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合肥基督教會歷史 下的所有文章

樓群中一個教堂的尖頂,尖頂上有一個紅色十字架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4三姑姥姥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4 三姑姥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張佩華在1968年3月寫的自傳裡寫道:“吳荻舟曾告訴過我,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1930-1937),是為了鬧革命在參加學生示威(上海)遊行時被捕的。當時我很信任也很佩服他,當然沒想到懷疑他是如何出獄的(是期滿出獄)。這一段時期,吳荻舟和他的同志們給我兩點主要影響:(1)中國還有一種人——中國共產黨,他們是為解放全人類這個真理的實現而鬥爭的,這種真理是讓人們在現實中奮鬥以求實現,而不是等著到‘天堂’去享受。(2)要奮鬥要鬥爭,女孩子和男孩子應該一樣,他們的言論提高了我奮鬥的勇氣和信心。”

“我接受的是半殖民地的奴化教育,但是我又幸運地生長在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時代。特別在抗日戰爭初期,‘……在武漢失陷以前,這時全國各方面是欣欣向榮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趨勢,文化上有較普遍的動員’(新民主主義論),我受了抗日戰爭的衝擊,認識上有了一點提高,對舊的東西從過去的苦悶不滿,逆來順受,到今天的懷疑,想反抗了,對未來充滿了嚮往。但究其實際,我對當時的很多事物還是很不理解的,是幼稚盲目的,小資的階級烙印很深的,但是我要向前沖,我要奮鬥。”

母親離開家鄉也離開了神。她的許多兒時朋友都是基督徒,我記得有的在天津,有的在南京,有的我陪她去探望過,有的來過我家。即便是我,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也能感覺到她們很虔誠,很善良,難以想像她們是怎樣將宗教信仰堅持下來。

而母親離開了神,並沒有惆悵。她說:“(離開合肥之後)在桂林我母親再叫我去做禮拜,我就開始反對,不相信什麼“天國”、“神跡”了,我說要通過自己奮鬥才能創造人間天堂,母親先罵吳荻舟是“魔鬼”(指影響我不信教了),後來她自己也慢慢不去了,我們家在桂林和教會決裂。”

母親寫此自傳時,文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估計她是在組織或說造反派的要求下寫此自傳的,但是她寫得很真誠和客觀。我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了,家鄉、親人、國破家亡的苦難和參加革命的歷程時時縈繞在她的心裡。

1983年1月17日,母親的同學王德英給她寫信提及:“帶給陳師母的東西,由陶仲英代勞送去,陳師母說你有一位姑母七十多歲了,到處打聽你的消息,叫陶來問我。在京師似乎沒有聽你說還有親人在肥,我搞不清也就沒有積極地去聯繫了,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一下。”

母親和她的三姑母(母親稱她“老姑”、“老姑母”)、我們的三姑姥姥(東門外曾外祖父張錦濤的小女兒、公公的親妹妹)終於取得了聯繫。

1985年6、7月間,母親回到闊別48年的故鄉合肥,先在同學王德英家落腳,次日找到了三姑姥姥。

她在給舅舅們的信裡說:“老姑母一見面,手足無措,又哭又笑,感情是很真誠的。”當時三姑姥姥82歲,母親形容她“身體很好,清清瘦瘦,走路穩健,頭腦清楚,整天手腳不停,雖只是忙家務,卻閑不下來。”

母親瞭解到,三姑姥姥嫁給黃家,生一男二女,29歲守寡,兒子已經去世,一個女兒過繼給二姑姥姥,自己和另一個女兒相依為命。女兒又生二男一女,當時三姑姥姥和女兒、外孫女兒、外孫女婿一起住,日子過得不錯。

她告訴舅舅們:“(老姑母)是真心實意想我們,口口聲聲‘我長兄這一房怎麼就不見了?我哥哥對我最好,我小時他抱我……’她想方設法打聽我們,擔心長兄這一房在合肥絕了。”

“路我都不認得了,逍遙津公園、包公祠、明教寺我都去了,(如果)沒人帶著,新舊也對照不出。‘三育(中學)’面目全非,已是‘南門小學’,我們住的地方影子也沒了。”

“老姑母、表妹領我到花園巷34號去看看那所房子,那所房子已經扒了,正在興建新樓。”

舅舅們和三姑姥姥

舅舅們和三姑姥姥相談甚歡

  (圖一:1986年10月母親在我父親和舅舅們陪同下再次回合肥故鄉。舅舅們和三姑姥姥相談甚歡。)

母親還在北京接待過幾批故鄉來人,留下許多封感人至深的親人來信。

2016年5月,母親去世兩年後,我和妹妹第一次回到母親的家鄉合肥,憑籍母親留下的舊信,首先找到的正是三姑姥姥的外孫女婿、我們的表姐夫。

三姑姥姥和表姐去世已久。其他十幾位張家人聚在一起,親戚中有書法家,有放射科醫生,還有廠長、軍人、經理、工程師,各得其所,生活安逸。他們說著抑揚頓挫,婉轉輕快的合肥普通話,短短幾天,帶我和妹妹品嘗了許多合肥小吃、家鄉風味:鴨油小籠包、鍋巴粉條、桂花赤豆湯,典型徽菜臭鱖魚……

最值得欣慰的,是母親的東門外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那邊的表舅們——傳納舅舅和傳受舅舅身體很好,鶴髮童顏,聲若洪鐘。傳納舅舅一見面就哭起來,想起去北京看望母親的情形。他和我母親一直保持通信。據他說我母親後來還多次想回合肥,比如去廣州回程時,從香港回程時,可是都未能成行。我聽到十分慚愧,我應該能夠幫助她的呀。

沿著母親的足跡,我們從花園巷西至東,淮河路步行街,李鴻章故居,合肥基督教堂,省立醫院,走到包公園……這一帶即是舊日的老城,如今在李鴻章故居和包公園還有一些翻新的房子,保留著雕花窗櫺房檐高蹺的徽派特色。

高樓林立中的教堂

如鶴立雞群的合肥基督教堂
(圖二:新建的合肥市基督教堂側影,即便周圍高樓林立,它仍如鶴立雞群。)
合肥省立醫院

安徽合肥省立醫院前身是合肥基督醫院

(圖三:合肥省立醫院的前身,是始建於1898年的合肥基督醫院。)

和母親感覺相仿,合肥舊建築幾近絕跡,最多追溯到80年代。未及尋根,合肥新貌已經先入為主佔據腦海:嶄新的合肥高鐵站,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鼎鼎大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座座設計新穎的博物館,還有一座座花園住宅社區,湖光山色的巢湖景區……城中有園、園中有城、環城皆綠、碧水青山。

我在網上追尋合肥舊貌,卻被滄海桑田的變化震撼了。30-40年代的合肥飽受戰火蹂躪,雖說是省城卻給我滿目瘡痍的感覺;而今的合肥,早已不是母親兒時光景,甚至不是她80年代回去時看到的光景了。

網上有傳解放前的合肥市長江路老照片。可是看上去,不管是長江路、淮海路、還是花園街,那時候都不過是一條條陋巷。

1985年母親回去的時候,看到吃的東西較豐富,又便宜,“雞1.8-2元,鴨。0.90-1.00元,鱔1.2-1.5元,蝦1.2-1.8元,肉也便宜。”母親說:“但總的來說,還很落後。”從那以後,又是30年過去,如果母親看到今日合肥的巨變,會感慨“何處是故鄉,只在思緒中”吧。

據母親後來瞭解,三姑姥姥在日占時期曾去看望母親的正祖母、張養民的大太太。據說日本鬼子侮辱了她,人都腫了。房子被日本人用來養軍馬,日本人走後,三姑姥姥還幫他們刷洗。母親的正祖母是1944或1945年去世的,有一副很好的棺木,1946年她的女兒張振華回鄉給她大做喪事入土為安。

母親說:50年代初有一位男士帶同一個孩子來找母親的姨祖母,說是她那位去了延安的女兒張振芳的愛人和外孫,張振芳已經犧牲,他們回來認親。可是母親的姨祖母死也不認,人家無奈,走了,從此沒有消息。

為什麼母親的姨祖母不認自己的外孫?母親說:“後來才聽說,解放後姨祖母被當做地主拉到鄉下批鬥,下跪,怕了。(她)又不懂事,又糊塗。這個老太太做了一生牛馬,怎麼會是地主?原來,張振華逃離大陸後,叫姨祖母幫她收租,解放後就定她是地主了。”

花園巷那片房子,由曾外祖母娘家侄兒後代以及一些房客居住,母親曾經托其中一位在合肥市委工作的房客汪先生和她的姨祖母通信,寄錢給她。到了母親的姨祖母病危,還是三姑姥姥去侍候。三姑姥姥說:“她是我舅母,我該去照顧。”天天去端屎倒尿。當時母親的姨祖母就給了三姑姥姥一張照片,是我們1962年在廣州照的一張全家福。母親的姨祖母去世,也是三姑姥姥爬上床給她穿上“老衣”。三姑姥姥真是善人啊。

關於三姑姥姥的後續故事,我則是在已故表姐的幾封來信裡看到的。

1990年3月13日白天三姑姥姥還是好好的,晚上九點多突然聲音變了樣,嘴歪了,說話不清楚了。家人安慰她說第二天會陪她回鄉下,她才比較滿意,因為她要土葬,怕自己死在合肥睡不上棺材。

4月4日,三姑姥姥喝水也困難了,很虛弱,不能起床,要抱上抱下。由於1號夜裡摔了一跤,臉摔破了,被子也沾上血。表姐說第二天給她洗,沒想到半夜三點多鐘,表姐聽到喘息聲,趕緊起來一看,三姑姥姥自己在拆被子。她是乾淨慣的,表姐一再安慰,她才安心睡下。

第二天是清明,農村講究說清明是一關,表姐不時地摸摸三姑姥姥的手,手腳發涼她就心慌,體溫回升她就心安。此後一個多月,親人們輪流照顧她,每天喂蜂王漿,稀粥,喂水餵奶,肉湯泡飯,三姑姥姥說想吃麵條,就去合肥買回來,為她擦身,替她去明教寺拜佛,告訴她我母親寫信問候她,匯款給她……照顧十分盡責。

5月4日淩晨,三姑姥姥安詳去世,享年87歲。按照家鄉習俗,在家裡停了三天,6日上山埋葬,8日包墳,祭奠,6月14日七盡燒靈——一人多高的兩路紙紮平房、一個花園,總之按農村風俗,儘量做到圓滿。

表姐在5月12日的一封信裡說:“奶奶(即我的三姑姥姥)活著的時候,常說對不起您們,對您們沒有照顧,而您們不是信來就是人來,她十分滿意。”

母親的堂姐、我的表姨張惠清的一封信,反映了張家另一種境況:

“中日戰禍,使你們背井離鄉,四處漂流,吃了不少的苦。知伯父母已去世,想到他們,我也很傷心。我和郭傳文結婚後,他先我離開合肥去了南京,我也離家出走,找他飄流到上海,在那裡幫工近九個年頭。後經小叔子協助,送我到西安找到我老伴(他當時在國民黨部隊服務)至全國解放,隨他遣送回合肥定居。”

2016年我回合肥的時候,表姐、張惠清的女兒告訴我,她母親嫁給一位教員,新婚燕爾卻正直抗日戰爭期間,這位熱血青年離家去了南京,棄筆從戎,加入國民黨的炮兵學校。她母親也不甘心留在家鄉,出外找他,跟著丈夫走南闖北。內戰結束,有人勸他們去臺灣,但是她父親拒絕了。

表姐說他們是1953年被遣返回到合肥的,因為父親是國民黨軍官,“反革命”,回到合肥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沒多久父親心臟病去世。母親從此“閉著眼睛閉著嘴,對過去的事什麼也不說,一個人拉扯孩子長大”,所以她對父母的事知道不多,後來想到要問問的時候,母親已經很聾,也說不出什麼了。她還說她母親和我們的母親最要好,經常一起耍。堂姐妹分別後再也沒有見過面,成為終生遺憾。

母親的故鄉和故鄉人,有文化底蘊和淳樸民風,深諳人情好歹,與人為善。雖然在父親的漫長生涯中,只在安徽作短暫的停留,但是安徽的鄉親們熱情地接納他,支持他,並把家鄉單純善良的姑娘交托給他,這才有了後來的故事,有了我。

在我20來歲的時候,有一天和父母外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父親看著我,忽然說:“你媽媽和我認識的時候,就和你現在是一個樣子。”

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吳荻舟一家跟著父親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但是母親也注意到:“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

日軍隊伍正在走過水上的浮橋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兵荒馬亂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 兵荒馬亂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我保存著一頁沒頭沒尾的信,但是母親張佩華在背後注明“衡信4.17”——這是大舅張國衡的來信,講到1938年他們家離開合肥前那一段日子:

“……住的房子,那年夏天,姨奶在門外,給二叔振國燒紙,叫國樞(我的小舅)給紙錢磕頭,說是過繼給二叔的。住不長時間,就搬去東門外,一間大房子去了。就在那一年,抬了許多傷兵進門,連傷重死了的人也抬了進來。不久又搬到了東鼓樓劉先生的房子去了,第二年春,送樞去小學讀書,記得他在校門口哭著不肯進校門。那時好像是六歲,應該是1932年。那年發大水,門前的臭水溝漲水,記得爸爸拿著小板凳用板凳腿量小河漲水的快慢。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間,傍街的牆突然下陷,幸好未倒,好像不久,就搬去三育女中對面去住了。隨後又搬去X巷口孫先生那裡。記得那年夏季,米不夠吃,老奶就煮南瓜加面魚放點糖精給我們吃,也沒有過年的印象。隨後又搬到南門大街,門口有兩棵臭椿的第二進,說是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房子。在那裡第一次有過年的印象。也就在那一年,你有了工作,我得以進了初中,但好像不長,唯讀了三個月初中的課文也沒有學到什麼,只不過是複習了高小的課文而已。38年大年初一就離開了家,搬去雙河鎮沒半年土匪又燒了……”

在他們尚年幼的的短短幾年,搬了那麼多次家,也沒有像樣地過年的記憶,生活之艱難可見一斑!

我查了六安縣誌,看到:1924年6月,“大刀會”在六安縣太平集暴動,29日克六安城,成立自治第一軍。1928年4月12日,李老末股匪由河南商城竄入境內。6月3日破霍山城,8日破六安城,大肆燒殺淫掠,三日後離去。

關於大刀會在六安的興起,據說是1922—1924年馬聯甲任安徽軍務督理和省長時,對人民徵收“二五畝捐”、“八厘公債”、“救濟公債”。合肥縣知事袁勵宸、六安縣知事丁景炎、舒城縣知事李某等張貼佈告,嚴厲催征。因農民繳不起,皖西各縣監獄關押的“欠糧犯”占人犯的50%以上。1924年6月1日,大刀會首領夏雲峰、李家訓等召集會友200余人,殺死前來太平集捕人催糧的差役,並緊急發動會友起義。6月3日,太平集大刀會數千人召開暴動誓師大會。次日攻進六安縣城。

看來大刀會也是被國民黨苛捐雜稅逼得造反的窮人。但是站在母親的立場,大刀會暴動、土匪流竄、軍閥混戰、國民黨苛捐雜稅……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管哪方登場,總之是民不聊生。

母親和舅舅們常常看見“甲長”來向曾外祖母敲詐勒索,派捐款,母親對此感到十分氣憤。但是曾外祖母怕孩子們闖禍,不許她們插嘴,由她自己和那個壞蛋去“磨”,“討價還價”。母親家雖然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境地,可是孩子們平時想買一支鉛筆,也要躊躇半天,才敢向外祖母開口。母親說,為什麼這個傢伙常來白要錢,而我們說理還可能闖禍呢?

這種不平在母親心裡鬱積起來,沒法解決,她卻在耶穌的身上找到“出路”,母親說,她當時認為,耶穌是“同情”窮人,講究“公平”的,加上學校和外祖母的影響,她在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就受了“洗禮”,信起耶穌來了。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圖一:母親受洗的合肥基督教堂老堂。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母親十八九歲的時候,外祖母幫她找到一份兼職,在教會醫院管理伙食,工資15元,這算是她家一點固定收入。外祖父原本蒸蒸日上的診所,歷經大火和土匪搶劫,越搬越遠,其時在雙河鎮,已經不能按月寄錢回家。

母親是老大,她初中畢業的時候,大舅高小畢業,該進初中。但是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升學,外祖父母反復商量,覺得誰讀完初中也幹不了什麼,不如讓我母親先讀高中,畢業後再培養舅舅讀初中。他們停下舅舅的學業,讓我母親讀高中。這在重男輕女的舊中國還是很少有的吧?也許是學醫過程中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令外祖父思想比較開放。

六安有個貞節牌坊,是為一名十四歲可憐女子樹立的,因為她的未婚夫死亡,她便自盡追隨,此為貞節。幸好這種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的道德枷鎖正一點點崩潰。

母親記得在三育中學上學時有過兩三次政治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母親剛上初中不久,教會學校雖然保守,但是受到外界的衝擊,不得不同意同學們參加了當時合肥全城的學生組織,抵制日貨,母親也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搞查日貨抓奸商的運動。

1936年“雙十二”即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城學生遊行慶祝蔣介石脫險,三育學生也集體參加了這次遊行。那時母親已經是高中生。

母親回憶說: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們是畢業班,正緊張準備會考(由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出題,全城中學生集中考畢業試),並且受到“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家境貧寒者要找工作,富有者要考大學,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會考”必須合格,否則就得留級,所以抗日運動幾乎沒有觸動他們。當時合肥學生組織是有活動的,學校指派同學在他們控制下參加。跟著放暑假,學生也就散了。

母親學習努力,歷史和數學都很好,鋼筆字寫得尤其漂亮。

母親筆跡

張佩華筆跡
(圖二:母親80歲時抄寫的古詩詞。)

不過她說,儘管成績優秀,學校也答應聘她教小學,可是畢業後遲遲收不到聘書,她和外祖母分析是因為太不機靈,沒有走門路做人情,沒有任何過硬關係為她保薦。半個暑假過去,還沒有消息,她們母女兩個都倔強,不肯服軟低頭,母親後來說:“這不但是欺負我,簡直是威脅我。”她接受另外一間小學、星星小學的聘請,每月工資15元。看見她這樣,三育立刻要她回去,給18元。母親卻寧肯要15元,不要18元(要知道,當時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大約就是3元啊),她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受人侮辱,就是當時指導我行動的好格言”,外祖母也支持她。

1919年,當父親在福建家鄉上小學、參與到抵制日貨、呼應五四運動的學生行列中的時候,母親還在繈褓中。1931年共產黨在合肥搞飛行集會的時候,父親則在上海的飛行集會上被捕,鋃鐺入獄,那年母親13歲。1937年父親作為副團長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來到安徽,母親剛剛高中畢業,20歲。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即將交集在抗日烽火下。

1937年9月1日,母親開始在星星小學教書。星星小學是外祖母的同學孫梅芳的妹妹孫滬芳辦的私立小學,孫家是地主,當時孫滬芳和她的同學紀鐘毓兩位基督徒有辦教育的理想,外祖母就同意我母親去她們那裡教書。可是,才教了三個月,日本鬼子就逼近合肥。

1938年春,母親一家逃到外祖父行醫的雙河鎮。母親說:合肥的家也被燒了,從此我家成了難民。

到了雙河鎮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母親到當地的衛氏小學教書,校長是衛淵如,母親的工資只有10元。雙河鎮是位於合肥、六安、舒城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外祖父在那裡行醫,加上母親的工作收入,一家勉強維持生活。外祖父醫術較好,對窮苦人比較照顧,和鎮上群眾關係很好。鎮上大戶請他看病,常常不給錢,不過為了能在鎮上“站得住腳”,外祖父還是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第一章提到過,1938年3、4月間,父親率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雙河鎮宣傳抗日,服務團裡有位元女團員石雪書。母親回憶:“平型關大捷時(1937年9月25日)我正在星星小學教書,見報興奮極了。1938年初,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其餘團員聽說分散在舒城和附近市鎮上工作)到雙河鎮來宣傳抗日救國。當時,鎮上的知識青年不多,他們一來就找到了我們,特別是女團員石雪書和我很友好。以後,在他們組織領導下一起在鎮上宣傳抗日。吳荻舟是他們團的負責人之一。”“聽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談前線後方的情況,介紹我看《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們介紹的這些新鮮事物,對我的鼓舞極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啟發了我對國家民族的關心。特別是男女隊員們離開家庭為救國救民而鬥爭,非常吸引我。”

外祖母蔡繼文很開通,不但允許母親和石雪書交朋友,還同意她晚上在小學陪石雪書睡稻草地鋪。這是母親初次接觸外面來的新女性,聽她講述外面的新鮮事物。

父親到了雙河鎮,看到我的兩個小舅活潑天真,就帶他們去唱歌演戲,大家漸漸熟悉起來。當時父親在南京中央監獄坐牢七年剛剛出獄,發表過《從國際法論中國抗日》等文章和小說、劇本,指出中國人民必勝,又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者組團到處宣傳抗日。

母親對我說:“我們在這個小地方,從來沒聽說過共產主義、抗日救亡這些大道理,聽你爸爸他們這樣一宣傳,全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頭腦開竅,開始懂得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很佩服。”

母親還說:“認識了你爸爸,聽到更多關於革命鬥爭的事蹟,就更嚮往了,在茫茫的黑暗中有了一點朦朦朧朧的亮光,就是要鬥爭才有前途。”“我從你爸爸那裡聽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窮人的大道理,為什麼共產黨打日本鬼那麼勇敢猛烈,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只有抗日救亡才能保衛人民。日本鬼亡了我們東北三省,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高粱葉子》說明亡國的痛苦,說明亡國奴是不能當的。由於國共合作抗戰,我聽到了關於共產黨傳奇式的事蹟,我就很佩服共產黨了。”

日軍逼近舒城時,外祖父已經被國民黨徵召去救護傷兵,顧不了家。母親回憶說:“記得父親生了病,眼睛紅腫睜不開,也不能回來”。不久,雙河鎮聽見炮聲,日軍逼近了。外祖父來信叫外祖母帶全家逃命,可憐我的外祖母手捧地圖,不知道日寇將從哪方襲來,一籌莫展。外祖父遂托他的一名助手帶一家人去舒城,因為這位助手的家屬均在城內。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圖三:日軍從合肥進犯六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不料,他們走到半路,突然看見城內難民蜂擁逃來,說日機轟炸合肥,並向舒城襲來,舒城疏散,只許出不許進。這名助手撂下母親一家,倉惶而去。母親一家進退維谷之際,碰上父親。父親去彙報工作,因為進不了城,正折返工作地點蔡家店聯保主任處。父親把母親一家帶到蔡家店暫住。

舒城遭日機猛烈轟炸,距城很遠都能看見縣城上空一片通紅,全城緊急疏散人口。時值春荒,農民斷炊,有的貧民淪為“土匪”,導致匪民不分。

蔡家店聯保主任是褚家圍子的地主之一。母親一家和父親一行滯留在蔡家店期間,一天,“土匪”突然包圍了褚家圍子,圍內群眾十分驚慌。

父親當天正在褚家圍子內工作。他認為日寇即將到來,剿“匪”是內耗,有些所謂“土匪”也是被生活所逼,鋌而走險,還有原來的紅軍或國民黨圍剿時被裹挾的進步群眾。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沖出重圍籲請廣西駐軍李品仙部派兵解圍,建議招安,得到李品仙同意。

這事辦成功後,聯保主任、群眾和“土匪”都很感動,很信任父親。在這個基礎上,父親說服聯保主任勸他的父親開倉賑濟饑民,再說服群眾在日寇入侵前把地主的餘糧運入山區堅壁,既免資敵,又可供逃進大山的農民們食用。

這次招安成功後,廣西部隊在六安和舒城之間的山南館設了招安站,要父親協助勸說大別山上的另一部分“土匪”接受招安,共同抗日。其中100多名土匪果然下山談判改編,誰知到了雙河鎮,當地保安部隊竟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圍子裡,要剿滅他們。父親為了消除誤會,又一次冒險單人匹馬突圍飛奔l0餘公里,找到山南館招安站,解決了收編問題,父親還旁聽了他們的談判。

在這次冒險突圍時,父親以衛衣蒙在頭上“防彈”,騎馬沖出圍子,以後幾十年中,我多次聽母親笑著提起這段往事,說他用衛衣防彈固然冒失,但他愛護民眾,不惜拼命,勇氣可嘉。

陶若存文章

1938年舒城縣長陶若存回憶文章
(圖四: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的文章。)

第一章介紹過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他對當時的土匪情況有如下描述:“敵人(日軍)佔領縣城,便分兵駐守縣內安合路沿線一些重要市鎮,全縣除(新四軍)四支隊所在的西南山區外,土匪蜂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亂。”他作為縣長,還曾經和盤踞在三河的土匪頭子王大拖刀談判,要他“在舒城的活動範圍不能超出靠近三河的五個鄉”!

百年前老教堂的老照片,西式建築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1原生家庭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素雅的包孝肅公祠

位於合肥的包孝肅公祠
(圖一:雅致的包孝肅公祠一角。)

李鴻章(1823~1901),我知道他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李鴻章受命赴日本媾和,簽訂《馬關條約》,生前死後毀譽參半,是很顯赫的家鄉人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教科書是把李鴻章當做反派人物,母親沒有因為他是同鄉感到自豪。她告訴我的是:好人出了個包拯,壞人出了個李鴻章。

 

公正評價歷史人物

李鴻章的“近代第一”
(圖二:李鴻章故居裡的部分介紹。歷史人物應該得到公正評價。)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柏貫之照片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