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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一再反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 一再反省

      自1967年到晚年,在父親吳荻舟各個時期資料裡都可以找到他對“反迫害鬥爭”的回顧和反省。本節重點講講他的反省對我的啟示,也為第九章作結。主要引用的資料,有些已經在前面各節介紹過,這裡歸納在反省的題目下再次引用,以我2018年分三期發表在香港《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為基礎,包括父親1967年4月至8月的《六七筆記 》,1968年3月18日的《三一八交待》(這是父親被停職後按要求所寫,經專案組反復調查),若干篇幹校日記,還有一份父親晚年接受採訪的記錄,時間是1986年11月14日至16日,地點是廣東省從化溫泉療養院,訪問人是曾任職新華社的劉先秀、邱子江。記錄由劉先秀整理並經父親校對補充(下稱“從化採訪”)。

這是1986年由劉先秀採訪並整理,經過吳荻舟修正的記錄。

(圖一:劉先秀在從化溫泉採訪吳荻舟並整理記錄。)

反省1.“影響了總理下決心”:

    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曾令港英和北京的關係比較穩定,彼此得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下令香港左派陣營不要將內地文革的做法搬到香港,可是19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爆發工潮時,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已是手持毛主席語錄。

    我在父親的“三一八交待”中看到他對“反迫害鬥爭”最初的認識:

    “5月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工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工委配合(筆者注:城工委是與港澳工委並行的香港中共地下黨系統,下文中的XX委即指城工委,X委則指港澳工委)。”“而且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因此在會上我說: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工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他的認識本来是比較接近客觀的,但是後來這場鬥爭逐步升級、最終失控。他在1970年9月10日幹校日記裡曾痛心自責:“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是“犯罪”。

    “總理問,XX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指組織三次罷工)、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臺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當時我相信XX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XX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佈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X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

    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反省2.“路線鬥爭覺悟不高”:       

    父親自責的另一點是“路線鬥爭覺悟不高”,他在1970年10月3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在1967年的香港反迫害鬥爭中,在掌握鬥爭的政策方針上,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鬥爭和長期利用的矛盾。鬥爭必須服從長期利用。這是基本的、不能動搖的出發點。其次在這樣的原則上,我們開展這一鬥爭,並要取得勝利。當時我思想上是明確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只能是當地群眾的鬥爭。不管是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罷市……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同時,思想上也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當時受到極左思潮的幹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的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X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幹擾時,X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尤其我對王力之流利用極左思潮的掩護,陰謀反總理,妄圖通過破壞這次鬥爭,而倒總理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由於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看不出來,結果,當劉、姜違反總理的指示時,我雖然也感到不對頭,提了意見,但,一面又覺得他們不會在原則上反對鬥爭的長期性和破浪式前進這一基本方向的,而只是個別具體問題上和自己的意見不一致而已。”

    根據1967年6月12日“六七筆記”記載,“反迫害鬥爭”期間,中央文革派了人到“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我也查了相關資料,當時中央文革的關峰、戚本禹、特別是王力幾次鼓動外交部造反派奪權,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對外交系統造反派的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被稱“王八七”講話,後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8月19日至22日,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周恩來趁此機會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王關戚先後失勢,周恩來重掌外交大權。

    這也正是香港人最不堪回首的幾天,清華街小姐弟20日被炸死,商台播音員林彬24日被燒死。一塊地處邊陲的英國殖民地,被捲入中國內地的“路線鬥爭”或稱“派系鬥爭”,很荒誕卻很真實很痛。       

    “那是有些人奪了外交大權後的事。事件發生前幾天,我被撤下來了。我還在「聯辦」時就看到了那個請示,內容大意是限港英四十八小時內把抓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報告已送到總理秘書錢嘉棟同志處。當時羅貴波去深圳開會(原來我也要去,行李已拿到辦公室,鄭偉榮同志突然通知我別去,說是總理要我留守)。我馬上打電話給錢嘉棟同志,要他把該報告暫時壓下來,過兩三天後羅貴波同志回來了,我馬上報告羅貴波,這樣的報告要陷政府於被動,要他同意把它撤回來。我又打電話給錢,把報告撤回來。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後一兩天,我就被通知回外辦受隔離審查。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後來知道是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反省3.“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

    父親的筆記、交待材料、檢討材料、晚年接受的採訪以及回憶文章互相佐證著香港人被深深震撼的一件事:“700打甘蔗刀”被付運——

    6月27日“提出討論的問題”中有一條是:“提出700打蔗刀問題,我認為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但,先摸清情況”。(“六七筆記”)

    在同一天的《六七筆記》記錄“外貿(部門)彙報”中也有一條是:「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爆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旁注:「我暫止於深圳」(「我暫止於深圳」幾個字顏色不同,估計是截停之後所注)。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三一八交待”)

    “是以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名義訂購了出口七百打大鐮刀。當時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問我知道是什麼用途否?並說已付運。我說不知道,同時告訴他在未查清用途之前,先不要往下運,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待我們查清是準備組織遊行示威用,已運到深圳了,幸好及時截住。否則,如果用七、八千大鐮刀武裝群眾示威遊行,港英一鎮壓,勢必造成流血事件。”(“從化採訪”)

    同一天,在會上“提出”要700打甘蔗刀,但其實已經“急電”外貿部門“要求即付”、而且“刀已在途中”,這明顯是“先斬後奏”。

    不僅有“先斬後奏”,還有“假傳中央指示”。“反迫害鬥爭”中到底有沒有“槍支上岸”?父親在“從化採訪”中談得很具體,相關線索也是可查的:

    “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支被提上岸——這是交通部介紹廣州海運局一位姓齊的科長和一位業務處長向我反映。齊說據船上反映,提取槍支時說是中央指示,問我知情否?並說據說槍支提上岸是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自用。而且要海運局繼續供應武器。海運局不敢決定,報告交通部,交通部認為這是有關港澳鬥爭的事,他們沒有發言權,要問聯辦。我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不能再提供武器。提上岸也要馬上撤下來,並告訴齊等二人,中央如有指示,一定經過聯辦。今後有類似情況,請及時向我(曾任交通部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介紹齊等來找我)反映,我把電話給了齊,並提醒齊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不能離開船。我一面做了緊急處理,一面向總理報告。總理聽報告後很生氣,後來我進一步瞭解,就在那個時候香港《星島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香港政府正在追查招商局從廣州來的船上運香港的、不知下落的一個大箱子。我覺得這與提上岸的槍支有聯繫。如果被查出來那是違法的,港英甚至可以提出控告和查封我們的新華社、招商局、中國銀行。如出現這樣的情況,問題就大了。像這樣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運武器進香港武裝三個機構,這是違反總理這次鬥爭只能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我們不能設想在這裡打戰的指示。如果鬥爭照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導致武裝衝突,使群眾性的鬥爭發生質的變化,逼得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那就成了中英對立的問題了。”

    此事得以緊急處理,是由於父親1950年代在香港做過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情勢緊急之下想到向他通報,聽取意見。香港方面並沒有經過正常程序報聯辦,屬於自作主張,“假傳中央指示”。

    這些人和事都影響了周恩來做判斷,都是在“逼中央上馬”。“反迫害鬥爭”與內地文革糾纏在一起,周恩來一來要等毛澤東的指示,二來太多事要兼顧,所以他眼看著香港左派陣營存在問題如寧左勿右、先斬後奏、激化矛盾,事態逐步升級,雖然不滿和擔憂,卻又不能果斷制止,直到毛澤東說“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周折最終在內部宣佈結束這次“反迫害鬥爭”。

反省4.“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

    父親在1971年11月30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香港和澳門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暫時被英帝和葡帝霸佔著。全國解放時,本來可以解放它們,由於對外鬥爭的需要,做了特殊的處理。因此那裡的工作任務,就和解放前在內地的工作任務不同,和解放後的內地工作任務更加不同,(既)是為解放港澳的準備,又不是為解放它們的準備。但當時沒有從這樣的特點出發,沒有自覺地從這樣特殊的矛盾統一的認識出發。”

    看到這段日記我聯想到他那兩本1959年整風筆記(輯錄在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節裡)。

    1959年6月至9月,中央把廣東省主管香港工作的幹部和港澳工委幹部集中起來整風五十天。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在會上說:“香港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工作。因此香港工作不是準備解放(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施:中央把香港當做反美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為了服從大局,對香港本地鬥爭有所控制,可是“(香港的同志們)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

    黃施明[2]:“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英,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錯誤的根源:(1)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2)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3)紀律性差: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12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

    經過整風,與會者“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 “一致同意知道”,意味著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那個年代香港左派陣營中人大多曾參加過抗戰、為建立新中國奮鬥,我的父母以及很多熟悉的前輩都經歷過那樣的歲月,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內地的殖民勢力趕跑了,中共卻決定“不解放香港”,正如父親在日記裡反映出來的那樣,他們忍耐和待機,常常“沉不住氣”。可以想象,樸素的“民族大義”變成“寄人籬下”的委屈情緒,執行“長期方針”就會受到干擾。如果香港左派陣營能夠高屋建瓴,確立自身角色地位,最終在“回歸”這個歷史使命上發揮作用,今天香港的情況一定大不相同。可惜歷史沒有這樣發展。中央長期方針制定之後,仍有一段時期掌握不到分寸;港澳工委曾有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的想法。前者可以理解為新政權、新方針、犯錯和糾偏的正常情况;後者則與长期方針背道而馳,更像是與“反迫害鬥爭”互為先聲後患了。

反省5.“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

    父親的幹校日記涉及一些個人,包括他自己,可以看到個體行為如何深深影響大局。父親1972年3月31日的幹校日記雖然很短,卻令我豁然貫通:

    “港澳組的工作,下面的工作人員,只是打電話,一切都是有領導的,有我,我上面還有廖(指廖承志),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什麼時候才能沒有一個私字呢?”

    那時他在幹校,白天接受勞改和大批判,夜深人靜卻在為負責打電話的工作人員憂心。從字裡行間我看到兩種為人:一種誠懇厚道,有擔當;一種有私心,不肯負責任。前述“影響總理下決心”、“路線鬥爭覺悟不高”、“迫中央上馬的太多”、“假傳中央指示”,主要反映出整個系統的很多問題,而系統背後的,則是個人道德品格和認識水平之分別。  

指責環境和推卸責任很容易,劍指自己很難。五十年後再看父親的遺文資料,我感謝父親給予我一個簡單有效的標準。

父親1992年5月5日在一個記事簿上寫了一段話:“八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來到這破碎的山河,帝國主義列強,驅使南北軍閥年年內戰,災民遍野,盜匪橫行,貪官污吏,欺淩百姓,苦不堪言,真是960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片土地安寧……”1991年10月9日他給兒女們寫信:“至少我們死前回想起來,總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眾人(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的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哪怕這事業要一百年、幾百年才能完成!”

    每每重讀他的話我都淚流滿面,我認為這些話濃縮概括了父親參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輩子的心路歷程。新舊世界的轉變尚未完成,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願景仍然令人嚮往。在時代畫給他的框框裡,他慈悲、忠厚又堅韌,一輩子不沉淪,不滑頭,不算计,不世故, “做笨事”(1965年“四清日記”)。距離他的誕生(1907年5月5日)已經一百周年,我們仍然需要這種精神。

一份香港明報的剪報

(圖二:發表在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上中下的“下”)

以上是2018年發表的文章。下面則是2017年接受電話採訪、收到採訪問題之後我自己做的準備。

問1.   爸爸資料裡面說,甘蔗刀已經運到深圳、槍支已經運到香港,你認為如果運到香港,對市民有多大傷害?

1997年前後,那時我和母親一起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整理父親一些文章、談話,其中就提及甘蔗刀和槍支。2012年我整理父親一本筆記本,就是1967年5月至8月的一些會議記錄,更清楚顯示當年是確有其事,以及他是如何處理。事隔四十五年,又不是第一次看,但是我看到那幾頁的時候仍然感覺到不寒而慄,毛管棟(起雞皮疙瘩,汗毛豎起來)。

香港人都知道當年街頭對抗多麼激烈。據說有1167個真菠蘿,800多人受傷,50多人死亡。1000多個真菠蘿,警方的槍支,如果再加上8400把甘蔗刀和更多的槍支投入那種失控的街頭對抗,我不敢想象會是如何慘烈,肯定是血流成河。

我很感謝許禮平先生在他的文章裏說我父親是香港的守護神,守護神只是一個比喻,父親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不過畢竟是在千鈞一髮之際,阻止甘蔗刀和槍支投入對抗,阻止了一場場血腥廝殺,減少對香港市民的傷害。

問2.   為什麼努力整理爸爸的資料?那要花費很多精力,到頭來很可能費力不討好。

我父親是1992年85歲的時候逝世的。1996-1998年我幫助母親整理出版【吳荻舟】紀念文集,母親來香港,和我同住,我白天上班,有時間就是和母親討論、收集資料、整理。後來母親生病(她已經做了很多資料收集整理,寫了傳記初稿),我就接手,編輯校對聯絡印刷郵寄等等,那完全是出於對父母的孝心。

後來母親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遺稿和書信,我是2010年才答應母親接手所有資料,因為我看到她太辛苦——2010年她已經92歲。但是我沒有計劃如何整理,整理出來做什麼?很多人都說不要搞吧,費力不討好,沒有人要看的。

    2011年2月,余汝信先生通過朋友聯絡我見面,他說需要這方面資料,我說我有一些啊。就這樣開始提供關於1967年的原始資料。他在他的書【香港,1967】裡大量用到這些資料,還在贈書扉頁寫著“沒有你的支持,也就沒有這本書。”後來我陸續有一些發現,他也鼓勵我整理出來,希望有機會用在增訂版。2013年我創辦了電子雜誌連載有關資料。

我知道現在大家還在爭論有關香港1967,而且參雜很多感情、派別之爭。歷史研究是要有賴原始資料、有待感情色彩退卻的,我現在就比較自覺地要求自己重在整理,少評論,旨在把原始資料留下。不單是香港1967的,還有其他時期和事件的。我自己也在整理的過程中,再次認識父親,認識他們那個時代。很值得。

問3,文革很瘋狂,一般大家都跟大隊,做安全性高的事,為什麼他會逆流而上?他做決定的時候估計不到後果,只是憑信念嗎?

    父親是一個很忠厚的人,他認為對的,就會堅持原則。我在看他的資料的時候,發現他這種品格貫穿一生都沒有變。1967年他60歲,人到了這個年紀一般是很了解自己的處境,了解周圍的環境,知道做什麼不做什麼會有什麼後果。多數人會變得圓滑,自我保護。但是他沒有,自從1951年他在香港擔負起一定的領導責任之後,他認定中央的香港方針“長期堅持、充分利用”是對香港好的,他就以這個為標準去處理日常工作。

    在1956年九龍暴動的時候他是這樣做,當時他負責指揮,他們採取的措施是很聰明地調動香港警察去平息暴動,保護香港居民;叫左派機構大家不要到街上,因為外面警察開槍,很可能受到誤傷,只是萬一有人打到上門,可以自衛。他們有些準備。

在1967年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做的。甘蔗刀、槍支,這些很明顯不符合原則,他看見是必然會阻止的。加上他有消息來源,所以可以阻止這兩件事。但是在7月下旬他不同意火燒英代辦處,隨後就被要求“交代問題”,然後被撤離“六七暴動”第一線“聯辦”隔離審查。

在1969年,他以敵我矛盾的身份,被下放到幹校,勞動改造,期間他要不停寫檢討,交代問題。我在他寫的1430頁【幹校日記】裡,看到他在極左大行其道的時期,許多次用“極左”這兩個字,他始終認為“那些做法是極左”。即使是在今天看到他這樣寫檢討,寫證明材料,依然替他捏一把汗。他堅持了13年,最後為他平反,肯定他是完全沒有犯錯誤。

除了有堅定的信念和純粹的人格,我想像不到還有什麼其他原因,可以支撐他這樣做。

問4.爸爸受審查你們都受牽連,你怎麼看那段遭遇。

不只是我們家,很多人家都是朝不保夕,上午不知道下午的事。要把家庭的遭遇擺進歷史中看。我從未抱怨他牽連了我,我一直是努力奮鬥,即使有時候很傻,愚昧無知。爸爸在那個時期也很關心家人,我在他的幹校日記看到他如何掛念我們,千方百計想幫助我們去認識社會,認識自己,靠自己奮鬥。雖然他身陷窘境,自身難保,幫不了多少,但是爸爸熱愛生活的基因,努力奮鬥的人品都傳給我們。

我在爸爸的資料里看到許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試圖重組他的故事。我盡量不帶感情地去做這件事,像醫生給病人開刀,要不然就做不長。那段遭遇對於我們全家應該是刻骨銘心的、一生的精神營養。

以上就是我為電話回復採訪問題前所做的準備,後來又有另一次採訪。據說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錄音師、一位高大男士每次看到我說父親被審查那段時期“甚至不知道我的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會流淚,這倒令我始料不及和感慨——對於有過“文革”等經歷的內地人,這是很平常的事吧?很多家人甚至反目成仇、互相舉報、斷絕關係呢。只有一輩子生活在正常社會的人,從未受過這種委屈的人才會被這樣一句話觸動內心啊。


[1] 黃施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在香港從事左派政治活動。1948年城工委書記,1956年海外工委秘書長。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9給廖承志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9給廖承志

本節介紹四份資料:父親吳荻舟1978年6月17日寫給廖承志的一封信、一份申訴:《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主要路線鬥爭概要》、《二、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內容雖然有重複,卻也有新發現,特別是把它們放在一起看之後,我覺得解開了一個謎團——“平反”之後,父親為什麼沒有能夠回到他熟悉的香港業務工作崗位?這是在很長一段時間縈繞於家人以及他的一些好友頭腦裡的疑問。

先來看父親給廖承志的一封信:

吳荻舟寫給廖承志的一封信首頁,字跡清晰。

(圖一:給廖承志的信首頁:“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老首長身邊再工作幾年。”)

廖承志同志:

日前,中組部徵求分配意見,問我去港澳辦[1]如何。我說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老首長身邊再工作幾年。

最近聽說為了肅清“四人幫”在港澳的流毒,你決定召開會議進行批判,這決定很英明[2]。不把是非弄清楚,不把錯誤批透,幹部思想認識不上去,將來免不了要搖擺。   

以下幾件事,是春節前口頭向你彙報過的,很能說明,1967年反迫害鬥爭一開始,林賊——四人幫[3]便插手干擾:

1.1967年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動員千百萬群眾支援香港鬥爭》(?),據說,未送周總理審批,當時就有人要我同意用電話全文發下去。我說新華社一定發,當晚就可以收到,用不著,讓他們收聽就是了。

2.6月6日周總理召開各線會議,聽取匯報並對聯辦提出的《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會議,原定計劃總理指示後,還要務虛兩天,以便吃透指示精神再回去。可是突改變計劃,會議的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回去了。記得會議的中途,總理要我和小馬、大劉(均群眾線負責幹部)到裡屋草擬另一方案,待擬好出來,會議已散,待總理對我們草擬的方案做完指示,我趕完對三線行動計劃的擬批意見送給秘書後回到飯店,聽說機票已買,明天就走,感詫異。當晚只解決了楊松同志提出要改善公開線與秘密線溝通的問題,已來不及務虛了。當時有人提把《總部署》帶一份下去,我說等總理書面批了再說,他的指示大家都聽了,照著辦就是了。

3.6月下旬(或7月上旬)三線反映,鬥委會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名單放在已受港英監視的鬥委會機關。這與總理關於要保證三線組織安全和不暴露力量的指示相違背,當即通知撤回名單。

4.7月中下旬廣州海運局來人反映,香港方面稱中央有指示,已將穗港船上護航武器搬去岸上使用,還要他們當港英攻打招商局時,船上的武器要配合夾攻,問我中央有無這樣的指示。我說聯辦未轉達過這樣的指示。報告總理以後,總理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並告訴廣州來人,以後有這樣的情況,需先請示,不能把武器交出去。我並電話號碼給了他們。

5.7月下旬(羅在廣州開會未回)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反映:香港方面以華潤公司名義來電訂購700打大鐮刀,已起運在中途,問我知道否。我請他查明是否正常貿易,如非正常貿易,先運到哪裡停在哪裡,等請示總理後,深圳截住並退回。

6.據反映,廣州開航運會議時,香港有人參加,提出每天要保證若干艘船停泊在香港待命,還要船上的電臺供鬥爭使用。我說按海事法規定,輪船泊在港內,電臺受管制,不能使用。建議,遇緊急,可把船開出香港水線外(即公海)發報,但密碼要另立,船上的電碼,是全國統一的,出了毛病,影響大,而且使用船上的電臺,要得到交通部的同意。

7.7月下旬(羅貴波、鄭偉榮等同志還在廣州時)聯辦寫了一個報告,請示周總理,由外交部照會英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釋放所有鬥爭期間被捕的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英方負責。當時,我要總理的秘書錢家棟同志暫時壓下該報告,羅一回,我立即向他匯報我的意見,這樣的照會不能送,否則,港英不做出正面的回應,便陷中央於被動,建議撤回來。羅同意後,由我去電話錢家棟同志把該報告退回。

以上這些事,都未事先請示,而且都違反周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反迫害是當地的群眾鬥爭”,“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不變,“不能陷中央於被動”,“還是有理有利有節”,“不能設想在香港打一仗”。

7月26日,我被通知要交待問題,以後的事我就不清楚了。簡單報告這些供參考。

敬禮!

吳荻舟

78.6.17

     再看第二份資料。

吳荻舟的一份申辯材料,應是別人幫他抄過。

(圖二:《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我不要求回港澳辦,要求弄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沒有署名和日期,不過可以判斷是寫於《給廖承志的信》之後。何以見得?

給廖承志的信開頭寫著:“中組部徵求分配意見,問我去港澳辦如何,我說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老首長身邊再工作幾年”,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但是在《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的結尾,我看到父親甚為憤怒地寫著:“(我)是不是“左”,請組織審查,我不要求回港澳辦,要求弄清問題。”

根據後來看到的事實,曾經極左的人回港澳辦了,曾經力抗極左的父親沒能回去,他還被指責為“左”,需為自己申辯: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1967年4-5月間,港英逮捕、關禁、毒打香港膠花廠工人引起的反迫害鬥爭時,根據周總理指示,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組織臨時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由羅貴波同志負責,我擔任群眾工作組組長,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工作幹部,在某些人看來,我當時確實違抗過一些人的意志,做過一些我認為是維護毛主席路線、周總理關於鬥爭的具體指示的事。可能就是所謂的“左”吧[4]

1967年,我是外辦港澳組副組長,周總理指定我參加“聯辦”工作。開始我不知道林彪、四人幫已經利用篡奪到的《人民日報》的部分權力,干擾毛主席對港澳工作的路線、方針,和周總理對反迫害鬥爭的具體指示。6月3日該報針對反迫害鬥爭發表了一篇《動員千百萬群眾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的社論,我沒有看出問題,曾通知香港方面收聽、學習。但後來逐漸看出有些工作越來越離開毛主席制定的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離開周總理對此次鬥爭的具體指示——總理在幾次會議上反復指示:“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反迫害鬥爭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毛主席鎖定的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不變”,“鬥爭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等。從1967年6月中旬起,出現了一些下述的不尋常情況。或經我發現,或由有關單位反映,經我及時報告周總理(當時指定我負責隨時向周總理報告請示),根據總理指示予以阻止或改正了。

一.六月中,反迫害鬥爭指揮部(在香港成立的、由工委派祁峰同志負責,直接受總理領導的臨時指揮機構)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九龍倉是港英官管商辦的倉庫,部分倉位由港英政府直接控制,存放大米。長期罷工將影響港九四百萬居民的生活,也會影響工人的生活,因此,長期罷工有堅持不下去的危險,我建議不如宣佈定期罷工較主動,到期問題不解決,可視情況宣佈延續(此段被劃掉:同時,我也考慮居民的用米,認為在宣佈定期罷工時,要宣佈大米出倉的辦法),總理同意我的意見,傳達下去後,是否改變過來,記不清楚了。

二.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6月5日起總理指定我單線聯繫,向總理負責)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總理一再強調群眾線不能暴露。曾在1966年6月5日(應為1967年6月7日)討論《反迫害鬥爭總部署》(鬥爭方案)會議的中途,指定我和群眾線的兩位幹部離席,就群眾線的工作單獨起草一個方案。方案起草完成後還做了特別指示(指示時群眾線的兩位幹部也在場)。我接到群眾線的反應後,考慮到這是違反總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據後來反映,這二三百名群眾線骨幹,是準備遊行示威時當班長的。

三.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的順口溜“要把新界鬧翻,九龍鬧亂,港英搞到癱瘓,把香港打個稀巴爛”(大致如此)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我知道後馬上提出批評,記得“聯辦”為此事開過批評會。在會上,我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是周總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

四.7月中旬末,廣州海運局的一位處長、一位保衛科長,經交通部介紹,向我反映:香港“指揮部”說中央指示:把穗港線輪船上的護航武器(包括機槍、步槍、手榴彈等)運上岸(香港)武裝了新華社、中國銀行、招商局,要我設法補充船上的護航武器。當時《星島日報》刊過一條消息:港英正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我聯想到如港英追查,萬一暴露上述三個單位有武器,他們即可依法查封。這和總理“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的指示也不符合。我告訴他們,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聯辦”是唯一下達指示的渠道,今後這類事,請先向“聯辦”反映,已搬上岸的部分武器,等我請示周總理後處理。後來總理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

五.七月下旬,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問:“港英通知我方,擴大我大米進口額,應如何答覆”。我考慮由於反迫害鬥爭,香港社會有些緊張,曾發生過居民搶購大米的情況,如我拒絕增加大米出口額,對港英來說,確有一定壓力。但港英一向限制我大米進口額(23%),不到居民用米的四分之一,現在放寬,從長遠看對我有利。把正常貿易和反迫害鬥爭搞在一起,不符合“長期利用”方針,於是,我告訴劉今生同志這是正常貿易,請向李先念同志請示,得到順利解決。  
    六.七月下旬,羅貴波同志在廣州開會未回,外貿部劉今生同志電話,問我知不知道五金出口公司接到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個人名義電報訂購700打(大)鐮刀出口,已起運的事?我說不知此事,請他查明這批鐮刀是正常貿易還是“鬥爭”用。如非正常貿易,請他通知運到哪裡,截運在哪裡等我請示後處理。劉今生同志查復是反迫害鬥爭用的,已截運在深圳了。我當時考慮到這樣做如造成流血事件,便陷中央於被動了。報告總理後,總理同意撤銷出口。

七.七月下旬,“聯辦”送一個報告給周總理,要求批准照會英國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全部釋放反迫害鬥爭中被捕的我方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我考慮照會送出後,如港英不做相應反應,我們對下一步沒準備,將陷中央於被動,因此我請錢家棟同志(總理秘書)把報告壓一壓。(此段亦被劃掉:當時我已感到處境困難,比如,原定我去廣州參加會議,行李已拿到辦公室,突然通知我留下,因此,在那次和錢同志通話時談到有些事“聯辦”事先不知道,等知道後香港已幹起來了。錢說,他們那裡的壓力也很大)。第二天,羅貴波同志回來,我向他彙報了我的意見,取得他的同意後,我通知錢家棟同志把該報告退回。

1967年8月5日我被撤回國務院外辦,以後的事就不清楚了。八月下旬,我看到報上火燒英代辦的消息,感到終於使中央被動了。(此段亦被劃掉:我提出以上情況說明,主要說明儘管我在工作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總的來講,我當時堅持執行毛主席黨中央制定的港澳工作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周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具體指示。是不是“左”,請組織審查,我不要求回港澳辦,要求弄清問題。至于工作……以下缺頁)

在這篇申辯中,可以看到他多少次對極左做法說“不”,給人印象深刻。而老首長在文革後為新組建的港澳辦選人時著重什麼?不得而知。

另有一份《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年份不詳,估計是其中一份草稿,亦可以是在口頭向老首長匯報之前所做的準備。

吳荻舟的一頁草稿,上半部記錄周恩來十點指示,下半部記錄路線鬥爭一些重大現象

(圖三:一份草稿——周恩來10點指示+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

總理的指示:(日期、先後記不清楚,不全是原話)

  1. 報道要實事求是,不能誇張。
  2. 情報要及時可靠。
  3. 這次鬥爭不能違反長期方針。還是有理有利有節。
  4. 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
  5. 不能開殺戒。
  6. 這次鬥爭是靠當地力量的政治鬥爭,不能依賴國內的力量,不採軍事行動。
  7. 不能迫中央上馬,在那打一仗。
  8. 不能設想像省港大罷工一樣,把港九同胞撤回來,也不可能撤回來,進步的回來了,把廣大中間落後的送給敵人,日本人正想利用,他們一定會利用。
  9. 敵人機要部門安上的釘子不要使用。
  10. 來往台灣、西貢等地區的船上力量不能使用。

    《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

1.周總理指示廖、羅、吳成立黨組抓港辦業務,但,羅未在任何會上宣佈,也未召集黨組會。

2.港辦組長以上名單中記得沒有宦鄉,但,羅去廣州開會時期,他要宦鄉主持港辦辦公會議,未知羅做這一決定前請示過總理[5]

3.1967年5月底姜海(或陳秀霞)提出港辦要反右傾。當時外辦同志堅持鬥爭的長期性,鬥爭高潮與高潮之間必須有間歇。他們主張鬥爭高潮要一直線上升,雙方辯論很激烈。

4.6.3社論是一篇別有用心的東西(此段被劃掉:當時,我雖然覺得調子高了一些,但,總以為這是國內支援,對反迫害鬥爭起鼓舞力量,看不出他是路線鬥爭的反映),未付印前姜海等(此處缺字,根據另一份稿看,應該是:姜海等便拿到了該社論的清樣,要)港辦宣讀,提出要佈置學習,要用長途電話提前發給港澳工委。當時我說不必這樣做,新華社會全文發出,香港文匯、大公會全文照登。

5.六月下旬,海員及太古碼頭起卸工人宣佈罷工前,我考慮到十幾年工會線未搞過大的政治鬥爭,怕群眾沒有長期罷工的思想準備,曾向羅建議,為了掌握主動,只宣佈定期罷工,羅同意,告訴總理。總理批准後通知指揮部,但,指揮部還是宣佈長期罷工,結果很被動。

6.七月中,交通部反映,香港方面將護航武器搬上岸,說是中央有指示。我向羅匯報,認為這樣做非常危險,要設法撤出來。羅要我馬上報告總理。(此句被劃掉:羅在廣州開會,當面要梁書記設法撤出來)撤出來後,我又報告總理。

7.七月中外貿部劉今生同志電話告訴我,香港方面以急電訂了700打甘蔗刀,問我知道否,是否可以發貨。我說不知道,要劉弄清楚是何用,再決定辦理。但可先押一押。劉瞭解後說是鬥爭用,刀已運到深圳,我說暫時留在深圳,我考慮到如果因此造成大流血事件,勢必迫中央上馬,建議羅不發,羅同意。我通知劉,將刀截在深圳。

8.據下線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幾百個骨幹的名單,準備參加遊行當骨幹力量使用,名單放在指揮部。我馬上檢查是否有此事,必須馬上把名單銷毀。

9.七月下旬羅去廣州開會後,宦鄉一次主持辦公會議,提議照會英駐華代辦,限它48小時(24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它負責。討論結果通過,寫報告請示總理,記得報告最後還提了一筆,行動計劃另行報告(暗示採取軍事行動)。報告送出後,我曾打電話給錢家棟同志,告訴他有這樣的報告,錢問有可能嗎?我說可能不大,討論時大家也認識只是對它施加壓力。過兩天,羅回來,我考慮到這樣的報告容易被動,如英帝不作出相應的答覆,勢必陷中央被動,因此建議羅重新考慮,羅同意,我打電話給錢,說羅要重新考慮,要他把該報告退回。

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2)(只有一頁)

1.總理指示廖、羅、吳成立黨組,負責抓港辦的日常工作,但,羅未在任何會上宣佈,也未召開過一次黨組會。

2.港辦組織名單,組長以上記得沒有宦鄉,但,羅去廣州開會時期,他要宦鄉主持港辦辦公會議。

3.1967年5月下旬,姜海(或陳秀霞)提出港辦要反右傾,後來在港辦制定鬥爭方案過程中,已在批判外辦派在港辦工作的同志右傾。當時外辦同志堅持鬥爭的長期性;鬥爭高潮與高潮之間要有間歇。他們主張鬥爭高潮要一直線上升,表面上也是要長期,但,具體做法上是和長期鬥爭相違的。

4.姜海等在6.3社論發表前,便拿到了該社論的清樣,要港辦佈置學習,還迫不及待地要用長途電話傳給香港。

5.6月下旬海員與裝卸工宣佈長期罷工前,我考慮到香港工人多年(1958年以後)沒有搞過政治罷工,怕群眾沒有長期罷工的思想準備,並且為了掌握主動(以下缺頁)

除了解開“吳荻舟為什麼沒有能夠回到香港工作崗位”的謎團,這四份資料澄清的信息還有:

1.前述1967年6月7日與朱曼平等人的《談話記錄》裡只是說:“我和四處的同志根據總理關於四處工作的指示另外擬了一個報告送給總理”,這次說得更清晰:會議的中途總理要父親與群眾線負責幹部草擬的,是“對三線行動計劃的擬批意見”。

2.同日,周總理召開各線會議後,原定計劃總理指示後,還要務虛兩天,以便吃透指示精神再回去。可是突改變計劃,機票已買,明天就走。父親感詫異。

3.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是由港澳工委派祁峰負責。

4.父親曾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而是周恩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6月8日批打電話的條子時父親說“總理還沒批”,因為那時候他還沒見到書面批准意見。

5.正如在第2節注13指出的,七月下旬,“聯辦”送給周恩來“限時照會”報告經父親請示協調撤回,隨即父親被撤職,延至八月下旬,該報告再次發出,造成火燒英代辦的“建國以來最嚴重外交事件”。

6.此段話被父親劃掉:當時我已感到處境困難,比如,原定我去廣州參加會議,行李已拿到辦公室,突然通知我留下——這是父親努力為香港抗衡極左傷害,最終導致自己犧牲的一個關鍵鏡頭。

7.外交部派到港辦的姜海(或陳秀霞)是很活躍很“左”的,一直盯著港辦要反右傾,在港辦制定鬥爭方案過程中批判外辦派在港辦的同志右傾。是偶然出現這樣一個人還是外交部有人特意安插?

1992年父親去世,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母親張佩華到香港探親。有一次一班老人約她飲茶,有人傳話說“覺得吳老受了委屈”,想表示一下。倔強的母親沒有赴約,因為其中就有“欺負爸爸的人”。

父親說:“我擔任群眾工作組組長,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工作幹部,在某些人看來,我當時確實違抗過一些人的意志,做過一些我認為是維護毛主席路線、周總理關於鬥爭的具體指示的事。可能就是所謂的‘左’吧。”父親長期被指責“右傾”,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說父親“左”。我是政治素人,搞不清楚左、右、“左”、“右”這些政治學的定義,但是父親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做出的努力,五十年後仍然受到香港民眾的肯定。對我來說,這就足夠了,我為父親感到驕傲。

母親1995年6月13日寫了一段話:“給廖公的信……的確是事實。但時過境遷都無從‘追究’了。廖公走了,周公走了,荻舟也走了。暫留一段時間,讓下一代毀了它,如果不再有什麼是非的話。”

張佩華字跡,她在看了吳荻舟的資料後留下一個紙條

(圖四:母親1995年6月13日寫了一段話:“給廖公的信……的確是事實。但時過境遷都無從‘追究’了。廖公走了,周公走了,荻舟也走了。暫留一段時間,讓下一代毀了它,如果不再有什麼是非的話。”)

痛心的是,他們都不幸言中,父親說“不把是非弄清楚,不把錯誤批透,幹部思想認識不上去,將來免不了要搖擺。”2019年夏開始第四次對中共香港工作方針的衝擊,並造成顛覆性影響。有內地朋友對我說:“現在的香港政策制定者似乎未認真研究過67事件。”我回復他:“只有一國兩制才能保證香港發揮作用,現在急於一制的湧動最終會雞飛蛋打,非常危險。不過父親那一代熟悉香港情況、知道為什麼要留下這個窗口跳板的人都走了。”

既然“是非”從未遠去,這些遺文也不能像母親說的那樣“毀了它”,要作為歷史的借鑒永遠保存。


[1] 此“港澳辦”全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不是父親以前供職的“外辦”。“外辦”已於1970年6月以精簡機構的名義撤銷,業務併入外交部。港澳辦是1978年新成立的。根據維基百科詞條,港澳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辦事機構,與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首任辦公室主任是廖承志。

[2]根據香港中華書局出版陳敦德著《香港問題談判始末》:1978年8月鄧小平指示擔任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新時期港澳工作預備會議。會議開了20多天,重點是港澳工作撥亂反正,這次會議形成了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情況的報告。另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78年大事記”: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情況的報告》,中央批示說,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的做法。參加了這次會議的李後在其關於香港問題的專著中回顧,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了關於港澳工作的會議,會議清算了極左路線對港澳工作的干擾和破壞,重申了中央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會議指出,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隨後新成立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3] 林賊-四人幫:林賊指林彪,1972年9月13日所乘坐的飛機墜於外蒙;四人幫指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四人幫”這一稱謂最先由毛澤東於1974年1月初在對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批評中提出。1976年10月6日這四人被捕失勢。找不到資料披露1967年六七暴動期間他們的作用,但是在他們失勢後,中國人“習慣性”“簡略化”把一切壞事都以他們“冠名”。

[4] 可能就是所謂的“左”吧——這句話以及吳荻舟在下面列舉的事例,應該是某些人質疑他,而他自辨。

[5] 根據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P78所述,冉隆勃、馬繼森在《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2001年8月)所述:當時外交部有個港澳辦公室,由羅貴波任負責人,組成包括外辦港澳組、外交部、中央調查部,還包括中央聯絡部、總參、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領導體制是周恩來-羅貴波-宦鄉。程翔質疑此“港澳辦公室”是否彼“港澳辦公室”?根據這份資料看來,“港辦”“聯辦”應該是一回事。但是在他們的敘事裡有意無意忽略了外交部以外各線的工作內容,以外交部人員的工作為主。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8幹校日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8幹校日記

父親吳荻舟留下1430頁幹校[1]日記,時間涵蓋兩年零四個月。經過再三通讀,我把其中涉及“六七暴動”的有關篇幅整理如下,其餘幹校日記會另闢一章整理。

吳荻舟1970年在幹校照的一張照片,那時他人乾瘦,住在馬場,身後是馬廄和馬群。

(圖一:父親在幹校時期的照片)

1970年9月9日

上午拉草積肥,我爭取拉,上午一共拉了十七車,中間班上要我到十號地叫小劉回來打鐵。我覺得拉比裝的活要重,所以我爭著拉。

下午運動,批極左。歐陽檢查了在港澳辦公室受極左思潮影響的情況,其中有些事,我連聽也沒聽過,雖然我當時是辦公室的一個小組長,也是領導成員之一。

這說明那時,一些所謂的造反派,現在看的很清楚,其中有些已被王八七牽著走了。

比如歐陽說,沙頭角事件時,他到深圳,要駐軍收回沙頭角,軍隊不同意,歐陽還批評解放軍,說他們軍事不服從政治。又如,他在小鄭的指使下去參加人民日報社的什麼人召開的會,要港澳辦公室的人檢查宣傳報導上右的情況。

還有更使我吃驚的是,鐘瑞鳴說,有人偷偷地,在送港澳的某負責同志出去時,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說“要搞得新界稀爛,打得香港混亂”之類的話,告訴工委。當時劉只是個人的意見,未經總理批准,也不能作為指示傳下去。

鐘還說,總理要第一手材料,我沒照總理的意思辦。指的是在6月初(1967)總理通知要找X委和XX委[2]的同志上來彙報,我通知了,兩方面都派了二至三四位負責人上來,當時鐘提出XX委的張、劉不瞭解情況,要找第一線的人回來。

我當時並不瞭解張、劉是否掌握到確實的各線力量,總以為這些都是XX委的負責人,他們應該是瞭解情況的,加之,不知總理哪天接見,到第一線找人回來不易,也未必瞭解全面情況。所以沒有要他們叫下面的人上來。

她這樣簡單一句話,不知底細的同志聽來,我不執行總理的指示,罪名何其重。其實,當時只是她提出,我未照她的意思改,這點,我事後知道張、劉的確不是全面瞭解情況,也只是“線頭”,或掌握大致的情況後,我已做了檢討。她還說,“總理點了你兩次,你還不認識錯誤!”我的確不知道總理點過我兩次。

我覺得,情況必須擺明,說話也不應這樣簡單,我是不相信黨會片面地對人的錯誤隨便做出結論的,但鐘同志這樣不加分析地扣人一頂帽子,還是不好的,經過文化大革命,她還是這樣,只以為自己正確,不全面看問題,不深入瞭解一下情況,就這樣亂下罪名,我覺得她是一點改變也沒有,這是不好的。過去,她就只以為自己什麼都對,偏激,輕易扣人帽子。

我決定先找少數同志,我做一次檢查,如他們認為我那樣談不會洩密,我就再在班上做檢查,我是要爭取這機會檢查一次,好讓同志幫我進步。

歐陽的檢查,沒有通過,還要來第二次。

1970年9月10日

上午繼續積肥,由於昨晚下雨,路滑,我量力,拉不動車(雖然二人一輛,我未試過,可能拉不動)我擔負裝車。其實,今天草濕,很重,勞動量也很大,我搞了一個上午,三四層衣服都濕汗了……

下午運動,我提出了先在小範圍檢查,“批極左”。高同志這樣做,我說,我也爭取這個機會,請同志們幫助。後來高、歐陽又找我談,鐘也在,最後決定我先寫出來,讓少數人先看看,哪些可在班會上說,哪些不能說。

寫時可以把方針和具體做法寫出來,談時不要談,檢查思想時,也只說“這點,或那點和中央的或總理的指示不符,或違背”。寫的,一是自己的思想檢查,二是揭發。

談時,鐘提到總理點了兩次,我還不認識自己的錯,我說,我沒有聽到。後來弄清楚,原來所指的點名,只是在第一次總理聽彙報時,問到XX委彙報數字時,總理問,XX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臺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並不是另外有什麼地方點名批評。當時我相信XX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XX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佈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X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我決定星期天前寫出來,希望在莫瑞瓊回來後請她也參加聽我的檢查,好讓她也來幫助我,認識在這段工作上的錯誤,我是要堅決繼續革命的。

1970年9月12日 晴,氣溫上升,中午已感到熱,無風,但賀蘭山蒙上一層沙“霧”,可能轉颳風。

上午摘韭菜,中午我放棄休息,寫材料。

關於在報上、群眾中揭發(清算)港英百年來侵華罪惡,增加對港澳同胞反英情緒(思想)是不是“極左”呢?這點思想上還不很通,1957年反葛量洪時也揭發過,雖然後來也認為那次反葛鬥爭左了,但,在這點上只批評在揭發時材料有些不真實和人身攻擊多了,未說不該揭。

六三社論的確“左”了(我還同意香港方面組織學習),對後來鬥爭上發生“左”的錯誤,是起了點火作用的。當時我只覺得該社論調子高,在宣傳上起鼓舞、打氣的作用,是對鬥爭的聲援,未認識到它的錯誤,更不知道是反革命兩面派王力之流的陰謀。說明我的路線鬥爭的覺悟太低。

下午運動沒有佈置,我繼續寫檢查。有個思想矛盾,在港澳辦公室工作的時候,對那次反迫害鬥爭中出現的一些左的,違反長期方針和總理關於這次鬥爭的指示的事時,我還是站在長期方針和總理的指示提出不同意的意見,有些我是設法加以阻止,或背後和羅一起研究,取得同意後加以阻止了。

比如把地下線力量集中使用問題,訂購七百打蔗刀問題,未經請示使用武器問題,及限期英帝放人的請示問題等等。寫不寫,說不說呢?記得昨天(或前天)當我提到撤回限港英四十八小時釋放被捕人員向總理的報告時,歐陽馬上批評我,你別老誇這個功勞了,鐘就更片面性地批評我“你在這次鬥爭中,從極右走到極左,還不認識,知不知道點了你兩次!”(後來才知她所說的總理點我兩次,一次是當四處的同志向總理彙報主觀力量時,總理聽了提問“你們把現在的情況『主觀力量』和省港罷工時的比較過未,你們考慮過如港英從臺灣、新加坡找工人來代替我們的工人該如何對付了嗎?”及一次指沙頭角鬥爭某方面有右傾的情況。)

吳荻舟的一頁日記

(圖二:1970年9月12日日記。)

我覺得如果寫了,不又是擺功嗎?可是,談到極左思潮影響那次鬥爭的危害性時,不談這些如何說明它的危害性,提高我們對它的憎恨,和提高我們對路線鬥爭的覺悟呢?最後,學了最高指示,認識到要“實事求是”要“如實地反映情況”,還是決定簡單地提一下。我既沒有擺功的思想,就不怕,要相信群眾相信黨。

1970年9月23日

上午天天讀,陳同志自我批極左。聽了最近幾位同志的自我檢查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犯了錯誤的發言,一方面覺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非常複雜,尤其階級敵人像王關戚、楊俞傅、肖華之流,兩面派陰謀家,以左的面貌出現,抓住“紅旗”反紅旗,的確在我這樣階級覺悟不高的人很難看清楚。

記得外辦的革命群眾很重視王關戚講話,向我們這些中層領導幹部傳達時(當時我已隔離反省,住進外辦有五六天了),我聽了覺得這只能是對青年同志的鼓勵,起進一步發動群眾的需要,不是能拿來落實的,外辦的權是不能奪的,這總理早就說過,而且很強調,這是黨中央的權。可是一點看不出這是一篇黑話是一個陰謀,要打倒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證明自己路線覺悟低。

一面進一步體會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記得在1967年的9、10月間,在財辦的院子裡的大字報上看到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時的指示說,現在是你們年輕人犯錯誤的時候了,及文化大革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教育自己的革命。過去我對這話不很瞭解,聽了革命同志(主要是青年同志和一般幹部)批極左的自我檢查,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一月奪權後,尤其1967年3、4月以後,極左思潮氾濫以後,派性鬧得很嚴重,甯左勿右,左點比右點好等等錯誤的思想干擾著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比如無產階級司令部、毛主席一再教導要大聯合,要結合,可是就不聽。

現在看得很清楚,階級敵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等)就是利用了這些極左思潮作掩護,去干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那句話,是有著很大的針對性,預見性。現在大家都因為犯了極左的錯誤,在檢查犯錯誤的思想根源,世界觀,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反復自我批判和互相批判,這不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嗎?

1970年9月26日

近兩周聽了幾個青年同志的自我檢查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犯錯誤,給我的教育很大。階級鬥爭非常複雜,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

過去我就是看得太簡單,在港澳辦公室工作期間,像劉作業、姜海等搞極左,甚至直接受王關戚之流的操縱,妄圖通過破壞香港的反迫害鬥爭來反總理,可是我只把他們的做法看做是對長期方針不瞭解,因為他們不是一向搞港澳工作,雖然姜海是在香港工作過的,但,他是一般幹部,我也認為他是不瞭解長期方針。以為只是一個掌握政策不穩的問題,儘管會裡會外爭爭吵吵,也看到他們一些“左”的做法,卻總沒有提高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上來看。現在回過頭去看,比如劉到廣州,竟沒有得到同意就把總理提到沙頭角某些做法(指撤槍)右了,去告訴駐穗部隊,引起對方很緊張,可能就是挑撥、離間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1970年9月27日

今天天天讀後,8-11:30繼續開謝的交待和批判大會。同志們揭發的一些事,聽了真使人大吃一驚。比如章XX在總部會上說XX是“對總理耍策略”,對領導同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參謀長,能用這樣的手段嗎?又如,搭棚揪廖,謝打電話給錢XX,錢說你們那裡清閒,我們這裡就麻煩了,聯想到總理在一次會上很感慨和非常耐心地說,已幾次要他們不要在中南海外面用擴音器晝夜叫喊,就是不聽,令到領導同志和我睡覺和辦公都不能安靜了(大意),心裡很難受。

錢對謝那樣說,不很清楚,如果對總理,對領袖有無產階級感情,能在揪劉的棚拆後又來搭棚揪廖嗎?至少今天回過去看,是嚴重的錯誤,何況當時總部召開研究這個問題有同志已提出那樣做是對總理施加壓力,為什麼不加考慮呢?還有為了批陳給總理寫報告要到檔案局查檔案,總理沒有批,竟以為了辦案去看檔案的名義騙取檔案局的同志同意進去看、抄檔案,這是很嚴重的錯誤,加之抄出來東西,現在不知去向,這就更加嚴重了。等等等等。

1970年10月3日

在1967年的香港反迫害鬥爭中,在掌握鬥爭的政策方針上,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鬥爭和長期利用的矛盾。鬥爭必須服從長期利用。這是基本的、不能動搖的出發點。其次在這樣的原則上,我們開展這一鬥爭,並要取得勝利。當時我思想上是明確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只能是當地群眾的鬥爭。不管是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罷市……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同時,思想上也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當時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的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X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時,X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P349,吳荻舟一頁日記

(圖三:1970年10月3日日記)

尤其我對王力之流,利用了極左思潮的掩護,陰謀反總理,妄圖通過破壞這次鬥爭,而倒總理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由於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看不出來,結果,當劉、姜違反總理的指示時,我雖然也感到不對頭,提了意見,但,一面又覺得他們不會在原則上反對鬥爭的長期性和破浪式前進這一基本方向的,而只是個別具體問題上和自己的意見不一致而已。

由此,我除了一些嚴重違反長期方針、搞到被迫被動上馬的做法,加以阻止外,對那些具體鬥爭方式只要是“總部署”上有的,即使感到有問題,就不加反對。或認為不要“干涉過多”使他們束手束腳,就不在領導提出阻止,或,只提一下就算了。比如海員罷工,原批計劃是“定期的”,而當X委報回來已宣佈“長期的”時,我向羅XX反映了,羅未說什麼,我也就算了。

現在回過去看,實際上,我只是看到一些具體鬥爭不對,卻看不到他們在另搞一套,即看不出鬥爭中的路線鬥爭這一主要矛盾。

關於這一鬥爭,我要好好總結一下。

1970年11月16日 晴。氣溫9°c左右。

  今天我利用補假寫了一天總結檢查香港反迫害鬥爭。

這兩天,我一直在想:“香港1967年反迫害鬥爭總部署”是否合乎客觀規律,我們既是主要矛盾方面,鬥爭如何才能保持始終主動,我初步看法,“總部署”是有問題的,是和黨的總方針有矛盾的,主要是如果按總部署鬥爭下去,可能搞亂我們長期充分利用,因為他的鬥爭目的是要港英完全低頭,接受我們的全部條件,自己把自己的手捆起來,他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如果我們堅持按方案(總部署)鬥下去,即使主觀條件(罷工工人和群眾的組織、動員、鬥志等等,包括生活)能堅持下去,目前我們既不解放香港,港英的力量又比我們強,(毛主席教導我們,“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成功的。”這只是指將來解放香港時,如果我們當時是決定解放香港,就可以這樣堅持下去,在鬥爭中宣傳群眾、組織和動員群眾,改變雙方力量對比,去取得勝利,否則,就要有理有利有節)堅持下去,就會出現不利我們利用的、長期的僵持局面。

何況,按“總部署”加上受極左思潮的干擾,鬥爭不可能實現總理指示的鬥爭方針:“長期的、破浪式前進的、也就是此起彼伏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而是一股勁加碼(實際很難繼續加上去),那就必然陷我於被動,違反黨中央長期充分利用的總方針。

那麼怎樣做我們才能始終處於主動地位,實現總理關於鬥爭的指示呢?我這幾天,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也就是怎樣的鬥爭計劃和辦法才對呢?初步有這樣的設想。即,還是以膠花廠一個的鬥爭為好。但,全面此起彼伏地以定期的、視各線、各單位的主觀力量起來鬥爭,表示同情,聲援它,而長期鬥下去。

鬥爭目的是一樣,擊退港英對我進步群眾學習毛主席的著作、阻止和削弱我文化大革命對港九同胞的影響。港英如此採用打擊迫害一個廠來達到他的陰謀,我們以全力支持取得一個廠的反迫害勝利(這是可能的,膠花廠不是港英官方的廠,是私人資本的廠,它在相衡之下,可能犧牲一個廠的利益,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取得勝利。

我決定在總結檢查上,把這作為經驗教訓寫進去。

1971年2月1日 晴,溫(下午)-13°c左右,天天讀“關於路線鬥爭”

  上午在家,完成了解剖港辦路線鬥爭一段。下午繼續翻倒胡蘿蔔,我讓李華多休息。晚上自學,讀了“論路線鬥爭”關於1933年至1935年反左右傾機會主義部分。

  毛主席指出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的資

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點而產生的”這點。我聯想到在香港工作上,也出現過這樣的錯誤,雖然還沒有發展到在較長的時間內一貫如此的成為路線的嚴重錯誤。

比如1958年的“左”的錯誤,盲目地在一年內搞了幾十次大小鬥爭,而且主要的鬥爭都是反港英的,這與中央“以反美為主”的方針政策(實際上是毛主席的策略方針)是不符的,違背的。嚴格說來就是路線上的錯誤。1957年冬提出要在香港澳門搞社會主義教育(中央是提愛國主義教育)。但,根本性的根源是沒有區別香港澳門與英葡統治下的殖民地(指對英的鬥爭)。

1971年8月2日

上午運動開大會,三個總部成員(高、王甲芝、章永相)和兩個非成員(張冀、蔣榮昌),在外辦總部重回批陳聯絡站的錯誤和罪行上是起了策劃作用的。“批陳”矛頭是指向總理。

從五個人的交代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嚴重的:

1. 五二九後總部在外辦革命群眾的反對下退出批陳聯絡站,可是到7月底8月初(8.4會上決定)總部違背群眾,秘密決定重返“聯絡站”。

2. 重返之前張、蔣、王三人背後策劃,其中提到當時在文革工作的李後要他們(外辦總部和群眾)別站錯隊。當時是在7.20(王力在武漢表演)事件之後,王力紅得發紫、倡狂的時期;

3. 當時,對外聯委(批陳聯絡站的對立派)已揭發了聯絡站反總理的大量材料和陰謀,為什麼還考慮重返?

吳荻舟反思六七暴動的一頁日記,寫於1971年8月2日。

(圖四:1971年8月2日日記)

這些問題,我過去是完全不知道,當時一頭埋在港澳鬥爭裡。現在看來,當時五一六也把手伸進港澳辦公室,干擾總理對那次鬥爭的指示,也就是干擾毛主席對外鬥爭的總路線。當時小鄭(在7月中下旬)顯然也跟著劉作業之流走了,我阻止“700打鐮刀”、“港英48小時放人”的照會、主張撤退“武器上岸”和把“500個名單”投進公開鬥爭,當時還看不出路線鬥爭,只是作為他們不理解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現在看來是路線鬥爭覺悟低,不能自覺地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表現。

1971年8月7日

今天聽了歐陽(副班長)的交待和同志們揭發出來的他背後和高國亮王甲之的串聯,妄圖抵制交待自己在外辦總部(1967.4-8、9月一屆)執行了王關戚等的反革命路線,干擾和破壞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罪行,錯誤,使人氣憤。

他幾次在我面前也說,當時他搞業務,很忙,總部的會都沒有參加,不瞭解……談到港澳辦公室的問題時,他一再說,當時他是被排擠的,他雖是外辦派到那裡的業務監督,但,他是受外交部派在那裡的監督人員排擠的……等等,現在看來也是在製造輿論。

我當時(他對我說這樣的話時)一點也沒有提到這樣上來認識,我相信他,但,我說,當時我看到一些不符合港澳方針、不符合總的指示的做法,看不出是路線鬥爭,只以為是同志們(指外交部的同志)不理解港澳的長期方針,對總理的指示體會不深的問題,根本看不出,他們是執行了王力他們的反革命路線。

這兩次會使我想到自己還是階級鬥爭觀念不強。以為歐陽、陳秋泉、高等都是總部的成員,都是群眾中選出來的革命積極分子,所以對他們一點懷疑都沒有。

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過:“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的確是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期,革命小將掌權,由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不高,革命的熱情是高的,幹勁是大的,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階級感情是深的,沒有什麼包袱,這些都是他們的優點,但政治理論、政策和經驗,科學的冷靜和分析能力可能是差一些,而且,許多也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因此,也容易犯“左”的錯誤,加之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打著紅旗反紅旗,就容易上當了。

1971年8月31日

聯想到港澳辦公室5-8月的對港英的反迫害鬥爭中,雖然,還能堅持毛主席關於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和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阻止一些重大違反長期方針和違反總理指示的計劃(如要把三線骨幹力量大批投到公開鬥爭中去,訂購700打鐮刀武裝遊行,等),沒有造成重大的流血陷中央於被動,使中央被迫上馬,但,我當時只把劉作業、姜海等的一些過左的意見,和梁祁等的這些過左的行動計劃,看做是路線錯誤,更看不出王力之流在插手,妄圖籍破壞那次鬥爭來反總理,而只是把這些違反長期方針的情況,看做是他們(劉姜等)對方針和指示掌握不好。

更使我吃驚的是:總理並沒有批准“反迫害鬥爭總部署”,可是姜海之流竟利用我當總理叫我和四處的同志去起草另一個問題的方案(關於四處業務領導的問題)而未聽到總理最後關於“總部署”的意見,於次晨寫了一個條子說“總部署已批准,馬上行動起來”(只記得大意),要我批發(我當時想到朱楊是參加會的,總理“批准”的情況他們知道,而且他們帶了一份總部署下去,無需通知下去,更主要的港澳辦公室是羅貴波負責,我無權批那樣的條子,所以把這一部內容改了,只事務性地通知下面來接車部分,條子就是電話稿)。現在看來,這是一個陰謀,是他們想利用我沒有聽到總理的最後意見(我中途退席)讓我批這樣的電話稿,以便他們幹一些反總理的陰謀。可怕!!

1971年9月8日

下雨搞運動……

歐陽的檢查我覺得有些虛假。在港澳鬥爭那一段,開始他還是穩的,只是後來才跟著姜海劉作業等走。他說一開始就跟著走,這是不夠實事求是的,是為了過關的。但是,同時,他又把應該作為錯誤和罪行的不說,比如7月中旬(?他過去提到一下,現在又縮回去了)參加當時在王力控制之下的人民日報某些人召集的一次關於反迫害鬥爭新聞檢查的會,現在回過去看,這是一個黑會,是想在新聞報導上找總理的“錯”,因為有部分反迫害的報導是經過總理同意的;2)準備在新聞報導上進一步向“極左”方面扭。據歐陽一次提到,那次會是檢查當時報導上的“右傾”,這不就很明顯了嗎?他們(王力)之流想通過往後的反迫害鬥爭新聞上搞得更左些來影響香港鬥爭行動,達到他們通過那次鬥爭來反總理(的目的)。過去他只說,小鄭拉他去參加,他沒有在會上發言,但,也記不起其他人的發言了。這是不老實的。

至於高的交待,那是非常糟的,還在那裡往自己臉上貼金,避重就輕。尤其令人氣憤的是,他把當面頂撞總理的罪行放到其次還有一些錯誤的小標題下,其實這是要害所在,他一說,大家都起來哄他,幾乎不讓他講下去。

1971年11月30日

香港和澳門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暫時被英帝和葡帝霸佔著。全國解放時,本來可以解放它們,由於對外鬥爭的需要,做了特殊的處理。因此那裡的工作任務,就和解放前在內地的工作任務不同,和解放後的內地工作任務更加不同,(既)是為解放港澳的準備,又不是為解放它們的準備。但當時沒有從這樣的特點出發,沒有自覺地從這樣特殊的矛盾統一的認識出發。

吳荻舟寫於1972年10月3日幹校日記,反思六七暴動

(圖五:1972年3月31日日記)

1972年3月31日    

“港澳組的工作,下面的工作人員,只是打電話,一切都是有領導的,有我,我上面還有廖(指廖承志),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什麼時候才能沒有一個私字呢?”

以上是我在父親的幹校日記中找到的有關“六七暴動”的部分篇幅。


[1] 1966年,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向解放軍那樣辦成大學校,在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為了落實《五七指示》,據說全國各地組建了逾一千六百所五七幹校,僅中央國家機關就有一百零六座幹校分佈在各省。

[2] X委和XX委指港澳工委和城工委。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7兩封家書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7 兩封家書

除了證明材料、交待材料,我手邊還有逾百封父母和家人親朋的通信底稿、申訴信底稿。那年月,沒有影印機,他們經常使用複寫紙,甚至用抄寫的辦法留底。寫什麼都寫草稿、留底,反映了他們是多麼小心翼翼的人,因為那個年代,說錯話後果會很嚴重。不過正因為他們小心留下底稿,多年後,我知道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事。 

本篇整理了父親吳荻舟寫給母親張佩華的兩封信,一封是1970年從幹校寫給母親的,當時母親在湖北咸寧文化部的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在信裡他回顧了1967年中國的種種極左現象,只是部分內容涉及香港1967,但是對瞭解1967的背景十分有幫助。父親在很多信件或者筆記裡都有涉及相關內容或者反思,不過到目前為止,在我已經閱讀的資料裡,這封信比較全面地體現其處境以及看法。另一封有第1、2和6、7頁,沒有3、4、5頁和結尾,根據信中一些家事內容判斷,寫信時間是在1973年3月期間,在6、7頁裡提及“六七暴動”以及他當時的處境,所以也把有關內容一並放在這裡。

這是吳荻舟的一封信的手跡

(圖一:吳荻舟給張佩華的一封信首頁。)

父親寫給母親的信(1)

1970年4月19日,父親給母親寫信,應母親要求談談“極左思潮67年在北京氾濫時有些什麼樣的具體表現”。當時父親在國務院直屬口(寧夏)平羅五七學校勞動改造,接受政治審查。六十幾歲的人了,負責全班內務,挑水、打掃,同時管理全營的菜窖,天天倒騰白菜蘿蔔大蔥。在寫信這天的日記裡,他說:“13-18日病了,渾身疼痛,鼻子又長了癤子,走路都震得很痛。”同一時間,母親是在湖北咸寧文化部幹校勞動改造,她也五十多歲了,扛著鋤頭下到齊腰深的湖水裡,踩著淤泥“圍墾造田”。

父親在信裡說:

(1967年北京極左思潮)最高潮是5-8月,這期間,我的注意,主要集中在港澳反迫害鬥爭上,幾乎脫離運動,後來又住進外辦去了,那就根本與運動隔絕了,所以這次參加單位批極左抓“五一六”運動,許多事情,聽來,就像聽新聞一樣。

1967年春秋之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革命群眾組織(指沒有壞人插手、而自發出現的),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領導),便出現了一股“左”的、派性的、無政府主義的行動,所謂的革命行動,其實指導思想就是小資的“左”傾思想。當時,我們也覺得許多過火行動都被自封為革命行動,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幹,一個團體的領導人說了就算。其實許多提法都離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違反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離開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政策。他們經常愛唱這樣的一句話:“造反就有理”。好像只要造反就有理,這是錯的。這句話實際是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馬克思說的“造反有理”,是對資產階級、對反動統治造反有理。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祖國,就不能籠統這樣說了,必須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

    由於當時有些群眾、群眾組織在小資產階級的這種極“左”的思想指導下鬧派性,強調自己是革命的,強調自己的這一“派”是革命的,不管黨的政策,不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自己的行動,固執地說自己的任何行動都是“好得很”,“革命得很”,所謂“唯我獨革”,把別人都看做“老保”。對自己的行動不加分析,對別人的行動也不加分析,總是把自己說成革命的,把別人的都說成是不革命的,保皇的。

    本來,一個好人犯了這種認識上的錯誤,經過支左人員、軍工宣隊一幫忙,兩方坐下來一學習,開個學習班,提高了路線鬥爭覺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檢查自己,別人的缺點錯誤讓別人自己講,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統一起來,兩個革命組織就聯合起來了。可是派性作怪,硬不肯聯合,有些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一時面子問題,覺得自己一貫革命,忽然要自己檢查某些行動是錯的,或反動的,他就不幹,就堅持,就硬不與別人坐下來談,硬要別人向他靠攏,這種人當時愛唱“以我為主”的聯合,否則不幹。或則,談條件,聯合就要一邊一個,爭論不休,結果也是聯合不起來。

這些是指那些未受五一六分子所掌握把持或被五一六利用的,只是小資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革命組織而言。當時我記得中央強調雙方都是革命組織,一碗水端平,就是指這樣的革命組織(如果有五一六把持的又當別論了)。

    當時,社會上曾出現過以下這些具體表現,極左思潮的具體表現(行動上表現出來的):強調“群眾有自己的領導”,“不要党的領導也可以革命”,“把所有的領導幹部都靠邊站,由群眾安排”,“砸爛一切機關”,“亂揪一陣”,“一切群眾說怎樣就怎樣”,“甯左勿右”,“燒英代辦處”(這行動可能有五一六分子在插手),“衝檔案找黑材料(不是五一六反動分子指揮下搶國家機密,如果是為搶國家機密,那就是五一六反動分子之所為了)”,不願意聯合,搞武鬥,抄幹部的家,鬧派性,搞打砸搶等等。

    這些小資產階級思想指導下,社會上出現一股極左的風氣,到處出現上述的行動,這就是極左思想氾濫的潮流,就叫做“極左思潮”。

    這股思潮影響極廣,不僅許多領導人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覺悟不高、毛澤東思想不起統帥作用(口頭上也說毛澤東思想掛帥)的革命團體受到影響,怕做老保,怕右傾,跟著起哄,一些個人也受到影響,怕做老保,怕戴右傾帽子,於是也跟著走,認為左比右好,於是看問題,定調子寧可定高點,甯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狀態也出現了。於是明明看不順眼的、覺得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也不敢提意見了。自己也跟著走,這是受了社會上那股極左思潮影響。

    以上是指單純的、根源由於小資產階級世界觀未改造而產生的“左”的思想,互相影響形成一股風氣(潮流、極“左”思潮)而言。這些思潮影響下的上述行動,當然是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當然是錯誤的。

    一些革命群眾組織的這種極左思想,被五一六反動集團抓住作為掩護,有的安排了它的人,推波助瀾,有的,它就通過接近它的某些個人,壞人作為它在該革命組織中的代理人,利用群眾在那裡搞風搞雨。這就複雜化了,這個革命組織的行動,就不是單純的由於小資產階級“左”的思想指導幹出來的了,而是夾雜著五一六反動分子別有用心搞出來的因素了,它的目的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以達到它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

    當時由於王關戚、楊余付、肖華等五一六反動集團分子未被揭發,許多革命群眾組織、革命群眾都被利用了。

犯極“左”思潮(錯誤)的人,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不同的。因此這次運動的口號叫做“批極左,抓五一六”。“極左”思潮屬於批的範疇,五一六分子就要抓了。批就要查根子,一查根子就把五一六分子暴露出來了,就抓住了。問題就清楚了,比如火燒英代辦處,我們當時就不以為然,這是違反了毛主席的對外政策的,聽說已查出,當時就有五一六分子在場指揮,而絕大多數群眾是受了“極左思潮”影響和對英帝迫害港澳同胞的憤怒情緒下去參加的。

    記得當時到處沖解放軍我們是不同意的,曾寫信給小牛[1],要他千萬不要跟著人去衝。當時我們是不瞭解這是反革命五一六集團妄圖破壞“長城”[2]的陰謀。在5-7月,我在工作上,也感覺到有股“左”的情緒在干擾,受到衝擊,個別問題上我根據過去中央定的方針加以阻止了,但,有的也怕右不敢阻止。這也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

在信的末尾,父親說他正在為了全營戰士及家屬5、6月還能吃上大白菜和圓白菜、大蔥等新鮮菜動腦筋,千方百計保管存菜。

    父親提到的五一六集團是怎麼回事?上網輸入“五一六集團”、“五一六分子”這些關鍵字,約有四百萬條相關結果,有人披露當年的中央文件,有人像寫演義,眾說紛紜,不能盡錄。

簡單來說: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原指北京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群眾組織,該組織在1967年8月間曾散發攻擊周恩來的傳單(當時外交部部長陳毅已經被奪權,外交部有一個多月幾近癱瘓)。

  毛澤東在1967年9月8日指“五一六”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曾經發表過針對周恩來的講話(即“王八七”講話[3])並號召外交部造反派奪權的王力、公開說“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是主席、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把周恩來排除在外的戚本禹以及關峰[4]先後被當成“五一六紅衛兵兵團”後臺抓起來。楊余付(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也在政爭中被當做五一六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在全國開展了長達數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一場全國性打擊異己的大混戰,數以百萬計的人遭到迫害。直到1974年開始批林批孔,才換了個名堂繼續搞運動。

父親在當時是不知道這些情況的,但是父親小心翼翼把“別有用心的人”和“犯了錯誤的好人”分開,他自我批評:“在5-7月,我在工作上,也感覺到有股‘左’的情緒在干擾,受到衝擊,個別問題上我根據過去中央定的方針加以阻止了,但,有的也怕右不敢阻止。這也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批評包括自己在內的“一些人怕做老保,甯左勿右”,還說“在今天不能籠統提“造反有理”——這幾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在被文革大潮裹挾、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他還是與人為善、嚴於律己,有底線和原則。

而在這封信的副本上,有母親1998年2月寫下的批語:“現在讀,很傷心。根本問題是偉大領袖自己“方寸”已變,你再聰明,讀好馬列也提高不了什麼認識,活下來就是運氣了,哀哉!”

張佩華在吳荻舟信的右上角批語

(圖二:張佩華的批語。)

給母親的信(2)

……孔[5]還對我說,外交部(他們上次)的批示已不作數了。這就說明,不能不重新考慮了。我也不怕有什麼別的更壞的結論了。只要重新考慮,就只有一個前途,恢復我的組織生活,但,可能來一個下台的處分。等著吧,一分為二,如果,只是下台,那也就算了,否則,我上告到中央去,我1948年恢復組織關係,工作積極有成績,這是肯定的,而且沒有什麼錯誤,連批評也沒有挨過,相反,一些人對黨犯不少錯呢。比如港澳辦公室的那些人,燒英代辦處,羅貴波是親手炮製之一,七月的一次同類性質的東西,我都提出相反的意見把它從總理的秘書那裡撤回來,他們的陰謀未得逞,這點總理不能不知道,我已揭發了。寫了材料。所以支部才說,“吳在港辦是沒錯的”,那我還怕什麼“不好的重新考慮”可以來臨呢?所以我等著重新考慮,現定星期五談。

  我的藥,不吃有很多天了,一點情況也沒有,我看可以不理它了,最多我隔一些時候服它十幾服,這樣維持它不發(病),什麼事都沒有了[6]

  你的問題解決了,就好了。

  你來信說,怎樣對孩子說(現在只有我的了,你的已不存在難說的問題),我看,也沒有什麼可難說的,他們回來了,我把全部材料給他們看就是了,結論我不接受,就說明一個問題,他們會理解的。拖就拖吧,老是急,我們還想多為黨做幾年,急死了才冤啦!革命,就是要有犧牲,冤枉死的,對黨也不該怨,這是我的思想!……

這是吳荻舟家書其中兩頁,沒有寫信日期。

(圖三:一封有頭沒尾的信,估計寫於1973年。)

  這封有頭沒尾的信告訴我三件事:

  • 父親的審查拖了近十三年,反反復復。但是其實經過幾年的內查外調,支部早已經有結論:“吳在港辦是沒錯的”;
  • “燒英代辦處,七月的一次同類性質的東西,我都提出相反的意見把它從總理的秘書那裡撤回來,他們的陰謀未得逞”,再次佐證直接導致父親被停職的原因。
  • “革命,就是要有犧牲,冤枉死的,對黨也不該怨,這是我的思想!”一邊“不怨”一邊拒絕在歪曲事實的“結論”上簽字,看似矛盾,卻讓我見識到父親對“實事求是”的執著。

[1] “小牛”是我大哥。

[2] “長城”指解放軍。

[3] 王八七講話:指王力1967年8月7日對外交部系統造反派的講話,王力在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陶’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後來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王關戚被當做“得意便猖狂”的“小爬蟲”處理。

[4] 如前所述,王關戚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文革初期的紅人和幹將。

[5] 孔:指孔筱,和吳荻舟同為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文革中她對父親的態度比較實事求是。後來到國家旅遊局任職副局長。

[6] 吳荻舟在幹校患上高血壓、心臟病以及膽結石,幹校撤消前夕批准他回京養病。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證明材料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證明材料

    父親吳荻舟1967年7月26日被通知要交代問題,1967年8月5日被停職,關在“養蜂夾道”隔離審查,1969年初夏解除隔離審查,11月下放到寧夏幹校,1972年因病重被允許回京,1978年“解放”,1979年才“平反”。

 父親在幹校期間,除了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參加學習會、批鬥會、寫檢討之外,還要寫很多“證明材料”,一一交代他過往所做過的事、所認識的人。通常如果外單位來人(外調人員)要他寫證明材料,都會給他提供一個「調查提綱」,列明要他證明什麼。比如認識某人嗎?這人的背景,和這人認識的經過,共事多久?其人表現如何?等等。又或者問父親什麼時候做過什麼事?當時的細節?他必須圍繞這個提綱去回憶,然後寫出書面材料。

在1971年10月24日的幹校日記中,他記錄了外交部給他的一個提綱,提綱要求他回顧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期間的詳情。而我幸運地找到他就這篇日記所述外交部提綱寫的證明材料底稿,綜合在一起,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個案看。不過因為年代久遠,他當時又是用複寫紙謄寫副本,副本字跡已經褪色,有些字句模糊不清,下面引文中只能用“……”表示。

先看1971年10月24日的日記:

今天上午我問班長什麼勞動,他告訴我昨天星期天參加脫粒勞動的,今天補休息半天。

我用絕大部分時間給外交部提出的有關港辦的幾個問題的證明材料做準備回憶和起草。

1. 是誰在總理面前(1967.6.28)說廣州軍區在第一次沙頭角事件時把機槍後撤?

2. 我是否在6.8批過一個便條(電話稿)說朱楊當天回去,要派人接車,又說,總部署中央已經批准,馬上行動起來,我改了哪些字?提綱還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是誰提的,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是怎麼說的?還說通知方案已批准的意見是誰提出的?這便條是誰寫的?

3. 6.20復工委關於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除海港、公共汽車之外,還加上貨車、船塢等部門的覆信,內容大意是什麼?何人起草的?內容意見是誰提出來的?經過會議討論過沒有?會議有什麼人參加?

4. 7月薛平被捕後,港辦曾開會討論過對英提出照會限24(或48小時,記不清)的意見,會議有宦鄉及部監督小組王和奧等二人參加。這次會是吳接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當時總理辦公室的指示是怎麼說的?有沒有提過什麼具體意見?會上提出限期照會的經過是怎麼樣的?

5. 關於香港大罷工的問題,據說6月23日廣州的四處林某等人曾用四處名義向港辦發了一個電話,認為香港鬥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有無此事?當時港辦如何考慮的?討論過沒有?港辦對於工會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考慮過沒有?

這些問題,記得已經寫過一次,現在說是要一個一個分開寫,我想了幾天,有些具體事還是想不起來,有些,可能當事人或者別的證明材料有混淆。比如說總理辦公室有電話指示後才召開討論會的問題,可能就是第一次總理自己打電話問對薛被捕採取過什麼措施沒有,如果是那次,那倒有。羅說過外交部辦公廳一早接到總理親自打電話問到此事,但,當時已經採取了措施,港辦並未為此單獨開過會。7月下旬的那次會是羅去廣州開會,辦公會交由宦鄉主持,照會問題是宦鄉提出來的[1],我事先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的什麼電話指示。這顯然是把兩次事混起來了。也許有人的材料亂寫引起。

想搞清楚一個問題,可真不容易,這才不過三五年的事,像我的問題,幾十年了,不就更難嗎?如果弄清了,我真要感謝黨。據揭發有些所謂的革命者、黨員,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這是多可怕呀,拿別人的政治生命開玩笑!

以上是他的日記,下面是他回應外交部查詢寫的證明材料,署名時間分別是1971年10月27日和29日,我按照提綱順序排列如下。

余汝信著【香港,1967】P155,引用了吳荻舟的證明材料。

(圖一:吳荻舟所寫證明材料被引用於余汝信著【香港,1967】。)

有關聯辦的證明材料(1):

1967年6月28日總理接見時,是姜海在總理面前說沙頭角第一次鬥爭時駐軍把機槍清場。

後來劉作業[2]、姚登山等因別的事去廣州,竟批評廣州駐軍的負責人(或廣州駐軍的其他人,記不清楚),引起廣州駐軍為此打電報給總理。

港辦知道這件事後,在一次辦公會上提出批評此事。

吳荻舟 1971.10.29

證明材料(2)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這樣: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3],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上述便條是誰寫的,我不知道。只記得是姜海拿來要我批發的(這點記不大清楚)。便條是寫好的,其中中央批准的意見由誰提的,我也不知道。

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總理怎麼說,我當時不在場,後來也沒有人對我說過,所以我不清楚。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4],因為總理對總部署作指示的中途,總理要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記得有劉XX,還有一位駐四處的軍代表)到另外一房間研究和起草另外一個問題的方案[5],等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起草好出來等總理批示時,會已散了,西華廳上沒有別的人,就是我們幾個人坐在那裡等,後來總理出來作了口頭指示,等我(記得我還辦了其他案子後)回到朱XX、楊X、馬XX,林X等住的民族飯店,才知道他們已買好了次晨的飛機票(時間已快晚上十二點),回香港和廣州去,當時也沒有人告訴我總理對總部署未批,也沒有人告訴我最後總理是怎樣說的。

吳荻舟1971.10.27.

證明材料(3)

我記不起1967年6月20日港辦答覆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海員、公共汽車等處,還有貨車、船塢等)的覆信內容了。是誰起草,會上討論誰提什麼意見我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關於罷工問題(具體如海員罷工),我考慮過由於香港工人多年未搞過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怕思想上的準備不足,同時,還考慮到為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指示,使鬥爭高潮能起……,曾與羅貴波研究過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後來把這意見請示了總理,總理同意了這意見,通知了香港鬥爭指揮部。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4)

1967年7月下旬,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未回,港辦辦工會由宦鄉主持(這是羅臨去廣州時指定的)。在宦鄉主持的一次辦公會上,討論過限期照會、限港英於24小時(或48小時)內釋放被捕的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英方負責。

會前我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有關這問題的電話,總理辦公室並沒有有關這事的具體指示,辦公會(包括討論限期照會的那次辦公會)是基本天天開的,那次會並不是我接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

限期照會案,是宦鄉提出要討論的。會上他也未說總理辦公室有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指示。

會上討論時,記得還提到給總理的請示報告中要寫上,如港英不作出相應的反應,我即採取行動,行動方案另報。談到釋放被捕人員可能性時,大家認為可能性不大,但說給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於是大家便通過了。

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報告送出後,我才按照羅過去的交代(凡報告送出後,要我給錢家棟打電話招呼一聲)給錢家棟同志打電話,錢問我釋放人的可能性時,我說不大,大家只是說對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錢和總理辦公室此處沒有說過別的話。

過了兩三天,總理還未批,我覺得這樣的照會內容很容易被動,如港英不依期作出相應反應,便陷我於被動,中央就要被迫上馬,這和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方針的指示不符,因此,羅……,回頭(記得送出該報告信的第三天)我便向羅彙報,提出我的意見,羅要我打電話給錢家棟同志,說羅要重新考慮,另把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總理的報告撤回來作罷了。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5)

關於香港搞大罷工問題,我未聽說廣州四處的林X等人曾用四處的名義向港辦發過這樣的電話:認為香港鬥爭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但記得鄭偉榮反映過四處的同志(是林X還是其他人,已記不起來)對鬥爭指揮部很有意見,提到有路線鬥爭的高度,當時港澳辦公室尚未提出要討論四處意見……領導問題,港辦未作出這類的決定和考慮。

記得為了進一步瞭解工會方面和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方面之間的意見,問題,曾派鄭偉榮去廣州請各方面的同志瞭解過,記得我(聽鄭瞭解了情況後的彙報時)提出要指揮部尊重和多聽工會方面的意見。

我沒有聽到工會方面的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反映,港辦辦公會上也未討論過這樣的問題,港辦未對此作過什麼決定和考慮,但對具體案件(如海員罷工)提出擬辦意見時,考慮過(以下缺頁)

以上證明材料,對提綱提出的五個方面基本都做出回應,但有些事父親直言已經記不清楚。

證明材料的「提綱」多半是根據某些人的交代擬就,或者由造反派、專案組因應他們要調查的某些人事自行擬就。有時候,這些提綱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因為難免有些提綱本身就不符合事實,是為了整某人而搜集“罪證”,無中生有。有人提供提綱的時候已經身陷囹圄,甚至被逼供訊,言不由衷;有的人就像父親在10月24日日記中所說:“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如果寫證明的人記性不好,內心不堅定,或者為人不厚道,和別人平時有矛盾,現在藉機整人……任何一個因素都會導致所寫證明不符歷史事實,又或者寫成誣陷、栽贓的黑材料。像父親這樣直言“不記得”已經不容易。

由此想到:不知有多少不實材料塞在中國億萬人的檔案裡?

    另外,就像《證明材料1》那樣,父親的資料裡不止一次提及姚登山。當年我也聽說過這位“紅色外交戰士”的事蹟,但那時候小,當然不明白他為什麼會“紅極一時”然後迅速隕落。這次索性補一下課。

我認為,說到“六七暴動”,就無法回避當年外交部之亂,1967年5月至8月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國外交陷入困境,先後和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尼、英國等國家發生嚴重的外交衝突。外交部的正常工作受到造反派的極大衝擊。

而說到當年外交部之亂,又難免提及姚登山的名字。以下是我為自己解疑查資料所得印象。

360百科對姚登山的介紹很簡單,他的經歷包括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1950年起歷任外交部駐丹麥、芬蘭使館一等秘書、參贊,外交部西歐司專員,駐錫蘭使館參贊,外交部總務司副司長、服務司副司長,駐印尼使館參贊等。1967年印尼排華時,他是駐印尼使館臨時代辦,負責領導抗暴鬥爭,4月22日被驅逐回國。

    360百科沒有說的是,4月30日到達北京後,姚登山獲得國家領導人接見,卻很快捲入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鬥爭。他的“巔峰”應是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小組插手以及關峰、戚本禹幾次講話特別是王力著名的“王八七”[6]講話鼓動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決定姚登山等人組成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取代中共外交部黨委。當時還有大字報“要求”和“強烈擁護”姚登山當外交部代理部長。8月19日至22日,聯絡站控制的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全權負責外交部業務,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就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

周恩來、江青、姚登山、毛澤東、林彪合影

(圖二:國家領導人接見姚登山。網路老照片。)

當時全國上下從南到北都在奪權,外交部的造反派奪權後影響迅速擴散到境外,他們以外交部的名義向駐外機構發指示,命令大使掃院子、打掃廁所,炊事員主持會談,向駐在國提出種種荒唐要求等等。事涉外交,中央很快把權“奪”回來,據說毛澤東對“王八七講話”“極為反感”,王關戚先後失勢,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解散。11月,外交部幾個造反派組織籌備“聯合執政”,喊出“徹底批判姚登山”的口號。

1971年姚登山被當作五一六分子逮捕,關在秦城監獄,1980年獲釋。據說他的被捕和獲釋都未經司法程式。

在外交部黨組最後給他做結論的時候,他不承認反周恩來,不承認打倒陳毅,只承認不應擴散王關戚講話,不應支持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查封外交部政治部,研究領導班子名單。他的自辯有無道理?是不是事實?聽其言,觀其行,看看歷史記錄應可判斷。

而由於姚登山成為“五一六”“替罪羊”以及發生火燒英代辦事件,整個“聯辦”後來成為清查五一六的重點,根據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所說:“羅貴波副部長被懷疑為五一六黑後台,部長助理宦鄉也受到審查。港辦主要工作人員程法伋、姜海、劉佐業、冉隆勃長期被隔離審查。”

看來,這就是父親一再被要求寫有關證明材料的背景。有些人在領導、處理“六七暴動”期間也有“左”的表現,所以既是受害者,也曾為加害者啊。


[1] 限期照會: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馬繼森著《外交部文革紀實》披露:“48小時限時照會的想法最早也是周恩來向港辦示意的。”清查“五一六”的時候,專案小組不准提周提示限時照會這個情節——這個說法和吳荻舟的說法矛盾,不過我無法證實。

[2] 劉作業:在馬繼森上述著作中是“劉佐業”,當時任職外交部西歐司。

[3] “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討論方案的第二天、吳荻舟批這個條子的時候“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他在幹校日記裡說沒有批准這一句,只通知下面接車。

[4] “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71年寫證明文件的時候。當時有人在清理五一六等運動中交待,指方案未批,故吳荻舟有此回應。

[5] 吳荻舟在文稿《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提及此事:總理在“討論《反迫害鬥爭總部署》(鬥爭方案)會議的中途,指定我和群眾線的兩位幹部離席,就群眾線的工作單獨起草一個方案。”

[6] 王八七講話:指王力1967年8月7日對外交部系統造反派的講話,王力在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陶’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後來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王關戚被當做“得意便猖狂”的“小爬蟲”處理。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5《3.18交待》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53.18交待

父親吳荻舟寫於1968年3月18日一份萬餘字的交待材料,內容是1967年聯辦工作情況。寫這份交待材料的時候,他已經被停職半年,是第N次“交待”和“檢討”了。一方面這時候他對半年前發生的事仍然記憶猶新,另一方面他已經反復被要求回顧和交待(比如1967年9月28日、即8月5日被停職後被要求作出的“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回顧交代), 我認為這是一份全面而且參考價值很高的資料。

在交代材料中他回顧了5月26日港辦成立直至8月5日他離開,兩個多月內各種場合他提了什麼意見,出了什麼主意——他在交代材料中回答“造反派”的這些問題,五十年後的今天,成為瞭解當時情況的重要資料。

長達31頁的一份手稿,是有關六七暴動的內容。字跡已經很淡,左上角有妻子張佩華寫的字條,說明是在“聯辦”情況。

(圖一:1968年3月18日《交待材料》首頁)

港澳辦公室,5月26日成立,我8月5日離開,在那裡工作了兩個多月。我沒有把工作做好,還犯了不少錯誤。現在我把在工作期間,在各種場合提了些什麼意見,出了些什麼主意,分做幾個方面交待如下,請同志們批判、幫助。

  這裡一定有遺漏,有記不確切的地方,我當繼續回憶、補充。

一.   我在各種場合提了些什麼意見?

1.  在廖承志召開的幾次會(及羅、廖召開的會)上我提過:

    1現在工會提了四個條件,視鬥爭發展,可以考慮提,一定要提(一)不准蔣幫利用香港對我搞破壞。(二)不准英帝利用蔣幫、縱容蔣幫在香港搞兩個中國。

    2對22/5鬥爭,我說過先鋒隊伍(我機構的幹部)太突出、暴露,沒有群眾掩護,受了損失(後來在港澳辦公室與楊、朱等的座談會上,我又說了一次,22/5鬥爭是必要的,地點選擇有缺點,那裡不是鬧市,沒有群眾掩護,損失大了些)。

    3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五月初,我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我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X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XX委的計劃,並由XX委抓總,X委配合。聽了朱、楊等的彙報,才認識到上述敵人的陰謀。)

    4聽了關於11/5(8/5?)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2.14/6辦公室會上匯報港英遞解27名蔣幫分子出境時,我說過:1港英早就破獲了“火花電臺”的案子,為什麼選今天(12/6)來遞解這批蔣幫出境,我看有三個可能,(一)怕蔣幫乘我們反迫害鬥爭時搞事,壓一壓,(二)準備遞解我們的人員出境,想以此搞“平衡”,這是港英的一貫手法,(三)以遞解蔣幫分子出境來恫嚇我們的群眾,我們不要被它嚇倒。總之港英這樣做,說明它是怕。

    3.沙頭角事件後,有情況反映,港英調到沙頭角代替警察的尼泊爾兵中,有些說“中國好,毛主席幫助尼泊爾建設。”有些說“(雇傭)期滿了,不續,望早日回國”,士氣很低落。當時聽了,我說港英把尼泊爾兵調到前面來,是一陰謀,如果我們和尼泊爾兵打起來,致他們有死傷,就會影響我尼關係。我們要做尼泊爾兵的工作,要他們不要為英帝賣力。

    4.16/6會上反映港英示意各教會負責人,要做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我聽了,說,敵人是怕我長期鬥爭的。

    5.26/6的辦公會上我聽了有些灰色單位突出來,做法不對頭時,我說不要單獨行動,要隨大流,能做到這樣,才不會暴露。

    6.28/6的辦公室會上,我提辦公室要統一思想,(一)要建立長期鬥爭思想,(二)要沉得住氣,(三)要敢於戰鬥,還要善於戰鬥,(四)要敢於抓政策、方針。(當時我感到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的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30/6辦公室會上我提:(一)辦公室會要改進,天天開大會,沒有必要,也無法深入研究問題。要建立核心小會,就重大鬥爭問題做深入討論和檢查鬥爭政策,有了初步意見後,再開大會。(二)大會的時間要短,彙報急而重大情況,通過方案等,(三)加強各組的會,務虛,討論本組業務等。

    在這次會上我還提醒說,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前方才有幫助。

    8.1/7辦公室會上我聽了陳XX及葉XX的彙報及情況分析(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警察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等)後,我建議加強對華籍警察的工作,加強對華籍警察的民族思想宣傳、政策宣傳。(記得有一次提到澳門同胞中有許多是香港警察的親友,而且澳門的同志已決定通過他們做香港警察的工作,我表示很贊成這個決定。)

    同天會上,我還提出:1為了長期打擊英財團,為了擴大打擊效果(擴大財團內部矛盾)要打痛它,要重點抓海運系統群眾(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利用罷工時間,集中到工會學習毛著,使罷工長期堅持下去(指已罷工的九龍倉等機構)2研究一下,如何做吊頸嶺(調景嶺)蔣幫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當時傳說港英要放他們出來破壞鬥爭,但,他們內部有矛盾。)

    9.8/7辦公室會上我建議新界漁、農民要動,此起彼伏,達到牽制敵人把力量(警察、軍隊)集中到市區去,使市區壓力減弱。敵人兵力不多,有許多控制薄弱的地方,可以展開活動,這樣才能使敵人疲於奔命。

    10.在一次辦公室會上,聽到敵人抓主要的,次要的不大管,我說,這正暴露了敵人虛弱,必須打破他們的陰謀,我們一面要加強主要方面(指罷工系統)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強活動,堅持鬥爭,一面也要加強次要方面(郊區、離島、及學生、群眾)活動,使敵人難於應付,擴大我們政治鬥爭的範圍,這樣對主要方面堅持鬥爭也有幫助。

    11.在一次會上,聽到一隊學生,自發搞了一次從中環到灣仔的飛行活動(在時報和工商日報門前集會示威),我說,這很好,是新的苗頭,要多鼓勵,是群眾發動深入的標誌(結果)。

    12.對下面這些具體問題,我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

    1對港英強迫獄中同胞吞食像章、語錄等野蠻行為(其他什麼罪行也可以),我說可以通過公開打電話(用新華總社名義)要新華社搜集有關材料、寫報導的辦法,加以警告。(羅同意,做了。)

    2羅和我談到注意做好經濟開支的帳目,防止敵人在這方面做文章。我說是不是請指揮部考慮成立一個專門班子管好帳目。

    3銀都被封時,傳說敵人對內部情況很清楚,我提要注意有沒有內奸。指揮部利用被封的銀都搞反迫害展覽,我說這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4一次談到將來加提“外交代表”時,我說敵人最怕這一條,有這一條就夠了。

    13.10/7辦公室會上談到談判時機是否已到時,(當時有些傳說)我說,我看主和派氣焰是低了,主戰派的氣焰還未打下去,還未到。還要放手發動群眾,堅持鬥爭。

    這次會上陳XX分析了鬥爭形勢,認為敵人基本上還是維持原有“堅定而克制”的政策。我表示同意。認為“次官”來港,摸了一下,但,新的政策還沒有,戴麟趾回去與此有關。

    14.我和四處的同志研究群眾線鬥爭計劃時,(六月初)我提過以下意見,X線鬥爭要不暴露X線另有一套,另有一個指揮部,只能在鬥委會的規劃下進行,內部通過鬥委會發出號召,在這號召下起來鬥爭,才能掩護X線組織(計劃十萬人,分一千個組同時出動在各徒置區,大埔荃灣等地張貼標語等)。十萬人一起出動(同一個晚上)很容易使敵人發覺是有組織、有領導、有佈置的行動,萬一有人被跟蹤、被捕,追出組織來就不利了,是否分散,不要一齊行動。後來討論結果,綜合大家的意見寫成書面請示。

    15.四處同志反映一個情況,說有些統戰對象(中小廠家,據說平時和我們的關係比較好)向我們試探,罷不罷他們的工。我說,這次反迫害鬥爭是港九同胞一致對外的反英鬥爭,打擊的對象是港英和英資企業。但,這些中小廠的工人,也要反英,也要行動。要加強對小廠主們的工作,做好他們的思想教育,説服他們認識一起反英。為了壯大反英的政治聲勢,小廠搞些配合性的短期罷工,一兩天,三四天,不搞長期罷工,並先使他有思想準備,搞配合罷工時先告訴他們一聲。

    14、15——這兩條都寫報告請示總理,總理口頭(當面)答覆四處的同志,同意。

    16.九龍倉等海運系統罷工時,考慮到九龍倉存米不出倉會影響廣大同胞的生活,我提過鬥委會是否可以作出決定,為了照顧群眾生活,定期讓大米出倉。(建議指揮部寫進罷工計劃內)

    17.海員罷工時香港曾提到採用包其收入的方式組織散家駁艇參加海員罷工行列。因為考慮到他們不罷工,無法全部控制外輪的裝卸(我們能控制的船隻,只占外輪的百分之二十幾),罷工聲勢和影響海運不大。對此,我有矛盾,不搞,這些散家駁艇繼續起卸貨物影響罷工,搞,有點“收買”的味道,不但開支太大(3、4百隻,當時估計每月每只要3、4百元)而且政治影響不好。我傾向不搞,但,沒有在大會上說,記得只在群眾鬥爭組談過,好像和羅也談過。

    18.有一段時間,國內群眾配合鬥爭(支持)少了些,監督組同志提到這問題,我表示同意,說計劃中各大城市要舉行的群眾大會,是否安排一下。又一次,我說,計劃一下,從澳門到寶安沿邊界線的各市鎮,不斷搞一些支持香港鬥爭的群眾大會。

    19.對澳門的個別做法,我提過不同意的意見(如訂購500支鳥槍)。其次,我認為當前澳門的鬥爭,該集中力量督促澳葡執行取締蔣幫,落實清除蔣幫的條件。我很贊成當時群眾線清除蔣幫在教育界的力量和流毒。

    20.當港英阻止我副食品從文錦渡入口,或傳說香港機車不過來拖貨卡過境時,我提過發動群眾抗議,並歡迎我方的機車送過去。因為副食品被阻影響400萬同胞生活,這樣做,可以調動廣泛的反英情緒。

    港英向我提出要求額外供水時,我提過、並擬議過,是否由鬥委會作為照顧400萬同胞用水(當時水荒壓力很大),要求我照顧;我發表談話,接受鬥委會的要求,為了港九同胞用水,同意額外供水,但,不收水費,要群眾起來鬥爭,壓英1降低水費(現在的水費很高,群眾意見很大)2不准供美艦用水。因為,我當時覺得港英向我提出額外供水,是企圖把矛頭引向我們,不供,反動報紙會籍此對我造謠污蔑,如果無條件供,又益了港英。這樣做還可以捎帶打美。

    21.四處送到“漁民罷賣漁獲物給魚市場的計劃”時,我看了計劃中有“漁獲物由國內收購”,曾向有關部門瞭解,這樣做有困難,報告羅。羅看了計劃,告訴我這條不行,計劃轉給指揮部考慮,但告訴他們“漁獲物不能內銷”。

    22.在一次會上,我提對前一段鬥爭的看法。認為鬥爭是勝利的,十多年沒有搞過這樣大的政治鬥爭,一下能發動起來,已給敵人很大的打擊,在放人的高壓下,堅持下來,敵人許多措施都失敗了,“滅點打面”也失敗了。至今除煤氣外,其他不敢鎮壓,而煤氣不但沒有被壓下去,反而堅持鬥爭。為什麼不能在這個基礎上,搞出殠鬥爭,進行政治上的較量呢?

    23.27/6辦公室會上,談到700打甘蔗刀時,我說還是要搞文鬥,同意羅的意見可以搞點破壞生產設備,達到強制罷工,如截斷電源使機器故障等。談到廣州革命群眾提軍管會的意見時,我同意郭XX的意見。外交部的同志下去,按大聯合的精神,多談些大道理。(促成大聯合)

25[1].羅等從廣州回來後,和廖、羅一起聽了鄭彙報X線情況,(包括對指揮部有許多意見),我提過,指揮部決定鬥爭計劃時,要多注意X線群眾的思想情況,和意見。

26.看到報紙公佈四個“鋤奸”對象的罪行和照片,我說這樣便除不了了。

二.   我給錢XX[2]打過些什麼電話?

12/6決定加速反映情況後,幾乎每天我都和錢XX通電話,但,只是反映鬥爭情況。七月上旬(或中旬,羅去廣州前不久)辦公會議上才決定由我負責全面向錢XX同志聯繫,包括每天的鬥爭情況,電話請示等。過去後一部分是羅自己打的。除每日鬥爭的一般情況,天天反映,有時,一天三兩次反映外,記得打過以下這些比較重要的電話:

    1.電話請示及錢傳達批示等

    1罷市。外貿部先接到“停供四天”,告訴了我,晚上我們辦公室也接到了,我馬上向錢反映,也向羅反映。

    2出殯改期。此案作為重大鬥爭部署,報告總理批准。後接指揮部決定延期並改變做法。我報告羅,羅要我馬上報告總理。(這事辦公室起草計劃時,未徵求指揮部意見,有缺點。其過程是這樣:當我看到港英對死難烈士的屍體要採取措施時,我想到澳門鬥爭時,死難者出殯,激發群眾鬥爭情緒,造成對澳葡很大的壓力。所以在組裡提出談了一下,請示羅,羅同意作為一個重點鬥爭(認為是一個政治較量),提出一個計劃,報告批准後發給指揮部的。這缺點,我應負主要責任。)

   3海員罷工。指揮部具體計劃報來時,我考慮到我(們)能控制的(有把握罷工的)進出口外輪只占百分之二十幾,怕罷下去聲勢不大,或有困難,向羅提議是否先罷兩個月,看形勢發展再延續,比較主動。羅同意,並將意見請錢XX同志報告總理。原案總理已批准。

4關於廣州兩派革命群眾同時開支持大會(有一次其中一個大會宣佈支持鬥爭委員會成立)發新聞稿的請示。兩次稿送到宦[3]X處,宦不能定。記得有一次宦和我商量,提兩個大會新聞都不發,報總理批准同意。一次總理批“既舉行了,不報導,會暴露我們的矛盾,還是照發。”(記得只把支委會成立改掉。)

    5轉報廣州四處軍管會聯絡員(李XX)向總理報告按7/6四處業務管理方案選派的軍代表人選已定。

    6根據7/6方案,港澳組討論了組內分工,我向錢報了分工的決定後,請示上面誰負責。後錢覆,總理指示成立三人小組管。我知道弄錯了,帶回組裡研究後,我又向錢通電話,將組裡的意見“鬥爭向羅彙報,平時業務向廖請示”告訴錢,請他再請示總理。記得我向錢說完意見時,錢說三思而行,好。後來錢覆,就這樣分。

    過了兩三天,我把總理的指示告訴廖承志,廖頗懷疑,說他已靠邊了[4],問總理什麼時候說的,我說前兩三天。他沒有再說什麼了。

    7錢來電話要我告訴羅:總理關於軍事方面的指示,我照轉了。

    8 23/7,轉報廣州來電話:“羅、梁關於指揮部請示六個重點機構遇到搜查時,應如何的決定”。

    9書面請示送出前,凡是急案子,都預先向錢打電話,使他心中有數,抓時間送總理批。這樣的電話有幾次。有時加點說明,如請示第二次撥款時,說明了一些情況(見後)。

一份文革中群眾組織主辦批判廖承志的“小報”。有毛澤東語和批判文章。錄

(圖二:文革中群眾組織主辦的批判廖承志的“小報”,資料來源:余汝信著《香港,1967》)

2.重要情況反映

為了讓錢XX同志及時掌握到重要的鬥爭情況,以便總理問起,好報告,這類電話比較多,記起來的有:

1每次鬥爭被捕、死、傷人數及累計數。

2每次審判、判刑情況。

3關於敵人要封閉我重點單位的情報。

4薛平被捕、審訊、判刑(包括梁XX為此抗議、外交部支持梁的抗議聲明、新華社總社發表聲明及13/7北京新聞界到英代辦處抗議等。)

5槍支、手榴彈上岸情況。此事最早是交通部接到電報,告訴我後,我報告羅,羅要我馬上報告總理,怕出事(當時正傳說敵人要搜查我重點機構,記得反動報還造謠說港英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影射我有武器運進香港)。隔不久,指揮部也報了,槍支數比交通部報告的多,並具體說新華社、招商局等各有多少,還有一挺機關槍,我又向錢報了一次。羅決定通知前方,要馬上撤出來。我接到已撤出來時(27/7)我又報了一次。

吳荻舟交代材料P16手稿,寫明六七暴動中有人把商船護航的槍支運到香港(上岸)準備和港英對峙以及他是如何處理。

(圖三:《三一八交待》中有關槍支上岸的內容。對於當年到底有沒有槍支被拿上岸,至今有不同意見。若看這個記錄,結論是明顯的。)

(關於槍支〔船上護航武裝〕上岸事,交通部反映最早,而且很重視,繼指揮部報告之後,廣州航運部門軍管代表和該部門保衛科科長(由交通部一女同志陪同來辦公室)又反映一次——這次我沒有向錢反映,下同。)

(關於既拿上岸的槍收不收的問題,據交通部同志反映部裡討論過,並正式通知我,考慮到來回搬怕出事,決定不收回了。當時辦公室已通知撤出來,我怕引起混亂,沒有把交通部的意見通知下去。撤出後,我告訴了交通部。)

6我銀行營業情況。(不只一次)

7我對港貿易,及保證供應鬥委會組織專門車隊等。

8敵人對我主要幹部(王、崔)突擊檢查,及楊、朱等自京回港遭港英留難情況。

9沙頭角鬥爭,敵我死傷人數,鬥爭情況及一百多人避入寶安的情況。

10有關部門反映我和平書店經理攜帶一份名單被竊情況。因怕引起連鎖反應,向錢、向羅反映外,還由辦公室請指揮部查告原委。

11罷工、罷市(規模、情緒、敵人對此的重大措施等)情況。

12紅校(培僑、香島等)師生被捕情況。

13上層統戰人士動態,港英對他們威脅等情況。

3.與錢通話,有沒有提過個人意見?

1記得撤回“限時放人”的報告時,我說完羅(剛從廣州回來)要重新考慮的意見後,錢和我談起現在有無條件時,我說沒有,錢說是呀,達不到,提出去不好。(辦這案子時,我也贊成,不過當時大家也只是考慮到採取強硬的態度壓一壓它,沒有估計到條件的問題。所以羅一回來,我建議撤回。羅同意並在會上說已撤回,大家也沒有意見。)

2六月初,總理7/6召開會之前,有一次錢要我到他那裡,談起鬥爭的看法時,我說要長期鬥,長期鬥才能拖垮他,我們要邊打邊發動群眾,也要長鬥。

3第二次請示1000萬,書面送出前,我告訴錢時(27/7),我解釋了一下,說罷工工人不好去出糧(領工資),怕吊銷工作證(等於開除)所以估計每月要一千萬。

此外,記不起還提過什麼個人意見,有時閒談幾句是有的。

辦公室會上或羅決定的一些具體問題,有時,我覺得比較重要,告訴錢,有時疏忽,也有未告錢的。如羅同意説明下面解決一些配置爆炸物的技術問題。

三.   參加外單位來開的哪些會,提過什麼意見?

1.交通部、外貿部、海員工會開了一次國內港口支持香港海員罷工的會,我、薛、董參加。我中途有事離開。會上我同意外輪如破壞罷工後來到我港口,“拒載不拒卸”,因為我覺得來的物資是我們建設上需要的,但不給貨(出口物資)載,是船主損失,“期租船(我們租來的外輪)一律不去港”。(當時談到有些船用油(原料)國內有困難,討論後也解決了。)“船的維修也不去港”等。

    2.交通部遠洋局、外貿部運輸局為了解決如我遠洋輪到英國港口遭到報復如何辦,開了一次會。我參加。我同意,發生這樣的事,堅決鬥,不行便把貨卸到其他國家的港口。記得我加了一句,一切損失由英國政府向貨主負責。(當時我想,貨是我賣給英國商人的,英國港口拒卸,把貨卸到其他港口,損失由英商向英國政府要,可以引起他們內部矛盾,有利香港鬥爭。)

3.廣州來電話問去港船隻張貼支持鬥爭標語問題。我提了意見,報告羅同意,船上可以張貼,但,不要上碼頭、街上去貼。

4.銀行來彙報過三次業務,一次在港澳組,一次在外交部(15號),還有一次在港澳辦公室。還打過一二次電話,問情況。

5.廣東海運部門軍代表和保衛科長,由交通部一位女同志陪來,談了以下幾件事:

1某烈士屍體處理問題,我把指揮部和羅的意見轉告他們,並請他們火化後保存好。代表說,不必馬上火化,可以繼續浸在XX醫學院解剖室藥水池裡。

2有些船沒有護航武裝問題。我向他們瞭解,知道護航武裝一向由交通部向有關領導部門請示決定後,我說,還是按過去辦。如交通部報告上去後,有關部門問到港澳辦公室,辦公室可以提供一些要加強護航的情況。

3關於槍的問題。他們談了香港同志要槍的情況,我插了些話。說到中央有指示,他們一定照辦,這次香港同志要槍,船上抽了X支槍,X枚手榴彈給香港同志時,我說,槍是香港同志為了自衛,決定要的。中央沒有指示,有,一定經過這裡轉,這裡沒有轉過這樣的指示。他們提到船上同志抽調一部分護航武器給香港同志,他們事先不知道時,我說,大概是船上的同志們聽到、看到港英殺害同胞很氣憤,岸上的同志為了自衛,要得又很急,出於同仇敵愾,未及請示就給了。

談到今後,我想到羅對“給武器問題”十分慎重,一直下不了決心,已拿上岸的還要撤下來。我說,護航武器是船上的自衛力量,船上同志支持香港同胞反迫害鬥爭,這很好,但,今後如果岸上再要,還是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後再給。記得我這裡還插了一段說明武器要好好管理的話。

他們還說到梁社長(應該是說梁副社長[5])參加三省(閩粵桂)航運會議時,決定經常要在深圳碰頭,還說他們天天有船來往港穗,聯繫很方便,鬥爭情況很清楚。還說還有許多具體問題要談,我因為不瞭解,怕弄錯,要他們回廣州找梁社長等直接談,告訴過軍代表,他們在廣州。

他們還談到,這次抽了一部分武器給香港同胞後,有些船的護航力量薄弱了,這次想解決補充的問題。這問題,我沒有提什麼意見。

最後他們問我,如果有事,可否打長途電話?我說,如果事情很急,來不及通過交通部轉,可以打長途電話,否則,還是請交通部轉告我們。

這次談話,交通部同來的女同志可能有記錄。她的姓名都忘了,問問該部水上運輸局(?)幹線組苗同志,他是管港澳運轉的(該部電話分機064)。

6.招商局李副總經理來談過一次情況,也是由交通部的同志陪來。說了一些香港群眾鬥爭的情況,群眾的鬥爭情緒外,他具體地談了兩個很生動的例子。1該局一位職員反映,該職員有一位親戚自動組織了一隊人,參加遊行,被懷疑。2該局一位職員反映,他的鄰居是一個後備警察。告訴該職員,有一次他參加鎮壓,站隊時,警官徵求會照相的,他不願打中國同胞,馬上舉手答應“會”,就避免去鎮壓同胞了。他還說,把我的號碼記住,如果你們看到我鎮壓,你們就打我一拳,我就躺下,裝負傷,我不願打同胞。

我聽完覺得這些事例很值得注意,要李XX回去向領導反映。我還說,要注意、警惕,但要觀察,不要把自發參加反迫害鬥爭的群眾和敵人佈置進來搗亂、破壞的特務混起來(當時也有這樣的反映),還說,可見警察工作要做。

7朱XX告訴我,指揮部考慮過,當一切聯繫都被截斷時,使用船上的電臺。我向羅研究,我說船到港內,電臺是封起來的,招商局的船上電臺,一向是沒有封的,只是在港內不使用。但,我想緊急時,可以考慮使用一下。羅興趣不大。我正擬向交通部瞭解時,原來他們已經接到報告,並已研究過正要來找我,我請他們來(電話裡沒有談,是說有事來談談,來了才知道是為此事)。

他們(來兩人)說梁XX(副社長)到廣州參加正在廣州開的三省(閩粵桂)航運會。提出三項要求,1每天要保留兩隻船(大的內河、或沿海走的輪船)在港應急,2必要時使用船上電臺,3三省船舶建立統一組織,由指揮部指揮(這條記不確切了)。還說,研究過,正寫報(告)請示。

我對13沒有提什麼意見,只問每天安排兩隻船在港,有困難嗎?他們說可以安排。對2我提了一些技術問題,比如為了避免麻煩是否可以把大船停在港外,派交通船聯絡,或接到緊急情況時,馬上起錨把船開到水線(海上邊界)外發報,以及密碼要保證安全等。

記得,他們還反映說要在深圳-香港間建立通話站(我不大懂,大概是短距離無線電電話之類)。

8與外貿部劉今生通過多次電話,多數是他打來,主要是反映外貿情況,有時我也把鬥爭情況(有關係到外貿的為主)告訴他。其中來過三次徵求意見的:1業務部門反映,港英放寬大米進口額(包括泰、緬、我等)問是否接受(即增加輸港大米額度),我說,這是敵人因受市民購存(當時市民普遍存糧,引起米市緊張),感到壓力很大。這與鬥爭雖有關係,但,又是出口業務,牽涉到今後我大米輸港配額。我請示羅,羅同意由外貿部請示。2華潤建議撤銷趙韋修和XXX(名忘,二人都是簽字登報支持港英鎮壓的新界士紳)作為我大米進口的代理商資格(即對他們停供大米)。問我意見,我說,這對鬥爭是支持,警告那些洋奴,我認為華潤的建議可以考慮。我把這意見請示羅,羅同意,還是請外貿部請示決定。3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

9關於罷市問題,外貿部要求開一個緊急會研究一下。由於罷市報告來得遲,業務部門感到措手不及,頗有為難,辦公室也是罷市前一天晚上接到,只用電話報告總理。

會上外貿部彙報了情況,說事前沒有佈置,各地輸出物質還是源源到達,深圳活豬已積壓一萬七千多頭,豬圈飼料都發生困難,等等。問“保證供應”政策是否已改。羅加以解釋,說明未改,還說辦公室知道也很遲等,加以解釋。

我在會上提,是否馬上通知各地,輸出物質,到達各站,就地停下,繼續向口上來,壓力太大,引起很大損失不好。

107/6晚和朱、楊、馬、劉、呂(軍管代表)談指揮部組織問題。談前我傳達了總理關於鬥爭中要注意長期工作的指示(是下午大會結束後,和四處的同志一起聽的):1這次鬥爭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上去。2在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四處同志提到機場、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3(我想到1965年祁X、李國霖、張振南在北京談過因為我工會海員不願去西貢等地,放棄了許多陣地,並作出決定我海員不要放棄走西貢、臺灣等線的船。我將此向總理報告並提出請示這次鬥爭是否也不要動?)在美國機構、船上的力量不要動。

我傳達後,還問四處同志有什麼補充。

談指揮部問題,我是根據“關於香港鬥爭的方針和部署”中所提“兩委協商組織指揮部”的精神找他們談的(本應找羅等一起談,但,太晚,明晨他們又走了,所以我找他們兩方一起協商)。他們協商的過程中,我插了幾句:1談到指揮部的性質,權力等時,我說,指揮部應該是一個權力機關,相當於臨時黨組,這次鬥爭總理親自抓,這樣,我體會,指揮部就是直接向總理負責,統一領導這次鬥爭。重大問題經過民主集中,做出決定後,直接報中央(經過港澳辦公室)請示。我認為這樣的戰鬥體制是最簡捷的,緊急的問題,總理還同意用電話請示。2既然這樣,X委和四處就不是指揮部的上級領導,指揮部的決定就不要經過X委和四處核轉了,否則,周轉就慢了。3當然X委和四處還是要關心,提意見,保證鬥爭規劃的實現,組織保證,保證中央關於這次鬥爭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取得鬥爭的勝利。

談到過去一段鬥爭,四處上下通氣很慢,四處同志說明關鍵在哪裡,並提出改進措施後,我問,這樣能解決問題了嗎?

朱說能。(有人等他,說完就走了)

最後,朱、馬、劉、呂都走了。(這時楊也回到自己的房間,只我和他一

起)楊說,這樣做,我懷疑鬥爭的力量是弱了。

我說,那麼,是不是再找他們來談談呢?

楊說,不必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要X委加強掌握就行了。(實在也太夜了,已快一點,明天又要上飛機)

我說,那麼,請你回去告訴XXX和XX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提一個意見報上來。

11在五月中,林、胡來彙報情況(廖召開會議那次)時,他們反映了一些情報(在港澳組),我提,今後也送一份給我們(外辦)。

四.和指揮部、四處打過電話、提過什麼意見?

1.我和指揮部沒有直接打過電話,提的意見都是辦公室會議上通過,或請示過羅後,作為辦公室的意見發。

2.和四處通過幾次電話:

1與軍管會聯絡員李XX通過兩次電話,兩次都是他打來。一次他告訴我廣東支委會組織計劃,報告送批後,發生了兩派革命群眾對此有不同意見,作罷。另外一次是為了報告派到四處(按7/6方案)的軍代表名單。

224/7和林X通過一次電話:(一)瞭解海員罷工情況,(二)走越南的外輪能罷工的有多少(考慮如多,準備請示也罷它幾條,打擊美帝對越南侵略的軍運)。(三)大搜捕我有無損失(當時積極分子名單集中在工會,雖曾通知馬上處理,但,傳說戴麟趾回倫敦帶了五百個名單,擔心上述名單已落入敵人手中,大搜捕中受到損失)。

林說他明天就回穗,情況告訴鄭,我說好。

此外,就是在港澳辦公室成立前,五月初,批覆膠花廠鬥爭方案時,打過電話,把廖的批示告訴他們。

記得其他就沒有了。

五.和劉寧一的秘書打過兩次電話

這兩次電話,都是為了撥款支援鬥爭,要用全總的名義。第一次羅說,提方案時,未徵求過全總的意見,方案批准了,趕快打個電話告訴劉寧一一聲,並問問如何送支持電稿給他看。

第二次也是一樣的情況,撥款報告批下來,要發表了,才給他的秘書打電話。

兩次電話內容都差不多:我先告訴他為了支援鬥爭,已批准撥款一千萬(兩次兩千萬),要用全總的名義。我們擬了一個支援電稿,想送給劉XX看,如何送? 

兩次接話都是一位姓段的秘書。他回答都說報告劉(有一次說劉在醫院)。約隔一會,回話,說,劉同意,支持電他不看了。

第二次回話時(記得是沙頭角事件後,劉參加在老外辦開會討論進一步鬥爭方案之後)段說,劉要他轉達,他對過去鬥爭情況不瞭解,要一份各階段提出的口號,請兩三天送給他。

我接完電話後,便告訴秘書組,記得我還說索性弄一份比較完整的,我們看了也忘了,搞一份資料,送給總理、陳總等領導同志,我們自己也留一份備案。

整理的過程,有一晚上,我問了一下,整理得怎麼樣了。記得段沒有來催過,是我想到就這樣問了一聲。

以上交待,請同志們審查。

吳荻舟1968.3.18


[1] 原文沒有24

[2] 錢XX:周恩來秘書錢家棟。

[3] 宦:宦鄉,時任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司長。

[4] 廖靠邊了:指當時廖承志被造反派困在中南海內。

[5] 梁副社長:指梁上苑,根據他自己在《中共在香港》一書中所說,他是中國外交部派駐香港的第一個高級官員,任港澳工委常委,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1968年被誣為台灣特務,在北京秦城監獄關了四年,1973年獲釋。後任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他在《中共在香港》中有一章專門講“反英抗暴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把這次事件稱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恰當的。”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前面講到,2017年一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大量引用了父親吳荻舟的遺文,在香港校園、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幾百場次,適逢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引起極大反響。其中輿論對遺文中的《六七筆記》[1]反響最大,評論最多。這本筆記也確實填補了若干“六七暴動”研究的空白,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

《六七筆記》是2014年母親張佩華去世後,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找到的。這是一個不及巴掌大的筆記本,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父親用這個本子專門記錄“港澳聯合辦公室”的工作,辦公會,香港來人的匯報,周恩來各個時期的指示,“敵我友”各方反應,形勢估計,各界工會人數、可動  員力量,鬥爭策略,內部爭論和總結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我命名其為《六七筆記》。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一:《六七筆記》不及巴掌大。五十年過去,淡淡的墨痕透露出驚心動魄的歷史碎片,其內容震驚了香港市民。)

已經有許多人研究“六七暴動”,本節我只講從父親遺文中看到的幾個重點。

1.《六七筆記》覆蓋的時段

筆記可查日期從1967年4月20日至8月8日[2],有時候同一個日期有兩篇甚至三篇、四篇,估計是放在身邊,隨時做大事記,多數字小如芝麻綠豆但大多字跡清楚。有時候父親是隨手記在空白處,所以日期是跳躍的,比如7月10日的兩篇插在6月19日和21日之間,7月24日和7月27日的兩篇插在5月24日和6月6日之間,8月8日的一篇插在6月30日和7月7日之間等,有時候日期是補記的。

其中5月26日的筆記顯示,“聯辦:港澳辦公室今天成立”。據余汝信說,他一直查不到聯辦成立的準確日期,這本筆記填補了歷史空白。

在《六七筆記》中,父親使用過不同鋼筆、鉛筆或者紅色鉛筆,紅色圓珠筆,如今再看,既體會到他的匆忙,意外地,也有助分辨不同日期或者不同時間所記錄的內容,比如香港來北京開會的人提出要700打甘蔗刀,同一時間外貿部門報告說甘蔗刀已經付運,父親通知外貿部門把甘蔗刀截停在深圳,隨後,他留下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後人看到這不同顏色的一筆,更為那千鈞一髮的時刻不寒而慄。

吳荻舟的六七筆記記載,有人要求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攔截之後記了一筆:“我暫止於深圳”。

六七暴動中香港有人要求國內提供甘蔗刀並已經運到深圳,被吳荻舟及時攔截在深圳。

(圖二:《六七筆記》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香港專欄作家許禮平看到吳荻舟攔截700打甘蔗刀和槍支的資料後撰文指:“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潤物無聲的高人”;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也因此說吳荻舟是“香港的恩人”。)

2.“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

根據《六七筆記》可知:這次“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系統包括半公開的港澳工委(簡稱“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委”)和秘密線的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X委”)。各界群眾組織的“鬥委會”以及工委、城工委聯合組織的“指揮部”,通過廣東省委的“四處”以及5月26日根據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直通周恩來,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頻繁地交換情報、請示和指示。在這個組織架構中,父親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派到“聯合辦公室”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負責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再把周恩來和“聯辦”的指示傳給香港前線,所謂“上傳下達”,並起一些把關的作用(不過因為他屢屢抵制極左勢力武鬥升級的舉動,7月下旬被要求“交代”,至8月初被免職,隔離審查)。

當時中央和香港前線溝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溝通,舉例來說,《六七筆記》5月24日(聯辦成立於5月26日)記錄了周恩來聽取工、城兩委匯報時的指示,有25條之多,還有當天對反迫害鬥爭方案的3條補充意見。從筆記可以看到,周恩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正副主任和聯合辦公室人員是一起開會的,筆記裡有具體人名,報告、指示和記錄同步進行。又如6月30日、7月10日都有“辦公會”。

另一種溝通是每天電話溝通(有專人接聽電話),父親在《三一八交待》、《幹校日記》等資料中都提及每天通電話一事。一位當年負責在香港和深圳兩邊跑的新華社秘書告訴我,當時香港方面要請示或者匯報什麼,就由這位叔叔負責背熟有關內容、從香港過關到深圳打電話給聯合辦公室負責接電話的鄧強,然後他再背熟北京方面的指示,回到香港新華社複述。根据这位叔叔所说,这条线只是新华社的,其他还有什么線他就不清楚了。

他指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一向以來,香港各條線各單位之間都是互相保密的。“地下黨”的性質和歷史沿襲令香港工作的組織架構十分複雜。六七暴動顯示,越是架床疊屋越是決策兒戲,政出多門,紀律鬆散。這也是架床疊屋者始料不及的吧。整個六七暴動過程中因溝通問題險象頻仍,更何況高層還有派系、路線鬥爭。

3.“反迫害鬥爭”的目的

《六七筆記》提及“目的”或者“意義”的記錄前後有矛盾。比如:

5月24日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6月19日記錄:“對這次行動的意義和目的性還不理解”;

7月10日記錄:“我們這次鬥爭的目標:充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保障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著,宣傳毛澤東宣傳的權利,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

7月24日記錄:“最終目的是經過鬥爭達到更有利於長期充分利用HK”。

父親後來回顧說:“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應該就是指廖承志5月12日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以及“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包括《六七筆記》,目前我看到提及“方案”的文獻內容還有:

5月初方案(吳荻舟《三一八交待》):吳荻舟草擬並送廖承志,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

5月24日(吳荻舟《六七筆記》):周恩來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匯報後提出25條意見,之後又補充:“總理對方案的補充意見:1、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2、在鬥爭中加強政策教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3、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5月30日(余長庚[3]《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批評港澳工委提議“襲擊警察”、“殺幾個警察”、“殺一儆百”是“荒唐”。方案提出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打垮港英,迫使英方接受中方的要求。周恩來質疑罷工計劃的可行性,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即中央並不想提前收回香港。)

6月6日(吳荻舟《證明材料》):“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6月30日(余長庚、吳荻舟回憶):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外辦副主任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主持討論新方案,會後他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父親認為這個不是決定,不能傳達下去。

除了父親交給廖承志、廖承志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內容,沒有人看到過其他幾個“方案”的確切內容,不知道各個方案之間的關聯。周恩來幾次表示很不滿意的第二、第三方案,都沒有看到方案本身。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此方案非彼方案,而且一個更比一個激烈。

是否可以這樣判斷,這場暴動不是中央事先策劃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瞻前顧後和糾偏。

而關於六七暴動的目的,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父親確切的記錄,“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工潮初期,5月初,情況彙報到北京,從父親擬定“一個意見”交給廖承志、5月12日廖承志把《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交到中央、到5月15日中央高層批復,通知香港方面執行,考慮的都還只是支援一個廠的鬥爭;

第二階段,之後的一兩個月裡,包括中央文革在內的各種勢力或插手或影響,各種審時度勢,最高層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一度有借機出動解放軍“提早解放香港”的想法,正如5月24日父親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第三階段,中央恢復和鞏固“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因為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

這樣的“三部曲”表明,六七暴動這種模仿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被中央和現實否定,香港工作還是要回到原點:“長期堅持,充分利用”。

在《六七筆記》裡可以看到當時收集的大量情報,包括當時香港面積以及人口的資料,美英在港經濟收益總計,香港工商各界群眾可動員人數等等。比如聯辦成立當天、5月26日的筆記顯示:“(有組織的)工人有10萬,總數是60萬,當中輕重工人43萬,店員10多萬。63個工會,會員10萬,海員4.5萬,工會會員2.3萬,政軍醫4千人,九龍巴士5千,香港巴士1千多,小汽車、大貨車6千人,電車1千7百,中電、香港3千,電話1千……”。此後筆記陸續記錄有軍隊、員警、輔警、特種防暴隊的人數;香港總面積、總人口、無產階級以致城市小資各階層人口;製造業、建築業等的就業人數;英美在港利益包括航運業、鐵路、航空、倉庫、公用事業、貿易、金融,純利多少;香港貿易額——入港、出港;美軍利用香港的情況;第二次高潮動員的力量,農村較有基礎的力量;海運、交通等各界罷工人數統計等等,都有詳細資料。

如果中共中央發動和部署“收回香港”行動,會在行動開始後才收集這些基本情報嗎?

這些由香港左派機構提供的數據,事後被證明有“水分”,對中央決策可能造成誤導,正如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六七筆記》後指出的那樣:“吳荻舟記錄了1967年香港左派提供的可動員人數等資料,我懷疑他和他的線人可能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他們只要求數量有限的武器裝備,如何裝備成千上萬他們聲稱能控制的支持者?香港左派的期望和動員能力之間是脫節的。”

這也反證了這是一場倉促展開、目的模棱兩可、邊做邊想、漸次升級、破壞力極強的行動。

4.各種角色

在六七暴動中,各種角色、包括中共中央(具體來說是周恩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聯辦、港澳工委、城工委、基層群眾以及港英當局的角色,都可以從《六七筆記》裡找到端倪。

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這樣一場“反迫害鬥爭”,他必然要負責,所以我們看到“24/5總理聽會報(匯報)”;“7/6總理的指示(對方案)”;“28/6總理指示”等等。

但是《六七筆記》裡有很多細節,透露出周恩來很不滿意某些做法,認為是魯莽輕率、狂熱盲動、考慮不周。他強調要“有利,有理,有節”,對“全面捅出來”憂心忡忡。比如他問與會者:“如(英)不接受,你們如何辦?”“『把HK搞成紅彤彤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當有人提出“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在人的統治下,總是『有利,有理,有節』。”周恩來還批評:“事先不多設想……”周恩來問了反迫害鬥委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之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又如5月26日的筆記顯示,周恩來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這種原汁原味的記錄,對瞭解和考證當年的情形十分有益。

在文革特定環境下,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受到嚴重干擾。組織上,原有的機制被打破,“中央文革派人來”,周恩來更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最登峰造極的幾天,還出了一個“臨時外交部長”姚登山。

關於中央文革有沒有插手六七暴動,一直眾說紛紜,找不到佐證。2017年年底,我在其他材料裡發現夾著的一頁筆記,記錄了14件要事:

6月12日

  1. 解放部長一級做決定的問題。
  2. 決定對遞解出境的方針。
  3. 解決加速反映情況問題。
  4. 解決加強宣傳問題。
  5. 解決國內群眾鬥爭配合問題。
  6. 情況全面向上反映(列印)。

7.省港大罷工“42周(年)”紀念問題。

9.(原文沒有8)澳門搞電臺問題。

10.派人下去。

11.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

12.一千萬問題。

13.送殯問題。

14.發言人問題。

第11項簡短但清楚記錄了“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這頁筆記的尺寸、紙張樣式、紙張顏色、新舊程度,全部證明它是《六七筆記》散失的一頁,與《六七筆記》重新裝訂在一起,嚴絲合縫,顯示它本來就屬於這個筆記本,失而復得,趕得及收錄在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一書裡,也算是為這個問題增加了一點線索、一點佐證吧(關於這頁筆記的詳情和圖片可在本網站https://1967.hk.com寫作花絮中找到)。

中央文革派了誰來辦公室?做了什麼?除了與香港業務沒有太多關係的中央文革小組王力擬定一篇完全背離中央對港政策的《人民日報》社論和王力的“王八七”講話等間接干涉,是否還有其他更直接的干涉?香港左派有沒有人與“中央文革”以及內地“造反派”有更緊密的聯繫?研究如何理解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會議有沒有會議記錄?為什麼實際行動與中央指示相差甚遠?這些疑問在《六七筆記》裡都能找到線索,有待研究。

客觀地看,這次暴動的起因有偶然也有必然;中央的角色既主動又被動。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時有動搖、內地極左派插手、本應最懂外交紀律的港澳工委頭腦發熱、群眾運動“一發難收”的特性等,多方面合力造成“反迫害鬥爭”失控,直到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王力、關峰和戚本禹失勢,周恩來才可以明確指示和採取措施結束這場暴動。

6.六七暴動的思想根源

追本溯源,《六七筆記》提供了大量證明,雖然經過1959年6-9月50天整風,中央三令五申,對港政策和內地不能一樣:“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小資狂熱”,“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詳細情況請參考《蘆蕩小舟》第五章11-13節 整風記錄),但是香港左派隨時準備‘解放香港’的情緒只是暫時隱忍,“文革”風一吹,極左思潮就再次表現出來。比如《六七筆記》記錄了馬士榮“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又比如:周恩來向與會的反迫害委員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了解情況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等等。

根據父親的回憶:“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香港政府和群眾對六七暴動的反應

在《六七筆記》裡除了如前所述可以看到香港左派的盲動之外,還記錄了港英政府的態度、外國領事、工商界、警察和尼泊爾兵等政商各界對“反英抗暴”的反應,並可以看到商人、學生、一般市民的態度。顯示中央希望對於各方面情況全盤掌握全盤考慮。

其中有一段是當年港督戴麟趾的反應:

“6/6×國領事反應 戴①估不到香港問題立刻引起北京這樣重視,一向HK問題附屬廣東,澳門事件的解決是由廣東解決的,現在北京這樣重視,事情就很難辦了。②北京毛林占優,周是能左右政局的,現在摸不到周的態度,③社論是不是周的意見,無從知道,為此非常苦惱。④左派人士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究竟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也無從而知,這點更是頭痛的事(據說戴這幾天非常苦悶)。”

“××國領事:如發展毛思(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的,工商業仍可照常,要戴禁止美蔣活動,不接受美蔣一切要求,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戴最怕低頭之後,一切工商業都不准經營,等於中國大陸一樣,那又何必低頭,只有最後一戰,那是沒有辦法的。”

港英這種態度,反證了這次暴動的混亂、迷失,把香港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

商界反應如“罷市商人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3心2意”。

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共和港英當局之間有默契,所以中共才能在香港建立起文化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六七暴動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參與,比如“有一隊好像是學生的群眾,約一萬人,自動組織一個宣傳隊,由中國銀行到灣仔時報,工商做了一個飛行集會”等。

絕大多數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參與六七暴動,都是出於對殖民統治的義憤和跟從左派機構的指示,期間卻被極左思潮蠱惑,做出極端的行動。非常遺憾的是,周恩來1967年底至1968年初在港澳工委內部宣佈結束“六七暴動”、以及文革結束後中央會議定性“六七暴動”是極左性質,兩次都以“保護群眾積極性”為由,沒有在香港左派群眾中肅清“左”的影響,左派群眾被“自生自滅”了,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至今仍有少數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群眾堅持認為當年沒有做錯、仍在爭取“平反”的原因之一。

8.六七暴動的手段

透過《六七筆記》可以看到六七暴動使用了“文”和“武”兩種手段。“文”,比如貼大字報、遊行聲援、左派報紙發表輿論,在中銀大廈樓頂裝上高音喇叭廣播等。到了7月,鬥爭升級為“武鬥”,有人向內地要甘蔗刀用於遊行,有人假傳中央指示把招商局船上的武器拿上岸,最嚴重的是利用學校的實驗室製造炸藥,在全港到處放置“真假菠蘿”(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製造沙頭角槍擊事件、邊境駐軍和民兵越界襲擊英警造成5名英警死亡等等。香港人提到“左仔”時的蔑視甚至仇視,大概就是始於這次暴動,始於這些暴力手段。

一頁文字材料,裡面記載了六七暴動中有人把槍支運送到香港的情況。

(圖三:這是吳荻舟文革受審查期間的“交待材料”其中一頁。記載了六七暴動期間槍支運港的情況。)

這樣造成的損失既有經濟上的、更有政治上的,既有一時的,也有長遠的,父親以及很多實事求是為香港做事的左派幹部群眾十幾二十年打造出來的局面一朝盡喪,在李後送給我母親的《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裡,我看到李後說:“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1] 六七筆記可以在https://1967.hk.com文獻檔案1960’找到全文。

[2] 吳荻舟8月5日被撤職接受審查,而早於7月26日已經開始要他交代問題,所以7月26日到8月8日之間以及之後發生的很多事,他已經無能為力,也沒有記載。

[3] 余長庚:是冉隆勃的筆名,冉原任職外交部西歐司,文革期間被批鬥,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研究所研究員,1996年5月以余長庚為筆名在香港雜誌《九十年代》發表“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回憶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六七暴動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六七暴動

  1967年初,父親吳荻舟在外國專家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引火燒身”過關。4月,他所在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內部開始批判陳毅,廖承志也早於1966年底在周恩來安排下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967年5月,香港爆發了“反迫害鬥爭”(不同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稱謂,包括“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左派暴動”等。“反迫害鬥爭”是父親遺文以及中共官方沿用的叫法)。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幾天不著家。他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記述:“我每天晚上用電話把情況報告錢家棟(又作錢嘉東,周恩來兩個外事秘書之一),由他向總理匯報或請示。因為鬥爭很劇烈,我常在辦公室住,有時回家也很晚。”

在香港,年紀稍長的市民至今記得六七暴動,那是香港人一段不堪回首的集體回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最嚴重的騷亂,被形容為一場“腥風血雨”,“香港小文革”。當年負責鎮壓暴動的港英政府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1999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而六七暴動帶給香港社會深遠影響,至今餘波未盡。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不過父親留下大約10萬字“六七暴動”遺文,包括一本“六七筆記”,十幾份“談話記錄”、“交代材料”、“證明材料”、給廖承志和我母親張佩華的信以及十幾篇幹校日記,讓我可以了解一二,近年更集多方之力,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逐步深入研究。

遺文部分已经用於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2012),光波24電子平臺的《向左向右》(2013-2016),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2017),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8)以及紀實文學《蘆蕩小舟》(連載中)等。其中《消失的檔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本章嘗試為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六七暴動的讀者整理概況,盡量詳細。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明令通知港澳工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時隔一年,文化大革命終於還是蔓延到香港。

1967年5月6日,頗具規模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廠方新廠規,怠工抗議,部分怠工工人被廠方開除,廠方並拒絕談判,有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手持《毛主席語錄》聚集。港英政府出動警察鎮壓,引發社會騷動。

新蒲崗人造膠花廠規模頗大,工人在建築物和街道上和手持槍械盾牌的警方對峙。

1967年香港的新蒲崗發生工潮,警方介入鎮壓,與工人對峙。

(圖一: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始:“新蒲崗工潮”。網路老照片。)

5月12日,六天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準備用輿論和群眾集會聲援被捕者及受傷者,由工會出面向港英當局提要求,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這些做法似曾相識,讓我想起父親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一些往事(見第五章兩航起義期間發動群眾支援碼頭工人的例子)。

香港工人當年的生活很困苦,他們的遭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一直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由於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奪權”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無可避免受到鼓惑,一朝爆發,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前的做法,而是大膽越出中央劃定的“雷池”界線。從當時的標語口號文件措施等來看,至少一部分人意在藉機把英帝搞臭、讓英帝像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那樣向左派低頭[2]

聲援活動沒有止於香港,5月15日中央批准了廖承志提交的鬥爭方案,15日至18日,

上百萬人在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北京召開了“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會”,周恩來到會。

海報畫面主體是手持毛主席語錄的工農兵和紅衛兵。背景是各大報的版面,配以口號:七億中國人民誓作港九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北京政府發動人民聲援香港工潮,各大報都發表社論,特別是人民日報6月3日的社論,呼籲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圖二:內地鋪天蓋地的鼓動宣傳對香港“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期間,5月26日,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3]),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目前知道還有監督組、秘書組),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但是在文革特定環境下,當時外交部長陳毅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被奪權,周恩來也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中央對香港方針動搖,內地極左派,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幾方面的合力造成“反英抗暴”失控,把“反英抗暴”推向“脫軌”,有人甚至說“要把香港打個稀巴爛”。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以為北京在號召大幹一場,著手收回香港,鬥爭步步升級。[4]

7月26日,時隔短短兩個月,由於父親多次抵制極左的做法,他被要求“交代問題”,8月5日,被撤離“聯辦”,8月19日,被隔離審查。

8月23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一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

後來毛澤東指示“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反復,周恩來把港澳工委幹部召集到北京,用兩個月為他們冷卻頭腦,持續八個月的暴動在當年年底落幕,在翌年一月在內部會議正式宣告結束。

經過梳理父親留下的大量資料我才瞭解到,在這場暴動中,父親作為龐大機器裡的小齒輪,作為夾在中央核心和香港前線之間的技術官僚,如何竭力避免香港發生更多血腥殺戮。五十年後,有香港人稱他為“守護神”、“恩人”,我明白這不是他個人的舉措,很多重大的事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他對香港情況的了解、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個人品行起了關鍵作用。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三:吳荻舟遺留下來的珍貴資料:六七筆記)

下面幾個事例,證明形勢曾如何“失控”以及父親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救:

一、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搞大規模遊行,準備了一份200多人的骨幹名單。父親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通知他們銷毀名單,試圖阻止他們上街遊行。他認為這是很冒險的,長期堅持,就要保護這些骨幹,而不是暴露他們。

二、香港左派要求:“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父親並收到外貿部門電話報告:“香港有人訂做700打甘蔗刀遊行的時候用”。父親馬上通知無論如何不能運出去,運到甚麼地方就停在甚麼地方。在那本工作筆記上“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的記錄旁邊,父親注明:“我暫止於深圳”。

三、一批海運局護航用的槍枝運到香港,被拿上岸,並說還要更多。香港左派有人說是“中央有指示”,父親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他一方面向周恩來報告,一方面要他們停運,已運去的要撤回來。經查,這些槍是準備武裝幾個據點作為堡壘與港英政府對峙。

四、父親看到外交部一份報告,內容是限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把抓我們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負責。父親認為這樣的做法會令中央陷於被動,他打電話請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報告周恩來,把報告壓下來。

還記得1959年整風期間黃施明秘書長對港澳工委的批評嗎(見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13節)?1959年整風期間,中央曾批評港澳工委對敵人、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1967年這個情形再次出現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六七暴動由罷工及示威升級到使用香港人俗稱“真假菠蘿”的真假炸彈(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暴動期間包括二百餘名警務人員在內八百多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香港警察、英軍、邊境警察和1名中國大陸民兵、左派工人、學生、無辜市民,還有一位電臺主持林彬和他的堂弟被放火燒死),1,936人被檢控,英國檔案資料還記錄了122幢建築物和164架車輛遭到破壞。人命傷亡和財物破壞都寫下香港歷史紀錄。炸彈浪潮等極左做法導致港英搜查工會及左派機構,左派學校以及左派報紙被封。

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父親留下的六七工作筆記後認為:“香港左派錯誤地估計了冷戰期間的中英關係,完全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

他認為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了很多很重要的中方文獻,如果他能諮詢已經公佈的有關這次騷亂的英美外交檔案和許多西方著作,他會更好地理解港督、警察局長和很多香港華人精英鎮壓暴亂的決心和防暴的能力。據他瞭解,當時,大多數的殖民地官員是二戰老兵,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在歐洲和納粹作戰。幾個警察專員都有在塞浦路斯和馬來亞鎮壓共產黨叛亂分子的經驗。一些英籍華人、印度人和倨喀兵(Ghurkhas)[5]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軍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事實上,當時港英當局比英國的工黨政府態度更強硬。在等待來自倫敦和北京的外交信號之前已經採取了鎮壓香港左派的措施。

他還認為,“《六七筆記》是非常寶貴的。在高層會議上,中國領導人1967年5月已經決定暫停任何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周恩來做出這個指示的時候,香港左派領導和六七鬥委會幹部們都在場,不能說不知道中央的指示。除非我們能在北京和廣州查閱到中國的官方檔案,否則,我們不能夠肯定,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共產黨幹部。《香港,1967》引用了許多香港和內地報紙的社論,在1967年6月和7月下旬,這些言論還是很激烈的和具煽動性的。即使北京的決定能夠傳達到香港,香港左派領導人本身是否能夠保持理性並能夠控制年輕的追隨者?如果可以,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沒能避免。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這些質疑,我從父親的遺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1]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是唯一逐字逐句注釋《六七筆記》的書,如有興趣很值得一看。感謝他引用我的原話:“很多文獻已經公開發表,歡迎各位有心研究者使用,我樂見不同版本的注釋,樂見更多人加入研究。”他在書中指出:“吳荻舟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

可惜余汝信寫《香港,1967》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六七筆記》,否則他書中的分析或會有所不同。後來雖然把資料提供給他,他的書卻沒有機會再版。2017年,他曾向我提出“注釋六七筆記”的計劃:

  1. 出版事宜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雷競旋博士與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與牛津大學出版

社聯繫;

  1. 出版的是令尊的工作筆記注釋版(筆記的原件影印版和文字注釋版);
  2. 注釋工作由我做,你審核,署我們兩人的名字;
  3. 由你寫一個背景說明放在工作筆記之前;
  4. 劉智鵬教授寫一篇介紹文章;
  5. 我可再作一個1967年香港大事記,放在工作筆記之後。

我也同意了他的計劃,但是當他從其他渠道得知程翔在寫,遂通知我撤消計劃。沒機會看到不同版本注釋,我至今感到遺憾。

[2] 1978年初由廖承志主持召開的港澳工作會議所做《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1997年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六七暴動作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3] 在原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馬繼森等人的著作中,提及為六七暴動成立的“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和吳荻舟遺文中的“港辦”、“聯辦”一樣,負責人都是羅貴波,任務一樣,但是組成單位人員、領導體制等卻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知到底有多少套班子。想要澄清有待原始檔案解封。

[4] 一般認為六七暴動分三個階段:5月為遊行示威階段;6月是罷工罷市罷課階段,之後一段是放置真假炸彈“恐怖主義”階段。

[5] 啹喀兵:啹喀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僱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一支常備部隊。他們是尼泊爾裔,驍勇強悍候選者年齡介乎17至22歲,身高、體重、胸圍都有嚴格要求,並要通過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和基本英語和數學測試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啹喀兵開始隨英軍駐守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一九六六年年底、如火如荼“造反”的一年將盡之時,在還屬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發生了“一二·三事件[1]”,在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交待材料裡稱此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當時他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以下,是父親交代材料的原文(題目和寫作時間不詳):

這次鬥爭從1966年冬到1967年春。就整個過程來說,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幹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同志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所以取得很大的勝利,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封閉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的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這次鬥爭中,我在貫徹執行毛主席對外鬥爭路線和上級批准的方案、指示時,注意澳葡每次暴露出來的弱點,同時,也注意澳門群眾平時鬥爭少,經驗不多,起來得慢。因此,既要堅信勝利,又要不急不躁,逐步深入,穩步前進;抓住一切機會發動群眾;進行“逐浪高”的鬥爭,把結束鬥爭的條件逐步提高上去,由各線分別提出,最後歸總(一次發覺高低兩套條件同時出來,馬上建議糾正),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下,達到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最高目的。

比如:我們籍組織烈士出殯來調動群眾,擴大鬥爭規模時,看到澳葡不但不敢阻撓,相反非常怕刺激群眾,下令凡出殯行列所過街道上的澳葡機關一律下半旗,群眾愛國鬥爭情緒頓時高漲起來,便把上述的最後最高的條件提出,取得了勝利。

這次鬥爭是由蔣幫搗亂、澳葡縱容引起,所以鬥爭是壓澳葡取締蔣幫,達到目的,就把鬥爭結束了。

在這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提到香港的另外一次“反迫害的鬥爭”——香港“反迫害鬥爭”,

香港“反迫害鬥爭”。這次鬥爭中,我雖然有點怕右,但是基本上是堅持了中央關於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長期生存,充分利用,內外有別等等,和周總理關於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不能影響中央的長期方針,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不能迫中央上馬,還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一場靠當地群眾力量的政治鬥爭等等。看到一些嚴重違反上述方針和指示的極左計劃、設想、行動時,我都建議當時港澳辦公室的負責人加以撤銷、糾正、阻止了。但是,王力之流一開始便加以破壞、幹擾,並通過他們在港澳辦公室的代理人,直接到鬥爭的前沿去背著周總理把劉寧一、王力之流的黑話傳下去,蒙蔽了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搞起了一股極左思潮,偏離了中央方針和總理指示,如果不是總理抓得早,這次鬥爭必將遭到更大的損失。

當時我聽了香港方面向運貨去港的船上要武器,說是“有中央指示”,我很奇怪,曾對交通部方面介紹來的、廣州海運局來反映情況的兩位同志說:中央有指示,一定是通過辦公室下達,我們沒有下達過這樣的指示,可能是香港方面看到港英屠殺同胞著急了,船上的同志聽到港英屠殺同胞,基於義憤把槍給他們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今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請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一下。後來,武器建議撤出來了。

現在清楚了,所謂“中央指示”就是王力說的“要搞點槍下去”(記不准,見外交部最近發的批林材料)。

父親由於中途被停職,鬥爭的後續發展和如何結束,他並不知道。

這次的鬥爭目的沒有那麼清晰,而且隨著“文革”的“深入”,極左的影響波及了位處邊陲的香港,事情變得很複雜,連周恩來也控制不住形勢了。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的李後說過:“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次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二十八萬,減少到十八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五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盛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損失有多慘重,看過本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就知道。難怪有一種說法:經過六七暴動,幾十年的努力全部歸零。

五十年後,關於這次“香港反迫害鬥爭”,被揭發出許多材料,許多父親當年不知道的內情,也已經許多專家學者以及傳媒工作者發掘和研究,我會在下一章《一九六七》中詳細講述。

講一下小孩子記得的1966年吧。1966年初夏,我12歲,小學6年級畢業考試後等待升中考試,沒想到等來“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而且一停就是一年多。我們在學校(北京市西城區青龍橋小學,現在已經併入北京市育民小學)期間沒有發生很嚴重的鬥老師、打砸搶行為,至今老師同學大家見面還感到慶幸。

8月,全國開始“大串聯”,大批南來北往的紅衛兵住進我們學校,教室變成宿舍,桌椅變成睡床。我們則在駐校“軍宣隊”解放軍指揮下幫忙接待:帶紅衛兵登記,領取被褥和餐券等等。我家住的國務院宿舍也有接待紅衛兵的任務,記得那時候來自廣東一帶的學生冬天還穿著單衣,打著赤腳,我們幫忙安排他們到哪裡睡覺、到哪裡吃飯、到哪裡洗澡。

“停課鬧革命”期間有兩件事我一直忘不了。第一件事,我們幾個小孩子在其中一位同學家聊天的時候,她哥哥進來,給我們講解為什麼要組織那麼多個紅衛兵組織。他把一個墨水瓶往桌子中間一放說:“你從這邊看,我從那邊看,就可以知道墨水瓶的全貌。”我有點納悶:為什麼不可以繞著墨水瓶走一圈看清全貌?但是大哥哥振振有詞,我一個12歲的小孩懂什麼?

第二件事,還是那個同學,有一天她主動交待:“我問自己,敢不敢喊反動口號?然後就在心裡喊了——打倒XXX!”。這下子,她為自己惹了大麻煩,不許回家,挨批判,聽別人對她喊:“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這麼多年過去,我記得她的名字,惦記著她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不止一次想,她應該是一個有想法不盲從的孩子,她的人生之路恐怕也不會雲淡風輕。

到了10月左右,我們幾個小學生萌生了也要去串聯的想法,擔心北京火車站不讓小學生上車,於是背上背包,打算徒步走到天津,不過半路截了順風車到達天津,從車窗爬上擁擠不堪的火車,睡在椅子底下過夜,到上海打了一個轉。當然,我們也就是湊一下熱鬧,到處看看大字報,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是位漂亮的南京女孩,通信很久,八十年代她向我求助,我給她匯過錢,後來我去南京還去看她,結果發現她騙了我,這才停止交往,此乃題外話。

近百人的集體照,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吳荻舟作為港澳小組一員身在周恩來接見現場。

(圖一  1966年11月總理周恩來接見港澳代表訪京團,吳荻舟身在現場,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宿舍大院因為名人如雲,很多大人受到衝擊,至今發小們仍在回憶誰家被抄,誰的父母自殺,誰家孩子打死人,抓起來了,誰曾半夜逃到鄰居家躲避追捕。我還記得半夜三更院子大鐵門被砸得山響,各派紅衛兵包圍大院抓人批鬥, 我們只敢躲在窗簾後面張望。

下面是宿舍髮小們的一些難以證實的可怕回憶:

1966年8月份一個下午,一名和善的老奶奶低著頭站在宿舍辦公室門口臺階上,鮮血從她花白的前額上流下來,她是大院髪小的姥姥,也是大院居委會的文化教員,據說她向居民大媽們宣揚了三家村的燕山夜話。我們的一名同班同學(小學六年級)手裡拎著一條軍用白鐵頭帆布紋武裝腰帶,站在可憐無助的老人右手邊。後來這名同班同學說:“那時我們還未成年,難免做一些錯事,蠢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悔不及!”算是認錯吧。

1967年春天一個下午,35中紅衛兵頭子(住本院,姓沈)帶領七、八名紅衛兵,“代表”西城區紅衛兵到院子裡來組織群眾大會批鬥“大叛徒”包惠僧(一大代表、後退黨,歷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國務院參事)。會場就在我家樓下露天戲臺,會上發言、大喊口號的幾名家屬老太太還動手打了包惠僧幾個嘴巴子。沈一看形勢不好控制,趕緊宣佈散會。回憶者記得包的老伴眼神焦慮站在後面馬路邊上,他說一輩子也忘不了她的眼神。

院裡最先因被批鬥不堪折磨自殺的是2組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然後是也住2組的國務院參事陳達邦,他是抗日英雄趙一曼的愛人、長征女紅軍陳琮英(開國中央五大書記任弼石的夫人)的哥哥,曾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老黨員。再有是住19組的一機部汽車局彭局長,不堪被造反派折磨在單位跳樓致死。

16組一位髪小的母親從四樓跳樓自殺身亡。

10組閻寶航曾任遼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1967年11月被抓,68年5月在審訊中遭腳踢、毒打,陷入昏迷,送院死亡。他老伴高素是大院居委會委員負責到各家查衛生。其兒子閻明復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89年後降職使用,到民政部當過副部長,當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可能還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當過社長。

不過在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母親一再叮囑我和二哥、妹妹不要出去惹禍。

當然,除了“受衝擊”,這個大院本身的能量也是很大的。髪小們記得,文革一開始,大院裡不少大哥哥大姐姐從學校拿傳單回家,比如《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等等。大意是天下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們就是要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等等血統論的內容,應該和這個大院的孩子本身的優越感很有共鳴。孩子們接受影響、擴散影響,打倒別人的父母,然後自己的父母也被打倒,一朝當上“西糾”、“聯動”,沒幾天又被抓被關,飽嘗翻雲覆雨的滋味,很多發小的人生都顛三倒四。最後有多少人反思,多少人回歸正常人,不得而知。

我家多次被“抄家”,與香港沾邊的證件和照片大多被沒收或被毀,古典音樂的黑膠唱片只餘一地碎片。父母吩咐我燒書,那都是家裡收藏的中外名著、民間故事和童話,分門別類裝在精美的硬殼紙盒裡。我坐在廚房一角,身後是一座“書山”,燒煤球的大灶燃著熊熊火光,看一本燒一本,看一本燒一本,幾天才把它們燒完。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們偶爾會閃出來告訴我:“你知道這個故事”,僅此而已。由於當時囫圇吞棗,我不但不記得作者、出版社和年代等等基本信息,連故事也常常混淆。所以我從來不敢“掉書袋”,雖然後來又看了很多書,但是總覺得自己知識結構有缺陷。

[1] 澳門一二·三事件:葡萄牙人十六世紀中葉起獲准居留澳門後,明清政府在澳門繼續行使主權,設有衙門、海關、稅館等。但是1846年葡萄牙駐澳門總督一改百年做法,不單武力驅逐中國政府衙門,更在1887年逼迫沒落的清政府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從此葡萄牙全面殖民管治澳門。1949年後,中共對香港的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適用於澳門。一二·三事件幾乎可以說是澳門歷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反對澳葡政府的事件。那年11月中旬澳門離島發生騷亂,起初只是建築工人在華僑盧氏捐出興建學校的三棟平房屋頂上清理危險瓦礫,因為政府並未批准興建學校的規劃,政府派出手持藤盾和膠棍的警察鎮壓,事態擴大,12月3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由於歷史原因,澳門左派力量比較強,澳葡政府被迫簽了“認錯書”。事後葡萄牙政府喪失了在澳門的管治威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實上控制了澳門,左派勢力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事件期間,香港左派曾經組織幹部前往“取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不能自己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1966年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接見紅衛兵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 不能自已

這時候,中影除了他們的“紅色造反者”外,還有“紅軍”、“公社”、“孺子牛”、“延安”和“紅色青年”等眾多組織,“周圍在醞釀著一場大的鬥爭”,不斷在“分化”、“團結”、“推過去”、“倒過來”,群眾和幹部、群眾和群眾互相炮轟。

3月15日母親記述:“到公司後(星期一)看見紅軍的大字報(延安也附和)說不該解散黨委、支委、團、工會……後來政治處被公社加了封條,我找到了第一號通令,上面寫的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因此我的發言:(一)1.如果錯了,我願在將來受黨紀處分;2.我翻閱主席著作,瞭解黨委的定義,等於一個班,班爛了,是可以解散的;3.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4.社論說奪黨政財文大權,不解散,如何叫奪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必考慮措辭;(二)看了紅軍的大字報,5.不該奪權,那麼該恢復了?是有職無權呢還是有職有權?那還奪什麼權?6.公社封政治處,是反奪權的信號。紅軍的大字報,是為反奪權製造輿論,根本是要復辟;7.黨章在,黨的組織在,只要黨員認識統一,思想統一了,他們就會開會重選支部,甚至黨委,任何人不能干涉。”

有人很左,“沒了政策,就是圖痛快,一天一張大字報,弄得這幾個青年眼都紅了,幾乎認不得我們,我已成了他們眼中的保守份子。他們的冒險主義思想是危險的!不能不警告。”有人同意母親的意見,有人指罵她“不配做黨員”,有人說母親在“紅色”內部起不了什麼作用,“你的理由沒有說服我,你應該暫停職務”,也有人替母親擔心。有人拒絕去搞“黑頭”的工作,說“搞不過這十個老滑頭”、“老狐狸”,想站在中間,等到“適當時機”站出來;有人很聰明,不肯鑽進去,要站在圈外。

眼看一些“老運動員”怎樣保護自己,母親還是不放棄:“‘紅色’的危機是‘我’字當頭,單純軍事觀點,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左傾冒險主義,置群眾意見於不顧。”她恨自己不會寫大字報,責問自己:“我為什麼不能克服,幾宵不睡,寫不出來嗎?”

母親和她的戰友輪番談話,有的人竟談了九次……“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的心很不平靜,我很怒!很不通!為什麼你們自己不行動,卻指手劃腳,這不滿,那不滿,人家是危機,有錯誤,需要的是鬥爭,是幫助,是以對黨負責的態度去工作,去克服困難,不是為我擔心,是為黨的事業擔心!”

她的談話似乎產生了一些成效,幾位戰友有所統一,3月17日她寫道:“基本態度1是參加進來,熱情幫助,應該肯定核心的這幾位同志的優點,長處和過去的功績。拉他們一把,更何況他大方向是對的。2他們只是普通群眾,馬列主義水準有限,能力——階級鬥爭的經驗、組織能力、政治水準都有限——他們現在也幾乎拿出吃奶的力量,而我們黨員卻沒有人出來像他們那樣造反,對比之下,也該有愧。3現在,不少同志怕麻煩,怕責任,工作不敢做,我們應該承擔起來。否則,他們幾個人,怎麼搞呢?我以為對他們,只有在他們明顯地不按主席思想辦事,不按照十六條辦事時,我們才能改組,現在,不能說,只能仁至義盡地保護、幫助、提醒、開展批評自我批評。”

看得出來,1. 雖然“紅色造反者”只有十幾個人,但是能量不小,在幹“大事”,母親還負一定的責任,壓力很大;2.母親很“正統”,沒有歪門邪道,沒有為自己著想。3.他們的目標是推動三結合,為此還相約到中央文革北京組諮詢。

接見他們的是一位解放軍,當母親問:“觀點一致的時候,黨員還可以結合起來嗎?”他說:“我黨有總政策,也有具體政策”,“一定要和群眾結合,吃透兩頭——一頭是社論、政策,一頭是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要旗幟鮮明,起作用,發揮黨性,緊密地和群眾在一起”。他模棱兩可,並沒有直接回答黨員是否可以結合,母親卻覺得他的話說明自己的看法基本是對的,增加了自信。

3月19日是星期日,“昨天去清華大學串聯,下午又到‘八一’中學參觀‘聯動’展覽。‘八一’是個高級軍幹、革幹的子弟學校,孩子三歲入幼稚園,初中畢業出來,就住在這個養尊處優的‘大觀園’裡。這個‘大觀園’,原來是個王府,解放前是(同仁堂)樂家的別墅,樓臺亭閣,有半個頤和園大,孩子們從家到校,十幾年,完全脫離社會、勞動人民,成了特權分子,這就是‘聯動’孩子們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的由來。把學校破壞得一塌糊塗,罪行累累,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後,這些孩子不是修正主義的接班人、中國不變顏色才怪呢!”“清華‘井岡山’正批判‘論造反者’(出身論)。”

人群圍觀從許多人家被沒收的“四舊”——家傳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所有被認為“四舊”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鼓勵“破四舊”。

(圖一:破四舊——文革中由毛澤東鼓勵、被造反派發揮到極致。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幕:人群圍觀抄家“成果”,各種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任何造反派看不順眼的東西。)

下午又有人到家和母親談話兩小時,母親寫道:“我沒考慮談話的技術、分寸(當然不是一點沒有),因為那麼一想,我就要失去談話的勇氣。我把對大聯合、三結合,對公社的分析,對中間人物的看法,對‘紅色造反者’的內部四分五裂、我的這個召集人的作用等等,都和他談了。”——原來母親是召集人,怪不得壓力那麼大——“忠言逆耳,也許他們和我一樣,也是頑強地認為自己對吧。”

母親的日記裡多次出現鄺志良鄺叔叔的名字,母親就是和他“談了九次”。其實不止,此後,在母親3月23日至4月21日的日記裡,鄺叔叔的名字更頻繁地出現,記得母親晚年和這位叔叔常常打電話互致問候。

3月23日,是個星期三,母親請病假一天,鄺叔叔來家裡談了一上午。母親寫道:“他今天交心了,對我在‘造反’後直到奪權那一段沒找他很傷心,生氣。因為那時他最需要人家的説明,而我卻過門不入,他把我找過他幾次,如何說話,等等都記下來了。記得真細!我哪想得到!他先聲明,有怨氣,話會很重,要求我聽下去。我聽了,我肯定他講的好,講了我就放心了。對我是擊一猛掌,是同志式的,但也是我政治水準低的大暴露。這是一面,另一面,我認為他也不主動,我看得見他在避我。又說自己要理出思路,理清自己的問題。我瞭解他的心情,因為我這一段也孤單,因為只是我主動找他,他沒找過我……過去我也找過他,說明今後雙方都要主動。這次談話,對以後合作有好處,我們的信任應該說更進一步了,但我太粗了,幾闖大禍。今後該怎辦呢?還是主觀太多,群眾觀點太少,政治太少。”

他們約定分工去和別的戰友談話,把幾個人都聯合起來。鄺叔叔告訴母親某人對她的意見,母親一聽,“嘿!豈有此理!”“過去他是非‘紅色’不參加,沒被吸收,現在狠命的出氣,把我也夾在裡面”,“前一天還說時機不成熟,不能動,今天我們把時機弄熟了,你立刻長了牙,咬人了。”

母親約大家一起分析形勢,列舉了“兵團”奪權至今的錯誤:

  1. 地位變了,是主要矛盾方面,回避了這一點;
  2. 繼續抓大方向——鬥批沒抓緊;
  3. 繼續抓大方向——大聯合、三結合沒搞好;
  4. 說“戰略上右了,戰術上左了”,豈不全錯了?實際上是單純軍事觀點,矛頭對的不是當權派,是群眾,危險得很;
  5. 和公社的矛盾僵了;
  6. 核心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隨便給人扣帽子,沒有群眾觀點;
  7. 不認識錯誤,不接受別人意見,整風會上別人提意見,立刻解釋

……

母親發言簡單說了一下自己“造反的經過”,“中間看得到的問題也提了意見,有些錯誤自己也有責,但是,到目前已在‘紅色’無所作為,已幹了,思想改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為了顧全大局,我認為目前還是要支持他們,幫助他們,鼓勵他們,有人說該撤換他們,目前不是時候。他們不冷靜,沒有政策觀點,把自己引上危險的道路,我們如何幫。”“目前大方向:三結合,大聯合,鬥資、當權派,如何抓?雙方僵了,什麼也做不成。幹部也不敢亮相,如何解這個結?幹部在三結合中必須首先鮮明地站在革命群眾一邊,現在我們有兩派,兩派都有錯有對,誰是革命的,他們不敢下結論。大聯合,‘兵團’一個勁的打,僵了,合不成,有了成見。是革命的幹部,對這個現象該有一個分析,一個看法,研究雙方分歧的性質,如果主要是認識,應該促使雙方接近,聯合,而不是抹稀泥、觀望,或火上加油,這是完全錯誤的。”

大家同意母親的意見,說要分頭進行。

母親寫道:“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不能自已,停不下來,我一心一意要戰鬥,要搞好。”“只是心裡激動得不能自已,哪裡來的這種感情?”

母親似乎沒意識到,這是她積攢了幾十年的革命熱情。從1938年在抗宣一隊被父親勸退養家,到1948年在新加坡被父親“丟下”(詳見第三章和第四章),如今遇到這個“大革命”的機會,四十年的熱情一朝噴湧,也難怪她不能自已。

可是情況比她想的複雜得多。3月27、28日,她看到她的戰友們在樓上開會,特別是下午,已經在討論成立新組織,宣言內容等等,卻沒有一個人向她解釋一句,看到她,包括幾天前還曾向她“交心”的鄺叔叔——據說是“主席”,大家都不出聲。

“看來我的困難處境近在眼前了,要有精神準備。”

28日中午,母親和鄺叔叔再次談話一個半小時,晚上,再談。鄺叔叔質問母親對他的看法,說不理解母親,問她“對兵團的擁護有沒有界限?如果它一直滑下去,難道我們也跟?”他“奇怪和責怪”母親為什麼不參加一個新的“不站在這邊或那邊”的組織去促進他們的大聯合。

母親“以誠實的態度、誠實的語言向他說明:我不參加,他們也不要。”一邊是“革命造反派”,一邊是“保字號”;戰友們表面上有商有量,卻

存在許多矛盾:誰“私心”多一些,誰“一盆漿糊”,誰“總想有人給打保票”,誰“翻臉翻得快”,誰“投機”,“和稀泥”。

引號裡的都是母親的觀察和記錄,讓我們窺見文革期間人們的紛紜百態。

母親認定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深感“一個腦子不夠用。心死了嗎?碰了釘子,一出門就栽了!”

但是母親很頑強,很有鬥志,3月29日她去參加批判肖望東。在文化部大院裡,“保字號衝擊了三次,我們能批判肖,是總理批准的。他們衝擊時,我們保衛,我也去‘吃了一口梨子[1]’反擊一下,丟了一隻鞋,但是親身體驗了一下。”

母親寫道:“原來階級鬥爭是如此‘無情’。不要緊,我要補課,一定要‘親口吃梨子’,別人笑駡由他。”

晚上鄺叔叔來電話,他們還可以交換意見。那個晚上還有另一個電話找母親,說有人冒充母親的名字打電話給鄺叔叔挑撥離間。母親寫道:“有趣,也太複雜了。如果我在20年前這樣過就太好了。現在遲了。”

20年前,即是40年代,母親果然對未能如父親般早早投身革命耿耿於懷啊。

4月4日,“首都電影界革命派聯合委員會成立,共有九個單位參加,我們的兵團為成員之一”,那就是說,母親他們的努力還是奏效了。但是一直到這個筆記本最後一頁,都可以看到暗湧不斷,人人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唯我獨尊”,母親始終處在被抱怨但又有點重要的微妙位置,4月6日,“今天中午和‘紅色’四個頭頭談了一陣,實際上是我談他們聽。”

母親似乎是在如履薄冰地處理著每天每時的重重危機,4月6日晚上鄺叔叔來電話時母親說:“對錯誤,我以為過去幹時,就是那個水準,今天回顧認識了缺點錯誤,總結了幾條,為的今後改正,繼續工作。今天再不吸收經驗教訓,是不可恕的。”“鄺同意這個意見。”

這個本子最後一篇,4月21日,星期五:“今天下午2時-9時,和鄺在家裡‘閒話’。”在漫長的7個小時“閒話”之後,母親這篇日記內容有點總結性質:

1分析了公司運動形勢——兵團方面、公社方面,文化部,社會上。檢查了兵團優缺點,特別對缺點的看法。”“我們要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我們國家出的事情,理解毛主席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些矛盾,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群眾有了缺點錯誤,該怎麼看?群眾已承認了錯誤和改正了錯誤,就是前進,前進道路上的缺點,要用正確態度對待,不能死咬著不放。

2公社對我們的看法:a.公司階級鬥爭的蓋子沒揭開(17年來的)。b.我們是保護舊勢力,所以打擊解放軍,因為他們是勢不兩立的。C.兵團的一小撮人是不可信賴的——唯出身論。公社的這些觀點,是“進口貨”(外面抄來的)。我問,怎樣才叫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呢?

3對“學習小組”的看法,他很頭疼,但沒準備立刻放棄。我告訴他,旗幟必須鮮明瞭,路是毛主席指出來的,但要我們邁步走,有的人走得到,有的人走不到,有的人不動,有的人走反了,有的人跌倒了爬起來再走,有的人就此躺到了。看人要從本質上看,現象已經太多了。

4對兵團內部一些問題的看法。兵團的形勢大好,人心安定,核心穩住了,看得見是學游泳,是前進中的困難。

5我勸他到兵團來,工作需要人,不要投公社,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幹,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不能包辦。

最後我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筆記本淡淡的墨蹟,承載著濃濃的時代烙印。今天我已無從知道中影那些群眾組織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些人事如何發展變化。更多的是看到那個年代的混亂和母親的單純。我相信她學到東西了,否則不會在許多年後對“紅色造反團”整的黑材料說:“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詳見第五章)。

 

[1] 吃梨子:指毛澤東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