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3 黎明前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z

母親張佩華1998年8月在紀念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說：“和大隊會合後，他就顧不上我們了。”還說：“這個忠實頑強的共產黨人”在梅縣曾經流淚。經歷了那麼多風風雨雨的劇宣七隊，遇到什麼極端困難的情形令父親吳荻舟流淚？而且，這已經是1945年7月，再堅持1個多月，日本便投降了——雖然他們當時還不知道日本即將投降，7月26日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仍拒絕投降——他們想的是“堅持抗戰到底”，“堅持國統區的抗日宣傳陣地”，“勝利一天未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就在7月，隊員葉林，肖洙，陸辛微，胡振表，林正斌想去北江遊擊支隊，葉林徵求父親的意見。父親過去曾幾次向根據地輸送幹部，問清是北江支隊來人聯繫，便同意5位隊員走。不料，畫家符羅飛、話劇導演陳卓猷、音樂家黃飛立要在興寧籌辦元培藝術學院，從隊裡同時拉過去史進、張琢等七八個隊員。兩撥人一走，全部節目都要調整演員，重新排練，一時間無法開展工作。父親十分焦慮：“政治部如來查處，後果如何？如被借機撤換隊長，重新調整隊務會，隊就變質了。自己能不對黨、對這些年青人負政治上、安全上的責任嗎？”這就是父親流淚的原因。母親晚年回顧說：“荻舟要我必要時回他的老家福建龍岩。我看到他和徐洗塵副隊長討論問題時嚴肅的面孔，真後悔沒有隨陳葆真撤到她家鄉廣西的山裡去。”

但是，父親是不會坐以待斃的。他考慮：梅縣地處閩粵邊遠地區，在七隊到達那裡之前，還沒有自發的抗日群眾團體。抗戰氣氛稀薄，藝術幹部也少。過去幾年流動工作中也遇到過這樣的地方，都因為抗日形勢要求急行軍和突擊性的宣傳鼓動，每個地方停留的時間不長，只能辦一些短期的歌詠班，通過它物色群眾骨幹，留在當地繼續擴大影響。父親想到，抗日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有條件扎扎實實辦一些長期的宣傳培訓班，培養一些思想覺悟高的藝術骨幹。既可使播下的種子在當地更好地生根發芽結果，也可為本隊補充一些力量。

與左洪濤和饒彰風的聯繫已中斷，父親只能獨立作戰。隊剛剛到梅縣，對周圍環境不熟悉，他就經常到在桂林時已經認識的民主人士張文家瞭解當地情況和交換對工作的意見。張文的兒媳梁綺曾在七戰區政治部工作，在韶關時她是支援和關懷七隊的（後來瞭解到她當時已經是中共黨員）。這時她已離開政治部，在梅縣丙村中學教書。父親成為他家常客，見面無話不談。在張文家，父親還見到李伯球、郭翹然等疏散回鄉的民主人士。

張文、李伯球和郭翹然都贊成和支持父親的設想。李伯球知道梅縣興梅師管區司令張宗良早想搞宣傳隊，苦無藝術幹部，於是策劃七隊順水推舟，提出由七隊與師管區合作辦班。當時梅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書記熊耀豪也有興趣，遂成了三家聯合舉辦的“戰時藝術訓練班”，而且興梅師管區司令張宗良提出由他任班主任，父親與熊耀豪任副班主任，張宗良還鄭重其事給父親頒發委任令。這樣，七隊在梅縣住下，不搞大型演出，便成了合情合法。

班期定6個月，一切教學、招生、管理由七隊負責，課程有文藝思想史，簡明樂理、聲樂、音樂指揮、戲劇藝術理論、導演和舞美等，是個綜合藝術培訓班。作為實驗課程，還給學員選排《農村曲》等，準備結業的時候演出。

不久，去北江遊擊區的隊員找不到遊擊隊回來了，去元培藝術學院的隊員因經費無著也回來了。當七戰區政治部風聞七隊跑了很多隊員，無法工作，正辦班補充，派人來查時，危機已經過去。父親對大家說：“這次是僥倖，可一不可再，要接受教訓。”“千萬不能迷失方向啊，抗戰還沒有勝利，我們必須留在國統區工作。”

當時曾到北江找遊擊隊的胡振表在1998年紀念父親的文章《回憶吳荻舟二三事》裡寫：“對我們那次擅自離隊去元培藝術學院搞籌備工作和去北江支隊建立文工隊的同志，吳隊長也是持寬容的態度，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沒有聯繫上北江支隊，當我們只好回歸大隊時，吳隊長非常熱情地迎接我們回來，看到我們個個臉都曬得黑黑的，不但不責怪我們，反而安慰我們，讓我們好好地休息幾天。回想這件事，覺得我們當時完全沒有考慮到身在國統區，且配屬七戰區政治部，如果我們這次行動被他們發現，那麼就會向隊長要人，這會給他和隊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想到吳隊長的胸懷寬大，不計他人短處的高尚品德，內心總有說不出的難過，實在對不起我們的好隊長。”

潘予也是去找遊擊隊的人之一，她在隊史裡撰文《記我們的好隊長吳荻舟同志的幾件往事》說：“1945年夏，我們正在興寧演出歌劇《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這時，傳來了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的喜訊，同志們都高興得跳起來了，隊伍很快拉回梅縣，準備返回曲江駐地，等待新的調遣。這時侯，隊裡悄悄地流傳著各種消息，隊員們的思想十分活躍，有的說，八年抗戰結束了，現在該可以回家鄉去看望一下父母親或者準備繼續讀書或者成家立業了，有的說，八年中一直嚮往著去延安，去解放區學習，現在該是時侯了……正在這個時候，傳來了一個消息，說是東江遊擊隊北江支隊派來了一位交通員，傳達他們支隊領導人的意見，邀請隊長把全隊拉到北江遊擊區去作宣傳工作，因為抗日戰爭雖是勝利結束了，但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徹底侵吞勝利果實，因此，遊擊區那邊需要我們去等等。同志們聽了之後，都躍躍欲試，希望隊長馬上把隊伍帶到遊擊區，可是，隊長沒有同意，他認為：一、正因為戰爭還沒完全結束，國統區的宣傳陣地不能輕易放棄，需要我們繼續工作。二、這時候去遊擊區，路途上的風險很難預料，他作為隊長，要對隊員的安全負責，不能冒險從事。可是，我和幾位比我長幾歲的同志竟然不辭而別，卻不理會隊長的意見，跟著那位交通員上了路，路上為了避開國民黨保安團的注意，我們喬裝成商人模樣，冒著酷暑，中午走路，早晚住店，從梅縣一直步行到乳源，原以為已經到達目的地，可以找到親人遊擊隊了，結果卻大失所望，部隊由於形勢需要已經轉移，當晚，我們在寄住的客店樓上，翻來覆去地難以入眠。正在這時，胡振表從樓梯口聽見樓下有人在竊竊私語，他們指著樓上說：“這些人肯定是共產黨，明天一早把他們抓起來……。”同志們聽到這一緊急情況，立即行動。等樓下那些人都去睡覺了，便悄悄的逃離了虎口，結果沒辦法了，那位交通員也已離開我們去尋找部隊去了，我們只好走小路回梅縣，回到民眾教育館駐地後，我們感到沒臉見人。但是，隊長見到我們一個個曬得又黑又瘦的，不但不責怪我們，反而一再叮嚀我們說，暫時不要出門，在隊裡好好休息。我們眼淚汪汪地想要向他彙報，可是他卻擺擺手說：“別說了，我都知道了，好好休息幾天，準備出發回粵北。”臨走他忽又回過身來輕聲地說：“我希望你們要腳踏實地，不單獨行動，跟大夥一起幹好工作。”望著他那雙充滿親切和誠摯的眼睛，我們都禁不住地哭起來了。後來，隊伍調到廣州後，我們就聽說了隊裡的主要女演員陸濱同志就是在去延安的路途上被保安團抓住活埋了。隊長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在國統區工作了那麼多年了，誰不想快點到解放區去呀？可是，我們走了，這裡的工作不也是需要人來幹嗎？！幹革命不能光靠熱情，還要有理論指導，要靠大家團結一致幹！’他的這些話，像滴滴春雨滋潤著我的心田。”“當一個同志思想上或作風上出了差錯的時候，作為領導者，對這個同志的體諒和引導，往往能使這個同志終生難忘。”

辦培訓班期間，郭翹然曾邀請七隊到他的家鄉丙村和丙村中學演出，七隊又到在坪石淪陷後搬遷到梅縣的中山大學慰問演出。文學組開展街頭宣傳，音樂組編印《七隊叢書》，出版《好日子》等歌集。美術組齊牧冬，陸志庠，趙本，袁濱，俞亮等籌備畫展。其中俞亮的三套組畫《法西斯的沒落》，《兵弱寄懷》和《不量力》抨擊諷刺貪官污吏，日寇侵華和德意日的沒落，很有針對性。還幫助漫畫《三毛流浪記》的作者張樂平舉行個人抗日畫展。結束丙村和中山大學的演出後，演出《重慶24小時》，各項工作蓬勃開展。

梅州中學有一位李時可校長，是粵東知名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梅州中學教高中數學。據他的學生賴慧鵬回憶，賴慧鵬1924年畢業考進中山大學，1925年轉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曾經徵求李校長的意見。李校長說：“學文學武都是為了救國救民。”並引用時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在梅洲中學禮堂對全城中學師生作報告時的話說：“求學的目的是實現中國革命，建設富強康樂的國家，青年學生要做對革命和建設有價值的人，才無愧於時代。”

李校長又是抓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家。梅州中學籃球隊在全城中學比賽包攬冠亞軍。而在藝術教育方面，他認為：只要善於引導培養，戲劇藝術也可造就人才。1939年學校成立了“梅州戲劇宣傳隊”，以戲劇為武器，宣傳群眾抗日。1941年“戲劇宣傳隊”改名為“梅州青年劇社”。1942年排演了老舍的三幕話劇《面子問題》；1943年排演了陳白塵的五幕六場話劇《大地回春》；1944年元旦演出得到很高的評價。

當劇七提出與梅州中學合作演出，李校長滿口答應，他讓負責的老師在應屆畢業生之外的20、21屆學生裡選出36位同學參加《軍民進行曲》的演出，包括帶隊的吳美祥、李校長的兒子李雲文、日後成為劇七忠實朋友的李鐸元等。

（圖一：李鐸元保留的劇七《法西斯細菌》廣告剪報，刊登在當年的《中山日報》。）

據李文雲晚年回憶，他父親李時可校長興致勃勃到場觀看演出，很滿意。劇七對合作演出也很滿意，正副隊長再訪梅州中學，向李校長表示感謝。事後劇七全體與參加演出的梅州中學同學齊集梅縣民眾教育館合影留念，那張由連環影相館拍的12寸大團體照，在照相館櫥窗擺放多年，可惜在戰亂中沒能保存下來。

1986年母親和粱綺曾在廣州會面。梁綺說，劇七到梅縣之後，梅縣的抗日救亡運動活躍起來了！劇七辦的“培訓班”撥動了梅縣青年的心弦，連梅縣國民黨司令和三青團的“官兒”也被你們調動起來，解決了你們隊的問題，也在梅縣撒下抗日愛國的文化藝術種子。父親回應她說：事是我們做的，但沒有你家張文先生等人鼎力幫助，也是不成的。梁綺也笑了：還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偉大。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國廣播詔書，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培訓班的學員沸騰了，梅縣沸騰了，全縣人民舉行了盛大的歡慶遊行。劇七作為前導，打著竹板高唱：“啷里個啷！啷里個啷！我們笑：哈哈哈！我們笑，法西斯蒂的日本鬼，打不久來打不長，吃了原子彈就投降！”

（圖二：日本投降當日的《中山日報》剪報。）

（圖三：吳荻舟發表在《汕報》上的文章：《八年了，兄弟》。）

培訓班提前結束，演出歌劇《農村曲》和話劇《重慶24小時》。這是結業彙報，也是慶祝抗日勝利。演劇七隊的隊務會決定儘快回韶關基地。9月10日他們假梅縣民教館禮堂舉行告別音樂晚會。節目有七隊集體改編的《日本投降》、《好日子》和《凱旋歌》等。9月16日，培訓班的全體學員依依不捨送別七隊。

（圖四：1945年部分隊員在梅縣合影，勝利的喜悅溢於言表。）

劇七離開梅州前，有十一名隊員給李鐸元在一個袖珍本上留言。感謝他一直珍藏著，今天我們才可以一窺當年，知道那時候的姑娘小夥在想什麼（“文化大革命”期間留言本被抄走，經過十餘年才平反物歸原主）。

劇七隊長吳荻舟題詞：“假如只把藝術理解做生活的一部分還是不夠的，應該把藝術看作是推動生活和指導生活的原動力。”

副隊長徐洗塵：“嘹亮的聲音，閃灼的光華，和豐富的色彩，是生命所不可缺的三要素，讓它們發揚到極致吧！！！”

音樂組組長林韻：“我們要活得漂亮，死得光輝。”

導演史進：“用你的鏡頭撮畫人類的曲折。”

導演方熒：“生活裡最高的快樂，是為大多數人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美術室齊牧冬：“我很愛好朋友，但不善於交友。因為我並不喜歡講剛認識時的那些客套和面對面的沉默。不認識的人說我不要朋友，但實際上我非常喜歡朋友。”

美術室胡青：“用誠懇和忠實的態度，在工作、學習和交友以及其他一切裡，都是人人該有的品格，但，能這樣的人很少；你就是我們見到的稀罕的一位，願你的誠懇與忠實，傳播到你所認識的每一個人身上，也願我們都來傳播它到所有的人類去。”

美術室袁濱：“沒有一點‘我相信’的存在，就沒有意志，就沒有生氣勃勃的生活，就沒有能力。沒有理想，就什麼全無。對一件想追求的事件，你必須有一種態度，信仰或象徵，而且在心底必須有一種火焰在燃燒著。藝術就是戰爭——最崇高最偉大的戰爭。”

美術室趙本：“永久的生命，不斷在戰鬥之空上翱翔！”

美術室俞亮：“忍受非常的勞苦，一切為著明朗的日子做準備。”

曾在贛州被特務抓去的隊員何祖鈞：“我不曉得該寫些什麼，只曉得很願意和你為友。”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 自強女性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父親吳荻舟奔波在兩湖兩廣雲南貴州白山黑水之間創造戰時文藝的歷史奇跡，沒有父親支援，母親張佩華並沒有自怨自艾。

母親在晚年曾經和我說，第一次在桂林郊區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的時候，大姐出水痘，痊癒後母親帶她上托兒所，外祖母不放心，來看大姐，大姐坐在那裡歪著頭對她們笑。外祖母一看就哭了，罵母親不懂事。原來大姐病後沒調理好，抬不起頭。外祖母心疼得放聲大哭，抱起大姐，給她披上衣服，罵著走了。母親也很難過，跑到山後大哭一場。母親不得已辭掉這份幾乎沒工資的工作，不過她和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建立和保持了友誼。以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小職員，直到1941年下半年經合肥星星小學另一位校長紀鐘毓介紹到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工作，做了“公務員”，生活才比較安定。

母親記得，圖書館館長叫龍兆佛。母親曾經說：那些公務員來借書，都自以為有特權，不守規則，動輒以官腔訓斥，十分受氣。母親和他們講理，龍館長怕母親闖禍，叫母親“不要驕傲”。

我找到龍兆佛在1941年9月寫的一篇文章《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概況》（原載《建設研究》，六卷一期，1941年9月桂林出版），介紹圖書館沿革和藏書規模等。當時該館已有三十年歷史，宣統三年（1909年）落成，1919年因為經費問題改為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圖書館，1928年改為廣西省立第一圖書館，1937年改為廣西省政府圖書館，1940年5月改為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

到龍兆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歷年接收許多大小單位圖書館的藏書、各地書局和個人贈書，館藏18萬冊中外圖書雜誌，各地報紙100多份。藏書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文學次之，史地和科學等類又次之。龍兆佛特別指出：“非本館選購時有所偏重，因為國內出版物之比例亦複如是。”他還說：“僻處邊隅之廣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偉大之圖書館建築物，前輩之熱心讀書館教育，亦殊值得紀念也。”從文章看，龍兆佛有抱負，可惜戰亂中難以施展（1944年8月他辭職離開，繼任者黃遠智）。

（圖一：現存最早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照片。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書館有總務、採編、閱覽、特藏四個部門，每日開館13個小時，全年無休，四間閱覽室，每天接待約1000人，工作量相當大。圖書館對面就是廣西省政府，加之一年前這裡還是“政府圖書館”，母親感覺“受氣”也是可能的，不過她在這裡一幹就是三年。

（圖二：桂林圖書館閱覽室舊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父親回桂林養病期間寫《世界文藝思潮史話》時，母親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了兩年，有此便利條件，父親借閱了大量參考書。母親感謝圖書館閱覽室張志平主任，讓她把成堆成堆的書往家裡帶。短短半年，父親便寫完《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還寫出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劇本初稿。

母親在1968年寫的自傳裡說，當時她也借機看了很多進步書刊，蘇聯小說，頗受影響。她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吃飯而做工，與螞蟻何異？她認為，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職業”，為了生活，養父母孩子，總得賺點錢，所以她做文員，當保育員。另一種是“事業”，事業是一種理想，追求這種理想是要奮鬥一輩子的。她說她當時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理想應該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因為自己也受過窮苦的折磨，覺得為窮人做有益的事是應該的。支持父親搞抗宣隊演劇隊，也是靠這種思想支撐，抗日是救國救民的大事，她不要依賴父親養家，不要把兩個人都拖到只為生活好一些的忙碌中去。

母親對宗教的態度也有根本的改變。母親說：外祖母在安徽老家時本是虔誠的教徒，到桂林不久，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個傳教士，自稱“石新我”，說自己是基督教一個流派的傳教士。他標新立異，不承認傳統的耶誕節（說聖經上沒有這個日子），招搖撞騙的本事特別大，居然敢“預言”。他只在教徒家裡傳道，不進教堂。校主孫滬芳和紀鐘毓首先迷上，跟著，外祖母也迷上。母親跟著外祖母去了幾次，逐漸發現“不對勁”，孫滬芳等的國家民族觀念慢慢都沒有了，不看報，認為戰爭不合教義，太殘酷，與她們沒關係。母親懷疑這個宗教把人引上更加自私自利的路。每到星期天，母親和外祖母就鬧矛盾：外祖母要拉母親和她一起去，母親希望外祖母不要拉自己去。後來，校主們搬了家，外祖母在母親和其他家人幫助下也不去了。母親說，她和宗教從此絕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了轉變。不過母親說，她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就在這期間，母親曾經工作過幾個月的觀音山育英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幾次找她回去。陳葆真動員母親和她合作，因為她的丈夫蔣朝江在全縣研究成功水力磨麵粉，她要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推銷麵粉，籌措經費、賺錢補貼托兒所，她希望母親回去主管內部，她不在的時候幫忙管理。

母親說，在當時，誰肯幹無名無利的事，就被視為進步，陳葆真出身地主家庭，廣西大學肄業，經濟雖富裕，人還是比較儉樸，願意幹點有意義的事。她倆都認為職業是謀生，為窮人做事不是職業，是事業。幹事業是要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的。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能為窮苦人辦點好事，就是“進步”。於是母親放棄正正規規做了三年的圖書館幹事工作，心甘情願回托兒所為“小職工”服務。母親說她當時還不懂得階級分析，只認為陳葆真是在幹好事，應該幫助她。這是自己接受“兩萬五千里長征”和長沙大火善後工作中“為人民服務”教育的收穫，雖然簡單幼稚，卻是一種有犧牲精神的實際行動，她在晚年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時候那股衝勁還是應該肯定的。

托兒所雖然沒有圖書館工資多，但是提供免費房子和伙食，孩子也可以免費進托兒所，在收支平衡上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大舅張國衡已經考上“郵務佐”（高小畢業水準的低級職員），和母親兩人一起贍養外祖父母，母親的負擔減輕，也是她敢於辭職換工作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還是僅夠一家老小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母親回憶說，這個托兒所收費低廉，受託兒童最多的時候約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一般職員的孩子，只有少數例外，還拾到過棄嬰。保姆則多為逃難到桂林的流亡婦女，工資很少。陳葆真丈夫的父親是全縣的官僚地主，和當時的桂林市長還有親戚關係，她通過這層關係從市政府爭取到幾間在觀音山下的“疏散屋”（很簡陋的竹牆瓦頂屋，是日本鬼子狂炸桂林時市政府在郊區蓋的。因交通不便，房子不好，沒人肯去住），歷盡艱難創辦育英托兒所。母親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桂林只有這一家托兒所。第二次去的時候，桂林又多了國民黨“婦聯”、“新生活會”辦的托兒所，有專用的房子，有專款，是貴族式的、官方的，對比之下，育英托兒所顯得特別寒酸。母親說，她學抗宣一隊搞民主，和全體保育員商量，用有限的經費，用全部力量，用大眾化的食物如青菜豆腐，來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減輕家長負擔。當婦聯托兒所因為管理不善，有孩子被燙傷，她立即用此例子教育全體職工，一定要辦得比她們更好。

1944年春天，劇宣七隊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演出《法西斯細菌》，陳葆真和母親一起去要求七隊多演一場，收入支持育英托兒所，七隊同意了，籌到了2、3萬元。保育員們很受鼓舞，有人驚訝地問，演劇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嗎？有人說要謝謝母親。母親解釋，這不是吳荻舟和我的私人關係，實在是七隊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

母親看到，不少她熟悉的隊員已經離開，而新隊員更年輕、熱情積極、生氣勃勃，劇宣七隊已經是一支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抗日宣傳隊。1989年2月她在寄給廣州某刊物的《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寫道：“我真羡慕他們在集體生活中奔放開朗、深思熟慮的工作和追求，我則孤軍奮鬥，不知何日到頭，說不出的惆悵。可是吳荻舟卻對我能獨立養家，不拉他‘後腿’表示‘滿意’。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

“後腿”和“滿意”打了引號，顯然母親心裡感到很苦。她在自傳裡寫過這樣的話：“在桂林居住的幾年中，只有吳荻舟全身浮腫嚴重回來休息過較長時間，此外他很少在家，一年中只偶爾回來一兩次。吳荻舟對我的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擺脫了宗教迷信的精神束縛，把我從對現實的失望、無可奈何的消極狀態中解脫出來，敢於鬥爭了。幫助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培養我對中國共產黨初步的、正確的認識，使我對黨產生了無限嚮往，信任與崇敬。這樣，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就有了一個轉變，雖然還很簡單幼稚，這個轉變，對我的思想發展有很大關係。”

母親說，她在托兒所院子裡種了一棵桂花樹，如果現在（2012年）還在，應該合抱很粗。

1943年8月至1944年初，母親他們曾經有一位特殊的鄰居。母親記得他們當時所住的桂林西郊，房後是觀音山，房前空曠，很遠處也是山，山下住著國民黨的部隊。母親告訴我，他們住的是一排五間麻秸房，從左向右依次是鼎鼎大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一家、他的秘書一家、房東、穆木天[1]，然後是母親一家。母親說，幾家的孩子們常常在門前空曠地帶一起玩，不過大人都吩咐孩子不去葉家打攪。葉家在房後種了菜，還養豬養羊。葉挺當時被軟禁，有一天，有人喊：“你的羊跑了！”葉挺爬上山找，其實是國民黨引他出去，把他抓走。

（圖三：我為母親手繪她記憶中的桂林舊居環境。）

母親告訴我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94歲。我上網查了很久，希望找到文章證實母親的記憶。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父親葉挺在桂林被騙遭捕的經過》，是葉挺的兒子葉正明訪問，但文章只是節錄，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捕，1942年下半年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1943年8月確曾被押送去桂林，次年1月又押回恩施，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但是沒有受騙細節。我繼續找，找到南京市建鄴區圖書館錢丹的文章：1943～1944年間，葉挺曾被軟禁在桂林。當時李濟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葉將軍名義上是他的“高參”，實際上是行動受監視的政治犯，處於半自由狀態，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揚眉與他同住，但是他們連生活都沒有保障，要自己種菜和養豬養羊。一天，葉挺正在家附近山坡上放羊，一個特務跑去騙他：“葉高參，你的羊跑了！”葉挺去看時，他們從埋伏的樹後衝出來，把他綁架，押回恩施，不久又押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經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涉他才獲釋，卻在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大敵當前，只能養豬養羊維持生計，最後不幸遇難，令人不勝唏噓。小時候我們都學過葉挺將軍的《囚歌》，印象深刻，沒想到他和母親一家曾為鄰居。重溫《囚歌》，我似乎也聽到了父親坐牢八年期間的心聲。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圖四：寫在牢房牆上的葉挺將軍《囚歌》。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4年日寇大舉南下，桂林疏散，大舅張國衡帶著外祖父母跟郵局系統撤退。母親說，當時火車只通到獨山，逃難的人千千萬萬，沿途坐汽車要靠搶，坐輪船要靠搶，生離死別的心情籠罩在每個人心頭，特別是窮苦人，寸步難行。母親全家一點積蓄也沒有，她找陳葆真借了一萬元，全部交給外祖父母做盤纏。1946年到了香港，母親寫信給陳葆真商量如何還錢（那時國民黨幣貶值，如折合計算，母親即無力償還），陳葆真來信要母親用這個錢給她寄進步書報。寄了幾次，她來信說不要寄了。再後來母親去了新加坡，兩人失去聯繫。

大舅張國衡在1972年元月16日寫給母親的信裡說，桂林吃緊，那天下午，他站在新橋路頭，當母親帶著大姐經過那裡，大姐見到他，抱住他的腿大哭，不願離開外婆，要大舅把她留下來。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記憶猶新。我寫到這裡，也如身臨其境，十分傷感。

說到桂林疏散，我想引用一段關於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疏散故事，雖然與父母沒有直接關係，卻也算是對當時亂局的佐證，讓我們看到在“狼狽”中堅守的中國人：

1946年接任館長的唐現之在《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之今昔》（原載《廣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7年3月15日出版）一文描述了一幅慘烈的圖景：抗戰期間，該圖書館曾將重要圖書遷藏於棲霞山洞暨園背村公所等處，保管煞費心力。特別是44年秋，日軍侵桂，圖書館奉令疏散，當時龍兆佛館長已經辭職，黃遠智代館長臨危受命，將館中最重要圖書裝箱，計約七萬餘冊。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只獲分配一艘二十五噸民船，容量只能載一半最重要特藏書，至9月初領到疏散費四十萬元，增雇民船五艘，才將全館三分之一圖書運到指定疏散地——昭平縣當裕鄉。周圍各縣先後淪陷，昭平三面皆敵，圖書館與省府失聯，經費無從領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隨館疏散人員再把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頭存放，最危險的時候，敵人離開館藏圖書僅五里地，館中同仁憂心戚戚。所幸不到一年，迎來日本投降，十二月初得以將疏散的大批圖書安然運回桂林。而在桂林沒能搬走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建築設備，均成焦土，蕩然無存。

（圖五：文化名城桂林化作一片廢墟。）

母親隨七隊先在韶關落腳，父親和七隊前往贛州期間，母親獨留於此。1945年1月，日寇進逼韶關，當時七隊在贛州流動演出，後方只有父親和懷孕的母親，還有全部公私物資。七戰區下令放棄韶關，疏散往“三南”，父親千方百計用重價租到一條小船，裝上全隊公私物資，載著兩個孕婦（另一個是政治部某人的妻子請求支持，她的妹妹是助產士），互相照顧著，在隆隆的炮聲中溯湞水而上，半路上，在南雄，母親生下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哥。南雄是座歷史厚重的文化名城，自古是嶺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粵贛邊境的商品集散地，著名的梅關古道，珠璣巷等至今吸引遊人訪古探幽，但是當年父母哪裡會有這種閒情逸致。

第二天，聽到機關槍響，父親立即安排上路。這次搭上戰區某部汽車，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身邊依偎著六歲的大姐，嚴寒下，車子在五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前面的路不通了，車子久久不能前進，水箱凍住，車的長龍也不動了。司機們乘機紛紛下車去找吃喝住宿，父親也下車找到農家，先接母親前往，回頭再接大姐，大姐久等不見父母，已驚得嚎啕大哭。產婦一天無水入口，母親記得到了和平縣城才吃到一天裡第一口稀飯。嬰兒的尿布是鄉下買的草紙，濕了撕開晾乾再用。沿途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奪路而逃，老弱垂危倒臥路旁，誰也顧不上停下腳步看一眼，更不用說伸出援手。

母親形容說，和平是個小山城，七戰區的軍政機關、幹部家屬一下子湧來，搶購食物，爭奪住房和交通工具，小城像失了火一樣亂作一團，“強者勝”，弱者啼饑號寒，慘不忍睹。

父親後來說，母親能在那種絕境中活下來真是奇跡。

[1] 穆木天：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筆名穆木天。1918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1年加入“左聯”， 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解放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5 戰時文藝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9年抗宣一隊從桂南流動回到桂林。

三個月沒著家，吳荻舟榮升父親。當時我母親張佩華帶著小嬰兒，又要照顧流亡到桂林的外祖父母，日子別提多艱難。

據母親回憶，她在桂林找過許多次工作。第一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管抗宣隊的三組組長張志讓介紹她去找某主任，某主任聽說母親是從抗宣一隊退下來的，笑臉立即變成冷臉：“你回去等通知吧。”母親沒有一點社會經驗，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後來才知道，母親視作光榮的抗宣一隊經歷，他卻看做洪水猛獸。

星星小學校長孫滬芳的妹夫夏奎介紹母親到郵務工會做文書，每天晚上去做幾小時抄寫、記錄之類的工作。母親說：大概我太沒經驗了，三四個月後就被辭退。之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再後來抗宣一隊的白樺阿姨介紹她去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可以帶著孩子去，不過除了包伙食和幾元零用錢外沒有工資。不久，我大姐出麻疹，愈後需錢調理，母親又要另找工作。

這時候外祖父已經結束了湖南邵陽傷兵醫院的工作，還在全州中學做過校醫，可是流亡到桂林後就沒有工作了。我想像不到，這一家老小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我在美國印第安那州麥迪遜市參觀過一位醫生世家的祖屋，也就是100多年歷史。外間書架上放著一排排病歷，裡間放著年代已久的簡陋的醫療設備，我頓時想起外祖父，如果不是兵荒馬亂，或許，在合肥老家也會留下一所百年老診所。憑外祖父行醫有道，母親工作幫補家計，撫育三個舅舅受教育、長大成人，或許有哪個舅舅繼承外祖父的診所，他們肯定能過上殷實人家的生活。

整個抗戰期間父親對母親沒有一點點支援，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時間上。工作高度緊張，他也顧不上家啊。

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的時候，國民黨正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1]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周恩來主持）的指示：1.為了工作，被強迫時，可集體參加；2.如有（共產）黨員身份暴露，不便參加的，要設法安全撤退；3.對民主黨派，不願參加（國民黨）的要安排離隊。

隊務會把這個問題慎重地告訴隊員們時，全體隊員堅決表示不參加。有些提出要離隊，不願參加又不願離隊的提出種種藉口：有的說自己有宗教信仰（基督教徒、佛教徒等），不參加政黨；有的說不滿年齡不必參加等等。隊務會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認為桂系勢力長期鬧獨立性，曾發動過迫蔣（介石）抗日運動，他們要依靠進步力量，頂住時刻都要擠進來的國民黨嫡系勢力，對國民黨要求廣西省各機關團體（包括機關、學校、警察局）集體加入國民黨也很反感。隊務會議決，為了確保隊的生存，做好兩手準備，一是拖，二是參加，但以拖為主。只要行營政治部不催促便拖，拖到無法再拖時再辦，盡可能離開桂林，多到各地流動。

他們到桂林與貴州間的永福縣流動了一個月左右，慰問當時趕修桂林到貴陽鐵路的築路工人和當地群眾。

廣西省委通過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協助舉辦合作幹部訓練班和農事幹部訓練班，物色群眾骨幹做《抗宣通訊》的通訊員，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先後共物色數百名青年，訓練班結束後，分配到各鄉鎮合作社或農業推廣站當幹部，同時期還辦了一個刊物《農村生活》。

馮乃超、李克農指示父親帶幾位隊員去靈川縣（八路軍郊區辦事處附近）探望在長沙共同戰鬥過的鹿地亙並協助他們演出，包括搞舞臺效果、燈光和服裝等後臺工作。抗宣一隊派出一組隊員協助“日本反戰同盟”演出鹿地亙的大型話劇《三兄弟》。

（圖一：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反映日本人民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反戰同盟大部分成員是日本戰俘，領導人是鹿地亙。）

還有的隊員留在桂林堅持街頭宣傳，按期編《抗宣壁報》外，先後參加桂林戲劇界籌建小劇場，為《救亡日報》籌集資金，公演《一年間》等。這次公演規模很大，分為國、粵、桂三種語言先後舉行。

1939年11月，日軍在北部灣沿海登陸，沿公路侵入桂南，打到南寧以北，逼近賓陽的昆侖關，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路地方民兵配合下，在昆侖關與入侵日軍血戰得勝。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編輯、刻蠟板、油印小報《前線》，送到前線。

他們還與“樂群社”合作，舉辦樂群社歌詠訓練班，成立“樂群社歌詠團”，給地方上培訓了一批歌詠骨幹，該團後來參加抗宣一隊演出的《農村曲》、《軍民進行曲》等歌劇。

同時，父親參加了桂林戲劇界勞軍團赴賓陽勞軍，團長是京劇演員劉筱衡。

在賓陽，父親重遇30年代初一起坐牢的難友左洪濤。當時他是以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機要秘書身份陪張發奎從韶關到桂南視察的，父親不知底細，不敢和他多說話。

父親說：“後來，左洪濤兩次經過桂林，到我家密談，告訴我許多難友出獄後的情況，分析當前形勢等。”左洪濤說了自己如何經郭沫若介紹參加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屬下的“戰地服務隊”，如何從華東轉戰到華南，當上張發奎的機要秘書。由此父親察覺到他與中共組織的聯繫，也道出自己出獄後如何與柳乃夫組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如何擔任抗宣一隊隊長的經過。左洪濤獲悉父親l937年出獄至今仍未找到被捕前的黨組織連絡人，未接上組織關係，答應幫助父親，但是，還是那句話：要找到證明人。

以後多年裡，父親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便向左洪濤請教，左洪濤也千方百計將中共的指示傳達給父親，在舊交的基礎上，兩人建立了新的更密切關係。

1940年初夏，父親率隊到湘桂、粵漢鐵路沿線流動工作，在粵漢線的郴州，除了街頭宣傳外，重點是在那裡一所頗具規模的傷兵醫院慰問演出，和傷兵談心，宣傳抗日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傷癒後重上前線。傷患們傾訴院方克扣他們的伙食和醫藥費，置他們的病痛、生命於不顧，激憤地說與其在這裡無限期地受罪，不如死在前線。隊員們只能在心裡同情，無法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一周後，他們沿著鐵路逐鄉逐鎮流動宣傳。在衡陽、零陵等大站、市鎮均有演出，在小站、農村只作文字、漫畫、歌詠和講演。一站站往回走，直到廣西興安縣，才駐紮下來。

抗宣一隊住在興安縣的文廟內時，我的大舅張國衡也參加了抗宣一隊。大舅記得，周圍都是低矮的茅屋，滿街製造松明的手工作坊。休息、排練等一切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文廟的大殿內。他說，文廟不知道建於何時，抗宣一隊住進去時，廟內到處是雜物、青苔，很久沒有人清掃過，神龕上也有許多灰塵。文廟本身建築很考究，可惜無人管理。著名的靈渠（南渠）穿過興安縣城，渠上有幾座石橋，“湘漓分流”、“飛來石”風光秀麗。當時正是仲麥前後，氣候溫暖，忙碌一天后，年輕人喜歡跑到河裡游泳嬉戲，水流緩慢，清澈透明，浸入水中，一天的疲勞都忘記了。

（圖二：1987年，大舅曾和其他隊員回興安探訪，興安已經到處是高樓，馬路寬闊，文廟變成公安局所在地。宋代用糯米和蛋清混合物作為粘合劑的蘇定橋，保存至今，其他橋多已重建，失卻了原有風味。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興安休整總結工作時，父親他們注意到，鐵路沿線鄉鎮群眾愛看具有濃厚民族特點、唱念做打齊全的湘劇、桂劇，用普通話演唱抗日歌曲也很受歡迎，反應熱烈。不過那時候群眾不習慣看話劇，父親說：當然也可能由於我們演出水準不高，無法吸引他們。往往未到閉幕，觀眾已寥寥無幾。一次在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演出話劇《改期結婚》，觀眾不斷散去，閉幕時只剩下不敢自由行動的國民黨駐軍士兵和帶隊的下級軍官。

兴安

（圖三：1939年抗宣一隊在興安。）

徐方略從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拿到一本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輯的《歌劇集》，其中有《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音樂組長林韻提出試排《農村曲》，得到隊務會同意。《農村曲》這部三幕歌劇描寫人民在日寇鐵蹄下的苦難生活以及群眾自發生產支援前方，反對漢奸，共同打擊敵人，最後取得勝利。情節比較簡單，主題明確，有點像話劇加唱，唱做之間還有音樂過門，通俗易懂。加上興安人講廣西官話，與普通話比較接近，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圖四：《農村曲》劇照。）

開幕前先把劇情向觀眾作個簡單介紹，當演出進行到父母被日寇殺害、哥哥被燒死、姐姐被奸死的逃難女孩小毛唱著“東洋鬼子多兇惡，殺死了我的爹和媽……”出場時，觀眾淚水汪汪地看著她，有的觀眾甚至哭出聲來，對小毛的遭遇極為同情，對日寇的兇殘極為仇恨。從開幕到閉幕沒有一個人離場，幕落後群眾還不走，詢問：“演小毛的演員，是不是就是小毛?”

抗宣一隊成立的時候，成員是一批來自五湖四海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血青年，並沒受過藝術訓練，極個別學生出身的隊員在學校或在武漢參加抗日團體時才唱過救亡歌曲，對歌劇藝術一無所知。現在，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提高了對藝術的認識和追求，父親他們希望因勢利導、幫助大家更上一層樓，把抗宣一隊改造成以歌舞劇為主要宣傳手段的藝術隊伍。

1940年6月加入抗宣一隊的胡振表在《回憶吳荻舟同志的二三事》中回顧說，當時，他之前所在的江西革命老區政治空氣已經到了無法工作的地步，經地下黨介紹，他從江西坐上地下交通的軍車，幾經輾轉到達廣西桂林，幾天後去興安找到我父親。父親向他介紹了隊的情況，讓他先用幾天時間熟悉一下環境。胡振表說，第二天一早起床，就看到有些同志在練嗓子，有些在練樂器，還有些在看書。太陽升起來後又一起做早操，早餐後馬上召集開朝會，由隊長宣佈當天工作安排，然後各自分頭工作，他認為這裡與江西的氣氛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1940年8月從興安回到桂林後，父親就去請舞蹈專家吳曉邦[2]指導加工《農村曲》和排練《生產大合唱》，於9月中假樂群社演出歌劇《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吳曉邦9月26日在《救亡日報》上撰文《大膽的嘗試》，談到排練的情況，還說：“我這樣做，是想引起桂林樂壇重視，繼續嘗試，奠下中國新歌劇的基礎。”文章立即引起桂林文藝界的重視，《救亡日報》還寫專文介紹。

很多觀眾和讀者寫信要求多演出這樣的劇碼。他們說：“看著《生產大合唱》中剛勁有力、節奏利索的舞蹈，聽著‘個個村笑嘻嘻，又有耕牛又有雞，老人婦女多生產，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去殺敵’的歌聲時，一股革命樂觀主義氣氛，使自己忘記是在桂林逃難，仿佛自己正懷著‘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信心，在八路軍、人民武裝控制下的黃河兩岸、華北平原上參加生產支前，參加殺敵。”

[1]李克農(1899.9.15~1962.2.9)，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參加過長征，抗戰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部長。1953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2]吳曉邦（1906年－1995年）江蘇太倉人。舞蹈家、舞蹈教育家。1929年至1932年，吳曉邦三度赴日本學習芭蕾及現代舞。歸國後在上海開辦舞蹈學校，舉辦作品展，演出反映社會現實的舞蹈。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曉邦輾轉全國各地，創作了近百個舞蹈作品，主題包括抗擊法西斯，反對封建禮教，喚起民眾等等。1945年，與妻子盛捷（舞蹈家）一起赴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曉邦主要從事舞蹈教學、理論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1980年代，吳曉邦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辦了中國內地唯一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還出版了數百萬字的著作。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4 十萬大山 

長沙大火善後工作做到1938年年底，長沙重新成為了支援抗日的前沿城市。我的父親吳荻舟和抗宣一隊的隊員們無暇“享受”哪怕片刻的安寧，隨即上路前往桂林。

據我母親張佩華回憶，從長沙到桂林是坐火車的，到達桂林是1938年12月21日。她在1989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回憶：暫時的安定中同志們都忙著打掃個人衛生。突然幾個女同志驚叫：襯衣上這麼多灰濛濛的小蟲子！洗頭髮的女同志也驚呼：頭髮裡這麼多小蟲子！男同志們哈哈大笑。原來，長沙大火把隊員們的個人衣物都燒光，忙了兩三個月，太髒了，身上頭上長了蝨子。其實男同志們身上也有，只是忍著不叫，讓女同志們出了“洋相”！

母親說：“這是個插曲，當時我看著身上頭上的蝨子也全身起雞皮疙瘩。但是沒有人埋怨，退縮，‘好玩’地鬧哄一陣就過去了。在長沙，‘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支配了每個人的思想，奮不顧身，不知不覺脫去了一些女孩子的嬌氣。我跟著同志們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來，也逐漸鍛煉得比較懂事。”

父親回憶說，當時日本飛機幾乎天天都來瘋狂轟炸，有時候一天拉幾次警報。防空警報一響，市民就往七星岩等處山洞跑，躲警報。就在剛到桂林幾天後，在一次敵機空襲中，曾經在武漢和長沙教抗宣一隊唱歌的音樂家張曙[1]遇難，他家房屋倒塌，陸續趕到的抗宣隊員看到父女二人血肉模糊的遺體，都傷心痛哭。

（圖一：1939年12月，桂林，張曙殉難處。）

抗宣一隊分岩洞教育、下鄉宣傳、文字宣傳和隊部工作四個組，在桂林街頭和近郊、工廠開展工作。除了每逢警報就利用人群集中的機會做宣傳，他們也在桂西路口一面牆上定期出版特大《抗宣壁報》，圍繞廣西、桂林具體情況，綜述抗日新聞，發表時事短論等，圖文並茂。他們演出小節目，唱救亡歌，開辦戰時兒童訓練班，組織80多名兒童認字、畫畫、唱歌、演戲，教他們抗戰知識。母親一定非常熱情投入這些唱歌和教學活動，發揮她的教學所長。

1939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屬下的“八一三歌詠隊”在上海淪陷後輾轉流動到廣西柳州，面臨解散困境，抗宣一隊吸收了10人，保存其主要力量，又吸收廣西學生軍以及桂林中學一批青年，歌詠實力大大增強，但是超編10餘人，經費緊張。隊務會決定將20個編制所得津貼統一分配，不論隊長隊員每人每月同樣只發幾元零用，超編隊員和正式隊員待遇是一樣的。

2月，《救亡日報》、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等組織了慰問前方戰士籌款活動，抗宣一隊也參加了，他們與演劇九隊、放映二隊聯合請焦菊隱[2]、馬彥祥導演石凌鶴的《黑地獄》，主要演員是抗宣一隊的陸金海和王天棟，演出時導演是洪深。

（圖二：石凌鶴和《黑地獄》宣傳。）

在這前後，《救亡日報》發表題為《生活在戰鬥中》的報導：“20多個男女青年……在武漢、湖南喚醒了千百個沉醉在糊塗之鄉的同胞”，“現在來到我們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觀眾看他們的《抗敵壁報》和標語，他們的壁報、標語有很大的激勵和感染力，警醒著人們，他們還感到不滿足，準備於最近邀請本市各個出壁報的團體，舉行壁報座談交換經驗，使壁報工作發揮更大的效用。”

父親在這樣繁忙艱苦的環境下也不忘筆耕，他寫了文章《農村宣傳工作的重要》刊登在《救亡日報》上。

母親在桂林遇到兩個熟人。

一個是她的表妹、我的表姨龔維瑤。抗宣一隊到桂林後暫時住在桂林中學，表姨正在那裡上學，兩人巧遇。表姨要母親介紹她參加抗宣一隊，不過沒多久她便退出，她家裡安排她到美國留學，後來嫁給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錢寧[3]。

（圖三：母親和她的表妹龔維瑤在桂林。）

母親遇到的另一個熟人是合肥星星小學的校長（母親稱校長為“校主”）孫滬芳（紀鐘毓也在一起），原來她們也是全家逃難到桂林。孫校主立即說，還有兩間空房，你們來住吧，也不收房租，多年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還感慨地說：“人情不是那麼淡泊。”

桂林是戰時西南大後方重鎮，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當時與蔣介石有矛盾，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給很多進步文化人士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他們紛紛從淪陷後的上海、武漢等地雲集桂林，運用各種形式反對消極抗戰，聲討大小漢奸叛國投敵賣國求榮。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也傳達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要抗宣一隊針對廣西的情況，加強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的抗日主張。

1939年3月，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得到情報，日寇侵佔廣西省北海市的潿洲島之後，企圖在北部灣的欽州、廉州、防城沿岸登陸，進攻西南大後方，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要抗宣一隊前往那裡做抗日宣傳和社會調查。全隊緊急動員到十萬大山及北部灣沿海流動工作。

這時母親已懷孕6個月。父親十分不安地向母親（當時名字是張瓊）解釋，隊的工作，他責無旁貸，必須全力以赴，盼母親理解。勸她退出抗宣隊，留在桂林工作，負責贍養一家老小。父親說，如果母親能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就是對他最大的幫助了。

母親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抗宣一隊的，多年後母親回憶說：“1938年，荻舟參加抗宣一隊後，動員我也參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禮。過去愛國，是遊行、喊口號。現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險沖出重圍，拯救人民那樣實幹了。在集體生活中和實際工作中，雖感新鮮，但不懂、不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習啊！不能自甘落後。”

可是現在，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歡快地踏上征程，心裡十分難過、無奈、委屈，多年後還覺得委屈呢。她說她也要努力奮鬥，在半年多集體生活中受到教育和感染，但是現在卻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了。剛剛打開的那一點思想缺口，再也無法擴大深入。

而父親率隊一走就是3個多月。3月31日，他們從桂林乘車到南寧，在南寧期間吸收了兩名會粵語的隊員。南寧以南的公路已遭破壞，必須徒步翻越桂南粵西交界的十萬大山和六萬大山。為適應山區居民分散的情況，他們演出的節目小型多樣。三、四月間，南疆一時驕陽似火，一時驟雨狂風，衣衫盡濕，轉眼雨過天晴，又曬得頭昏腦脹，女隊員艱苦更甚。大家將私人物品精簡，背負公物、道具，手持木棍，一行人在荒山野嶺魚貫前進，隊長殿后，往往幾十里不見人煙，逐村逐鎮向農民或者國民黨的駐軍宣傳抗日。

（圖四：1939年3月，抗宣一隊合影。）

翻過十萬大山就到達北部灣北岸，那裡是大片丘陵起伏的開闊地，有200多里的海岸線。防城的東興鎮和越南芒街只隔一條寬不足20米的北侖河，是北部灣北岸最西起點。抗宣一隊首先渡過3米左右寬的木橋去到越南的芒街，芒街方圓不到十平方公里，是越南政府劃出來便於中越人民集市的特區。地方雖小，卻有很多華僑，有中華商會和各屬會館。除經商者外，還有從事燒陶等行業的手工業者這裡是抗日宣傳的空白點，隊員們過河為華僑講解抗日形勢和中共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暴政。華僑們十分愛國，支持祖國抗戰。我方橋頭有一座牌坊，回程時美術組的吳少棠、陳會軺在上面書寫了兩條巨幅標語：“堅持團結、進步、民主、抗日”，“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當天下午回到東興鎮演出，結束東興鎮的工作後，抗宣一隊沿著北部灣海岸線從西至東，走遍村村鎮鎮。我查地圖看到北部灣海岸線曲折複雜，可以想像抗宣一隊工作之艱辛。

他們每到一處都做家庭訪問、社會調查、舉行抗日形勢報告會、座談會和演出晚會，當地很多男女青年參加上述活動後，紛紛要求加入抗宣一隊。烏家（地名）一個姓吳的女學生堅決要求跟抗宣一隊走，一隊反復勸她：你留在當地團結青年開展抗日活動，比跟我們走更有意義，她才留下了。

抗宣一隊也保存著一份在東興鎮的會議記錄，一個家庭父母兒女討論“敵人來了怎麼辦”，結論是“敵人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打，先做準備，殺漢奸、敵探，組織武裝，根絕資敵。”

在欽州龍門灣內一個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里、居民不足百戶的龍門島上演出時，負責燈光的孫天秩用彩紙和汽燈製造舞臺效果光。祖祖輩輩被漁霸壓迫抬不起頭的漁民，怎麼也不敢想像有人送戲上門，認真為他們演戲、唱歌，同他們親如手足，問寒問暖。當隊員用粵語向他們講述日寇暴行和我軍英勇殺敵的事蹟時，他們也憂心如焚：“敵人來了該怎麼辦？”“到十萬大山打遊擊。”

這裡漁民的房子是用貝殼、海螺殼壘的破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矮得伸不直腰。可是當抗宣一隊登門訪問，他們總是端著自己種的瓜、薯招待，工作了幾天，抗宣一隊要離開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到岸邊送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尊重他們，平等、友愛、溫暖對待他們。

當地的朋友悄悄告訴抗宣一隊，有一個連的國民黨軍隊跟著他們，他們到那裡，特務便跟到哪裡，父親說這事後來經桂軍某師政治部的王某證實。當時隊伍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有時一天換兩個地方，與後方聯絡很困難，也只有自己嚴加注意。父親和隊務會研究決定外鬆內緊，堅持工作，繼續前進。

（圖五：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經過大量社會調查，抗宣一隊瞭解到，沿海漁霸豪紳和“大天二”（土匪）橫行，私設關卡勒索養路費，強收捐稅，漁民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國民黨貪官污吏剝削下，貧富懸殊。龍門島上一大片又矮又破的漁民村舍旁邊，有一幢三層紅磚洋樓，據漁民說：那是國民黨海軍某艦長“金屋藏嬌”的地方。1938年日寇攻佔潿洲島時，他匆忙攜眷逃亡，遺棄10匹軍馬，在島上日夜遊蕩，踐踏莊稼，無人敢過問。潿洲島淪陷後，漢奸、奸商、敵探活動猖獗，佔領潿洲島的日寇缺糧，漢奸奸商便勾結起來盜運大米與物資資敵。

7月上旬，抗宣一隊經十萬大山的靈山、橫縣、南寧，回到桂林，交上社會調查報告。在總結演出時，他們匯報了敵探漢奸的活動和人民疾苦的有關情況，穿插演出一批新創作的小話劇、活報劇反映當地抗戰形勢，其中有父親在北海市冠嶺訪問燈塔工人後創作的話劇《燈塔》，以及《決堤》、《水車》和活報劇《團結起來打鬼子》等。

（圖六：剛剛回到桂林，就趕出抗敵壁報“七七事變”兩周年紀念號。）

回到桂林父親才知道，當他們還在廉州時，國民黨頑固派襲擊了湖南平江新四軍留守通訊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4]”，還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給合作抗日帶來險惡的陰影。

[1] 張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聶耳、任光等組織了左翼音樂團體“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 “全國歌詠協會”等，翌年與冼星海等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張曙短短一生創作200多首歌曲,其中《洪波曲》、《保衛國土》、《日落西山》、《丈夫去當兵》等最著名。1938年12月，他隨第三廳遷往桂林，1938年12月24日，與愛女張達真在日本飛機轟炸中犧牲，時年30歲，安葬於桂林七星岩下靈劍溪畔。

[2]焦菊隱（1905-1975），戲劇家和翻譯家，1930年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致力於中國戲曲研究及教學改革。1935年至1938年留學法國，曾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從事戲劇教學和導演工作。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擔任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全國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常務理事兼藝術委員會主任，第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

[3]錢寧（1922-1986）：中國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1951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4] 平江慘案：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通訊處，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等十幾個新四軍幹部慘遭殺害，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