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 兩航護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兩航起義，指的是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在香港聯合起義。除12架飛機（央航一架、中航11架）同時飛回國內，兩公司（簡稱兩航）還有71架飛機起義後留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此外還有修理廠、辦公樓、倉庫、宿舍等其他財產，員工和家屬合計三千人。

據父親吳荻舟回憶，起義工作是喬冠華通過關係做中航劉敬宜和央航陳卓林的工作達成的，起義後他們隨機回京。喬冠華回解放區後張鐵生接替，張鐵生回國時再把關係交給父親，父親接手主要是護產階段。父親也強調：中航原就有三名地下黨員，何鳳元是公司的中層幹部，陸元斌是飛機上的電訊員，也是地下交通，陳躍寰從臺灣中航秘密轉移到香港。開始他們都分頭工作，後來把關係轉到父親這裡一起護產。國內也派了新建的民航機構負責人任泊生往來香港，負責公開出面搶運物資和上法庭，父親他們幕後配合。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派出大批特務和官員從臺灣到香港，試圖接收兩航，無果後便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並於11月24日取得香港高等法院頒發的“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當即請香港法律界知名大律師陳丕士等向高院提出反控告，也取得高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按照港英法律：任何資產發生產權糾紛，由實際控制一方負責，另一方不得進入該資產所在地點。香港兩航既然身為資產實際控制一方，便組織起糾察人員進入停機坪及其他工作場所日夜巡邏。

當國民黨方面得知英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依靠英國得到兩航財產，便由國民黨行政院長何應欽簽字把兩航財產賣給美國人陳納德，他到香港向港英政府提出扣押啟德機場上的71架飛機和其他財產，並起訴兩航。也就是說，兩航必須和國民黨及陳納德在香港法庭上進行錯綜複雜的法律鬥爭[1]。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致電兩航：要“提高警惕，粉碎反動派陰謀，負責保護一切財產”。兩航亦複電表示：“堅守崗位，保護資產，不為一切外力所動搖。”1949年l2月3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嚴正聲明：兩航留港資財，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委託的人員，才有權處理。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動或損壞，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項神聖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兩航公司留港資產有被非法侵犯、移動或損壞事情，則香港政府必須負完全責任。

自從香港高等法院頒禁制令，我方巡邏護產糾察隊雖不能移動資財，但根據法令可以進行器材物資的清點、油封、裝箱等工作。於是他們組織300餘人的糾察員，把各廠區器材設備逐步集中到兩航所屬的庇利船廠，並發動港九各業40餘個工會、工會聯合會和社會各界進步社團、進步人士或發表聲明，或前往慰問，香港進步報刊每天在頭版頭條報導兩航員工護產鬥爭消息。

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佈撤銷對兩航的“禁制令”。父親協助任泊生和香港運通船務公司的總經理蘇世德洽談租用兩艘海輪，再通過海員工會、招商局組織舢板、駁船和可靠海員從九龍庇利船廠碼頭將大批航空器材、物資轉運到停泊海上的輪船，先後兩次運往天津。幾千名留港員工和家屬，也通過亞洲貿易公司的廖安祥安排分期分批復員到上海、天津和廣州。1952年7月，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將兩航留港的飛機及資產“判給”陳納德，那71架飛機已經不能飛，只能躺在航空母艦腹內離去。這就是歷時兩年半的兩航起義。

陸元斌在紀念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中回憶：“1949年至1951年我在香港期間，曾受他和張鐵生同志的領導，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教益。”“1949年9月開始，何鳳元、陳躍寰同志及我多次向吳（荻舟）、張（鐵生）兩人彙報兩航人員思想動態，積極分子隊伍；以及起義行動的準備及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等各階段的情況，接受相應的指示。”“11月27日中航全體員工和11月30日央航全體員工對香港高等法院臨時禁制令發表宣言申明立場，並希望香港政府正視事實，張、吳推動港九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及《文匯報》、《大公報》給予兩航起義人員以鼓勵支持。在12月3日晚港九工聯慰問兩航起義員工。 工聯屬下各工會均有代表參加。在12月5日港九40多個工會慰問兩航起義員工晚會上，港九工領張鎮南、麥耀全同志致詞。12月10日又有29個工會及歌劇團慰問兩航起義員工。兩航起義員工深感有港九人士作後盾，信心倍增。”“1950年3月14日，德爾克帝國號輪及4月5日哈帝提督號輪自香港運大宗航空器材赴天津。在運器材過程中，自九龍庇利船廠碼頭運到海輪上必須使用舢舨，荻舟同志佈置了可靠的舢舨運輸工人隊伍，做到轉運順利，沒有任何失誤。”“1950年4月2日晨，中航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英軍事糾戒區內的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破壞，4月5日香港警察當局要求“兩航”派人參加機場警衛工作，我們乃請求荻舟同志，請他從香港進步工會中精選約300人，充當糾察。”“1952年7月29日凌晨，香港警察“接管”兩航在港財產。包括在機場停留的71架飛機和庇利船廠、新亞倉庫。我方護產員被港警毆打致重傷者ll人，致輕傷者95人。受重傷者多為糾察，他們英勇堅定地保衛國家資財，誓不離開崗位，致遭英警毆打，他們的表現，贏得我們的尊敬。”

（圖一：兩航起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兩航護產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還同時負責國民黨雲南當局起義的聯繫工作。他在文革期間寫過交待材料，1984年訪問了當年和他聯繫起義的雲南財政廳長林南園，共同回憶很多細節。又應雲南省政協和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多方要求寫過回憶材料。

（圖二：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來信。）

綜合手上材料，整理父親這段經歷的前後脈絡，有助我理解當時雲南以及多個省份的起義。

根據王昆侖和楚圖南的紀念文章所寫，龍雲出生於彝族土司家庭，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在滇軍歷任重職，受孫中山影響參加討袁護法，北伐。從1927年起掌握雲南軍政財大權，割據一方，雖然接受國民黨任命，卻對蔣介石排除異己有很大戒心。蔣介石幾次企圖控制雲南，都被龍雲抵制。抗戰開始後，龍雲主張團結抗日，昆明一度成為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雲南很活躍，龍雲和劉文輝秘密加入了民盟（也有資料說他沒加入，但至少他和民盟關係很密切）。和蔣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龍雲成為蔣介石必須剪除的對象。抗戰剛一結束，1945年10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昆明發動突襲，控制全市，武力脅迫龍雲離開雲南到重慶，後來又挾持到南京，名義上做國民黨政府參議院院長，實際只是虛名，處處受監視，等於軟禁。1948年底，龍雲化妝秘密離開南京，輾轉赴香港，與中共取得聯繫，並經李濟深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他幾次派人去雲南和盧漢聯繫，積極推動雲南起義。

（圖三：《人民日報》剪報，王昆侖、楚圖南紀念龍雲誕辰100周年的文章。）

龍雲號稱“雲南王”，盧漢早年起和他一起闖江湖，同在雲南講武堂學習，後娶龍雲的表妹為妻（很多資料說盧漢是龍雲的表弟，應該是表妹夫吧）。1928年龍雲主滇後，盧漢任省政府財政廳長。盧漢曾發動兵變趕走龍雲，結果無法善後，又把龍雲請回來，龍雲也沒記仇，任命盧漢為全省團務督辦，雖沒有實際兵權，但龍雲常就雲南軍政大事徵詢他的意見，省內的財政整頓，向法國、比利時等國購買武器等亦由盧漢主持。1945年蔣介石逼走龍雲後盧漢接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13日，龍雲參與44名國民黨人在《華商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父親正是這版的編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他還對記者說，雲南經過他的策動，也快起義了。消息登出後蔣介石加緊安撫盧漢，通緝龍雲，龍雲則催促盧漢儘快脫離國民黨。

父親在1988年回復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信中說，雲南是1949年12月9日起義的，策劃工作早於解放軍進軍川貴之前。在香港最早接觸這項工作的是夏衍，夏衍回內地後由喬冠華負責，喬冠華回內地後由張鐵生和父親接手。盧漢在1949年6月派林南園到香港找過《華商報》，但是沒有接上頭，於是派宋一痕去北京見周恩來，告知盧漢決定靠攏人民，擁護共產黨。周恩來表示歡迎，不過提出在時機選擇上要注意，不要輕舉妄動，最好等解放軍進至西南，顧得上雲南、接應得上時才好行動（宋一痕認為既然時機未到，就沒必要立刻回雲南，遂留在香港，導致盧漢不知道中共中央的態度）。

l949年夏，周恩來通過李克農把對雲南的政策通知港澳工委派駐香港的工作組。根據父親所說，他一方面通過龔自知(龍雲的心腹、雲南教育廳廳長)與龍雲聯繫，另外在起義前又與盧漢派來的林南園接上頭，轉遞信件，轉達周恩來指示。為了嚴格保密，只由張鐵生和他二人參加這工作，並具體分工父親站在第一線。父親還記得龔自知介紹宋一痕和父親見面，第一次是在九龍彌敦酒店，天氣很熱。父親詳細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告訴他們傅作義已經起義，北平和平解放、全國解放只是時間問題，歡迎雲南做好準備。父親說：“這些意見都是根據中共指示精神經過我和張鐵生傳達的。”“香港方面告知中央盧漢很急，中央指示，現在起義有危險，國民黨嫡系、胡宗南部、桂系部隊都想進滇，如果盧漢過早起義，必遭攻打（大意，地下黨沒有文字記錄，不過父親回憶的這部分內容在林南園的回憶裡得到確認），待解放軍打到川貴邊境時與鄧小平直接聯繫。”父親說：“香港給中央的意見也是不能太早。我們通過龔自知告訴龍雲就是：黨中央歡迎你們起義，但行動時間由中央掌握。當時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退到西南，如果過早起義，解放軍接應不上，孤懸在一線是危險的。”

國民黨特務很注意雲南到港活動的人，在父親的回憶錄手稿中提及一位“楊傑”。他說，大概是1949年夏天，雲南起義前，楊傑被暗殺。當時他從雲南到香港，父親他們考慮到安全問題，建議由地下黨給他安排住處。可能他覺得不方便，住到親戚家去了，結果遭到暗殺。楊傑在香港住下後，張鐵生曾經給他寫了一封信，由父親交給他。楊傑看後沒有把信毀掉。他被害後，信落在港英政府手上。英警把父親找去，客氣地沖了杯牛奶咖啡招待，詢問有關情況。父親說：“我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無論哪個讀者提要求，我都願盡力幫助。”英警客氣地把父親送走。父親說：“他當然不敢懷疑是我殺了楊傑，他們清楚殺害楊傑的是國民黨特務，後來聽說殺楊傑的特務逃到泰國去了。”

父親的行動很受注意，他和盧漢派來的人接觸時十分小心謹慎。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講過一個小插曲：有一次父親發現有特務跟著他，幸虧父親在香港時間長了，路很熟，發現有人跟蹤，便跑到當時香港新華社九龍彌敦道174號樓下的“雄雞飯店”，前門進，後門出，把特務甩掉。我在父親和林南園的談話裡看到這個小插曲，父親說那次是去見宋一痕。

8、9月間，盧漢派林南園帶一封信來香港，申明四點，1,雲南起義部隊接受解放軍改編；2,雲南軍界人員經過訓練後量才錄用；3,請中央派一個大員主持改編和軍界人員的訓練，解決和地下黨的關係。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當時對雲南地下黨的情況搞不清，有真有假；4，盧漢個人只要求在大陸能行動自由，願去哪裡旅行都可以。另外希望從寬釋放盧榮成。另寫一封信讓林南園到廣州見葉帥，希望葉帥將他的意思告訴中央，準備最近起義，希望中央給於大力支持，提前知道，免得自己被國民黨兩個軍包圍起來力量懸殊。這封信經張鐵生轉交中央，張鐵生並以湖南陳銓為例，說（4）不成問題。

到劉鄧大軍進軍川貴時，父親在龔自知家再次見林南園，和他們研究起草雲南起義聲明。最後由龔自知起草，龍雲修改，林南園帶回去，他幫盧漢與劉鄧大軍取得聯繫，盧漢12月9日發表通電宣佈起義後，劉鄧大軍日夜兼程趕往昆明接應。

雲南起義後，國民黨特務把在香港的龍雲監視起來，龔自知回去前介紹一薛姓女參謀與父親聯繫，薛參謀說有一天晚上國民黨特務曾爬上龍雲家的圍牆，龍雲在港久留很危險。可是他又不願意馬上回內地，主要是怕生活不習慣(他抽鴉片)。中央同意生活方面尊重他自己的意願，給於特殊照顧，解放後國內沒有鴉片賣，還答應幫他買，並派龍雲的老友李一萍帶了一名護士來接他，準備在他戒煙期間護理他。龍雲覺得回去繼續抽鴉片不好，下決心戒煙，而且說戒就戒，回北京後也沒有再抽。這時張鐵生已經調回內地，走前把安排龍雲回內地的工作交給父親，一面加緊做他回內地的工作，一面採取保衛措施。

（圖四：龍雲與家人在香港淺水灣寓所，家人已先於龍雲獲安排回國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龍雲戒煙後，便積極安排他回去。啟程當天，為了保證龍雲的安全，父親安排李一萍乘車到龍雲家，讓龍雲坐上李一萍的車出來，李一萍則坐上龍雲的車出來，國民黨特務跟蹤龍雲的車，卻不知裡面坐著的其實是李一萍。龍雲則坐著李一萍的車，開進運通公司倉庫小碼頭，他們換乘小電船到九龍，轉乘預備好的另一輛車到文錦渡。車到上水，發現有一輛港英的警車尾隨，龍雲和李一萍的車剛進入禁區就被警車攔下，查問為什麼要出境（龍雲要回國內已經通知英國當局）？

一看車子過不了境，他們機警地上了火車從羅湖出境。父親當時負責交通，中國邊防憑父親的簽字紙條放人入境。多年後，《文匯報》報童出身、後來做過《中國日報（香港版）》總經理的周佐強叔叔告訴我：“那時候你爸爸好巴閉（厲害）啊，拿著他簽名的條子可以出入中國邊防！”指的就是這回事吧。李一萍帶著父親交給他的紙條，入境羅湖並無問題，只是北京、廣州都安排了人到文錦渡接他們，久等不見，以為出事。幸好父親提前來到羅湖，接到他們，通知文錦渡，大家才放心了。父親安排他們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北京派張鐵生在廣州接車。

那位薛參謀向父親表示，她也想回內地，問能不能介紹她去讀書？父親便寫了一封信，讓她去見林默涵。林默涵把她介紹到人民大學讀書。文革中，有人找父親調查她的情況，父親為她寫了證明。

[1]陳納德（1893年——1958年），以“飛虎隊”廣為人知。他1937年來華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後組織美國自願航空隊（飛虎隊），1942年改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任少將隊長。抗戰期間指揮第14航空隊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毀超過2,500架日機，同時擊沉為數不少的商船和軍艦。1949年協助空運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及部隊到臺灣。香港朋友近年在研究東江縱隊和陳納德將軍的合作。令人感慨的是，在第三章抗戰時期父親他們曾經慰勞陳納德將軍領導的航空隊，在第五章卻要和他“爭產”。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據母親描述，張旭高熱情、果決、做事膽大心細，又有辦法，年輕的彩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年10月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教師多為九中和集美師範畢業生。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