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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8 內鬥存照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8內鬥存照

前面講了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的“交代材料”,我手上還有幾十份父親隔離審查期間(1967.8-1969.4)寫的證明材料,涉及數百人名,包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難友、抗宣一隊(演劇七隊)的隊友、各階段工作中的統戰對象、學生、上級、下級,甚至是這些人的家屬,還有許多當年經他幫助從海外回國的學生、青年、華僑等。

大多數證明材料都是回答外單位外調人員的問題而寫成的,舉例來說,1968年2月

13日徐方略證明材料,問題包括一,徐方略在隊、離隊及兩人通訊情況;二,隊的直屬、配屬關係,隊史、隊旗、服裝;三,集體參加國民黨的經過;四,抗宣一隊演出的節目;五,流動工作的地方。

再比如方瑩三份證明材料,每份都要答復這樣一些問題:一,方瑩在隊期間表現;二,解放後見面;三,劇宣七隊(抗宣一隊)工作情況;四,劇宣七隊(抗宣一隊)演出的節目;五,集體參加國民黨經過;六,隊的組織;方瑩入黨情況(父親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等。

一份沒有1-4頁的證明材料也是回答問題式的:潘予、沙基、龐娥什麼時間、如何進七隊,他們的社會關係及在隊的表現,軍銜是什麼,怎麼樣參加國民黨?潘予、沙基來隊前在什麼地方?

父親的基本做法:

1.留底,因為很多內容可以共用(重複使用),比如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的組織架構、工作年表、集體參加國民黨等,他要為曾經在隊裡工作過的幾十個隊員回答很多共性的問題;

2.也要記住各人特殊之處,比如徐方略在隊里擔任的工作和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後來他去了延安而章枚去了新四軍;

3.證明材料交出之後,他還會繼續回憶,有必要時會寫第二份,做出補充。我看到他為徐方略和方瑩寫了三次,為王辛農寫了兩次等。多次寫的原因有時候是主動做補充、糾正,也可能是為不同的群眾組織或不同的工作單位寫,或者寫了不被造反派認可而要回答更多問題等等。

(圖一:大量“交代材料“、“證明材料”及其他文檔。)

下面選擇幾份證明材料看一看。

1.父親為徐方略寫了三份證明材料,第一份證明長達18頁,父親晚年說過,幸虧那時記性好。

徐方略是父親1938年在武漢加入抗宣一隊時的代隊長,9月父親被任命為隊長,1940年徐方略去了延安。徐方略那時候已經是共產黨員,但是父親不知道。抗宣一隊的情況在第三章已經大書特書,現在就只看看父親如何為徐方略寫證明。

    “徐方略在隊期間,工作態度是好的,誠懇負責,吃苦耐勞。他當時身體已很胖,隊流動到農村,不論天時下雨,都是積極地和大家一樣幹,當時他負責隊務工作多,對外接頭等,有時我也做,但他做得多。他有一定的政治水平,記得曾經負責過隊的學習工作。此外,他還參加唱歌、演出(記得擔任過“發國難財”中破壞抗戰經濟的奸商角色)。抗宣一隊是以文字(寫大標語)、美術(畫墻畫)、歌詠及演講等工作形式宣傳抗日的宣傳隊,不會演話劇,記得他只演過一次戲。”

    “徐方略是1940年離開隊的,大約在夏秋之間,但,確切的時間記不清楚了。記得1941年皖南事變後隊出發湘桂路、粵漢路一帶流動時,他就不在隊了。徐方略離隊時,對我說是要到延安去,先到重慶(在這以前,也有同志向我提出到新四軍,或到蘇北去)、徐方略不是私自不辭而別地離開隊的,也沒有請過短假私自離開隊過,一直是參加隊的集體行動的。”

    “我當時沒有組織關係,沒有和地下黨聯繫,工作多聽進步朋友的意見,或請教進步朋友,如劉季平、溫濤、左洪濤等。隊內當時有沒有地下黨,徐方略當時是不是黨員,我不清楚,1946年復原,我才知道,隊里有地下黨員。”

    在這份證明材料的最後,附上了70多人的名單,那是曾經在抗宣一隊工作過的人的名字,一個一個都刻印在父親的心裡,以致寫證明材料時手邊沒有參考資料,他也能把他們一一記起,父親在為他們寫證明的時候,內心是如何翻江倒海啊。

2.1967年12月31日,父親為丁波寫證明材料,在這份證明材料裡,父亲讲述了三次遇到丁波的情形。前兩次是在抗戰時期,他們分屬不同的隊。第三次,抗戰勝利了,他们一起去了香港,在新成立的中藝共事近半年。父親是這樣寫的:

“我和丁波共事是1946年6、7月至11月在香港搞‘中藝’時。這段時間雖然有四、五個月,但,丁波很忙,整天往外跑,很少注意到社裡的工作。我當時沒有解決組織關係,組織上如何醞釀和決定成立‘中藝’,我沒有參加討論,丁波也沒有告訴我。社成立後,就開始籌備演出,接連兩次都是七隊的保留節目:《農村曲》、《黃河大合唱》。我集中解決演出的問題,也很少找丁波談話,談也是社的事務。五、六個月,丁波沒有找我深談過一次,包括社的任務、社的工作方針也沒談過。”

“五、七兩隊人員全體到港、略事休息和安頓後,才提出組織‘中藝’的問題(記得在廣州沒有具體討論過,但思想上是有準備的,還是兩個可能,解散或搞團體,所以才隱蔽了一部分主要的、較好的物資,先運香港(一方面我們也不願把物資交給政治大隊。在香港提出後,記得也沒有開大會討論。怎樣醞釀的過程記不起來了)。兩隊成員中除少數離開外,大部分都參加了。”

“組織上討論和決定成立‘中藝’的會,我沒有參加(是否開過會也不清楚),估計丁波是參加的,但,沒有對我說。‘中藝’的政治任務、工作方針、藝術方向,一直沒有預先好好討論,後來夏衍到社裡講話,記得也沒有講。討論名稱及組織形式時,決定名稱包括兩隊的特點:五隊的話劇和七隊的歌劇舞劇,‘中藝’的全稱是‘中國歌舞劇藝社’……社長決定我擔任,丁波擔任副社長。”

“演出及社裡有事,我都是找饒彰風協助、決定。兩次演出的節目得到他支持,演出的場子也是他協助我解決的。饒,我在曲江時已認識,到港後他對社的事關心得多,問的多(那時他在《華商報》工作)。我當時不知道夏衍對‘中藝’有無領導關係,所以沒有找過夏解決過社的問題。”

父親還在這份證明材料裡回顧了1962年調北京外辦工作後與丁波的互動。由於丁波經常到外辦開會,父親得知五、七兩隊在北京的老同志每年1月1日有一次聚餐。父親想,回來工作了,多年不見的老同事,平時沒有時間走動,借此見見面也好,於是和母親一起去了一次。那次聚餐是在新僑飯店,大人孩子二十多人,交換電話住址,寒暄一番,丁波帶頭敬酒後便開始吃。父親注意到整個飯廳沒有別的顧客,感覺很突兀。次年又通知父親,他和母親都不想去,覺得沒有意思,但他怕被人說架子大,掃別人興,最後由他一個人去應酬。這次是在江西飯店,也顯得很突出,整個江西飯店樓上樓下除了中僑委幾個人外就只有這一二十人。父親覺得都是國家幹部,大年初一上館子大吃大喝,和社會風氣很不協調,於是提議以後別這樣搞了。他說:大家高興,也不一定要大吃,自己動手,到我家包一頓餃子吃,我還供得起。據他說,聚餐結束後大家照樣湊錢湊糧票就散了。以後他再沒參加過這種聚餐,沒人通知他,也沒人來家裡包餃子。

在丁波這份證明文件後面,付了“材料中提到的有關人員”,共30人的名單和工作單位。

3.1968年8月7日的一份證明材料是為我的表姨龔維瑤而寫。在第三章,我提到母親在桂林中學偶遇她的表妹龔維瑤,兩姐妹還在校園操場上合影。龔維瑤那時候從安徽疏散到桂林,正在那裡讀書。

從父親行文看得出來,這也是應要求回答問題:比如1.龔維瑤什麼時候加入抗宣一隊?2.在隊期間做過什麼工作?3.有沒有填表加入國民黨?4.龔維瑤是哪年去美國讀書的?5.她在美國求學如何生活,具體做過什麼工作(如半工半讀)。6.雙方交往情況?7.與龔維瑤同時期在隊的還有什麼人等等。

根據父親所寫,龔維瑤1939年3月左右在桂林參加抗宣一隊,剛一加入,就趕上一次大型流動宣傳,跟著隊出發去桂南、粵西,走遍十萬大山山區的那良、那麗、欽州、防城、濂州等縣的東興、龍門、吳家、北海等城市、鄉鎮、農村。在流動期間,她曾經管理隊內的生活,還參加一些唱歌節目。

桂南、粵西的流動工作結束、7月回到桂林不久,龔維瑤離隊,去重慶和她的父母會合(母親告訴過我,龔維瑤家有錢,她的母親說過,我女兒不用別人給介紹工作。大概這就是她離隊的原因吧。不過她能把十萬大山那次流動堅持下來很了不起)。

根據父親寫的證明材料,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1949-1950年期間,龔維瑤來找他,說她愛人在美國,她要去找他,並且讀書。說過準備半工半讀,但是沒說讀什麼。後來父親才知道,她學的是兒童教育。她去美國,是父親托旅行社替她買的船票。    

父親需要交代幾次走親戚的經過:比如哪年春節龔維瑤和她丈夫錢寧教授和孩子們來我家拜年;哪年父母帶我們去水利研究院宿舍看望他們,當時父親曾向錢寧請教治沙問題(錢寧是我國著名治沙專家)。談到治理黃河的問題,他們認為要徹底解決黃河的流沙,必須從上流解決水土保持(植林)做起;還有一次龔維瑤到我家,父親問過她研究兒童教育有什麼心得?1965年一次龔維瑤和錢寧的姐姐(或妹妹)來請父親幫忙邀請一位外辦領導人到她的單位去做形勢報告,父親建議她用單位黨委的名義去請;最有意思的一次是1967年7月前後,龔維瑤來我家問父親“靠邊沒有”,她說你在香港工作那麼久,怕你犯了錯誤。父親回說沒有。她又說,最近看報紙,香港同胞對港英的鬥爭很英勇[1],看來過去的工作做的還不錯。這次見面,父親也有問錢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如何?龔維瑤說,起初他有些緊張,現在好了。

在“證明材料”中,這也算是最有煙火氣的一篇了,表姨的性格躍然紙上。最關鍵的是父親給龔維瑤證明了“以上這些接觸中,我未聽到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不滿的議論。”

(圖二,吳荻舟給龔維瑤寫的“證明材料”。)

4.在父親給金乃華寫的證明材料裡,開篇第一句就說:“同志們提出的幾個問題,想了好幾天,有的連一點印象也沒有,有的還記不周全,現在把記起來的,交待如下”。

簡單來說,金乃華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2]”時期的關係,但不是父親的團友,而是安徽當地部隊的。當時服務團經費困難,團長柳乃夫想了很多辦法解決,參加廣西173師某部軍事訓練是其中一個辦法。“金乃華擔任中隊長,教我們軍事操練,掛武裝帶、值星帶、配短槍、沒有穿長筒皮靴,他教操喊口令等,給我的印象,他是受過軍事訓練的,但,他是在哪裡學的,是什麼出身,什麼政治身份,我不了解。當時,我沒有問他。”

5.還有一個特別的例子。父親在1968年9月25日為桂林藝術館劇團邱星海、鄺雅梅寫的證明材料。根據父親的證明材料,我看出來的端倪是這樣:他們是當抗宣一隊在桂林工作時認識的,偶爾見面,並不熟悉。邱曾經想參加抗宣一隊,後來沒有成事。就是這樣一面之交,也要為之回憶寫證明。而另一位,鄺雅梅,則在多年後、當父親在香港擔任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的時候曾經來找他。當時父親負責做“交通”,接待來訪讀者及各界人士,輸送民主人士回國,這項工作本來是不公開的,但,輸送多了,知道的人越來越多,最後幾乎成了公開的事。

父親寫道:“鄺雅梅什麼時候從台灣到香港,我不了解。具體安排她回國的情況,已記不起來了。當時,她找到我和要求協助回國的途徑有三:一是她自己到報館找讀者版,要求協助回國工作,我報告領導(喬冠華、外交部;饒彰風、廣東省外語學院),領導批准後,我安排她回國;二是她通過朋友找到領導,提出要求,領導同意後,交待我去和她聯繫,並安排她回國;三是她通過朋友向我提出,我報告領導同意後去找她。當時輸送回國的人很多,一批批送,究竟怎樣的情況下找到我,反復回憶,一點也記不起來。”

父親為什麼要寫出三種可能性?我估計是因為父親知道,如果父親所寫和鄺雅梅本人的交代不符,會對鄺雅梅很不利。這三種情況是當時的工作原則,只要有其中一種情況對得上鄺雅梅的交代,對她將是莫大的幫助(三種工作原則詳情可參考第五章 送人回國的部分)。

6.1968年9月27日,父親為白玉華寫證明材料。她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阿姨——白樺阿姨。在我的記憶裡,她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到我們家走動最勤的幾位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老隊員之一,對我的父母和我們幾個孩子都很關心。父親在證明材料裡回答了五個問題:一,白玉華1943年回隊和再離隊的時間;二,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的服裝、待遇;三,被迫集體加入國民黨的經過;四,高士奇、白玉華經香港回國問題;五,抗宣一隊到柳州工作,張發奎是否到隊裡去過?

關於高士奇,百度百科介紹:“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硕士、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我記得母親說過,高士奇身體很不好,白樺阿姨照顧了他一輩子。

下面是高士奇的哥哥高志奇寫的《高士奇畫傳》中一些高士奇的故事:

高士奇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細菌學的時候細菌由耳入腦,得了腦炎後遺症,不良於行,眼球常常翻上去下不來,很多時候只能躺在床上休息。盧溝橋事變後,他在艾思奇的影響下去了延安,七次見到毛澤東,系統地閱讀了馬、恩、列的英文版著作。他在延安受到尊重,每個月還有20元津貼,和白求恩一樣。因為他不良於行,很多時候都是請人背著他。他寫過一首詩:‘我是個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要來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趕走日本強盜,還我中華河山。’他在延安舉辦細菌學討論會,為根據地的醫護工作者做細菌學講座,起草了延安醫德標準,還和馬海德一起探討醫學問題。人們說:高士奇這樣的人都革命了,還有誰不革命?高士奇這樣的人都革命了,革命還能不成功嗎?後來他病情惡化,就離開延安,輾轉成都老家,和老父親見過一面,然後又在重慶躲了一段時間,最終去了香港治病。包括宋慶齡在內的社會人士、清華校友都給他籌款,在各界的關心援助下病情有所好轉,但是聖瑪麗醫院的費用實在太貴,一個月後,他離開醫院。本來地下黨派了護士照顧他,他自己已經沒有辦法寫字,只能口述,護士幫他記錄,寫了兩篇論文。可是1941年12月日軍佔領九龍,封鎖了九龍與香港的海面,很多居民都逃了,護士也失蹤了。三天三夜,高士奇沒飯吃,沒水喝,拉撒都在床上,拼命叫喊,終於有一位老太太聽見,把他從奄奄一息死亡線上救了回來。後來,地下黨指示另外的人帶他經廣州到了桂林。他在那裡做食品研究所所長,還寫過很多科學小品。他在桂林第一次結婚,他還想發明科學字母,還寫過一篇200頁的著作,但是都在戰亂中散失,沒有留下來。後來日本轟炸桂林,他的妻子失蹤,護士捲財而逃。在日軍進城最後時刻,馬寧救出了高士奇。1947年9月,白玉華、即白樺作為護士,陪著他坐中央號輪船,從上海到了臺灣。在那裡氣候好,風景好,偶爾還可以去洗溫泉。白樺對高士奇十分敬重,照顧周到,還幫助寫作,把他的口述寫成文稿,反復修改、謄抄。悉心照料下,高士奇身體漸漸好了起來,他研究數學,寫科普小品,回憶錄,翻譯公共衛生的著作,但還是想念大陸。1949年5月24日高士奇乘坐湖北號輪船到達天津。5月31號,坐火車到北京,周恩來安排他住在前門的遠東飯店。他參加了中國文藝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又是新政協的代表,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的全體大會。他是別人背著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大典的,扶著白樺站立了一個多鐘頭,親歷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從這些描述可以想象,白樺阿姨是個多麼善良而堅忍的女性。

7.就連隊員的戀愛問題也受到審查,要父親作證。一份寫於1968年12月1日的證明材料也是回答問題式的:一,關於戲劇音樂藝術訓練班的性質、功課、學員等;二,XX和XXX的戀愛問題;三,關於劇宣七隊隊員給中山大學某學生劇社排練問題。這些非常枝節的問題,父親未必清楚吧。像那個“戀愛問題”、而且還是“吹掉了”的。果然,父親只能說“我是1946年隊在廣州鬧復原期間,才聽說XX和XXX戀愛,隊復員到了香港後兩三個月,又聽說他們的關係吹掉了。XX有一陣很懊喪。XXX那時候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他們的互相認識可能是在劇宣七隊到坪石去中山大學工作的時候。他們認識的過程,從戀愛到吹掉的情況,我都未詳細了解,只知道這一點。”

8. 1968年12月7日寫的證明材料(缺第一頁),父親證明洪猷“未發現有什麼偏差。”在本章介紹的父親所寫“在香港十四年工作”交待材料裡,父親回顧香港電影工作情況時對自己多有批判。不知道那段歷史的人會覺得他一會“左”,一會右,什麼錯誤都犯遍了,因為其實他負的是“領導責任”。可是在他為其他同志寫的證明裡,我沒有看見他說一句哪些具體工作誰應該負責,他把責任都攬上身了。

下面是他給洪猷寫的證明材料,開頭一段應該是說他自己當時的身份和工作內容:

(……刊編輯)。實際上,主要是搞電影工作,此外,兼搞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聯繫一部分民主人士。

這期間,電影方面的主要任務是:一,由於司馬文森、劉瓊、齊聞韶等九個電影工作的主要編、導、演遭港英帝國主義迫害,引起部分電影從業人員的思想波動,需要做穩定工作;二,決定解散各單位的“讀書會”,需要妥善貫徹,需要做許多思想工作;三,各公司要繼續生產,人員要適當調整;四,繼續開展電影線的統戰工作,愛國主義思想工作等。

洪猷在期間,主要是貫徹執行上述任務,有時來我處,有時我去他處,由於彼此的工作不同,聯繫不容易,聯繫不很正常。當時,各製片公司的工作,都是他一個人負責,現在記得起來的,他曾向我反映或研究過以下的問題有:一、各單位的“讀書會”停止活動和解散的情況;二,司馬文森等被迫害後,港英帝國主義繼續對電影界注意,企圖進一步迫害,洪猶曾反映盧玨(演員)被港英盯梢,曾研究過如何隱蔽,我向黃作梅匯報這情況後,決定盧玨撤退;三,主要編、導、演人員的思想,及進行工作的情況;四,各公司業務和人事調整的情況;五,回國的同志提出要求處理五十年代公司等,在國內發行影片收入的存款。我請示後同意處理,但,香港股東所得,只能在國內使用,不能結匯,即不能給外匯(這一條可能時間記錯,如果記錯,可能是洪猷離港後,別的同志向我提出)。

此外,他反映了一些民主人士的思想,和他對他們的工作。

二,洪猷回國的決定經過

司馬文森等遭迫害後,領導上檢查和總結了前一段的工作,做了一些新的工作安排。記得,這期間(我和洪猷聯繫後半年左右):一,黃作梅告訴我國內要調洪猷回國內擔任某單位的工作,但,具體安排他什麼工作,已記不起來;二,司馬文森等遭迫害事件後,感於環境繼續緊張,考慮到洪猷已比較暴露,他的行動又不便,繼續與編、導、演等來往,目標太大;三,記得洪猷也有意回國內工作。所以黃作梅經過考慮,並結合到新的措施,決定讓洪猷回國工作。主要原因是一、二兩點,尤其是第二點。

洪猷在這期間(我和他聯繫期間),主要是貫徹領導交待的任務,未發現有什麼偏差。

9.1968年12月15日為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員林韻寫的證明文件:

“現將所提有關抗宣一隊(劇宣七隊)成員林韻的幾個問題交待如下。”

這一句再次說明,父親總是在為他的隊員們回答問題。這次包括:一,林韻如何參加隊,在隊什麼職務,待遇如何?二,林韻在隊時參加過那些工作、有過什麼創作、指揮過什麼節目?三,林韻離過隊、犯過錯誤沒有?四,劇宣七隊被迫參加國民黨,林韻說過什麼話、態度如何?五,隊與梅縣師管區合辦“藝術班”時林韻擔何工作,是否搞過紀念冊?六,林韻為什麼回福州,中藝是否討論過,有何決定?七,林韻回家後是否和你通信,他回中藝時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的?八,解放後見過林韻否?

這些顯然是林韻當時所交代的,造反派於是四出外調,想得到“證實”或者找出問題作為整人把柄。

和其他大多數證明材料相比較,林韻的證明材料問得更具體更詳盡,不過大多數答案是和其他人大同小異的,不贅述,但是我要記下“七”,這是顯示父親有多麼為難的一個例子,時隔二十年,生命長河中相遇的某個人,那麼細節的事……弄不好就會給這些朋友帶來滅頂之災,但是父親應對妥當。

七,林韻回家後是否和你通信,他回中藝時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的?

父親答復:我想了幾天,記憶裡沒有在香港時接到林韻從福州給我來信的印象。我是1946年11月離開中藝、離開香港去新加坡搞教育工作的。社是1947年(幾月我不知道)去泰國等地的。林韻回中藝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問題,我只記起有這樣一點印象。1947年秋季開學前後,或學期中,許諾(許是1947年到新加坡教書的),或還有其他人(如齊牧冬)在一起,向我提起想叫林韻回社(中藝)工作,我表示贊成。後來他們是否用我的名義(或信裡提到我的意見)去信要林韻回社(記憶中沒有我自己寫信的印象),也記不起來。至於寄旅費、旅費來源(可能是大家湊錢,好像談到過)及辦入境手續(護照)等具體情況,我沒有經手,情況如何?請向許諾瞭解。

還有“八”,解放後見過林韻否?

1960年我在北京參加外事會,住在北京飯店。林韻、徐洗塵、胡振表、施明新、林正斌等來看我(晚上)。他們是來北京參加“文代會”,記得那次我在北京看過《劉三姐》的演出。大家談到《劉三姐》之類的歌舞劇時,大家覺得七隊過去的演出還不錯。記得胡振表因此提起寫隊史的問題。胡振表說七隊過去演出的歌舞劇(指軍民進行曲、農村曲、生產大合唱、新年大合唱等),還有一定的水平。於是大家扯開了,你一句我一句,我現在也記不起哪句話是誰說的了。有的說七隊當時演出的歌劇,形式和內容都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受歡迎的。有的說,七隊在西南的群眾中是有影響的,受群眾支持的。有的說七隊的工作還是可以肯定的(記得林韻說過梅縣辦的音樂戲劇藝術訓練班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不但在當地、而且在華僑中也有影響,但這句話是否在這次說的記不大清楚),在群眾的眼裡七隊是進步的。當時談話的總的意思就是說,七隊過去走的藝術方向還是(指演歌劇等)對的,大眾的、民族的,是群眾喜聞樂見的,也有一定的成績。

(圖三,隊友相聚。前右起:徐洗塵、吳荻舟、葉霖(後改名蘇湘)、後排右起:胡振表、林韻、齊牧冬。)

最後還是提到要我寫隊史,記得我說哪裡有時間,也沒有資料。他們說他們找資料,我說先看看吧。談完,我和大家一起照了一次相。

記得我1963年(?)陪一批客人到上海參觀,見到孫天秩(上海戲劇學院還是其他藝術學校教燈光,記不清楚了),他也提到寫隊史的問題,並且告訴我他還保存著許多資料。我對他說,我什麼也沒有了。

那次談過後,他們並沒有給我寄過什麼資料,我也再沒有找他們提過這個問題。

他們終於把寫隊史付諸行動,已經是十幾年後,那是後話。

10.有一份寫於1969年4月3日的證明材料,不是為熟悉的抗宣一隊隊友而寫,而是為在隊的駐地認識的當地人何平而寫,要交待一,怎麼認識的?二,抗戰時期何平與什麼人來往?三,全國解放後何平去了香港,和什麼人來往?

父親在回答第三點的時候透露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信息:“全國解放後,許多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軍政人員,除逃到台灣外,不少逃到香港。如過去偽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熙寰[3]、建國日報社社長李育培、政治大隊隊長賴庋祿等都在香港,偶爾在馬路上也見到(如李熙寰、賴庋祿)。我未聽說何平和這些人來往,但,偶爾遇到是可能的。我在香港時,聽到一些有關這些人在港的情況的反映,其中有無何平反映的(不排除)記不清楚:

  1. 這些人大都在香港經商,開農場(養豬、養雞、養鴨、種植蔬菜、水果)、也有少數搞金融投機。
  2. 1956年前後,聽說我們要解放台灣時,他們很害怕,也怕我們解放香港,有些便跑到巴西去購買土地,但後來找不到工人去耕種,錢又抽不出來,回到香港很懊喪,覺得走投無路。”
  3. 有的對國民黨、蔣幫絕望,對人說自己是沒有希望了,只好呆在香港,將來子女還是讓他們回去,不要拖累他們。
  4. 又得到國貨公司買我們出口商品(食的用的),遇到他的熟人問起,為什麼買共產黨的東西,他說,現在管不了這些了,大陸來的東西又好又便宜,他便買。

另外,“何平在香港參加中華總商會,被推為會董,這是有意安排的進去起作用的,不是何個人的行動。”

父親對他的隊員們多有稱讚。關於徐方略,他說“徐方略在隊期間,工作態度是好的,誠懇負責,吃苦耐勞。”關於章枚,他這樣寫:“章枚能指揮、能作曲。”“章枚在隊工作一年,我覺得他不錯。當時隊的成員大都很年輕,沒有一個領導核心。人員流動率很大,一年多出進將近一半,1940年秋,章枚向我提出要離隊時,我很想留他。” 又比如第五章介紹過的中國越劇團團長白彥1960年12月率團去香港演出,父親肯定他“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

其他證明,父親也是實事求是,用詞懇切。至少在我看到的這四十幾份證明材料裡,他沒有指認哪怕一個“壞人”。其中一個“他的交待,我看了,發覺和我的記憶是有些出入的。這不是他記錯,就是我記錯,請向徐方略、胡振表等了解一下”;另一個“身體多病、思想單純,聽話,在隊期間進步雖慢,覺悟低,但,沒有發現和聽說她有不利抗戰的言行,和同志們的關係也不錯,所以同志們對她也很照顧。”

在他筆下,隊友們個個都是為祖國和人民奮鬥、努力自強的人。今天我們只可以想像,他這樣做頂著多大壓力,另一方面,我相信父親很為自己的隊友自豪。

這一章寫得很沉重,一來是看到父親寫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數量之大,雖然他慶幸當時自己的記憶力還好,不然怎麼應付?但是,那麼多人把時間和精力用於整人、用於為自己、為他人寫證明,是對人力物力國力資源多麼大的虛耗浪費?對被審查的本人又是多麼大的精神折磨?

當世界文明向前發展,中國卻在舉國內鬥:“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階級鬥爭”……幾乎是任何人與任何人鬥來鬥去。以億計的人螻蟻不如地浪費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啟示?立此存照,希望後人會研究這種可怕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


[1] “香港同胞對港英的鬥爭”指六七暴動,詳見第九章。

[2]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詳見第一章7、8。

[3] 李熙寰,國民黨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曾經和父親在廣州有交手,詳見第三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6何罪之有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6 何罪之有

根據我為父親吳荻舟整理的“交待材料”清單看,他先是被要求交待香港工作,然後被追究歷史問題,其中重點是坐牢和抗戰時期的表現。坐牢期間的“交待材料”就有《在獄中七年》、《難友列表》、《被捕、扣押、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訪問記錄》等多篇;抗戰期間的有《抗日宣傳八年》、《內地服務團》、《交待材料》等。

各篇內容時有重疊,因為如果造反派不滿意,他都要反復重寫。本節盡量不贅述,重點關注他怎樣交待和批判自己。

母親張佩華留下筆記稱:“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有利他們整人”。通讀、對比“交待材料”後,確實可見這樣的脈絡,初期的“交待材料”以敘事為主,越往後越多上綱上線,言必稱“偽”:“偽長官司令部”,“偽七戰區”,“偽政治部”等——這對我判斷一些沒有標記日期的材料孰先孰後倒是有幫助。

比如在一份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裡,父親在第一段這樣寫:“我最大的錯誤,就是出獄後沒有馬上千方百計找到黨解決組織關係。抗日宣傳工作的八年中,我雖記住入過黨,受過黨的教育,對自己有要求,有約束,但沒有組織關係,沒有黨的領導,不知道黨當時對許多問題的政策(比如,黨對黨員被迫要參加國民黨的政策是‘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毛選752頁)[1]’,所以1942年遇到這問題時只好(1)看別的隊的行動,(2)採取了一些表示政治態度的措施後被迫加入了,加之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主觀世界沒有改造好,不能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結果單槍匹馬工作,犯了許多錯誤。”——有批判自己,但基本上是就事論事。另外在“交待材料”裡談到一個人名“符羅飛”的時候,還是用中性的表述:“隊到梅縣後,有一部分隊員決定和符羅飛(符,留學意大利,學的是什麼抽象派雕塑)去興寧辦中原藝術學院”。

估計這份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是很早期的,在隔離審查沒多久、1967年9月15日寫的《抗日宣傳八年》裡,“符羅飛”前面已經加上貶義定性,變成“是一個資產階級權威(符羅飛)帶頭搞。後來搞不成大家又回來了。”

(圖一: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首頁,張佩華在右上角註“根本找不到”[2]。)

就是這篇《抗日宣傳八年》,前25頁也還主要是按時間軸敘事,到了後半截卻陡然開始把前面說過的事伴以“上綱上線”再說一遍,用上很多“造反派”的語言,言辭犀利地自己質問自己,頻頻“扣帽子”,估計就是造反派對他前面的交待不滿意,他不得已接受了他們的批判、按照他們的批判寫。下面就看看《抗日宣傳八年》後半截的內容:

抗宣一隊的工作量是大的。同樣,我的錯誤相應也是大的。可是我一直沒有認識到,一直認為抗宣一隊當時的工作是堅持了團結、進步、抗戰到底、反對分裂、倒退、投降的黨的方針的,沒有提到更高的角度來分析和認識這個問題,所以一直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且錯誤不是一件,是一貫,因此是思想根本未改造。

一.最高指示:藝術為階級服務的。我在八年反動統治區裡工作,雖然在廣大群眾中演了那麼多場次,那麼多節目,但,也在偽長官司令部、反動軍隊中等反動的巢穴裡演出過,慰問過,這又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呢?這不是為反動的階級服務嗎?尤其1941年以後反動的國民黨已經公開搞分裂,破壞抗戰了,我們還到那些地方去演出,這就更大的錯誤,喪失了階級立場,站在反動的立場方面去了。

還有,我們演的節目,都是表現八路軍、新四軍和堅持抗日的解放區、敵後和延安等廣大人民武裝和群眾的,而我們把這些節目拿到蔣管區演出,不得不把歌詞中的“八路軍”改為“我們的隊伍”,或“抗日軍”等其他詞兒來代替,但,又是穿著反動的國民黨軍的服裝,在唱軍民合作抗戰到底,或舞臺上的群眾在歌詞中歌頌這個軍隊,那又是為誰貼金?為誰服務呢?所以即使不是演給那些反動的官兵看,是演給群眾看,也產生為反動的國民黨貼金,塗脂抹粉替他們宣傳,在群眾中造成了他們在堅持“軍民合作,抗戰到底”。這不是很明顯是錯誤的嗎?不是為他們在服務嗎?

二.最高指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可是我們在偽四戰區長官演出,慰問,反動的張發奎請我們吃飯,對我們的演出表示“滿意”,不正說明,我們舞臺上的形象是他們歡迎的嗎?

偽四戰區、偽七戰區、偽九戰區,容許我們的隊伍到處走[3],不也說明,他們歡迎嗎?那麼我們就該反對,就該離開那裡,或者不演這樣的戲,不留在反動的統治區。可是我當時還堅持能起作用,還以為自己的工作敵人是不歡迎的,我沒有從實踐的效果檢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所以造成錯誤也不自覺。平常表現自以為是,主觀片面,八年工作不斷存在。

重新認識了抗宣一隊(七隊)的工作及效果,暴露了自己這些的小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對過去自己的工作、思想的結論,不應是肯定的,而應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只有全面地否定自己的階級本性、立場、世界觀,把自己的世界觀移過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才能正確地看自己的錯誤,才能為無產階級的事業服務,才能緊跟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緊跟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緊跟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這樣才能在工作上不犯錯誤,少犯錯誤。

總之,我的思想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對問題還是只看到表面現象,看不到本質,所以實踐的結果,是反動的也看不到。

在這份文件上有很多父親用紅筆寫的旁註,比如“一直認為抗宣一隊當時的工作是堅持了團結、進步、抗戰到底、反對分裂、倒退、投降的黨的方針的,沒有提到更高的角度來分析和認識這個問題”這一段,用紅筆旁註:“當時一定要我認隊是反動的,我未堅持。”又比如“過去我把這一段的工作估價很高,現在要重估價,而且結論是錯誤很大,主要是由於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立場沒有移過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這一段,用紅筆旁註:“極左思潮的例子”。這些紅字很大可能是多年後、比如70年代、80年代兩次寫隊史前後重溫“交待材料”時旁註的。

造反派曾逼著他承認隊是反動的,在另一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寫過這樣一句話:“具體交涉的過程我不知道,交待不出來”。所以母親說“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有利他們整人”,造反派不在乎什麼是歷史事實,只有抓出叛徒、特務、國民黨殘餘餘孽,階級敵人,走資派,才能彰顯造反有理,不達目的他們就沒完沒了地施壓、逼供。

(圖二:吳荻舟多年後的紅色旁註:“當時一定要認隊是反動的,我未堅持。”)

在另一份只有P13-25的、關於抗日時期的遺文,很多名稱前面也是加上“偽”字,特別是,自從意識到造反派的目的是整人,父親開始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當時是我自己決定”,“我的思想‘左’、右傾”,而對隊友們則是百般肯定和維護:“同志們能吃苦耐勞,能樸素嚴謹,認真踏實”,從生活、紀律、演出等各方面肯定抗宣一隊“是一個比較好的宣傳隊”。   

下面就看看他如何對自己展開大批判:

(前面缺頁)有誰可以商量,更沒有黨給我請示,給我抓主意,究竟該不該做?該怎樣做呢?當時我是自己決定,這樣想,這樣做了。最近我對《史話》[4]寫自我批判時,一面看到《史話》有那麼多錯誤,一面感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批評了我。毛主席說應該學習中國近百年史,他批評有些人“言必稱希臘,對自己的祖宗,則對不起,忘記了。”因此,我批評自己當時不應該講《史話》。

1945年在梅縣,沒有工作,也沒有搞集體學習,只強調加強大家自己學習,只辦了一個戲劇音樂藝術訓練班,安排了一批同志去教學,我在那裡也宣傳了民族形式,談了文藝為抗戰服務,堅持抗戰。總之,“抗宣一隊”的同志都很年輕,有的參加時只有十五、六歲(如武漢時已參加的孫天秩),最小的才十二、三歲(如1940-1941年參加的施明新、傅月秋),他們是單純的,要求進步的。

3. 生活。“抗宣一隊”生活作風,一般說也是樸素嚴謹的,大家還能吃苦耐勞,能和工、農廣大人民大眾相處。由於不斷流動,自己預備了一套行軍的用具,有軍用火灶(當時還計劃過買軍用帳篷,以便根本不住民房,後來買不到),到什麼地方都是自己燒飯煮水,住祠堂、廟宇、學校(假期)等公共場所,從不干擾群眾,雖然沒有做到三八作風的要求,但也強調艱苦樸素,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出門掃地捆稻草等,而且堅持這樣做。

全體隊員雖然都拿固定工資(當時叫餉),大多數又都是青年,除吃、穿、用外沒有其他負擔,但,由於國民黨統治地區物價波動,天天上漲,幣制不穩,天天下降(貶值),所以一人收入,一人用也並不怎麼有富裕。1940-1941年為了工作需要,自動擴大名額,超編制人員就靠演出收入開支。但,由於“抗宣一隊”是“官辦”的,不是職業劇團,不能老公演,不能老賣票,只好在為XX學校籌款,為XX社團籌基金等名義演出時,要求給一定額的演出費,然後靠全體同志的勞動製佈景、改佈景、製道具、搬佈景、運道具等,把拿到的演出費節省一部分下來,維持日常開支,偶爾也自己公演。遇著青黃不接,或演出費無法借墊時,工資有時發不出,或暫時不發,或全體平均先發一部分,其餘等演出後補發。有時一兩個月發不出工資,由於帳目公開,大家也沒意見。所以生活是清苦而一般安定的。好在,隊的演出一般是受歡迎的,要求義演的學校、團體多,經常有點收入,有時到農村流動好幾個月和在梅縣半年多沒演出也能勉強維持。

(圖三,紅字旁註:只拿生活費,不是工資,沒有級別。)

“抗宣一隊”的演出受歡迎,說明一個事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現在為最高。”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抗日戰爭中,大後方的人民大眾也在進步,他們熱愛黨、熱愛進步的文藝,他們知道“抗宣一隊”演出的劇本《軍民進行曲》、《農村曲》、黃河大合唱》是哪裡來的,內容是反映的哪裡的生活。偉大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大後方也是要變的,大後方的讀者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越是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而寫的作品,才越有全國意義。”“抗宣一隊”的演出工作,充分說明了這一真理。不僅是大後方的大城市的人民大眾、知識青年(大、中、小學生等)支持隊的演出,就是小城鎮、農村的工農大眾也喜歡隊的演出(在沅陵,在興安演出《農村曲》就是例子)。在桂林、柳州、衡陽、曲江、每次演出的戲票都很快賣完,可預計幾個滿座、和收入。要求義演的社團、學校的主持者也很有信心。

總之,“抗宣一隊”由於工作、學習、生活作風,一般說來,還是比較合民眾口味,神氣不和民眾隔膜,所以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好的宣傳隊。

四.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

“抗宣一隊”在西南流動工作八年,雖然同志們能吃苦耐勞,能樸素嚴謹,認真踏實,但一面由於我的思想“左”、右傾,或形“左”實右,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等缺點,一面由於我沒有組織關係,沒有党的領導,許多黨的方針、政策不知道,“瞎子摸魚”,知道的、學過的一點又體會不深,不會應用,所以造成了工作上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檢查如下:

  1. 沒有充分利用隊的合法地位多做工作。由於上述原因,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兩面性(抗日時期,其抗日反共各有其兩面性)毫無認識,對團結抗日的形勢掌握不到,因此,該大膽利用的地方,沒有大膽利用,比如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說,“(九)在宣傳問題上應該掌握下列綱領(原文長,略,請閱《毛選》746頁(九))用佈告、宣言、傳單、論文、演說、談話等等形式發佈之。”又說,“這些都是國民黨自己宣佈的綱領,也是國共兩黨的《共同綱領》。……但是許多共產黨員還不知道利用它們作為動員民眾孤立頑固派的武器。”“抗宣一隊”也犯了這一錯誤,只分散地做了一些這類宣傳,沒有集中地、整套地、大量地宣傳這五條綱領,如果“抗宣一隊”當時懂得這樣做,讓廣大的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人民群眾普遍知道,就會起來要求實現這五條,就會暴露國民黨頑固派“光說不練”的欺騙政策,就會起來鬥爭,就會給國民黨製造困難,就會使它感到壓力。
  • 可以正面宣傳的內容沒有利用上。如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指出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的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當時,蔣賊為了欺騙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人民和民主黨派要求民主政治,大吹過一輪要提早實行憲政。“抗宣一隊”,因為不願做幫閒,或避而不談,或只抽象地寫“迅速實行憲政,還政於民”(記得在沅陵寫過這樣的大標語),如果當時利用孫中山先生這一段話,寫標語、寫文章加以闡述,既是來自國民黨的宣言,國民黨頑固派也拿我們無可奈何,而且還可以宣傳真正的憲政,擦亮廣大人民大眾的眼睛,揭穿國民黨頑固派的假憲政宣傳,這比避而不談,不知好千百倍。
  • 自辦訓練班,辦得少。對個別離開隊的同志說過,隊該是一個流動學校,但,沒有好好利用,其實這是最好做深入工作的方式,對自己也是個很好的鍛煉,還可以團結一些青年。如果每一次回到基地都辦一次,那就很可以做點工作了,尤其像桂林,是有條件的。
  • 不該參加“西南劇展”這個活動。當時,我只當是進步人士發起的,党領導的,所以就決定“抗宣一隊”參加了。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相對地減少了對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的工作時間,而且排出來的《家》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多幕話劇,只在桂林、曲江兩地演過兩次,就報廢了。還是沒有做到一分一秒都要為廣大人民大眾工作。當時對黑幫份子田漢歧視抗宣一隊(劇宣七隊)演的《軍民進行曲》,還只覺得不公平,現在才認識到是反對毛主席的文藝路線。所以參加就更是錯誤了。
  • 宣傳抗日戰爭要政治民主不夠。抗日戰爭中,要完整地宣傳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而堅持進步,主要是要宣傳政治民主。但,當時“抗宣一隊(七隊)”宣傳堅持團結、宣傳堅持抗戰比較多,比較突出。尤其不敢正面提出反對不民主,只到處寫“實現三民主義”,“實現民權主義”和“迅速實行憲政、還政於民”之類的標語。另外唱了一些要求民主的歌,和演過一次反對不民主的寓言木偶戲《國王與詩人》,及寫過“反對貪官污吏”,“反對奸商發國難財”,“反對空談誤國”等反倒退的一些口號、標語。
  • 後期大城市的工作多了一些,話劇演多了一些,相對地也減少農村的流動。“抗宣一隊”的主要工作對象是工、農和廣大人民大眾,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城市工作要做,但更主要的應對工、農和人民大眾的工作,話劇不應作為“抗宣一隊” 的發展方向,西南已經有三個話劇隊,應堅持原有的分工。後期花了很大氣力排了《家》和《法西斯細菌》這樣大型的多幕的,而且都是反映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劇本。工、農大眾不歡迎。只演了桂林、曲江(記不清柳州演過沒有,好像沒有)兩個地方,也很浪費。
  • 對國民黨機關的政工團隊不敢多接觸。這個缺點是一面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沒有吃透,一面對反動的國民黨成員缺乏具體分析,缺乏調查研究。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國民黨是一個複雜成分組成的黨,有頑固派(少數),也有中間派,也有進步派。”“要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團結中間派和進步派。”“抗宣一隊(七隊)”當時,不但對國民黨成員不願接近,對國民黨機關的政工團隊也不願多來往,如對經過桂林的偽“教育部劇教隊”和對曲江的“政大”,雖然在工作上彼此(對“政大”)有來往、協作,但平時就很少來往。

五.幾個具體問題

1. 演出《軍民進行曲》、《農村曲》等的“八路軍”歌詞和士兵服裝問題。這兩個歌劇劇本,是反映解放區軍民合作英勇抗日的生活的,按原劇本“八路軍”稱號不能用,八路軍的服裝不能用,改用國民軍的士兵服裝,不但與劇情不符,與事實也不符(國民黨軍根本不抗日、消極抗日),我們全體同志不願意,就是別的團體要那樣演出,我們也要堅決反對。怎麼辦?大家討論後,決定更改,把“八路軍”、“新四軍”改為“抗日軍”或“我們的隊伍”,服裝除不用帽花外,符號和臂章則模擬第十八集團軍的。這樣改,當時,認為基本解決了會不會引起被觀眾誤會在歌頌國民黨士兵的問題,因為在國民黨統治地區,雖然很少聽到第十八集團軍的稱號(聽到的是“八路軍”、“新四軍”),但,國民黨軍隊不抗日、不愛民是大後方廣大人民群眾眼下所見多年身受的,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管國民黨軍叫做“轉進軍”或“刮民軍”(每次國民黨軍打敗仗退下來時,他們的報紙不說“敗退”,說“轉進”,所以叫“轉進軍”;“刮民”則是“國民”的諧音),所以不至誤會舞臺上的“抗日軍”是國民黨士兵。當然,這樣的演出,有缺點是肯定的。

2. “抗宣一隊”(七隊)穿著國民黨的軍裝,掛著軍委會政治部的招牌,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國民黨統治區,大力宣傳堅持團結、堅持抗戰,穿著國民黨軍裝在舞台上(記得後來表演大合唱或集體唱歌,我們已不穿軍裝,已改男的穿工人裝,女的穿旗袍)唱《黃河大合唱》的時候,會不會給反動的國民黨塗脂抹粉,會不會被利用來遮蓋它的反動面目呢?是不是早點撤出國民黨統治區好呢?這個問題涉及對大後方廣大人民大眾要不要繼續宣傳抗日的問題。那時候(1941年以後)國民黨統治區,民眾團體已無法存在,也無力存在,言論(報紙)也受到限制,他們的報紙是不會積極宣傳堅持團結抗戰到底等的。那麼,做不做工作、留不留呢?我的初步意見是:留(當然,這只一般說要留,如敵後某地需要哪個隊去,那又當別論),但要加強黨的領導,掌握好方針政策,大膽利用其合法的地位,面向廣大工農和城中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等,多做工作,因為我覺得喚起群眾,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堅持團結抗戰到底,對蔣賊投降日本,就是一種阻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在一切國民黨統治區域,黨的基本方針同樣是發展進步勢力,孤立頑固派,用以克服投降危機,爭取時局好轉。”

    那麼,會不會被利用來遮蓋他的反動面目,遮蓋他的消極抗日呢?當然,國民黨統治區,群眾性的抗日宣傳團體不能存在了,只有這十幾個抗宣隊、演劇隊,國民黨頑固派可能利用這些來裝飾門面,遮蓋它的消極抗日、搞分裂、搞投降的反動面目。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們黨對它的反動的鬥爭,黨對它的反動所發表的嚴正抨擊,徹底的揭露,和大量的事實(他的自我招供)早已把他的反動嘴臉暴露無餘了。毛主席說,皖南事變後,我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使國民黨的地位降低了,我黨的地位提高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大後方的廣大人民大眾,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為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的,利用十幾個隊是遮蓋不住的。

從而,我覺得,如能加強黨的領導,能利用十幾個隊的合法地位多做工作,就該留下,否則,權衡利弊,就應考慮撤退,去遊擊區。

3.到偽四戰區長官部演出的問題。拿無產階級歌頌解放區工、農、兵英勇抗日的文藝作品,到偽四戰區長官部去演出,的確存在著拿無產階級的文藝為敵人服務的錯誤。暫不說觀眾中的國民黨軍官是不是鐵板一塊,士兵是不是會受到政治教育,但,高級軍官(包括反動的張發奎之流)中壞的總會多一些,他們是不會受宣傳影響的,他們只會拿這些節目作為娛樂,而且像張發奎看了說好,我們還會幫他起欺騙群眾的作用,使人誤以為他是支持抗戰支持進步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是犯了為敵人服務的錯誤。如果不在偽長官部演,在街上的戲院裡演,國民黨的官兵願意跑去看,那是既會使他們受到政治影響,又沒有上述那種錯誤作用,是可以做,應該做的。這是分化敵人,爭取中間派、進步派、孤立頑固派的工作。

六.“抗宣一隊”為什麼還能那樣工作?

說到在那樣的國民黨統治地區,為什麼“抗宣一隊”還能那樣工作。我的初步看法,主要是抗日戰爭的形勢決定的。這次讀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著作,看得更清楚了。

本來“抗宣一隊”(其他十三個隊同)是應抗戰需要組織起來的,只要抗日戰爭還在(缺頁)

以上看了父親怎樣反反復復交待和批判自己,反反復復都是想說清問題,想客觀,這樣基本的要求卻求之不得,只能在屈辱中消耗生命。從文革的“交待材料”可以見識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造反派沒有因為父親加重批判自己而放過他,對他的迫害在繼續。


[1] 指1940年4月5日《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共786頁,40篇文章,這是第35篇第6點。

[2] 張佩華旁註:根本找不到,是指吳荻舟找黨。他自從被捕入獄,就失去組織關係,是在南洋工作時重新歸隊。直到1988年才正式做結論。詳見第三章及第十章1的註解。

[3] 關於這一段的歷史,參考第三章,國共合作期間,抗宣一隊為能在國統區“到處走”宣傳抗戰,與各地方當局以及國民黨不同戰區上級主管既有鬥爭,也有目標一致時的合作,但是文革中一概要否定。

[4] 《史話》:指父親1940年代著《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開始是作為講義,後來充實成書。

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論述《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投身戰鬥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從封面上看到,書名是《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作者是柳乃夫和吳狄周。從目錄頁看到,父親所寫是其中的一章《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頁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中日戰爭內頁

吳荻舟著《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

又高又厚的圍墻,拐角處有碉堡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5左傾之害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5 左傾之害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文獻原件”、“文獻檔案”等位置瀏覽,將陸續上載。

文革期間,父親吳荻舟寫了很多份交待材料,那都是“造反派”、“專案組”指定問題叫他寫的。問題包括:“被捕、扣壓、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仁濟堂的會是誰主持、入獄後有什麼活動、有哪些鬥爭?”“在獄中誰最活躍?”“曹正平和你談過什麼話?”“出獄的情形”等。

綜合多份交待材料及資料,父親被捕後的大致情況可以還原如下。

父親在英租界被捕後先關在巡捕房,落案問話:姓名、職業等,當天下午被國民黨引渡,由英租界老閘捕房經提籃橋監獄,轉送到漕河涇模範監獄。

為瞭解父親被押解的過程和當時監獄的狀況,我上網流覽了幾千張老照片,等於“目睹”父親的遭遇,他的堅強令我感到震撼。我沒有找到漕河涇模範監獄的照片,但是閱讀了描述漕河涇監獄情況的文章,十分感恩。

老閘捕房監房

(圖一:上海租界老閘捕房位於貴州路101號。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提籃橋監獄舊貌

(圖二:公共租界工部局監獄,位於長陽路147號,又稱提籃橋監獄,號稱遠東第一監獄。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那時無論是租界巡捕房還是中國地界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的監獄,都人滿為患,難友們陸續被集中到漕河涇監獄犯人糊火柴盒的第五工廠,但是七位女難友不知道關到哪裡,從此沒有她們的消息。

來到漕河涇監獄的第二天,看守長進來時,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高聲提出,晚上水泥地睡覺太冷,要求給墊稻草。看守長表示晚上可以送些稻草來。曹正平又叫:“我們沒有犯法,我們是未決犯,為什麼把我們的手腳銬起來?要求把鐐銬去掉!”其他人也跟著喊,看守長提高聲音:“去鐐銬要請示司令部再定!”過了一天,鐐銬去掉了,大家可以自由一些,對曹正平也感到敬佩。

難友們成立了“同難會”,每四條毯子(八個人)為一組推選代表成立幹事會,幹事都是些比較積極的活動分子。其中外交幹事負責和獄方交涉,互助幹事負責照顧患病者和生活困難者,募捐和爭取支援。組織幹事曹正平熱情,有能力,對獄方鬥爭有膽量,又是苦力工人,獲得大家信任。

幹事會發動大家向外面親朋好友寫信,請他們多送必要物品,然後分給有需要的人,外面送來的食物,都要平均分配,有福同享。外面曾給父親送來一些餅乾和衣服,餅乾大家分吃了,衣服也是幾個難友輪著換洗。難友們鬧過要求早日釋放,鬧過要求改善衛生。因為當時天熱人多,尿桶在監房裡,有時候屎尿滿溢,很臭。氣候炎熱,監獄中供水少,同難會也曾發動向獄方提出增加用水的鬥爭。

睡在大廠房地上的時候,父親和王保德、周興然(惠浴宇)等難友靠得比較近。他記得難友中有人說,別讓敵人覺得我們中有誰是為首的。父親說,當時覺得他們指的好像是王保德。王保德中等身材,話不多,但是比較關心大家。父親不清楚他是不是為首,是不是主持集會。

多年後父親獲悉,王保德16歲到上海銀作坊學徒,成為銀樓技師,是銀樓工會的黨員,兩年前就因為組織罷工坐過一年牢,搞過獄中絕食,這是第二次被捕,他30幾歲,比大多數難友年長,又有領導獄中鬥爭的經驗,大家就請他暗中指揮,例如牢門一開,如果進來的人是看守長或者監獄科室負責人等,王保德就做暗號指揮大家靜坐不動;如果進來的是同情難友的獄中人員,王保德就示意提出各種要求。

國字臉、胖胖的周興然比較平易近人,說話爽直。他告訴父親,他是海州人,海州產鹽,鹽田的工人很苦等等,他看上去有二十六七歲。李梅是廣東人,華僑,好作舊詩,三十歲左右,瘦高個子。父親覺得自己比他們都小,又剛剛受到黨的教育,很幼稚,階級覺悟很低,所以很尊重他們。

當時被捕的人裡面有個穿著國民黨服裝的下級軍官章國鈞,他是盯梢女學生跟進仁濟堂大門後被關進來的。在巡捕房、會審公堂和監獄裡,他見到敵人就乞求寬恕,然而沒有人保釋他,他就這樣一直被關下去。他一進巡捕房就指出李壁臣和周興然開大會時演講和喊口號,是共產黨,巡捕房竟然沒有人理他。幹事會把他當做重點説明和團結的對象,周興然特地和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後來他也和難友交流自己的思想和窘困的家境。到宣判的時候他翻供,說原指周興然二人是共產黨是他胡說的。結果這個國民黨下級軍官被國民黨法庭判刑三年,慘死在獄中。

當時難友們判斷,只要不出叛徒,獄方就不易察覺獄內的有組織鬥爭。但是他們沒有防範敵人可能派特務混進難友隊伍或者可能出叛徒,獄中的身份和組織全都是公開的,多少年後檢討時他們說:“這仍然是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違反了地下工作的原則。”

第五工廠中傳過一首詩歌,是惲代英的作品:“革命高潮湧,紅旗飄日中,大示威,大罷工,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

“同難會”覺得這首詩歌是很好的教育材料,宣傳了農民暴動包圍城市,城市暴動又能領導鼓勵農民起義。特別使難友們興奮的是“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這一句:“這樣,我們也就能同蘇維埃俄國一樣了,這也是我們救國救民的光榮任務。”於是發動大家學習。

當時還有兩種針鋒相對的主張。一種是說外面總同盟罷工馬上就可以實現,在南通的紅14軍就要打到上海,不久就可以出獄。另一種是說要保存自己,可以利用現在未決犯的條件學習文化,增長知識,有朝一日出獄後可以提高鬥爭本領。儘管父親希望早日出獄,最終他實踐了後者。

同案難友一起被關了五六個月,期間審訊過一次,l930年秋被押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父親和李梅同戴一副腳鐐,一路上鐵鍊鋃鐺響。路過蘇州龍華寺時,李梅詩興大發,高聲朗誦:今年三度龍華道,一看梅花兩帶鐐……父親記得自己和了一首:

黥首回眉龍華道,

春秋猶憶左腳鐐,

閻門橋上鋃鐺過,

國際歌聲到天牢。

據父親回憶,往南京途中,在蘇州滄門內的監獄住了一夜,然後押往南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是新建的,分南北兩部分,南監有四座監房,分稱為“改”、“過”、“自”、“新”,北監有九座監房,分稱“智”、“仁”、“勇”、“天”、“地”、“人”、“日”、“月”、“星”。父親沒有去過南監。北監有幾個工廠如織布廠、印刷廠、木工廠等,還有教誨室。監房有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和六人房。

他們被關進一個空置的大廠房,睡在地上。過了一個多月,由軍法處派法官來審訊他們,四五人一批被提到一個禮堂(後來知道是教誨室),然後一個一個審訊。

那時父親才22歲,是最年輕的“犯人”之一,其他難友提醒他,一是要堅持說自己是學生,二是被審訊時要淡定,回答問題要簡單。此次審訊的內容和在漕河涇一樣,但是法官態度更凶,喊打喊殺,一再指父親是參加了共產黨暴動。

審訊後過了一星期判刑。判刑時沒有把他們提出去,就在他們住的那個大廠房入口處擺上桌子,布了崗哨,把“犯人”一個個叫過去宣判,然後把判決書交給本人。判決後,父親被分到月字監,三個人住一間牢房,1933年又調到天字監,六個人一間牢房,直到1937年3月出獄。

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半年後被釋放,臨出獄時,他對父親說,他會回來看父親和大家。父親托他帶口信給三叔,要三叔給他送衣服。曹正平說:“出去後設法營救你。”不過他後來並沒有來看過父親。

自被捕,父親一直沒有認罪悔過,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參加集會,沒有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仍然被判了9年11個月的徒刑,罪名是“企圖煽動群眾,擾亂後方,蓄意顛覆國民政府,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十一條”。同案的周興然、李梅和李金祥等八九個人和他刑期一樣長,其他人判十一個月或者無期徒刑。

50多年後,1982年父親遇見曹正平被捕後接替曹的嚴啟文,才知道曹正平入獄不久便叛變了,他偽裝積極,騙取獄中組織的機密,出賣大家換取自己的自由,出獄後被中共特高科處決掉了。

母親在上海黨史資料《60年風雲錄》中發現一段文字:“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

我找到這段文字的出處,是葉進明寫的《幼稚思想的自我教育——1930年獄中鬥爭片段記述》,他寫道:

珍貴的葉明進回憶錄

(圖三:珍貴的葉進明回憶錄初稿,讓我瞭解到漕河涇模範監獄很多情況。)
“有一天,那個翻砂工會的頭頭、‘同難會’的組織幹事曹正平突然被釋放出獄。大家感到不易理解。難道上海就要總罷工、大暴動,紅14軍就要打進上海了?總認為我們可能出獄在望,勝利的信心更足了。
幾天之後,我們全體終於被提審。但這審問很奇怪,只是問問姓名、年齡和‘你是不是共產黨?’等問題,別的什麼也沒有問。90多人一天就審問完了。在審問中,不少難友巧妙地更換了姓名,以保護組織和戰友的安全。如蔡四,原是中華藝術大學的學生吳彩書,之前審問時他用“彩書”龍岩口音的諧音,改成像個工人的名字“蔡四”。這次審判官問:你是工人不就是共產黨嗎?蔡四說:我原來叫‘蔡史公’的蔡史,被你們叫成蔡四的。這樣真正的姓名職業是掩蓋過去了,而共產黨員卻仍然被出賣。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這樣大家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只怪我們太天真幼稚,在敵人眼皮底下毫無警惕,不加隱蔽,所有難友的身份都被曹正平摸得一清二楚。凡是在‘同難會’做負責工作的,或是党團員、工會負責人被曹正平知道的,均被判九年十一個月,其餘難友大多判十一個月刑期,這時我思想上還是認為兩三年內上海暴動一勝利,紅軍打進來很快就可以出獄。雖被判重刑,仍存在盲目樂觀的思想。
在南京監獄,我和蔡四同在印刷工廠做工。這時我們才知道外面的情況,我們黨正在開展批判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這五個月的獄中經歷,對我們這批受到左傾思想之害尚不覺悟的年輕共產黨員的幼稚思想無疑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
曹正平是父親入黨介紹人,他通知父親去集會現場,直接導致父親坐牢。文革中這段經歷因為曹正平叛變被處決“死無對證”,父親受到“二次傷害”。不過我認為,即使沒有曹正平,父親還是會走上這條路。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接觸過的共產黨人鄧子恢及進步青年林仙亭、郭慶光、張旭高和林初元等人的影響足以決定他的命運。他關注國家命運及窮苦民眾的命運,在上海上大學和寫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當他有機會接觸國民黨,耳聞目睹國共兩黨在龍岩的作為,耳聞目睹上海貧苦市民的生活,他選擇了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