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４

熱血男兒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28年秋，農民子弟、父親吳荻舟隻身離開家鄉來到上海，由於他不肯聽從祖父的安排輟學經商，被祖父斷絕了經濟來源。初到上海時，他和龍岩同鄉馬寧合租一個亭子間，有時候一個人白天睡，一個人晚上睡，有時候床上睡一個，地下睡一個。父親饑一頓、飽一頓地過著。寧波房東看到他經常沒飯吃，有時候會在他的房門口放一點食物，到上海第一年的年夜飯也是房東同情他請他吃的。

父親在上海藝術大學讀西洋文學、西洋文學史。學校裡有不少參加過北伐工作、思想進步的青年，有名的文化人，教授有馮乃超、朱鏡我、王了一等。不少同學也是在蔣介石清黨後逃離北伐軍避往上海的。父親在學校裡繼續參加進步活動。翌年，上海藝術大學被封，他又轉學到中華藝術大學繼續學習，校長是陳望道，教授有李初黎、潘梓年、王學文等。

父親有較好的寫作基礎。在家鄉福建上中學的時候，父親便喜歡文藝，喜歡寫作，他與一些同學辦刊物，寫文章。　時期，父親也積極投入集會宣傳，編寫油印小報，為北伐結束封建軍閥分裂割據、統一中國的願景心馳神往。來到上海半工半讀上大學，他很快就用筆名“秋楓”寫小說在《拓荒者》（蔣光慈主編）、《新地》（魯迅主編）和太陽社出版的進步刊物上發表，反映他目睹的勞苦大眾貧困生活，這些都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刊物。

他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車輪》，寫家鄉龍岩開了公路，遭到靠肩挑謀生的勞動者反對，為了奪回生路，他們破壞車輪，企圖恢復肩挑賺錢養家活口，小說的主題揭示破壞車輪是沒用的，只有幹革命，推翻殘酷剝削勞動者的舊制度，才是出路。

其他小說還有：《煙囪》反映工人罷工，反對剝削，爭取活命。主題是要革命，推翻私有制度。《獵犬》是諷刺特務的。《人力車夫》反映上海人力車夫為生活所迫，寒夜還在街上拉車，過橋下坡時滑倒跌死的悲慘故事。《野火》寫冬天一群伐木工人用篝火取暖，不小心把森林燒了。林場主指責他們是有意縱火，國民黨官府說他們是暴動，不分青紅皂白把他們抓進城裡，要殺他們。工人的無辜，激起廣大勞動者氣憤不平，起來罷工、罷市、罷課。“野火”終於變成革命的熊熊烈火，抗議統治者，把工人從監獄中救了出來。《老祖母》講的是統治者把老祖母的孫子抓去槍斃，又怕引起人民反對，謊稱被槍斃的是強盜、是土匪。老祖母深信她的孫子不是強盜土匪。她撫屍痛哭，高呼孫子是好人。父親還寫過長篇小說《兩代人》，描寫父子兩代對救國看法不一致，分別代表著改良派和革命派、官僚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買辦（父親）與實業家（兒子）的救國態度和矛盾。小說肯定實業救國，但提示了在買辦階級（國民黨）統治下，實業救國也沒有出路。

從1928年秋到上海，至1930年4月被捕的一年半間，父親曾為之輟學的北伐戰爭結束，中國南北終於統一。民國有所謂“黃金十年”，由傑出人物領軍的領域比如經濟、文化教育、思想界等，都取得了足以為後人稱道的成就。但是在民國時期，各地軍閥與蔣介石貌合神離，打打合合，總體來說中國依然是一盤散沙。

從小山城龍岩來到經濟文化先鋒城市上海，父親眼界大開，思想更加活躍。從他寫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時，他已經把眼光放在改變不平等和落後窮困的家鄉、社會乃至國家上。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農民、工人、小生產者的生活、情感，寫作出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實感人，特別是愛恨分明，結構嚴謹，文筆流暢。

不幸長篇《兩代人》交出去後，父親就被捕了，不知道發表了沒有。坐牢、出獄參加抗日及至輾轉各地工作後，父親放棄了專業寫作的理想，不過直到50年代，他仍然時有文學戲劇作品、文藝理論作品發表。再次拿起筆寫作，則是30年後、上個世紀70-80年代，這是後話。

到上海的第二年，父親由中華藝術大學同班同學蕭抱真介紹，閱讀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內部讀物，參加到楊樹浦、曹家渡工廠區散發傳單，寫標語，煽動工人罷工，反對五卅慘案紀念示威等活動。為瞭解父親當時看到了什麼，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我在網路上看了數千張老照片，真切地感受到他當時的感受。

（圖一：父親所目睹的舊上海棚戶區狀況。圖片為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有一天蕭抱真說，他有一位姓曹的湖北同鄉想找父親，後來果然有一位叫曹正平的人來找。當時父親只知道北伐時曹正平在武漢參加過革命工作，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區委書記。

父親原本住在橫濱路景雲裡，因為住不起，搬到橫濱路福源裡，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小里弄。曹正平經常晚上來，瞭解父親家庭情況，談革命理論和形勢等。

在福源裡，父親還認識了一位元作家林淡秋（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住在橫濱路到福源裡的岔道上，父親經常到他的住處談創作。林淡秋曾轉述魯迅的話，魯迅說：“這位青年作者寫的《野火》很好，決定發表，歡迎多寫。” 在學生運動中，父親還認識了上海公學的李梅（華僑學生），後來一起被捕，方知李梅是中共區委宣傳部長。

在曹正平的引導下，父親參加更多工人運動，比如參加反對南京蛋廠英國老闆開除工人的遊行等。有一次曹正平要父親撰寫反對國民黨政權封閉曉莊師範的傳單稿子，在遊行示威時散發。曉莊師範是陶行知與黃祿祥1927年3月15日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政府武力封閉。陶行知受通緝，三十多名學生被捕，十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遭殺害。父親記得，曉莊師範被封閉的時候，國民黨政權正召開教育會議，鼓吹要改進和興辦更多的學校，父親就把兩件事結合起來指控國民黨政權提倡教育是假，摧殘教育是真，反對封閉曉莊師範。

1930年1月，曹正平介紹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回憶：“他在書桌上寫下‘馥新’兩個字，說是聯繫用的代號，以後由他本人和我聯繫。”

曹正平對父親說：“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蘇州、無錫、上海都可能發生暴動，現在軍閥混戰，全國正處於新的革命高潮前夜,黨號召要不畏犧牲，準備大幹，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上海要搞‘飛行集會’，五一要舉行全市大集會、大遊行，廣泛發動群眾，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

父親說：“這就是我第二次直接受到黨的教育的經過情況。”

據與父親同案被捕的葉進明80年代回憶，當時，中共在李立三左傾路線領導之下，不斷發起罷工鬥爭，遊行示威，飛行集會，實行“暴動試驗”，以顯示無產階級的力量，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則出動大批便衣、軍警，鎮壓罷工，驅趕遊行示威隊伍，逮捕參加飛行集會群眾。許多党團員骨幹分子一批批被捕入獄，成了冒險主義的犧牲品，而革命高潮卻並未到來。

1930年4月27日父親在上海租界東新橋仁濟堂的“五一”籌備大會上和107人同時被捕，這個事件就是當時“武裝暴動”試驗的一個縮影。這次事件是公共租界裡左傾盲動主義時期被捕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一次。延安整風時期在反“左”學習時稱此案為“上海最大的一次損失一百零八將被捕大案”。

父親在前一天收到曹正平用代號傳來的條子，要他去參加仁濟堂集會。父親當天上午9、10點鐘趕到會場，進去時只看到很多人，還沒有搞清楚是已經開完會還是尚未開，也不知道大會是誰主持的，會場就被英巡捕包圍，校長陳望道、老師李初黎、潘梓年、曹正平、李梅、惠浴宇（獄中名叫周興然，中華藝大同學）等共l07人一起被捕。

據葉進明回憶，那天9點左右，各路群眾先是分散在大世界附近馬路“散步”，隨著一聲鞭炮動員令，大家開始聚攏喊口號，陸續走進仁濟堂，當中有人挑著偽裝成雜貨的鐵梗等武器。仁濟堂是個慈善機構，平時有門診施診給藥，星期天堂內無人。這天這裡裡裡外外擠滿革命青年，也有很多看熱鬧的人，早已引起警方的注意。

葉進明說，但是那時受到左傾盲動主義影響，沒有警惕也不介意警方的干涉。正當院內開會動員高呼口號“打倒新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門被撞開，穿著皮制服高筒靴的中西巡捕，高舉著巡棍見人就打就抓，大批人被拖進守候在門外的多輛裝有機關槍的紅色警備車裡，馬路兩邊喊革命口號的群眾很快被驅散，也有走得慢被捕的。

（圖三：上海租界巡捕。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翌日，上海《申報》以“左晨雲南路紛擾記，拘獲大批男女青年”為題報導：“昨天上午9點56分，公共租界浙江路東新橋附近，有數百人聚集，旋擁至仁濟堂開會未成，被捕房拘去百餘人”。4月29日《新聞報》記者詳盡描述了“前晨紛擾經過”：“上午10時，東新橋附近突然聚集數百青年，雖經探捕驅散，但至10時3刻，群眾又擁入雲南路599號仁濟堂欲開會議。旋由警務當局向戈登路捕房飛調預備隊中西捕，會同該管老閘捕房通班探補，將仁濟堂包圍，嗣乃進內制止會議，並逮捕在場男女一百零七人之多，餘始四散。被捕之一百零七人眾，內有年輕女子七名……男青年一百名。內有李林全 ，周興然 ，王保德……蔡四……曹振平。察其年齡，皆在二十開外，均是學生工人兩種人物，並發現鐵梗、石灰包甚多，此種物品當是若輩置備，用以傷害他人者……公安局要求移提，捕房並不反對”。

父親在一篇手稿中寫道：“（1930年）4月26日晚上，（曹正平）通知我27日參加五一籌備會，還說五一那天準備好石灰和木棍之類，可能發生武裝鬥爭。我早有思想準備。我當時很幼稚，很相信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早日取得革命勝利，東方出現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看蘇州河、閘北一帶棚戶區工人受剝削的非人生活，實在喚起我革命的激情，我寫一個長篇的《兩代人》和十多篇小說和一些散文（除了已經發表或已經寄出的，餘下謄寫和潤色的，在我被捕後，弟弟和蕭抱真幫我處理了）。所以毫不猶豫，第二天便到指定的地點開會。曹和我不是同時到達，但同時被捕，而關在一個監房裡。我們是在仁濟堂內被捕，還有一些是在馬路上被捕……”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2 動盪時代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原始文獻”瀏覽，將陸續上載。

（父親吳荻舟家鄉秀東村俯瞰圖，新羅TV吳慶安提供）

父親吳荻舟出生的1907年，中國最後一個皇朝、清朝已經延續了291年，像一個暮氣深重的老人，面臨內憂外患。內憂，我們這代人耳熟能詳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就有太平天國運動（1850年前後）和義和團運動（1890年前後）。外患，和列強之間的戰爭，不論是兩次鴉片戰爭（1840、1856-1860）還是甲午戰爭（1894），清朝全吃敗仗，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老百姓總是被排斥在國家大事之外的。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艱難生長。隨著西潮東漸，朝廷與民間都在談論立憲。清政府曾試圖順應潮流搞變革，推動了洋務運動、百日維新和立憲運動，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然而諸般努力無法挽救清朝的頹勢。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爭取國家獨立、民主和富強，已經成為當時國中精英的目標。

父親4歲那年，1911年，中國爆發了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治；5歲那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選出臨時總統孫中山，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以讓出總統職位等條件，通過清廷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清帝遜位，這也許是孫中山希望和平更迭政權的一種選擇，也許是革命力量不夠強大做出的妥協。成功逼清帝遜位、當上總統、稱帝未能成功的袁世凱病逝，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多次被廢止，孫中山在廣州另組一個民國政府與北京政府對峙。

（1949年的龍岩縣城。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當時父親周圍的環境是怎樣的？國家大事與一個山村孩童有無關係？從地理位置上看，福建龍岩和北京之間直線距離大約2000公里，距離廣州也有500多公里。關山遠隔，小山城龍岩和國運之間有沒有時差？我查閱了龍岩縣誌才知道，原來，父親青少年時期家鄉的社會狀況如此生動精彩，家鄉和外界以至海外交往活躍，與時並進。

父親出生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龍岩查封鴉片館，禁種罌粟。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教育會、商會。宣統三年（1911年）龍岩基督教會創辦作新女學(後更名鼎新)，為龍岩第一所女子學校。龍岩並開辦了商業小學堂和師範學堂。1912年龍岩人連賢基和鄭豐稔當選省臨時議會議員，連賢基被推選為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1913年連賢基和詹調元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廖上清、謝漢朝、鄭豐稔當選為省議會議員。同年日本礦產部派福留喜之助、野田次郎等配合民國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人員到龍岩作地質礦產調查，著有《龍岩州煤田調查報告》。1914年籌辦公民小學、開辦電報局。1918年，日本山村厚光來岩，在東門外行醫兼營照相。凡此種種都標誌著龍岩社會的進步。

雖然在短短數年間經歷了光緒年、宣統年，進入民國年，劇烈的改朝換代並沒有自然地帶來國泰民安，在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國這個大背景中，家鄉呈現一波又一波動盪局勢：

1915年5月中旬，龍岩學生帶頭上街遊行，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發起抵制日貨運動。1916年縣知事孫陶曦辦理印花稅不善，引起罷市。1919年5月北京“五四”運動波及龍岩，青年學生響應罷課、遊行示威，再次抵制日貨。1920年下半年開始，軍閥紛爭，縣知事更換5任。各路軍閥路經龍岩，每每帶來搶掠燒殺等騷擾，比如1923年贛軍李烈鈞部賴世璜的部隊佔據龍岩，強迫農民種罌粟，每畝徵收煙苗捐銀元12元，遭到民眾堅決抵制。1924年8月賴世璜以適中民團抗拒該部進駐為藉口，在適中燒毀樓房50多座、店鋪3000多間，殺害數十人，8000餘人無家可歸。

在種種壓迫和動盪的同時，革命的力量漸漸滋長。1917年2月，家鄉子弟林會嘉、詹汝嘉、滕新甫、鄧子恢、魏應幹、翁斐章、張載泗先後赴日留學。1921年春，留日回國的鄧子恢、陳少微(陳明)、張覺覺、章獨奇、林仙亭（鄧子恢的同班同學，後為吳荻舟的中學老師）等在白土桐岡小學組織奇山書社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9月1日，鄧子恢等創辦的《岩聲》月刊第1期出版，該刊以“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為宗旨，至1926年11月，共出版43期。成為當時福建省辦刊時間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傳播馬列主義和新思想的刊物。緊接著，《新龍岩季刊》、《到民間去》、《鐵掃把》等進步報刊也紛紛出版。

1926年3月，龍岩人郭滴人、陳慶隆、李聯星、朱文昭前往毛澤東在廣州創辦的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5月30日，龍岩各界群眾千余人彙集文廟，舉行“五卅”周年紀念遊行。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10月，北伐東路軍佔領閩西全境，促進閩西國共合作；10月14日，北伐東路軍進駐龍岩，工農運動蓬勃興起。10月下旬，中共龍岩小組成立。10月27日，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在明倫堂舉行軍民聯歡大會，慶祝北伐軍進佔龍岩。11月，龍岩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此後，各地農民協會相繼成立。翌年1月，成立龍岩縣農民協會。在國民黨左派和以陳慶隆、郭滴人為領導的中共龍岩小組領導下，掀起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的鬥爭。

1927年1月，中共龍岩縣總支委員會成立。2月，北伐東路軍政治部在龍岩成立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左派青年張旭高[1]任監察員，支持農民運動。2月中旬，岩平寧監察署在明倫堂召開龍岩各界慶祝北伐軍攻克武漢的祝捷大會，會上揭露國會議員連賢基幫曹錕賄選當總統，當場押其遊街示眾。

這年的春天，龍岩縣工人協會成立。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召開龍岩縣各界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二五減租、保護工人權益、解放婦女、禁止納妾、破除迷信、禁賭禁煙禁娼等決議。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搜捕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志士。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和廣東等省，都發生以“清党”名義針對中共黨員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殺。4月15日，龍岩縣長杜連如(履賢)逮捕、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等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解散縣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各區黨部。只是一年的時間，龍岩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半年後，9月初，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恢復，中共黨員鄧子恢、郭滴人、謝寶萱分別擔任秘書、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龍岩國共兩黨再度合作。

9月中旬，國民革命軍新編軍第一獨立團團長陳國輝(後升任省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奉蔣介石“反共、防共”指令，率部進駐龍岩。11月初，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一軍路過適中，陳國輝聞訊退至漳平。中山公園舉行歡迎十一軍其中一個營的大會，並聲討陳國輝的罪行。該營離岩後，陳國輝捲土重來，搗毀縣黨部，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蘇慶雲等30多位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殺害縣工人協會主席楊全貴、中共黨員林克武等10多人。

血雨腥風中，10月，中共在後田村成立龍岩第一個農村黨支部；11月，中共龍岩縣臨時委員會在後田成立。1928年3月4日晚，中共龍岩臨時縣委領導後田暴動。此後，後田農民武裝20多人成立遊擊隊，成為閩西第一支工農武裝。8月6日，龍岩、永定、上杭農民武裝600多人舉行白土暴動，攻打龍岩城受挫，退回白土後田。

家鄉在1928年至1934年，是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29年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兩入閩西，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1930年紅四軍第三次入閩西，到1931年，閩西和贛南蘇區聯合，成為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我哥哥曾經歎息：“多少龍岩人為中國革命犧牲了。”據說龍岩（僅指現新羅區）在冊烈士達3668人。

2016年回家鄉，我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許多震撼的資料，比如才溪鄉88%的青壯年、約3600人參加了紅軍，有200戶一家兩人當紅軍，還有一家六人當紅軍、兄弟（231戶）、父子或夫妻都當紅軍，當時全區人口才是16030人啊。又比如在紅軍長征隊伍86859人裡，有26000個是閩西人，而到達陝北僅倖存2000多閩西人。

（紅軍的紀律，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堂弟告訴我，三嬸的哥哥在山洞裡和毛澤東開過會，後來他卻被當做AB團[2] ，鎖骨穿上鐵絲，手腳被釘在門板上遊街，死得慘烈。因為和鄧子恢是戰友，解放後得以平反，定為烈士。三嬸本人則給毛澤東往山洞裡送過飯，在山洞外面放過哨。第二次回家鄉時我查訪到古田蘇家坡樹槐堂半山腰的“主席洞”[3] ，當時那裡是中共閩西特委機關所在地 。

毛澤東在1929年秋寫了《清平樂•蔣桂戰爭》，描寫這個風起雲湧的時期：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主席洞外觀。）

直至1928年父親離開家鄉之前，龍岩地區在國民黨左派和頑固派之間、國共之間以及國共和軍閥力量之間呈現出複雜的拉鋸局面，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小學、中學和高中時期，縣誌中提及的許多人如鄧子恢、張旭高等都出現在他的人生中，對他的思想啟蒙、對形成他的價值觀起到決定性影響作用。

[1] 張旭高，龍岩人，經集美中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讀書，1926年回鄉任岩平甯政治專員。1929年轉至漳州、廈門，加入中共，擔任平和縣委書記。1929年組織領導平和暴動，暴動失利後轉去上海。1930年南渡菲律賓，成為僑領。創辦中華中學、南洋中學，抗戰爆發後組織華僑文化界救亡，率中外記者戰地考察團回國考察，撰稿促進華僑及外國人瞭解中國的抗戰。1944年被日軍逮捕，8月遭殺害。

[2] AB團是蔣介石指示成立的間諜組織，負責肅清國民黨內部的中共黨員。“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縮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本來，AB團成立僅3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摧垮。但是中共中央擔心間諜已經打入內部，整肅中冤殺7萬自己人，這些想必不屬於“在冊烈士”。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

[3]  “主席洞”正式名稱是圳背岩洞，是一個天然喀斯特岩洞，位於中共閩西特委機關舊址樹槐堂右側半山腰，偏僻清靜，人跡罕至，是當年毛澤東隱匿防敵、思考寫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