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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瞭解實況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 瞭解實況

除了東深供水工程,父親吳荻舟在晚年回憶錄提綱中提及回內地後、文化大革命前的另一項內容就是“四清”。“四清”這個詞我是知道的,雖然那時候還小,但也知道四清關係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父親留下的四清資料比較多。1964年10月底開始,他用兩本四清工作筆記記錄下四清政策,四清內容,農村情況,村裡存在的問題,工作安排,工作進度;某些案例思想鬥爭過程、思想變化的原因、犯錯誤的經過;個人交代的內容,談話要點記錄,群眾反映情況的記錄;一些名單如耕讀小學學生名單,缺糧戶名單,貧協籌備小組成員名單、賭錢者名單等等。從中我看到笪、芷這兩個姓是當地大姓;又看到全生產隊28戶人家就有9戶人家缺糧;還有什麼叫“排隊”,什麼叫“放包袱”,什麼叫“洗手洗澡擦背”等等。還有三本日記,看得出父親是把四清當作瞭解中國農村情況和改造自己的機會,非常認真。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圖一:父親的四清筆記本,有兩個購自當地,由鎮江市地方國營前進印刷廠制,硬面,裡面紙質粗糙但有彩色插圖。)

四清是一場在1963年至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時是在農村“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稱“小四清”,也叫“當年四清”,後來在城鄉“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稱“大四清”。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怎麼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怎麼看包產到戶有嚴重意見分歧,加之國際上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分歧,前蘇聯批評“三面紅旗”,美國搞“和平演變”,形勢緊張。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對反修防修有強烈的緊迫感,對任何異議都高度警惕。

我看過黨史專家李新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裡講述的桃源經驗:“工作組先入為主,所以看見村幹部就不順眼,總以為他們都是四不清幹部。”“工作組的權力很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幹部。”我也看過薄一波回憶:“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感覺驚心動魄。

那麼父親的“四清”又是怎樣的?晚年父親曾回憶,他們除破獲盜牛案並拘回越獄潛逃到宿淞的盜牛犯外,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當時我從港澳回來,按黨的一貫實事求是去做”,結果有人向上級報告說他思想“右傾”,沒有清出成績,沒有抓到農村已爛掉的幹部,反而解放了幹部,他遭四清總領隊批評。父親回顧說,能捉到盜牛犯,是因為“有”這回事,捉不出“四不清”幹部,是因為“無”。父親還說:直到《二十三條》[1]下達後,他才算沒事了,他說,現在看(我的做法)還是對的,即使個別生產隊幹部有缺點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該上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通讀父親的日記,就像通過父親的眼睛看當時的中國農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有點“錯亂”——畢竟已經是五十年前,何止物是人非。看得我膽戰心驚,生怕他犯那些“左”、“右”、“形左實右”的錯誤,是個害人的角色,也怕看到他挨整。但是為了瞭解那個時代,瞭解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故事,我還是決定通讀筆記,儘量梳理,諸如運動形式和方法,中央對形勢的評估,父親的認識,運動的具體事例等。父親在寫完第一本日記後,在扉頁上寫:“堅持記下去!”我也對自己說:“堅持讀下去!”

在白皮四清日記本扉頁寫著“堅持記下去”,以及日期“1965.2.16補記”

四清日記本扉頁寫著“堅持記下去”,是吳荻舟鼓勵自己“改造思想”,補上在海外工作缺失的“階級鬥爭”的課。

(圖二:第一本日記扉頁上寫著:“堅持記下去!1965年2月16日補記完15日的日記後寫”。)

父親1964年10月21日離京去江蘇句容,翌年5月25日回京,為時七個月。四清工作分兩個階段的“蹲點”,先是北京來的幹部集中學習文件(之前在北京已經組織學習討論),父親稱“學習的蹲點”;然後這些北京來的幹部分散到大隊或者生產隊,才開始真正的蹲點,先搞地方幹部和地方青年(借幹)的培訓和“三查”、然後揭發審核大隊和生產隊幹部以及地富分子,查到貪腐的要退賠。在“學習的蹲點”階段,和父親一個組的都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同事,多數是十六級以上的幹部,“大家都有一定的工作和理論水準”。下放到生產隊蹲點時,每隊六個幹部,只有一個外辦的,其餘是地方的借幹。

10月23日11點20分,在陰雨中一行到達鎮江,住進招待所。下午去遊覽焦山,第二天又遊覽金山,父親興致勃勃抄下江天禪寺(金山寺,據說乾隆遊此七次)的題畫、對聯。可是隨後他們就“檢討”了:“我們幾個原來的行政組長談到到後生活有點鬆散,這和當前的工作形勢——一切戰鬥化、革命化有點不合,地委招待得太好,決定搬出招待所住到公社,組織學習,一釜煮一下”。父親接著寫道:“過去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有點落後之感,加速度跟上去”,他批評自己“這兩天遊覽,注意的多是古字、古畫。似還有小資的所好,應注意。”(10月24日)

關於句容和這次四清,父親有一段地委[2]秘書長、政治部主任、農工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等領導在場的會議記錄:

  1. 全縣3600多生產隊,33個公社;
  2. 訓練學習一個月,4個檔,20天。三查作風,思想,成分,10天。包括休息四天,11月25日-30日進隊,進村的交通運輸,也要四五天。
  3. 句容,老區,縣委除一個為當地幹部,四五個副書記都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
  4. 土改檔案,基本都有。群眾落後。
  5. 33個公社29萬人。
  6. 11月中秋種也過了。入冬後主要是積肥,這年較豐產約50億斤,交公糧一億。
  7. 大煉鋼鐵時有些破壞,搞了一些大水庫。文化低,多是外地(湖南、蘇北)來的人多。茅山和尚,道教有歷史地位。
句容地圖,吳荻舟四清所在地是大澗子大隊西隊。

網上查到句容地圖,吳荻舟四清所在地是大澗子大隊西隊。

(圖三:句容南門外、父親去四清那片地區,上有句容,左南京,右鎮江,右下方是茅山。)

看父親記錄的宜興大隊大隊長報告可以感受四清運動的規模:“(北京來的)一萬多人的一個集中行動,交通,住地,給養,醫療……在三五天內(15-19)都基本解決了”,“地委的領導和各部門的配合和支援,以及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從十一個縣,集中了一萬二千多幹部和知識青年,20-22全集中完畢,23日就開始學習。”(10月26日)

還有各大隊先遣隊出發的那個寒冷的淩晨,父親在天臺上看著:“天還沒有亮,東方地平線上是一線通紅的火一般的朝霞,大地還是烏黑,兩個大射燈,從門樓及屋頂朝空地上集中著人群和車輛(7輛公共汽車,一輛帶拖車的卡車)射去,顯出了大地上一塊特別光亮的焦點,從各宿舍,負著行李包的青年們、幹部們,越來越(多)地向空地上集中,這氣象是大軍團拂曉作戰時才可看見的,但,這是在不同的環境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對敵人企圖復辟的一個殲滅戰,所以在燈火通明下集合,不是在黑夜裡摸黑集合。我在天臺上看著這樣的情景,心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想到我們就要進入農村,投入戰鬥了,浮起了一股信心,和又感到沒有經驗的沉重的擔子。怎樣才能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高標準地完成任務?”(12月1日)

四清過程中,有時候他們會到南京或者地縣連續幾天集中學習,參加地委會議,傳達中央文件,平時晚上也常常開小組會或者支委擴大會,學習社論、簡報,隊員守則,互相提意見。有時候和四清幹部、公社、大隊或生產隊幹部、積極分子開會,聽取他們報告情況,討論、談話,還可以看看電影如《抓壯丁》、《千萬不要忘記》、《早春二月》等,間或有文藝晚會。看完電影或節目,父親會在日記裡評論幾句,如“單薄,概念化,鬥爭不尖銳,生活氣味還是少”,“實在沒看頭”等,那是他的老本行。其他時間儘量和貧下中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座談、談話、搞調查。

關於“三同”,父親認為,不是形式上去強調生活水準的下降,更不要以為找到最髒最臭的人家住下去,就是做到了三同。他寫道:“中央提出要堅持三同,這是對的,必須堅持。但,中央要求三同的精神是由於我們這些進城後脫離實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幹部太多,階級感情少了,對群眾的疾苦熟視無睹了,對革命的最終目的、對目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漠不關心了。要我們到下面去,在仍然受苦受難、遭受混進來的四類分子、蛻化變質幹部…欺壓的農民群眾(主要是貧下中農)中和他們同甘苦,建立階級感情,共同推動農村的反四不清,反政治復辟的革命鬥爭。三同是為了進一步堅定我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觀點和工作方法(調研等)。”(11月27日)

我們小時候聽說過“三同”,還有一首歌:“小斑鳩,咕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同我住的一間屋呀,同我吃的一鍋飯。白天下地勤勞動(搞生產),回來掃地又喂豬。媽媽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幹部。”歌頌很容易,現實很複雜,那時我們雖然會唱,但完全不懂,這次整理父親的筆記,終於有機會瞭解。

根據父親記錄,“句容是個全省裡較差的縣,雖然這二年生產方面有了發展,但,人民生活還是很苦,人民的積極性還很差。”“貧下中農有意見,說解放前在地主下生活,解放後也是在地主下生活。據說城東公社有地富反壞分子410,其中地主有240人,56年有千多人鬧退社,62年變天謠言倡狂時,幹部要集中睡。這裡(城東)有四個特點:1和縣城接近,資本主義活動多;2多次搞試點,運動多,農民有一句說法,稱自己是運動員,每次運動又沒有取得成就,有厭煩;3生產搞不上去,地富日子好過,貧下中農苦,文化落後,幹部革命意志衰退;4對地富兒子不養父母,當了幹部,有意見,未及時解決。”(10月26日)

父親很注意觀察,比如在不到千人、只有一條街的丹徒鎮,他走完一條街,就瞭解到許多。有一個規模不小的百貨店,有一個劇院,有小館子。西側一個小村裡,有的農民家“不止一個熱水瓶的,有的也有收音機,但,他們的衣著都很破舊。”一名青年菜農告訴父親:一家四口,夫(全勞力)妻(半勞力)和兩個小孩,合起來就是一個半勞力,全月掙450工分,全年大約可做到5000工分,500個勞動日,每日1.5元,全年收入750元。每月60元左右。月吃米200斤,28元,日用及其他,60元也都用出去了。

信步走到鎮東頭,就是去諫壁鎮的火車站,父親花一角錢買車票,又到了諫壁鎮,那裡比丹徒鎮大,有四個工廠,人口一萬左右,是交通要道,公路上車不少,鎮上連南方的香蕉也有得賣。父親甚至瞭解到:這裡有一個韓信放的鐵風箏尾,插在一個洞裡,迄今無法拔出來,鎮上的人說,連大煉鋼鐵時也沒把它毀掉。(10月29日)

父親和很多老鄉談過話,他都有記錄。比如一位青年團員是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勞動了兩年,18歲,其父是生產大隊隊長,黨員。他說,公社原來的副書記思想退化,搞女人,現為隊委,沒有受到處分,他感到很不滿。他認為目前農村裡生產是好,但,幹部的革命目的模糊了,只考慮自己一個家庭的生活,很少注意集體,資產階級思想抬頭,不勞動,吃東家吃西家,一個春節到處有人請,平時只搞自己的自留地。(10月29日)

從父親在一次傳達之後所記,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國內形勢的評估:“毛主席說如此下去,少則數年,十年,多則幾十年,黨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國家就要改變顏色,已不是聳動聽聞的話,不是沒有客觀基礎,黔40多縣,兩個縣壞掉了,陵市也兩個部門壞掉了。有反動組織,準備了三套班子,以迎赫、蔣、彭。這還不止,在這鬥爭中,右的思想還是主要的,這不很危險嗎?對敵我鬥爭形勢估計不足還是主要的,這不是思想作風(官僚主義)的問題,是各級領導的階級根源,和官大了起了變化的問題”,是“上了台、做了官,不思放棄既得權勢的問題”( 10月28日)。

10月30日的日記記載,當天到地委開會,講反右傾,傳達李雪峰的信及中央對信的批語,“根據下來後接觸到的情況看來,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很必要,假定不是在百萬大軍打殲滅戰的前夜進行這樣一個思想準備工作,後果將不可估計。中央真是了不起!”據他的記錄,“江蘇鎮江專區自去年二三月間搞試點後,接著又搞了兩批,一批四個公社,一批七個公社,可是一批不如一批,群眾反映說:壞幹部昂頭,群眾搖頭,四類分子未低頭,貧下中農未抬頭。四清工作隊兩頭挨駡。(10月30日)

關於李雪峰的信,我查了一下資料。李雪峰(1907~2003)四清時任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他親自帶隊去四清,在地委書記會議上發現,縣委對四清運動的抵觸情緒很大,有的甚至聲言根本反對四清,拒絕到會,遂寫信給劉少奇表示不同意見,中央予以批轉。父親提到的“百萬大軍打殲滅戰”,是指劉少奇主持的四清,“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四清”,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一個縣派一個大工作團,大兵團搞四清。這種做法遭到毛澤東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毛澤東授意李雪峰“南北開戰”。

[1] 《二十三條》:父親說“直到《二十三條》下達後才算沒事了”,是指1965年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提出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要儘早解放大批幹部,還有退賠可以減緩免等,糾正了四清前期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據說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二十三條》首次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所指。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裡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一條罪狀;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說制定《二十三條》時走資派就引起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他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要把劉少奇搞掉?他回答“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

[2] 地委:地區黨委的簡稱,級別在省委以下,縣委以上,一般分管數縣、鄉。句容屬於鎮江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所以這裡的地委,應該是指當時的鎮江地委。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檔放在裡面)取出檔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党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3內外有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到北京

3 內外有別

    父親吳荻舟、母親張佩華在經受初到北京的各種洗禮,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快樂成長的天空。

與在香港時相比,北京的童年生活新鮮刺激。上學放學排路隊,路上還有馬拉車,馬屁股後面都掛著糞兜子。中午,老師會挨家挨戶檢查學生有沒有睡午覺。下午,到院子裡的同班同學家一起做功課,然後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同齡孩子一起跳皮筯,捉迷藏,爬煙囪,追追跑跑,玩各種戶外遊戲。從香港帶回來的三輪車成為全院小孩子的玩具,大家排隊輪流騎。要不然就去學雷鋒(1963年毛澤東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做好事,扶老人過馬路、幫清潔工人推車上坡、幫小賣部卸菜等。有幾年小學各班都種蓖麻,可以榨油,有一陣子還興養蠶,到處找桑葉喂蠶。我們在家中小陽臺養雞養兔,肉和雞蛋用於改善伙食,皮毛賣給樓下廢品收購站。春天學校帶隊去春遊,清明帶隊去八寶山烈士陵園掃墓;夏天跟著大孩子去游泳,抓蝴蝶蜻蜓知了,到護城河邊割草喂兔子,大槐樹下捉蟲喂雞。秋天去香山看紅葉,爬最高峰“鬼見愁”;冬天下雪,北風吹在臉上如刀割,卻可以在結冰的河面玩。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一:從宿舍後門(東、照片左邊)出去,就是護城河(現在的二環路、對著中央音樂學院那段),我和妹妹常在河邊玩耍,夏天在河坡上為家裡養的兔子割草,撈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溜冰。)

參加少先隊、戴上紅領巾後,我曾獲選參加天安門廣場國慶活動,小學生的任務是“組花邊”。從放暑假就開始練習按照指令舉起手裡不同顏色的紙花。長時間站立,長時間把花束高舉過頭,頗累,卻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光榮任務,記得身高是獲選的其中一個條件,我那時1米56。正式遊行那天早上不到五點就集合,待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已經過午,輪到我們歡呼著湧向天安門,我只記得大家都焦急地找: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毛主席?城樓上有些模糊的身影,但是看不清面孔。

有一次北京電視臺到學校招小演員,我氣喘吁吁從家跑到學校,不記得在擠滿人的辦公室問答了些什麼,總之是被錄取,從此課餘多了電視臺活動,做小品練習,錄製節目,我和電視臺的顧守業老師許多年後還保持聯繫。

雖然有時候因為來自“香港”這個身份背景、或者乾脆就因為一件不一樣的衣服,也會受到一些委屈,但比起爭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品學兼優的好孩子,那都算不了什麼。

當時我渾然不知,回到內地對父母而言就意味著更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領導意圖,更多政治運動。

我在整理父親1964年6月9日寫的一份“五反後的自我檢查”[1]才得知,除了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1963年有過另一次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五反 ”運動。

父親的“檢查”如下:

1政策水準提高了一些,辦案子多半能結合當前形勢和政策去考慮,成品率較高,反(返)工較少,更能體現領導意圖了;2學習大慶精神後,積壓案子較少,催辦、檢查的習慣在逐步養成了;3單幹作風、事物主義有所克服,大案子一般能做到和同志或有關單位商量,集中意見後再辦,普通案子,一般能提出要點、看法、或方向後,交同志去辦,不再眉毛鬍子一把抓,給零估、門市拖著跑;4具體工作上的領導作風有改進,注意抓方針和品質,注意發揮具體工作同志的獨立思考(如接待工作);5清高、自負和英雄主義有所克服,對過去的成績和錯誤,不再多提,也不再多解釋;6仔肩軟有改進;7對組內同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問題,較前能主動關心,對社會群眾(人民)來信,做到了思想上重視,主動負責去辦。

有些新的和舊的缺點和錯誤,當待進一步加以克服1辦案子還不夠認真負責,有的僅做到“擬予同意”,比如外文書店向美國書商進口書問題,未把情況弄清楚,就簽了一個“擬予同意”,領導同志問起情況來,答不上;2對問題不夠反復考慮,提不出意見,或提出意見,不能堅持;3機械理解海外方針,當國內大搞現實題材時,對派出與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形勢十分不調和的節目到香港,提不出意見;4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學習計劃,沒有堅持,這一年來,經典著作讀得很少;5組內的基本建設,還是沒有把整改提出的方案落實。

吳荻舟

1964年.6.29

陳真並各同志:這裡我初步檢查了一年多來克服缺點、錯誤的情況作為小組給我做鑒定的材料,請批評補充。為了及時把組織鑒定送出,不必把鑒定送給我看了,只要事後告訴我,以便我改進就得了。

吳荻舟

這份資料也附有“黨小組對吳荻舟同志鑒定的意見”:

一.   基本同意吳荻舟同志的自我鑒定;

二.   工作積極、熱情、肯幹;

三.   長期在港澳工作,有較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總結提高不夠;

四.   對同志關心,平等相待;

五.   肯學習,但學習效果不夠好;

六.   看問題觀點不夠明確,原則性和鬥爭性不夠強;

請組內傳閱修改。(已傳閱過)

從這份檢查裡可以看到,工作方面,父親有很多“案子”要辦,比如外文書店進口圖書、派出節目到香港、接待、處理群眾來信等等;環境方面,看到他的責任、上下級關係,看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必須顧慮到很多“領導意圖”、“主義”和“作風”,而他也確實誠心誠意要改進自己,不過不能“總結提高”到新環境要求的高度。

父親留下的遺文中,1963年8月21日廖承志對梁(威林)等人的談話顯示,如果父親還在香港,他就不用參加這次“五反”:

  1. 在目前的國內外形勢下,港澳工作方針是否有變?
  2. 報紙的宣傳方針,過去提不反蘇反共,但未提對英的問題。社會化問題,該怎樣體會?
  3. 工委的組織機構,和幹部補充。
  4. 不搞五反,是否可以在委組以上進行教育。
  5. 成立企業管理機構問題?
  6. 今後的工作中心:
  • 對外中心搞反修。
  • 對內以反修為綱進行階級教育。

階級教育怎樣搞法?

不管怎樣搞,不能搞運動,只能搞“學習”。但,也不要搞得很廣,先只限在工委一級,並且一線線地搞,還只能“和風細雨”,談不通的就掛起來。

從第四條和廖承志最後一段話可以看到,內外(內地和香港)是很有別的。回到內地,父親就受到“內”的待遇,被牽扯到不斷的鬥爭中。

關於“鬥爭”,四清筆記告訴我很多,這裡先按下不表,只記下其他一些涉及父親工作的遺文資料。

l964年5月間,有一次為處理“兩航”留港機構的設置問題,民航局陳耀寰、陸元斌一行到位於中南海裡面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開會,與父親不期而遇。會議是由吳凡吾[2]主持,他臨時叫人去找父親參加會議,說他對港澳地區的情況更熟悉。陳耀寰和陸元斌說:那次會議作出保留中國航空公司香港辦事處的決定,給中國民航留下一個展望世界民航發展動態的“視窗”,也為改革開放後致力於開拓香港地區航線有了一個據點(陳耀寰、陸元斌回憶文章《喜迎香港回歸 緬懷荻舟同志》《吳荻舟》)。

除了像陳躍寰和陸文斌這樣的偶遇外,因為父親經常接待港澳訪京人士、文藝界人士,不時見報,一些失聯的老朋友得知他的消息,從而與他取得聯繫。我有一封1965年10月20日孫慕辛來信,並附他們寫給“文協負責同志”的信:

文協負責同志:

對不起的很,想麻煩您們代找一個人,前些天在收音機裡聽到吳荻舟同志的名字,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是老同志,分別已有二十多年了,一直不知他的音信。因為我們過去都是在文化戰線工作的,我們想他可能不會改行。只聽到他的名字,但不知他在哪個單位工作,因此只有來麻煩代找一下。請您們大力的幫助一下,我們是感激不盡了。如實在無法找到,請回個信。

敬禮

張琢,孫慕辛

文協批示:吳在外辦港澳組工作,請轉外辦吳荻舟同志。

荻舟隊長:

您如果能接到這封信也一定會高興吧。在收音機裡聽到您的名字,我和張琢都非常高興。但不知您在北京哪裡工作。因此我們考慮了很久,只有請文協的同志幫忙找。也許有希望,等聯繫上了我們再談別後詳情。

張琢工作很忙,這信是由我寫的。

敬禮

孫慕辛

父親在信旁注明:10月31日回

在本連載第三章《瀝血八年》裡已提及,張琢是1941年秋由徐洗塵和胡振表介紹到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工作的,l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曾陪父親到香港去見《華商報》的饒彰風,後來五、七兩隊按照當時廣州地下黨的要求,將兩隊的主要人員和演出器材設備轉移到香港。

想必父親給張琢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懷念吳荻舟》一文中回顧當時情形說: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下薪金後,在隊員中平均分配,這些制度均是周恩來同志提倡的,而被全體隊員自覺接受而形成了長期貫徹執行的優良傳統制度。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強有力。吳荻舟自1937年抗日戰爭初期建隊以來,一直是隊長,他與副隊長徐洗塵帶領全隊認真貫徹執行了周恩來同志初創領導的宗旨精神,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喚起群眾,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推動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吳荻舟和副隊長徐洗塵名義上雖是正副隊長,但他仍和全體隊員一樣的過著普通隊員的生活。在實質上,他倆要對七戰區政治部負責。吳荻舟在作風上是平易近人的,隊員無論什麼事都願和他交談。他是參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抗日戰爭前,他曾被捕,在國民黨監獄中,曾受過迫害,但他還是和隊員一樣的過著簡樸生活。他為了減輕隊裡的經濟負擔,主動將愛人安排在外邊工作。即使在病中,他也時時關心著隊伍的公演活動情況,同時還抽暇編寫團結抗日的劇本,認真地貫徹地下黨的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

從香港到北京,對父母來說,和抗日戰爭時期輾轉各地一樣,只是轉換了戰場吧,和那時候的漂泊相比較,在香港有十四年相對安定的生活,在北京可以定居下來,已經是十分難得。父母一直相信,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摸索中免不了有問題,不過正因為有問題,才需要更努力,他們由衷願意繼續為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奮鬥。孩子們也在成長,無論工作還是家庭,一切會越來越好。

妹妹寫過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回憶爸爸點滴》(《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母親很喜歡她這篇文章。妹妹寫道:“熱辣辣的太陽,曬得沙灘滾燙的。爸爸背著我由海邊一直跑到樹陰下。胖胖的爸爸一邊跑,一邊被沙子燙得吸著氣,白得耀眼的沙飛快的向後退:‘爸爸跑得真快!’這也許是我對爸爸最早的印象了吧!

“爸爸真是多才多藝!我家有十多冊老式的相簿,珍藏著很多歷史鏡頭,記載著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過程。其中有一幅天鵝的特寫:恬靜中透出高貴的氣質,整幅照片因那一泓水波的泛開而變活了。家中有一盆養了多年的山石盆景,人見人愛,都忍不住用手去摸摸那翠綠欲滴的苔草。大床壞了(大概是我在上面跳得太多了),爸爸對它進行大修,睡房變成了木工房。在國民黨監獄的七年多囚禁日子裡,他自修英文、法文、日文,80多歲時仍借助放大鏡看原文書籍。小孫子學立方體,做爺爺的把土豆切成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循循善誘。他的拿手好菜是能煎出像紙一樣薄的雞蛋皮。但爸爸有時也會出笑話,有一次他幫我們兄妹用鐵絲做一個鴿子籠,籠子竣工後,才發現幾隻鴿子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了……和爸爸在一起永遠是快樂的!

“記得上一年級時,我很貪玩兒,甚至連書包都玩兒丟過。放學後和院子裡的小朋友玩跳皮筋,天快黑了才往家跑。在樓門口撞上爸爸,那時我們很少見到爸爸。他拎著提包,口裡的飯好像還沒完全咽下,大步走下樓梯,用手揉了揉我的頭,鑽進汽車就走了。我想爸爸一定是下班回家吃完飯又要再回中南海辦公。回到家,才知道爸爸是因為要回家拿份稿件,才順便吃了晚飯,否則連家都沒時間回呢!我感到自己錯了。吃完飯後趕緊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想在星期日拿給爸爸看。從那時起,我的成績在班上都是屬上游。

“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每逢星期六,是我們又興奮,又緊張的日子。吃過晚飯,爸爸在茶几上擺上一盤糖球,二哥、三姐和我就圍著爸爸坐下來。爸爸會仔細地詢問我們一星期的表現,然後查功課。通常是自己先講。記得有一次我的自我批評是:“上課時講了幾句沒有用的話。”做錯的,爸爸會告訴你為什麼錯,如何改,記錄下來下個星期六還要查問,做對的,爸爸會表揚,獎勵糖果。那一段日子,只要爸爸星期六在家,我們都是在這種溫馨的氣氛中度過週末。”

1964年大姐大學畢業、工作,1965年大哥考上大學,二姐中專畢業、工作,二哥、我和妹妹就像三隻快樂的小熊,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誰也沒有預料到,1966年夏天,正常的生活戛然而止。此是後話。

[1] 五反:父親這裡所及“五反”,是指1963年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運動”,不同於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2] 吳凡吾:(1918-2014)歷任國務院專家工作局副局長、局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對外援助組西方組組長,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政務參贊。

香港旱災期間,市民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東深工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 東深工程

在父親吳荻舟的回憶錄提綱手稿中,關於回京後的工作,僅提及“抓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後勤”和“四清”。

父親“文化大革命”後、至少1983、1985和1986幾次去南方出差、遊覽都特意在廣州、深圳和當時及現在的幹部回顧這項艱巨工程。1986年接受劉先秀採訪的時候也提及東深供水工程,顯然這是他非常看重、印象深刻的一項工作,他為有幸參與這項造福香港的工程感到高興。

關於東深供水工程,要從1962年9月至l963年5月大旱說起,當時廣東長達9個月沒下過大雨,水塘乾涸,河水斷流,許多農作物枯死,這是五六十年不遇的大旱年。毗鄰香港的九龍地區,水荒更為嚴重。最緊張的時候,l4天輪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時,街上水桶擺成一條條長龍,一時成為香港一景,茶樓、酒店停業,外輪進港停泊補給,也無水供應。香港幾乎成了死港,市民紛紛離家離港出走。香港政府嘗試撒乾冰,人工造雨、海水淡化等方法,都不能奏效。廣東省曾允許香港政府派船從廣東虎門珠江口運水以解燃眉之急。

香港旱災期間,市民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

14天一次,每次4小時,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此情此景在深圳水庫供水之前常常在香港上演。

(圖一:香港市民在“輪水”。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1959年香港鬧水荒,要求國內供水,我們答應了,建了深圳水庫,仍然不夠。到62、63年缺水最嚴重,派船到虎門附近運水,也解決不了問題。港英政府通過何賢提出試探,希望我們再增加供水。當時我們計畫從東江引水到深圳。一次周總理到廣州,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反映了這問題,周總理當即口頭批准建設東圳引水的擬議。副省長林李明牽頭拿出引水工程方案,在這基礎上,港澳工委梁威林和太平紳士周俊年接觸。

最後決定從東江引水供香港,並提出供水方案報中央,經陳毅同志擬批同意並轉外交部,轉報總理。總理批准後我負責一些具體工作,比如召集各有關單位討論如何保證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和供應各種提水設備等問題。省裡是由水利廳負責組成具體落實班子。

其他先後參與過這項工作的還有廖承志、陶鑄、區夢覺,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東莞縣委副書記梁明,深圳規劃局副局長郭炳豪等。林李明具體代表省人委直接抓這項工程,父親記得林李明曾幾次去工地視察,開工的時候、施工期間,將完工時,還不包括在後方指揮和落成時出席等。曾光是總指揮,劉兆倫是當時的水利廳長,黃華是工程辦公室主任。

當時共勘測了三條路線,最後確定了沿與東江合流的司馬河,經塘頭廈——雁田水庫——深圳水庫。並與香港政府簽合同保證一年供水。該工程原定1964年3月動工,1965年3月落成供水。由於周總理抓得緊,群眾思想(工作)做得深入,人人急香港同胞之急,提早於1965年1月就竣工了。經過認真調試,到3月公開舉行落成大會,一次放水成功,這使港英當局都感到驚異。

開始港英政府對我們供水有點顧慮,怕我們將來卡他們。所以我們在宣傳上不過分從政治上去宣傳,國民黨正在挑撥說中共供水給香港將來更容易控制香港了。同時我們在對外宣傳上很注意政策,不要使人認為我們是專為港九而修建這個供水工程,我們說引東江水一方面是為了灌溉十六萬畝農田,一方面是為了供水給香港。開工時總理指示不要大肆宣傳,竣工時宣傳可以大些,儘量不要刺激港英。鳳凰影片公司拍了部大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梁上苑負責抓這項工作,廖承志批示說在解說詞上不要提高到政治上來,要宣傳工程的艱巨,宣傳群眾的勞動熱情。

水費問題,簽合同前有一種意見,不收費,白送。香港政府害怕,港九同胞喝了祖國白送的水,香港政府卻收錢,甚至還加水費,港九同胞和港英當局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此事請示了總理,總理說不收錢不好,象徵性的收一點。最後決定每千加侖收人民幣壹角錢。

國家計劃委員會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作為這個項目的專款。父親負責後勤協調保證工作,曾召開會議,詳細說明香港水荒嚴重情況,香港同胞生活狀態。與會各方聽後都很重視,理解問題迫切程度,紛紛保證按時按質完成工程,結果,提前兩個月完成了原定一年的工程,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困境。

在1983年重游深圳水庫時,父親寫了一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對當時的情況做了簡短回顧:

1963年香港、九龍大旱,供水維艱。適值周總理視察南方各省,聽了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的彙報,即決策引調東江水濟港,數萬民工,日夜奮戰,感人事蹟甚多,施工期間,曾遭九次颱風襲擊。當時我在國務院外辦工作,被指定負責聯繫調運各種物資,時值三年困難後,僅開過一次提供設備的有關部門會議,但均能按時保質保量供應。工程原定期一年,提前兩月竣工,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嚴重不足情況。香港之日趨繁榮,實有賴於此。為紀念此一重大工程,曾建“勞樂亭”於深圳水庫公園,由董必武親錫嘉名,並拍攝巨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以志其盛。今香港歸還有日,緬懷周總理決策之功德及勞動人民之壯舉,作俚歌一闋,用記其事,並懷念周總理。

鴉片戰爭割香港,百載匆匆成既往。

於今華夏慶中興,簽約歸還喜在望。

老來靜坐憶從前,時在一九六三年,

香港九龍遭大旱,水庫溝渠絕水源。

茶樓浴室皆歇業,工廠停產不冒煙。

建醮誦經有何用,依然赤日燒藍天。

巨輪運水珠江口,水程何長水何少,

四天放水四小時,紛紛棄家離港走。

港粵相連唇齒依,祖國豈能坐相視。

大哉仁智周總理,決策引調東江水。

低水高流任務艱,渠長八十三公里。

提水工程分八級,水位提高五十米。

數萬民工齊奮戰,酷暑嚴寒都不憚。

風餐露宿頂狂飆,吃盡辛勞無埋怨。

風狂雨驟惡浪呼,堤壩危急在須臾。

幹群爬行上險口,人牆屹立大災除。

“百日壩”成清庫底,巨榕碉堡殊難移。

司機冒雨運炸藥,韶關千里一宵回。

感人事蹟不勝辭,“飛車姑娘”最出奇,

獨架板車運泥土,下坡疾駛迅如飛。

當時我正預其事,調撥物資任聯繫,

有關單位同協力,總共只開一次會。

各負其責不推諉,物資供應源源繼。

工程原定整一年,提前兩月即供水。

《東江之水越山來》,港民相慶笑顏開。

一年辛苦萬年福,香港繁榮實賴哉!

籲嗟兮!總理逝世十余載,豐功偉績春長在。

但願今後任何施工都如此,庶幾鬍子工程從此止。

勞樂亭前發浩歌,佇看港澳回歸一統好山河。

文匯報在父親去世一周年時刊登了這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以作紀念。

我有父親1985年3月11日給李清文和3月15日給張宏光的函稿[1],父親在其中提及香港缺水的嚴重程度和該工程施工等情況:

李清文同志:你好!

你2月15日手示,拜讀了。謝謝你給我的熱情的新春祝願!

從手示獲悉,東深供水第二期擴建工程將于明年春竣工,並決定竣工慶典與建局二十周年慶典將于明年夏在深圳合併舉行,十分高興!到時中央、省、市……對東深洪水工程作出過貢獻的同志和知名人士,將聚集一堂回顧這一壯舉,將是一大盛事。大家談談當年為了解決港九同胞用水問題,數以萬計的祖國同胞,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下,千辛萬苦,風餐露宿,忘我工作的情景,想想港九同胞因輪水爭吵、打架、傷和氣,或求靈于菩薩的情景,看看今日港九同胞不再為水發愁,工商各業繁榮,摩天大樓林立,再看昔日只是一個邊沿小鎮,今日已是一個正為祖國四化發揮巨大威力,向人們展示著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繁榮昌盛的前景的南疆新城——深圳經濟特區,誰不因自己為供水工程流過血淌過汗而感到自豪!

關於深圳電視臺擬配合大慶拍攝一部有關東深供水工程的電視片,這想法很好。7日晚該台導演及編劇張宏光同志等二人到捨下談了三四個小時。她們介紹了她們構思的一個故事梗概和拍制設想。我覺得這個故事立意不錯,情節也頗感人,但由於是純粹虛構,如果為了配合大慶,紀念東深工程,我認為必須更扣緊工程史實,以史實為基礎加一些虛構情節,便更好。我當即對該劇本梗概提了一些參考意見並把東深供水工程中不少動人的事例告訴他們,請他們回去研究吸收,並答應張同志等,待該電視片文學劇本寫出後,再來交換意見。特告,請你也約他們,聽聽她們所構思的劇本梗概。

至於回憶錄《水與香港》,已開始寫,但年紀大了,記憶衰退了,動作遲緩了,進度很慢。

敬複,此致

敬禮!

請代向管理局和第二期工程指揮部盧炳宇等同志問好!

吳荻舟

1985年3月11日

張宏光同志:

很抱歉你來捨下時我忘記請教同來那位同志的尊姓大名,希望來信時告訴我。

我查了一下香港制水[2]資料:1895年首次制水,但那次只不供夜水。當時人口少,但儲水水塘也少。後來1902、1929都發生過制水。1929以後,尚未查到制水記載。但不等於未發生過制水。

而1950至1964年幾乎每年都發生過制水。

你們走後,我進一步考慮你們所構思的那個祖國同胞關懷和解決港九同胞“用水難”的電視故事。我認為作為一個純粹虛構的電視故事片,基本上可以成立,但如果特地的配合東深工程20周年慶典攝製,我認為一定要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實際扣緊些。換句話說,要在東深供水工程史實基礎上加虛構情節,使其成為“源于生活,高於生活”的電視藝術片。放映時,觀眾、尤其是東深和港九的觀眾,很容易會聯想到東深供水工程的指導思想和工程細節。當時祖國、黨政領導和軍民都極關心港九同胞,急港九同胞之急,只有在這種思想推動下,工程全線數以萬計的指戰員,才會千辛萬苦,日以繼夜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的情況下,奮戰11個月,提前攻克全線完成依期供水艱巨任務。

這意見供你們參考。等你們結合那個故事或另外構思寫成文學劇本,或劇本梗概後,我們再來交換意見。你們來,必要時我也可以去。到時看具體情況再定。以上意見我也告訴了李書記。

《華燈初照》我11日又看了一次,覺得比第一次看印象更深,更好。

順告,祝

創作勝利!

吳荻舟

3月15日

我也找到了父親給李清文信裡所說的回憶錄《水與香港》的提綱:

《水與香港》

  • 水的歷史
  • 盡了全力
  • 求靈菩薩
  • “一定要水”
  • “三千萬?給”
  • 木湖工程 1963
  • “更嚴重了!” 1963
  • 求援東江 1964
  • “工程紀要”

1為了港九同胞(中央、地方、群眾一致支持)

2三個方案(采其難者,放眼長遠利益)

3一次會議(外辦的一次會議)

4急港所急(匆忙進入工地,三通)

5全線施工

6颱風、暴暑、嚴寒

7全靠人力

8提前完成

9依期供水(歡呼與思源)

父親1985年秋在深圳見到《水庫志》編輯朱盤生等人後寫下感慨:(東深工程當時)幹群在3年困難剛過,元氣未複,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缺乏下,周總理一批准(聽陳郁省長彙報香港水荒嚴重,要求興修引東江水解決年年缺水,港九同胞生活、工商各業用水困難等情況後,即口頭批准),外辦只開過一次會,上下積極爭取按合同一年(實際提前了兩個月完成)完成依期供水等。

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以志黨群關心港九400萬同胞的高度負責精神,黨的決策只有群眾掌握了,便會發揮無窮的力量”:

貧水香江施無計,《東江之水越山來》。(注1)

常懷常憶當年苦,勞樂亭前思群才。(注2)

酷暑嚴寒汗濕土,狂風暴雨戰不衰。(注3)

青史留芳歌眾志,宏文撰寫黨人懷。(注4)

  1. 當時拍了一部大型紀錄片,這是片名。
  2. 指當年集中人才智慧,邊設計邊施工,既有速度又有品質,已經20多年的考驗,83公里的工作,從未出過事故。
  3. 當年九次颱風,施工極難,但一直積極。
  4. 強調群眾意志是基礎和黨的關懷、關注。

1986年,父親再到東深供水工程沿線參觀,在塘頭廈聽第二期擴建的情況(當時有錄音),還到水庫誌編輯部拜訪,提了些建議,比如編寫方針要突出集體成績,避免歸功個人;不遺漏,但是有重點;文字的可讀性;符合史實;對內外有利;寫大事記要注意區別見報日期和新聞本身發生的日期,不要搞混等。

父親對為香港同胞做了件實實在在的事有多麼自豪,透過這些點點滴滴的記錄,歷歷如在眼前。

[1]李清文、張宏光:從兩封信內容估計,李清文是東深供水(管理)局的書記,張宏光是深圳電視臺導演。

[2] 制水:廣東話,即限制用水,限時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