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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6抗宣生活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

版權資料很齊全,由魯迅藝術學院編輯,辰光書店印行,初版、再版等等。

《軍民進行曲》版權頁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由鐘敬之擔任,有遠山、近景、樹和籬笆。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

一頁關於《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的說明,署名“鐘敬之”

由鐘敬之寫的《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說明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

日軍隊伍正在走過水上的浮橋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兵荒馬亂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 兵荒馬亂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我保存著一頁沒頭沒尾的信,但是母親張佩華在背後注明“衡信4.17”——這是大舅張國衡的來信,講到1938年他們家離開合肥前那一段日子:

“……住的房子,那年夏天,姨奶在門外,給二叔振國燒紙,叫國樞(我的小舅)給紙錢磕頭,說是過繼給二叔的。住不長時間,就搬去東門外,一間大房子去了。就在那一年,抬了許多傷兵進門,連傷重死了的人也抬了進來。不久又搬到了東鼓樓劉先生的房子去了,第二年春,送樞去小學讀書,記得他在校門口哭著不肯進校門。那時好像是六歲,應該是1932年。那年發大水,門前的臭水溝漲水,記得爸爸拿著小板凳用板凳腿量小河漲水的快慢。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間,傍街的牆突然下陷,幸好未倒,好像不久,就搬去三育女中對面去住了。隨後又搬去X巷口孫先生那裡。記得那年夏季,米不夠吃,老奶就煮南瓜加面魚放點糖精給我們吃,也沒有過年的印象。隨後又搬到南門大街,門口有兩棵臭椿的第二進,說是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房子。在那裡第一次有過年的印象。也就在那一年,你有了工作,我得以進了初中,但好像不長,唯讀了三個月初中的課文也沒有學到什麼,只不過是複習了高小的課文而已。38年大年初一就離開了家,搬去雙河鎮沒半年土匪又燒了……”

在他們尚年幼的的短短幾年,搬了那麼多次家,也沒有像樣地過年的記憶,生活之艱難可見一斑!

我查了六安縣誌,看到:1924年6月,“大刀會”在六安縣太平集暴動,29日克六安城,成立自治第一軍。1928年4月12日,李老末股匪由河南商城竄入境內。6月3日破霍山城,8日破六安城,大肆燒殺淫掠,三日後離去。

關於大刀會在六安的興起,據說是1922—1924年馬聯甲任安徽軍務督理和省長時,對人民徵收“二五畝捐”、“八厘公債”、“救濟公債”。合肥縣知事袁勵宸、六安縣知事丁景炎、舒城縣知事李某等張貼佈告,嚴厲催征。因農民繳不起,皖西各縣監獄關押的“欠糧犯”占人犯的50%以上。1924年6月1日,大刀會首領夏雲峰、李家訓等召集會友200余人,殺死前來太平集捕人催糧的差役,並緊急發動會友起義。6月3日,太平集大刀會數千人召開暴動誓師大會。次日攻進六安縣城。

看來大刀會也是被國民黨苛捐雜稅逼得造反的窮人。但是站在母親的立場,大刀會暴動、土匪流竄、軍閥混戰、國民黨苛捐雜稅……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管哪方登場,總之是民不聊生。

母親和舅舅們常常看見“甲長”來向曾外祖母敲詐勒索,派捐款,母親對此感到十分氣憤。但是曾外祖母怕孩子們闖禍,不許她們插嘴,由她自己和那個壞蛋去“磨”,“討價還價”。母親家雖然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境地,可是孩子們平時想買一支鉛筆,也要躊躇半天,才敢向外祖母開口。母親說,為什麼這個傢伙常來白要錢,而我們說理還可能闖禍呢?

這種不平在母親心裡鬱積起來,沒法解決,她卻在耶穌的身上找到“出路”,母親說,她當時認為,耶穌是“同情”窮人,講究“公平”的,加上學校和外祖母的影響,她在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就受了“洗禮”,信起耶穌來了。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圖一:母親受洗的合肥基督教堂老堂。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母親十八九歲的時候,外祖母幫她找到一份兼職,在教會醫院管理伙食,工資15元,這算是她家一點固定收入。外祖父原本蒸蒸日上的診所,歷經大火和土匪搶劫,越搬越遠,其時在雙河鎮,已經不能按月寄錢回家。

母親是老大,她初中畢業的時候,大舅高小畢業,該進初中。但是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升學,外祖父母反復商量,覺得誰讀完初中也幹不了什麼,不如讓我母親先讀高中,畢業後再培養舅舅讀初中。他們停下舅舅的學業,讓我母親讀高中。這在重男輕女的舊中國還是很少有的吧?也許是學醫過程中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令外祖父思想比較開放。

六安有個貞節牌坊,是為一名十四歲可憐女子樹立的,因為她的未婚夫死亡,她便自盡追隨,此為貞節。幸好這種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的道德枷鎖正一點點崩潰。

母親記得在三育中學上學時有過兩三次政治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母親剛上初中不久,教會學校雖然保守,但是受到外界的衝擊,不得不同意同學們參加了當時合肥全城的學生組織,抵制日貨,母親也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搞查日貨抓奸商的運動。

1936年“雙十二”即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城學生遊行慶祝蔣介石脫險,三育學生也集體參加了這次遊行。那時母親已經是高中生。

母親回憶說: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們是畢業班,正緊張準備會考(由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出題,全城中學生集中考畢業試),並且受到“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家境貧寒者要找工作,富有者要考大學,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會考”必須合格,否則就得留級,所以抗日運動幾乎沒有觸動他們。當時合肥學生組織是有活動的,學校指派同學在他們控制下參加。跟著放暑假,學生也就散了。

母親學習努力,歷史和數學都很好,鋼筆字寫得尤其漂亮。

母親筆跡

張佩華筆跡
(圖二:母親80歲時抄寫的古詩詞。)

不過她說,儘管成績優秀,學校也答應聘她教小學,可是畢業後遲遲收不到聘書,她和外祖母分析是因為太不機靈,沒有走門路做人情,沒有任何過硬關係為她保薦。半個暑假過去,還沒有消息,她們母女兩個都倔強,不肯服軟低頭,母親後來說:“這不但是欺負我,簡直是威脅我。”她接受另外一間小學、星星小學的聘請,每月工資15元。看見她這樣,三育立刻要她回去,給18元。母親卻寧肯要15元,不要18元(要知道,當時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大約就是3元啊),她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受人侮辱,就是當時指導我行動的好格言”,外祖母也支持她。

1919年,當父親在福建家鄉上小學、參與到抵制日貨、呼應五四運動的學生行列中的時候,母親還在繈褓中。1931年共產黨在合肥搞飛行集會的時候,父親則在上海的飛行集會上被捕,鋃鐺入獄,那年母親13歲。1937年父親作為副團長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來到安徽,母親剛剛高中畢業,20歲。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即將交集在抗日烽火下。

1937年9月1日,母親開始在星星小學教書。星星小學是外祖母的同學孫梅芳的妹妹孫滬芳辦的私立小學,孫家是地主,當時孫滬芳和她的同學紀鐘毓兩位基督徒有辦教育的理想,外祖母就同意我母親去她們那裡教書。可是,才教了三個月,日本鬼子就逼近合肥。

1938年春,母親一家逃到外祖父行醫的雙河鎮。母親說:合肥的家也被燒了,從此我家成了難民。

到了雙河鎮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母親到當地的衛氏小學教書,校長是衛淵如,母親的工資只有10元。雙河鎮是位於合肥、六安、舒城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外祖父在那裡行醫,加上母親的工作收入,一家勉強維持生活。外祖父醫術較好,對窮苦人比較照顧,和鎮上群眾關係很好。鎮上大戶請他看病,常常不給錢,不過為了能在鎮上“站得住腳”,外祖父還是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第一章提到過,1938年3、4月間,父親率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雙河鎮宣傳抗日,服務團裡有位元女團員石雪書。母親回憶:“平型關大捷時(1937年9月25日)我正在星星小學教書,見報興奮極了。1938年初,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其餘團員聽說分散在舒城和附近市鎮上工作)到雙河鎮來宣傳抗日救國。當時,鎮上的知識青年不多,他們一來就找到了我們,特別是女團員石雪書和我很友好。以後,在他們組織領導下一起在鎮上宣傳抗日。吳荻舟是他們團的負責人之一。”“聽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談前線後方的情況,介紹我看《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們介紹的這些新鮮事物,對我的鼓舞極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啟發了我對國家民族的關心。特別是男女隊員們離開家庭為救國救民而鬥爭,非常吸引我。”

外祖母蔡繼文很開通,不但允許母親和石雪書交朋友,還同意她晚上在小學陪石雪書睡稻草地鋪。這是母親初次接觸外面來的新女性,聽她講述外面的新鮮事物。

父親到了雙河鎮,看到我的兩個小舅活潑天真,就帶他們去唱歌演戲,大家漸漸熟悉起來。當時父親在南京中央監獄坐牢七年剛剛出獄,發表過《從國際法論中國抗日》等文章和小說、劇本,指出中國人民必勝,又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者組團到處宣傳抗日。

母親對我說:“我們在這個小地方,從來沒聽說過共產主義、抗日救亡這些大道理,聽你爸爸他們這樣一宣傳,全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頭腦開竅,開始懂得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很佩服。”

母親還說:“認識了你爸爸,聽到更多關於革命鬥爭的事蹟,就更嚮往了,在茫茫的黑暗中有了一點朦朦朧朧的亮光,就是要鬥爭才有前途。”“我從你爸爸那裡聽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窮人的大道理,為什麼共產黨打日本鬼那麼勇敢猛烈,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只有抗日救亡才能保衛人民。日本鬼亡了我們東北三省,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高粱葉子》說明亡國的痛苦,說明亡國奴是不能當的。由於國共合作抗戰,我聽到了關於共產黨傳奇式的事蹟,我就很佩服共產黨了。”

日軍逼近舒城時,外祖父已經被國民黨徵召去救護傷兵,顧不了家。母親回憶說:“記得父親生了病,眼睛紅腫睜不開,也不能回來”。不久,雙河鎮聽見炮聲,日軍逼近了。外祖父來信叫外祖母帶全家逃命,可憐我的外祖母手捧地圖,不知道日寇將從哪方襲來,一籌莫展。外祖父遂托他的一名助手帶一家人去舒城,因為這位助手的家屬均在城內。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圖三:日軍從合肥進犯六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不料,他們走到半路,突然看見城內難民蜂擁逃來,說日機轟炸合肥,並向舒城襲來,舒城疏散,只許出不許進。這名助手撂下母親一家,倉惶而去。母親一家進退維谷之際,碰上父親。父親去彙報工作,因為進不了城,正折返工作地點蔡家店聯保主任處。父親把母親一家帶到蔡家店暫住。

舒城遭日機猛烈轟炸,距城很遠都能看見縣城上空一片通紅,全城緊急疏散人口。時值春荒,農民斷炊,有的貧民淪為“土匪”,導致匪民不分。

蔡家店聯保主任是褚家圍子的地主之一。母親一家和父親一行滯留在蔡家店期間,一天,“土匪”突然包圍了褚家圍子,圍內群眾十分驚慌。

父親當天正在褚家圍子內工作。他認為日寇即將到來,剿“匪”是內耗,有些所謂“土匪”也是被生活所逼,鋌而走險,還有原來的紅軍或國民黨圍剿時被裹挾的進步群眾。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沖出重圍籲請廣西駐軍李品仙部派兵解圍,建議招安,得到李品仙同意。

這事辦成功後,聯保主任、群眾和“土匪”都很感動,很信任父親。在這個基礎上,父親說服聯保主任勸他的父親開倉賑濟饑民,再說服群眾在日寇入侵前把地主的餘糧運入山區堅壁,既免資敵,又可供逃進大山的農民們食用。

這次招安成功後,廣西部隊在六安和舒城之間的山南館設了招安站,要父親協助勸說大別山上的另一部分“土匪”接受招安,共同抗日。其中100多名土匪果然下山談判改編,誰知到了雙河鎮,當地保安部隊竟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圍子裡,要剿滅他們。父親為了消除誤會,又一次冒險單人匹馬突圍飛奔l0餘公里,找到山南館招安站,解決了收編問題,父親還旁聽了他們的談判。

在這次冒險突圍時,父親以衛衣蒙在頭上“防彈”,騎馬沖出圍子,以後幾十年中,我多次聽母親笑著提起這段往事,說他用衛衣防彈固然冒失,但他愛護民眾,不惜拼命,勇氣可嘉。

陶若存文章

1938年舒城縣長陶若存回憶文章
(圖四: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的文章。)

第一章介紹過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他對當時的土匪情況有如下描述:“敵人(日軍)佔領縣城,便分兵駐守縣內安合路沿線一些重要市鎮,全縣除(新四軍)四支隊所在的西南山區外,土匪蜂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亂。”他作為縣長,還曾經和盤踞在三河的土匪頭子王大拖刀談判,要他“在舒城的活動範圍不能超出靠近三河的五個鄉”!

年輕男人,目光堅毅,手插在工裝褲口袋裡沉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兌變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舒城縣革命資料封面

舒城縣革命史資料封面
(圖二:《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封面)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吳荻舟在舒城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