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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論述《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投身戰鬥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從封面上看到,書名是《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作者是柳乃夫和吳狄周。從目錄頁看到,父親所寫是其中的一章《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頁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中日戰爭內頁

吳荻舟著《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

又高又厚的圍墻,拐角處有碉堡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5左傾之害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5 左傾之害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文獻原件”、“文獻檔案”等位置瀏覽,將陸續上載。

文革期間,父親吳荻舟寫了很多份交待材料,那都是“造反派”、“專案組”指定問題叫他寫的。問題包括:“被捕、扣壓、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仁濟堂的會是誰主持、入獄後有什麼活動、有哪些鬥爭?”“在獄中誰最活躍?”“曹正平和你談過什麼話?”“出獄的情形”等。

綜合多份交待材料及資料,父親被捕後的大致情況可以還原如下。

父親在英租界被捕後先關在巡捕房,落案問話:姓名、職業等,當天下午被國民黨引渡,由英租界老閘捕房經提籃橋監獄,轉送到漕河涇模範監獄。

為瞭解父親被押解的過程和當時監獄的狀況,我上網流覽了幾千張老照片,等於“目睹”父親的遭遇,他的堅強令我感到震撼。我沒有找到漕河涇模範監獄的照片,但是閱讀了描述漕河涇監獄情況的文章,十分感恩。

老閘捕房監房

(圖一:上海租界老閘捕房位於貴州路101號。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提籃橋監獄舊貌

(圖二:公共租界工部局監獄,位於長陽路147號,又稱提籃橋監獄,號稱遠東第一監獄。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那時無論是租界巡捕房還是中國地界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的監獄,都人滿為患,難友們陸續被集中到漕河涇監獄犯人糊火柴盒的第五工廠,但是七位女難友不知道關到哪裡,從此沒有她們的消息。

來到漕河涇監獄的第二天,看守長進來時,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高聲提出,晚上水泥地睡覺太冷,要求給墊稻草。看守長表示晚上可以送些稻草來。曹正平又叫:“我們沒有犯法,我們是未決犯,為什麼把我們的手腳銬起來?要求把鐐銬去掉!”其他人也跟著喊,看守長提高聲音:“去鐐銬要請示司令部再定!”過了一天,鐐銬去掉了,大家可以自由一些,對曹正平也感到敬佩。

難友們成立了“同難會”,每四條毯子(八個人)為一組推選代表成立幹事會,幹事都是些比較積極的活動分子。其中外交幹事負責和獄方交涉,互助幹事負責照顧患病者和生活困難者,募捐和爭取支援。組織幹事曹正平熱情,有能力,對獄方鬥爭有膽量,又是苦力工人,獲得大家信任。

幹事會發動大家向外面親朋好友寫信,請他們多送必要物品,然後分給有需要的人,外面送來的食物,都要平均分配,有福同享。外面曾給父親送來一些餅乾和衣服,餅乾大家分吃了,衣服也是幾個難友輪著換洗。難友們鬧過要求早日釋放,鬧過要求改善衛生。因為當時天熱人多,尿桶在監房裡,有時候屎尿滿溢,很臭。氣候炎熱,監獄中供水少,同難會也曾發動向獄方提出增加用水的鬥爭。

睡在大廠房地上的時候,父親和王保德、周興然(惠浴宇)等難友靠得比較近。他記得難友中有人說,別讓敵人覺得我們中有誰是為首的。父親說,當時覺得他們指的好像是王保德。王保德中等身材,話不多,但是比較關心大家。父親不清楚他是不是為首,是不是主持集會。

多年後父親獲悉,王保德16歲到上海銀作坊學徒,成為銀樓技師,是銀樓工會的黨員,兩年前就因為組織罷工坐過一年牢,搞過獄中絕食,這是第二次被捕,他30幾歲,比大多數難友年長,又有領導獄中鬥爭的經驗,大家就請他暗中指揮,例如牢門一開,如果進來的人是看守長或者監獄科室負責人等,王保德就做暗號指揮大家靜坐不動;如果進來的是同情難友的獄中人員,王保德就示意提出各種要求。

國字臉、胖胖的周興然比較平易近人,說話爽直。他告訴父親,他是海州人,海州產鹽,鹽田的工人很苦等等,他看上去有二十六七歲。李梅是廣東人,華僑,好作舊詩,三十歲左右,瘦高個子。父親覺得自己比他們都小,又剛剛受到黨的教育,很幼稚,階級覺悟很低,所以很尊重他們。

當時被捕的人裡面有個穿著國民黨服裝的下級軍官章國鈞,他是盯梢女學生跟進仁濟堂大門後被關進來的。在巡捕房、會審公堂和監獄裡,他見到敵人就乞求寬恕,然而沒有人保釋他,他就這樣一直被關下去。他一進巡捕房就指出李壁臣和周興然開大會時演講和喊口號,是共產黨,巡捕房竟然沒有人理他。幹事會把他當做重點説明和團結的對象,周興然特地和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後來他也和難友交流自己的思想和窘困的家境。到宣判的時候他翻供,說原指周興然二人是共產黨是他胡說的。結果這個國民黨下級軍官被國民黨法庭判刑三年,慘死在獄中。

當時難友們判斷,只要不出叛徒,獄方就不易察覺獄內的有組織鬥爭。但是他們沒有防範敵人可能派特務混進難友隊伍或者可能出叛徒,獄中的身份和組織全都是公開的,多少年後檢討時他們說:“這仍然是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違反了地下工作的原則。”

第五工廠中傳過一首詩歌,是惲代英的作品:“革命高潮湧,紅旗飄日中,大示威,大罷工,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

“同難會”覺得這首詩歌是很好的教育材料,宣傳了農民暴動包圍城市,城市暴動又能領導鼓勵農民起義。特別使難友們興奮的是“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這一句:“這樣,我們也就能同蘇維埃俄國一樣了,這也是我們救國救民的光榮任務。”於是發動大家學習。

當時還有兩種針鋒相對的主張。一種是說外面總同盟罷工馬上就可以實現,在南通的紅14軍就要打到上海,不久就可以出獄。另一種是說要保存自己,可以利用現在未決犯的條件學習文化,增長知識,有朝一日出獄後可以提高鬥爭本領。儘管父親希望早日出獄,最終他實踐了後者。

同案難友一起被關了五六個月,期間審訊過一次,l930年秋被押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父親和李梅同戴一副腳鐐,一路上鐵鍊鋃鐺響。路過蘇州龍華寺時,李梅詩興大發,高聲朗誦:今年三度龍華道,一看梅花兩帶鐐……父親記得自己和了一首:

黥首回眉龍華道,

春秋猶憶左腳鐐,

閻門橋上鋃鐺過,

國際歌聲到天牢。

據父親回憶,往南京途中,在蘇州滄門內的監獄住了一夜,然後押往南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是新建的,分南北兩部分,南監有四座監房,分稱為“改”、“過”、“自”、“新”,北監有九座監房,分稱“智”、“仁”、“勇”、“天”、“地”、“人”、“日”、“月”、“星”。父親沒有去過南監。北監有幾個工廠如織布廠、印刷廠、木工廠等,還有教誨室。監房有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和六人房。

他們被關進一個空置的大廠房,睡在地上。過了一個多月,由軍法處派法官來審訊他們,四五人一批被提到一個禮堂(後來知道是教誨室),然後一個一個審訊。

那時父親才22歲,是最年輕的“犯人”之一,其他難友提醒他,一是要堅持說自己是學生,二是被審訊時要淡定,回答問題要簡單。此次審訊的內容和在漕河涇一樣,但是法官態度更凶,喊打喊殺,一再指父親是參加了共產黨暴動。

審訊後過了一星期判刑。判刑時沒有把他們提出去,就在他們住的那個大廠房入口處擺上桌子,布了崗哨,把“犯人”一個個叫過去宣判,然後把判決書交給本人。判決後,父親被分到月字監,三個人住一間牢房,1933年又調到天字監,六個人一間牢房,直到1937年3月出獄。

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半年後被釋放,臨出獄時,他對父親說,他會回來看父親和大家。父親托他帶口信給三叔,要三叔給他送衣服。曹正平說:“出去後設法營救你。”不過他後來並沒有來看過父親。

自被捕,父親一直沒有認罪悔過,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參加集會,沒有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仍然被判了9年11個月的徒刑,罪名是“企圖煽動群眾,擾亂後方,蓄意顛覆國民政府,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十一條”。同案的周興然、李梅和李金祥等八九個人和他刑期一樣長,其他人判十一個月或者無期徒刑。

50多年後,1982年父親遇見曹正平被捕後接替曹的嚴啟文,才知道曹正平入獄不久便叛變了,他偽裝積極,騙取獄中組織的機密,出賣大家換取自己的自由,出獄後被中共特高科處決掉了。

母親在上海黨史資料《60年風雲錄》中發現一段文字:“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

我找到這段文字的出處,是葉進明寫的《幼稚思想的自我教育——1930年獄中鬥爭片段記述》,他寫道:

珍貴的葉明進回憶錄

(圖三:珍貴的葉進明回憶錄初稿,讓我瞭解到漕河涇模範監獄很多情況。)
“有一天,那個翻砂工會的頭頭、‘同難會’的組織幹事曹正平突然被釋放出獄。大家感到不易理解。難道上海就要總罷工、大暴動,紅14軍就要打進上海了?總認為我們可能出獄在望,勝利的信心更足了。
幾天之後,我們全體終於被提審。但這審問很奇怪,只是問問姓名、年齡和‘你是不是共產黨?’等問題,別的什麼也沒有問。90多人一天就審問完了。在審問中,不少難友巧妙地更換了姓名,以保護組織和戰友的安全。如蔡四,原是中華藝術大學的學生吳彩書,之前審問時他用“彩書”龍岩口音的諧音,改成像個工人的名字“蔡四”。這次審判官問:你是工人不就是共產黨嗎?蔡四說:我原來叫‘蔡史公’的蔡史,被你們叫成蔡四的。這樣真正的姓名職業是掩蓋過去了,而共產黨員卻仍然被出賣。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這樣大家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只怪我們太天真幼稚,在敵人眼皮底下毫無警惕,不加隱蔽,所有難友的身份都被曹正平摸得一清二楚。凡是在‘同難會’做負責工作的,或是党團員、工會負責人被曹正平知道的,均被判九年十一個月,其餘難友大多判十一個月刑期,這時我思想上還是認為兩三年內上海暴動一勝利,紅軍打進來很快就可以出獄。雖被判重刑,仍存在盲目樂觀的思想。
在南京監獄,我和蔡四同在印刷工廠做工。這時我們才知道外面的情況,我們黨正在開展批判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這五個月的獄中經歷,對我們這批受到左傾思想之害尚不覺悟的年輕共產黨員的幼稚思想無疑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
曹正平是父親入黨介紹人,他通知父親去集會現場,直接導致父親坐牢。文革中這段經歷因為曹正平叛變被處決“死無對證”,父親受到“二次傷害”。不過我認為,即使沒有曹正平,父親還是會走上這條路。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接觸過的共產黨人鄧子恢及進步青年林仙亭、郭慶光、張旭高和林初元等人的影響足以決定他的命運。他關注國家命運及窮苦民眾的命運,在上海上大學和寫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當他有機會接觸國民黨,耳聞目睹國共兩黨在龍岩的作為,耳聞目睹上海貧苦市民的生活,他選擇了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