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六十年代 下的所有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前面講到,2017年一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大量引用了父親吳荻舟的遺文,在香港校園、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幾百場次,適逢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引起極大反響。其中輿論對遺文中的《六七筆記》[1]反響最大,評論最多。這本筆記也確實填補了若干“六七暴動”研究的空白,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

《六七筆記》是2014年母親張佩華去世後,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找到的。這是一個不及巴掌大的筆記本,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父親用這個本子專門記錄“港澳聯合辦公室”的工作,辦公會,香港來人的匯報,周恩來各個時期的指示,“敵我友”各方反應,形勢估計,各界工會人數、可動  員力量,鬥爭策略,內部爭論和總結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我命名其為《六七筆記》。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一:《六七筆記》不及巴掌大。五十年過去,淡淡的墨痕透露出驚心動魄的歷史碎片,其內容震驚了香港市民。)

已經有許多人研究“六七暴動”,本節我只講從父親遺文中看到的幾個重點。

1.《六七筆記》覆蓋的時段

筆記可查日期從1967年4月20日至8月8日[2],有時候同一個日期有兩篇甚至三篇、四篇,估計是放在身邊,隨時做大事記,多數字小如芝麻綠豆但大多字跡清楚。有時候父親是隨手記在空白處,所以日期是跳躍的,比如7月10日的兩篇插在6月19日和21日之間,7月24日和7月27日的兩篇插在5月24日和6月6日之間,8月8日的一篇插在6月30日和7月7日之間等,有時候日期是補記的。

其中5月26日的筆記顯示,“聯辦:港澳辦公室今天成立”。據余汝信說,他一直查不到聯辦成立的準確日期,這本筆記填補了歷史空白。

在《六七筆記》中,父親使用過不同鋼筆、鉛筆或者紅色鉛筆,紅色圓珠筆,如今再看,既體會到他的匆忙,意外地,也有助分辨不同日期或者不同時間所記錄的內容,比如香港來北京開會的人提出要700打甘蔗刀,同一時間外貿部門報告說甘蔗刀已經付運,父親通知外貿部門把甘蔗刀截停在深圳,隨後,他留下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後人看到這不同顏色的一筆,更為那千鈞一髮的時刻不寒而慄。

吳荻舟的六七筆記記載,有人要求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攔截之後記了一筆:“我暫止於深圳”。

六七暴動中香港有人要求國內提供甘蔗刀並已經運到深圳,被吳荻舟及時攔截在深圳。

(圖二:《六七筆記》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香港專欄作家許禮平看到吳荻舟攔截700打甘蔗刀和槍支的資料後撰文指:“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潤物無聲的高人”;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也因此說吳荻舟是“香港的恩人”。)

2.“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

根據《六七筆記》可知:這次“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系統包括半公開的港澳工委(簡稱“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委”)和秘密線的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X委”)。各界群眾組織的“鬥委會”以及工委、城工委聯合組織的“指揮部”,通過廣東省委的“四處”以及5月26日根據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直通周恩來,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頻繁地交換情報、請示和指示。在這個組織架構中,父親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派到“聯合辦公室”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負責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再把周恩來和“聯辦”的指示傳給香港前線,所謂“上傳下達”,並起一些把關的作用(不過因為他屢屢抵制極左勢力武鬥升級的舉動,7月下旬被要求“交代”,至8月初被免職,隔離審查)。

當時中央和香港前線溝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溝通,舉例來說,《六七筆記》5月24日(聯辦成立於5月26日)記錄了周恩來聽取工、城兩委匯報時的指示,有25條之多,還有當天對反迫害鬥爭方案的3條補充意見。從筆記可以看到,周恩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正副主任和聯合辦公室人員是一起開會的,筆記裡有具體人名,報告、指示和記錄同步進行。又如6月30日、7月10日都有“辦公會”。

另一種溝通是每天電話溝通(有專人接聽電話),父親在《三一八交待》、《幹校日記》等資料中都提及每天通電話一事。一位當年負責在香港和深圳兩邊跑的新華社秘書告訴我,當時香港方面要請示或者匯報什麼,就由這位叔叔負責背熟有關內容、從香港過關到深圳打電話給聯合辦公室負責接電話的鄧強,然後他再背熟北京方面的指示,回到香港新華社複述。根据这位叔叔所说,这条线只是新华社的,其他还有什么線他就不清楚了。

他指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一向以來,香港各條線各單位之間都是互相保密的。“地下黨”的性質和歷史沿襲令香港工作的組織架構十分複雜。六七暴動顯示,越是架床疊屋越是決策兒戲,政出多門,紀律鬆散。這也是架床疊屋者始料不及的吧。整個六七暴動過程中因溝通問題險象頻仍,更何況高層還有派系、路線鬥爭。

3.“反迫害鬥爭”的目的

《六七筆記》提及“目的”或者“意義”的記錄前後有矛盾。比如:

5月24日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6月19日記錄:“對這次行動的意義和目的性還不理解”;

7月10日記錄:“我們這次鬥爭的目標:充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保障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著,宣傳毛澤東宣傳的權利,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

7月24日記錄:“最終目的是經過鬥爭達到更有利於長期充分利用HK”。

父親後來回顧說:“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應該就是指廖承志5月12日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以及“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包括《六七筆記》,目前我看到提及“方案”的文獻內容還有:

5月初方案(吳荻舟《三一八交待》):吳荻舟草擬並送廖承志,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

5月24日(吳荻舟《六七筆記》):周恩來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匯報後提出25條意見,之後又補充:“總理對方案的補充意見:1、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2、在鬥爭中加強政策教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3、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5月30日(余長庚[3]《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批評港澳工委提議“襲擊警察”、“殺幾個警察”、“殺一儆百”是“荒唐”。方案提出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打垮港英,迫使英方接受中方的要求。周恩來質疑罷工計劃的可行性,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即中央並不想提前收回香港。)

6月6日(吳荻舟《證明材料》):“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6月30日(余長庚、吳荻舟回憶):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外辦副主任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主持討論新方案,會後他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父親認為這個不是決定,不能傳達下去。

除了父親交給廖承志、廖承志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內容,沒有人看到過其他幾個“方案”的確切內容,不知道各個方案之間的關聯。周恩來幾次表示很不滿意的第二、第三方案,都沒有看到方案本身。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此方案非彼方案,而且一個更比一個激烈。

是否可以這樣判斷,這場暴動不是中央事先策劃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瞻前顧後和糾偏。

而關於六七暴動的目的,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父親確切的記錄,“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工潮初期,5月初,情況彙報到北京,從父親擬定“一個意見”交給廖承志、5月12日廖承志把《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交到中央、到5月15日中央高層批復,通知香港方面執行,考慮的都還只是支援一個廠的鬥爭;

第二階段,之後的一兩個月裡,包括中央文革在內的各種勢力或插手或影響,各種審時度勢,最高層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一度有借機出動解放軍“提早解放香港”的想法,正如5月24日父親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第三階段,中央恢復和鞏固“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因為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

這樣的“三部曲”表明,六七暴動這種模仿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被中央和現實否定,香港工作還是要回到原點:“長期堅持,充分利用”。

在《六七筆記》裡可以看到當時收集的大量情報,包括當時香港面積以及人口的資料,美英在港經濟收益總計,香港工商各界群眾可動員人數等等。比如聯辦成立當天、5月26日的筆記顯示:“(有組織的)工人有10萬,總數是60萬,當中輕重工人43萬,店員10多萬。63個工會,會員10萬,海員4.5萬,工會會員2.3萬,政軍醫4千人,九龍巴士5千,香港巴士1千多,小汽車、大貨車6千人,電車1千7百,中電、香港3千,電話1千……”。此後筆記陸續記錄有軍隊、員警、輔警、特種防暴隊的人數;香港總面積、總人口、無產階級以致城市小資各階層人口;製造業、建築業等的就業人數;英美在港利益包括航運業、鐵路、航空、倉庫、公用事業、貿易、金融,純利多少;香港貿易額——入港、出港;美軍利用香港的情況;第二次高潮動員的力量,農村較有基礎的力量;海運、交通等各界罷工人數統計等等,都有詳細資料。

如果中共中央發動和部署“收回香港”行動,會在行動開始後才收集這些基本情報嗎?

這些由香港左派機構提供的數據,事後被證明有“水分”,對中央決策可能造成誤導,正如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六七筆記》後指出的那樣:“吳荻舟記錄了1967年香港左派提供的可動員人數等資料,我懷疑他和他的線人可能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他們只要求數量有限的武器裝備,如何裝備成千上萬他們聲稱能控制的支持者?香港左派的期望和動員能力之間是脫節的。”

這也反證了這是一場倉促展開、目的模棱兩可、邊做邊想、漸次升級、破壞力極強的行動。

4.各種角色

在六七暴動中,各種角色、包括中共中央(具體來說是周恩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聯辦、港澳工委、城工委、基層群眾以及港英當局的角色,都可以從《六七筆記》裡找到端倪。

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這樣一場“反迫害鬥爭”,他必然要負責,所以我們看到“24/5總理聽會報(匯報)”;“7/6總理的指示(對方案)”;“28/6總理指示”等等。

但是《六七筆記》裡有很多細節,透露出周恩來很不滿意某些做法,認為是魯莽輕率、狂熱盲動、考慮不周。他強調要“有利,有理,有節”,對“全面捅出來”憂心忡忡。比如他問與會者:“如(英)不接受,你們如何辦?”“『把HK搞成紅彤彤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當有人提出“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在人的統治下,總是『有利,有理,有節』。”周恩來還批評:“事先不多設想……”周恩來問了反迫害鬥委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之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又如5月26日的筆記顯示,周恩來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這種原汁原味的記錄,對瞭解和考證當年的情形十分有益。

在文革特定環境下,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受到嚴重干擾。組織上,原有的機制被打破,“中央文革派人來”,周恩來更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最登峰造極的幾天,還出了一個“臨時外交部長”姚登山。

關於中央文革有沒有插手六七暴動,一直眾說紛紜,找不到佐證。2017年年底,我在其他材料裡發現夾著的一頁筆記,記錄了14件要事:

6月12日

  1. 解放部長一級做決定的問題。
  2. 決定對遞解出境的方針。
  3. 解決加速反映情況問題。
  4. 解決加強宣傳問題。
  5. 解決國內群眾鬥爭配合問題。
  6. 情況全面向上反映(列印)。

7.省港大罷工“42周(年)”紀念問題。

9.(原文沒有8)澳門搞電臺問題。

10.派人下去。

11.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

12.一千萬問題。

13.送殯問題。

14.發言人問題。

第11項簡短但清楚記錄了“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這頁筆記的尺寸、紙張樣式、紙張顏色、新舊程度,全部證明它是《六七筆記》散失的一頁,與《六七筆記》重新裝訂在一起,嚴絲合縫,顯示它本來就屬於這個筆記本,失而復得,趕得及收錄在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一書裡,也算是為這個問題增加了一點線索、一點佐證吧(關於這頁筆記的詳情和圖片可在本網站https://1967.hk.com寫作花絮中找到)。

中央文革派了誰來辦公室?做了什麼?除了與香港業務沒有太多關係的中央文革小組王力擬定一篇完全背離中央對港政策的《人民日報》社論和王力的“王八七”講話等間接干涉,是否還有其他更直接的干涉?香港左派有沒有人與“中央文革”以及內地“造反派”有更緊密的聯繫?研究如何理解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會議有沒有會議記錄?為什麼實際行動與中央指示相差甚遠?這些疑問在《六七筆記》裡都能找到線索,有待研究。

客觀地看,這次暴動的起因有偶然也有必然;中央的角色既主動又被動。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時有動搖、內地極左派插手、本應最懂外交紀律的港澳工委頭腦發熱、群眾運動“一發難收”的特性等,多方面合力造成“反迫害鬥爭”失控,直到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王力、關峰和戚本禹失勢,周恩來才可以明確指示和採取措施結束這場暴動。

6.六七暴動的思想根源

追本溯源,《六七筆記》提供了大量證明,雖然經過1959年6-9月50天整風,中央三令五申,對港政策和內地不能一樣:“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小資狂熱”,“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詳細情況請參考《蘆蕩小舟》第五章11-13節 整風記錄),但是香港左派隨時準備‘解放香港’的情緒只是暫時隱忍,“文革”風一吹,極左思潮就再次表現出來。比如《六七筆記》記錄了馬士榮“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又比如:周恩來向與會的反迫害委員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了解情況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等等。

根據父親的回憶:“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香港政府和群眾對六七暴動的反應

在《六七筆記》裡除了如前所述可以看到香港左派的盲動之外,還記錄了港英政府的態度、外國領事、工商界、警察和尼泊爾兵等政商各界對“反英抗暴”的反應,並可以看到商人、學生、一般市民的態度。顯示中央希望對於各方面情況全盤掌握全盤考慮。

其中有一段是當年港督戴麟趾的反應:

“6/6×國領事反應 戴①估不到香港問題立刻引起北京這樣重視,一向HK問題附屬廣東,澳門事件的解決是由廣東解決的,現在北京這樣重視,事情就很難辦了。②北京毛林占優,周是能左右政局的,現在摸不到周的態度,③社論是不是周的意見,無從知道,為此非常苦惱。④左派人士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究竟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也無從而知,這點更是頭痛的事(據說戴這幾天非常苦悶)。”

“××國領事:如發展毛思(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的,工商業仍可照常,要戴禁止美蔣活動,不接受美蔣一切要求,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戴最怕低頭之後,一切工商業都不准經營,等於中國大陸一樣,那又何必低頭,只有最後一戰,那是沒有辦法的。”

港英這種態度,反證了這次暴動的混亂、迷失,把香港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

商界反應如“罷市商人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3心2意”。

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共和港英當局之間有默契,所以中共才能在香港建立起文化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六七暴動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參與,比如“有一隊好像是學生的群眾,約一萬人,自動組織一個宣傳隊,由中國銀行到灣仔時報,工商做了一個飛行集會”等。

絕大多數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參與六七暴動,都是出於對殖民統治的義憤和跟從左派機構的指示,期間卻被極左思潮蠱惑,做出極端的行動。非常遺憾的是,周恩來1967年底至1968年初在港澳工委內部宣佈結束“六七暴動”、以及文革結束後中央會議定性“六七暴動”是極左性質,兩次都以“保護群眾積極性”為由,沒有在香港左派群眾中肅清“左”的影響,左派群眾被“自生自滅”了,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至今仍有少數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群眾堅持認為當年沒有做錯、仍在爭取“平反”的原因之一。

8.六七暴動的手段

透過《六七筆記》可以看到六七暴動使用了“文”和“武”兩種手段。“文”,比如貼大字報、遊行聲援、左派報紙發表輿論,在中銀大廈樓頂裝上高音喇叭廣播等。到了7月,鬥爭升級為“武鬥”,有人向內地要甘蔗刀用於遊行,有人假傳中央指示把招商局船上的武器拿上岸,最嚴重的是利用學校的實驗室製造炸藥,在全港到處放置“真假菠蘿”(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製造沙頭角槍擊事件、邊境駐軍和民兵越界襲擊英警造成5名英警死亡等等。香港人提到“左仔”時的蔑視甚至仇視,大概就是始於這次暴動,始於這些暴力手段。

一頁文字材料,裡面記載了六七暴動中有人把槍支運送到香港的情況。

(圖三:這是吳荻舟文革受審查期間的“交待材料”其中一頁。記載了六七暴動期間槍支運港的情況。)

這樣造成的損失既有經濟上的、更有政治上的,既有一時的,也有長遠的,父親以及很多實事求是為香港做事的左派幹部群眾十幾二十年打造出來的局面一朝盡喪,在李後送給我母親的《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裡,我看到李後說:“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1] 六七筆記可以在https://1967.hk.com文獻檔案1960’找到全文。

[2] 吳荻舟8月5日被撤職接受審查,而早於7月26日已經開始要他交代問題,所以7月26日到8月8日之間以及之後發生的很多事,他已經無能為力,也沒有記載。

[3] 余長庚:是冉隆勃的筆名,冉原任職外交部西歐司,文革期間被批鬥,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研究所研究員,1996年5月以余長庚為筆名在香港雜誌《九十年代》發表“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回憶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為了對父親吳荻舟深陷其中、最終導致他離開香港工作崗位的這段歷史有個大致瞭解,我根據父親遺文內容和手邊兩本比較權威的著作做了一個《六七暴動易覽表》。

易覽表第一欄是日期,覆蓋了六七暴動期間和前後。前,是“六七暴動”爆發之前的事件、可謂“六七暴動”的先聲;後,則是餘波、父親事後的回顧和反省。

第二欄是父親遺文內容,摘要自六七暴動期間的會議記錄、政審期間的交待材料、幹校日記以及80年代在從化溫泉接受採訪的記錄、回憶文章等等,按事件發生的時序重點錄入;比如易覽表第一項,是1959年6月-9月在50天整風中中央對港澳工委的批評重點(50天整風記錄已見第五章 香江歲月)。

第三欄是摘要的出處,即遺文/孤本的命名,比如《六七筆記》、《三一八交待》、《從化採訪》等等;

第四欄是背景,包括當時中國內地和香港發生的大事。這部分主要參考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13)和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8)以及其他來源的文獻,在此深表感謝,唯內容經過概括縮編,難以一一註明出處,還請原諒[1]。迄今看到的“研究”中,有些人會顛倒事件日期,歪曲事件原貌。在研究歷史時,時序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儘管難免枯燥,還是一一列舉。

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書信筆記文獻資料。

吳荻舟留下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圖一: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它們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事件日期   吳荻舟遺文內容 引文出處      背景
1959.6-9月 中央批評港澳工作:“58年工委下放後搞了不少極左的動作”,“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產階級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內外不分,搬了國內的一套。”“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50天整風記錄[2] 1949-1958新政十年間,內地搞了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大大小小的運動,部分香港左派幹部受到影響,特別是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港澳後,部分人就照搬國內一套,搞一些極左動作,違背中央對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被中央召集整頓五十天(1959年6-9月間)。
1966.5.4 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記錄 1966年4月,香港政府批准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引發騷亂。香港《文匯報》短評譴責騷亂“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

5.16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正式啟動文革,周恩來明確表示香港不搞文革。

 

1966.12.3-1967.1 1966年冬到1967年春,澳門爆發反迫害鬥爭。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干擾。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驅逐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所謂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兩次反迫害鬥爭(1974)

 

 

“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受到衝擊,廖承志年底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1月18日-1967年1月28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以澳葡政府向受害者認罪賠償結束。期間香港左派“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前往聲援和取經。

1.18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接管外交部黨委。

 

1967.1.19 當晚李(一氓)把權交出去後,外單位的群眾要組長一級的當權派表態,我表示支持。事後越想越不對頭,一來外辦的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絕不能奪;二來讓外單位的群眾過問港澳組的工作,無法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找宣傳組的兩位組長談,他們也覺得昨晚的交權是錯誤的,於是我們發表申明撤銷昨晚的表態。

 

我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點體會(1972.10.1) 1.19陳毅通知國務院外辦副主任李一氓[3]“趕快把權交出去。”

1.25周恩來接見駐外使館回京人員,根據毛澤東“九九指示”,使館工作人員要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港澳工委後方機關所在的廣東省委第一把手陶鑄被“打倒”,省委被群眾組織“接管”。

1967.4.20 《六七筆記》第一篇,記錄《人民日報》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十點提綱。 六七筆記

 

3.15經毛澤東同意,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

3.16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匯報》社長孟秋江自殺[4]

3-4月間,中共外交系統掀起批判陳毅高潮,外交部和外事辦公室成立各種“批陳”組織。

 

1967.4.24 國務院外辦批判陳毅:(陳毅)批評我們在港澳宣傳社會主義,學毛著,認為是愚蠢,左得可愛,左得可恨[5],要我們少搞鬥爭,少搞政治學習思想改造。 六七筆記 香港勞資糾紛不斷,如海員、出租汽車、紗廠、水泥廠等。

4.28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因印尼排華被驅逐返京,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

5.1姚登山受到毛澤東和江青接見。

 

1967.5.6 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6]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7]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三一八交待(1968.3.18)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5.6六七暴動正式開始。起因是4月新蒲崗膠花廠勞資糾紛,勞方不接受政府調解,遭到防暴隊鎮壓,騷亂由工廠內擴散至社會。流血衝突中工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港英政府”等口號並高舉“紅寶書”,工廠門口貼滿大字報。有工人代表被扣押。

5.7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召開聲討大會。

5.8日前被捕二十餘人上庭。

樹膠塑膠業總工會率先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

5.9以後防暴隊和左派工人、學生、市民連日對峙。更多人受傷、被捕。

5.11北九龍局部地區宵禁。

5.12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

香港逾千人聚集、擲物,敵意升級,燒車燒房,警方動用木彈、催淚彈、飛機等,騷亂中有人受傷並出現第一名死者。

5.15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強烈抗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外交部通知港澳工委、廣東省軍管會:“《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業經中央批准,請遵照執行。”

港督戴麟趾[8]發表聲明呼籲維持和平和秩序。

5.16“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成立。

5.17倫敦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港府維持法律和秩序並呼籲雙方理智。

抗議浪潮持續,港督府外抗議人潮和大字報延續多日。

油麻地鬧市大騷亂,逾千人縱火燒車、破壞交通燈及標誌,向警方投擲石塊。九龍西南區宵禁。

5.18北京群眾集會,聲討港英當局。周恩來、陳伯達、陳毅、謝富治、廖承志、羅貴波、王力、關峰、聶元梓等出席。

5.22香港花園道示威遊行遭警察和防暴隊鎮壓,數百人受傷被捕。二戰後港島首次宵禁。原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蕭茲[9]在帶領左派群眾遊行時被警方打得血流披面。

 

1967.5.23 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從化採訪(1986.11.14) 5.23鬥委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1967.5.24-27 外辦與外交部成立了聯合辦公室,處理反迫害的有關事務。辦公室主任是羅貴波[10],下設三個組,吳荻舟以外辦港澳組副組長身份參加,擔任群眾組組長。首次開會評估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和策略,評估英美在香港的利益等。

周恩來在這幾天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包括:1報導要實事求是,不能言過其實。2情報要及時可靠。3這次鬥爭不能違反長期方針,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4不能開殺戒。5這次鬥爭是長期性的,波浪式前進的。6這次鬥爭是靠當地力量的政治鬥爭;不能依賴國內的力量,不能採取軍事行動;不能陷中央於被動,迫中央上馬,在那裡打一仗。7這次鬥爭,不能設想像省港大罷工一樣,把港九的同胞都撤回來,進步的回來了,把廣大中間落後的送給敵人,日本正想利用,他們一定會利用。8“敵人要害部門”的力量要保護,不能使用。9可以去敵性港口的船上的力量不能使用。10提條件要考慮到敵人能接受;要有兩點論,方案不能只提一個。

 

六七筆記/

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寫作時間未詳)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從5月下旬到7月上旬,北京、廣州等地也多次舉行集會遊行聲援香港工人,聲討和抗議港英當局。

5.24港府宣佈緊急法令。公報稱:兩週來共十七人受傷,包括三名警察,一人“犧牲在憤怒者自己的手中”[11]

5.27陳毅在慶祝阿富汗獨立四十週年的招待會上譴責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對香港愛國同胞的鎮壓。

6.1港府警告貼煽動暴亂及違法行為的標語將受到法律制裁。

6.2《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3《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被香港左派視為準備解放香港的訊號。

廣東省軍管會成立了“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籌備委員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向港督發抗議電報。

1967.6.5 6月5日起周恩來指定吳荻舟單線聯繫,向周負責。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1978前後)

 

6月初周恩來召見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等人赴京談關於武力收復香港問題。

6月 5日爆發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稱“六日戰爭”。這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對“六七暴動”有微妙的影響。

 

1967.6.6 一個月來,香港資本大量外流,銀行存款銳降,市面銀根緊縮,銀行對放賬都抱戒心。

有傳英國可能採取外交途徑,把交回香港的期限提早。

罷市商人分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三心二意。

 

六七筆記 6.6周恩來批評外交部對英照會措辭過左,對香港“反迫害鬥爭”指示:不搞總同盟罷工,不馬上收回香港,合法與非法鬥爭相結合,不能在這次鬥爭中把力量全部暴露。但是要使群眾能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要做輿論動員。

港英當局沒想到香港問題引起北京這樣重視。

 

1967.6.7 周恩來指示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

考慮年內搞幾個高潮,有起有落,有主有從,有高有低,波浪前進,迫使港英低頭。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7(或6.8)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傳達毛澤東“現在不打”的指示。

6.8左派工人徐田波在黃大仙警署被毆斃。遇難工友還有曾明和黎松等。

6.9香港官方喉舌英文南華早報消息指香港政府打算遞解3名左派人士出境。

 

1967.6.12 中央文革派人來反迫害鬥爭辦公室。

決定加速反映情況,每天通過周恩來外事秘書錢家棟反映鬥爭情況。

從1967年6月中旬起,陸續出現不尋常情況,比如經周恩來同意吳荻舟通知香港鬥爭指揮部,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是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但是6.12“指揮部”直接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連日貼、撕大字報和標語導致很多衝突和停工停航抗議,數百人被捕。警方搜查銀都等左派機構。

6.10香港工人第一回合罷工開始(在此前後,不斷有罷工停工行為)。左派機構第一枚土製炸彈被放置在北角電車站,幸而沒有爆炸。

6.12千餘工人召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大會:隨時投入更大戰鬥。

6.13外交部再提最強烈抗議。

同日港澳工委書記梁威林抗議港府發“遞解令”,警告要“徹底粉碎”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統治。

十一個行業停工一天。

 

1967.6.14 如何應對港英遞解左派二十七人出境問題和不同系統分工有矛盾的問題;決定派人去廣州。

討論港澳工委和鬥爭指揮部的關係。

 

六七筆記 6.14全國總工會匯一千萬元支持香港採取罷工、罷市、罷課等手段與港英對抗。

周恩來派姚登山到廣州處理香港問題。

1967.6.16 港府如何解讀《人民日報》社論:①中共不會全心支持六七暴動,②可能拖幾個月,③5.22後象徵性罷工,小而令人頭痛。港府並指示各教會作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評估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六七筆記/ 6.15港府新聞處公報稱搜查並吊銷左派戲院的牌照。

6.17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抗議港英“挑釁”並嚴重警告。

 

1967.6.19 香港如何處理罷工工人:全體解雇,先開除頭頭和積極分子,其他接受登記復工。

評估鬥爭形勢,部署鬥爭策略,提出不應把勝利條件放在軍事行動上。

 

六七筆記 6.20鬥委會決定為“徐田波、黎松、曾明三位烈士治喪”。
1967.6.21 香港城工委張X告鬥爭指揮部一狀。

 

六七筆記
1967.6.22 港英策反和鬥爭指揮部存在的問題。 六七筆記 6.22港英突襲樹膠塑膠業總工會時工人諸永山被槍擊身亡。

 

1967.6.23 工人諸永山被打死;評估美國在香港的軍事活動、對六七暴動的態度;評估中共在香港新界和學界的實力。 六七筆記 6.23二十多個工會發表《聯合大罷工告各業工友書》。

6.24周恩來接見贊比亞總統時強烈譴責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

 

1967.6.26 灰線暴露問題;罷工罷市引發的對港供應問題;是否期租船、瓜果船、轉口貨船一律不去香港等。

香港鬥爭指揮部宣佈全港長期性罷工。

六七筆記/

證明材料(1971.10.27)

6.24香港第二回合罷工,20個工會工人聯合大罷工。

6.25鬥委會號召更大規模的罷工、罷市和罷課。港九三十二間左派學校聯合停課一天。

6.25港督戴麟趾回國“度假”,臨行前表明港府有能力令香港恢復正常。

6.26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向英國駐華代辦提交照會。

 

1967.6.27 有人提出“為了積極支援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意見: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向吳荻舟查詢,吳荻舟指示截留在深圳。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27港府發言人稱左派的“大罷工”失敗,改為採取種種威嚇手段。
1967.6.28 周恩來指示:長期鬥爭,政治鬥爭,當地鬥爭的方針不變。

討論暴動以來香港經濟,銀行存款被提取佔總存款四分之一。

記錄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周恩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吳荻舟考慮到這是違反周恩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六七筆記/

318交代材料/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6.28《文匯報》稱“港英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特別是經濟上)遭受到空前沉重的打擊”,“繼續下去,(港英)非徹底垮臺不可。”

國務院對外貿易部發《關於立即停止對香港發運貨物的緊急通知》。

正常貿易中斷,內地分批以各省市人民名義送大米給香港。17,000只豬滯留深圳。

6.29港九工商界小販、百貨、糧油、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告罷市四天。

華潤、五豐行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佈聯合罷市。

香港《華僑日報》社論呼籲採取緊急措施應對中共發動的罷工罷市。香港輿論普遍譴責暴動,金庸旗下的《明報》也屢屢批評左派的做法。

 

1967. 6.30 暴動存在的問題:核心未建立起來,問題未研究透徹就做決定,頭腦發熱。

 

六七筆記 6.30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
1967.7.1 罷工情況;據反映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員警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辦公會認為這說明香港人心向背。

 

六七筆記 7.4《人民日報》“反英抗暴”第二篇社論,調子降低,但仍鼓勵“鬥爭堅持到底”。

 

1967.7.7 收到的消息:據悉港九邊境各區華籍員警現已全部調離,改由英警幫辦接替。 六七筆記 7.7左派報紙披露有個“四人暗殺名單”,這四個人是徐家祥(時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李福樹(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東亞銀行董事)、彭富華(新界鄉議局主席)、查良鏞(即明報社長,武俠小說大家金庸)。

 

1967.7.8 新界群眾成立“鬥委會”。

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歸納的順口溜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 “聯辦”為此召開批評會。會上吳荻舟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是周恩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8沙頭角發生激烈槍戰。五名香港警察、一名大陸民兵死亡,八十名港警被圍困五小時。

外辦副主任劉寧一主持討論後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

7.9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京代辦,遞交照會抗議“沙頭角血腥暴行”。

1967.7.10 沙頭角槍擊事件,提出加強沙頭角鬥爭的政治影響。邊界活動目的是支援主戰場,推動主戰場,不能喧賓奪主。

辦公會討論存在的問題,認為罷工發展不平衡,是由於思想工作未做好是主要矛盾。

①思想未一致。

②組織還有缺點。

③對敵人、對自己的力量未掌握。

記錄7月中旬,廣州海運局的一位處長和一位保衛科長經交通部介紹,來向吳荻舟反映:香港“指揮部”說中央指示:把穗港線輪船上的護航武器(包括機槍、步槍、手榴彈等)運上岸(香港)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招商局。當時《星島日報》刊過一條消息:港英正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吳聯想到如港英追查,萬一暴露上述三個單位有武器,他們即可依法查封。這和周恩來“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的指示也不符合。吳告訴他們,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聯辦”是唯一下達指示的渠道,今後這類事,請先向“聯辦”反映,已搬上岸的部分武器,等請示後處理。後來周恩來果然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10/12周恩來談對香港不動武[12]:“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昨天,主席講了,還是不動武。”

7.11新華社記者被捕,外交部和香港新華社梁威林抗議:“一切嚴重後果應由港英當局負責。”

騷亂持續,港府宣佈整個香港島北岸全部宵禁,陸續對部分左派機構領導人和參加遊行示威的群眾、學生展開搜捕,封閉銀都等左派機構,搜查國貨公司等。

7.12首枚炸彈在大埔鄉事委員會爆炸,啟動炸彈浪潮。

7.13《明報》批評左派燒巴士電車、打司機、殺警察不得人心,左派報紙猛烈還擊。北京新聞界千餘人到英國駐華代辦處抗議。

7.14警方搜紅磡勞校。

7.16警方搜銀行職員宿舍。

1967.7.24 評估形勢和實力:海員罷工對海運的影響多大?堅持下去有無困難?為了打擊美帝侵越的軍運,在香港和越南的船,能控制多少?大搜捕有多大損失?(傳說戴麟趾帶了500名單回英國。)

七月下旬,“聯辦”送一個報告給周恩來[13],要求批准照會英國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全部釋放反迫害鬥爭中被捕的我方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吳荻舟考慮照會送出後,如港英不做相應反應,我們對下一步沒準備,將陷中央於被動,因此吳荻舟請錢家棟把報告壓一壓。當時吳荻舟已處境困難,在那次和錢通話時談到有些事“聯辦”事先不知道,等知道後香港已幹起來。錢說,他們那裡的壓力也很大。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7.17港府鐵腕“掃蕩”,鬥委會號召“立即行動制裁”。

7.18警方搜華革會。

7.19港英當局判新華社記者薛平入獄兩年。

7.20港府憲報號外公佈立即生效九項緊急規則,例如散佈謠言引起公眾恐慌等均屬違法。

7.21北京軟禁路透社記者。

7.24英國研究在香港設立小型核武以阻止解放軍強行進入,後以不切實際而放棄[14]

1967.7.26 記錄被要求交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25警方多處搜到訊號槍、氣槍、鐵枝、鏹水等武器和標語傳單。

7.26一天有八處爆炸。

7.27 曾佈置撤出在香港被運上岸的交通部護航槍支手榴彈,這天接到報告已撤出。

 

三一八交待 7.27大批軍警突襲三間左派國貨公司。
7.27-28 討論對過去鬥爭的看法:

1、過去對英鬥爭是右的,鬥爭也是不狠,小勝便滿足了。

2、過去對大資產階級也是右的。

3、對基本群眾不做工作,過去只做那些上層統戰工作。

六七筆記 7.28廣州軍區會議研究對香港動武的三個方式[15]:中印邊境式;沙頭角式;武工隊式。

7.29軍警對港九各地左派機構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

7.30又有記者被捕。同日港九各地發現二十幾個炸彈,由軍火專家引爆。

7.31軍警搜查三個左翼工會。

8.4政府強攻左派據點僑冠大廈、新都城等。

 

1967.8.5 吳荻舟被撤出聯合辦公室。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8.5文錦渡邊境有中方搬運工人越境搶奪港英軍警槍械並逼迫港英寫保證書。8.7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表“八七講話”,煽動紅衛兵衝擊外交部,“奪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肯定香港左派“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進行自衛反擊”。

 

1967.8.8 外辦開會批判李一氓。周恩來曾說他“一到緊急關頭,就政治動搖”。

 

六七筆記 8.8“鬥委”之一中華書局董事長吳叔同逃到臺灣,獲蔣經國接見。

8.14中國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嚴重警告。

8.17《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被令暫時停刊。

8.19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

港府查封《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逮捕負責人,判囚三年。

8.20香港清華街兩幼童被左派放置的炸彈炸死。

中國外交部發聲明,限港府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三報停刊令及釋放被捕報人。

8.22外交部限期過後,發生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

8.23周恩來批評外事口文革的極左行為(包括火燒英國代辦處);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重掌外交大權。

8.24香港商台節目主持林彬被“鋤奸隊”燒死。

 

1967.8.26 吳荻舟被隔離審查。 8.26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8.28港英警方在港九各地接穫十五宗發現炸彈的報案。一名軍火專家殉職。

8.29發生千人騷亂,警方擊斃一人。搜查發現真假炸彈。

8.31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黨組成員,批評姚登山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是極左,影響外交工作。

9月只餘零星事件。

9.18周恩來接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對外文委的領導幹部時批評姚登山“昏昏然”,“個人主義膨脹”、“非常猖狂”。

11-12月

周恩來召香港工委到北京,滯留兩個月冷靜頭腦,停止暴動。

1968.1.1-3周恩來接見港澳會議代表,正式下令結束暴動。

 

1970.10.3

 

當時思想上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工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工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幹校日記
1971.10.24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證明材料
1973.6.4 1967年5至8月初,領導派我到港澳辦公室工作時,正是國內外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複雜的時候,當時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港澳的長期方針受到嚴重干擾。一開始,便在香港反迫害鬥爭的方針上發生激烈的爭論。鬥爭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形左實右的做法和部署:——不請示訂購700打蔗刀,挪用護航武器,要搞限期照會等等。這些做法嚴重違反中央方針和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指示,將陷中央於被動,我都設法加以截留或撤回來。

 

給廖承志的信
1986.11.14

 

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從化訪問 1978年初廖承志召開港澳工作會議,《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尔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中國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7年4月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回歸的歷程》中對六七暴動的結論是:“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責任在中央。”

 

 

以上《六七暴動易覽表》列出的只是我所掌握的碎片而已,供參考和判斷。

[1] 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大量當時香港和內地各種觀點的報紙報導、內地已公開的資料如《周恩來年譜》和珍貴的廣東省軍管會文件等;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逐日注釋吳荻舟《六七筆記》並收錄吳荻舟其他有關六七暴動的孤本,參考了英、美檔案,亦有後發優勢,參考了前人著作中的重要資訊。另有張家偉著《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年)採訪了多位來自港英政府及左派陣營雙方的當事人。我認為,研究“六七暴動”,這三本書必須一起讀。還有更多的書,恕難一一提及。

[2] 如無註明,則第三欄文獻日期同第一欄事件日期,下同。

[3]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縣東大街人,曾參加長征、任新四軍秘書長。歷任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投入監獄6年,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等。

[4] 孟秋江:(1910-1967)曾任《大公報》、《新華時報》記者,1941年加入中共,1961年接替吳荻舟任香港《文匯報》社長,赴港前任職中共中央調查部。自殺原因始終不明。百度百科關於孟秋江的詞條裡根本沒提62年以後;維基百科說他“文革受到殘酷迫害”,“遭迫害死於非命,身後沒有留下錢財,沒有子女。”

[5] “左得可愛,左得可恨”是陳毅在1958年批評赴京匯報的港澳工委常委祁峰時說的,亦見於鐵竹偉著《廖承志傳》:“祁峰同志,我看你們頭腦發熱,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你們真是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喲!”《六七筆記》這一篇顯示,1967年陳毅受到外辦內部極左派的批判,被“翻老賬”。

[6] 四處:根據吳荻舟回憶,香港的工作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1956年曾經把三個部合起來,1957年港澳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保衛處。不過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在吳荻舟遺文裡,我看見過“組織部四處”、“宣傳部四處”(1961年吳荻舟曾任宣傳部四處主任),更多的只是提“四處”,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四處是現在“八辦”的前身。坊間也有不同解釋甚至爭論,有待相關檔案解封。

[7] 城工委: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是中共在港澳的秘密工作系統,港澳工委則是半公開系統。

[8] 戴麟趾:(1915-1988)二戰時加入英軍,1950年後在香港任職,1964-1971任港督。

[9] 蕭茲:2019年2月1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歲,他生前談及六七暴動:“我認為當年為爭取社會公義、反抗港英殘酷鎮壓是正義的,但整個運動過左的行動和目標則是錯誤的。”

[10] 羅貴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年加入中共,贛南蘇區創始人之一。中共建國後歷任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越南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職務。1970年12月後受審查。文革後曾任山西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

[11] 5.12第一名死者陳廣生是一名理髮學徒。左派說他是被防暴隊打死,亦有說是被群眾亂石擊中而死,港府的說法顯然是指後者。

[1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54

[13] 此處提及的報告比姚登山插手、最終逼周恩來簽名、導致火燒英代辦的那個報告早一個月左右。根據吳荻舟遺文《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期間指定宦鄉主持“聯辦”辦公會議。宦鄉在一次會上提議“照會英駐華代辦,限它48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人員”,討論結果通過,交給錢家棟幾天後吳荻舟設法把它撤回。而他很快被撤職,“照會”再次發出,演變成“火燒英代辦”外交事件。

[14] 英國解密檔案,見2017年4月30日香港《蘋果日報》以及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

[15] 葉曙明:《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343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六七暴動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六七暴動

  1967年初,父親吳荻舟在外國專家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引火燒身”過關。4月,他所在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內部開始批判陳毅,廖承志也早於1966年底在周恩來安排下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967年5月,香港爆發了“反迫害鬥爭”(不同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稱謂,包括“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左派暴動”等。“反迫害鬥爭”是父親遺文以及中共官方沿用的叫法)。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幾天不著家。他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記述:“我每天晚上用電話把情況報告錢家棟(又作錢嘉東,周恩來兩個外事秘書之一),由他向總理匯報或請示。因為鬥爭很劇烈,我常在辦公室住,有時回家也很晚。”

在香港,年紀稍長的市民至今記得六七暴動,那是香港人一段不堪回首的集體回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最嚴重的騷亂,被形容為一場“腥風血雨”,“香港小文革”。當年負責鎮壓暴動的港英政府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1999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而六七暴動帶給香港社會深遠影響,至今餘波未盡。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不過父親留下大約10萬字“六七暴動”遺文,包括一本“六七筆記”,十幾份“談話記錄”、“交代材料”、“證明材料”、給廖承志和我母親張佩華的信以及十幾篇幹校日記,讓我可以了解一二,近年更集多方之力,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逐步深入研究。

遺文部分已经用於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2012),光波24電子平臺的《向左向右》(2013-2016),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2017),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8)以及紀實文學《蘆蕩小舟》(連載中)等。其中《消失的檔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本章嘗試為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六七暴動的讀者整理概況,盡量詳細。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明令通知港澳工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時隔一年,文化大革命終於還是蔓延到香港。

1967年5月6日,頗具規模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廠方新廠規,怠工抗議,部分怠工工人被廠方開除,廠方並拒絕談判,有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手持《毛主席語錄》聚集。港英政府出動警察鎮壓,引發社會騷動。

新蒲崗人造膠花廠規模頗大,工人在建築物和街道上和手持槍械盾牌的警方對峙。

1967年香港的新蒲崗發生工潮,警方介入鎮壓,與工人對峙。

(圖一: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始:“新蒲崗工潮”。網路老照片。)

5月12日,六天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準備用輿論和群眾集會聲援被捕者及受傷者,由工會出面向港英當局提要求,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這些做法似曾相識,讓我想起父親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一些往事(見第五章兩航起義期間發動群眾支援碼頭工人的例子)。

香港工人當年的生活很困苦,他們的遭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一直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由於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奪權”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無可避免受到鼓惑,一朝爆發,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前的做法,而是大膽越出中央劃定的“雷池”界線。從當時的標語口號文件措施等來看,至少一部分人意在藉機把英帝搞臭、讓英帝像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那樣向左派低頭[2]

聲援活動沒有止於香港,5月15日中央批准了廖承志提交的鬥爭方案,15日至18日,

上百萬人在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北京召開了“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會”,周恩來到會。

海報畫面主體是手持毛主席語錄的工農兵和紅衛兵。背景是各大報的版面,配以口號:七億中國人民誓作港九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北京政府發動人民聲援香港工潮,各大報都發表社論,特別是人民日報6月3日的社論,呼籲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圖二:內地鋪天蓋地的鼓動宣傳對香港“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期間,5月26日,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3]),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目前知道還有監督組、秘書組),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但是在文革特定環境下,當時外交部長陳毅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被奪權,周恩來也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中央對香港方針動搖,內地極左派,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幾方面的合力造成“反英抗暴”失控,把“反英抗暴”推向“脫軌”,有人甚至說“要把香港打個稀巴爛”。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以為北京在號召大幹一場,著手收回香港,鬥爭步步升級。[4]

7月26日,時隔短短兩個月,由於父親多次抵制極左的做法,他被要求“交代問題”,8月5日,被撤離“聯辦”,8月19日,被隔離審查。

8月23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一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

後來毛澤東指示“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反復,周恩來把港澳工委幹部召集到北京,用兩個月為他們冷卻頭腦,持續八個月的暴動在當年年底落幕,在翌年一月在內部會議正式宣告結束。

經過梳理父親留下的大量資料我才瞭解到,在這場暴動中,父親作為龐大機器裡的小齒輪,作為夾在中央核心和香港前線之間的技術官僚,如何竭力避免香港發生更多血腥殺戮。五十年後,有香港人稱他為“守護神”、“恩人”,我明白這不是他個人的舉措,很多重大的事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他對香港情況的了解、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個人品行起了關鍵作用。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三:吳荻舟遺留下來的珍貴資料:六七筆記)

下面幾個事例,證明形勢曾如何“失控”以及父親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救:

一、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搞大規模遊行,準備了一份200多人的骨幹名單。父親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通知他們銷毀名單,試圖阻止他們上街遊行。他認為這是很冒險的,長期堅持,就要保護這些骨幹,而不是暴露他們。

二、香港左派要求:“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父親並收到外貿部門電話報告:“香港有人訂做700打甘蔗刀遊行的時候用”。父親馬上通知無論如何不能運出去,運到甚麼地方就停在甚麼地方。在那本工作筆記上“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的記錄旁邊,父親注明:“我暫止於深圳”。

三、一批海運局護航用的槍枝運到香港,被拿上岸,並說還要更多。香港左派有人說是“中央有指示”,父親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他一方面向周恩來報告,一方面要他們停運,已運去的要撤回來。經查,這些槍是準備武裝幾個據點作為堡壘與港英政府對峙。

四、父親看到外交部一份報告,內容是限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把抓我們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負責。父親認為這樣的做法會令中央陷於被動,他打電話請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報告周恩來,把報告壓下來。

還記得1959年整風期間黃施明秘書長對港澳工委的批評嗎(見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13節)?1959年整風期間,中央曾批評港澳工委對敵人、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1967年這個情形再次出現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六七暴動由罷工及示威升級到使用香港人俗稱“真假菠蘿”的真假炸彈(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暴動期間包括二百餘名警務人員在內八百多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香港警察、英軍、邊境警察和1名中國大陸民兵、左派工人、學生、無辜市民,還有一位電臺主持林彬和他的堂弟被放火燒死),1,936人被檢控,英國檔案資料還記錄了122幢建築物和164架車輛遭到破壞。人命傷亡和財物破壞都寫下香港歷史紀錄。炸彈浪潮等極左做法導致港英搜查工會及左派機構,左派學校以及左派報紙被封。

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父親留下的六七工作筆記後認為:“香港左派錯誤地估計了冷戰期間的中英關係,完全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

他認為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了很多很重要的中方文獻,如果他能諮詢已經公佈的有關這次騷亂的英美外交檔案和許多西方著作,他會更好地理解港督、警察局長和很多香港華人精英鎮壓暴亂的決心和防暴的能力。據他瞭解,當時,大多數的殖民地官員是二戰老兵,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在歐洲和納粹作戰。幾個警察專員都有在塞浦路斯和馬來亞鎮壓共產黨叛亂分子的經驗。一些英籍華人、印度人和倨喀兵(Ghurkhas)[5]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軍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事實上,當時港英當局比英國的工黨政府態度更強硬。在等待來自倫敦和北京的外交信號之前已經採取了鎮壓香港左派的措施。

他還認為,“《六七筆記》是非常寶貴的。在高層會議上,中國領導人1967年5月已經決定暫停任何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周恩來做出這個指示的時候,香港左派領導和六七鬥委會幹部們都在場,不能說不知道中央的指示。除非我們能在北京和廣州查閱到中國的官方檔案,否則,我們不能夠肯定,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共產黨幹部。《香港,1967》引用了許多香港和內地報紙的社論,在1967年6月和7月下旬,這些言論還是很激烈的和具煽動性的。即使北京的決定能夠傳達到香港,香港左派領導人本身是否能夠保持理性並能夠控制年輕的追隨者?如果可以,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沒能避免。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這些質疑,我從父親的遺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1]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是唯一逐字逐句注釋《六七筆記》的書,如有興趣很值得一看。感謝他引用我的原話:“很多文獻已經公開發表,歡迎各位有心研究者使用,我樂見不同版本的注釋,樂見更多人加入研究。”他在書中指出:“吳荻舟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

可惜余汝信寫《香港,1967》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六七筆記》,否則他書中的分析或會有所不同。後來雖然把資料提供給他,他的書卻沒有機會再版。2017年,他曾向我提出“注釋六七筆記”的計劃:

  1. 出版事宜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雷競旋博士與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與牛津大學出版

社聯繫;

  1. 出版的是令尊的工作筆記注釋版(筆記的原件影印版和文字注釋版);
  2. 注釋工作由我做,你審核,署我們兩人的名字;
  3. 由你寫一個背景說明放在工作筆記之前;
  4. 劉智鵬教授寫一篇介紹文章;
  5. 我可再作一個1967年香港大事記,放在工作筆記之後。

我也同意了他的計劃,但是當他從其他渠道得知程翔在寫,遂通知我撤消計劃。沒機會看到不同版本注釋,我至今感到遺憾。

[2] 1978年初由廖承志主持召開的港澳工作會議所做《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1997年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六七暴動作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3] 在原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馬繼森等人的著作中,提及為六七暴動成立的“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和吳荻舟遺文中的“港辦”、“聯辦”一樣,負責人都是羅貴波,任務一樣,但是組成單位人員、領導體制等卻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知到底有多少套班子。想要澄清有待原始檔案解封。

[4] 一般認為六七暴動分三個階段:5月為遊行示威階段;6月是罷工罷市罷課階段,之後一段是放置真假炸彈“恐怖主義”階段。

[5] 啹喀兵:啹喀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僱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一支常備部隊。他們是尼泊爾裔,驍勇強悍候選者年齡介乎17至22歲,身高、體重、胸圍都有嚴格要求,並要通過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和基本英語和數學測試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啹喀兵開始隨英軍駐守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寧“左”勿右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 “左”勿右

    從1964年10月21日離京,到1965年4月,父親吳荻舟在江蘇句容四清已經五個多月。四清運動到了“核實定案”階段,父親說,工作量大,複雜,要求細緻,政策性很高,“要筆筆過堂、人人過堂”確定性質,除了保證時間和數量,還要情節符合。做大量調研工作,耐心核對,和不要有畏難情緒。不僅是工作隊內部反復核對,分析,還要與本人核對,聽取他們的意見,要在積極分子中反復核對,最後工作組、群眾和四清物件三對頭,再報隊部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討論,取得最後的定案。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圖一:核實定案注意事項。)

4月1日下午,父親到鈐塘參觀鬥爭右派分子趙文才。他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

這是一個“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到過許多地方,也到廣東、貴州、昆明,還到過緬甸。做過西南運輸公司的汽車站長,文教館館長,新中國服務社的經理”。

“他在千方百計混進鈐塘後,在小學裡教書,一貫和黨和政府唱對臺戲,我們有什麼運動,他就搞一個破壞的活動”,“58-59(年)鈐塘上路一帶搞第一個大社,他就在60(年)左右搞起第一個鬧分社的破壞活動,他拉攏了所有的幹部,並有計劃地籍透支30元買了一張新床(他原已透支)挑起上路隊的不滿,掀起上路鈐塘間的矛盾,在群眾中挑撥,結果是雙方叫打,上路大隊的全體男社員,像南方的械鬥一樣沖到鈐塘搬東西,牽牛……鬧到縣委、公安局都解決不下來。62年蔣幫叫囂所謂反攻時,他在群眾幹部(中)製造了許多謠言,說8月中秋一定到了,又說主席已經同意蔣光頭當副主席……當過了8月中秋,群眾問他為什麼蔣幫不來,他說,我們把民兵安排在前沿上,蔣幫不忍,不打了。群眾信以為真。”

“(四清)運動未開始,他又在村裡造成對工作隊的包圍圈。經過三個月的工作,孤立了他,連他的家人也不靠近他了,他說,這次我真正孤立了,連家裡人也不理我了。”

父親記錄了鈐塘的做法:“訓練積極分子,由小到大,逐圈逐圈開鬥爭會,經過三四次才大隊鬥。每次訓練後,每個發言人進行單獨的幫助,替他們補充提高發言內容。開會的主席掌握全場發動發言,也有一套,先佈置幾個(七個)發言重心,把發言群眾分佈在適當的位置然後一個個重心提出來讓大家揭露。每個重心,都有五六人發言,而且每個重心都配合幾個口號。每個發言都有事實和思想批判,分析得很有條理。最後,主席還總結了幾句,並指出,還有人沒來得及發言,要大家到貧協來揭。最後由張正通知宣讀法院對趙的判決,由右派改判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動三年。”

父親問在場兩位工作組組長忙不忙:“他們說,沒有什麼事做了。我說,不是有大量的群眾思想工作嗎?他們說,那做得了多少,運動總是要有底的。再有十八九天他們就離村了。據說他們要到蘇杭走一趟。”

看來,老“運動員”們不像父親那樣在意群眾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不過組織批判趙文才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父親寫到:“我這天看到朱不像以前那樣對我熱情,王也不那麼有話說。這還不是由於上次的會的結果嗎?我是心裡明白的。”(4月1日)

“上次會”,應該是指1個月之前、集訓時父親被批“右傾”後,3月1日在父親所在西隊召開的會議。主持會議者明確說,別人不要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吳荻舟的。不過父親說,大家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領導根據不實小報告批評父親,是有人出於不服、嫉妒或者純粹是小人之心添油加醋向上告狀。我看到一個例子:父親和農村的青年們閒聊,談起飛機——父親見多識廣,自然有很多見聞是青年們喜歡的,青年們要求父親天天和他們聊天。於是就有人告狀,說父親向青年們“炫耀自己”,要讓人家知道他是“大幹部”,不甘屈就小組長。看到這些,我也只能陪父親苦笑了。

4月2日,到隊部聽完傳達後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回村,到吳凡吾負責的東隊村口站下來,兩人談了10分鐘。吳凡吾說:“不是我告你的狀,你不要追誰告狀。”父親說:“我不管誰告狀,我也不去追。我只是說,不能偏聽偏信,照這樣下去,將來我的這次下來工作要來一個什麼樣的被鑒定呢?還不是一塌糊塗嗎?我的工作,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呢?是不是全組的人都要離開我呢?是不是完全錯了呢?我向黨的事業負責,工作我盡力做好它,但,這樣,我是多做多‘錯’,的確有點受不了。”

雖說感覺委屈,父親絲毫沒有懈怠。那天他兩次和吳凡吾討論東西兩隊在開溝過水這件事上的分歧怎麼解決,這件事已經從去年底拖到現在。

期間父親一再強調:“應站得高點,看哪個解決方法最合理,就應促成,不是完全旁觀”,“我們工作組,應有一個底。一個統一的看法。”他還說:“問題就在於遷就群眾的本位的、落後的思想,不去領導群眾從兩隊一盤棋的思想出發,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處。從也要讓別人過得去的態度出發考慮問題,什麼困難也沒有了。”

晚上開會給會計芷聖余和副隊長笪發珠“過堂”,到十點才完。父親在日記裡感慨:“真是一天無休無止地工作、會議呀!”(4月2日)

4月6日,王正和過堂也通過了。積極分子們認為,與其將來工作隊走了這些人起來翻案、埋怨,不如趁現在搞清楚,他們聽父親講解“雙十條”和“23條”有關政策,隨即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管這叫“對照一下政策”。(4月6日)

過堂通過還不算完,還要一級一級核實定案。西隊開會定案的時候,“有人提出偏激意見,誰也不好說話。”父親也有顧慮:“如果按照目前分團的從寬精神,她可能去反映我右了。按照鈐塘的經濟處理意見,又怕隊部通不過。昨天王楚良同志到我們這裡來,在小澗子相遇,談了一下,他說張正已放棄再管我們幾個隊的工作了。”“張說‘幾個隊的大勢已去。’唉,我夾在中間,怎麼辦呢?最後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冒著大雨,到住家去拿到分團轉發來的經濟處理的一些具體政策(草案、試行)交給張蘭英,然後一條條對照著解決,我則適當地參照鈐塘的意見發表我的意見,爭取適當的、更合乎‘23條’‘經濟退賠,不能馬虎,但要合情合理’的精神。”(4月7日)

我第一次看到“寧‘左’勿右”的說法出現在父親的日記裡。事情是這樣的。

4月8日,父親重新看了一下核實定案,覺得其中有兩三條寬了一些,和性質有些問題。他對照了一下政策,和老張等人商量,問他們意見如何,老張同意父親的意見。這時父親說了一句:“寧‘左’勿右”,老張會心地笑了一下。父親寫道,老張在上次黨小組會上反映,張英蘭告訴他,她處理問題是“寧左勿右”。張英蘭是北京一位中專醫科生,她又是從哪裡傳染上“寧左勿右”呢?

不過根據我已經整理的父親從四清到文革時期的遺文,他並沒有真的實踐“寧左勿右”,所以我相信,在這裡他說這句話,有點無奈,也是調侃一些人的做法。

有一件事讓我看到父親如何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是“寧左勿右”。

“老張和青年同志……不大願意糾正過去在當年四清時的一些已經錯了的問題。比如會計錯記了帳目,把5.5元記成55元。當年四清要他退賠了49.5元,後來會計承認記錯的責任,但說我沒有拿這錢。我要張甲生核對了庫存和結存是否對頭,張說對,只差1元多,而且這1元多是會計和七八個群眾洗澡用了,沒有收齊。這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49.5元嗎?去年雖(讓他)退了,現在不是應該反退嗎?”“但,老張要小黃在這次核實中和幹部對口時不要一條條念給幹部,只籠統地問‘去年退了多少多少是嗎?’幹部說是,就算了。”

對這種糊弄群眾的做法,父親說:“這是不對的,23條不是說工作上‘有什麼問題糾正什麼問題’嗎?”儘管父親一再強調,其他人還是想簡單化。有的說“不願意走回頭路”,有的說“這樣一來油水不大了”。他們堅持籠統地念給三個幹部聽,三個幹部也自然是簡單地回答:“沒得問題,”“對!”“那還有什麼問題,退都退掉了。”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圖二:1.“核實定案”時要弄清每條的情節:(1)丙要私取米,去找甲,甲說你去問乙,乙說甲同意我才同意,偷後,丙送了禮。這次揭出了,乙也拖住甲,甲說,我沒說同意,否則,丙送的禮為什麼乙全收,不分給甲呢?(2)播麥種餘下20斤,被盜,應查誰盜,數字,如弄不清,要查明最後放在哪裡,播者應負責。2.性質要定準:(1)喂魚苗的蛋白算多占,兩個算,一個可免。(2)如多占化肥就非退不可了(多吃多占從62年算起)。(3)私分、浪費、集體吃喝,幹部要負責,群眾不退,幹部要退;等等)

事已至此,父親會怎麼做?將錯就錯結束核實還是自找麻煩頂著反對意見糾錯?

父親自然選擇後者,他堅持要張甲生告訴他1964年的帳面結存和庫存現金是否平衡,最後張說平衡了,父親就說,那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這49.5元嗎?退賠錯的,這次核實定案要“不猶豫地糾正過來”。父親自我檢討:當時他沒有參加具體工作,是“官僚主義”,出了錯,“這次我可不能”。他對大家說:“這一段工作是整個運動是否過得硬的一個關鍵階段,不但小結和檢驗前一段的工作,也考驗整個運動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論是群眾揭發出來的,查帳查出來的,還是幹部自己交代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都要經過反復調查和寫旁證筆錄。反復和本人、群眾核對,最後還要幹、群(積極分子)和工作組三結合進行三對口、三落實,經過隊委的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去和群眾見面,再核定一次,最後才定退賠計畫。”

“工作要細,不怕麻煩,要求真正做到一絲不苟,筆筆落實。”“我向全體反復談到這點。”

看來大家被他說服了,因為“晚上我們又找到三個幹部,我們再一次交代政策,而且把談話氣氛搞得很輕鬆,有說有笑,要他們有什麼說什麼,不要再有顧慮,與其我們走了覺得冤枉,怨言,翻案,而影響和社員的團結,不如在我們未離開前翻案。”

會上王正和說,運動開始他對把他們冷在一邊有意見,覺得自己很委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直到在三級會議上,上級攤開來說,把他們冷在一旁是為了發動群眾,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後,才能做到三結合。至此他才不再反感了。

就此,父親在日記裡記下自己的思考:“剛進村時是有意識地把他們冷在一旁,引起他們反感和有顧慮也是正常的,必然的。是否能把這個矛盾解決呢?我看是要考慮的”。“過去我也和老包談過,包也有同感,政策還是要全面宣傳。這點到‘23’下來才真正解決。我從北京回到村裡,就覺得要補這一課,光靠擠壓不夠,把政策全面交下去,使幹部群眾都真正瞭解是必要做的,而且對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可能要快些,我們必須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幹部中多數是能接受改造的,可挽救的。我覺得,一面要放手發動群眾,支持群眾,使群眾逐步起來,形成一個革命的形勢,把幹部的問題揭出來,使我們能看清楚哪些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哪些幹部是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一面把政策向幹部、群眾全面交下去,使幹部自己看清楚自己,自己認為自己是好的,比較好的,就敢於接近我們,慢慢和群眾結合,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也感到有前途,爭取早點交待,回到貧下中農的隊伍來,站到95%這邊來。我想這樣是比較完整的。先做群眾工作,把幹部冷在一邊,尤其長時期把全體幹部都冷在一邊,是錯誤的。總要把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使每個幹部和群眾都能掌握,感到我們來這裡不是和幹部過不去,是‘救人的’,不是只要群眾不要幹部的。這是不是更好的,更完整的做法呢?”(4月8日)

父親這天的日記格外長,他不厭其煩寫下細節,寫下自己的想法。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圖三:包振英傳達江渭清的報告摘要:“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去。” 在網路查到,“四清”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爭論。劉少奇在給江渭清的信中公開了兩人的分歧。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各級機關單位大力反右傾。怪不得在父親的記錄中多次出現的江渭清講話往往帶有抱怨的語氣。)

我大段地引用了父親的日記,最終達到全部四清遺文的一半。我很想瞭解當年人們——四清的和被四清的、群眾的、父親以及他的上級和同事的真實想法,不少朋友和我有一樣的願望。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想知道父輩那時候的想法,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他的父親沒有留下筆記,把秘密都帶走了。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剪辮子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 剪辮子會

    張勳南增援三級會(句容縣四不清幹部集中學習)去了,小組只剩下三個小青年和一個老頭(父親吳荻舟當時五十八歲)。父親擔心工作過於繁重,卻不敢提出。因為有一次他在小範圍提出過,卻被人利用來挑撥他與年輕人的關係。

當時他們的一個重點工作是查盜牛案線索,另一個重點是準備3月10日的“剪辮子”會。父親估計只要自己不病,青年力量調動得好,工作可以按時完成。 (3月7日)     

三八節這天,父親收到母親張佩華來信,他當天就給母親回信。他在日記裡寫:“寫一信給瓊,她的來信比過去的任何一信更感情,有點使我擔心她在工作上碰了釘子呀,老實人,把人看得簡單,不是二分法看問題,我們都是以為進步了就什麼也好了!”

父親和母親都是老實人,自己不計較,就以為別人都不計較,工作中很容易碰釘子。就如這天他寫的:個別領導偏聽偏信,諷刺挖苦的語氣說他“你懂得什麼群眾工作!” 而這種態度又是“聽了不當的反映”,聽了一些人“不負責任,硬拼硬湊、牽強附會的說法而起的。”“假如我不是想到向黨負責的話,我是要消極的。”

在進入最後對幹部提意見和面對面的批評教育及對敵鬥爭前夕,工作隊決定來一個群眾的剪辮子,看看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晚上)七點開始,把政策交代後,就開始,結果剪辮子很熱鬧,意外的是德華,像倒垃圾一樣先後補充了五次,剪了二三十條。他的父親也給剪了一條,十條八條就有好幾人,直到九點半還停不下來。我看太夜了,怕影響第二天的勞動,就講了幾句,說明天再來,指出今天會開得好,剪的辮子多,但又能說明中央的政策正確,因為多雖多,但,都是因為生活苦,吃不飽、穿不暖才搞那些小偷小摸,和想找幾個零錢用,有的為了三五角錢,偷一擔稻草,為了偷幾個蘿蔔,幾乎丟掉性命,哪裡走的成資本主義?所以檔說不反社員群眾。同時指出,過去沒有剪掉這些辮子,每個人(幾乎)身上都有點髒,彼此團結不好,因為彼此互道長短,現在把這些辮子剪了,彼此團結就加強。”“今天說出的情況,簡直使(人)聽了不敢相信。幾乎每人都有偷盜行為呀。群眾真可愛,他們說幹部放了包袱,我們哪能不剪辮子!我興奮深夜才睡。”(3月10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圖一:王正和補充檢查要搞清楚的問題。)

父親筆下這些情節,對我瞭解60年代的農村很有幫助,我看到父親對群眾的同情和體諒。

群眾的情緒很高,他們開始擔心“誰是未來的幹部”,這也是父親他們下一步要做的主要工作。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在地頭、隊部或者村裡、縣城之間奔波,開群眾大會之前的摸底、談心,彙報,與公安機關配合破盜牛案,政策攻勢等等,這幾天的日記,有的是在去縣城的路上坐在墳頭邊補記的,有的是開會前等人時坐在草堆上補記的。第二次剪辮子社員大會也活潑圓滿地結束。(3月13日)

父親覺得工作越來越好做,群眾對他們越靠越緊,甚至東隊有兩家要求搬到西隊來。這是從一進村就開始不斷積累起來的結果,不是突然來的。

正當我為父親感到欣慰的時候,卻看見父親難過地寫道:“為什麼有的同志就專門注意個別問題的缺點,反映到張正同志那裡去?我寫到這裡,眼淚不由奪眶而出”,“為了黨的事業,我可以吃苦,冒生命的危險,就是覺得黨內也有那樣不講理,那樣不實事求是,那樣只許自己立功,不讓別人過點在工作上清心愉快的日子的人。想到這裡,不是賭氣的話,如果不是服從組織分配的話,我真想回到北京後,要求下放到農村去工作,這裡確實有更樸實、更可愛、更誠懇對待問題的人!” (3月15日)

沒有想到,父親被為難到這種地步。我反復斟酌,在這裡刪掉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例子,這些都不過是後來更大風暴的前奏而已。

四不清幹部都被集中到句容開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接受揭發批評和自己交代問題。期間父親加緊在村裡做基層的思想工作。他記錄了和積極分子“發高”的談心:“他怕和人爭論,他怕人說閒話。他說過去(土改時)參加過農會,就是怕聽人閒話,就自動退會了。我批評了他,指出他這是對自己做人的目的(人生觀)沒有弄清楚。”兩人詳談了一夜,回到駐地,12點睡下。(3月16日)

3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擴大會。父親對他們說:“這次四不清幹部在三級會議上,通過學習23條,思想有了提高,加上我們的揭露,交代得是否清楚,要看他們回來向全體社員群眾交待的態度是否好。好就說明他真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同時還要看他的退賠、生產、和對敵鬥爭的表現。我們還要通過這些來考驗他。只要他有一點進步,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按23條,‘治病救人’,我們是要團結和歡迎他們的。”

生產隊有三個四不清幹部,王正和是隊長,“五毒俱全”;芷聖余是會計,他因為上街吃吃喝喝,零偷整算,到了年終就要想法彌補,於是改發票,弄虛作假,不過數目不大,而且參加三級會議前就交代了;副隊長發珠(貪污)也不多,所以重點是王正和。

討論的時候,父親他們偶爾插話,幫助積極分子分析提高,準備對四不清幹部提出批評。父親誇讚這些積極分子:“他們的確比我們初進村時提高了不少,對問題有分析了,也領會我們的要求。這的確看到了我們工作的效果,也是重大的安慰啊!目前的積極分子,品質比以前高多了,不但人數多了,擴大了,發言品質也高了。”(3月17日)

再次到句容聽歐陽惠林省長的報告後,父親說他的報告引起很大爭論。歐陽省長強調三級會議的成果,但是把前一段群眾運動的成果也算到三級會議上了。歐陽還說:“我們不是貧下中農出身的人,是不會相信貧下中農出身的幹部會自覺革命的。”“各人有各人的世界觀,看問題就一定有分歧。”“未參加會議的人看會議就看成開不好呀!”有時候“簡直冒火、光火,動感情!”

父親擔心起來,特別是對“馬上不管清不清、放不放(包袱),一律把生產隊長的權(領導生產等)交還他們”,父親提了不同意見。他們那個隊的生產隊長王正和有合夥盜牛問題,而且已經兩個多月不帶頭,不安排生產了。父親不想講還是要講:“如何可以在沒有取得群眾信任之前把權交回去呢?緩和他們的緊張情緒,就不怕打擊群眾的情緒嗎?”

這裡提及的“王正和合夥盜牛”是怎麼回事?根據父親吳荻舟的日記記載,工作隊進村不久就聽到群眾反映,隊裡有個盜牛犯,1962年判了16年勞改後跑掉了,盜牛案未結。群眾最關心的事就是把盜牛犯抓回來,破獲盜牛案。不過一般群眾認為這兩件事都是不可能的。父親說:“我們能否破案,也不敢說死,但,決心是大的。”

從父親很多篇日記都可以看到他們在查找線索,至3月,算是有突破,我綜合日記中的點滴記述,嘗試還原事件概況:

進村後,父親他們多次聽到群眾反映集體的牛被盜,經過細緻的調查,發現盜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夥人所為。他們找到線索,地富子女王正懷曾偷刻公社章,似乎與盜牛有關,在壓力下,王正懷供出逃犯王國洪的下落。很快由縣公安局派民警和分團的一名幹部一起去宿淞捕人。

據隊長王正和交代“思想變化的原因”:“王國洪從東北回來,造謠說工農都對主席有意見,又說,宣統只三年,日本人在中國也只七八年……勸我不要怕,有他和他老子保我。收了王國洪10元和五包煙,從此他說什麼聽什麼了。他說蔣介石要回來了,讓我當隊長,好好做不要怕,他父以往幫助過國民黨人員(保長),將來一句話。”

 

(圖二1-3:王正和交代記錄。)

王正和交代“犯錯誤的經過”:“1,偷牛,上當;2,改賣牛發票,彌補虧空,但,承認自己應負責,貪污了社員的利益。3,200斤糧換煙票,是聖余(會計)建議,我分60包,給發珠(副隊長)30包,自用15,賣了15,迄未收到錢,4,盜賣鐵犁,是王國孝(在藥材公司)提議,未成,初王未同意開證,後聖榮主張賣了,分9元,還有5元未收到。5,承認地富的話百依百順,做到地富的代理人,6,與王立新的矛盾,苜蓿錢是交給立新的,賬給立新燒了,他不滿我做投機倒把不帶他分,就不來往了。”

有群眾說他交代顯然不徹底,群眾揭發他與王國洪曾事先商量過偷牛的事;偷食堂300斤糧食,只交代30斤;1962年小麥被偷他也沒有好好檢查;對抗運動,工作組進村他後還說過“頂多十年,不會有死罪”;其他還有包庇地富淹死牛;偷化肥等等。

王正和只得繼續交代:1.老牛賣了400元,發票改成310元,私飽90元;2.小牛是王國洪偷的,王正和分得約100元。初時王正和交代王國洪說賣了“250”,實際是賣了500,王國洪瞞了“250”,錢100元是分兩次給王正和的。3.    有了偷竊耕牛的髒,王正和就不管地富了。他自己講,開會回家,王國洪問他:開的什麼會?王正和講:搞生產,管地主富農。又說,你們不做沒有什麼。社員對王國洪不勞動有意見,王正和就幫他解釋:他們不做,我們勞動多得了。4.在偷牛以前,王國洪對王正和說過:國民黨5月1號不過來,10月1號過來。還說你幹的對,方向對頭,不怕,國民黨過來有靠山。

經過40多次的談話、核實,認為“王正和:問題多而性質比較嚴重,但,由於他主動交代了重大問題,如1政治上對黨的事業動搖,思想做了地富分子的俘虜,對集體不關心,對社員群眾有歧視,忘了本;2經濟上盜竊耕牛,農具和一些群眾和我們未掌握的投機倒把行為,所以按照三四類之間定三類的政策,定王正和為三類的黨員。3他自59-64長途販運過十七次,獲毛利500多元,和貪污錢糧11次,分贓,與地富分子勾勾搭搭盜竊集體耕牛和大型農具。所以對他的問題,按重要物件的政策來處理。如59年的投機倒把也列入退賠。他已經做了退賠思想準備,願意把可變賣的物質、母親的壽材,棉被,豬,及其他作價或變賣。”

至於盜牛犯王國洪,父親曾去聽審。我也找到記錄:“1963年8月和王正和去做竹子生意,虧了本,賣耕牛,400元,改假髮票,310元。楊玉庭、王正和,除牛行鄧某取10元,其餘三個人分,楊玉庭有一份(26元);在宿淞周XX家住,改名張雪松;(盜賣過)小澗子一條大牯牛,大澗子一頭小牛等。”王國洪被公安局拘押後承認了基本事實,但是他不說把牛賣給誰了,只說在路上賣給牛販,不知道姓名。公安局長建議來一下政策攻勢,先進行政策教育,反省一天再審,他們估計大有文章,可能有一批盜牛案件在後面。(3月12日)

父親在四清小結裡對盜牛案也作出總結,此處先按下不表。

20日早上醒來,聽到明瓦沙沙響,父親說,還以為下雨了。原來是下雪粒子,後又轉為大雪,天氣很冷。正是油菜花開的季節,到處是嫩黃的油菜花和綠油油的麥苗,農民渴望下雨,哪知來了這樣一場大雪,大家感到一些惆悵。

雪中開了一天會,“會上大家對春節前一段工作,有了比較正確的估價,這次參加三級會議的幹部中,我隊的隊長思想轉變的最快最大,他的錯誤在大隊中也是最大的,已經到了蛻化變質,和地富搞在一起盜竊隊裡的耕牛,腐化地富的老婆……經過教育和群眾的壓力、揭露下,他主動交代了以上錯誤,其中除了腐化一事外,都是群眾未知的。”促使他這樣思想轉變的,父親總結有五條:1.幹部政策的力量;2.社員特別是貧下中農起來鬥爭的壓力;3.前一段所做的思想工作;4.王國洪被抓回來起到的作用;以及5.三級會議起的作用。

他們決定分頭準備,幫助四不清幹部“洗手洗澡擦背”,“狠狠揉他一下再解放他。”這些說法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吧。(3月20日)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6諸樣不懂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

6 諸樣不懂

     這次集訓一共8天,從1965年的2月16日到23日,24日回村。動員、學文件、聽報告,討論形勢,討論工作方法,談體會談感想,總結,提意見,日程緊湊,看上去不是很順利,父親吳荻舟甚至大為感歎:“諸樣不懂得”,“天!為什麼偏聽偏信到如此呢?”“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理的人?”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圖一:父親感歎“諸樣不懂得。”)

第一天聽江蘇省長歐陽惠林報告後討論,父親表示:“把引起思想混(亂)的原因推到人民文化低,不識字等,沒有把責任負起來。”(2月19日)

第二天又聽了彭真在北京市四清工作隊、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和江渭清在分團部的講話記錄。三個講話討論了兩天。正如集訓動員時父親所寫的,不論有什麼好的學習方針,問題在於如何聯繫實際。

各種矛盾凸顯。

2月21日晚上,總結前一段工作的時候,“張明聽到我提工作上有片面性,沒有把政策完整地交代給群眾和幹部(主要是對幹部形勢的估計),她未讓我把話說完(剛才開始),就說我是右傾,並說,有青年告訴她,我與王正和談時稱了‘50’個同志,也叫工作隊員倒水給他喝。”

王正和是當時的生產隊長,查出有“四不清”問題,不過定案後錯叫他退賠二三十斤糧,他曾叫冤。父親春節回北京前和他談話,告訴他如果群眾確認,可以考慮建議民主分配小組發回(錯誤叫他退賠的部分)。

群眾已經察覺錯誤,父親也已經告訴張勳南核實後可以不要他退賠。就是這樣一件工作上的事,也已經合情合理處理,父親不解,這與稱他“同志”有什麼關係?他又不是敵人。這樣正常的做法,卻有人暗地裡數他叫了多少聲“同志”,打小報告,片面彙報王正和“四不清”的問題,而“領導”也不給機會解釋,一些年輕幹部喝罵“四不清幹部”,“凶”他們,被父親阻止,由此就說父親態度軟弱,令四不清幹部“翹尾巴,要倒算”。

還有人打小報告說父親某天傳達檔讀了很久,父親寫道:“實際我讀完後還和他們談了兩隊間關於大壩水利的問題,提出了三個解決的方案。為什麼不瞭解清楚呢?我不會因此影響工作,也不為此和她們鬧,問題是想到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我難免想到她們只以為自己全對,一貫正確。”這好像是很小的事,可是很小的事也會被拿來上綱上線,還有些人陰陽怪氣,父親也不知道他們指的是什麼。父親承認自己“對黨內鬥爭的做法,分寸抓不好”。(2月21日)我想,這個大概才是癥結。

聽了彭真對17級以上幹部的講話,父親評:“好極了,對當前四清工作上亂得帶方向性的錯誤,說得很清楚。‘浮動亂鬥’,不要轉嗎?”

不過父親也有納罕的部分,“聽來不大對勁,但也說不上來”,“我總覺得,全國不平衡,還是要從實際出發。”父親說:大澗子工作隊“不像彭真同志說的‘二八開’。但個別問題是存在的。作為教育的鬥爭是必要的,但像鬥敵人那樣的鬥爭是要不得的,除非他已叛黨。”父親向包振英建議,“最好聽過的同志學習一下。也有不那麼對勁的,要澄清。”

除了從上而來的“不對勁”,據父親的日記看,下面也有“不對勁”。小四清退賠回來的錢財分配給群眾,增加了收入,群眾就認為搞四清只是增加經濟利益,結果一些不滿十四歲的小孩都出來掙工分,既放棄上學,又影響大人勞動。父親擔心在這樣的基礎上,離村前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可靠的、正確的領導核心。他是真心想改善農村基層情況,而且相信自己大方向是對的。(2月23日)

可是,接下來的幾天,父親挨了批評,承受了很大壓力,2月28日補記前面幾天的日記,字體也有些潦草了:“我的思想很震動,沒有弄通很多問題,加以,工作很緊張,我要把工作抓緊,每晚只睡四小時,11-12點才睡,4點左右醒來,反復地想張正同志對我的批評。”

張正對父親的意見:

  1. 自以為是;
  2. 不懂做群眾工作;
  3. 沒有吃透黨的政策;
  4. 對自己的錯誤不自覺,還把自己裝扮的很了不起,開口幫助人,一點不虛心向群眾學習;
  5. 思想方法是繁瑣哲學的,羅列一堆現象,不能抓住本質去解決問題;
  6. 對自己的錯誤,還不老實……

父親形容:“這些批評,像沸水從頭上淋下來。”

他做了檢討:“把目前農村尖銳的矛盾的解決,看成可以在發動群眾揭發四不清幹部的錯誤的基礎,加以我們對他們的正面教育,就可以了。忽略了對幹部鬥爭的一面。沒把階級鬥爭這個綱吃透,鬥爭這一面放鬆了,而錯誤地片面地對幹部表示熱情,過早地表示熱情,引起他們翹尾巴。這是不懂辯證法。聽了張同志在分團集訓中介紹鈐塘工作經驗報告對幹部的做法,打得狠,使他們思想受到振(震)動後,改過來,就越是感激黨對他的挽救。才認識到我過去對幹部的態度的錯誤。”

集訓結束後,3月1日隊委來檢查父親所在西隊工作,父親表示誠懇接受張正的批評,然後請大家進一步提意見。“我發言後,大家提意見。張勳南先談,他自己檢查了一下,轉到對工作提意見。對我的檢查表示同意。然後由小黃、張英蘭、甲生、盤松相繼提意見。從總的看,提的意見很少,不夠深刻。”

會議主持者叫大家不要做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父親的。可是對於有關工作組組員因不滿父親的領導,紛紛要離組的反映,張盤松還是澄清:“我只說組內少一兩個人也可以,誰說有人不滿要離組呢?”

父親回想起從鈐塘回來時張英蘭告訴他的話:“張英蘭說,這次(在句容學習時)小黃把我說‘工分錯誤’記成‘工作錯誤’,我曾向小黃提醒,吳說,不要改,沒人看的。”還有人在鈐塘警告張英蘭:“這是黨性問題,要堅持。”父親說:“我聽了一頭霧水,這是什麼意思?”“從今天的檢查,大家提的只是一些小問題,我除接受那些(張正提的)幾點批評本身外,對他們指的例子,是有保留的。”

據父親記載,“會後,張勳南情緒不好,覺得反映情況既不確(切)又不加分析,一定是小黃和英蘭搞起來的風波。為什麼?”

會前,上級一再找工作組組員談話,解除他們的顧慮,讓他們給父親提意見,父親說:“為什麼又沒有什麼意見呢?真不懂。我還是不理這些,還是把工作做好,向黨的任務負責,其他什麼風雨也不管,我沒有什麼對不起黨的地方。”父親認為,說這些不嚴肅、不負責的話,是一個起碼的為人品質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第2行寫著:這又是什麼意思。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第2行寫著:“這又是什麼意思”。

(圖二:父親挨批評背後似是有一連串小動作。)

看到這裡,我聞到一股“整人”的味道,有些人好像一有機會就想整人,遑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這是一種父親不屑的風氣,作為對照,我看到此時的他竟在關注貧協籌備組成員能不能在第二天的群眾大會上經受住大家的批評,“這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生活”。父親說:“群眾工作的複雜,是不易預料的。”他“召集他們晚上開會,採取輕鬆的辦法,效果很好,有說有笑地互相提了意見,解除芥蒂,情緒很高,各自保證把缺點改掉。”(3月1日)

第二天開會,群眾給籌備組成員提意見,父子、夫妻、兄弟互相提意見,發言達三十多人次,最後他們都表態,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還有丈夫給老婆“提意見”,要她提早燒飯好早出勤,搞好集體生產。父親說:“真有趣!”(3月2日)

下一段的工作部署,已經安排到3月下旬,細緻到每一小段和每個會的目的和細節。父親說近來群眾思想提高很快,積極分子在春節期間也做了不少群眾工作。他說:“這說明,我們只要再做兩三個月,是可以放心了。”(3月3日)

雖然父親背負著右傾的批評,但是回到基層群眾工作中他又表現出他的能幹,工作順利,群眾特別是積極分子漸漸學會解決內部矛盾。

父親寫到:“我的情緒逐漸恢復了,睡眠開始正常了。我鍛煉自己,接受善意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次)‘偏聽偏信’誇大我的缺點的一次對我的思想存在右的缺點的批判。讓我的工作來最後回答這樣的一個不很適當的批評。”

所幸,他說:“這兩天許多事例不攻自破了,比如吳似乎指我給幹部誤解了‘23’,引起幹部翹尾巴。中午我和吳找王正和談,吳問,你聽了‘23’哪一條印象最深?他回答,我告訴他退賠不能馬虎,要交代好,還要群眾同意。這點,他並不覺得寬了呀!”

還有人反映包振英說父親不接受他的工作檢查,事實是,據張勳南說,包並未來檢查,父親也未見到包來檢查,父親說:“相反,我們向他彙報和談起時,他對張(和對我)都是說,我對隊的工作是放心的。我什麼時候不讓他來檢查工作呢?”父親還說:“對老吳,我也沒有什麼不滿他的領導,我過去有一段時間,因考慮到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少單獨向吳彙報工作和請示,經明確後,我就改變,看來,這點對吳還是很必要的,在我來說也是必要的,他工作經驗的確比我好、多。”(3月4日)

3月5日晚上討論,據父親記載,“有思想深度,有理論深度。發言人數有增加,地富子女也發言了。”

有意思的是,地富子女說,他們的父親不僅剝削貧下中農,也剝削自己的親戚。這就是他們的發言:“過去農民下地連草鞋也穿不上,現在穿鞋襪下地,比過去是好的多了。”“毛老頭子(主席)對我比我父親還對我好照顧,我分家時,父親只給我兩斤米,當時,一天也不夠吃。這次小四清,改變了我的超支戶,還給了我救濟,穿上新棉衣褲,說起當年我敲鑼(唱花鼓戲)討過飯,7歲起就幫工到解放,解放後我就變了‘老闆’不再要幫工了。”

討論中父親聽到有人把群眾個人的家庭副業也說是資本主義道路,要“反”,父親說:“我除了把這些和走資本主義道路區別外,還把規定中的七、八、九條政策界線念、解了一次,也指出個(別人)想圖利的思想是不好的,但今後不搞就是了。”那時候他們的設想是:搞好了集體經濟,收入多了,就不用做小買賣了。(3 月5日)

父親在黨小組會上要求搞清楚上次對他的批評裡一些不符合實際的事例,他也記下了一些開會情況:“討論中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整社員群眾談得很清楚。”他形容貧下中農發言很生動: “上樑是幹部,中梁是中農,下樑是貧下中農,上樑不正,中下樑都要歪了,集體就要垮了。”“當權派,他們解釋為為頭的,帶頭搞資本主義的。”貧協籌備小組組長舉了自己想賺幾個錢的例子:他“販賣過一擔番茄,結果是柿子爛了,本失了(虧本了),走累死了,工分沒了,還把帽子丟了。結論是說群眾走不成資本主義,黨的政策不反社員群眾是對的。他說幹部和四類分子有來往,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可以長途販運。群眾什麼路也沒有,走什麼資本主義的路呢?”

討論會後,貧籌開了一個會,解決了一些內部矛盾,還把貸款分配到戶。“我們有意識地強調有什麼小矛盾到會裡評理,最近他們在田頭、工地、屋邊的小吵不見了,一吵,就說到會裡談。這樣,慢慢把會的威信提高了,使他們慢慢懂得運用集體和民主來解決小矛盾。”(3月6日)這就是父親努力要達成的“思想建設”吧,令我聯想到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1945)他們在演劇隊裡實行的民主生活,算一算,已經過去二、三十年。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倒數第二行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5京城寒潮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四清運動

5 京城寒潮

1965年1月29日,父親吳荻舟一行再次來到南京,一萬多名四清幹部分乘火車回京過春節。父親抓緊半天時間逛了夫子廟、秦淮河以及周邊舊巷,歎息那些風流文士詩詞歌賦寫的秦淮河多麽使人嚮往,而現實中污泥滿河床,雖然經過整治修通長江水,仍然發出惡臭。他買了一盆羅漢竹,取義“竹莖中空,人要謙虛”,“謙虛使人進步……”

上火車後晃蕩了一夜,沒法寫字也沒有睡好,父親靜靜地回憶,30日到家後補記了離村前和積極分子以及幹部談話的情況。他給積極分子做工作,要大家按照《二十三條》所定:退賠不能馬馬虎虎,也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大,交代又好的幹部,經過群眾的同意,可以減、緩、免。他和隊長王正和談了三點:“1小四清你不好好交代,群眾揭發才被迫承認,大四清如不好好交代,企圖混是混不過去的。要考慮自己的前途,也要考慮全家的生活。2要對生產負起責任,最近你消極怠工,不安排生產勞動。3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四不清,嚴重喪失立場。只要改,只要交待,還是好的。黨和群眾會團結你。不要在四清幹部離村後對群眾打擊報復。”父親說:“他保證不會(打擊報復)。”(1月30日)

1月31日,父親上午探望朋友和聽李一氓做國際形勢報告,報告重點1赫魯曉夫和現在的蘇共領導同是修正主義,但,前者做法和口講一致,後者是假團結真破裂的,更使人的,我們還要發表文章來揭露,2東南亞,重點是亞非的獨立,只是有向左向迷亂右的自己基礎,因為他們取得獨立了,但,走什麼路,現在不能看死。我們支援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的進步力量。

中午父親在家休息,下午去外辦和大家見面,看電影,晚上回家吃飯後,又去晚會,他說“晚會開的無精打采,看來有點形式主義。”

臨睡前,母親對他談起“夏(文化部夏衍)是代表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1]”,父親寫道:這真是使人大吃一驚。他想像不出來,“這樣的分子高踞在文化部十多年,遺害性(危害性)該多大!”(1月31日)

2月1日,兩位在鈐塘搞四清的同事王、朱到家坐了半小時,他們對工作評價很高,可是父親寫道:“在句容時,我聽到打了12只大老虎,當時我以為每人至少千元、千斤糧以上,這次瞭解只有千斤左右的糧,折80-100元,這樣,作為大老虎來打,是否過了呢?又說大小鬥爭搞了4-50次,這也似乎緊張了一些。對照《二十三條》,這是不適當的。不全面、甚至有意的不馬上向幹部交代政策底,也是不適當的。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只揀好的講呢?這是不對的,這樣做,對領導是欺騙,是要引導領導犯錯誤的。”

這天是年三十,但是父親先要去聽彭真的報告錄音,晚上又在“東來順”宴請《經濟導報》十六人,然後才回家吃家裡的年夜飯。他提到:“我特地買了酒”,“日子過得真快,我和瓊的戀愛記憶猶新”,現在有的孩子已經在談戀愛了。(2月1日)

父親瞭解到母親的單位中影公司也有一些事非,工作很重,母親感覺疲倦。晚上臨睡他還在和母親談心。他寫道:“我覺得她一片好心,就是急躁,對人的要求,主觀上認為出發點沒錯,不必講求方式,結果是落得一個‘不平等對人’的批評”。父親相信她是真心待人,沒有不平等待人的自覺思想,被誤會了。父親為她難受,也擔心她。

從父親的日記裡看到,他送二哥住院割扁桃腺,帶我和妹妹去逛街,說是“還”我們的願。

1965年北京西長安街,從西單向西看,可以看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1965年北京西長安街,從西單向西看,可以看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圖一:父母有一天從西單走路回家,就是這段西長安街。1965年,從東向西看,四座突出的高大建築從左向右分別是廣播大廈、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和路北的軍事博物館。依稀可見殘破的城牆。路北有順城街、北鬧市口、大沙果小沙果胡同等。從廣播大廈向南拐再走一站地就到我家。一路上所談話題十分沉重。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以往每逢過年,父親都會到各家拜年,但也有“繁文縟節”的煩惱。這年中央號召不搞“拜年”,加之政治氣氛壓抑,他本以為不會有人來了,結果先是住在同一個大院的諸華、鄧強和吳凡吾來了,然後邵良、樓適夷夫婦等先後都來了,於是父親也到各家跑了一圈。

關於各人談到的整風情況,父親寫道,他不敢相信,那些老幹部竟犯了這樣的大錯誤?聽說“有的是歷史地犯錯誤,反黨反主席的,有的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二十三條》裡說‘重點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南京學習時,還沒有真正懂,聽到這些,才真的懂了。”他還想起過去曾有同事引經據典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資本主義的復辟是必然的。父親當時不同意:這不是唯心論嗎?社會不是發展的而是迴圈的了?現在黨內卻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2月4日)

邵良伯伯來的時候和父親談到“檢查船舶設計上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說他過去講過“設計90,製作10”,“這是錯誤的提法,是專家思想,抹殺了勞動人民的功績,把工程師、專家的作用估價高了。其實,設計到完成,是經過無數次失敗、修改、再創造的過程的。從歷史來看,科學上的任何成就都是由於無數代勞動人民對自然的改造和勞動的經驗的積累的結果,專家不過是繼承了前人的勞動成果,加以綜合、發揮、當然也有創造的部分。”況且他的設計,“絕對不可能一代就過關,又加上勞動者的實踐、再實踐,才完成的。”

隔幾天父母去回訪,邵對交通部工作安排有情緒,父親寫道:“內部矛盾真多。他的愛人也有情緒,沒有工作,可能對我沒給她介紹工作,有意見。其實,去年登記外語人才時,我確實代她登記了,沒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2月7日)

我很難評估回京期間接收到的資訊,對父親的思想以及後續的四清工作有什麼影響。不過父親自年少便接受了平等、自由、憲政的主張,啟蒙他的是鄧子恢這樣他欽佩愛戴的理想人物,加上他本性善良慈悲,關注底層人民疾苦,即使看到黨內分歧,感到震驚,切身體會到實現理想之難,我估計他仍會堅守與人為善和實事求是的一貫做法。正如2月9日這天他的日記所寫:“強調徹底革命,但,要從具體實際出發,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可歎以君子之心,難以想像人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政治鬥爭又會殘酷到什麼程度。

這天他們坐火車離京,在車上談了很多工作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倒數第二行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圖二:父親囑咐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多做調查研究。)

到了南京,有一天自由活動時間。部分人想去夫子廟但是不認識路,父親送他們去到那裡自己再返回,在駐地花一角錢買了一碗鴨血湯,他寫道:“真價廉物美。”

然後他和其他人到莫愁湖一遊。據他描述:“湖很大,顯然是解放後整理過的,設計得很不錯,開曠而不落俗,有古建築一座,小山連綿,遍植各種植物。湖中有小島,島上有亭榭,我們沒有去,有船租,湖的周圍還在綠化中,還有一二處興建亭榭。”父親還寫道:“本想去看看中央軍人監獄,據說已經炮毀,我在湖中小山遠望不見,原來,它在江東門,距莫愁湖尚有一站多路。”父親此次與他曾經坐牢近八年之久的中央軍人監獄擦身而過,下一次來到,已經是二十年後。

回程,父親和趙姓同事去了中央市場,“酒座小酌啤酒,兩碟小菜,一共才一元”。父親向他瞭解大東崗的四清情況,他寫:“看來也差不多,也沒有發現瞞產私分,大四清的材料也不多,積極分子才七八人。打過人,工作隊也粗暴過。估計四月中可完成離村。看來我隊並不落後於彼。”

晚上沒有活動,大家在臥室聊天,談到參加集訓,父親說感覺到一種偏激的情緒主張不參加集訓,認為江蘇省江渭清之前講話時對過去批評他右傾有意見,如果去參加集訓,不可能得到正確的中央精神,對今後的工作還可能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父親說,他覺得可以“一分為二”。如果去,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起一點正面的作用。(2月10日)

回到小澗子,父親在大隊部聽到反映說,在他們離村期間,地方領導右傾,恢復了隊長的領導權,引起積極分子和貧下中農思想混亂。還有人傳會收回自留地,群眾放棄自留地管理,不除草,不下肥。

父親建議1.向群眾講清楚23條的精神,2.堅決宣佈不搞(收回)自留地,3.不讓幹部翹尾巴。

晚上開會,決定還是參加集訓,要抓生產。父親擔心:“積極分子中能抓生產的少,將來新的隊委怎樣安排。”(2月11日)

他們需要為當年“達到600斤以上的口糧而奮鬥。”(2月12日)

父親比較多考慮實際問題,恐怕這也是說他“右”的一個原因。

2月13日,“晴,暖轉涼,下午有風”,一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上午東隊來談辦民校,下午和吳凡吾去鈐塘見了張正,“他同意我們去集訓”,也同意大四清的安排:大四清(包括退賠)的時間,對敵鬥爭,組織建設及總結,準備離村等,談了新的隊委名單,作為培養的目標。下午做積極分子工作,晚上做婦女工作後又參加積極分子的會議。11點半才休息。(2月13日)

2月15日,在雨中他們離村去集訓,父親記述:泥濘很深,難走極了。我的行李張勳南挑了,我提了一些。晚上六點多就睡了。

這位在父親的筆記裡反復出現的張勳南,對父親給與了極大支持和幫助,十分感謝啊。

第一本日記的最後一頁,有父親的“體會”,大概是為集訓所作準備吧:

  1. 政策必須交透(講雙十條)。
  2. 交待政策要與具體鬥爭結合,才能使群眾他們領會和掌握政策(公佈工分賬,講分配政策和六十條中關於公分的一些規定)。
  3. 支援群眾、提高群眾當家做主和帶他們一起工作。

通過鬥爭發動群眾是最有效的(三個戰役)。

  1. 四清(政、經、組、思)在運動中不能只講經濟上的四不清,要不斷把四不清幹部的四不清講透,這樣既教育了四不清幹部,打掉了四不清幹部的威風,也發動了群眾,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公佈錢賬)。
  2. 工作的深入是逐步來的,要根據群眾的覺悟,不斷放手,減少代替,來檢驗群眾的覺悟。
  3. 工、錢、糧的公佈與群眾的覺悟(序不能倒)。
  4. 傳達檔要針對群眾反映,決定重點。

集訓動員時說學習重點擺在1.形式性質,2.標準,3.工作方法,4.幹部政策,5.建設,6.工作態度、思想方法。學習方針是暢所欲言,全面地、正確地、完整地學好23條。父親認為:“這些都是對的,但,我覺得問題在結合實際時,對今後工作怎樣要求,和是否肯定反右以後這段工作上的具體做法。”

下面是父親一些集訓記錄:

“動員後讀了‘23’和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讀了彭真的講話,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過去對幹部的形勢(認識)是籠統的,尤其在農機廠學習時,聽到很多關於幹部的消極情況後,進村是比較緊張的,因此,在一段時間,我們根本不敢接近幹部,不去理幹部,2.因此,在摸了一段時間,雖然看到一些幹部比較好,也不敢解放他們,更不敢依靠他們。”

“怕右的思想是比較突出。”

“分團佈置下一段的工作‘大隊活動為主,運動在大隊,細緻的思想工作在生產隊’。(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否則很難設想依靠多數幹部的問題。”(2月16日)

討論形勢和性質,“形勢大好與階級鬥爭嚴重並不矛盾。但,也不能不看到具體的社、隊的情況不同,所以什麼工作,都要摸清情況後,從具體的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2月17日)

結合前一段工作討論工作方法,“我覺得,我在前一段工作上發動群眾上,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形勢的。但,在思想教育、即深入細緻的工作(對幹部和群眾)是不夠的。如果要改,就要補這方面的缺點。因此,我曾說過我們錯了,有了工作上的片面性。即多注意到組織發動,忽略了思想動員。”(2月18日)

[1]網路資料顯示,文化部整風從1963年開始,1965年元旦,副部長陳荒煤檢討:“電影已經形成一條完整地、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夏衍、齊燕銘和陳荒煤被免職,扣上“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寫著: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4由我負責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4 “由我負責”

1965年1月10日,張政傳達中央會議精神後,不知是誰向張政反映,父親吳荻舟對群眾講了六個鐘頭話(兩個晚上)。父親寫道:“(當時)被評為好經驗,今天又被評為要吸收的教訓。”“反映有出入,我也解釋了兩句。反正,大家提了,就作為教訓,提高注意,短點,再短點,集中突出問題,這無論如何是對的!”(1月10日)

父親還是秉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其實他已看到分歧越來越明顯:“從包的傳達中,使我意味到,分團(或者是總團部)的意見,和張政同志傳達的及他自己設想的做法有分歧。張的精神,更接近中央的,是按照‘解放群眾,打大老虎’的方針。中央一再說,這是一次群眾革命運動。沒有群眾運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勝利。中央說,不要依靠工作隊,要發動群眾,由群眾自己起來擔任自己的解放,自己來搞這個運動。”(1月12日)

和年輕人漫無邊際地聊天他也受到震動:“他們雖是積極分子,是目前貧下中農中較好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們落後得使你不敢相信。他們談虎色變地談了當地觀音廟許多爛泥菩薩‘靈’到出奇。這和我的老家在五四時的情況相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二十年代,現在是七十年代了(應是“六十年代”的筆誤),相差五十年呀!一是解放前三十年,一是解放後十五年呀!聊天中,還談了許多關於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問題。”“他們提出來要每晚都談談,我覺得這是階級覺悟的表現,要求進步,當然好,我同意了。最後他們暴露分配上的思想。”

紙質發黃粗糙,但是有彩色插頁。這是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記錄了一名社員的方方面面資料

硬皮本四清筆記第一頁,記錄了一名社員的方方面面

(圖一: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積極分子排隊第一名笪發高的優缺點,後面還有王國英、王玉才、丁文才、丁志英、陳發貴、芷德貴等。)

“我們估計,在目前群眾思想基礎下,必然會有以下問題產生:1為了擴大生產和再生產,提留數額與分配數額之間的矛盾,群眾一般地說是照顧到眼前多分的,2照顧困難戶的問題,尤其對有些有點小偷小摸,或不好好勞動,不好好安排生活引起困難的貧下中農,如不從階級路線階級友愛,以及不從改造和教育那些本身有缺點的貧下中農來看問題,思想是不易通的,3對四不清幹部的退賠問題,群眾有一種傾向,‘清洗退賠’的要求。這個要求有兩個思想基礎,一是對四不清幹部的憎恨,恨不得把他們的皮都剝下來,一是馬上分點果實要過年,也有不信任幹部的退賠計畫的,他們今天看不到將來新的正確的領導,看不到新的、運動後的情況,以‘現在的、隊內的不可信任’的現象來衡量將來。”

“在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過程中,出現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距離,一些矛盾,是必然的,必要的,問題是如何不斷地說服他們,即是如何提高他們。”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面對只有28戶社員的西隊生產隊這只“小麻雀”,父親雖有八年坐牢,八年抗戰,和香港十四年統戰工作的經驗,卻是一點不敢怠慢,數不清他和群眾開了多少次會,和多少人談過多少次話,對四不清幹部做了多少細緻工作。

“一部分青年組員,看不到農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差別,因此,看到他們開會時的散漫,和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糾纏在一起的那種不健康的必然存在的問題,有一兩位同志,對會場上的一些現象,有不耐煩,甚至有失望感,張英蘭甚至不耐煩到跑出會場,放下記錄,去給群眾抱小孩。我看到,當時也有點覺得她們這樣不對,但,一想,她們有的是團員,有的還是群眾,她們不懂政策,她們可能覺得我們讓四不清幹部申辯和算細帳,是對他們過寬了吧,其實,這是政策上明白規定的,三允許,三對口,三定,這是黨對問題的傳統態度,既不能寬放一個壞人,壞事,也不能錯定一個壞人,壞事。”(1月15日)

“他們和她們(年輕組員)已開始主動去解決問題,經過我們和他們研究和決定後,都能分頭去串聯醞釀,取得全隊群眾一致的意見,關於如何搞好生產方面,現在四不清幹部採取怠工態度,他們也主動摃(扛)起來了。”(1月16日)

外辦同事諸華來找父親,談丁志英與東隊的芷聖勇打架的事。父親聽後說:你瞭解的情況和我瞭解的不同。諸華“堅持了三次,打斷我的話”,父親最後說,我是當場看到的,你知道的是後一段,開始是芷先罵丁,丁去理論,芷摔了丁,才引起衝突的。諸華聽了自嘲:“主觀主義真害人”。父親告訴她,“先別急於處理,讓雙方冷靜一下,他們都是積極分子,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吵,我們也不能這樣一件件來解決這些個打架、吵架的問題。”(1月17日)

父親還在幫助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困難戶”爭取多一些公益照顧糧的同時,要他們檢查自己,定出今後生活的計畫,爭取以後不要照顧。(1月18日)

“公佈分配方案”的帳目返工三次都沒有搞好,打亂了原有計劃,而且父親他們要去南京開六天會,於是他在積極分子擴大會上把準備好的詳細發言提綱談了一下,佈置再次核實帳目,延後一天公佈,在他們去南京期間總結一下入村以來的工作,他還說:“我對此一無經驗,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希望大家為了下一段工作暢所欲言。”(1月20日)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寫著: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圖二:“由我負責”!多麼有擔當的父親啊。)

他這樣說,實在有難以預測的風險。通讀父親的四清日記至此,時間剛剛過半。只能說,太不容易。首先,黨內高層嚴重分歧,父親卻想“恰如其分”地搞好四清運動,我看到他的左右為難;二,他不是“老運動員”,恪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老運動員”已經難得有真心話;三,農民群眾有吵吵爭爭的普遍風氣,鬧情緒,鬧糾紛,都要幫助排解;四,北京來的幹部水準有高有低卻都自視很高,有的急躁,有的很“左”,有的還慣於放暗箭。就像父親說的:“各人都有許多毛病,真不是個別問題,而且毛病中,最普遍的是‘老毛病永遠不變’”(11月20日)。

再說父親一行從句容來到南京開會,下榻江蘇飯店。第二天,他們看到中央關於社教運動一些問題的討論紀要,似乎解答了很多疑問,又似乎增加了更多疑問。

父親回想自己參加四清是“抱著一面改造客觀,一面改造主觀世界,同時抱著搞實驗田的思想,不怕犯錯誤。也認為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這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到了具體工作的生產隊,我的思想有這樣的矛盾,鬥爭的方法是粗點好還是細點好,是火辣好和嚴肅好,對幹部是冷好,不理好,還是挽救的,熱情的好,鬥經濟還是清思想好?這一進村就為這些在傷腦筋。尤其聽到張政同志關於入村做法的安排,一再強調來一個偏面性(片面性)後,更加混亂。我的做法,是和他的有些不同的。我對他的做法,認為是求速效的,我的是文火燉熟的。當他的方法,收到速效時,許多同志開始覺得要學了,我也開始考慮是不是右了。到了清工分的說理鬥爭會時,我開始考慮,還是不追趕,一方面按照隊部的佈置,進行宣傳攻勢(這是張政的方案),擴大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個別紮根串連,一面確定通過當年四清的三個公開帳目的說理鬥爭會,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形成階級隊伍。我們的預計是在當年四清結束時,初步出現有核心的階級隊伍,和孤立四不清的主要幹部。”“另外,我們一面發動群眾擠四不清幹部交代,一面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批評和幫四不清幹部交代,和提高他們的覺悟,但,這個工作,對四清的主動交代沒有起到‘預計’的效果,很多問題還是群眾揭出來的。但,有一點,幹部在對四清運動的認識上,不敢採取像有些地方的幹部一樣頑抗和破壞的態度。”“最後在糧賬公佈時,我全面地把主要幹部(隊長)的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資本主義的、腐朽骯髒的臭思想和行為,做到進一步的宣傳(在公佈錢賬時,為了鼓勵和壯大群眾揭露的膽子,在幹部出來交代時,向群眾宣佈過一次,這一次是他在場,當著他的面揭他的臭蓋子,說明他成分雖好,過去勞動也不錯,當了多年幹部,入了黨,但,在四類分子的拉和誘、及自己墮落變化的結果,已變成一個忘本的、變質的壞幹部)的醜、髒臉貌,畫了一個輪廓,結果是群眾男男女女都發言,揭露68條大小四清的問題。”“現在看來,速度也不慢。和《二十三條》對照,方法還是基本上對頭的,當然也有缺點。比方,我們較多的集體教育和活動,個別的細緻深入的工作較少,因此,群眾積極分子的階級覺悟的提高的品質就不夠高標準。而且,今天存在著的核心力量是不夠堅強的,正是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今天開始學習檔,在一部分同志(東城組,二三十人)的發言中,而且相當多數,似乎對上次反右傾時對過去江蘇四清運動的評價‘打了一場敗仗’,要翻案。他們的依據是中央文件(《二十三條》)肯定四大方面的大好形勢是由於四清運動(共三條,這是第一條)……來的。既肯定成熟,就不能說失敗。有趣,各取所需到這個程度。一點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都沒有。”“我與北京來的同志,暫時不發言,聽完他們的話再考慮怎樣說。”(1月21日)

在會議期間聽到、看到的各地情況,供父親做了橫向比較:“下午繼續討論方法,大家在結合本身工作時,談到許多違反政策的做法,張明組裡的查封經驗,打人,罵人,推人出場,以及小東崗上四不清幹部的當,把假鬥爭當做真鬥爭,還堅不承認錯誤,老吳錯把假積極分子,當積極分子,以及小澗子也有打人的粗暴做法,這些,引起我的警惕。在公佈糧賬時,小黃小張的不耐煩、不讓幹部申辯,也是一種粗暴,我當時就批評了。”“晚上總團部召開分團以上(會議),我和北京來的其他三位司局長幹部也參加。”“會上總團長歐陽省長,說中央決定公佈《二十三條》,並說,可能有人又要180°地轉彎了。有人說這一佈告將使幹部翹尾巴,擔心被動。我檢查了一下,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缺點,但,不至要180°轉彎,不至有什麼被動。”(1月23日)

聽江渭清[1]報告:“我覺得報告中有一股氣在出。為什麼呢?說‘過去的工作是失敗了,中央哪裡提到呢?’‘失敗了,又為什麼說便於取得更大的勝利呢?既說更大的勝利,就是說過去也是勝利的。’我認為這是不錯的,但,要具體分析,應該是有個別的、或一個地區的工作是會有失敗和勝利的。也要承認,在失敗的地區的工作,也有正面的作用。比如退賠處理沒有搞,對壞幹部沒有換,正確的領導未建立的社、隊,在這方面是失敗的。相反夠六條標準的,就是勝利的。”

後來父親在發言時提了兩點感想:“1這次學習文件和聽了報告,雖然對照一下,在鎮江學習和反右後,到句容搞了一個多月的工作,由於認識上對形勢和性質有片面性,出了一些偏差,但,從總的說,情況還是好的,偏差只是個別社有,隊有,甚至是生產隊有,而且也只在個別的問題上有,因此不應再來一個大轉彎,回到原來的做法上去,2我們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裡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由於沒有(世界上)這樣的先例,過去強調還是在種試驗田,可以百花齊放,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因此出現過桃源式,小站式,廣東型,貴州型……等等,有疾風驟雨式的,有精雕細刻的等等,但,經過62-64年這一段時間的摸索,中央已經從中總結出像這樣(《二十三條》)的經驗,我認為這是比較(至少在現階段來說是)完整的,最好的做法了,更符合客觀地估計了運動的成績,估計了各條戰線所出現的大好形勢,明確地指出了運動的性質,和指出了更正確的發動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隊幹部的認識和態度。”(1月24日)

總結對生產隊幹部的態度:“我在這方面的指導思想基本是明確的:好的幹部是大多數,社教工作是挽救幹部,不是打擊幹部。同時,我們的鬥爭目的是打掉幹部的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因此,我在工作上沒有大轟大嗡,沒有把幹部對立起來鬥,更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們‘劃邊’,只對三個主要幹部(實際只有兩個)要求高點,我和他們談話基本是嚴肅、積極、熱情的。沒有大聲罵過,更沒有打過,張要餓會計飯,我也及時阻止了。青年和積極分子對幹部說理、揭露時,要幹部站,我是在中途要他坐下來談,青年不滿讓他申訴,我是允許的,還在會後,講給青年工作人員聽。退賠時,積極分子過分要求連衣服什麼都要賣掉當掉來退,我告訴他們退是要退的,但,還是要讓他們活得下去,除一個豬讓他賣掉退賠外,沒有動他的浮財,允許他提退賠計畫,限制以後的預支,這樣只降低他的生活標準,沒有絕他的炊。這是右嗎?”

父親也檢查了一些缺點,比如他們開過三次全體社員會公佈帳目,會上鬥爭隊長,叫他交代,當他交代不徹底,“群眾起來壓他時,喉嚨粗了”,群眾有時不讓他申辯,但是四清幹部沒有當場阻止群眾過火的做法,以免給群眾潑冷水。在隊長主張分田時,還說他“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做法,提高來說,這是要搞垮社會主義,搞垮公社,這是反革命行為,你是黨員,這是反黨的做法,性質是嚴重的,你要好好交代!”

根據父親的日記,那次張政傳達完中央工作會議對四清的意見後,說他要再來一個偏面性的做法,剪辮子。沒幾天,他就在鈐塘搞了一場打老虎的大鬥爭會,還吸收了大澗子大隊的幾個生產隊去聽,那些積極分子回來後就逼著父親照辦,要把張廟公社南崗大隊和鈐塘大隊的幹部調來鬥,他們組裡的青年也說要趕上去。父親說,慢慢來,沒有讓他們“趕”。(1月25日)

南京那幾天的會議越開越緊張,最後簡直覺得全部錯了,馬上要糾偏,認錯。有的地方情節還挺嚴重,“打人,綁人,吊人,一個多月死了幾十個人,還有一些餓飯,疲勞轟炸,變相禁閉,通宵不准回家。急如星火地要各隊派人回去糾偏。”(1月26日)

1月26日下午父親一行回村,晚上開了兩個會,一個是向群眾告別會——他們將回北京過春節,一個是傳達會議精神和《二十三條》。

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是生產隊長王正和的表態。紙質粗糙發黃,彩頁是無錫太湖風景。

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是生產隊長王正和的表態。

(圖三:另一本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隊長王正和1月27日晚的表態。還寫著一個問題:“為什麼說農民中以貧農下中農是最革命的,但,農民和工人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工人才是最先進革命?”這是父親在一次黨課學習時提出的問題[2],討論要丟掉哪些東西才能趕上無產階級?)

雖然處在疾風暴雨中,父親保持著良好心態。1月28日一早,向社員辭行後他走上山崗:“在小澗子背後的山崗上,剛出的太陽,浸在帶著濃重的雨雲的雲海,對面山崗上是一列茅屋和一堆灌木叢,太陽夾在中間,一幅非常美的畫,這時遠處有小雨霧,更覺得深厚和含蓄。”(1月28日)

[1] 江渭清:360百科稱,1956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

[2]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及黨的階級成分:69%是農民,工人只佔14%。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瞭解實況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 瞭解實況

除了東深供水工程,父親吳荻舟在晚年回憶錄提綱中提及回內地後、文化大革命前的另一項內容就是“四清”。“四清”這個詞我是知道的,雖然那時候還小,但也知道四清關係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父親留下的四清資料比較多。1964年10月底開始,他用兩本四清工作筆記記錄下四清政策,四清內容,農村情況,村裡存在的問題,工作安排,工作進度;某些案例思想鬥爭過程、思想變化的原因、犯錯誤的經過;個人交代的內容,談話要點記錄,群眾反映情況的記錄;一些名單如耕讀小學學生名單,缺糧戶名單,貧協籌備小組成員名單、賭錢者名單等等。從中我看到笪、芷這兩個姓是當地大姓;又看到全生產隊28戶人家就有9戶人家缺糧;還有什麼叫“排隊”,什麼叫“放包袱”,什麼叫“洗手洗澡擦背”等等。還有三本日記,看得出父親是把四清當作瞭解中國農村情況和改造自己的機會,非常認真。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圖一:父親的四清筆記本,有兩個購自當地,由鎮江市地方國營前進印刷廠制,硬面,裡面紙質粗糙但有彩色插圖。)

四清是一場在1963年至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時是在農村“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稱“小四清”,也叫“當年四清”,後來在城鄉“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稱“大四清”。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怎麼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怎麼看包產到戶有嚴重意見分歧,加之國際上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分歧,前蘇聯批評“三面紅旗”,美國搞“和平演變”,形勢緊張。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對反修防修有強烈的緊迫感,對任何異議都高度警惕。

我看過黨史專家李新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裡講述的桃源經驗:“工作組先入為主,所以看見村幹部就不順眼,總以為他們都是四不清幹部。”“工作組的權力很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幹部。”我也看過薄一波回憶:“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感覺驚心動魄。

那麼父親的“四清”又是怎樣的?晚年父親曾回憶,他們除破獲盜牛案並拘回越獄潛逃到宿淞的盜牛犯外,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當時我從港澳回來,按黨的一貫實事求是去做”,結果有人向上級報告說他思想“右傾”,沒有清出成績,沒有抓到農村已爛掉的幹部,反而解放了幹部,他遭四清總領隊批評。父親回顧說,能捉到盜牛犯,是因為“有”這回事,捉不出“四不清”幹部,是因為“無”。父親還說:直到《二十三條》[1]下達後,他才算沒事了,他說,現在看(我的做法)還是對的,即使個別生產隊幹部有缺點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該上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通讀父親的日記,就像通過父親的眼睛看當時的中國農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有點“錯亂”——畢竟已經是五十年前,何止物是人非。看得我膽戰心驚,生怕他犯那些“左”、“右”、“形左實右”的錯誤,是個害人的角色,也怕看到他挨整。但是為了瞭解那個時代,瞭解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故事,我還是決定通讀筆記,儘量梳理,諸如運動形式和方法,中央對形勢的評估,父親的認識,運動的具體事例等。父親在寫完第一本日記後,在扉頁上寫:“堅持記下去!”我也對自己說:“堅持讀下去!”

在白皮四清日記本扉頁寫著“堅持記下去”,以及日期“1965.2.16補記”

四清日記本扉頁寫著“堅持記下去”,是吳荻舟鼓勵自己“改造思想”,補上在海外工作缺失的“階級鬥爭”的課。

(圖二:第一本日記扉頁上寫著:“堅持記下去!1965年2月16日補記完15日的日記後寫”。)

父親1964年10月21日離京去江蘇句容,翌年5月25日回京,為時七個月。四清工作分兩個階段的“蹲點”,先是北京來的幹部集中學習文件(之前在北京已經組織學習討論),父親稱“學習的蹲點”;然後這些北京來的幹部分散到大隊或者生產隊,才開始真正的蹲點,先搞地方幹部和地方青年(借幹)的培訓和“三查”、然後揭發審核大隊和生產隊幹部以及地富分子,查到貪腐的要退賠。在“學習的蹲點”階段,和父親一個組的都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同事,多數是十六級以上的幹部,“大家都有一定的工作和理論水準”。下放到生產隊蹲點時,每隊六個幹部,只有一個外辦的,其餘是地方的借幹。

10月23日11點20分,在陰雨中一行到達鎮江,住進招待所。下午去遊覽焦山,第二天又遊覽金山,父親興致勃勃抄下江天禪寺(金山寺,據說乾隆遊此七次)的題畫、對聯。可是隨後他們就“檢討”了:“我們幾個原來的行政組長談到到後生活有點鬆散,這和當前的工作形勢——一切戰鬥化、革命化有點不合,地委招待得太好,決定搬出招待所住到公社,組織學習,一釜煮一下”。父親接著寫道:“過去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有點落後之感,加速度跟上去”,他批評自己“這兩天遊覽,注意的多是古字、古畫。似還有小資的所好,應注意。”(10月24日)

關於句容和這次四清,父親有一段地委[2]秘書長、政治部主任、農工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等領導在場的會議記錄:

  1. 全縣3600多生產隊,33個公社;
  2. 訓練學習一個月,4個檔,20天。三查作風,思想,成分,10天。包括休息四天,11月25日-30日進隊,進村的交通運輸,也要四五天。
  3. 句容,老區,縣委除一個為當地幹部,四五個副書記都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
  4. 土改檔案,基本都有。群眾落後。
  5. 33個公社29萬人。
  6. 11月中秋種也過了。入冬後主要是積肥,這年較豐產約50億斤,交公糧一億。
  7. 大煉鋼鐵時有些破壞,搞了一些大水庫。文化低,多是外地(湖南、蘇北)來的人多。茅山和尚,道教有歷史地位。
句容地圖,吳荻舟四清所在地是大澗子大隊西隊。

網上查到句容地圖,吳荻舟四清所在地是大澗子大隊西隊。

(圖三:句容南門外、父親去四清那片地區,上有句容,左南京,右鎮江,右下方是茅山。)

看父親記錄的宜興大隊大隊長報告可以感受四清運動的規模:“(北京來的)一萬多人的一個集中行動,交通,住地,給養,醫療……在三五天內(15-19)都基本解決了”,“地委的領導和各部門的配合和支援,以及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從十一個縣,集中了一萬二千多幹部和知識青年,20-22全集中完畢,23日就開始學習。”(10月26日)

還有各大隊先遣隊出發的那個寒冷的淩晨,父親在天臺上看著:“天還沒有亮,東方地平線上是一線通紅的火一般的朝霞,大地還是烏黑,兩個大射燈,從門樓及屋頂朝空地上集中著人群和車輛(7輛公共汽車,一輛帶拖車的卡車)射去,顯出了大地上一塊特別光亮的焦點,從各宿舍,負著行李包的青年們、幹部們,越來越(多)地向空地上集中,這氣象是大軍團拂曉作戰時才可看見的,但,這是在不同的環境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對敵人企圖復辟的一個殲滅戰,所以在燈火通明下集合,不是在黑夜裡摸黑集合。我在天臺上看著這樣的情景,心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想到我們就要進入農村,投入戰鬥了,浮起了一股信心,和又感到沒有經驗的沉重的擔子。怎樣才能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高標準地完成任務?”(12月1日)

四清過程中,有時候他們會到南京或者地縣連續幾天集中學習,參加地委會議,傳達中央文件,平時晚上也常常開小組會或者支委擴大會,學習社論、簡報,隊員守則,互相提意見。有時候和四清幹部、公社、大隊或生產隊幹部、積極分子開會,聽取他們報告情況,討論、談話,還可以看看電影如《抓壯丁》、《千萬不要忘記》、《早春二月》等,間或有文藝晚會。看完電影或節目,父親會在日記裡評論幾句,如“單薄,概念化,鬥爭不尖銳,生活氣味還是少”,“實在沒看頭”等,那是他的老本行。其他時間儘量和貧下中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座談、談話、搞調查。

關於“三同”,父親認為,不是形式上去強調生活水準的下降,更不要以為找到最髒最臭的人家住下去,就是做到了三同。他寫道:“中央提出要堅持三同,這是對的,必須堅持。但,中央要求三同的精神是由於我們這些進城後脫離實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幹部太多,階級感情少了,對群眾的疾苦熟視無睹了,對革命的最終目的、對目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漠不關心了。要我們到下面去,在仍然受苦受難、遭受混進來的四類分子、蛻化變質幹部…欺壓的農民群眾(主要是貧下中農)中和他們同甘苦,建立階級感情,共同推動農村的反四不清,反政治復辟的革命鬥爭。三同是為了進一步堅定我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觀點和工作方法(調研等)。”(11月27日)

我們小時候聽說過“三同”,還有一首歌:“小斑鳩,咕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同我住的一間屋呀,同我吃的一鍋飯。白天下地勤勞動(搞生產),回來掃地又喂豬。媽媽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幹部。”歌頌很容易,現實很複雜,那時我們雖然會唱,但完全不懂,這次整理父親的筆記,終於有機會瞭解。

根據父親記錄,“句容是個全省裡較差的縣,雖然這二年生產方面有了發展,但,人民生活還是很苦,人民的積極性還很差。”“貧下中農有意見,說解放前在地主下生活,解放後也是在地主下生活。據說城東公社有地富反壞分子410,其中地主有240人,56年有千多人鬧退社,62年變天謠言倡狂時,幹部要集中睡。這裡(城東)有四個特點:1和縣城接近,資本主義活動多;2多次搞試點,運動多,農民有一句說法,稱自己是運動員,每次運動又沒有取得成就,有厭煩;3生產搞不上去,地富日子好過,貧下中農苦,文化落後,幹部革命意志衰退;4對地富兒子不養父母,當了幹部,有意見,未及時解決。”(10月26日)

父親很注意觀察,比如在不到千人、只有一條街的丹徒鎮,他走完一條街,就瞭解到許多。有一個規模不小的百貨店,有一個劇院,有小館子。西側一個小村裡,有的農民家“不止一個熱水瓶的,有的也有收音機,但,他們的衣著都很破舊。”一名青年菜農告訴父親:一家四口,夫(全勞力)妻(半勞力)和兩個小孩,合起來就是一個半勞力,全月掙450工分,全年大約可做到5000工分,500個勞動日,每日1.5元,全年收入750元。每月60元左右。月吃米200斤,28元,日用及其他,60元也都用出去了。

信步走到鎮東頭,就是去諫壁鎮的火車站,父親花一角錢買車票,又到了諫壁鎮,那裡比丹徒鎮大,有四個工廠,人口一萬左右,是交通要道,公路上車不少,鎮上連南方的香蕉也有得賣。父親甚至瞭解到:這裡有一個韓信放的鐵風箏尾,插在一個洞裡,迄今無法拔出來,鎮上的人說,連大煉鋼鐵時也沒把它毀掉。(10月29日)

父親和很多老鄉談過話,他都有記錄。比如一位青年團員是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勞動了兩年,18歲,其父是生產大隊隊長,黨員。他說,公社原來的副書記思想退化,搞女人,現為隊委,沒有受到處分,他感到很不滿。他認為目前農村裡生產是好,但,幹部的革命目的模糊了,只考慮自己一個家庭的生活,很少注意集體,資產階級思想抬頭,不勞動,吃東家吃西家,一個春節到處有人請,平時只搞自己的自留地。(10月29日)

從父親在一次傳達之後所記,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國內形勢的評估:“毛主席說如此下去,少則數年,十年,多則幾十年,黨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國家就要改變顏色,已不是聳動聽聞的話,不是沒有客觀基礎,黔40多縣,兩個縣壞掉了,陵市也兩個部門壞掉了。有反動組織,準備了三套班子,以迎赫、蔣、彭。這還不止,在這鬥爭中,右的思想還是主要的,這不很危險嗎?對敵我鬥爭形勢估計不足還是主要的,這不是思想作風(官僚主義)的問題,是各級領導的階級根源,和官大了起了變化的問題”,是“上了台、做了官,不思放棄既得權勢的問題”( 10月28日)。

10月30日的日記記載,當天到地委開會,講反右傾,傳達李雪峰的信及中央對信的批語,“根據下來後接觸到的情況看來,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很必要,假定不是在百萬大軍打殲滅戰的前夜進行這樣一個思想準備工作,後果將不可估計。中央真是了不起!”據他的記錄,“江蘇鎮江專區自去年二三月間搞試點後,接著又搞了兩批,一批四個公社,一批七個公社,可是一批不如一批,群眾反映說:壞幹部昂頭,群眾搖頭,四類分子未低頭,貧下中農未抬頭。四清工作隊兩頭挨駡。(10月30日)

關於李雪峰的信,我查了一下資料。李雪峰(1907~2003)四清時任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他親自帶隊去四清,在地委書記會議上發現,縣委對四清運動的抵觸情緒很大,有的甚至聲言根本反對四清,拒絕到會,遂寫信給劉少奇表示不同意見,中央予以批轉。父親提到的“百萬大軍打殲滅戰”,是指劉少奇主持的四清,“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四清”,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一個縣派一個大工作團,大兵團搞四清。這種做法遭到毛澤東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毛澤東授意李雪峰“南北開戰”。

[1] 《二十三條》:父親說“直到《二十三條》下達後才算沒事了”,是指1965年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提出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要儘早解放大批幹部,還有退賠可以減緩免等,糾正了四清前期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據說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二十三條》首次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所指。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裡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一條罪狀;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說制定《二十三條》時走資派就引起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他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要把劉少奇搞掉?他回答“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

[2] 地委:地區黨委的簡稱,級別在省委以下,縣委以上,一般分管數縣、鄉。句容屬於鎮江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所以這裡的地委,應該是指當時的鎮江地委。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檔放在裡面)取出檔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党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