捷時(1937年9月25日)我正在星星小學教書,見報興奮極了。1938年初,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其餘團員聽說分散在舒城和附近市鎮上工作)到雙河鎮來宣傳抗日救國。當時,鎮上的知識青年不多,他們一來就找到了我們,特別是女團員石雪書和我很友好。以後,在他們組織領導下一起在鎮上宣傳抗日。吳荻舟是他們團的負責人之一。”“聽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談前線後方的情況,介紹我看《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們介紹的這些新鮮事物,對我的鼓舞極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啟發了我對國家民族的關心。特別是男女隊員們離開家庭為救國救民而鬥爭,非常吸引我。”

外祖母蔡繼文很開通,不但允許母親和石雪書交朋友,還同意她晚上在小學陪石雪書睡稻草地鋪。這是母親初次接觸外面來的新女性,聽她講述外面的新鮮事物。

父親到了雙河鎮,看到我的兩個小舅活潑天真,就帶他們去唱歌演戲,大家漸漸熟悉起來。當時父親在南京中央監獄坐牢七年剛剛出獄,發表過《從國際法論中國抗日》等文章和小說、劇本,指出中國人民必勝,又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者組團到處宣傳抗日。

母親對我說:“我們在這個小地方,從來沒聽說過共產主義、抗日救亡這些大道理,聽你爸爸他們這樣一宣傳,全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頭腦開竅,開始懂得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很佩服。”

母親還說:“認識了你爸爸,聽到更多關於革命鬥爭的事蹟,就更嚮往了,在茫茫的黑暗中有了一點朦朦朧朧的亮光,就是要鬥爭才有前途。”“我從你爸爸那裡聽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窮人的大道理,為什麼共產黨打日本鬼那麼勇敢猛烈,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只有抗日救亡才能保衛人民。日本鬼亡了我們東北三省,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高粱葉子》說明亡國的痛苦,說明亡國奴是不能當的。由於國共合作抗戰,我聽到了關於共產黨傳奇式的事蹟,我就很佩服共產黨了。”

日軍逼近舒城時,外祖父已經被國民黨徵召去救護傷兵,顧不了家。母親回憶說:“記得父親生了病,眼睛紅腫睜不開,也不能回來”。不久,雙河鎮聽見炮聲,日軍逼近了。外祖父來信叫外祖母帶全家逃命,可憐我的外祖母手捧地圖,不知道日寇將從哪方襲來,一籌莫展。外祖父遂托他的一名助手帶一家人去舒城,因為這位助手的家屬均在城內。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圖三:日軍從合肥進犯六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不料,他們走到半路,突然看見城內難民蜂擁逃來,說日機轟炸合肥,並向舒城襲來,舒城疏散,只許出不許進。這名助手撂下母親一家,倉惶而去。母親一家進退維谷之際,碰上父親。父親去彙報工作,因為進不了城,正折返工作地點蔡家店聯保主任處。父親把母親一家帶到蔡家店暫住。

舒城遭日機猛烈轟炸,距城很遠都能看見縣城上空一片通紅,全城緊急疏散人口。時值春荒,農民斷炊,有的貧民淪為“土匪”,導致匪民不分。

蔡家店聯保主任是褚家圍子的地主之一。母親一家和父親一行滯留在蔡家店期間,一天,“土匪”突然包圍了褚家圍子,圍內群眾十分驚慌。

父親當天正在褚家圍子內工作。他認為日寇即將到來,剿“匪”是內耗,有些所謂“土匪”也是被生活所逼,鋌而走險,還有原來的紅軍或國民黨圍剿時被裹挾的進步群眾。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沖出重圍籲請廣西駐軍李品仙部派兵解圍,建議招安,得到李品仙同意。

這事辦成功後,聯保主任、群眾和“土匪”都很感動,很信任父親。在這個基礎上,父親說服聯保主任勸他的父親開倉賑濟饑民,再說服群眾在日寇入侵前把地主的餘糧運入山區堅壁,既免資敵,又可供逃進大山的農民們食用。

這次招安成功後,廣西部隊在六安和舒城之間的山南館設了招安站,要父親協助勸說大別山上的另一部分“土匪”接受招安,共同抗日。其中100多名土匪果然下山談判改編,誰知到了雙河鎮,當地保安部隊竟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圍子裡,要剿滅他們。父親為了消除誤會,又一次冒險單人匹馬突圍飛奔l0餘公里,找到山南館招安站,解決了收編問題,父親還旁聽了他們的談判。

在這次冒險突圍時,父親以衛衣蒙在頭上“防彈”,騎馬沖出圍子,以後幾十年中,我多次聽母親笑著提起這段往事,說他用衛衣防彈固然冒失,但他愛護民眾,不惜拼命,勇氣可嘉。

陶若存文章

1938年舒城縣長陶若存回憶文章
(圖四: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的文章。)

第一章介紹過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他對當時的土匪情況有如下描述:“敵人(日軍)佔領縣城,便分兵駐守縣內安合路沿線一些重要市鎮,全縣除(新四軍)四支隊所在的西南山區外,土匪蜂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亂。”他作為縣長,還曾經和盤踞在三河的土匪頭子王大拖刀談判,要他“在舒城的活動範圍不能超出靠近三河的五個鄉”!

入黨新條件顯示,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沒有發洋財的觀念。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3歷史交集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5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龍岩九中[2305843009213719085]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7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10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入黨條件[2305843009213719084]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和習仲勛握手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1212-1938517),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

山清水秀的福建龍岩新羅大池鄉秀東村俯瞰圖。黒瓦土墻,草木蔥蘢。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2動盪時代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2 動盪時代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原始文獻”瀏覽,將陸續上載。

秀東村俯視

(父親吳荻舟家鄉秀東村俯瞰圖,新羅TV吳慶安提供)

父親吳荻舟出生的1907年,中國最後一個皇朝、清朝已經延續了291年,像一個暮氣深重的老人,面臨內憂外患。內憂,我們這代人耳熟能詳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就有太平天國運動(1850年前後)和義和團運動(1890年前後)。外患,和列強之間的戰爭,不論是兩次鴉片戰爭(18401856-1860)還是甲午戰爭(1894),清朝全吃敗仗,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老百姓總是被排斥在國家大事之外的。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艱難生長。隨著西潮東漸,朝廷與民間都在談論立憲。清政府曾試圖順應潮流搞變革,推動了洋務運動、百日維新和立憲運動,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然而諸般努力無法挽救清朝的頹勢。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爭取國家獨立、民主和富強,已經成為當時國中精英的目標。

父親4歲那年,1911年,中國爆發了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治;5歲那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選出臨時總統孫中山,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以讓出總統職位等條件,通過清廷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清帝遜位,這也許是孫中山希望和平更迭政權的一種選擇,也許是革命力量不夠強大做出的妥協。成功逼清帝遜位、當上總統、稱帝未能成功的袁世凱病逝,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多次被廢止,孫中山在廣州另組一個民國政府與北京政府對峙。

1949年龍岩縣城
1949年的龍岩縣城。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當時父親周圍的環境是怎樣的?國家大事與一個山村孩童有無關係?從地理位置上看,福建龍岩和北京之間直線距離大約2000公里,距離廣州也有500多公里。關山遠隔,小山城龍岩和國運之間有沒有時差?我查閱了龍岩縣誌才知道,原來,父親青少年時期家鄉的社會狀況如此生動精彩,家鄉和外界以至海外交往活躍,與時並進。

父親出生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龍岩查封鴉片館,禁種罌粟。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教育會、商會。宣統三年(1911年)龍岩基督教會創辦作新女學(後更名鼎新),為龍岩第一所女子學校。龍岩並開辦了商業小學堂和師範學堂。1912年龍岩人連賢基和鄭豐稔當選省臨時議會議員,連賢基被推選為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1913年連賢基和詹調元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廖上清、謝漢朝、鄭豐稔當選為省議會議員。同年日本礦產部派福留喜之助、野田次郎等配合民國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人員到龍岩作地質礦產調查,著有《龍岩州煤田調查報告》。1914年籌辦公民小學、開辦電報局。1918年,日本山村厚光來岩,在東門外行醫兼營照相。凡此種種都標誌著龍岩社會的進步。

雖然在短短數年間經歷了光緒年、宣統年,進入民國年,劇烈的改朝換代並沒有自然地帶來國泰民安,在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國這個大背景中,家鄉呈現一波又一波動盪局勢:

19155月中旬,龍岩學生帶頭上街遊行,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發起抵制日貨運動。1916年縣知事孫陶曦辦理印花稅不善,引起罷市。19195月北京“五四”運動波及龍岩,青年學生響應罷課、遊行示威,再次抵制日貨。1920年下半年開始,軍閥紛爭,縣知事更換5任。各路軍閥路經龍岩,每每帶來搶掠燒殺等騷擾,比如1923年贛軍李烈鈞部賴世璜的部隊佔據龍岩,強迫農民種罌粟,每畝徵收煙苗捐銀元12元,遭到民眾堅決抵制。19248月賴世璜以適中民團抗拒該部進駐為藉口,在適中燒毀樓房50多座、店鋪3000多間,殺害數十人,8000餘人無家可歸。

在種種壓迫和動盪的同時,革命的力量漸漸滋長。19172月,家鄉子弟林會嘉、詹汝嘉、滕新甫、鄧子恢、魏應幹、翁斐章、張載泗先後赴日留學。1921年春,留日回國的鄧子恢、陳少微(陳明)、張覺覺、章獨奇、林仙亭(鄧子恢的同班同學,後為吳荻舟的中學老師)等在白土桐岡小學組織奇山書社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2391日,鄧子恢等創辦的《岩聲》月刊第1期出版,該刊以“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為宗旨,至192611月,共出版43期。成為當時福建省辦刊時間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傳播馬列主義和新思想的刊物。緊接著,《新龍岩季刊》、《到民間去》、《鐵掃把》等進步報刊也紛紛出版。

19263月,龍岩人郭滴人、陳慶隆、李聯星、朱文昭前往毛澤東在廣州創辦的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530日,龍岩各界群眾千余人彙集文廟,舉行“五卅”周年紀念遊行。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10月,北伐東路軍佔領閩西全境,促進閩西國共合作;1014日,北伐東路軍進駐龍岩,工農運動蓬勃興起。10月下旬,中共龍岩小組成立。1027日,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在明倫堂舉行軍民聯歡大會,慶祝北伐軍進佔龍岩。11月,龍岩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此後,各地農民協會相繼成立。翌年1月,成立龍岩縣農民協會。在國民黨左派和以陳慶隆、郭滴人為領導的中共龍岩小組領導下,掀起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的鬥爭。

19271月,中共龍岩縣總支委員會成立。2月,北伐東路軍政治部在龍岩成立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左派青年張旭高[1]任監察員,支持農民運動。2月中旬,岩平寧監察署在明倫堂召開龍岩各界慶祝北伐軍攻克武漢的祝捷大會,會上揭露國會議員連賢基幫曹錕賄選當總統,當場押其遊街示眾。

這年的春天,龍岩縣工人協會成立。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召開龍岩縣各界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二五減租、保護工人權益、解放婦女、禁止納妾、破除迷信、禁賭禁煙禁娼等決議。

1927412日,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搜捕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志士。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和廣東等省,都發生以“清党”名義針對中共黨員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殺。415日,龍岩縣長杜連如(履賢)逮捕、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等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解散縣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各區黨部。只是一年的時間,龍岩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半年後,9月初,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恢復,中共黨員鄧子恢、郭滴人、謝寶萱分別擔任秘書、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龍岩國共兩黨再度合作。

9月中旬,國民革命軍新編軍第一獨立團團長陳國輝(後升任省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奉蔣介石“反共、防共”指令,率部進駐龍岩。11月初,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一軍路過適中,陳國輝聞訊退至漳平。中山公園舉行歡迎十一軍其中一個營的大會,並聲討陳國輝的罪行。該營離岩後,陳國輝捲土重來,搗毀縣黨部,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蘇慶雲等30多位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殺害縣工人協會主席楊全貴、中共黨員林克武等10多人。

血雨腥風中,10月,中共在後田村成立龍岩第一個農村黨支部;11月,中共龍岩縣臨時委員會在後田成立。192834日晚,中共龍岩臨時縣委領導後田暴動。此後,後田農民武裝20多人成立遊擊隊,成為閩西第一支工農武裝。86日,龍岩、永定、上杭農民武裝600多人舉行白土暴動,攻打龍岩城受挫,退回白土後田。

家鄉在1928年至1934年,是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29年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兩入閩西,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1930年紅四軍第三次入閩西,到1931年,閩西和贛南蘇區聯合,成為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我哥哥曾經歎息:“多少龍岩人為中國革命犧牲了。”據說龍岩(僅指現新羅區)在冊烈士達3668人。

2016年回家鄉,我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許多震撼的資料,比如才溪鄉88%的青壯年、約3600人參加了紅軍,有200戶一家兩人當紅軍,還有一家六人當紅軍、兄弟(231戶)、父子或夫妻都當紅軍,當時全區人口才是16030人啊。又比如在紅軍長征隊伍86859人裡,有26000個是閩西人,而到達陝北僅倖存2000多閩西人。

紅軍紀律

(紅軍的紀律,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堂弟告訴我,三嬸的哥哥在山洞裡和毛澤東開過會,後來他卻被當做AB[2] ,鎖骨穿上鐵絲,手腳被釘在門板上遊街,死得慘烈。因為和鄧子恢是戰友,解放後得以平反,定為烈士。三嬸本人則給毛澤東往山洞裡送過飯,在山洞外面放過哨。第二次回家鄉時我查訪到古田蘇家坡樹槐堂半山腰的“主席洞”[3] ,當時那裡是中共閩西特委機關所在地

毛澤東在1929年秋寫了《清平樂蔣桂戰爭》,描寫這個風起雲湧的時期: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主席洞2

(主席洞外觀。)

直至1928年父親離開家鄉之前,龍岩地區在國民黨左派和頑固派之間、國共之間以及國共和軍閥力量之間呈現出複雜的拉鋸局面,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小學、中學和高中時期,縣誌中提及的許多人如鄧子恢、張旭高等都出現在他的人生中,對他的思想啟蒙、對形成他的價值觀起到決定性影響作用。

[1] 張旭高,龍岩人,經集美中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讀書,1926年回鄉任岩平甯政治專員。1929年轉至漳州、廈門,加入中共,擔任平和縣委書記。1929年組織領導平和暴動,暴動失利後轉去上海。1930年南渡菲律賓,成為僑領。創辦中華中學、南洋中學,抗戰爆發後組織華僑文化界救亡,率中外記者戰地考察團回國考察,撰稿促進華僑及外國人瞭解中國的抗戰。1944年被日軍逮捕,8月遭殺害。

[2] AB團是蔣介石指示成立的間諜組織,負責肅清國民黨內部的中共黨員。“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縮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本來,AB團成立僅3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摧垮。但是中共中央擔心間諜已經打入內部,整肅中冤殺7萬自己人,這些想必不屬於“在冊烈士”。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

[3]  “主席洞”正式名稱是圳背岩洞,是一個天然喀斯特岩洞,位於中共閩西特委機關舊址樹槐堂右側半山腰,偏僻清靜,人跡罕至,是當年毛澤東隱匿防敵、思考寫作的地方。

吳氏入閔祖先的畫像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1龍岩印象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乡骄傲 1龙岩印象

引子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

我的父母1940年代後半至1960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出生,度過歡樂無憂的童年。後來父母工作變動,舉家搬去北京。我經歷過紅領巾、“可教子女”、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工廠設計員、報社記者、日文翻譯、編輯等等諸多身份變故之後回到出生地香港,從事多年日文翻譯、出版的工作。

父母留給我幾箱遺稿和老照片。他們的文字、包括他們所寫的日記、書信、、自傳、檢討或證明材料,既充滿時代印記,又流露真情實感,可說是難得的中國近现代史案例材料。這幾年我開始靜心梳理,希望比較完整地弄清楚父母的一生和時代背景,向歷史學習。

父親名叫吳荻舟,20歲離開福建老家去上海求學,19301月加入中共,4月被捕。還是個年輕大學生,就被國民黨判了911個月徒刑。出獄後帶領一支抗日宣傳隊,輾轉半個中國,宣傳鼓動團結抗日,慰勞主戰場軍民。8年抗戰勝利後,為宣傳反內戰,建設新中國,他的足跡遠至香港、南洋。及後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做香港統一戰線工作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職。文革後他把個人的遭遇放得很輕,轉身去做老本行——戲劇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全情投入撥亂反正,領導創刊《戲劇年鑒》,搶救民間戲劇史料,組織出版《周恩來與抗敵演劇隊》和《南天藝華錄》,1992726日心臟病發去世。

父親形容自己走過的路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到眾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縱觀他的一生,真正是求仁得仁。

母親名叫張佩華,20歲追隨父親離開安徽老家。從武漢到長沙,再到桂林、廣東、香港和南洋。她在顛沛流離中艱難支撐著有老有小的家庭,雖與父親聚少離多,但也逐漸理解了父親的工作。在新加坡,她獨力打兩份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同時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共。在香港和父親會合後,他們有更多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文革中後被打成“假黨員”,下幹校,1979年恢復工作,1984年離休。

文革後,她和父親多次一起旅遊,廣西、廣東、安徽、福建、湖北以及香港等地,都留下兩人舊地重遊的足跡。父親去世後,1996年至1998年,母親帶著我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在這本文集裡,她寫道:“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歸大海,我一定和你匯流。我已經80歲啦!”她沒有想到自己那麼長壽,20144696歲高齡因肺炎、腎衰竭去世。

本書內容基於原始資料,資料詳則詳寫,資料少則略寫。我看到父母如何從尋常百姓家的小孩子變成堅決跟中共走的青年,如何從革命幹部變成挨批鬥的“階級敵人”,如何堅守初衷和反思。真誠希望與大家分享,也期待得到專家學者、當事人及其後代中肯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家鄉驕傲

1 龍岩印象

福建是父親的家鄉,我們的籍貫所在。父親乳名吳麒麟,又名吳彩書,後自主改名為吳荻舟。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未年,即190755日,出生地福建省龍岩縣(今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鄉秀東村。秀東村青山環抱,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崇尚文化,歷來賢才輩出,書香遠近聞名,享有“龍岩十八坑,坑坑不如秀東坑”的美譽。

198412月,父親寫過一篇故事,題目是《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其實我們的村子是風光如畫的。村北後龍山東側高掛著一股白絲似的瀑布,從原始森林的深奧處飛奔而來,然後跌落在比兩座七層寶塔還高的懸崖。由於落勢很猛,在懸崖下沖成一個幾丈深的潭,潭面兩畝見方,叫做白練潭。然後這股山水沖出潭口,從村東迤向村西,走成一條高低、寬窄不一的小溪,把村子切成南北兩半,居民全集中在小溪的北岸。據說,大家都爭著分享後龍山下來的龍氣,所有的屋都依著後龍山層次有序地由高到低地建著。後龍山像一座用翡翠鑲嵌的大屏風,成45°的走勢,迤向溪邊,形成一塊龜背似的大坡地。”“從村北到村南,以後龍山下的吳氏宗祠左右牌坊為起點,兩條用青石板鋪的路,像青色的飄帶,迂回曲折地穿過整個村子,把幾十幢大小不一、新舊不同的住宅聯繫起來。”(未見發表,引自父親的手稿)

父親自從1928年離開家鄉,整整56年沒有回去,他想必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啊。

1985年,我和哥哥陪父母第一次回家鄉。父親所言不虛,小小村落果然四面環山,依山而建,村前村後鬱鬱蔥蔥,青瓦土牆鱗次櫛比,村中小路在鄉親們各家之間盤繞上落,沒點腳力休想到處走走呢。

cropped-1985e5b9b4e59b9ee5aeb6e984891985年父親回龍岩時照。)

吳氏入閩始祖吳承順是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據《史記》記載,軒轅黃帝賜其正妃螺祖所生之子玄囂姓“姬”,姬玄囂傳25代至泰伯。泰伯和仲庸兄弟為讓王位與小弟季曆(周文王姬昌之父),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後為吳國)。遂以國為姓,於是有“吳泰伯,吳仲庸”之稱。

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吳氏入閩始祖吳宥在宋代從河南開封府遷居漳州華安地區,華安吳念一郎的公子吳十二郎於1258年沿九龍江遷居龍岩,為吳氏入岩一世祖,大池吳氏鳴乾公為其後裔。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龍岩的原住民是古越族,中原漢族和古越族文化交融、同化,形成了龍岩獨特的民俗文化,龍岩話雖屬閩南語系,但是更多保持了唐時的中原古音,怕是最適於朗誦李白和杜甫的詩。明代以後,龍岩逐漸成為閩西經濟文化重鎮。明清兩代,龍岩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近60間,如龍田書院、龍池書院、新羅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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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入閩始祖吳宥。)

村內還有始建於嘉靖十年(1532年)的吳氏嶐興祠、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的仰高樓、華東地區最大的野生桂花群落等人文自然景觀。

村北的吳氏宗祠嶐興祠前面曾豎著二三十根七八米高的青石牌柱,據說每一根代表一個舉人。父親在《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故事裡寫道:“外鄉人進村,只要看到這些虎牙般立在祠堂前的青石桅杆(牌柱),就可以想像到這村子的不平凡。”父親曾為祠堂題寫“嶐興堂”牌匾,至今高掛在嶐興祠正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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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題“嶐興祠”。)

我二姐說小時候看到自己有六個腳趾甲,問父親,父親說是一個什麼很小的民族的人才有的,就是在小腳趾頭的趾甲旁邊多一小塊,我和妹妹也有,直到2016年我第二次回家鄉才在博物館看到資料,說“小趾甲開裂”,那就是古越族的特徵(也有資料說古越族分佈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都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是一種泛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

根據龍岩鄉親們集資並集9名正副主編、42名編委之力花費一年多編輯的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吳氏入岩四世祖吳仁普生四子,長子吳興甫有八孫,史稱“龍岩吳氏八房”,父親列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東溪容萬十八世。

我的曾祖父吳志寬(十六世)是個雇農,曾祖母討過飯。曾祖父在40多歲時,跟同鄉離開家鄉,徒步到湖北武漢。查網上地圖,兩地的行車距離約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鐵時代的人很難想像如何用腳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鐵只要3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的距離,他們即使日行10小時,也要走上一兩個月。

曾祖父在同鄉開的旱煙店當絞煙師傅,出賣勞力,有一次絞繩斷了,險些把他壓死。祖父吳榮發(十七世)12歲就被曾祖父帶到湖北雲夢,在同鄉的錦太雜貨店裡當學徒。祖母陳冬玉是小池鄉人,窮孩子,123歲離開娘家到我父親家做童養媳,跟著曾祖母上山砍柴叫賣。

祖父就在錦太雜貨店掃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櫃臺。幾年後,他借同鄉店鋪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雜貨,直到30多歲才攢了點錢,回鄉和我祖母成婚,旋即又回雲夢,和同鄉合夥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倆像工蜂采蜜,省吃儉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親出世時,家中總算陸續置了幾畝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種。

祖母結婚後留在鄉下耕田持家,龍岩婦女都要纏足(這個習俗源自南唐宮廷,有別于客家婦女),祖母卻是半大腳,下田的時候打赤腳,走親戚或者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便把腳纏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聽說纏足要把腳掌骨折斷,我不知道祖母是怎麼做到的,只為她感到痛。

祖母裡裡外外忙活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坐在屋後山坡上“等爸爸”。他的一個遠房寡嫂和他們住在一起,幫祖母下田。祖父60歲以後不去湖北了,不過那時候父親已經離開家鄉,他們父子從此沒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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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松灼岩世系後人珍藏著十二世至十四世祖先畫像。)

祖母懷孕7次,因為家庭生活拮据,她又要承擔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體力勞動,種種原因導致小產,先後夭折4個,僅剩下大伯保麒、父親和三叔香麒(後改名吳海艇、吳立平)三兄弟。還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個孤兒,即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叔陳錦章,從小便和父親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314日給母親的信裡說:“表哥父母早亡,母親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長瘌痢頭,母親天天替他洗頭,搽藥。後來替他接了兩次老婆,第一個有癲瘋症,退了婚,後來又接了一個,成家。”1929年,家鄉爆發暴動,表叔加入中共,投身革命,一年多後被國民黨殺害。

祖父去世後,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雲夢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經病逝。我只對三叔印象比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們,住在我家,我也曾去雲夢看望他們。我保存了他給父母的好幾封信,他在其中詳述家庭情況和自己的經歷。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裡,說他們未分家之前,連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內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時每口分六擔穀田,每擔穀田以割得120斤穀為標準,那時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夠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夠生活。”

他寫的和我2016年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的《閩西暴動和紅十二軍》所載鄧子恢[1]和張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則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和自耕農土地多一點的不動”,“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農一樣分田。”

三叔晚年時有一次告訴我母親,家鄉土改時,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他和我父親離家早,參加革命,未劃成份。他說,當時他們單位曾派人回龍岩調查,然後說“應根據本人情況決定”。

據我瞭解,秀東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遠近的分別,分田的時候“多提少補”,“動兩頭留中間”,再按5%的比例劃分地主富農。現在看這種做法當然是荒唐的,就像曾祖父和祖父那樣,辛辛苦苦工作,勉強能養家糊口,子孫後代卻落得個成分不好的牽連。

龍岩如今有毛澤東故居臨江樓、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龍岩毛澤東舊居、閩西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以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古田會議舊址等,作紅色旅遊之用。如果多瞭解一點龍岩的歷史,所謂紅色旅遊會變得十分沉重,絕不僅是在舊址前留個影那麼簡單。

[1]   鄧子恢,1896817日生於福建省龍岩縣東肖鄧厝村曾留學日本。1926年秋任傑壩圩國民黨左派區黨部常務委員同年12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後田暴動主要領導人創建閩西共產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紅四軍入閩前是閩西蘇維埃主席兼經濟委員會主任抗戰期間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華中分局書記率部赴蘇皖與敵作戰解放戰爭期間任華東局副書記中原局第三書記是閩西三年遊擊戰的主要領導人之後配合南下大軍解放閩西全境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