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6 諸樣不懂

     這次集訓一共8天，從1965年的2月16日到23日，24日回村。動員、學文件、聽報告，討論形勢，討論工作方法，談體會談感想，總結，提意見，日程緊湊，看上去不是很順利，父親吳荻舟甚至大為感歎：“諸樣不懂得”，“天！為什麼偏聽偏信到如此呢？”“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理的人？”

（圖一：父親感歎“諸樣不懂得。”）

第一天聽江蘇省長歐陽惠林報告後討論，父親表示：“把引起思想混（亂）的原因推到人民文化低，不識字等，沒有把責任負起來。”（2月19日）

第二天又聽了彭真在北京市四清工作隊、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和江渭清在分團部的講話記錄。三個講話討論了兩天。正如集訓動員時父親所寫的，不論有什麼好的學習方針，問題在於如何聯繫實際。

各種矛盾凸顯。

2月21日晚上，總結前一段工作的時候，“張明聽到我提工作上有片面性，沒有把政策完整地交代給群眾和幹部（主要是對幹部形勢的估計），她未讓我把話說完（剛才開始），就說我是右傾，並說，有青年告訴她，我與王正和談時稱了‘50’個同志，也叫工作隊員倒水給他喝。”

王正和是當時的生產隊長，查出有“四不清”問題，不過定案後錯叫他退賠二三十斤糧，他曾叫冤。父親春節回北京前和他談話，告訴他如果群眾確認，可以考慮建議民主分配小組發回（錯誤叫他退賠的部分）。

群眾已經察覺錯誤，父親也已經告訴張勳南核實後可以不要他退賠。就是這樣一件工作上的事，也已經合情合理處理，父親不解，這與稱他“同志”有什麼關係？他又不是敵人。這樣正常的做法，卻有人暗地裡數他叫了多少聲“同志”，打小報告，片面彙報王正和“四不清”的問題，而“領導”也不給機會解釋，一些年輕幹部喝罵“四不清幹部”，“凶”他們，被父親阻止，由此就說父親態度軟弱，令四不清幹部“翹尾巴，要倒算”。

還有人打小報告說父親某天傳達檔讀了很久，父親寫道：“實際我讀完後還和他們談了兩隊間關於大壩水利的問題，提出了三個解決的方案。為什麼不瞭解清楚呢？我不會因此影響工作，也不為此和她們鬧，問題是想到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我難免想到她們只以為自己全對，一貫正確。”這好像是很小的事，可是很小的事也會被拿來上綱上線，還有些人陰陽怪氣，父親也不知道他們指的是什麼。父親承認自己“對黨內鬥爭的做法，分寸抓不好”。（2月21日）我想，這個大概才是癥結。

聽了彭真對17級以上幹部的講話，父親評：“好極了，對當前四清工作上亂得帶方向性的錯誤，說得很清楚。‘浮動亂鬥’，不要轉嗎？”

不過父親也有納罕的部分，“聽來不大對勁，但也說不上來”，“我總覺得，全國不平衡，還是要從實際出發。”父親說：大澗子工作隊“不像彭真同志說的‘二八開’。但個別問題是存在的。作為教育的鬥爭是必要的，但像鬥敵人那樣的鬥爭是要不得的，除非他已叛黨。”父親向包振英建議，“最好聽過的同志學習一下。也有不那麼對勁的，要澄清。”

除了從上而來的“不對勁”，據父親的日記看，下面也有“不對勁”。小四清退賠回來的錢財分配給群眾，增加了收入，群眾就認為搞四清只是增加經濟利益，結果一些不滿十四歲的小孩都出來掙工分，既放棄上學，又影響大人勞動。父親擔心在這樣的基礎上，離村前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可靠的、正確的領導核心。他是真心想改善農村基層情況，而且相信自己大方向是對的。（2月23日）

可是，接下來的幾天，父親挨了批評，承受了很大壓力，2月28日補記前面幾天的日記，字體也有些潦草了：“我的思想很震動，沒有弄通很多問題，加以，工作很緊張，我要把工作抓緊，每晚只睡四小時，11-12點才睡，4點左右醒來，反復地想張正同志對我的批評。”

張正對父親的意見：

1. 自以為是；
2. 不懂做群眾工作；
3. 沒有吃透黨的政策；
4. 對自己的錯誤不自覺，還把自己裝扮的很了不起，開口幫助人，一點不虛心向群眾學習；
5. 思想方法是繁瑣哲學的，羅列一堆現象，不能抓住本質去解決問題；
6. 對自己的錯誤，還不老實……

父親形容：“這些批評，像沸水從頭上淋下來。”

他做了檢討：“把目前農村尖銳的矛盾的解決，看成可以在發動群眾揭發四不清幹部的錯誤的基礎，加以我們對他們的正面教育，就可以了。忽略了對幹部鬥爭的一面。沒把階級鬥爭這個綱吃透，鬥爭這一面放鬆了，而錯誤地片面地對幹部表示熱情，過早地表示熱情，引起他們翹尾巴。這是不懂辯證法。聽了張同志在分團集訓中介紹鈐塘工作經驗報告對幹部的做法，打得狠，使他們思想受到振（震）動後，改過來，就越是感激黨對他的挽救。才認識到我過去對幹部的態度的錯誤。”

集訓結束後，3月1日隊委來檢查父親所在西隊工作，父親表示誠懇接受張正的批評，然後請大家進一步提意見。“我發言後，大家提意見。張勳南先談，他自己檢查了一下，轉到對工作提意見。對我的檢查表示同意。然後由小黃、張英蘭、甲生、盤松相繼提意見。從總的看，提的意見很少，不夠深刻。”

會議主持者叫大家不要做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父親的。可是對於有關工作組組員因不滿父親的領導，紛紛要離組的反映，張盤松還是澄清：“我只說組內少一兩個人也可以，誰說有人不滿要離組呢？”

父親回想起從鈐塘回來時張英蘭告訴他的話：“張英蘭說，這次（在句容學習時）小黃把我說‘工分錯誤’記成‘工作錯誤’，我曾向小黃提醒，吳說，不要改，沒人看的。”還有人在鈐塘警告張英蘭：“這是黨性問題，要堅持。”父親說：“我聽了一頭霧水，這是什麼意思？”“從今天的檢查，大家提的只是一些小問題，我除接受那些（張正提的）幾點批評本身外，對他們指的例子，是有保留的。”

據父親記載，“會後，張勳南情緒不好，覺得反映情況既不確（切）又不加分析，一定是小黃和英蘭搞起來的風波。為什麼？”

會前，上級一再找工作組組員談話，解除他們的顧慮，讓他們給父親提意見，父親說：“為什麼又沒有什麼意見呢？真不懂。我還是不理這些，還是把工作做好，向黨的任務負責，其他什麼風雨也不管，我沒有什麼對不起黨的地方。”父親認為，說這些不嚴肅、不負責的話，是一個起碼的為人品質的問題。

（圖二：父親挨批評背後似是有一連串小動作。）

看到這裡，我聞到一股“整人”的味道，有些人好像一有機會就想整人，遑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這是一種父親不屑的風氣，作為對照，我看到此時的他竟在關注貧協籌備組成員能不能在第二天的群眾大會上經受住大家的批評，“這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生活”。父親說：“群眾工作的複雜，是不易預料的。”他“召集他們晚上開會，採取輕鬆的辦法，效果很好，有說有笑地互相提了意見，解除芥蒂，情緒很高，各自保證把缺點改掉。”（3月1日）

第二天開會，群眾給籌備組成員提意見，父子、夫妻、兄弟互相提意見，發言達三十多人次，最後他們都表態，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還有丈夫給老婆“提意見”，要她提早燒飯好早出勤，搞好集體生產。父親說：“真有趣！”（3月2日）

下一段的工作部署，已經安排到3月下旬，細緻到每一小段和每個會的目的和細節。父親說近來群眾思想提高很快，積極分子在春節期間也做了不少群眾工作。他說：“這說明，我們只要再做兩三個月，是可以放心了。”（3月3日）

雖然父親背負著右傾的批評，但是回到基層群眾工作中他又表現出他的能幹，工作順利，群眾特別是積極分子漸漸學會解決內部矛盾。

父親寫到：“我的情緒逐漸恢復了，睡眠開始正常了。我鍛煉自己，接受善意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次）‘偏聽偏信’誇大我的缺點的一次對我的思想存在右的缺點的批判。讓我的工作來最後回答這樣的一個不很適當的批評。”

所幸，他說：“這兩天許多事例不攻自破了，比如吳似乎指我給幹部誤解了‘23’，引起幹部翹尾巴。中午我和吳找王正和談，吳問，你聽了‘23’哪一條印象最深？他回答，我告訴他退賠不能馬虎，要交代好，還要群眾同意。這點，他並不覺得寬了呀！”

還有人反映包振英說父親不接受他的工作檢查，事實是，據張勳南說，包並未來檢查，父親也未見到包來檢查，父親說：“相反，我們向他彙報和談起時，他對張（和對我）都是說，我對隊的工作是放心的。我什麼時候不讓他來檢查工作呢？”父親還說：“對老吳，我也沒有什麼不滿他的領導，我過去有一段時間，因考慮到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少單獨向吳彙報工作和請示，經明確後，我就改變，看來，這點對吳還是很必要的，在我來說也是必要的，他工作經驗的確比我好、多。”（3月4日）

3月5日晚上討論，據父親記載，“有思想深度，有理論深度。發言人數有增加，地富子女也發言了。”

有意思的是，地富子女說，他們的父親不僅剝削貧下中農，也剝削自己的親戚。這就是他們的發言：“過去農民下地連草鞋也穿不上，現在穿鞋襪下地，比過去是好的多了。”“毛老頭子（主席）對我比我父親還對我好照顧，我分家時，父親只給我兩斤米，當時，一天也不夠吃。這次小四清，改變了我的超支戶，還給了我救濟，穿上新棉衣褲，說起當年我敲鑼（唱花鼓戲）討過飯，7歲起就幫工到解放，解放後我就變了‘老闆’不再要幫工了。”

討論中父親聽到有人把群眾個人的家庭副業也說是資本主義道路，要“反”，父親說：“我除了把這些和走資本主義道路區別外，還把規定中的七、八、九條政策界線念、解了一次，也指出個（別人）想圖利的思想是不好的，但今後不搞就是了。”那時候他們的設想是：搞好了集體經濟，收入多了，就不用做小買賣了。（3 月5日）

父親在黨小組會上要求搞清楚上次對他的批評裡一些不符合實際的事例，他也記下了一些開會情況：“討論中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整社員群眾談得很清楚。”他形容貧下中農發言很生動： “上樑是幹部，中梁是中農，下樑是貧下中農，上樑不正，中下樑都要歪了，集體就要垮了。”“當權派，他們解釋為為頭的，帶頭搞資本主義的。”貧協籌備小組組長舉了自己想賺幾個錢的例子：他“販賣過一擔番茄，結果是柿子爛了，本失了（虧本了），走累死了，工分沒了，還把帽子丟了。結論是說群眾走不成資本主義，黨的政策不反社員群眾是對的。他說幹部和四類分子有來往，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可以長途販運。群眾什麼路也沒有，走什麼資本主義的路呢？”

討論會後，貧籌開了一個會，解決了一些內部矛盾，還把貸款分配到戶。“我們有意識地強調有什麼小矛盾到會裡評理，最近他們在田頭、工地、屋邊的小吵不見了，一吵，就說到會裡談。這樣，慢慢把會的威信提高了，使他們慢慢懂得運用集體和民主來解決小矛盾。”（3月6日）這就是父親努力要達成的“思想建設”吧，令我聯想到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1945）他們在演劇隊裡實行的民主生活，算一算，已經過去二、三十年。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四清運動

5 京城寒潮

1965年1月29日，父親吳荻舟一行再次來到南京，一萬多名四清幹部分乘火車回京過春節。父親抓緊半天時間逛了夫子廟、秦淮河以及周邊舊巷，歎息那些風流文士詩詞歌賦寫的秦淮河多麽使人嚮往，而現實中污泥滿河床，雖然經過整治修通長江水，仍然發出惡臭。他買了一盆羅漢竹，取義“竹莖中空，人要謙虛”，“謙虛使人進步……”

上火車後晃蕩了一夜，沒法寫字也沒有睡好，父親靜靜地回憶，30日到家後補記了離村前和積極分子以及幹部談話的情況。他給積極分子做工作，要大家按照《二十三條》所定：退賠不能馬馬虎虎，也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大，交代又好的幹部，經過群眾的同意，可以減、緩、免。他和隊長王正和談了三點：“1小四清你不好好交代，群眾揭發才被迫承認，大四清如不好好交代，企圖混是混不過去的。要考慮自己的前途，也要考慮全家的生活。2要對生產負起責任，最近你消極怠工，不安排生產勞動。3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四不清，嚴重喪失立場。只要改，只要交待，還是好的。黨和群眾會團結你。不要在四清幹部離村後對群眾打擊報復。”父親說：“他保證不會（打擊報復）。”（1月30日）

1月31日，父親上午探望朋友和聽李一氓做國際形勢報告，報告重點1赫魯曉夫和現在的蘇共領導同是修正主義，但，前者做法和口講一致，後者是假團結真破裂的，更使人的，我們還要發表文章來揭露，2東南亞，重點是亞非的獨立，只是有向左向迷亂右的自己基礎，因為他們取得獨立了，但，走什麼路，現在不能看死。我們支援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的進步力量。

中午父親在家休息，下午去外辦和大家見面，看電影，晚上回家吃飯後，又去晚會，他說“晚會開的無精打采，看來有點形式主義。”

臨睡前，母親對他談起“夏（文化部夏衍）是代表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1]”，父親寫道:這真是使人大吃一驚。他想像不出來，“這樣的分子高踞在文化部十多年，遺害性（危害性）該多大！”（1月31日）

2月1日，兩位在鈐塘搞四清的同事王、朱到家坐了半小時，他們對工作評價很高，可是父親寫道：“在句容時，我聽到打了12只大老虎，當時我以為每人至少千元、千斤糧以上，這次瞭解只有千斤左右的糧，折80-100元，這樣，作為大老虎來打，是否過了呢？又說大小鬥爭搞了4-50次，這也似乎緊張了一些。對照《二十三條》，這是不適當的。不全面、甚至有意的不馬上向幹部交代政策底，也是不適當的。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只揀好的講呢？這是不對的，這樣做，對領導是欺騙，是要引導領導犯錯誤的。”

這天是年三十，但是父親先要去聽彭真的報告錄音，晚上又在“東來順”宴請《經濟導報》十六人，然後才回家吃家裡的年夜飯。他提到：“我特地買了酒”，“日子過得真快，我和瓊的戀愛記憶猶新”，現在有的孩子已經在談戀愛了。（2月1日）

父親瞭解到母親的單位中影公司也有一些事非，工作很重，母親感覺疲倦。晚上臨睡他還在和母親談心。他寫道：“我覺得她一片好心，就是急躁，對人的要求，主觀上認為出發點沒錯，不必講求方式，結果是落得一個‘不平等對人’的批評”。父親相信她是真心待人，沒有不平等待人的自覺思想，被誤會了。父親為她難受，也擔心她。

從父親的日記裡看到，他送二哥住院割扁桃腺，帶我和妹妹去逛街，說是“還”我們的願。

（圖一：父母有一天從西單走路回家，就是這段西長安街。1965年，從東向西看，四座突出的高大建築從左向右分別是廣播大廈、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和路北的軍事博物館。依稀可見殘破的城牆。路北有順城街、北鬧市口、大沙果小沙果胡同等。從廣播大廈向南拐再走一站地就到我家。一路上所談話題十分沉重。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以往每逢過年，父親都會到各家拜年，但也有“繁文縟節”的煩惱。這年中央號召不搞“拜年”，加之政治氣氛壓抑，他本以為不會有人來了，結果先是住在同一個大院的諸華、鄧強和吳凡吾來了，然後邵良、樓適夷夫婦等先後都來了，於是父親也到各家跑了一圈。

關於各人談到的整風情況，父親寫道，他不敢相信，那些老幹部竟犯了這樣的大錯誤？聽說“有的是歷史地犯錯誤，反黨反主席的，有的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二十三條》裡說‘重點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南京學習時，還沒有真正懂，聽到這些，才真的懂了。”他還想起過去曾有同事引經據典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資本主義的復辟是必然的。父親當時不同意：這不是唯心論嗎？社會不是發展的而是迴圈的了？現在黨內卻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2月4日）

邵良伯伯來的時候和父親談到“檢查船舶設計上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說他過去講過“設計90，製作10”，“這是錯誤的提法，是專家思想，抹殺了勞動人民的功績，把工程師、專家的作用估價高了。其實，設計到完成，是經過無數次失敗、修改、再創造的過程的。從歷史來看，科學上的任何成就都是由於無數代勞動人民對自然的改造和勞動的經驗的積累的結果，專家不過是繼承了前人的勞動成果，加以綜合、發揮、當然也有創造的部分。”況且他的設計，“絕對不可能一代就過關，又加上勞動者的實踐、再實踐，才完成的。”

隔幾天父母去回訪，邵對交通部工作安排有情緒，父親寫道：“內部矛盾真多。他的愛人也有情緒，沒有工作，可能對我沒給她介紹工作，有意見。其實，去年登記外語人才時，我確實代她登記了，沒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2月7日）

我很難評估回京期間接收到的資訊，對父親的思想以及後續的四清工作有什麼影響。不過父親自年少便接受了平等、自由、憲政的主張，啟蒙他的是鄧子恢這樣他欽佩愛戴的理想人物，加上他本性善良慈悲，關注底層人民疾苦，即使看到黨內分歧，感到震驚，切身體會到實現理想之難，我估計他仍會堅守與人為善和實事求是的一貫做法。正如2月9日這天他的日記所寫：“強調徹底革命，但，要從具體實際出發，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可歎以君子之心，難以想像人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政治鬥爭又會殘酷到什麼程度。

這天他們坐火車離京，在車上談了很多工作的問題。

（圖二：父親囑咐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多做調查研究。）

到了南京，有一天自由活動時間。部分人想去夫子廟但是不認識路，父親送他們去到那裡自己再返回，在駐地花一角錢買了一碗鴨血湯，他寫道：“真價廉物美。”

然後他和其他人到莫愁湖一遊。據他描述：“湖很大，顯然是解放後整理過的，設計得很不錯，開曠而不落俗，有古建築一座，小山連綿，遍植各種植物。湖中有小島，島上有亭榭，我們沒有去，有船租，湖的周圍還在綠化中，還有一二處興建亭榭。”父親還寫道：“本想去看看中央軍人監獄，據說已經炮毀，我在湖中小山遠望不見，原來，它在江東門，距莫愁湖尚有一站多路。”父親此次與他曾經坐牢近八年之久的中央軍人監獄擦身而過，下一次來到，已經是二十年後。

回程，父親和趙姓同事去了中央市場，“酒座小酌啤酒，兩碟小菜，一共才一元”。父親向他瞭解大東崗的四清情況，他寫：“看來也差不多，也沒有發現瞞產私分，大四清的材料也不多，積極分子才七八人。打過人，工作隊也粗暴過。估計四月中可完成離村。看來我隊並不落後於彼。”

晚上沒有活動，大家在臥室聊天，談到參加集訓，父親說感覺到一種偏激的情緒主張不參加集訓，認為江蘇省江渭清之前講話時對過去批評他右傾有意見，如果去參加集訓，不可能得到正確的中央精神，對今後的工作還可能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父親說，他覺得可以“一分為二”。如果去，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起一點正面的作用。（2月10日）

回到小澗子，父親在大隊部聽到反映說，在他們離村期間，地方領導右傾，恢復了隊長的領導權，引起積極分子和貧下中農思想混亂。還有人傳會收回自留地，群眾放棄自留地管理，不除草，不下肥。

父親建議1.向群眾講清楚23條的精神，2.堅決宣佈不搞（收回）自留地，3.不讓幹部翹尾巴。

晚上開會，決定還是參加集訓，要抓生產。父親擔心：“積極分子中能抓生產的少，將來新的隊委怎樣安排。”（2月11日）

他們需要為當年“達到600斤以上的口糧而奮鬥。”（2月12日）

父親比較多考慮實際問題，恐怕這也是說他“右”的一個原因。

2月13日，“晴，暖轉涼，下午有風”，一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上午東隊來談辦民校，下午和吳凡吾去鈐塘見了張正，“他同意我們去集訓”，也同意大四清的安排：大四清（包括退賠）的時間，對敵鬥爭，組織建設及總結，準備離村等，談了新的隊委名單，作為培養的目標。下午做積極分子工作，晚上做婦女工作後又參加積極分子的會議。11點半才休息。（2月13日）

2月15日，在雨中他們離村去集訓，父親記述：泥濘很深，難走極了。我的行李張勳南挑了，我提了一些。晚上六點多就睡了。

這位在父親的筆記裡反復出現的張勳南，對父親給與了極大支持和幫助，十分感謝啊。

第一本日記的最後一頁，有父親的“體會”，大概是為集訓所作準備吧：

1. 政策必須交透（講雙十條）。
2. 交待政策要與具體鬥爭結合，才能使群眾他們領會和掌握政策（公佈工分賬，講分配政策和六十條中關於公分的一些規定）。
3. 支援群眾、提高群眾當家做主和帶他們一起工作。

通過鬥爭發動群眾是最有效的（三個戰役）。

4. 四清（政、經、組、思）在運動中不能只講經濟上的四不清，要不斷把四不清幹部的四不清講透，這樣既教育了四不清幹部，打掉了四不清幹部的威風，也發動了群眾，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公佈錢賬）。
5. 工作的深入是逐步來的，要根據群眾的覺悟，不斷放手，減少代替，來檢驗群眾的覺悟。
6. 工、錢、糧的公佈與群眾的覺悟（序不能倒）。
7. 傳達檔要針對群眾反映，決定重點。

集訓動員時說學習重點擺在1.形式性質，2.標準，3.工作方法，4.幹部政策，5.建設，6.工作態度、思想方法。學習方針是暢所欲言，全面地、正確地、完整地學好23條。父親認為：“這些都是對的，但，我覺得問題在結合實際時，對今後工作怎樣要求，和是否肯定反右以後這段工作上的具體做法。”

下面是父親一些集訓記錄：

“動員後讀了‘23’和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讀了彭真的講話，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過去對幹部的形勢（認識）是籠統的，尤其在農機廠學習時，聽到很多關於幹部的消極情況後，進村是比較緊張的，因此，在一段時間，我們根本不敢接近幹部，不去理幹部，2.因此，在摸了一段時間，雖然看到一些幹部比較好，也不敢解放他們，更不敢依靠他們。”

“怕右的思想是比較突出。”

“分團佈置下一段的工作‘大隊活動為主，運動在大隊，細緻的思想工作在生產隊’。（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否則很難設想依靠多數幹部的問題。”（2月16日）

討論形勢和性質，“形勢大好與階級鬥爭嚴重並不矛盾。但，也不能不看到具體的社、隊的情況不同，所以什麼工作，都要摸清情況後，從具體的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2月17日）

結合前一段工作討論工作方法，“我覺得，我在前一段工作上發動群眾上，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形勢的。但，在思想教育、即深入細緻的工作（對幹部和群眾）是不夠的。如果要改，就要補這方面的缺點。因此，我曾說過我們錯了，有了工作上的片面性。即多注意到組織發動，忽略了思想動員。”（2月18日）

[1]網路資料顯示，文化部整風從1963年開始，1965年元旦，副部長陳荒煤檢討：“電影已經形成一條完整地、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夏衍、齊燕銘和陳荒煤被免職，扣上“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3 徹底三查

經過一個多月對四清幹部的先期培訓，父親吳荻舟有個印象：“這幾年來，農村幹部變得厲害，這些都是四清運動的骨幹，還是這樣，那一般的公社幹部就可觀了。和平演變的嚴重，階級鬥爭的尖銳，進一步體會到了。我們決定好好整理一下這個隊伍，採取嚴肅的、高標準的思想批判。必要時也淘汰一些，據說江蘇的基層幹部，從未好好的搞過思想工作，許多人經過兩天的三查感到，這次才想到這是革命。思想震動很大，有的哭了。貪污腐化，失立場，敵我不分，退坡思想，不願當幹部，想單幹，走個人主義的道路。這是這兩天三查中出現的相當普遍的思想情況。”（12月2日）

三查的做法，就是要參加四清的地方幹部一個個檢查自己。通不過就掛起來，再檢查，直到通過為止。那麼這些四清運動的骨幹為什麼給父親留下“變得厲害”的印象呢？

“今天副組長三查，談得很不徹底，將近三個小時的自我檢查中，平擺大小問題，沒有一個中心，覺得他十多年的工作，有時原則性很強，有時又完全沒有原則，兩種思想，正確的，錯誤的，始終在矛盾著，所以大家聽了，都說看不出是個什麼問題，既不敢說這位同志好，也不敢說這位同志壞。是，我覺得，沒有問題、提不出問題中（其實）最突出的就是一個問題，沒有確立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沒有一貫的、鮮明的指導思想，像牆頭草左右搖擺，而從總的看起來，右的是主要的。他的許多處理問題的方法，是非政治性的，沒有階級觀點和階級路線的。比如他處理廠和公社群眾的矛盾，採取宴請公社幹部的辦法，不檢查一下，群眾和廠之間的矛盾是什麼原因，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不從做好群眾工作來解決矛盾，卻宴請幹部，希望幹部來管管群眾。又如，廠的領導和專業學生（蠶桑研究學校學生和蠶種場的業務領導之間）的矛盾，不從做好學生的整治工作，卻抬出縣長來‘示威’，即讓貪吃的副縣長住到廠裡來，顯示顯示，企圖籍此‘鎮壓’學生。結果是多吃多占了12元。但，有些事情處理得很有原則性，比如，兒子籍他同意修理自己的屋子，套買了80根松木，賣掉了50根，他發覺了，不但把80根松木全送回公社，還按章補了被賣掉的50根木料的稅。而且還批了兒子一輪，這是很有原則性的。”

晚上第二次查朱XX。父親發言提出兩點，“一點是特權思想突出，不但多吃多占，而且，濫用職權（超規定批了五萬多斤的飼料和糧食），公私不分…要進一步檢查。二，革命的決心問題，指出他逃跑，做了一次逃兵，怕死，個人第一…要他進一步就這兩方面檢查，提高來批判。”（12月4日）

“今天張XX三查，自檢出來的問題十分嚴重，而問題不在多吃多占，投機謀利，官僚主義致使國家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主要還在於他政治上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他是商業局助理，分工管四類和不法資本家，但，資產階級倡狂到把市場管理的招牌丟到廁所裡，也不加以鬥爭處理，輕說幾句就算了。本人出身就是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布店當二把手。入黨是54年，入黨後就在內貿部門工作，思想並沒有入黨，一直是和私方人員混在一起，向私商經理借錢，稱同志，一桌子吃飯，開後門……這就嚴重了。”（12月5日）

最後一天三查：“晚上開一個團結會，大家談談心得，舒暢一下心情，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次批評提得很多，個別同志免不了有些受不了，比如丁國榮同志，拖到最後才結束，掛了好幾天，看情緒就有疙瘩。原來計畫沒有。

按計劃完成了，三查品質不低，根子挖得深，團結會也開得好。最後張明的發言也不錯，提出了1實事求是的寫總結，2經驗，從幾位三查的同志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當忘記階級苦（包括忘記自己的苦），困難時，勝利（順利）時和失敗時，最容易犯錯誤，這是對的。

丁國榮從開會到我發言，都不講話，連笑容也沒有，我看不對頭，所以才決定講話。首先我強調了一下這次團部高標準的三查方針是正確的，三查搞得好是1由於同志們徹底革命的決心大，2是在地委反右傾取得勝利基礎上，所以三查的同志敢於和錯誤缺點決裂，提意見的同志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次，我強調了進步是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的結果，我們誰也免不了錯誤，最後說到自己的錯誤，這次也是帶著錯誤來改造自己的，把錯誤說了一下，說明暴露給同志，希望同志給予監督幫助。第三點說我們由於和大家不熟語言又不通[1]，聽不懂，提的意見一定有錯，只提供參考。最後，說這次的三查，大家交了心，進一步團結了，也給今後共同作戰中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說完話，丁的情緒馬上改變了，接著講了話。這就是人的感情啊！”（12月6日）

三查之後各工作組就要下到生產隊裡。父親帶隊的是大澗子大隊西隊生產隊工作組，父親說：“在結束這次的運動前，我們都將一起生活、工作、學習。我們的生產隊小組一共六個人，張勳南，張甲生，張盤松，黃新華（四位都是宜興來的幹部和青年），張英蘭（北京來的，中專醫科學生）和我自己。除張勳南同志是老手外，都是新手。這兩天來，我著實有點發愁，這次的工作要求很高，新手多，情況複雜，語言不通，雖然有國內外的大好形勢，有中央直接抓，而且這兩年來，經過試點，階級鬥爭的形勢、情況摸清了，也取得了一些經驗，中央決心很大，還有劉少奇同志掛帥，成立了專門機構，我們的隊伍很大，領導很強，農村貧下中農很歡迎四清，等等有利條件，但，總覺得工作很重，這與民主革命時的情況不同，現在是敵我鬥爭，人民內部矛盾，以及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界線不掌握，情況不易弄准，加以人地生疏，合作關係的同志，彼此不熟悉。因此一連串的思想就老縈繞在腦裡。首先有如何堅持原則和不影響合作關係的問題，有如何領導青年展開工作，放手工作，而又不出偏差的問題，有如何做到深、做到透，放手發動群眾，而又恰到好處地掌握到火候的問題……”（12月10日）

12月14日4點多他們到達了大澗子大隊西隊貧農笪發興家。“笪發興家五口人，3個勞動力，一個老婦，一個小嬰。看來生活還過得去，與這裡其他貧下中農來比，是否可以長住下去，還值得研究。因此只作暫時住下，在運動中再考慮決定。”（12月14日）

（圖一：父親手繪小芷崗東南側山頂望全村。他多才多藝，可敬可愛。）

來到生產隊的第二天下午，父親他們就開始參加勞動（規定他們每天勞動半天），除油菜草，父親說，這是他在解放戰爭以來，第一次參加群眾的革命運動，更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參加勞動，喚起好多淡漠了的回憶。他還說農民兄弟很關心他們，叫他們慢慢來，不要搞到腰疼手疼。（12月15日）

其後的勞動還包括散塘泥（把塘泥撒在麥地裏改良土壤），修水利等。

晚上，在大隊部開會，聽大隊書記的彙報。之後，工作組隊員們在月光下，在丘陵的麥田間走了半裡地回到駐地。

“這個大隊，五個生產隊，在句容的南門外約五華里，是一個丘陵間隔著的小塊平原。五個生產隊以小澗子隊為中心，北面和西北是大東崗和小東崗兩個隊，南面偏東是大澗子東隊和大澗子西隊，西隊又分佈在小澗子和小莊崗兩個自然村。工作組設在小澗子，和我住的大澗子西隊正隔著一個約半華里的丘陵，麥已長了兩三寸，在月光下，由於冬天的枯蕭，顯得異常可愛的淺綠色，在整個山崗覆蓋著，很像一張淺黃底草綠花點的、無邊際的床單，真使夜行者在一天工作結束後忘去疲勞。我們一個小隊邊談邊走很快就到了‘家’。”（12月15日）

12月16日，上午勞動，下午開大隊幹部會。（工作組的）包宣佈了約法八章，父親說：“這是一個很難講好的對基層幹部的政治攻勢。我覺得八章的內容都是必須說的，不說，幹部的思想震動不了。但，如何把握既要求壓力，又要使幹部聽了感到是在挽救他們，使他們既震動又感動呢？這的確不容易，包今天的講話，壓力夠大，有一些語言，在我聽來，像對著敵人說，而且語氣很重，嚴厲，但，有些挽救他們的地方，沒有說得清楚，闡述得突出。當然，從運動的規律來說，這時以壓為主是對的。我這樣說是不是右了呢？‘以教為主’的思想和團結95%的思想，和如何達到以上要求的方法之間的矛盾，沒有好好解決吧？”（12月16日）

1964年12月18日下午開地富四類會訓話，父親說他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沒有這樣的經驗，包括後來還有其他這類開會，父親都借機會參加瞭解。

生活上，他們注意不搞特殊化，不加重群眾負擔。12月22日是冬節，“家家做菜餡的大團子。起初聽說要做肉團子，我們通知住戶，給我們另做一些沒有餡的團子。群眾說，不要說冬節沒有人做肉團子，就是過年也沒有人做。說這話時情緒很大”（12月22日），凸顯當地的貧困。

大澗子西隊生產隊有28戶（四清期間又遷入一戶為29戶），16戶貧農，2戶中農，5戶富農，5戶地主。地富多，是這個隊的特點，而貧下中農除了幹部和幹部家屬外只有24人。於是工作組把地富子女作為一個力量，爭取他們支持貧下中農。動員的時候，老老少少來了49人。有人抱著小孩，有人做女紅，吱吱喳喳中宣讀了檔（12月24日）。

他們分三個組向群眾逐條講解《決定》：基本群眾組、幹部組和地富子女組。父親負責基本群眾組，每天講解五條《決定》：“效果很不錯，講了五條，插了一些事例，相當生動，群眾要求繼續講。我說太晚了，明天還要勞動。但群眾說講到十點也不累（這裡群眾八點多就睡的）。其他兩組成績也不錯，有收穫。”（12月25日）。

（圖二：父親手繪“村南橋邊望東西村”。）

父親向老農笪發章瞭解村史，據說這村子有三四百年歷史，曾經有一個地主惡霸，外號樓上太爺。那時候這村子叫澗子村，後來演變為大澗子。後來這地主惡霸的罪惡被揭了，滿門遭斬，還為此編了一齣戲，叫“雙顆印”。可惜在封建社會，雖有這麼一齣戲，卻不准在這一帶演出。

關於日軍在這裡時的情況，父親說：不聽也罷了，聽了就覺得這裡的群眾給愚弄得可憐，也說明被剝削到連民族的（別說階級的）自尊也沒有了。笪發章說：“要不是日本人，這裡早沒人了。”據他說，當年日軍都已經讓這裡的村民老少分兩排站好，架上機槍了，正要掃射時，來了一個騎著高頭大馬的日本軍官，在馬上喝了一聲“不可以”，救了他們。（12月30日）

父親瞭解到的基本情況是：“這裡的群眾文化是空白的，全隊只有一個高小學生（地富除外），寫一條簡單的新聞也白字連天。但他卻是隊裡的文化教員，教業餘農校。他們沒有看過電影，沒有聽過形勢宣傳，連國家爆炸了原子彈、宋慶齡是誰、是男是女也不清楚，國內外發生的任何大事情也沒有人告訴他們。生產也落後，畝產只四百多斤。土地少，每人才一畝零點。每天起來吃飯睡覺外，就是勞動，有的一年除過春節休息幾天外，就是勞動，也不得溫飽。在這樣基礎上，他們能討論‘雙十條’嗎？只有12天的工作，能有什麼滿意的情況嗎？所以我說，能來十多人，能有三五個人說幾句話，就是不錯了。這只說明一個問題，我們的工作是艱巨的，需要耐心和長期反復工作的。”“由於過去幹部壓迫群眾，給群眾打擊報復太深，群眾不敢當面提意見，背對背提意見都顧慮很大。”“我決定通過1定工分賬2定銀錢收支賬3定糧副分配賬及物資賬等鬥爭，來練兵和提高群眾當家做主思想。”（12月27日）

從父親的日記可以看到，這三件事其實很不容易，比如查工分賬，政策規定不能包辦，要由貧下中農主持，但是事先要教查帳小組準備，“百發百中，不能有一筆被打回來”，“要先定下什麼事可以記工分，什麼事不能記工分”，還要“先摸到公社今天有什麼不合理的規定”，因為當時有些幹部“濫記工分（什麼上街買一張用紙，送個名單，領一個布票也要記工分），是幹部懶的開始，這樣可以不勞動了。”還要讓查帳小組的貧下中農明白政策：“要堅持公平合理，但，又不是開鬥爭會。”（12月28日）

再如查錢賬，晚上就要公佈了，卻發現賬沒有搞準確，臨時改變計畫（1月3日）。父親幫助查帳小組重新整理農業支出、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社員預支和其他等支出賬，特別是從“其他”中把吃吃喝喝的抽出來和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做個對比；從“社員的預支”中把幹部和一般社員的預支分開，做個對比。結果是吃吃喝喝占110.86元，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三項加起來才86.77元；24戶社員497.8元，4戶幹部518.39元。父親寫道：“這就十分清楚了，幹部不顧集體，不面向廣大群眾，特權思想很突出”（1月4日）。

父親還提到“揭出了三十多畝黑地，一千多斤變相私分糧以及暴露了他們（隊長和會計）帳目上的虛假性。”（1月13日）

也就是說，那時候基層的確存在幹部“貪污”、“腐化”，存在官僚主義。以現在的標準看個別幹部的“多吃多占”數額很小（比如12元），但是像“在批物資（約10萬元）變質，朽壞，耗損”與當時群眾只能勉強維生的收入相比，“其他支出”中24戶社員和4戶幹部所占比例相比，難怪群眾感到義憤。而那三十多畝“黑地”和一千多斤“私分糧”，今天看來更像是基層對上隱瞞的“自救”措施。

而在當時，父親處理過程中很謹慎，總在左右掂量，想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處”，這點給我印象深刻。

[1] 語言不通：當地語言是南京官話和吳語彙集，而且由於歷史悠久、人口遷移等原因，村村語言不一。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 自我改造

父親吳荻舟說，他不止一次研讀雙十條[1]等文件，“把社教的基本精神、政策界線、依靠力量、工作專案、方針和方法、步驟等從文件中抽出來，搞了一個簡明的備忘錄，説明自己記性不好的缺點。”（11月5日）

我猜這樣的研讀，也令他看到了兩個文件的矛盾。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他在四清中自我改造的目標和毫無心機的做法，頗令現在的我為當年的他捏一把汗。

他的“自我改造”不只是口頭上說說。

張X[2]出了一個題目讓大家討論：“檢查一下自己思想上有沒有右傾。”

父親寫道：“我檢查了，有。堅持原則不夠，就是右。工作上，遇著不對頭的意見，看不出，或看出了沒有堅決反對。”他說自己有時候覺得同事有些意見不對，但是想想也許是自己不對？就沒有提出來，又有時候覺得別人不對，但是結果人家是對的。（11月8日）

張X要求各人“通過總結談談自己的思想”，“我們來自北京，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正確，就不左不右。”

父親“很感動”：“過去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錯的。而且錯了覺得自己的責任不大，比方電影工作搞左了，統戰工作搞左了，總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不好好檢查自己，儘管後來檢討了自己，可是好久才在思想上平復下來，起初總覺得有點委屈。這次學習，我覺得不如人的地方很多，歷史包袱很重，知識份子的不求甚解，誇誇其談。從此，我決心去掉這個危害和妨礙我進步的、改造的障礙。”（11月10日）

這裡的電影工作、統戰工作應該是指在香港的時候。父親的歷史包袱是什麼？因坐牢失去組織聯繫長達18年。這算什麼過錯？他在獨立作戰的情況下成績斐然，但是在特別的時代和環境中這就變成他的思想包袱。我只能從他很偶爾地提及的一些往事揣度和體會他的處境和心境。比如上面11月10日他回顧在香港統戰工作搞左了，他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在本連載第六章的《整風記錄》1-3中看到的例子證明他並沒有說錯，但是還要委曲求全；又比如有一次外辦一位同事來和他閒談，講到某位領導人品很壞。父親寫道：“他1959年對香港工作的批評言過其詞了，自抬身價壓害同志，把自己當做政策、方針的貫徹專家，是一點錯也不會有的。”不過父親又寫：“我並不因為這些就否認自己當時左的錯誤。現在這個同志是下去了。”（11月28日）

父親對王光美的印象是“政治敏感很強，善於觀察，對周圍大小問題都很關心和注意，並聯繫到問題上來，聽到謠傳工作隊20天就要離村，她就追查，看到會場上許多人離場小便，她引起疑問，直到弄清是群眾自動放哨，怕有人偷聽，出席會議的人，也逐個問姓名，發覺有不應參加的人參加，也追到‘原來縣委有這個指示’”，父親說自己：“我就是不大關心周圍的事，不夠敏感和警惕。”（11月12日）

工作還沒有真正展開，在培訓階段已呈現亂象。張X找大家談話：“地委會議遇到了困難，出現了頂牛情況。”父親寫：“我認為我們不正面捲進去，還是側面做文章好，張X似也同意，覺得內部矛盾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革命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11月12日）

父親多次寫下自己的缺點和這次改造要注意的各方面問題，公諸於眾，請同事、請地方的年輕借幹監督自己：

“1.堅持原則不夠，鬥爭性差些，為了克服這點，我首先是學透和記著中央的雙十條，弄明確所有政策界限，要踏踏實實地在群眾（中）聽取意見和摸清情形。政治敏感不夠。

2.不夠果斷，不夠勇於負責。

3.民主集中制的領導方法不夠強，不善於走群眾路線，主觀片面。”（11月11日）

他決心：“1平時多在政策方針…多談，取得思想上的一致，爭取共同語言多，認識接近；2多採取民主集中制去解決問題；3遇有分歧，時間上可以壓的壓一下，到群眾中去，或找一些貧下中農來談談他們的意見，然後再說；4最後仍有分歧就按照領導決定，多數投票決定，但我保留意見，但積極去做，失敗了各負主要責任，否則，由於保留而不積極照他們的意見去做，一面把問題向上反應，達到正確的解決。

總之，堅持原則，堅持中央的政策，不降低要求換取與錯誤和平共處。但在態度上、方法上一定要謙虛謹慎，擺道理，擺情況，走群眾路線。在中央的政策上團結。”（11月13日）。

11月17日晚上開會，父親表態：“長期在文化圈裡轉，一套知識份子的、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妨礙著自己接近實際，也影響著自己的進步。但有信心把這次的工作（做好），決心做笨事，首先有信心，做到真正的三同。”

張X給父親提了兩點：“1.知識份子的缺點，加上長期在地下工作，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這次下去，不容你不走群眾路線，既然有一決心，並且看到了自己的缺點，相信是可能很快改變作風的。2.但，也不要求這一次就能全改掉，只要基本上改變面貌，就是這次的好收穫了。”

還有外辦的同事說父親發言多，問他“是否總以為比人強？”“是不是一種自滿？”父親寫道：“她的話中也有一種‘語不驚’的地方，也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不過，父親說：“這是小事，我也不去辯解了。”（11月17日）

（圖一：11月17日的日記，父親夢見了母親。）

“長期在地下工作”，怎麼就“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 “發言多”怎麼就一定是“以為比人強”？就我所見，父親總是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那就不是“脫離實際”；主動、真誠徵求幾乎每個人的意見，那就不是“以為比人強”。父親“決心做笨事”，這的確是我記憶中的他，不投機、不取巧、不抱怨、不斤斤計較。

父親記錄了地委的檢查：“關於頂不住的問題：1本身有右的思想根源。2沒有親自蹲點，沒有真正瞭解階級鬥爭的真情實況，所以在工作中摸到了一點真理，但，不夠鞏固，上面一壓（‘糾偏’一來）就放棄了。3還是只看上級，不看真理，少奇同志說應該瞭解‘官大真理少，還是向真理少的人學呢？還是向真理多的人（貧下中農和農村好幹部）學呢？’這是一語道破目下一些不親自下去蹲點的高級幹部和一些隻向上看不向下看的中級幹部的缺點。4患得患失，察言觀色已成為黨內的惡俗。5集體領導不夠，未在會上辨明是非，少數書記就做了‘上黨[3]錯誤’的決定。”（11月18日）

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後，從11月22日起，北京來的幹部開始參加地方幹部的學習，名曰“揭蓋子”，也就是揭發批判縣委過去運動上的右傾。父親記載：“從發言中揭出的情況看，問題是嚴重的，許多人的發言接近於控訴，情緒很激動。這僅僅是由於不明階級鬥爭情況嗎？還是其他的問題呢？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有人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的。總之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已決定到生產隊，搞一個生產隊，不負大隊的責任，這樣我可以好好滴捉摸一個工作，把工作做好和改掉我那些缺點。”（11月22日）

“小青年和地方幹部的發言很踴躍，朝氣勃勃，我參加了他們的學習三天，心情很高興，覺得過去機關的學習，大家總是動員、動員，發言還是十分拘謹，怕說錯話，將來挨批評。這是運動過火帶來的後遺症嗎？還是別的原因呢？我回國時間短，體會不到，總覺得黨的組織生活，不是那麼理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打了許多折扣。這三天聽青年們的發言，想到什麼說什麼，沒有一點顧慮，十分可愛。地方幹部呢？他們搞過兩三次社教，失敗了，對右傾的領導有氣，這次反右，發言近於控訴，是有原因的。今天（他們）把桃源[4]的經驗和自己的教訓對照起來談，越說越激動。”“不過我認為，還是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一下，1這些幹部全盤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把自己批評得一無是處，這要引起不好的結果來，2沒有把右傾的根子挖出來，是不夠的，3聽到小站[5]的，又否定了桃源的，這樣就要迷失方向了，一樣是框框，4誰說了算，不交鋒，不澄清對是不對，因此，對青年是不好的。我想找大隊的負責同志談談這個問題。”（11月24日）

（圖三：11月25日父親的發言：“有同志說王光美同志敢這樣做，是由於她是劉少奇同志的愛人，有權衝破雙十條中的一條規定，我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要堅持徹底革命，看問題對誰有利，如果是對貧下中農、對集體經濟，對革命有利，衝破框框，中央也是支持的。”）

地方上的幹部說北京來的幹部是“中央同志參加運動”，父親對他們說：“我們雖然住在北京，聽多些，可能有些長處，但，脫離實際，因此光是我們是缺一條腿，所以只有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和青年人聯結在一起，到農民群眾中去，結合實際，向貧下中農學習，三方面緊密起來，才能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11月27日）

11月30日父親聽了中央絕密文件：“毛主席說反修是長期的複雜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同志的估計，顯然是樂觀了一些。最初（赫下臺消息傳到的當天）我們是這樣分析的，認為是一個狗咬狗的宮廷政變，換湯不換藥”，“後來聽了X的報告，修正了那樣的看法，現在看來，說完全沒有變固然不對，但，X那樣樂觀，也不對。還只有繼續兩邊擠才能促使新的、好的變化啊！”（11月30日）

我查了1964年歷史大事記，線索是父親提到“赫下臺”，那是10月1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職，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當選。11月5日至13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後，主動和勃列日涅夫等進行接觸，但蘇聯仍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聲稱他們的對華政策同赫魯曉夫完全一樣，因而這次接觸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新華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人民出版社）

至於父親所說樂觀、X是指什麼？無從查找。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還記載著，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上，毛澤東批評了關於“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明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外，他還批評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按：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可以看到父親逐漸瞭解到這次運動的困難，但在當時尚未瞭解最高決策層的分歧到了這麼嚴重的地步吧。

有個溫馨的小插曲：父親在句容期間，幾乎每個月都給家人寫信，每人都有。這天，父親在日記裡說，我給他回信了：“（她）對自己的缺點正視了，而且願意向妹妹學習，‘小的，只要是真理，就是老師’，對！”（11月14日）我有那樣寫嗎？再過40多天我才滿12歲啊？這些年我常常感到自己有些方面越來越像父親，不明白是怎麼來的？現在我知道了，父愛如春雨潤物，他在潛移默化中給予我很多很多。

[1] 雙十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中央黨校林小波的論文《四清運動研究》認為“《前十條》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對整個運動的進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前十條》在總的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左”的錯誤，但有些觀點和具體規定是正確的。《後十條》則是帶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義的檔”（其實還有《後十條》修訂版）。運動指導思想混亂顯示了黨內的分歧，無可避免造成幹部思想混亂，工作難度。

[2] 張X：父親筆記裡出現過“張政（正）”和“張明”，都是四清時的領導，不能確認這裡是哪一位。根據全部五本筆記看，張政出現比較多，似是直接領導。張明出現比較少，父親日記裡曾提及：“她在外辦是一個組長，在四清是我的領導。”

[3] 上黨：山西省上黨地區（今長治市）。我找不到資料，百科辭典介紹了1945年的“上黨戰役”之後就跳到了今日的“上黨旅遊”，一大段歷史是空白的。

[4] 桃源：指由王光美總結出來的四清經驗。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她帶工作隊在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四清。中共中央1964年9月11日發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百度百科有詳細解釋和對王光美的採訪。

[5] 小站：指小站經驗。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肯定了天津小站地區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開展奪權鬥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的做法，認為“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反映了當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特點。《指示》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 瞭解實況

除了東深供水工程，父親吳荻舟在晚年回憶錄提綱中提及回內地後、文化大革命前的另一項內容就是“四清”。“四清”這個詞我是知道的，雖然那時候還小，但也知道四清關係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父親留下的四清資料比較多。1964年10月底開始，他用兩本四清工作筆記記錄下四清政策，四清內容，農村情況，村裡存在的問題，工作安排，工作進度；某些案例思想鬥爭過程、思想變化的原因、犯錯誤的經過；個人交代的內容，談話要點記錄，群眾反映情況的記錄；一些名單如耕讀小學學生名單，缺糧戶名單，貧協籌備小組成員名單、賭錢者名單等等。從中我看到笪、芷這兩個姓是當地大姓；又看到全生產隊28戶人家就有9戶人家缺糧；還有什麼叫“排隊”，什麼叫“放包袱”，什麼叫“洗手洗澡擦背”等等。還有三本日記，看得出父親是把四清當作瞭解中國農村情況和改造自己的機會，非常認真。

（圖一：父親的四清筆記本，有兩個購自當地，由鎮江市地方國營前進印刷廠制，硬面，裡面紙質粗糙但有彩色插圖。）

四清是一場在1963年至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時是在農村“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稱“小四清”，也叫“當年四清”，後來在城鄉“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稱“大四清”。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怎麼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怎麼看包產到戶有嚴重意見分歧，加之國際上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分歧，前蘇聯批評“三面紅旗”，美國搞“和平演變”，形勢緊張。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對反修防修有強烈的緊迫感，對任何異議都高度警惕。

我看過黨史專家李新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裡講述的桃源經驗：“工作組先入為主，所以看見村幹部就不順眼，總以為他們都是四不清幹部。”“工作組的權力很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幹部。”我也看過薄一波回憶：“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感覺驚心動魄。

那麼父親的“四清”又是怎樣的？晚年父親曾回憶，他們除破獲盜牛案並拘回越獄潛逃到宿淞的盜牛犯外，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當時我從港澳回來，按黨的一貫實事求是去做”，結果有人向上級報告說他思想“右傾”，沒有清出成績，沒有抓到農村已爛掉的幹部，反而解放了幹部，他遭四清總領隊批評。父親回顧說，能捉到盜牛犯，是因為“有”這回事，捉不出“四不清”幹部，是因為“無”。父親還說：直到《二十三條》[1]下達後，他才算沒事了，他說，現在看（我的做法）還是對的，即使個別生產隊幹部有缺點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該上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通讀父親的日記，就像通過父親的眼睛看當時的中國農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有點“錯亂”——畢竟已經是五十年前，何止物是人非。看得我膽戰心驚，生怕他犯那些“左”、“右”、“形左實右”的錯誤，是個害人的角色，也怕看到他挨整。但是為了瞭解那個時代，瞭解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故事，我還是決定通讀筆記，儘量梳理，諸如運動形式和方法，中央對形勢的評估，父親的認識，運動的具體事例等。父親在寫完第一本日記後，在扉頁上寫：“堅持記下去！”我也對自己說：“堅持讀下去！”

（圖二：第一本日記扉頁上寫著：“堅持記下去！1965年2月16日補記完15日的日記後寫”。）

父親1964年10月21日離京去江蘇句容，翌年5月25日回京，為時七個月。四清工作分兩個階段的“蹲點”，先是北京來的幹部集中學習文件（之前在北京已經組織學習討論），父親稱“學習的蹲點”；然後這些北京來的幹部分散到大隊或者生產隊，才開始真正的蹲點，先搞地方幹部和地方青年（借幹）的培訓和“三查”、然後揭發審核大隊和生產隊幹部以及地富分子，查到貪腐的要退賠。在“學習的蹲點”階段，和父親一個組的都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同事，多數是十六級以上的幹部，“大家都有一定的工作和理論水準”。下放到生產隊蹲點時，每隊六個幹部，只有一個外辦的，其餘是地方的借幹。

10月23日11點20分，在陰雨中一行到達鎮江，住進招待所。下午去遊覽焦山，第二天又遊覽金山，父親興致勃勃抄下江天禪寺（金山寺，據說乾隆遊此七次）的題畫、對聯。可是隨後他們就“檢討”了：“我們幾個原來的行政組長談到到後生活有點鬆散，這和當前的工作形勢——一切戰鬥化、革命化有點不合，地委招待得太好，決定搬出招待所住到公社，組織學習，一釜煮一下”。父親接著寫道：“過去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有點落後之感，加速度跟上去”，他批評自己“這兩天遊覽，注意的多是古字、古畫。似還有小資的所好，應注意。”（10月24日）

關於句容和這次四清，父親有一段地委[2]秘書長、政治部主任、農工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等領導在場的會議記錄：

1. 全縣3600多生產隊，33個公社；
2. 訓練學習一個月，4個檔，20天。三查作風，思想，成分，10天。包括休息四天，11月25日-30日進隊，進村的交通運輸，也要四五天。
3. 句容，老區，縣委除一個為當地幹部，四五個副書記都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
4. 土改檔案，基本都有。群眾落後。
5. 33個公社29萬人。
6. 11月中秋種也過了。入冬後主要是積肥，這年較豐產約50億斤，交公糧一億。
7. 大煉鋼鐵時有些破壞，搞了一些大水庫。文化低，多是外地（湖南、蘇北）來的人多。茅山和尚，道教有歷史地位。

（圖三：句容南門外、父親去四清那片地區，上有句容，左南京，右鎮江，右下方是茅山。）

看父親記錄的宜興大隊大隊長報告可以感受四清運動的規模：“（北京來的）一萬多人的一個集中行動，交通，住地，給養，醫療……在三五天內（15-19）都基本解決了”，“地委的領導和各部門的配合和支援，以及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從十一個縣，集中了一萬二千多幹部和知識青年，20-22全集中完畢，23日就開始學習。”（10月26日）

還有各大隊先遣隊出發的那個寒冷的淩晨，父親在天臺上看著：“天還沒有亮，東方地平線上是一線通紅的火一般的朝霞，大地還是烏黑，兩個大射燈，從門樓及屋頂朝空地上集中著人群和車輛（7輛公共汽車，一輛帶拖車的卡車）射去，顯出了大地上一塊特別光亮的焦點，從各宿舍，負著行李包的青年們、幹部們，越來越（多）地向空地上集中，這氣象是大軍團拂曉作戰時才可看見的，但，這是在不同的環境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對敵人企圖復辟的一個殲滅戰，所以在燈火通明下集合，不是在黑夜裡摸黑集合。我在天臺上看著這樣的情景，心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想到我們就要進入農村，投入戰鬥了，浮起了一股信心，和又感到沒有經驗的沉重的擔子。怎樣才能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高標準地完成任務？”（12月1日）

四清過程中，有時候他們會到南京或者地縣連續幾天集中學習，參加地委會議，傳達中央文件，平時晚上也常常開小組會或者支委擴大會，學習社論、簡報，隊員守則，互相提意見。有時候和四清幹部、公社、大隊或生產隊幹部、積極分子開會，聽取他們報告情況，討論、談話，還可以看看電影如《抓壯丁》、《千萬不要忘記》、《早春二月》等，間或有文藝晚會。看完電影或節目，父親會在日記裡評論幾句，如“單薄，概念化，鬥爭不尖銳，生活氣味還是少”，“實在沒看頭”等，那是他的老本行。其他時間儘量和貧下中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座談、談話、搞調查。

關於“三同”，父親認為，不是形式上去強調生活水準的下降，更不要以為找到最髒最臭的人家住下去，就是做到了三同。他寫道：“中央提出要堅持三同，這是對的，必須堅持。但，中央要求三同的精神是由於我們這些進城後脫離實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幹部太多，階級感情少了，對群眾的疾苦熟視無睹了，對革命的最終目的、對目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漠不關心了。要我們到下面去，在仍然受苦受難、遭受混進來的四類分子、蛻化變質幹部…欺壓的農民群眾（主要是貧下中農）中和他們同甘苦，建立階級感情，共同推動農村的反四不清，反政治復辟的革命鬥爭。三同是為了進一步堅定我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觀點和工作方法（調研等）。”（11月27日）

我們小時候聽說過“三同”，還有一首歌：“小斑鳩，咕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同我住的一間屋呀，同我吃的一鍋飯。白天下地勤勞動（搞生產），回來掃地又喂豬。媽媽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幹部。”歌頌很容易，現實很複雜，那時我們雖然會唱，但完全不懂，這次整理父親的筆記，終於有機會瞭解。

根據父親記錄，“句容是個全省裡較差的縣，雖然這二年生產方面有了發展，但，人民生活還是很苦，人民的積極性還很差。”“貧下中農有意見，說解放前在地主下生活，解放後也是在地主下生活。據說城東公社有地富反壞分子410，其中地主有240人，56年有千多人鬧退社，62年變天謠言倡狂時，幹部要集中睡。這裡（城東）有四個特點：1和縣城接近，資本主義活動多；2多次搞試點，運動多，農民有一句說法，稱自己是運動員，每次運動又沒有取得成就，有厭煩；3生產搞不上去，地富日子好過，貧下中農苦，文化落後，幹部革命意志衰退；4對地富兒子不養父母，當了幹部，有意見，未及時解決。”（10月26日）

父親很注意觀察，比如在不到千人、只有一條街的丹徒鎮，他走完一條街，就瞭解到許多。有一個規模不小的百貨店，有一個劇院，有小館子。西側一個小村裡，有的農民家“不止一個熱水瓶的，有的也有收音機，但，他們的衣著都很破舊。”一名青年菜農告訴父親：一家四口，夫（全勞力）妻（半勞力）和兩個小孩，合起來就是一個半勞力，全月掙450工分，全年大約可做到5000工分，500個勞動日，每日1.5元，全年收入750元。每月60元左右。月吃米200斤，28元，日用及其他，60元也都用出去了。

信步走到鎮東頭，就是去諫壁鎮的火車站，父親花一角錢買車票，又到了諫壁鎮，那裡比丹徒鎮大，有四個工廠，人口一萬左右，是交通要道，公路上車不少，鎮上連南方的香蕉也有得賣。父親甚至瞭解到：這裡有一個韓信放的鐵風箏尾，插在一個洞裡，迄今無法拔出來，鎮上的人說，連大煉鋼鐵時也沒把它毀掉。（10月29日）

父親和很多老鄉談過話，他都有記錄。比如一位青年團員是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勞動了兩年，18歲，其父是生產大隊隊長，黨員。他說，公社原來的副書記思想退化，搞女人，現為隊委，沒有受到處分，他感到很不滿。他認為目前農村裡生產是好，但，幹部的革命目的模糊了，只考慮自己一個家庭的生活，很少注意集體，資產階級思想抬頭，不勞動，吃東家吃西家，一個春節到處有人請，平時只搞自己的自留地。（10月29日）

從父親在一次傳達之後所記，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國內形勢的評估：“毛主席說如此下去，少則數年，十年，多則幾十年，黨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國家就要改變顏色，已不是聳動聽聞的話，不是沒有客觀基礎，黔40多縣，兩個縣壞掉了，陵市也兩個部門壞掉了。有反動組織，準備了三套班子，以迎赫、蔣、彭。這還不止，在這鬥爭中，右的思想還是主要的，這不很危險嗎？對敵我鬥爭形勢估計不足還是主要的，這不是思想作風（官僚主義）的問題，是各級領導的階級根源，和官大了起了變化的問題”，是“上了台、做了官，不思放棄既得權勢的問題”（ 10月28日）。

10月30日的日記記載，當天到地委開會，講反右傾，傳達李雪峰的信及中央對信的批語，“根據下來後接觸到的情況看來，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很必要，假定不是在百萬大軍打殲滅戰的前夜進行這樣一個思想準備工作，後果將不可估計。中央真是了不起！”據他的記錄，“江蘇鎮江專區自去年二三月間搞試點後，接著又搞了兩批，一批四個公社，一批七個公社，可是一批不如一批，群眾反映說：壞幹部昂頭，群眾搖頭，四類分子未低頭，貧下中農未抬頭。四清工作隊兩頭挨駡。（10月30日）

關於李雪峰的信，我查了一下資料。李雪峰(1907～2003)四清時任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他親自帶隊去四清，在地委書記會議上發現，縣委對四清運動的抵觸情緒很大，有的甚至聲言根本反對四清，拒絕到會，遂寫信給劉少奇表示不同意見，中央予以批轉。父親提到的“百萬大軍打殲滅戰”，是指劉少奇主持的四清，“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四清”，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一個縣派一個大工作團，大兵團搞四清。這種做法遭到毛澤東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毛澤東授意李雪峰“南北開戰”。

[1] 《二十三條》：父親說“直到《二十三條》下達後才算沒事了”，是指1965年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提出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要儘早解放大批幹部，還有退賠可以減緩免等，糾正了四清前期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據說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二十三條》首次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所指。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裡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一條罪狀；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說制定《二十三條》時走資派就引起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他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要把劉少奇搞掉？他回答“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

[2] 地委：地區黨委的簡稱，級別在省委以下，縣委以上，一般分管數縣、鄉。句容屬於鎮江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所以這裡的地委，應該是指當時的鎮江地委。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3.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