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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7兩封家書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7 兩封家書

除了證明材料、交待材料,我手邊還有逾百封父母和家人親朋的通信底稿、申訴信底稿。那年月,沒有影印機,他們經常使用複寫紙,甚至用抄寫的辦法留底。寫什麼都寫草稿、留底,反映了他們是多麼小心翼翼的人,因為那個年代,說錯話後果會很嚴重。不過正因為他們小心留下底稿,多年後,我知道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事。 

本篇整理了父親吳荻舟寫給母親張佩華的兩封信,一封是1970年從幹校寫給母親的,當時母親在湖北咸寧文化部的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在信裡他回顧了1967年中國的種種極左現象,只是部分內容涉及香港1967,但是對瞭解1967的背景十分有幫助。父親在很多信件或者筆記裡都有涉及相關內容或者反思,不過到目前為止,在我已經閱讀的資料裡,這封信比較全面地體現其處境以及看法。另一封有第1、2和6、7頁,沒有3、4、5頁和結尾,根據信中一些家事內容判斷,寫信時間是在1973年3月期間,在6、7頁裡提及“六七暴動”以及他當時的處境,所以也把有關內容一並放在這裡。

這是吳荻舟的一封信的手跡

(圖一:吳荻舟給張佩華的一封信首頁。)

父親寫給母親的信(1)

1970年4月19日,父親給母親寫信,應母親要求談談“極左思潮67年在北京氾濫時有些什麼樣的具體表現”。當時父親在國務院直屬口(寧夏)平羅五七學校勞動改造,接受政治審查。六十幾歲的人了,負責全班內務,挑水、打掃,同時管理全營的菜窖,天天倒騰白菜蘿蔔大蔥。在寫信這天的日記裡,他說:“13-18日病了,渾身疼痛,鼻子又長了癤子,走路都震得很痛。”同一時間,母親是在湖北咸寧文化部幹校勞動改造,她也五十多歲了,扛著鋤頭下到齊腰深的湖水裡,踩著淤泥“圍墾造田”。

父親在信裡說:

(1967年北京極左思潮)最高潮是5-8月,這期間,我的注意,主要集中在港澳反迫害鬥爭上,幾乎脫離運動,後來又住進外辦去了,那就根本與運動隔絕了,所以這次參加單位批極左抓“五一六”運動,許多事情,聽來,就像聽新聞一樣。

1967年春秋之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革命群眾組織(指沒有壞人插手、而自發出現的),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領導),便出現了一股“左”的、派性的、無政府主義的行動,所謂的革命行動,其實指導思想就是小資的“左”傾思想。當時,我們也覺得許多過火行動都被自封為革命行動,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幹,一個團體的領導人說了就算。其實許多提法都離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違反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離開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政策。他們經常愛唱這樣的一句話:“造反就有理”。好像只要造反就有理,這是錯的。這句話實際是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馬克思說的“造反有理”,是對資產階級、對反動統治造反有理。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祖國,就不能籠統這樣說了,必須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

    由於當時有些群眾、群眾組織在小資產階級的這種極“左”的思想指導下鬧派性,強調自己是革命的,強調自己的這一“派”是革命的,不管黨的政策,不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自己的行動,固執地說自己的任何行動都是“好得很”,“革命得很”,所謂“唯我獨革”,把別人都看做“老保”。對自己的行動不加分析,對別人的行動也不加分析,總是把自己說成革命的,把別人的都說成是不革命的,保皇的。

    本來,一個好人犯了這種認識上的錯誤,經過支左人員、軍工宣隊一幫忙,兩方坐下來一學習,開個學習班,提高了路線鬥爭覺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檢查自己,別人的缺點錯誤讓別人自己講,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統一起來,兩個革命組織就聯合起來了。可是派性作怪,硬不肯聯合,有些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一時面子問題,覺得自己一貫革命,忽然要自己檢查某些行動是錯的,或反動的,他就不幹,就堅持,就硬不與別人坐下來談,硬要別人向他靠攏,這種人當時愛唱“以我為主”的聯合,否則不幹。或則,談條件,聯合就要一邊一個,爭論不休,結果也是聯合不起來。

這些是指那些未受五一六分子所掌握把持或被五一六利用的,只是小資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革命組織而言。當時我記得中央強調雙方都是革命組織,一碗水端平,就是指這樣的革命組織(如果有五一六把持的又當別論了)。

    當時,社會上曾出現過以下這些具體表現,極左思潮的具體表現(行動上表現出來的):強調“群眾有自己的領導”,“不要党的領導也可以革命”,“把所有的領導幹部都靠邊站,由群眾安排”,“砸爛一切機關”,“亂揪一陣”,“一切群眾說怎樣就怎樣”,“甯左勿右”,“燒英代辦處”(這行動可能有五一六分子在插手),“衝檔案找黑材料(不是五一六反動分子指揮下搶國家機密,如果是為搶國家機密,那就是五一六反動分子之所為了)”,不願意聯合,搞武鬥,抄幹部的家,鬧派性,搞打砸搶等等。

    這些小資產階級思想指導下,社會上出現一股極左的風氣,到處出現上述的行動,這就是極左思想氾濫的潮流,就叫做“極左思潮”。

    這股思潮影響極廣,不僅許多領導人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覺悟不高、毛澤東思想不起統帥作用(口頭上也說毛澤東思想掛帥)的革命團體受到影響,怕做老保,怕右傾,跟著起哄,一些個人也受到影響,怕做老保,怕戴右傾帽子,於是也跟著走,認為左比右好,於是看問題,定調子寧可定高點,甯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狀態也出現了。於是明明看不順眼的、覺得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也不敢提意見了。自己也跟著走,這是受了社會上那股極左思潮影響。

    以上是指單純的、根源由於小資產階級世界觀未改造而產生的“左”的思想,互相影響形成一股風氣(潮流、極“左”思潮)而言。這些思潮影響下的上述行動,當然是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當然是錯誤的。

    一些革命群眾組織的這種極左思想,被五一六反動集團抓住作為掩護,有的安排了它的人,推波助瀾,有的,它就通過接近它的某些個人,壞人作為它在該革命組織中的代理人,利用群眾在那裡搞風搞雨。這就複雜化了,這個革命組織的行動,就不是單純的由於小資產階級“左”的思想指導幹出來的了,而是夾雜著五一六反動分子別有用心搞出來的因素了,它的目的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以達到它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

    當時由於王關戚、楊余付、肖華等五一六反動集團分子未被揭發,許多革命群眾組織、革命群眾都被利用了。

犯極“左”思潮(錯誤)的人,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不同的。因此這次運動的口號叫做“批極左,抓五一六”。“極左”思潮屬於批的範疇,五一六分子就要抓了。批就要查根子,一查根子就把五一六分子暴露出來了,就抓住了。問題就清楚了,比如火燒英代辦處,我們當時就不以為然,這是違反了毛主席的對外政策的,聽說已查出,當時就有五一六分子在場指揮,而絕大多數群眾是受了“極左思潮”影響和對英帝迫害港澳同胞的憤怒情緒下去參加的。

    記得當時到處沖解放軍我們是不同意的,曾寫信給小牛[1],要他千萬不要跟著人去衝。當時我們是不瞭解這是反革命五一六集團妄圖破壞“長城”[2]的陰謀。在5-7月,我在工作上,也感覺到有股“左”的情緒在干擾,受到衝擊,個別問題上我根據過去中央定的方針加以阻止了,但,有的也怕右不敢阻止。這也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

在信的末尾,父親說他正在為了全營戰士及家屬5、6月還能吃上大白菜和圓白菜、大蔥等新鮮菜動腦筋,千方百計保管存菜。

    父親提到的五一六集團是怎麼回事?上網輸入“五一六集團”、“五一六分子”這些關鍵字,約有四百萬條相關結果,有人披露當年的中央文件,有人像寫演義,眾說紛紜,不能盡錄。

簡單來說: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原指北京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群眾組織,該組織在1967年8月間曾散發攻擊周恩來的傳單(當時外交部部長陳毅已經被奪權,外交部有一個多月幾近癱瘓)。

  毛澤東在1967年9月8日指“五一六”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曾經發表過針對周恩來的講話(即“王八七”講話[3])並號召外交部造反派奪權的王力、公開說“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是主席、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把周恩來排除在外的戚本禹以及關峰[4]先後被當成“五一六紅衛兵兵團”後臺抓起來。楊余付(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也在政爭中被當做五一六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在全國開展了長達數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一場全國性打擊異己的大混戰,數以百萬計的人遭到迫害。直到1974年開始批林批孔,才換了個名堂繼續搞運動。

父親在當時是不知道這些情況的,但是父親小心翼翼把“別有用心的人”和“犯了錯誤的好人”分開,他自我批評:“在5-7月,我在工作上,也感覺到有股‘左’的情緒在干擾,受到衝擊,個別問題上我根據過去中央定的方針加以阻止了,但,有的也怕右不敢阻止。這也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批評包括自己在內的“一些人怕做老保,甯左勿右”,還說“在今天不能籠統提“造反有理”——這幾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在被文革大潮裹挾、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他還是與人為善、嚴於律己,有底線和原則。

而在這封信的副本上,有母親1998年2月寫下的批語:“現在讀,很傷心。根本問題是偉大領袖自己“方寸”已變,你再聰明,讀好馬列也提高不了什麼認識,活下來就是運氣了,哀哉!”

張佩華在吳荻舟信的右上角批語

(圖二:張佩華的批語。)

給母親的信(2)

……孔[5]還對我說,外交部(他們上次)的批示已不作數了。這就說明,不能不重新考慮了。我也不怕有什麼別的更壞的結論了。只要重新考慮,就只有一個前途,恢復我的組織生活,但,可能來一個下台的處分。等著吧,一分為二,如果,只是下台,那也就算了,否則,我上告到中央去,我1948年恢復組織關係,工作積極有成績,這是肯定的,而且沒有什麼錯誤,連批評也沒有挨過,相反,一些人對黨犯不少錯呢。比如港澳辦公室的那些人,燒英代辦處,羅貴波是親手炮製之一,七月的一次同類性質的東西,我都提出相反的意見把它從總理的秘書那裡撤回來,他們的陰謀未得逞,這點總理不能不知道,我已揭發了。寫了材料。所以支部才說,“吳在港辦是沒錯的”,那我還怕什麼“不好的重新考慮”可以來臨呢?所以我等著重新考慮,現定星期五談。

  我的藥,不吃有很多天了,一點情況也沒有,我看可以不理它了,最多我隔一些時候服它十幾服,這樣維持它不發(病),什麼事都沒有了[6]

  你的問題解決了,就好了。

  你來信說,怎樣對孩子說(現在只有我的了,你的已不存在難說的問題),我看,也沒有什麼可難說的,他們回來了,我把全部材料給他們看就是了,結論我不接受,就說明一個問題,他們會理解的。拖就拖吧,老是急,我們還想多為黨做幾年,急死了才冤啦!革命,就是要有犧牲,冤枉死的,對黨也不該怨,這是我的思想!……

這是吳荻舟家書其中兩頁,沒有寫信日期。

(圖三:一封有頭沒尾的信,估計寫於1973年。)

  這封有頭沒尾的信告訴我三件事:

  • 父親的審查拖了近十三年,反反復復。但是其實經過幾年的內查外調,支部早已經有結論:“吳在港辦是沒錯的”;
  • “燒英代辦處,七月的一次同類性質的東西,我都提出相反的意見把它從總理的秘書那裡撤回來,他們的陰謀未得逞”,再次佐證直接導致父親被停職的原因。
  • “革命,就是要有犧牲,冤枉死的,對黨也不該怨,這是我的思想!”一邊“不怨”一邊拒絕在歪曲事實的“結論”上簽字,看似矛盾,卻讓我見識到父親對“實事求是”的執著。

[1] “小牛”是我大哥。

[2] “長城”指解放軍。

[3] 王八七講話:指王力1967年8月7日對外交部系統造反派的講話,王力在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陶’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後來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王關戚被當做“得意便猖狂”的“小爬蟲”處理。

[4] 如前所述,王關戚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文革初期的紅人和幹將。

[5] 孔:指孔筱,和吳荻舟同為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後來到國家旅遊局任職副局長。

[6] 吳荻舟在幹校患上高血壓、心臟病以及膽結石,幹校撤消前夕批准他回京養病。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證明材料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證明材料

    父親吳荻舟1967年7月26日被通知要交代問題,1967年8月5日被停職,關在“養蜂夾道”隔離審查,1969年初夏解除隔離審查,11月下放到寧夏幹校,1972年因病重被允許回京,1978年“解放”,1979年才“平反”。

 父親在幹校期間,除了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參加學習會、批鬥會、寫檢討之外,還要寫很多“證明材料”,一一交代他過往所做過的事、所認識的人。通常如果外單位來人(外調人員)要他寫證明材料,都會給他提供一個「調查提綱」,列明要他證明什麼。比如認識某人嗎?這人的背景,和這人認識的經過,共事多久?其人表現如何?等等。又或者問父親什麼時候做過什麼事?當時的細節?他必須圍繞這個提綱去回憶,然後寫出書面材料。

在1971年10月24日的幹校日記中,他記錄了外交部給他的一個提綱,提綱要求他回顧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期間的詳情。而我幸運地找到他就這篇日記所述外交部提綱寫的證明材料底稿,綜合在一起,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個案看。不過因為年代久遠,他當時又是用複寫紙謄寫副本,副本字跡已經褪色,有些字句模糊不清,下面引文中只能用“……”表示。

先看1971年10月24日的日記:

今天上午我問班長什麼勞動,他告訴我昨天星期天參加脫粒勞動的,今天補休息半天。

我用絕大部分時間給外交部提出的有關港辦的幾個問題的證明材料做準備回憶和起草。

1. 是誰在總理面前(1967.6.28)說廣州軍區在第一次沙頭角事件時把機槍後撤?

2. 我是否在6.8批過一個便條(電話稿)說朱楊當天回去,要派人接車,又說,總部署中央已經批准,馬上行動起來,我改了哪些字?提綱還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是誰提的,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是怎麼說的?還說通知方案已批准的意見是誰提出的?這便條是誰寫的?

3. 6.20復工委關於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除海港、公共汽車之外,還加上貨車、船塢等部門的覆信,內容大意是什麼?何人起草的?內容意見是誰提出來的?經過會議討論過沒有?會議有什麼人參加?

4. 7月薛平被捕後,港辦曾開會討論過對英提出照會限24(或48小時,記不清)的意見,會議有宦鄉及部監督小組王和奧等二人參加。這次會是吳接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當時總理辦公室的指示是怎麼說的?有沒有提過什麼具體意見?會上提出限期照會的經過是怎麼樣的?

5. 關於香港大罷工的問題,據說6月23日廣州的四處林某等人曾用四處名義向港辦發了一個電話,認為香港鬥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有無此事?當時港辦如何考慮的?討論過沒有?港辦對於工會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考慮過沒有?

這些問題,記得已經寫過一次,現在說是要一個一個分開寫,我想了幾天,有些具體事還是想不起來,有些,可能當事人或者別的證明材料有混淆。比如說總理辦公室有電話指示後才召開討論會的問題,可能就是第一次總理自己打電話問對薛被捕採取過什麼措施沒有,如果是那次,那倒有。羅說過外交部辦公廳一早接到總理親自打電話問到此事,但,當時已經採取了措施,港辦並未為此單獨開過會。7月下旬的那次會是羅去廣州開會,辦公會交由宦鄉主持,照會問題是宦鄉提出來的[1],我事先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的什麼電話指示。這顯然是把兩次事混起來了。也許有人的材料亂寫引起。

想搞清楚一個問題,可真不容易,這才不過三五年的事,像我的問題,幾十年了,不就更難嗎?如果弄清了,我真要感謝黨。據揭發有些所謂的革命者、黨員,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這是多可怕呀,拿別人的政治生命開玩笑!

以上是他的日記,下面是他回應外交部查詢寫的證明材料,署名時間分別是1971年10月27日和29日,我按照提綱順序排列如下。

余汝信著【香港,1967】P155,引用了吳荻舟的證明材料。

(圖一:吳荻舟所寫證明材料被引用於余汝信著【香港,1967】。)

有關聯辦的證明材料(1):

1967年6月28日總理接見時,是姜海在總理面前說沙頭角第一次鬥爭時駐軍把機槍清場。

後來劉作業[2]、姚登山等因別的事去廣州,竟批評廣州駐軍的負責人(或廣州駐軍的其他人,記不清楚),引起廣州駐軍為此打電報給總理。

港辦知道這件事後,在一次辦公會上提出批評此事。

吳荻舟 1971.10.29

證明材料(2)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這樣: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3],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上述便條是誰寫的,我不知道。只記得是姜海拿來要我批發的(這點記不大清楚)。便條是寫好的,其中中央批准的意見由誰提的,我也不知道。

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總理怎麼說,我當時不在場,後來也沒有人對我說過,所以我不清楚。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4],因為總理對總部署作指示的中途,總理要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記得有劉XX,還有一位駐四處的軍代表)到另外一房間研究和起草另外一個問題的方案[5],等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起草好出來等總理批示時,會已散了,西華廳上沒有別的人,就是我們幾個人坐在那裡等,後來總理出來作了口頭指示,等我(記得我還辦了其他案子後)回到朱XX、楊X、馬XX,林X等住的民族飯店,才知道他們已買好了次晨的飛機票(時間已快晚上十二點),回香港和廣州去,當時也沒有人告訴我總理對總部署未批,也沒有人告訴我最後總理是怎樣說的。

吳荻舟1971.10.27.

證明材料(3)

我記不起1967年6月20日港辦答覆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海員、公共汽車等處,還有貨車、船塢等)的覆信內容了。是誰起草,會上討論誰提什麼意見我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關於罷工問題(具體如海員罷工),我考慮過由於香港工人多年未搞過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怕思想上的準備不足,同時,還考慮到為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指示,使鬥爭高潮能起……,曾與羅貴波研究過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後來把這意見請示了總理,總理同意了這意見,通知了香港鬥爭指揮部。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4)

1967年7月下旬,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未回,港辦辦工會由宦鄉主持(這是羅臨去廣州時指定的)。在宦鄉主持的一次辦公會上,討論過限期照會、限港英於24小時(或48小時)內釋放被捕的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英方負責。

會前我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有關這問題的電話,總理辦公室並沒有有關這事的具體指示,辦公會(包括討論限期照會的那次辦公會)是基本天天開的,那次會並不是我接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

限期照會案,是宦鄉提出要討論的。會上他也未說總理辦公室有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指示。

會上討論時,記得還提到給總理的請示報告中要寫上,如港英不作出相應的反應,我即採取行動,行動方案另報。談到釋放被捕人員可能性時,大家認為可能性不大,但說給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於是大家便通過了。

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報告送出後,我才按照羅過去的交代(凡報告送出後,要我給錢家棟打電話招呼一聲)給錢家棟同志打電話,錢問我釋放人的可能性時,我說不大,大家只是說對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錢和總理辦公室此處沒有說過別的話。

過了兩三天,總理還未批,我覺得這樣的照會內容很容易被動,如港英不依期作出相應反應,便陷我於被動,中央就要被迫上馬,這和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方針的指示不符,因此,羅……,回頭(記得送出該報告信的第三天)我便向羅彙報,提出我的意見,羅要我打電話給錢家棟同志,說羅要重新考慮,另把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總理的報告撤回來作罷了。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5)

關於香港搞大罷工問題,我未聽說廣州四處的林X等人曾用四處的名義向港辦發過這樣的電話:認為香港鬥爭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但記得鄭偉榮反映過四處的同志(是林X還是其他人,已記不起來)對鬥爭指揮部很有意見,提到有路線鬥爭的高度,當時港澳辦公室尚未提出要討論四處意見……領導問題,港辦未作出這類的決定和考慮。

記得為了進一步瞭解工會方面和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方面之間的意見,問題,曾派鄭偉榮去廣州請各方面的同志瞭解過,記得我(聽鄭瞭解了情況後的彙報時)提出要指揮部尊重和多聽工會方面的意見。

我沒有聽到工會方面的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反映,港辦辦公會上也未討論過這樣的問題,港辦未對此作過什麼決定和考慮,但對具體案件(如海員罷工)提出擬辦意見時,考慮過(以下缺頁)

以上證明材料,對提綱提出的五個方面基本都做出回應,但有些事父親直言已經記不清楚。

證明材料的「提綱」多半是根據某些人的交代擬就,或者由造反派、專案組因應他們要調查的某些人事自行擬就。有時候,這些提綱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因為難免有些提綱本身就不符合事實,是為了整某人而搜集“罪證”,無中生有。有人提供提綱的時候已經身陷囹圄,甚至被逼供訊,言不由衷;有的人就像父親在10月24日日記中所說:“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如果寫證明的人記性不好,內心不堅定,或者為人不厚道,和別人平時有矛盾,現在藉機整人……任何一個因素都會導致所寫證明不符歷史事實,又或者寫成誣陷、栽贓的黑材料。像父親這樣直言“不記得”已經不容易。

由此想到:不知有多少不實材料塞在中國億萬人的檔案裡?

    另外,就像《證明材料1》那樣,父親的資料裡不止一次提及姚登山。當年我也聽說過這位“紅色外交戰士”的事蹟,但那時候小,當然不明白他為什麼會“紅極一時”然後迅速隕落。這次索性補一下課。

我認為,說到“六七暴動”,就無法回避當年外交部之亂,1967年5月至8月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國外交陷入困境,先後和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尼、英國等國家發生嚴重的外交衝突。外交部的正常工作受到造反派的極大衝擊。

而說到當年外交部之亂,又難免提及姚登山的名字。以下是我為自己解疑查資料所得印象。

360百科對姚登山的介紹很簡單,他的經歷包括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1950年起歷任外交部駐丹麥、芬蘭使館一等秘書、參贊,外交部西歐司專員,駐錫蘭使館參贊,外交部總務司副司長、服務司副司長,駐印尼使館參贊等。1967年印尼排華時,他是駐印尼使館臨時代辦,負責領導抗暴鬥爭,4月22日被驅逐回國。

    360百科沒有說的是,4月30日到達北京後,姚登山獲得國家領導人接見,卻很快捲入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鬥爭。他的“巔峰”應是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小組插手以及關峰、戚本禹幾次講話特別是王力著名的“王八七”[6]講話鼓動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決定姚登山等人組成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取代中共外交部黨委。當時還有大字報“要求”和“強烈擁護”姚登山當外交部代理部長。8月19日至22日,聯絡站控制的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全權負責外交部業務,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就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

周恩來、江青、姚登山、毛澤東、林彪合影

(圖二:國家領導人接見姚登山。網路老照片。)

當時全國上下從南到北都在奪權,外交部的造反派奪權後影響迅速擴散到境外,他們以外交部的名義向駐外機構發指示,命令大使掃院子、打掃廁所,炊事員主持會談,向駐在國提出種種荒唐要求等等。事涉外交,中央很快把權“奪”回來,據說毛澤東對“王八七講話”“極為反感”,王關戚先後失勢,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解散。11月,外交部幾個造反派組織籌備“聯合執政”,喊出“徹底批判姚登山”的口號。

1971年姚登山被當作五一六分子逮捕,關在秦城監獄,1980年獲釋。據說他的被捕和獲釋都未經司法程式。

在外交部黨組最後給他做結論的時候,他不承認反周恩來,不承認打倒陳毅,只承認不應擴散王關戚講話,不應支持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查封外交部政治部,研究領導班子名單。他的自辯有無道理?是不是事實?聽其言,觀其行,看看歷史記錄應可判斷。

而由於姚登山成為“五一六”“替罪羊”以及發生火燒英代辦事件,整個“聯辦”後來成為清查五一六的重點,根據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所說:“羅貴波副部長被懷疑為五一六黑後台,部長助理宦鄉也受到審查。港辦主要工作人員程法伋、姜海、劉佐業、冉隆勃長期被隔離審查。”

看來,這就是父親一再被要求寫有關證明材料的背景。有些人在領導、處理“六七暴動”期間也有“左”的表現,所以既是受害者,也曾為加害者啊。


[1] 限期照會: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馬繼森著《外交部文革紀實》披露:“48小時限時照會的想法最早也是周恩來向港辦示意的。”清查“五一六”的時候,專案小組不准提周提示限時照會這個情節——這個說法和吳荻舟的說法矛盾,不過我無法證實。

[2] 劉作業:在馬繼森上述著作中是“劉佐業”,當時任職外交部西歐司。

[3] “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討論方案的第二天、吳荻舟批這個條子的時候“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他在幹校日記裡說沒有批准這一句,只通知下面接車。

[4] “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71年寫證明文件的時候。當時有人在清理五一六等運動中交待,指方案未批,故吳荻舟有此回應。

[5] 吳荻舟在文稿《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提及此事:總理在“討論《反迫害鬥爭總部署》(鬥爭方案)會議的中途,指定我和群眾線的兩位幹部離席,就群眾線的工作單獨起草一個方案。”

[6] 王八七講話:指王力1967年8月7日對外交部系統造反派的講話,王力在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陶’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後來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王關戚被當做“得意便猖狂”的“小爬蟲”處理。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5《3.18交待》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53.18交待

父親吳荻舟寫於1968年3月18日一份萬餘字的交待材料,內容是1967年聯辦工作情況。寫這份交待材料的時候,他已經被停職半年,是第N次“交待”和“檢討”了。一方面這時候他對半年前發生的事仍然記憶猶新,另一方面他已經反復被要求回顧和交待(比如1967年9月28日、即8月5日被停職後被要求作出的“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回顧交代), 我認為這是一份全面而且參考價值很高的資料。

在交代材料中他回顧了5月26日港辦成立直至8月5日他離開,兩個多月內各種場合他提了什麼意見,出了什麼主意——他在交代材料中回答“造反派”的這些問題,五十年後的今天,成為瞭解當時情況的重要資料。

長達31頁的一份手稿,是有關六七暴動的內容。字跡已經很淡,左上角有妻子張佩華寫的字條,說明是在“聯辦”情況。

(圖一:1968年3月18日《交待材料》首頁)

港澳辦公室,5月26日成立,我8月5日離開,在那裡工作了兩個多月。我沒有把工作做好,還犯了不少錯誤。現在我把在工作期間,在各種場合提了些什麼意見,出了些什麼主意,分做幾個方面交待如下,請同志們批判、幫助。

  這裡一定有遺漏,有記不確切的地方,我當繼續回憶、補充。

一.   我在各種場合提了些什麼意見?

1.  在廖承志召開的幾次會(及羅、廖召開的會)上我提過:

    1現在工會提了四個條件,視鬥爭發展,可以考慮提,一定要提(一)不准蔣幫利用香港對我搞破壞。(二)不准英帝利用蔣幫、縱容蔣幫在香港搞兩個中國。

    2對22/5鬥爭,我說過先鋒隊伍(我機構的幹部)太突出、暴露,沒有群眾掩護,受了損失(後來在港澳辦公室與楊、朱等的座談會上,我又說了一次,22/5鬥爭是必要的,地點選擇有缺點,那裡不是鬧市,沒有群眾掩護,損失大了些)。

    3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五月初,我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我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X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XX委的計劃,並由XX委抓總,X委配合。聽了朱、楊等的彙報,才認識到上述敵人的陰謀。)

    4聽了關於11/5(8/5?)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2.14/6辦公室會上匯報港英遞解27名蔣幫分子出境時,我說過:1港英早就破獲了“火花電臺”的案子,為什麼選今天(12/6)來遞解這批蔣幫出境,我看有三個可能,(一)怕蔣幫乘我們反迫害鬥爭時搞事,壓一壓,(二)準備遞解我們的人員出境,想以此搞“平衡”,這是港英的一貫手法,(三)以遞解蔣幫分子出境來恫嚇我們的群眾,我們不要被它嚇倒。總之港英這樣做,說明它是怕。

    3.沙頭角事件後,有情況反映,港英調到沙頭角代替警察的尼泊爾兵中,有些說“中國好,毛主席幫助尼泊爾建設。”有些說“(雇傭)期滿了,不續,望早日回國”,士氣很低落。當時聽了,我說港英把尼泊爾兵調到前面來,是一陰謀,如果我們和尼泊爾兵打起來,致他們有死傷,就會影響我尼關係。我們要做尼泊爾兵的工作,要他們不要為英帝賣力。

    4.16/6會上反映港英示意各教會負責人,要做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我聽了,說,敵人是怕我長期鬥爭的。

    5.26/6的辦公會上我聽了有些灰色單位突出來,做法不對頭時,我說不要單獨行動,要隨大流,能做到這樣,才不會暴露。

    6.28/6的辦公室會上,我提辦公室要統一思想,(一)要建立長期鬥爭思想,(二)要沉得住氣,(三)要敢於戰鬥,還要善於戰鬥,(四)要敢於抓政策、方針。(當時我感到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的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30/6辦公室會上我提:(一)辦公室會要改進,天天開大會,沒有必要,也無法深入研究問題。要建立核心小會,就重大鬥爭問題做深入討論和檢查鬥爭政策,有了初步意見後,再開大會。(二)大會的時間要短,彙報急而重大情況,通過方案等,(三)加強各組的會,務虛,討論本組業務等。

    在這次會上我還提醒說,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前方才有幫助。

    8.1/7辦公室會上我聽了陳XX及葉XX的彙報及情況分析(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警察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等)後,我建議加強對華籍警察的工作,加強對華籍警察的民族思想宣傳、政策宣傳。(記得有一次提到澳門同胞中有許多是香港警察的親友,而且澳門的同志已決定通過他們做香港警察的工作,我表示很贊成這個決定。)

    同天會上,我還提出:1為了長期打擊英財團,為了擴大打擊效果(擴大財團內部矛盾)要打痛它,要重點抓海運系統群眾(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利用罷工時間,集中到工會學習毛著,使罷工長期堅持下去(指已罷工的九龍倉等機構)2研究一下,如何做吊頸嶺(調景嶺)蔣幫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當時傳說港英要放他們出來破壞鬥爭,但,他們內部有矛盾。)

    9.8/7辦公室會上我建議新界漁、農民要動,此起彼伏,達到牽制敵人把力量(警察、軍隊)集中到市區去,使市區壓力減弱。敵人兵力不多,有許多控制薄弱的地方,可以展開活動,這樣才能使敵人疲於奔命。

    10.在一次辦公室會上,聽到敵人抓主要的,次要的不大管,我說,這正暴露了敵人虛弱,必須打破他們的陰謀,我們一面要加強主要方面(指罷工系統)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強活動,堅持鬥爭,一面也要加強次要方面(郊區、離島、及學生、群眾)活動,使敵人難於應付,擴大我們政治鬥爭的範圍,這樣對主要方面堅持鬥爭也有幫助。

    11.在一次會上,聽到一隊學生,自發搞了一次從中環到灣仔的飛行活動(在時報和工商日報門前集會示威),我說,這很好,是新的苗頭,要多鼓勵,是群眾發動深入的標誌(結果)。

    12.對下面這些具體問題,我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

    1對港英強迫獄中同胞吞食像章、語錄等野蠻行為(其他什麼罪行也可以),我說可以通過公開打電話(用新華總社名義)要新華社搜集有關材料、寫報導的辦法,加以警告。(羅同意,做了。)

    2羅和我談到注意做好經濟開支的帳目,防止敵人在這方面做文章。我說是不是請指揮部考慮成立一個專門班子管好帳目。

    3銀都被封時,傳說敵人對內部情況很清楚,我提要注意有沒有內奸。指揮部利用被封的銀都搞反迫害展覽,我說這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4一次談到將來加提“外交代表”時,我說敵人最怕這一條,有這一條就夠了。

    13.10/7辦公室會上談到談判時機是否已到時,(當時有些傳說)我說,我看主和派氣焰是低了,主戰派的氣焰還未打下去,還未到。還要放手發動群眾,堅持鬥爭。

    這次會上陳XX分析了鬥爭形勢,認為敵人基本上還是維持原有“堅定而克制”的政策。我表示同意。認為“次官”來港,摸了一下,但,新的政策還沒有,戴麟趾回去與此有關。

    14.我和四處的同志研究群眾線鬥爭計劃時,(六月初)我提過以下意見,X線鬥爭要不暴露X線另有一套,另有一個指揮部,只能在鬥委會的規劃下進行,內部通過鬥委會發出號召,在這號召下起來鬥爭,才能掩護X線組織(計劃十萬人,分一千個組同時出動在各徒置區,大埔荃灣等地張貼標語等)。十萬人一起出動(同一個晚上)很容易使敵人發覺是有組織、有領導、有佈置的行動,萬一有人被跟蹤、被捕,追出組織來就不利了,是否分散,不要一齊行動。後來討論結果,綜合大家的意見寫成書面請示。

    15.四處同志反映一個情況,說有些統戰對象(中小廠家,據說平時和我們的關係比較好)向我們試探,罷不罷他們的工。我說,這次反迫害鬥爭是港九同胞一致對外的反英鬥爭,打擊的對象是港英和英資企業。但,這些中小廠的工人,也要反英,也要行動。要加強對小廠主們的工作,做好他們的思想教育,説服他們認識一起反英。為了壯大反英的政治聲勢,小廠搞些配合性的短期罷工,一兩天,三四天,不搞長期罷工,並先使他有思想準備,搞配合罷工時先告訴他們一聲。

    14、15——這兩條都寫報告請示總理,總理口頭(當面)答覆四處的同志,同意。

    16.九龍倉等海運系統罷工時,考慮到九龍倉存米不出倉會影響廣大同胞的生活,我提過鬥委會是否可以作出決定,為了照顧群眾生活,定期讓大米出倉。(建議指揮部寫進罷工計劃內)

    17.海員罷工時香港曾提到採用包其收入的方式組織散家駁艇參加海員罷工行列。因為考慮到他們不罷工,無法全部控制外輪的裝卸(我們能控制的船隻,只占外輪的百分之二十幾),罷工聲勢和影響海運不大。對此,我有矛盾,不搞,這些散家駁艇繼續起卸貨物影響罷工,搞,有點“收買”的味道,不但開支太大(3、4百隻,當時估計每月每只要3、4百元)而且政治影響不好。我傾向不搞,但,沒有在大會上說,記得只在群眾鬥爭組談過,好像和羅也談過。

    18.有一段時間,國內群眾配合鬥爭(支持)少了些,監督組同志提到這問題,我表示同意,說計劃中各大城市要舉行的群眾大會,是否安排一下。又一次,我說,計劃一下,從澳門到寶安沿邊界線的各市鎮,不斷搞一些支持香港鬥爭的群眾大會。

    19.對澳門的個別做法,我提過不同意的意見(如訂購500支鳥槍)。其次,我認為當前澳門的鬥爭,該集中力量督促澳葡執行取締蔣幫,落實清除蔣幫的條件。我很贊成當時群眾線清除蔣幫在教育界的力量和流毒。

    20.當港英阻止我副食品從文錦渡入口,或傳說香港機車不過來拖貨卡過境時,我提過發動群眾抗議,並歡迎我方的機車送過去。因為副食品被阻影響400萬同胞生活,這樣做,可以調動廣泛的反英情緒。

    港英向我提出要求額外供水時,我提過、並擬議過,是否由鬥委會作為照顧400萬同胞用水(當時水荒壓力很大),要求我照顧;我發表談話,接受鬥委會的要求,為了港九同胞用水,同意額外供水,但,不收水費,要群眾起來鬥爭,壓英1降低水費(現在的水費很高,群眾意見很大)2不准供美艦用水。因為,我當時覺得港英向我提出額外供水,是企圖把矛頭引向我們,不供,反動報紙會籍此對我造謠污蔑,如果無條件供,又益了港英。這樣做還可以捎帶打美。

    21.四處送到“漁民罷賣漁獲物給魚市場的計劃”時,我看了計劃中有“漁獲物由國內收購”,曾向有關部門瞭解,這樣做有困難,報告羅。羅看了計劃,告訴我這條不行,計劃轉給指揮部考慮,但告訴他們“漁獲物不能內銷”。

    22.在一次會上,我提對前一段鬥爭的看法。認為鬥爭是勝利的,十多年沒有搞過這樣大的政治鬥爭,一下能發動起來,已給敵人很大的打擊,在放人的高壓下,堅持下來,敵人許多措施都失敗了,“滅點打面”也失敗了。至今除煤氣外,其他不敢鎮壓,而煤氣不但沒有被壓下去,反而堅持鬥爭。為什麼不能在這個基礎上,搞出殠鬥爭,進行政治上的較量呢?

    23.27/6辦公室會上,談到700打甘蔗刀時,我說還是要搞文鬥,同意羅的意見可以搞點破壞生產設備,達到強制罷工,如截斷電源使機器故障等。談到廣州革命群眾提軍管會的意見時,我同意郭XX的意見。外交部的同志下去,按大聯合的精神,多談些大道理。(促成大聯合)

25[1].羅等從廣州回來後,和廖、羅一起聽了鄭彙報X線情況,(包括對指揮部有許多意見),我提過,指揮部決定鬥爭計劃時,要多注意X線群眾的思想情況,和意見。

26.看到報紙公佈四個“鋤奸”對象的罪行和照片,我說這樣便除不了了。

二.   我給錢XX[2]打過些什麼電話?

12/6決定加速反映情況後,幾乎每天我都和錢XX通電話,但,只是反映鬥爭情況。七月上旬(或中旬,羅去廣州前不久)辦公會議上才決定由我負責全面向錢XX同志聯繫,包括每天的鬥爭情況,電話請示等。過去後一部分是羅自己打的。除每日鬥爭的一般情況,天天反映,有時,一天三兩次反映外,記得打過以下這些比較重要的電話:

    1.電話請示及錢傳達批示等

    1罷市。外貿部先接到“停供四天”,告訴了我,晚上我們辦公室也接到了,我馬上向錢反映,也向羅反映。

    2出殯改期。此案作為重大鬥爭部署,報告總理批准。後接指揮部決定延期並改變做法。我報告羅,羅要我馬上報告總理。(這事辦公室起草計劃時,未徵求指揮部意見,有缺點。其過程是這樣:當我看到港英對死難烈士的屍體要採取措施時,我想到澳門鬥爭時,死難者出殯,激發群眾鬥爭情緒,造成對澳葡很大的壓力。所以在組裡提出談了一下,請示羅,羅同意作為一個重點鬥爭(認為是一個政治較量),提出一個計劃,報告批准後發給指揮部的。這缺點,我應負主要責任。)

   3海員罷工。指揮部具體計劃報來時,我考慮到我(們)能控制的(有把握罷工的)進出口外輪只占百分之二十幾,怕罷下去聲勢不大,或有困難,向羅提議是否先罷兩個月,看形勢發展再延續,比較主動。羅同意,並將意見請錢XX同志報告總理。原案總理已批准。

4關於廣州兩派革命群眾同時開支持大會(有一次其中一個大會宣佈支持鬥爭委員會成立)發新聞稿的請示。兩次稿送到宦[3]X處,宦不能定。記得有一次宦和我商量,提兩個大會新聞都不發,報總理批准同意。一次總理批“既舉行了,不報導,會暴露我們的矛盾,還是照發。”(記得只把支委會成立改掉。)

    5轉報廣州四處軍管會聯絡員(李XX)向總理報告按7/6四處業務管理方案選派的軍代表人選已定。

    6根據7/6方案,港澳組討論了組內分工,我向錢報了分工的決定後,請示上面誰負責。後錢覆,總理指示成立三人小組管。我知道弄錯了,帶回組裡研究後,我又向錢通電話,將組裡的意見“鬥爭向羅彙報,平時業務向廖請示”告訴錢,請他再請示總理。記得我向錢說完意見時,錢說三思而行,好。後來錢覆,就這樣分。

    過了兩三天,我把總理的指示告訴廖承志,廖頗懷疑,說他已靠邊了[4],問總理什麼時候說的,我說前兩三天。他沒有再說什麼了。

    7錢來電話要我告訴羅:總理關於軍事方面的指示,我照轉了。

    8 23/7,轉報廣州來電話:“羅、梁關於指揮部請示六個重點機構遇到搜查時,應如何的決定”。

    9書面請示送出前,凡是急案子,都預先向錢打電話,使他心中有數,抓時間送總理批。這樣的電話有幾次。有時加點說明,如請示第二次撥款時,說明了一些情況(見後)。

一份文革中群眾組織主辦批判廖承志的“小報”。有毛澤東語和批判文章。錄

(圖二:文革中群眾組織主辦的批判廖承志的“小報”,資料來源:余汝信著《香港,1967》)

2.重要情況反映

為了讓錢XX同志及時掌握到重要的鬥爭情況,以便總理問起,好報告,這類電話比較多,記起來的有:

1每次鬥爭被捕、死、傷人數及累計數。

2每次審判、判刑情況。

3關於敵人要封閉我重點單位的情報。

4薛平被捕、審訊、判刑(包括梁XX為此抗議、外交部支持梁的抗議聲明、新華社總社發表聲明及13/7北京新聞界到英代辦處抗議等。)

5槍支、手榴彈上岸情況。此事最早是交通部接到電報,告訴我後,我報告羅,羅要我馬上報告總理,怕出事(當時正傳說敵人要搜查我重點機構,記得反動報還造謠說港英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影射我有武器運進香港)。隔不久,指揮部也報了,槍支數比交通部報告的多,並具體說新華社、招商局等各有多少,還有一挺機關槍,我又向錢報了一次。羅決定通知前方,要馬上撤出來。我接到已撤出來時(27/7)我又報了一次。

吳荻舟交代材料P16手稿,寫明六七暴動中有人把商船護航的槍支運到香港(上岸)準備和港英對峙以及他是如何處理。

(圖三:《三一八交待》中有關槍支上岸的內容。對於當年到底有沒有槍支被拿上岸,至今有不同意見。若看這個記錄,結論是明顯的。)

(關於槍支〔船上護航武裝〕上岸事,交通部反映最早,而且很重視,繼指揮部報告之後,廣州航運部門軍管代表和該部門保衛科科長(由交通部一女同志陪同來辦公室)又反映一次——這次我沒有向錢反映,下同。)

(關於既拿上岸的槍收不收的問題,據交通部同志反映部裡討論過,並正式通知我,考慮到來回搬怕出事,決定不收回了。當時辦公室已通知撤出來,我怕引起混亂,沒有把交通部的意見通知下去。撤出後,我告訴了交通部。)

6我銀行營業情況。(不只一次)

7我對港貿易,及保證供應鬥委會組織專門車隊等。

8敵人對我主要幹部(王、崔)突擊檢查,及楊、朱等自京回港遭港英留難情況。

9沙頭角鬥爭,敵我死傷人數,鬥爭情況及一百多人避入寶安的情況。

10有關部門反映我和平書店經理攜帶一份名單被竊情況。因怕引起連鎖反應,向錢、向羅反映外,還由辦公室請指揮部查告原委。

11罷工、罷市(規模、情緒、敵人對此的重大措施等)情況。

12紅校(培僑、香島等)師生被捕情況。

13上層統戰人士動態,港英對他們威脅等情況。

3.與錢通話,有沒有提過個人意見?

1記得撤回“限時放人”的報告時,我說完羅(剛從廣州回來)要重新考慮的意見後,錢和我談起現在有無條件時,我說沒有,錢說是呀,達不到,提出去不好。(辦這案子時,我也贊成,不過當時大家也只是考慮到採取強硬的態度壓一壓它,沒有估計到條件的問題。所以羅一回來,我建議撤回。羅同意並在會上說已撤回,大家也沒有意見。)

2六月初,總理7/6召開會之前,有一次錢要我到他那裡,談起鬥爭的看法時,我說要長期鬥,長期鬥才能拖垮他,我們要邊打邊發動群眾,也要長鬥。

3第二次請示1000萬,書面送出前,我告訴錢時(27/7),我解釋了一下,說罷工工人不好去出糧(領工資),怕吊銷工作證(等於開除)所以估計每月要一千萬。

此外,記不起還提過什麼個人意見,有時閒談幾句是有的。

辦公室會上或羅決定的一些具體問題,有時,我覺得比較重要,告訴錢,有時疏忽,也有未告錢的。如羅同意説明下面解決一些配置爆炸物的技術問題。

三.   參加外單位來開的哪些會,提過什麼意見?

1.交通部、外貿部、海員工會開了一次國內港口支持香港海員罷工的會,我、薛、董參加。我中途有事離開。會上我同意外輪如破壞罷工後來到我港口,“拒載不拒卸”,因為我覺得來的物資是我們建設上需要的,但不給貨(出口物資)載,是船主損失,“期租船(我們租來的外輪)一律不去港”。(當時談到有些船用油(原料)國內有困難,討論後也解決了。)“船的維修也不去港”等。

    2.交通部遠洋局、外貿部運輸局為了解決如我遠洋輪到英國港口遭到報復如何辦,開了一次會。我參加。我同意,發生這樣的事,堅決鬥,不行便把貨卸到其他國家的港口。記得我加了一句,一切損失由英國政府向貨主負責。(當時我想,貨是我賣給英國商人的,英國港口拒卸,把貨卸到其他港口,損失由英商向英國政府要,可以引起他們內部矛盾,有利香港鬥爭。)

3.廣州來電話問去港船隻張貼支持鬥爭標語問題。我提了意見,報告羅同意,船上可以張貼,但,不要上碼頭、街上去貼。

4.銀行來彙報過三次業務,一次在港澳組,一次在外交部(15號),還有一次在港澳辦公室。還打過一二次電話,問情況。

5.廣東海運部門軍代表和保衛科長,由交通部一位女同志陪來,談了以下幾件事:

1某烈士屍體處理問題,我把指揮部和羅的意見轉告他們,並請他們火化後保存好。代表說,不必馬上火化,可以繼續浸在XX醫學院解剖室藥水池裡。

2有些船沒有護航武裝問題。我向他們瞭解,知道護航武裝一向由交通部向有關領導部門請示決定後,我說,還是按過去辦。如交通部報告上去後,有關部門問到港澳辦公室,辦公室可以提供一些要加強護航的情況。

3關於槍的問題。他們談了香港同志要槍的情況,我插了些話。說到中央有指示,他們一定照辦,這次香港同志要槍,船上抽了X支槍,X枚手榴彈給香港同志時,我說,槍是香港同志為了自衛,決定要的。中央沒有指示,有,一定經過這裡轉,這裡沒有轉過這樣的指示。他們提到船上同志抽調一部分護航武器給香港同志,他們事先不知道時,我說,大概是船上的同志們聽到、看到港英殺害同胞很氣憤,岸上的同志為了自衛,要得又很急,出於同仇敵愾,未及請示就給了。

談到今後,我想到羅對“給武器問題”十分慎重,一直下不了決心,已拿上岸的還要撤下來。我說,護航武器是船上的自衛力量,船上同志支持香港同胞反迫害鬥爭,這很好,但,今後如果岸上再要,還是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後再給。記得我這裡還插了一段說明武器要好好管理的話。

他們還說到梁社長(應該是說梁副社長[5])參加三省(閩粵桂)航運會議時,決定經常要在深圳碰頭,還說他們天天有船來往港穗,聯繫很方便,鬥爭情況很清楚。還說還有許多具體問題要談,我因為不瞭解,怕弄錯,要他們回廣州找梁社長等直接談,告訴過軍代表,他們在廣州。

他們還談到,這次抽了一部分武器給香港同胞後,有些船的護航力量薄弱了,這次想解決補充的問題。這問題,我沒有提什麼意見。

最後他們問我,如果有事,可否打長途電話?我說,如果事情很急,來不及通過交通部轉,可以打長途電話,否則,還是請交通部轉告我們。

這次談話,交通部同來的女同志可能有記錄。她的姓名都忘了,問問該部水上運輸局(?)幹線組苗同志,他是管港澳運轉的(該部電話分機064)。

6.招商局李副總經理來談過一次情況,也是由交通部的同志陪來。說了一些香港群眾鬥爭的情況,群眾的鬥爭情緒外,他具體地談了兩個很生動的例子。1該局一位職員反映,該職員有一位親戚自動組織了一隊人,參加遊行,被懷疑。2該局一位職員反映,他的鄰居是一個後備警察。告訴該職員,有一次他參加鎮壓,站隊時,警官徵求會照相的,他不願打中國同胞,馬上舉手答應“會”,就避免去鎮壓同胞了。他還說,把我的號碼記住,如果你們看到我鎮壓,你們就打我一拳,我就躺下,裝負傷,我不願打同胞。

我聽完覺得這些事例很值得注意,要李XX回去向領導反映。我還說,要注意、警惕,但要觀察,不要把自發參加反迫害鬥爭的群眾和敵人佈置進來搗亂、破壞的特務混起來(當時也有這樣的反映),還說,可見警察工作要做。

7朱XX告訴我,指揮部考慮過,當一切聯繫都被截斷時,使用船上的電臺。我向羅研究,我說船到港內,電臺是封起來的,招商局的船上電臺,一向是沒有封的,只是在港內不使用。但,我想緊急時,可以考慮使用一下。羅興趣不大。我正擬向交通部瞭解時,原來他們已經接到報告,並已研究過正要來找我,我請他們來(電話裡沒有談,是說有事來談談,來了才知道是為此事)。

他們(來兩人)說梁XX(副社長)到廣州參加正在廣州開的三省(閩粵桂)航運會。提出三項要求,1每天要保留兩隻船(大的內河、或沿海走的輪船)在港應急,2必要時使用船上電臺,3三省船舶建立統一組織,由指揮部指揮(這條記不確切了)。還說,研究過,正寫報(告)請示。

我對13沒有提什麼意見,只問每天安排兩隻船在港,有困難嗎?他們說可以安排。對2我提了一些技術問題,比如為了避免麻煩是否可以把大船停在港外,派交通船聯絡,或接到緊急情況時,馬上起錨把船開到水線(海上邊界)外發報,以及密碼要保證安全等。

記得,他們還反映說要在深圳-香港間建立通話站(我不大懂,大概是短距離無線電電話之類)。

8與外貿部劉今生通過多次電話,多數是他打來,主要是反映外貿情況,有時我也把鬥爭情況(有關係到外貿的為主)告訴他。其中來過三次徵求意見的:1業務部門反映,港英放寬大米進口額(包括泰、緬、我等)問是否接受(即增加輸港大米額度),我說,這是敵人因受市民購存(當時市民普遍存糧,引起米市緊張),感到壓力很大。這與鬥爭雖有關係,但,又是出口業務,牽涉到今後我大米輸港配額。我請示羅,羅同意由外貿部請示。2華潤建議撤銷趙韋修和XXX(名忘,二人都是簽字登報支持港英鎮壓的新界士紳)作為我大米進口的代理商資格(即對他們停供大米)。問我意見,我說,這對鬥爭是支持,警告那些洋奴,我認為華潤的建議可以考慮。我把這意見請示羅,羅同意,還是請外貿部請示決定。3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

9關於罷市問題,外貿部要求開一個緊急會研究一下。由於罷市報告來得遲,業務部門感到措手不及,頗有為難,辦公室也是罷市前一天晚上接到,只用電話報告總理。

會上外貿部彙報了情況,說事前沒有佈置,各地輸出物質還是源源到達,深圳活豬已積壓一萬七千多頭,豬圈飼料都發生困難,等等。問“保證供應”政策是否已改。羅加以解釋,說明未改,還說辦公室知道也很遲等,加以解釋。

我在會上提,是否馬上通知各地,輸出物質,到達各站,就地停下,繼續向口上來,壓力太大,引起很大損失不好。

107/6晚和朱、楊、馬、劉、呂(軍管代表)談指揮部組織問題。談前我傳達了總理關於鬥爭中要注意長期工作的指示(是下午大會結束後,和四處的同志一起聽的):1這次鬥爭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上去。2在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四處同志提到機場、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3(我想到1965年祁X、李國霖、張振南在北京談過因為我工會海員不願去西貢等地,放棄了許多陣地,並作出決定我海員不要放棄走西貢、臺灣等線的船。我將此向總理報告並提出請示這次鬥爭是否也不要動?)在美國機構、船上的力量不要動。

我傳達後,還問四處同志有什麼補充。

談指揮部問題,我是根據“關於香港鬥爭的方針和部署”中所提“兩委協商組織指揮部”的精神找他們談的(本應找羅等一起談,但,太晚,明晨他們又走了,所以我找他們兩方一起協商)。他們協商的過程中,我插了幾句:1談到指揮部的性質,權力等時,我說,指揮部應該是一個權力機關,相當於臨時黨組,這次鬥爭總理親自抓,這樣,我體會,指揮部就是直接向總理負責,統一領導這次鬥爭。重大問題經過民主集中,做出決定後,直接報中央(經過港澳辦公室)請示。我認為這樣的戰鬥體制是最簡捷的,緊急的問題,總理還同意用電話請示。2既然這樣,X委和四處就不是指揮部的上級領導,指揮部的決定就不要經過X委和四處核轉了,否則,周轉就慢了。3當然X委和四處還是要關心,提意見,保證鬥爭規劃的實現,組織保證,保證中央關於這次鬥爭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取得鬥爭的勝利。

談到過去一段鬥爭,四處上下通氣很慢,四處同志說明關鍵在哪裡,並提出改進措施後,我問,這樣能解決問題了嗎?

朱說能。(有人等他,說完就走了)

最後,朱、馬、劉、呂都走了。(這時楊也回到自己的房間,只我和他一

起)楊說,這樣做,我懷疑鬥爭的力量是弱了。

我說,那麼,是不是再找他們來談談呢?

楊說,不必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要X委加強掌握就行了。(實在也太夜了,已快一點,明天又要上飛機)

我說,那麼,請你回去告訴XXX和XX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提一個意見報上來。

11在五月中,林、胡來彙報情況(廖召開會議那次)時,他們反映了一些情報(在港澳組),我提,今後也送一份給我們(外辦)。

四.和指揮部、四處打過電話、提過什麼意見?

1.我和指揮部沒有直接打過電話,提的意見都是辦公室會議上通過,或請示過羅後,作為辦公室的意見發。

2.和四處通過幾次電話:

1與軍管會聯絡員李XX通過兩次電話,兩次都是他打來。一次他告訴我廣東支委會組織計劃,報告送批後,發生了兩派革命群眾對此有不同意見,作罷。另外一次是為了報告派到四處(按7/6方案)的軍代表名單。

224/7和林X通過一次電話:(一)瞭解海員罷工情況,(二)走越南的外輪能罷工的有多少(考慮如多,準備請示也罷它幾條,打擊美帝對越南侵略的軍運)。(三)大搜捕我有無損失(當時積極分子名單集中在工會,雖曾通知馬上處理,但,傳說戴麟趾回倫敦帶了五百個名單,擔心上述名單已落入敵人手中,大搜捕中受到損失)。

林說他明天就回穗,情況告訴鄭,我說好。

此外,就是在港澳辦公室成立前,五月初,批覆膠花廠鬥爭方案時,打過電話,把廖的批示告訴他們。

記得其他就沒有了。

五.和劉寧一的秘書打過兩次電話

這兩次電話,都是為了撥款支援鬥爭,要用全總的名義。第一次羅說,提方案時,未徵求過全總的意見,方案批准了,趕快打個電話告訴劉寧一一聲,並問問如何送支持電稿給他看。

第二次也是一樣的情況,撥款報告批下來,要發表了,才給他的秘書打電話。

兩次電話內容都差不多:我先告訴他為了支援鬥爭,已批准撥款一千萬(兩次兩千萬),要用全總的名義。我們擬了一個支援電稿,想送給劉XX看,如何送? 

兩次接話都是一位姓段的秘書。他回答都說報告劉(有一次說劉在醫院)。約隔一會,回話,說,劉同意,支持電他不看了。

第二次回話時(記得是沙頭角事件後,劉參加在老外辦開會討論進一步鬥爭方案之後)段說,劉要他轉達,他對過去鬥爭情況不瞭解,要一份各階段提出的口號,請兩三天送給他。

我接完電話後,便告訴秘書組,記得我還說索性弄一份比較完整的,我們看了也忘了,搞一份資料,送給總理、陳總等領導同志,我們自己也留一份備案。

整理的過程,有一晚上,我問了一下,整理得怎麼樣了。記得段沒有來催過,是我想到就這樣問了一聲。

以上交待,請同志們審查。

吳荻舟1968.3.18


[1] 原文沒有24

[2] 錢XX:周恩來秘書錢家棟。

[3] 宦:宦鄉,時任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司長。

[4] 廖靠邊了:指當時廖承志被造反派困在中南海內。

[5] 梁副社長:指梁上苑,根據他自己在《中共在香港》一書中所說,他是中國外交部派駐香港的第一個高級官員,任港澳工委常委,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1968年被誣為台灣特務,在北京秦城監獄關了四年,1973年獲釋。後任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他在《中共在香港》中有一章專門講“反英抗暴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把這次事件稱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恰當的。”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前面講到,2017年一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大量引用了父親吳荻舟的遺文,在香港校園、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幾百場次,適逢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引起極大反響。其中輿論對遺文中的《六七筆記》[1]反響最大,評論最多。這本筆記也確實填補了若干“六七暴動”研究的空白,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

《六七筆記》是2014年母親張佩華去世後,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找到的。這是一個不及巴掌大的筆記本,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父親用這個本子專門記錄“港澳聯合辦公室”的工作,辦公會,香港來人的匯報,周恩來各個時期的指示,“敵我友”各方反應,形勢估計,各界工會人數、可動  員力量,鬥爭策略,內部爭論和總結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我命名其為《六七筆記》。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一:《六七筆記》不及巴掌大。五十年過去,淡淡的墨痕透露出驚心動魄的歷史碎片,其內容震驚了香港市民。)

已經有許多人研究“六七暴動”,本節我只講從父親遺文中看到的幾個重點。

1.《六七筆記》覆蓋的時段

筆記可查日期從1967年4月20日至8月8日[2],有時候同一個日期有兩篇甚至三篇、四篇,估計是放在身邊,隨時做大事記,多數字小如芝麻綠豆但大多字跡清楚。有時候父親是隨手記在空白處,所以日期是跳躍的,比如7月10日的兩篇插在6月19日和21日之間,7月24日和7月27日的兩篇插在5月24日和6月6日之間,8月8日的一篇插在6月30日和7月7日之間等,有時候日期是補記的。

其中5月26日的筆記顯示,“聯辦:港澳辦公室今天成立”。據余汝信說,他一直查不到聯辦成立的準確日期,這本筆記填補了歷史空白。

在《六七筆記》中,父親使用過不同鋼筆、鉛筆或者紅色鉛筆,紅色圓珠筆,如今再看,既體會到他的匆忙,意外地,也有助分辨不同日期或者不同時間所記錄的內容,比如香港來北京開會的人提出要700打甘蔗刀,同一時間外貿部門報告說甘蔗刀已經付運,父親通知外貿部門把甘蔗刀截停在深圳,隨後,他留下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後人看到這不同顏色的一筆,更為那千鈞一髮的時刻不寒而慄。

吳荻舟的六七筆記記載,有人要求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攔截之後記了一筆:“我暫止於深圳”。

六七暴動中香港有人要求國內提供甘蔗刀並已經運到深圳,被吳荻舟及時攔截在深圳。

(圖二:《六七筆記》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香港專欄作家許禮平看到吳荻舟攔截700打甘蔗刀和槍支的資料後撰文指:“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潤物無聲的高人”;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也因此說吳荻舟是“香港的恩人”。)

2.“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

根據《六七筆記》可知:這次“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系統包括半公開的港澳工委(簡稱“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委”)和秘密線的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X委”)。各界群眾組織的“鬥委會”以及工委、城工委聯合組織的“指揮部”,通過廣東省委的“四處”以及5月26日根據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直通周恩來,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頻繁地交換情報、請示和指示。在這個組織架構中,父親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派到“聯合辦公室”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負責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再把周恩來和“聯辦”的指示傳給香港前線,所謂“上傳下達”,並起一些把關的作用(不過因為他屢屢抵制極左勢力武鬥升級的舉動,7月下旬被要求“交代”,至8月初被免職,隔離審查)。

當時中央和香港前線溝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溝通,舉例來說,《六七筆記》5月24日(聯辦成立於5月26日)記錄了周恩來聽取工、城兩委匯報時的指示,有25條之多,還有當天對反迫害鬥爭方案的3條補充意見。從筆記可以看到,周恩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正副主任和聯合辦公室人員是一起開會的,筆記裡有具體人名,報告、指示和記錄同步進行。又如6月30日、7月10日都有“辦公會”。

另一種溝通是每天電話溝通(有專人接聽電話),父親在《三一八交待》、《幹校日記》等資料中都提及每天通電話一事。一位當年負責在香港和深圳兩邊跑的新華社秘書告訴我,當時香港方面要請示或者匯報什麼,就由這位叔叔負責背熟有關內容、從香港過關到深圳打電話給聯合辦公室負責接電話的鄧強,然後他再背熟北京方面的指示,回到香港新華社複述。根据这位叔叔所说,这条线只是新华社的,其他还有什么線他就不清楚了。

他指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一向以來,香港各條線各單位之間都是互相保密的。“地下黨”的性質和歷史沿襲令香港工作的組織架構十分複雜。六七暴動顯示,越是架床疊屋越是決策兒戲,政出多門,紀律鬆散。這也是架床疊屋者始料不及的吧。整個六七暴動過程中因溝通問題險象頻仍,更何況高層還有派系、路線鬥爭。

3.“反迫害鬥爭”的目的

《六七筆記》提及“目的”或者“意義”的記錄前後有矛盾。比如:

5月24日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6月19日記錄:“對這次行動的意義和目的性還不理解”;

7月10日記錄:“我們這次鬥爭的目標:充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保障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著,宣傳毛澤東宣傳的權利,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

7月24日記錄:“最終目的是經過鬥爭達到更有利於長期充分利用HK”。

父親後來回顧說:“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應該就是指廖承志5月12日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以及“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包括《六七筆記》,目前我看到提及“方案”的文獻內容還有:

5月初方案(吳荻舟《三一八交待》):吳荻舟草擬並送廖承志,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

5月24日(吳荻舟《六七筆記》):周恩來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匯報後提出25條意見,之後又補充:“總理對方案的補充意見:1、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2、在鬥爭中加強政策教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3、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5月30日(余長庚[3]《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批評港澳工委提議“襲擊警察”、“殺幾個警察”、“殺一儆百”是“荒唐”。方案提出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打垮港英,迫使英方接受中方的要求。周恩來質疑罷工計劃的可行性,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即中央並不想提前收回香港。)

6月6日(吳荻舟《證明材料》):“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6月30日(余長庚、吳荻舟回憶):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外辦副主任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主持討論新方案,會後他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父親認為這個不是決定,不能傳達下去。

除了父親交給廖承志、廖承志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內容,沒有人看到過其他幾個“方案”的確切內容,不知道各個方案之間的關聯。周恩來幾次表示很不滿意的第二、第三方案,都沒有看到方案本身。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此方案非彼方案,而且一個更比一個激烈。

是否可以這樣判斷,這場暴動不是中央事先策劃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瞻前顧後和糾偏。

而關於六七暴動的目的,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父親確切的記錄,“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工潮初期,5月初,情況彙報到北京,從父親擬定“一個意見”交給廖承志、5月12日廖承志把《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交到中央、到5月15日中央高層批復,通知香港方面執行,考慮的都還只是支援一個廠的鬥爭;

第二階段,之後的一兩個月裡,包括中央文革在內的各種勢力或插手或影響,各種審時度勢,最高層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一度有借機出動解放軍“提早解放香港”的想法,正如5月24日父親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第三階段,中央恢復和鞏固“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因為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

這樣的“三部曲”表明,六七暴動這種模仿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被中央和現實否定,香港工作還是要回到原點:“長期堅持,充分利用”。

在《六七筆記》裡可以看到當時收集的大量情報,包括當時香港面積以及人口的資料,美英在港經濟收益總計,香港工商各界群眾可動員人數等等。比如聯辦成立當天、5月26日的筆記顯示:“(有組織的)工人有10萬,總數是60萬,當中輕重工人43萬,店員10多萬。63個工會,會員10萬,海員4.5萬,工會會員2.3萬,政軍醫4千人,九龍巴士5千,香港巴士1千多,小汽車、大貨車6千人,電車1千7百,中電、香港3千,電話1千……”。此後筆記陸續記錄有軍隊、員警、輔警、特種防暴隊的人數;香港總面積、總人口、無產階級以致城市小資各階層人口;製造業、建築業等的就業人數;英美在港利益包括航運業、鐵路、航空、倉庫、公用事業、貿易、金融,純利多少;香港貿易額——入港、出港;美軍利用香港的情況;第二次高潮動員的力量,農村較有基礎的力量;海運、交通等各界罷工人數統計等等,都有詳細資料。

如果中共中央發動和部署“收回香港”行動,會在行動開始後才收集這些基本情報嗎?

這些由香港左派機構提供的數據,事後被證明有“水分”,對中央決策可能造成誤導,正如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六七筆記》後指出的那樣:“吳荻舟記錄了1967年香港左派提供的可動員人數等資料,我懷疑他和他的線人可能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他們只要求數量有限的武器裝備,如何裝備成千上萬他們聲稱能控制的支持者?香港左派的期望和動員能力之間是脫節的。”

這也反證了這是一場倉促展開、目的模棱兩可、邊做邊想、漸次升級、破壞力極強的行動。

4.各種角色

在六七暴動中,各種角色、包括中共中央(具體來說是周恩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聯辦、港澳工委、城工委、基層群眾以及港英當局的角色,都可以從《六七筆記》裡找到端倪。

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這樣一場“反迫害鬥爭”,他必然要負責,所以我們看到“24/5總理聽會報(匯報)”;“7/6總理的指示(對方案)”;“28/6總理指示”等等。

但是《六七筆記》裡有很多細節,透露出周恩來很不滿意某些做法,認為是魯莽輕率、狂熱盲動、考慮不周。他強調要“有利,有理,有節”,對“全面捅出來”憂心忡忡。比如他問與會者:“如(英)不接受,你們如何辦?”“『把HK搞成紅彤彤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當有人提出“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在人的統治下,總是『有利,有理,有節』。”周恩來還批評:“事先不多設想……”周恩來問了反迫害鬥委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之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又如5月26日的筆記顯示,周恩來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這種原汁原味的記錄,對瞭解和考證當年的情形十分有益。

在文革特定環境下,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受到嚴重干擾。組織上,原有的機制被打破,“中央文革派人來”,周恩來更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最登峰造極的幾天,還出了一個“臨時外交部長”姚登山。

關於中央文革有沒有插手六七暴動,一直眾說紛紜,找不到佐證。2017年年底,我在其他材料裡發現夾著的一頁筆記,記錄了14件要事:

6月12日

  1. 解放部長一級做決定的問題。
  2. 決定對遞解出境的方針。
  3. 解決加速反映情況問題。
  4. 解決加強宣傳問題。
  5. 解決國內群眾鬥爭配合問題。
  6. 情況全面向上反映(列印)。

7.省港大罷工“42周(年)”紀念問題。

9.(原文沒有8)澳門搞電臺問題。

10.派人下去。

11.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

12.一千萬問題。

13.送殯問題。

14.發言人問題。

第11項簡短但清楚記錄了“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這頁筆記的尺寸、紙張樣式、紙張顏色、新舊程度,全部證明它是《六七筆記》散失的一頁,與《六七筆記》重新裝訂在一起,嚴絲合縫,顯示它本來就屬於這個筆記本,失而復得,趕得及收錄在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一書裡,也算是為這個問題增加了一點線索、一點佐證吧(關於這頁筆記的詳情和圖片可在本網站https://1967.hk.com寫作花絮中找到)。

中央文革派了誰來辦公室?做了什麼?除了與香港業務沒有太多關係的中央文革小組王力擬定一篇完全背離中央對港政策的《人民日報》社論和王力的“王八七”講話等間接干涉,是否還有其他更直接的干涉?香港左派有沒有人與“中央文革”以及內地“造反派”有更緊密的聯繫?研究如何理解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會議有沒有會議記錄?為什麼實際行動與中央指示相差甚遠?這些疑問在《六七筆記》裡都能找到線索,有待研究。

客觀地看,這次暴動的起因有偶然也有必然;中央的角色既主動又被動。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時有動搖、內地極左派插手、本應最懂外交紀律的港澳工委頭腦發熱、群眾運動“一發難收”的特性等,多方面合力造成“反迫害鬥爭”失控,直到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王力、關峰和戚本禹失勢,周恩來才可以明確指示和採取措施結束這場暴動。

6.六七暴動的思想根源

追本溯源,《六七筆記》提供了大量證明,雖然經過1959年6-9月50天整風,中央三令五申,對港政策和內地不能一樣:“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小資狂熱”,“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詳細情況請參考《蘆蕩小舟》第五章11-13節 整風記錄),但是香港左派隨時準備‘解放香港’的情緒只是暫時隱忍,“文革”風一吹,極左思潮就再次表現出來。比如《六七筆記》記錄了馬士榮“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又比如:周恩來向與會的反迫害委員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了解情況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等等。

根據父親的回憶:“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香港政府和群眾對六七暴動的反應

在《六七筆記》裡除了如前所述可以看到香港左派的盲動之外,還記錄了港英政府的態度、外國領事、工商界、警察和尼泊爾兵等政商各界對“反英抗暴”的反應,並可以看到商人、學生、一般市民的態度。顯示中央希望對於各方面情況全盤掌握全盤考慮。

其中有一段是當年港督戴麟趾的反應:

“6/6×國領事反應 戴①估不到香港問題立刻引起北京這樣重視,一向HK問題附屬廣東,澳門事件的解決是由廣東解決的,現在北京這樣重視,事情就很難辦了。②北京毛林占優,周是能左右政局的,現在摸不到周的態度,③社論是不是周的意見,無從知道,為此非常苦惱。④左派人士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究竟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也無從而知,這點更是頭痛的事(據說戴這幾天非常苦悶)。”

“××國領事:如發展毛思(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的,工商業仍可照常,要戴禁止美蔣活動,不接受美蔣一切要求,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戴最怕低頭之後,一切工商業都不准經營,等於中國大陸一樣,那又何必低頭,只有最後一戰,那是沒有辦法的。”

港英這種態度,反證了這次暴動的混亂、迷失,把香港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

商界反應如“罷市商人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3心2意”。

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共和港英當局之間有默契,所以中共才能在香港建立起文化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六七暴動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參與,比如“有一隊好像是學生的群眾,約一萬人,自動組織一個宣傳隊,由中國銀行到灣仔時報,工商做了一個飛行集會”等。

絕大多數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參與六七暴動,都是出於對殖民統治的義憤和跟從左派機構的指示,期間卻被極左思潮蠱惑,做出極端的行動。非常遺憾的是,周恩來1967年底至1968年初在港澳工委內部宣佈結束“六七暴動”、以及文革結束後中央會議定性“六七暴動”是極左性質,兩次都以“保護群眾積極性”為由,沒有在香港左派群眾中肅清“左”的影響,左派群眾被“自生自滅”了,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至今仍有少數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群眾堅持認為當年沒有做錯、仍在爭取“平反”的原因之一。

8.六七暴動的手段

透過《六七筆記》可以看到六七暴動使用了“文”和“武”兩種手段。“文”,比如貼大字報、遊行聲援、左派報紙發表輿論,在中銀大廈樓頂裝上高音喇叭廣播等。到了7月,鬥爭升級為“武鬥”,有人向內地要甘蔗刀用於遊行,有人假傳中央指示把招商局船上的武器拿上岸,最嚴重的是利用學校的實驗室製造炸藥,在全港到處放置“真假菠蘿”(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製造沙頭角槍擊事件、邊境駐軍和民兵越界襲擊英警造成5名英警死亡等等。香港人提到“左仔”時的蔑視甚至仇視,大概就是始於這次暴動,始於這些暴力手段。

一頁文字材料,裡面記載了六七暴動中有人把槍支運送到香港的情況。

(圖三:這是吳荻舟文革受審查期間的“交待材料”其中一頁。記載了六七暴動期間槍支運港的情況。)

這樣造成的損失既有經濟上的、更有政治上的,既有一時的,也有長遠的,父親以及很多實事求是為香港做事的左派幹部群眾十幾二十年打造出來的局面一朝盡喪,在李後送給我母親的《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裡,我看到李後說:“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1] 六七筆記可以在https://1967.hk.com文獻檔案1960’找到全文。

[2] 吳荻舟8月5日被撤職接受審查,而早於7月26日已經開始要他交代問題,所以7月26日到8月8日之間以及之後發生的很多事,他已經無能為力,也沒有記載。

[3] 余長庚:是冉隆勃的筆名,冉原任職外交部西歐司,文革期間被批鬥,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研究所研究員,1996年5月以余長庚為筆名在香港雜誌《九十年代》發表“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回憶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六七暴動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六七暴動

  1967年初,父親吳荻舟在外國專家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引火燒身”過關。4月,他所在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內部開始批判陳毅,廖承志也早於1966年底在周恩來安排下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967年5月,香港爆發了“反迫害鬥爭”(不同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稱謂,包括“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左派暴動”等。“反迫害鬥爭”是父親遺文以及中共官方沿用的叫法)。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幾天不著家。他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記述:“我每天晚上用電話把情況報告錢家棟(又作錢嘉東,周恩來兩個外事秘書之一),由他向總理匯報或請示。因為鬥爭很劇烈,我常在辦公室住,有時回家也很晚。”

在香港,年紀稍長的市民至今記得六七暴動,那是香港人一段不堪回首的集體回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最嚴重的騷亂,被形容為一場“腥風血雨”,“香港小文革”。當年負責鎮壓暴動的港英政府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1999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而六七暴動帶給香港社會深遠影響,至今餘波未盡。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不過父親留下大約10萬字“六七暴動”遺文,包括一本“六七筆記”,十幾份“談話記錄”、“交代材料”、“證明材料”、給廖承志和我母親張佩華的信以及十幾篇幹校日記,讓我可以了解一二,近年更集多方之力,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逐步深入研究。

遺文部分已经用於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2012),光波24電子平臺的《向左向右》(2013-2016),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2017),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8)以及紀實文學《蘆蕩小舟》(連載中)等。其中《消失的檔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本章嘗試為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六七暴動的讀者整理概況,盡量詳細。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明令通知港澳工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時隔一年,文化大革命終於還是蔓延到香港。

1967年5月6日,頗具規模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廠方新廠規,怠工抗議,部分怠工工人被廠方開除,廠方並拒絕談判,有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手持《毛主席語錄》聚集。港英政府出動警察鎮壓,引發社會騷動。

新蒲崗人造膠花廠規模頗大,工人在建築物和街道上和手持槍械盾牌的警方對峙。

1967年香港的新蒲崗發生工潮,警方介入鎮壓,與工人對峙。

(圖一: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始:“新蒲崗工潮”。網路老照片。)

5月12日,六天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準備用輿論和群眾集會聲援被捕者及受傷者,由工會出面向港英當局提要求,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這些做法似曾相識,讓我想起父親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一些往事(見第五章兩航起義期間發動群眾支援碼頭工人的例子)。

香港工人當年的生活很困苦,他們的遭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一直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由於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奪權”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無可避免受到鼓惑,一朝爆發,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前的做法,而是大膽越出中央劃定的“雷池”界線。從當時的標語口號文件措施等來看,至少一部分人意在藉機把英帝搞臭、讓英帝像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那樣向左派低頭[2]

聲援活動沒有止於香港,5月15日中央批准了廖承志提交的鬥爭方案,15日至18日,

上百萬人在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北京召開了“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會”,周恩來到會。

海報畫面主體是手持毛主席語錄的工農兵和紅衛兵。背景是各大報的版面,配以口號:七億中國人民誓作港九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北京政府發動人民聲援香港工潮,各大報都發表社論,特別是人民日報6月3日的社論,呼籲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圖二:內地鋪天蓋地的鼓動宣傳對香港“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期間,5月26日,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3]),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目前知道還有監督組、秘書組),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但是在文革特定環境下,當時外交部長陳毅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被奪權,周恩來也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中央對香港方針動搖,內地極左派,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幾方面的合力造成“反英抗暴”失控,把“反英抗暴”推向“脫軌”,有人甚至說“要把香港打個稀巴爛”。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以為北京在號召大幹一場,著手收回香港,鬥爭步步升級。[4]

7月26日,時隔短短兩個月,由於父親多次抵制極左的做法,他被要求“交代問題”,8月5日,被撤離“聯辦”,8月19日,被隔離審查。

8月23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一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

後來毛澤東指示“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反復,周恩來把港澳工委幹部召集到北京,用兩個月為他們冷卻頭腦,持續八個月的暴動在當年年底落幕,在翌年一月在內部會議正式宣告結束。

經過梳理父親留下的大量資料我才瞭解到,在這場暴動中,父親作為龐大機器裡的小齒輪,作為夾在中央核心和香港前線之間的技術官僚,如何竭力避免香港發生更多血腥殺戮。五十年後,有香港人稱他為“守護神”、“恩人”,我明白這不是他個人的舉措,很多重大的事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他對香港情況的了解、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個人品行起了關鍵作用。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三:吳荻舟遺留下來的珍貴資料:六七筆記)

下面幾個事例,證明形勢曾如何“失控”以及父親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救:

一、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搞大規模遊行,準備了一份200多人的骨幹名單。父親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通知他們銷毀名單,試圖阻止他們上街遊行。他認為這是很冒險的,長期堅持,就要保護這些骨幹,而不是暴露他們。

二、香港左派要求:“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父親並收到外貿部門電話報告:“香港有人訂做700打甘蔗刀遊行的時候用”。父親馬上通知無論如何不能運出去,運到甚麼地方就停在甚麼地方。在那本工作筆記上“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的記錄旁邊,父親注明:“我暫止於深圳”。

三、一批海運局護航用的槍枝運到香港,被拿上岸,並說還要更多。香港左派有人說是“中央有指示”,父親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他一方面向周恩來報告,一方面要他們停運,已運去的要撤回來。經查,這些槍是準備武裝幾個據點作為堡壘與港英政府對峙。

四、父親看到外交部一份報告,內容是限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把抓我們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負責。父親認為這樣的做法會令中央陷於被動,他打電話請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報告周恩來,把報告壓下來。

還記得1959年整風期間黃施明秘書長對港澳工委的批評嗎(見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13節)?1959年整風期間,中央曾批評港澳工委對敵人、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1967年這個情形再次出現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六七暴動由罷工及示威升級到使用香港人俗稱“真假菠蘿”的真假炸彈(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暴動期間包括二百餘名警務人員在內八百多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香港警察、英軍、邊境警察和1名中國大陸民兵、左派工人、學生、無辜市民,還有一位電臺主持林彬和他的堂弟被放火燒死),1,936人被檢控,英國檔案資料還記錄了122幢建築物和164架車輛遭到破壞。人命傷亡和財物破壞都寫下香港歷史紀錄。炸彈浪潮等極左做法導致港英搜查工會及左派機構,左派學校以及左派報紙被封。

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父親留下的六七工作筆記後認為:“香港左派錯誤地估計了冷戰期間的中英關係,完全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

他認為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了很多很重要的中方文獻,如果他能諮詢已經公佈的有關這次騷亂的英美外交檔案和許多西方著作,他會更好地理解港督、警察局長和很多香港華人精英鎮壓暴亂的決心和防暴的能力。據他瞭解,當時,大多數的殖民地官員是二戰老兵,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在歐洲和納粹作戰。幾個警察專員都有在塞浦路斯和馬來亞鎮壓共產黨叛亂分子的經驗。一些英籍華人、印度人和倨喀兵(Ghurkhas)[5]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軍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事實上,當時港英當局比英國的工黨政府態度更強硬。在等待來自倫敦和北京的外交信號之前已經採取了鎮壓香港左派的措施。

他還認為,“《六七筆記》是非常寶貴的。在高層會議上,中國領導人1967年5月已經決定暫停任何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周恩來做出這個指示的時候,香港左派領導和六七鬥委會幹部們都在場,不能說不知道中央的指示。除非我們能在北京和廣州查閱到中國的官方檔案,否則,我們不能夠肯定,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共產黨幹部。《香港,1967》引用了許多香港和內地報紙的社論,在1967年6月和7月下旬,這些言論還是很激烈的和具煽動性的。即使北京的決定能夠傳達到香港,香港左派領導人本身是否能夠保持理性並能夠控制年輕的追隨者?如果可以,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沒能避免。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這些質疑,我從父親的遺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1]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是唯一逐字逐句注釋《六七筆記》的書,如有興趣很值得一看。感謝他引用我的原話:“很多文獻已經公開發表,歡迎各位有心研究者使用,我樂見不同版本的注釋,樂見更多人加入研究。”他在書中指出:“吳荻舟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

可惜余汝信寫《香港,1967》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六七筆記》,否則他書中的分析或會有所不同。後來雖然把資料提供給他,他的書卻沒有機會再版。2017年,他曾向我提出“注釋六七筆記”的計劃:

  1. 出版事宜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雷競旋博士與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與牛津大學出版

社聯繫;

  1. 出版的是令尊的工作筆記注釋版(筆記的原件影印版和文字注釋版);
  2. 注釋工作由我做,你審核,署我們兩人的名字;
  3. 由你寫一個背景說明放在工作筆記之前;
  4. 劉智鵬教授寫一篇介紹文章;
  5. 我可再作一個1967年香港大事記,放在工作筆記之後。

我也同意了他的計劃,但是當他從其他渠道得知程翔在寫,遂通知我撤消計劃。沒機會看到不同版本注釋,我至今感到遺憾。

[2] 1978年初由廖承志主持召開的港澳工作會議所做《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1997年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六七暴動作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3] 在原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馬繼森等人的著作中,提及為六七暴動成立的“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和吳荻舟遺文中的“港辦”、“聯辦”一樣,負責人都是羅貴波,任務一樣,但是組成單位人員、領導體制等卻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知到底有多少套班子。想要澄清有待原始檔案解封。

[4] 一般認為六七暴動分三個階段:5月為遊行示威階段;6月是罷工罷市罷課階段,之後一段是放置真假炸彈“恐怖主義”階段。

[5] 啹喀兵:啹喀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僱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一支常備部隊。他們是尼泊爾裔,驍勇強悍候選者年齡介乎17至22歲,身高、體重、胸圍都有嚴格要求,並要通過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和基本英語和數學測試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啹喀兵開始隨英軍駐守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一九六六年年底、如火如荼“造反”的一年將盡之時,在還屬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發生了“一二·三事件[1]”,在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交待材料裡稱此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當時他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以下,是父親交代材料的原文(題目和寫作時間不詳):

這次鬥爭從1966年冬到1967年春。就整個過程來說,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幹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同志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所以取得很大的勝利,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封閉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的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這次鬥爭中,我在貫徹執行毛主席對外鬥爭路線和上級批准的方案、指示時,注意澳葡每次暴露出來的弱點,同時,也注意澳門群眾平時鬥爭少,經驗不多,起來得慢。因此,既要堅信勝利,又要不急不躁,逐步深入,穩步前進;抓住一切機會發動群眾;進行“逐浪高”的鬥爭,把結束鬥爭的條件逐步提高上去,由各線分別提出,最後歸總(一次發覺高低兩套條件同時出來,馬上建議糾正),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下,達到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最高目的。

比如:我們籍組織烈士出殯來調動群眾,擴大鬥爭規模時,看到澳葡不但不敢阻撓,相反非常怕刺激群眾,下令凡出殯行列所過街道上的澳葡機關一律下半旗,群眾愛國鬥爭情緒頓時高漲起來,便把上述的最後最高的條件提出,取得了勝利。

這次鬥爭是由蔣幫搗亂、澳葡縱容引起,所以鬥爭是壓澳葡取締蔣幫,達到目的,就把鬥爭結束了。

在這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提到香港的另外一次“反迫害的鬥爭”——香港“反迫害鬥爭”,

香港“反迫害鬥爭”。這次鬥爭中,我雖然有點怕右,但是基本上是堅持了中央關於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長期生存,充分利用,內外有別等等,和周總理關於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不能影響中央的長期方針,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不能迫中央上馬,還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一場靠當地群眾力量的政治鬥爭等等。看到一些嚴重違反上述方針和指示的極左計劃、設想、行動時,我都建議當時港澳辦公室的負責人加以撤銷、糾正、阻止了。但是,王力之流一開始便加以破壞、幹擾,並通過他們在港澳辦公室的代理人,直接到鬥爭的前沿去背著周總理把劉寧一、王力之流的黑話傳下去,蒙蔽了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搞起了一股極左思潮,偏離了中央方針和總理指示,如果不是總理抓得早,這次鬥爭必將遭到更大的損失。

當時我聽了香港方面向運貨去港的船上要武器,說是“有中央指示”,我很奇怪,曾對交通部方面介紹來的、廣州海運局來反映情況的兩位同志說:中央有指示,一定是通過辦公室下達,我們沒有下達過這樣的指示,可能是香港方面看到港英屠殺同胞著急了,船上的同志聽到港英屠殺同胞,基於義憤把槍給他們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今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請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一下。後來,武器建議撤出來了。

現在清楚了,所謂“中央指示”就是王力說的“要搞點槍下去”(記不准,見外交部最近發的批林材料)。

父親由於中途被停職,鬥爭的後續發展和如何結束,他並不知道。

這次的鬥爭目的沒有那麼清晰,而且隨著“文革”的“深入”,極左的影響波及了位處邊陲的香港,事情變得很複雜,連周恩來也控制不住形勢了。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的李後說過:“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次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二十八萬,減少到十八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五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盛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損失有多慘重,看過本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就知道。難怪有一種說法:經過六七暴動,幾十年的努力全部歸零。

五十年後,關於這次“香港反迫害鬥爭”,被揭發出許多材料,許多父親當年不知道的內情,也已經許多專家學者以及傳媒工作者發掘和研究,我會在下一章《一九六七》中詳細講述。

講一下小孩子記得的1966年吧。1966年初夏,我12歲,小學6年級畢業考試後等待升中考試,沒想到等來“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而且一停就是一年多。我們在學校(北京市西城區青龍橋小學,現在已經併入北京市育民小學)期間沒有發生很嚴重的鬥老師、打砸搶行為,至今老師同學大家見面還感到慶幸。

8月,全國開始“大串聯”,大批南來北往的紅衛兵住進我們學校,教室變成宿舍,桌椅變成睡床。我們則在駐校“軍宣隊”解放軍指揮下幫忙接待:帶紅衛兵登記,領取被褥和餐券等等。我家住的國務院宿舍也有接待紅衛兵的任務,記得那時候來自廣東一帶的學生冬天還穿著單衣,打著赤腳,我們幫忙安排他們到哪裡睡覺、到哪裡吃飯、到哪裡洗澡。

“停課鬧革命”期間有兩件事我一直忘不了。第一件事,我們幾個小孩子在其中一位同學家聊天的時候,她哥哥進來,給我們講解為什麼要組織那麼多個紅衛兵組織。他把一個墨水瓶往桌子中間一放說:“你從這邊看,我從那邊看,就可以知道墨水瓶的全貌。”我有點納悶:為什麼不可以繞著墨水瓶走一圈看清全貌?但是大哥哥振振有詞,我一個12歲的小孩懂什麼?

第二件事,還是那個同學,有一天她主動交待:“我問自己,敢不敢喊反動口號?然後就在心裡喊了——打倒XXX!”。這下子,她為自己惹了大麻煩,不許回家,挨批判,聽別人對她喊:“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這麼多年過去,我記得她的名字,惦記著她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不止一次想,她應該是一個有想法不盲從的孩子,她的人生之路恐怕也不會雲淡風輕。

到了10月左右,我們幾個小學生萌生了也要去串聯的想法,擔心北京火車站不讓小學生上車,於是背上背包,打算徒步走到天津,不過半路截了順風車到達天津,從車窗爬上擁擠不堪的火車,睡在椅子底下過夜,到上海打了一個轉。當然,我們也就是湊一下熱鬧,到處看看大字報,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是位漂亮的南京女孩,通信很久,八十年代她向我求助,我給她匯過錢,後來我去南京還去看她,結果發現她騙了我,這才停止交往,此乃題外話。

近百人的集體照,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吳荻舟作為港澳小組一員身在周恩來接見現場。

(圖一  1966年11月總理周恩來接見港澳代表訪京團,吳荻舟身在現場,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宿舍大院因為名人如雲,很多大人受到衝擊,至今發小們仍在回憶誰家被抄,誰的父母自殺,誰家孩子打死人,抓起來了,誰曾半夜逃到鄰居家躲避追捕。我還記得半夜三更院子大鐵門被砸得山響,各派紅衛兵包圍大院抓人批鬥, 我們只敢躲在窗簾後面張望。

下面是宿舍髮小們的一些難以證實的可怕回憶:

1966年8月份一個下午,一名和善的老奶奶低著頭站在宿舍辦公室門口臺階上,鮮血從她花白的前額上流下來,她是大院髪小的姥姥,也是大院居委會的文化教員,據說她向居民大媽們宣揚了三家村的燕山夜話。我們的一名同班同學(小學六年級)手裡拎著一條軍用白鐵頭帆布紋武裝腰帶,站在可憐無助的老人右手邊。後來這名同班同學說:“那時我們還未成年,難免做一些錯事,蠢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悔不及!”算是認錯吧。

1967年春天一個下午,35中紅衛兵頭子(住本院,姓沈)帶領七、八名紅衛兵,“代表”西城區紅衛兵到院子裡來組織群眾大會批鬥“大叛徒”包惠僧(一大代表、後退黨,歷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國務院參事)。會場就在我家樓下露天戲臺,會上發言、大喊口號的幾名家屬老太太還動手打了包惠僧幾個嘴巴子。沈一看形勢不好控制,趕緊宣佈散會。回憶者記得包的老伴眼神焦慮站在後面馬路邊上,他說一輩子也忘不了她的眼神。

院裡最先因被批鬥不堪折磨自殺的是2組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然後是也住2組的國務院參事陳達邦,他是抗日英雄趙一曼的愛人、長征女紅軍陳琮英(開國中央五大書記任弼石的夫人)的哥哥,曾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老黨員。再有是住19組的一機部汽車局彭局長,不堪被造反派折磨在單位跳樓致死。

16組一位髪小的母親從四樓跳樓自殺身亡。

10組閻寶航曾任遼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1967年11月被抓,68年5月在審訊中遭腳踢、毒打,陷入昏迷,送院死亡。他老伴高素是大院居委會委員負責到各家查衛生。其兒子閻明復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89年後降職使用,到民政部當過副部長,當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可能還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當過社長。

不過在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母親一再叮囑我和二哥、妹妹不要出去惹禍。

當然,除了“受衝擊”,這個大院本身的能量也是很大的。髪小們記得,文革一開始,大院裡不少大哥哥大姐姐從學校拿傳單回家,比如《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等等。大意是天下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們就是要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等等血統論的內容,應該和這個大院的孩子本身的優越感很有共鳴。孩子們接受影響、擴散影響,打倒別人的父母,然後自己的父母也被打倒,一朝當上“西糾”、“聯動”,沒幾天又被抓被關,飽嘗翻雲覆雨的滋味,很多發小的人生都顛三倒四。最後有多少人反思,多少人回歸正常人,不得而知。

我家多次被“抄家”,與香港沾邊的證件和照片大多被沒收或被毀,古典音樂的黑膠唱片只餘一地碎片。父母吩咐我燒書,那都是家裡收藏的中外名著、民間故事和童話,分門別類裝在精美的硬殼紙盒裡。我坐在廚房一角,身後是一座“書山”,燒煤球的大灶燃著熊熊火光,看一本燒一本,看一本燒一本,幾天才把它們燒完。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們偶爾會閃出來告訴我:“你知道這個故事”,僅此而已。由於當時囫圇吞棗,我不但不記得作者、出版社和年代等等基本信息,連故事也常常混淆。所以我從來不敢“掉書袋”,雖然後來又看了很多書,但是總覺得自己知識結構有缺陷。

[1] 澳門一二·三事件:葡萄牙人十六世紀中葉起獲准居留澳門後,明清政府在澳門繼續行使主權,設有衙門、海關、稅館等。但是1846年葡萄牙駐澳門總督一改百年做法,不單武力驅逐中國政府衙門,更在1887年逼迫沒落的清政府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從此葡萄牙全面殖民管治澳門。1949年後,中共對香港的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適用於澳門。一二·三事件幾乎可以說是澳門歷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反對澳葡政府的事件。那年11月中旬澳門離島發生騷亂,起初只是建築工人在華僑盧氏捐出興建學校的三棟平房屋頂上清理危險瓦礫,因為政府並未批准興建學校的規劃,政府派出手持藤盾和膠棍的警察鎮壓,事態擴大,12月3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由於歷史原因,澳門左派力量比較強,澳葡政府被迫簽了“認錯書”。事後葡萄牙政府喪失了在澳門的管治威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實上控制了澳門,左派勢力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事件期間,香港左派曾經組織幹部前往“取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不能自己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1966年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接見紅衛兵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 不能自已

這時候,中影除了他們的“紅色造反者”外,還有“紅軍”、“公社”、“孺子牛”、“延安”和“紅色青年”等眾多組織,“周圍在醞釀著一場大的鬥爭”,不斷在“分化”、“團結”、“推過去”、“倒過來”,群眾和幹部、群眾和群眾互相炮轟。

3月15日母親記述:“到公司後(星期一)看見紅軍的大字報(延安也附和)說不該解散黨委、支委、團、工會……後來政治處被公社加了封條,我找到了第一號通令,上面寫的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因此我的發言:(一)1.如果錯了,我願在將來受黨紀處分;2.我翻閱主席著作,瞭解黨委的定義,等於一個班,班爛了,是可以解散的;3.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4.社論說奪黨政財文大權,不解散,如何叫奪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必考慮措辭;(二)看了紅軍的大字報,5.不該奪權,那麼該恢復了?是有職無權呢還是有職有權?那還奪什麼權?6.公社封政治處,是反奪權的信號。紅軍的大字報,是為反奪權製造輿論,根本是要復辟;7.黨章在,黨的組織在,只要黨員認識統一,思想統一了,他們就會開會重選支部,甚至黨委,任何人不能干涉。”

有人很左,“沒了政策,就是圖痛快,一天一張大字報,弄得這幾個青年眼都紅了,幾乎認不得我們,我已成了他們眼中的保守份子。他們的冒險主義思想是危險的!不能不警告。”有人同意母親的意見,有人指罵她“不配做黨員”,有人說母親在“紅色”內部起不了什麼作用,“你的理由沒有說服我,你應該暫停職務”,也有人替母親擔心。有人拒絕去搞“黑頭”的工作,說“搞不過這十個老滑頭”、“老狐狸”,想站在中間,等到“適當時機”站出來;有人很聰明,不肯鑽進去,要站在圈外。

眼看一些“老運動員”怎樣保護自己,母親還是不放棄:“‘紅色’的危機是‘我’字當頭,單純軍事觀點,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左傾冒險主義,置群眾意見於不顧。”她恨自己不會寫大字報,責問自己:“我為什麼不能克服,幾宵不睡,寫不出來嗎?”

母親和她的戰友輪番談話,有的人竟談了九次……“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的心很不平靜,我很怒!很不通!為什麼你們自己不行動,卻指手劃腳,這不滿,那不滿,人家是危機,有錯誤,需要的是鬥爭,是幫助,是以對黨負責的態度去工作,去克服困難,不是為我擔心,是為黨的事業擔心!”

她的談話似乎產生了一些成效,幾位戰友有所統一,3月17日她寫道:“基本態度1是參加進來,熱情幫助,應該肯定核心的這幾位同志的優點,長處和過去的功績。拉他們一把,更何況他大方向是對的。2他們只是普通群眾,馬列主義水準有限,能力——階級鬥爭的經驗、組織能力、政治水準都有限——他們現在也幾乎拿出吃奶的力量,而我們黨員卻沒有人出來像他們那樣造反,對比之下,也該有愧。3現在,不少同志怕麻煩,怕責任,工作不敢做,我們應該承擔起來。否則,他們幾個人,怎麼搞呢?我以為對他們,只有在他們明顯地不按主席思想辦事,不按照十六條辦事時,我們才能改組,現在,不能說,只能仁至義盡地保護、幫助、提醒、開展批評自我批評。”

看得出來,1. 雖然“紅色造反者”只有十幾個人,但是能量不小,在幹“大事”,母親還負一定的責任,壓力很大;2.母親很“正統”,沒有歪門邪道,沒有為自己著想。3.他們的目標是推動三結合,為此還相約到中央文革北京組諮詢。

接見他們的是一位解放軍,當母親問:“觀點一致的時候,黨員還可以結合起來嗎?”他說:“我黨有總政策,也有具體政策”,“一定要和群眾結合,吃透兩頭——一頭是社論、政策,一頭是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要旗幟鮮明,起作用,發揮黨性,緊密地和群眾在一起”。他模棱兩可,並沒有直接回答黨員是否可以結合,母親卻覺得他的話說明自己的看法基本是對的,增加了自信。

3月19日是星期日,“昨天去清華大學串聯,下午又到‘八一’中學參觀‘聯動’展覽。‘八一’是個高級軍幹、革幹的子弟學校,孩子三歲入幼稚園,初中畢業出來,就住在這個養尊處優的‘大觀園’裡。這個‘大觀園’,原來是個王府,解放前是(同仁堂)樂家的別墅,樓臺亭閣,有半個頤和園大,孩子們從家到校,十幾年,完全脫離社會、勞動人民,成了特權分子,這就是‘聯動’孩子們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的由來。把學校破壞得一塌糊塗,罪行累累,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後,這些孩子不是修正主義的接班人、中國不變顏色才怪呢!”“清華‘井岡山’正批判‘論造反者’(出身論)。”

人群圍觀從許多人家被沒收的“四舊”——家傳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所有被認為“四舊”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鼓勵“破四舊”。

(圖一:破四舊——文革中由毛澤東鼓勵、被造反派發揮到極致。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幕:人群圍觀抄家“成果”,各種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任何造反派看不順眼的東西。)

下午又有人到家和母親談話兩小時,母親寫道:“我沒考慮談話的技術、分寸(當然不是一點沒有),因為那麼一想,我就要失去談話的勇氣。我把對大聯合、三結合,對公社的分析,對中間人物的看法,對‘紅色造反者’的內部四分五裂、我的這個召集人的作用等等,都和他談了。”——原來母親是召集人,怪不得壓力那麼大——“忠言逆耳,也許他們和我一樣,也是頑強地認為自己對吧。”

母親的日記裡多次出現鄺志良鄺叔叔的名字,母親就是和他“談了九次”。其實不止,此後,在母親3月23日至4月21日的日記裡,鄺叔叔的名字更頻繁地出現,記得母親晚年和這位叔叔常常打電話互致問候。

3月23日,是個星期三,母親請病假一天,鄺叔叔來家裡談了一上午。母親寫道:“他今天交心了,對我在‘造反’後直到奪權那一段沒找他很傷心,生氣。因為那時他最需要人家的説明,而我卻過門不入,他把我找過他幾次,如何說話,等等都記下來了。記得真細!我哪想得到!他先聲明,有怨氣,話會很重,要求我聽下去。我聽了,我肯定他講的好,講了我就放心了。對我是擊一猛掌,是同志式的,但也是我政治水準低的大暴露。這是一面,另一面,我認為他也不主動,我看得見他在避我。又說自己要理出思路,理清自己的問題。我瞭解他的心情,因為我這一段也孤單,因為只是我主動找他,他沒找過我……過去我也找過他,說明今後雙方都要主動。這次談話,對以後合作有好處,我們的信任應該說更進一步了,但我太粗了,幾闖大禍。今後該怎辦呢?還是主觀太多,群眾觀點太少,政治太少。”

他們約定分工去和別的戰友談話,把幾個人都聯合起來。鄺叔叔告訴母親某人對她的意見,母親一聽,“嘿!豈有此理!”“過去他是非‘紅色’不參加,沒被吸收,現在狠命的出氣,把我也夾在裡面”,“前一天還說時機不成熟,不能動,今天我們把時機弄熟了,你立刻長了牙,咬人了。”

母親約大家一起分析形勢,列舉了“兵團”奪權至今的錯誤:

  1. 地位變了,是主要矛盾方面,回避了這一點;
  2. 繼續抓大方向——鬥批沒抓緊;
  3. 繼續抓大方向——大聯合、三結合沒搞好;
  4. 說“戰略上右了,戰術上左了”,豈不全錯了?實際上是單純軍事觀點,矛頭對的不是當權派,是群眾,危險得很;
  5. 和公社的矛盾僵了;
  6. 核心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隨便給人扣帽子,沒有群眾觀點;
  7. 不認識錯誤,不接受別人意見,整風會上別人提意見,立刻解釋

……

母親發言簡單說了一下自己“造反的經過”,“中間看得到的問題也提了意見,有些錯誤自己也有責,但是,到目前已在‘紅色’無所作為,已幹了,思想改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為了顧全大局,我認為目前還是要支持他們,幫助他們,鼓勵他們,有人說該撤換他們,目前不是時候。他們不冷靜,沒有政策觀點,把自己引上危險的道路,我們如何幫。”“目前大方向:三結合,大聯合,鬥資、當權派,如何抓?雙方僵了,什麼也做不成。幹部也不敢亮相,如何解這個結?幹部在三結合中必須首先鮮明地站在革命群眾一邊,現在我們有兩派,兩派都有錯有對,誰是革命的,他們不敢下結論。大聯合,‘兵團’一個勁的打,僵了,合不成,有了成見。是革命的幹部,對這個現象該有一個分析,一個看法,研究雙方分歧的性質,如果主要是認識,應該促使雙方接近,聯合,而不是抹稀泥、觀望,或火上加油,這是完全錯誤的。”

大家同意母親的意見,說要分頭進行。

母親寫道:“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不能自已,停不下來,我一心一意要戰鬥,要搞好。”“只是心裡激動得不能自已,哪裡來的這種感情?”

母親似乎沒意識到,這是她積攢了幾十年的革命熱情。從1938年在抗宣一隊被父親勸退養家,到1948年在新加坡被父親“丟下”(詳見第三章和第四章),如今遇到這個“大革命”的機會,四十年的熱情一朝噴湧,也難怪她不能自已。

可是情況比她想的複雜得多。3月27、28日,她看到她的戰友們在樓上開會,特別是下午,已經在討論成立新組織,宣言內容等等,卻沒有一個人向她解釋一句,看到她,包括幾天前還曾向她“交心”的鄺叔叔——據說是“主席”,大家都不出聲。

“看來我的困難處境近在眼前了,要有精神準備。”

28日中午,母親和鄺叔叔再次談話一個半小時,晚上,再談。鄺叔叔質問母親對他的看法,說不理解母親,問她“對兵團的擁護有沒有界限?如果它一直滑下去,難道我們也跟?”他“奇怪和責怪”母親為什麼不參加一個新的“不站在這邊或那邊”的組織去促進他們的大聯合。

母親“以誠實的態度、誠實的語言向他說明:我不參加,他們也不要。”一邊是“革命造反派”,一邊是“保字號”;戰友們表面上有商有量,卻

存在許多矛盾:誰“私心”多一些,誰“一盆漿糊”,誰“總想有人給打保票”,誰“翻臉翻得快”,誰“投機”,“和稀泥”。

引號裡的都是母親的觀察和記錄,讓我們窺見文革期間人們的紛紜百態。

母親認定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深感“一個腦子不夠用。心死了嗎?碰了釘子,一出門就栽了!”

但是母親很頑強,很有鬥志,3月29日她去參加批判肖望東。在文化部大院裡,“保字號衝擊了三次,我們能批判肖,是總理批准的。他們衝擊時,我們保衛,我也去‘吃了一口梨子[1]’反擊一下,丟了一隻鞋,但是親身體驗了一下。”

母親寫道:“原來階級鬥爭是如此‘無情’。不要緊,我要補課,一定要‘親口吃梨子’,別人笑駡由他。”

晚上鄺叔叔來電話,他們還可以交換意見。那個晚上還有另一個電話找母親,說有人冒充母親的名字打電話給鄺叔叔挑撥離間。母親寫道:“有趣,也太複雜了。如果我在20年前這樣過就太好了。現在遲了。”

20年前,即是40年代,母親果然對未能如父親般早早投身革命耿耿於懷啊。

4月4日,“首都電影界革命派聯合委員會成立,共有九個單位參加,我們的兵團為成員之一”,那就是說,母親他們的努力還是奏效了。但是一直到這個筆記本最後一頁,都可以看到暗湧不斷,人人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唯我獨尊”,母親始終處在被抱怨但又有點重要的微妙位置,4月6日,“今天中午和‘紅色’四個頭頭談了一陣,實際上是我談他們聽。”

母親似乎是在如履薄冰地處理著每天每時的重重危機,4月6日晚上鄺叔叔來電話時母親說:“對錯誤,我以為過去幹時,就是那個水準,今天回顧認識了缺點錯誤,總結了幾條,為的今後改正,繼續工作。今天再不吸收經驗教訓,是不可恕的。”“鄺同意這個意見。”

這個本子最後一篇,4月21日,星期五:“今天下午2時-9時,和鄺在家裡‘閒話’。”在漫長的7個小時“閒話”之後,母親這篇日記內容有點總結性質:

1分析了公司運動形勢——兵團方面、公社方面,文化部,社會上。檢查了兵團優缺點,特別對缺點的看法。”“我們要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我們國家出的事情,理解毛主席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些矛盾,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群眾有了缺點錯誤,該怎麼看?群眾已承認了錯誤和改正了錯誤,就是前進,前進道路上的缺點,要用正確態度對待,不能死咬著不放。

2公社對我們的看法:a.公司階級鬥爭的蓋子沒揭開(17年來的)。b.我們是保護舊勢力,所以打擊解放軍,因為他們是勢不兩立的。C.兵團的一小撮人是不可信賴的——唯出身論。公社的這些觀點,是“進口貨”(外面抄來的)。我問,怎樣才叫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呢?

3對“學習小組”的看法,他很頭疼,但沒準備立刻放棄。我告訴他,旗幟必須鮮明瞭,路是毛主席指出來的,但要我們邁步走,有的人走得到,有的人走不到,有的人不動,有的人走反了,有的人跌倒了爬起來再走,有的人就此躺到了。看人要從本質上看,現象已經太多了。

4對兵團內部一些問題的看法。兵團的形勢大好,人心安定,核心穩住了,看得見是學游泳,是前進中的困難。

5我勸他到兵團來,工作需要人,不要投公社,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幹,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不能包辦。

最後我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筆記本淡淡的墨蹟,承載著濃濃的時代烙印。今天我已無從知道中影那些群眾組織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些人事如何發展變化。更多的是看到那個年代的混亂和母親的單純。我相信她學到東西了,否則不會在許多年後對“紅色造反團”整的黑材料說:“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詳見第五章)。

 

[1] 吃梨子:指毛澤東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3造反有理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造反有理 

    在父親吳荻舟執行“資反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被“反資反路線”的同時,母親張佩華卻是全情投入她工作的單位——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工作組和資反路線。

母親在1966年7月6日的日記裡形容他們四清結束回京那天的情形:“下了火車,沒人來接,大家懷著不安的心情。出了車站,看見了馬桂棠等幾個人。來的人不敢伸手,接的人冷冷冰冰,說明家裡的情況有很大變化。後來,政治處來接的同志說話了,幾句必要的安排。分配了車子後,馬桂棠同志解釋了幾句:‘來的人中有左派、右派和反黨分子,我們很為難。’大家沉默了,我想聯繫了自己吧?自己是什麼派?”

花了一天半流覽大字報,母親瞭解到,“群眾現在等待我們,要看我們是什麼派。從大字報看,洪丁李[1]成了黑幫的頭目,中影是個小小的‘三家村’”,“洪丁李和楊少任的歷史關係,過去聽說的是楊對群眾的打擊報復性很大,現在(聽說的)是楊給洪丁等人在62年反右後翻案時狠狠整了一頓,痛哭流淚,氣上加病一命哀哉!主要由丁達明包辦。他們的是非本來沒大關係,但是涉及到奪權,問題就大了。”(7月6日)

7月20日起開始“鬥爭洪臧”,陪鬥的有另外七八個幹部,母親提到他們的反應:“真沒想到毛主席會來這一手!”“開始,他們一定沒想到是這樣的場面,還有點不在乎的樣子,一進場子,氣氛變了,他們才有些‘在乎’,這兩天鬥下來,看來,洪臧也有些‘蔫’了,但丁李還很不服。”母親表示“又高興,又緊張。思想認識跟不上去,到現在為止,落後一大段。”

至10月,有四篇大會記錄:

一.傳達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結合批判四清運動形“左”實右,發動群眾特別是青年人除四舊、立四新;要觸及靈魂,從個人改造做起;

二.薛磊講話,內容是“不要當絆腳石,不犯方向上的錯誤”,學習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工作隊是“鎮亂隊”,鎮壓群眾,不信任群眾,幾乎把革命扼殺。“組織上是黨員,思想上是不是呢?林總還要拼命的學!”“林總說:要有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道德,必須破資產階級的舊,時刻記著主席一字字一句句作最高指示,苦學苦讀,改造自己”。“周恩來的評價:‘21個字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創舉’”。

三.趙偉講話。一是要放手發動群眾。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舉,工農兵是運動的主力軍,學生是這次革命的先鋒隊。十六條是強大的思想武器。叫群眾自己在運動中識別哪些是錯的,哪些是正確的。不怕亂,這場革命是觸及靈魂的、廣、深的革命,我們與之不適應的,堅決去改。過去許多舊框框,現在紅衛兵好得很,來機關熱烈歡迎,堅決支持。毛主席是紅衛兵的統帥,很講道理。二是思想上、工作上的舊框框,不適應新形勢,提出問題要立即答覆。辦法是在群眾中產生的,多商量(和紅衛兵)。有事商量,不要老請示上面。這次國慶,外賓來,就給他們看大字報,有介紹信給看,沒也給看。三是代職要做好工作,運動壓倒一切,運動和工作互相支援。

四.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17級以上幹部,聽了主席教導,該有新理解,新表現,新創造,新前進。2小將造反,好得很,不是糟得很。如何看待是立場問題。歡迎群眾揭發批評,事後也愉快,因為是幫助自己改進。3引而不發躍如也——即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不要指手畫腳。4領導幹部要做執行政策的模範。林總說十六條是文化大革命的具體行動綱領。一切按十六條辦。

兩種人:一種人拼命學毛澤東思想。有人學得好,挨打擊,因為那時中宣部陸等把持,他們說學毛主席著作像吃火腿,反對立竿見影。說學好了,打起仗來都是漢奸叛徒。一種人不學毛澤東思想,處於落後或中間狀態。

對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兩種人:一種人重視政治思想工作。一種人不重視,甚至搗亂。

幹部對待工作也有兩種人,一種人有幹勁,工作有成績,但急躁,得罪人不少,運動中大字報多,大家要求罷他的官。另一種老好人,什麼事不做,什麼鬥爭不參加,人事關係好,大字報也少,選舉的時候能得全票。

所以對幹部要全面考察,全面排隊,全面調整,根據主席無產階級接班人5項原則提出3條方法:

1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2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

3有無革命幹勁,完全無幹勁的,罷官。

不知道經過怎樣的排隊、提名、選舉,10月15日母親的日記記載:“昨天,14日,同志們選我為輸出入處革委(會)委員。分工時,同志們又推我為副主任。”母親負責辦公室工作,“同志們說:要‘敢’字當頭,我也一口答應下來了”。但是她又說,“怎麼搞,我還不知道。”“我不善於組織,幹活亂糟糟,現在要搞千頭萬緒的辦公室。”“你們算是對準我的弱點轟了。”

母親負責的事包括更新科裡語錄版上的語錄,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天天過電影”,值日(打掃衛生)等等。

11月24日母親寫道:“該怎麼說呢?學習老三篇,背熟它。多少年來我沒考慮背一篇什麼”,“由於科裡對公司資反路線的看法有分歧。柴(雲珠)等看我們是‘保守派’”,“他們的批評(從頭到尾執行一條資反路線)我們也不同意。本來是討論、辯論、學習,但是情緒不對頭。特別是黨員之間。”

為了做值日,母親七點半就到公司(也就是早上六點半就要離開家),可是有人到得更早,“值日又給許蔚文做了”。“這一個星期精神不大振作,小組長沒當好。毛著學習、講用小結沒抓,日程沒傳達。今晚小結沒結好。因為我打算給柴或李參加的,結果他們要寫大字報,不參加。我臨時抓,當然抓不好了。”“荻舟今晚不回家,怕早上來不及去(6點到),我忽然很不安。早上沒囑他回來。晚上電話告訴我大妹來信時,我也沒提醒他。”

當時我去了“大串聯[2]”,是從上海給父母寫信。

我在母親珍藏的家書裡,找到公公(我的姥爺)的兩封信,信中提及我去串連的事,也體現出老人家對世事的看法,摘錄如下。

張若虛寫一手漂亮毛筆字

張若虛肯定張佩華放手讓兒女們出去大串聯,年紀輕輕經風雨見世面。

(圖一:公公給母親的信。老中醫的毛筆字,“古”語法,沒有標點符號,加上合肥話,辨認頗有難度,在我和妹妹的努力下認出99%吧。)

公公在給母親的信裡說(我加了標點符號):“培兒來書獲悉,您們都好,安慰。小弟[3]前來佛山在這裡住一天,次日返廣東。他比前不管怎的總算進步了,您說怕做落後分子,我說無怕,只要人的思想不落後,人就不至於落後,不是嗎?況您們處的地點不同,中國文化思想中心,人只要求進步就不至落後何。小妹比小弟小,她也能闖到天津,雖然自動是他們而主動,此不是您她又怎麼闖呢?只一點看來就不能算落後了,您想對不對?”

張若虛一手漂亮的毛筆字

張若虛寫給筆者的毛筆信

(圖二:公公給我的信。)

公公給我的信裡說:“輝孫如見,前曾來信給您母,不知收到不曾,念甚。您二哥曾來佛山,因無車開京,故於此地暫過一時。後來我送他去廣州探聽車子有無,將好只三天就有車開北京。您來信那天他已開車了,不知現在已到否,迄無信來,令人想往耳。您們現在真是幸福,論您年齡,比您二哥要小,論您個子,不比您二哥矮。這文化大革命,只要孩子們知識增加,個子雖小,自能從北京到天津,家裡能放其出去就不太簡單了,不是嗎?自然到了上海,上海是不平凡的嗎。投在上海各地走走看看,並見到了各種展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怪您內心高興而興奮,確實是增加不少知識和見解。現在您們學校想是暫不開學了,文化大革命尚未徹底完成,您明年4月還需出門串聯,這樣看來不是還早嗎。我很希望您們努力籌備您們明年的事,如有在外特殊收穫,更盼望您通知於我,也使我興奮而高興,可以嗎?”

我把公公的信掃描發給家人們,一位表妹回復:

“真不知道我們的公公(我該叫爺爺)有那麼一手好字。在我印象中沒見過他寫字。公公是個老實人,常在佛山廣州兩地跑,佛山自種番薯,提著一藤籃子給我們分享。心目中的公公特別痛我,一次,我生病發燒,拼命讓我喝水,用被子捂我一身汗,我受不了,在床上亂動,他跟我急,乾脆坐在床邊守著。

他說話聲如宏鐘,一口安微話我們會聽七八成,要是小朋友來我家玩,全然聽不懂他講啥。”

“文革大家忙,父母到幹校就留下我們四姐妹,公公偶爾也會從佛山來廣州小住一兩天,他也很不理解為何父母會拋下我們,話也不多,來去也不會打招呼了。回想起來,應該是找兒子吧,佛山見不到小兒子,到廣州又見不著二兒子,乾脆就偷跑到南寧找大兒子。所以就有嬸嬸來廣州找公公的一幕,急得要命兩處沒見人,最後小峰說公公問她要火車票錢,於是,我與嬸嬸馬上到郵電局打電話給南寧,才知公公下落。這是1968年的事了。這段事情,在我腦海裡記憶深刻。”

“記得我高中去分校其間(1970年),接到爸爸一封信,說公公在佛山病逝,在我懂事之後,他是我們家第一位離我們而去的親人,朦朧中理解失去家人的悲傷。不知為何,爸爸沒讓家人去送公公(媽媽在幹校,我在分校),只有佛山叔叔、嬸嬸和孩子們以及嬸嬸外家的人去送別公公。”

“婆婆去世應該是五十歲,很可惜。他們剛到廣州,人地生疏,語言沒人能聽懂。婆婆得的是虐疾,要及時醫治會好的,公公是醫生,他懂得,他更著急,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報社剛成立),當抽空送去醫院,過了最佳治療時機。父親一直也悔,買了個墓給奶奶下葬,向報社賒帳,足足扣了他三年工資才還清,剛剛解放的廣州困難重重啊!父輩們獻了青春獻親人,這樣的事,比比皆是,我們懂他們嗎?”

很悲傷的回憶,當我們懂他們的時候,他們都不在了。

繼續看母親的記錄。

12月10-13日,母親記錄:“公司住滿了各省市來串聯的電影戰線上的同志,但是,他們的串聯不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來是犯了自由主義,受一小撮‘來歷不明’的人蒙蔽而來的。告訴他們說:12.4毛主席要接見。後來說8號、10號接見。而有些人要在11號成立聯絡總站。總之,來的真相不明就是了。”

“一部分人來後,在全國文藝界聯絡總站的‘幫助’下和趙辛初部長開過一次會。這一次,對我瞭解這些串聯同志的幫助很大。1.不少放映隊同志在下邊受省市公司的歧視,這次來京,要告狀,出氣。2.要來看毛主席。3.來京取文化大革命之經。但是他們裡面派別很多,一個地方的意見也不盡同。見趙辛初說是解答問題,實際是談經濟(來往旅費和生活費要國家負擔問題……)”

還記得第六章第四節提及的中影公司“黑材料”嗎?那裡面寫道: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大串聯的威力果然很大。

時間到了1967年,1月3日,母親寫道:“20天之後,今天,情況有了大變化。全公司的同志陷入了接待工作(只20人在片倉搞業務)。公司運動全停頓,接待工作也沒法搞好。原因:文化部領導不支持,公司領導不積極支持。怎見得?文化部無力接待全部文藝隊伍,中影也無力接待全部電影發行系統的隊伍,特別中影。而部領導在最近被部革命組織最後通牒後(限五天解決接待問題)才不得不積極採取措施,而且整個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也才回部辦公。我們的黨委,全病了——薛、劉、楊、張、顧。把工作推給我們。”

“群眾對黨委有意見:怕字當頭,怕群眾,怕麻煩;對公司運動不積極;不老實,說一套做一套。中央文革說,文化部要經過一場大風暴,現在太文質彬彬了。”母親說,“支委開會,大家很激動,對現實不滿,認為現狀不能維持。”“薛為首的公司黨委如果是革命的就不怕轟,如果是不革命的要轟出結果來。”“造反有理!”

當時群眾已經分成造反和保守不同派別,互相指責,母親雖被指為“保”字號的,但看得出其實她態度頗為積極,醞釀參加或成立組織:“不要怕,錯了再來,應該進入群眾之中一起幹。”

在隨後一段日子的日記裡,母親表現出對這次“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有點沉不住氣。她說“反正我不保任何人,我也不靠誰去爭‘前途’,我也沒什麼‘辮子’給人抓”。

“紅色造反者”給她看了“宣言”、“公開信”,說如果同意就參加。母親決定參加,可是沒過幾天她又寫:“我參加了,但是他們不信任我,我的思想也跟不上他們”,“實際上他們是如何組織的,誰是頭,什麼也沒說”,“思想跟不上,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語言,既然如此,不如早日退出”。她說自己“闖勁不大,怕踩死螞蟻,有唐僧思想!”“我能打死人、害死人、罵死人嗎?如能,那真大大進步了。”

她會自嘲,也看到環境之複雜:有人積極串聯,拉人加入組織;有人到處打聽形勢、觀望;運動初期作報告的領導,這時候都在作檢討,挨批鬥;群眾互相懷疑,互相揭發,也互相鼓勵造反。當然,“公司兩百多同志,不會全在一個組織之內”。母親決定留在“紅色造反者”裡,因為她覺得自己“較全面地看清了群眾的情緒、要求。較深的看清了黨委的真面目。較認真的看到了我們團體同志們的革命要求和誠意。”“我是黨員。毛主席在領導!黨性在號召!我要勇敢地盡一切可能地革命到底,造反到底!”

1月10日母親沒有回家。他們聽說文化部政治部被砸了,檔案被搶,中影的檔案被中影一個戴眼鏡的人拿走。於是緊急動員,派人守住公司政治處的電話,便直奔和平里、公司頭頭薛磊的家。這時是夜裡十點半。公司幾個頭頭都被找來,“請他們具了結,除政治處外,沒黑材料。但是在政治處,大家仍然搜出了一些黑材料。”母親說,“實在不能不叫人憤恨,覺得受騙,受利用”,“我們不但不能做反動路線的產物!更不能做反動路線的犧牲品!”“這就是我決心走另外一條路,和過去我看不慣的一些同志們一起鬧革命的原因。”“革命造反精神!無畏!光明磊落!襟懷坦白!這兩天我做得對,也努力做到了。回來,告訴了荻舟,他支持我!我們家只有左派!這句話一定要實現!”

為了實現這句話,付出了多麼痛的代價!這是後話。

[1] 洪丁李:指中影公司的洪蔵,丁達明和李志民。

[2] “大串聯”或全國大串聯。根據維基百科解釋,特指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組織或個人為主體,在全國範圍內免費乘車(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聯、交流和宣傳造反的活動。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社會動員措施之一。百度百科則指:“大串連”是“文革”時期的特定歷史現象,指1966年夏,為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採取的一種特殊人員交流方式。這種方式首先是從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學生中開始的。為了造黨委的反,打破班級、年級、校系的界限,商議共同採取某些行動,這種方法叫串連。

[3] 小弟即我的二哥。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資反路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 資反路線

1966年6月中到7月底,父親吳荻舟作為“工作組”被派到外國專家局,分配到管理處,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四十多天。

1966年5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領導運動。但是根據原《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的文章《關於文革初期工作組派出與撤銷問題》披露,8月1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不管怎樣是做了壞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90%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他更指責派工作組是“白色恐怖”,“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指出中央另有“資產階級司令部”。

通過父親的“自我檢查”,我瞭解到他在外專局執行“資反路線”的細節。父親說當時他並不知道那是“資反路線”,直到提前結束工作組工作回機關,“還自以為對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提前回機關,是因為風向變了,他們需要學習《十六條》,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紅旗社論[1]等轉變認識。

1967年1月初他再次回到外專局住了一個星期,“聽取革命群眾的意見,接受批評”,終於“深刻認識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外專局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很嚴重的惡果”。1月7日,父親主動要求外專局群眾給他安排了一次“引火燒身的檢點,承認錯誤,向受害者和受蒙蔽著認罪,賠禮道歉”。

在這份五千多字的“自我檢查”裡,父親檢討了自己的“奴隸主義”、“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等。我有三份“自我檢查”草稿,一份寫於1967年3月7日,另二份寫於3月25日,還有一份草稿只有短短三頁(3月7日和25日的都是17頁),沒有日期,內文刪改很多,估計是更早期的,比如初稿,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成為3月7日和25日兩份草稿第一節的小標題——本節主要分析這兩篇草稿。

一份手稿,字跡工整。右上角是張佩華批註“文革初66.6-7月底派去外專局”。

這是吳荻舟在1967年寫的自我檢查,關於“執行了劉少奇資反路線”。

(圖一: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

在此先把3月25日那份稿輯錄如下,然後與3月7日的比較一下,這樣既有助瞭解工作組的工作內容,特別是當時一些細節,瞭解“八條規定 ”和“十六條”具體是怎麼被執行的,也有助瞭解父親如何字斟酌句寫檢查,強化上綱上線批判自己。

自我檢查

我執行了資反路線

一.奴隸主義: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可是我這次參加工作組,沒有聽毛主席的話,卻中了大毒草“論修養”的毒,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奴隸主義的錯誤。當我接到通知參加外專局的工作組時,只想到“做黨的馴服工具”。我到外專局便不分晝夜地按照所謂的“八條規定”、按照黨組提出的“上下左右一起掃”、“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具體做法,以及黨組和工作組把當權派劃到隊長和管理員一級的決定,到處煽風點火,放手發動群眾起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任何人,揭發任何物”。這些“規定”、“做法”和“決定”,現在看的很清楚,都是錯誤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為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而提出來的、形“左”實右的反動東西。

當時我只滿足於所謂“大字報數字直線上升”,滿足於全局上上下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遍地開花”的表面現象,卻沒有根據紅旗第八期社論指出的運動方向(即“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是針對著一小撮掛著共產主義的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是針對著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去分析一下大字報的矛頭指向哪裡,去分析一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矛頭指向哪裡。當時,大字報的數字上升得很快,到六月底七月上旬,已到達了萬多張,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矛頭指向處級以上的幹部,有五分之四的矛頭是指向一般幹部和群眾的,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重點也是指向一般幹部和廣大群眾。

雖然,當時的紅旗社論沒有像十六條那樣明確地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社論所指的方向,已經清楚,絕不是什麼“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物”,絕不是什麼“上下左右一起掃”,也絕不是什麼“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一齊掃”(有,當然要掃,但要放在後期掃)。如果當時對照一下,錯誤是可以發現的。

尤其到了六月下旬,外專局黨組書記XX被停職反省後,外專局的運動的矛頭,基本是指向處級以下的幹部和群眾,結果造成了8月23日事件,全局四十多位幹部和群眾被揪出來鬥爭。

以上情況很清楚地說明外專局的運動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而且沿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道路愈走愈遠。

至於我所說的“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那只是從現象看問題,不是從本質看問題。雖然,外專局的運動的確不像外事口有些單位那樣,出現過由於群眾貼工作組的大字報而組織“反擊”、“逆流”、“反妖風”,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假革命”之類的事,我離開時為止,也沒有正式宣佈過幹部和群眾誰是“黑幫”、黑線,也沒有正式給他們的“錯誤”定過性質。但是同樣,整過材料,排過隊,圍攻過幹部,圍攻過群眾,還有過8.20事件。這些不是我們工作奴隸主義地積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惡果嗎?

二.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

只有拋棄任何私心雜念,才能做好一切工作。在這段工作中,我就沒有做到這一點。解放軍報的社論(三論提倡一個公字)說,資產階級的“私”字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根源。我的頭腦裡正有個私字,才會執行反動路線而不自覺。以下是怕亂和怕工作落後、個人不光彩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

1.“怕”字當頭整了革命群眾

職工食堂有幾十位職工,平時鬧不團結,鬧小宗派,有時爭吵得還很激烈。我們到外專局不幾天,有一位青年職工向工作組揭發一位組長(黨員群眾)帶頭開‘黑會’,準備整人,而且在會上還惡口威脅,誰把會上談的情況洩露出去就整誰。我聽了,不是去做那組長本人的工作,瞭解他為什麼要整人,也不到群眾中去弄清情況,而首先把他和食堂職工鬧不團結聯繫起來,懷疑他別有用心,怕搞亂了運動的方向,便貿貿然鼓勵那位青年職工起來揭發“黑會”,於是五六位參加黑會的群眾起來申明退出那個“黑會”,結果是搞垮了那個‘黑會’,也整了那位組長。我這樣實際上就是整了群眾,挑動群眾鬥了群眾。

2.“私字”當頭整了幹部

修繕科科長剛從農村搞四清運動回來,聽說他工作不錯,原想吸收他參加活動分子隊伍,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科裡的活動分子來反映,XXX說他的問題很大,不亞於被停職反省的黨組書記XX(總支書記也說他把科搞獨立王國)。我便向總支書記建議先在運動中考驗一下再說。當時,局黨組代書記XXX在宣佈原黨組書記XX停職反省的大會上,提出趁群眾情緒高漲,抓緊時間掀起運動的第二個高潮。總支書記據此提了一個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的計劃。我贊成。實施後,一次揭發批判科長的小組長擴大會開得很糟,會上冷冷清清沒有揭出什麼問題來。於是我急了,怕高潮組織不起來,對總支和個人都不光彩。並主觀主義地想到有人說他的問題很大,為什麼沒有人起來揭發,一定是群眾未發動起來,蓋子未揭開,因此我向總支書記建議,把當天會上揭出來的問題,提上綱來,第二天在原定計劃的全科大會上做一次動員報告。他同意了。第二天的會果然開得火力很猛,那位說科長問題很大的XXX同志,也起來揭發了一些所謂的“三反材料”。我在大會結束時,念了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還講了幾句點火的話。現在看來這些做法根本是錯的。第一我不應該贊成總支提出來的那個計劃。那個計劃把全處幹部(隊長以上)列為揭發批判的對象,這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第二我不應建議利用那些材料上綱作動員報告。這樣等於給該科科長定了性質,第三不應該說那些帶傾向性的點火的話,這也等於給他的錯誤定了性質了。據說,8.23該科長也被揪出來鬥了。

三.經驗主義:

過去我也犯過這樣的錯誤,這次也犯了。《十六條》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做法。可是我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群眾路線很不理解,對這次運動的最大特點是徹底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很不理解,還是採用自上而下的、或農村四清運動的辦法進行工作。所以對派工作組沒有懷疑,對框死運動、把運動引向邪路的“八條規定”沒有懷疑,對“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上下左右一齊燒”、“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的錯誤做法沒有懷疑,對自上而下去組織活動分子隊伍也沒有懷疑。

從思想檢查,這都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自以為是的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在作怪。這次工作中,也有很沉痛的教訓:

1.自上而下組織活動分子的惡果:工作組一進外專局,群眾剛剛起來,有些科隊的群眾還沒有起來(其實現在看,群眾當時並未起來),上級就催組織活動分子——左派隊伍。我們採取了自上而下的包辦代替的做法,去進行排隊組織,由總支佈置各支委會,根據群眾的平時表現、成分和運動中的表現提出名單,在總支會上評議(排隊)後,報局黨組決定。這樣組織起來的左派隊伍,和毛主席親自發現、支持的紅衛兵等革命左派,沒有一點共同之處。紅衛兵等左派組織,是毛主席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廣大的革命群眾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後組織起來的,而我們搞的活動分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引下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所謂依靠隊伍,既未經風雨,也未見世面,加以我們的領導方法有錯誤,使他們的活動神秘化,造成了群眾間的隔閡,互相猜疑,以致發展了宗派情緒。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大錯誤,尤其沒有想到流毒這樣深(但是,也應該指出他們絕大多數是革命的青年群眾和幹部,由於熱愛黨、相信工作組,跟著我們走,也必然跟著我們犯了一些錯誤),至今還影響著外專局的革命派大聯合。

2.把群眾當阿斗: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就變成了擴大了的工作組,在“八條規定”的框框裏工作。工作組、局黨組通過他們聯繫群眾,貫徹政策,反映情況和佈置工作。當時領導上還強調要訓練,全局開過幾次活動分子會,進行了訓練。我在七月下旬,分別召集管理處各科隊的活動分子座談過幾次。瞭解了一些情況,談了一些工作經驗和一些工作方法。有一次,為了全面掌握群眾的思想動態,我向修繕科支委擴大會議建議把各隊活動分子按班排組織起來,支部委員當班長,而每個活動分子又固定聯繫幾個群眾,經常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反映他們的思想、要求和對運動的意見。這樣做既可以把所有的群眾都聯繫起來,又可以解決工作上忙閑不均的缺點。另一次活動分子會上,我又向他們反映,有人來工作組說,修繕科某隊出現自稱要保某隊長的什麼“黨”。這兩次談話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據說,我離開不久,那個聯繫群眾的辦法,變成了偵查什麼“黨”的盯梢活動,造成了修繕科的白色恐怖,造成了修繕科的群眾鬥群眾。這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自以為是的惡果(過去工作上有些做法,是不能簡單套用的)。

四.自由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又說要重視調查研究,不能“閉塞眼睛捉麻雀”,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方面,我過去的工作有許多教訓,這次工作中也有很深刻的教訓。我參加外專局工作組的整個過程,多數錯誤都是因為沒有吃透兩頭,滿足於一知半解才犯的(一月間我回到外專局聽取群眾意見和批評期間,有一次我看大字報,旁邊一位老工人對我說,你們工作組當初就是不找我們老工人談談,專聽青年人的話,那位XXX——指盧聲澄,修繕科書記——就是有私心雜念,你們聽他反映情況,所以出錯誤……)。這是嚴重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對人民不負責的態度,資產階級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

1.錯誤地、過早地傳達了橫掃群眾中的牛鬼蛇神。《十六條》說,不許採用任何藉口整群眾,即使群眾中有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在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紅旗第八期社論雖沒有明確這樣說,但,七月中下旬陳總的指示已經肯定“不能整群眾”(李新華傳達),後來王屏同志的四條檢驗運動的標準中,卻說“看下面的牛鬼蛇神是否已清出來了”,這就引起我思想上的矛盾。七月下旬局黨組工作組按照“四條檢驗標準”提出在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以後,下面的牛鬼蛇神也要掃一下。局黨組代書記XXX還說:“不整一般幹部,但,牛鬼蛇神還是要整的,要一層一層地整,要由上而下地掃。”現在看來,這些提法、做法犯了策略性的錯誤,是符合反動路線提出者的利益的。因為我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者拋出“下面的牛鬼蛇神也要掃”與《十六條》的“不許採用任何藉口整群眾”正相反。但是當時,由於我們粗枝大葉,沒有吃透“紅旗”的社論,和陳總“不能整群眾”的指示,結果,錯誤地、過早地向活動分子傳達這樣的任務,就是錯誤。雖然,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不要整群眾,因此,要慎重,要摸清楚,即使真的發現自稱什麼“黨”的組織活動,也要多做工作,要分化孤立極右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是能夠把鬼變成人的。

話雖這樣說,但是,第一運動的方向錯了,群眾運動的方法錯了,結果必然走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反方面去。我提前撤退了,沒有參加橫掃群眾中的牛鬼蛇神的工作,具體情況不清楚,但,據說八月中旬,管理處的某些科隊到底還是出現了群眾圍攻群眾,群眾鬥群眾的情況,出現了嚴重的白色恐怖。

2.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

這也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不吃透兩頭的必然結果。七月中旬,我開始覺得有些做法和情況不對頭,想到要處理,有些也已著手瞭解情況,準備處理,但,拖拖拉拉,一直沒有認真負起責任來處理。比如1幼稚園群眾與群眾相互揭發材料,由園內擴大到園外(職工和家長互貼大字報),2幼稚園一部分群眾揪住幾個一般幹部不放,3(幼稚園)XXX一部分群眾和幹部看見一個黨員群眾畫了幾張畫,懷疑是黑畫,要揪她出來鬥(這事記得是勸止了),4修繕科一部分群眾揪住電機隊的一個組長(黨員群眾)鬥爭不已……這些當時就覺得有問題,都知道不符合政策,但,我沒有負起責任來及時加以處理,有的只向總支或局黨組提出建議。現在提高來看,這一方面是自由主義,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沒有真正吃透兩頭。毛主席說,情況明,決心大。由於對政策界線不明確,對情況又未向群眾瞭解清楚,因此想解決可是心中又不很踏實。比如“黑畫問題”,雖然勸止了,心裡還是有點疑疑糊糊的。

發現問題,不及時處理,仍然是錯誤,據說其中有的,最近還是被揪出來鬥了。這就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的嚴重後果和教訓。

以上這些錯誤,都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我靈魂深處殘存著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上培養出來的產物。否則,為什麼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完全不察覺呢?這就說明我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上,還是一個很不能自覺的、清醒的無產階級革命工作者。一月初,我向外專局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做“引火燒身的檢查”時,一面表示決心站在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和廣大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肅清它在外專局運動中的流毒,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方面表示願在廣大的革命群眾的幫助和監督下加強自己的改造,挖掉自己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屬性,緊跟毛主席,緊跟毛澤東思想幹一輩子革命。

父親檢查自己的錯誤根源時提到:“十多年的海外工作,沒有參加過國內的政治運動,沒有經過大風大浪的鍛煉,思想上謹小慎微,前怕狼後怕虎,所以在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看見這樣那樣的群眾組織,看見一些新事物就缺乏思想準備,也抓不住,不敢一下子就肯定,甚至有時還怕亂,所以不能正確地去對待在大民主之下出現的什麼“黑會”和自稱什麼“黨”的群眾革命組織。”“我對這次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究竟該做什麼,該怎麼做認識不足,所以我對外專局的四十多天的工作,主要還是照搬過去群眾運動的一套,自上而下地把自己當做群眾的保姆,包辦代替。這充分反映了我十七年來(對)群眾的階級覺悟、尤其是全國大學解放軍、大學毛主席著作以來、群眾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形勢估計很不足,對群眾能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基礎認識很不足,對自上而下至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條件認識很不足。所以對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迫不及待地派工作組,下黑指示,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蓬蓬勃勃的群眾運動壓下去的陰謀,根本看不到。”

仔細對照兩份檢查草稿,我發現許多不同的細節,這裡僅舉5例:

1.比如在談到管理科屬下的職工食堂鬧不團結,父親把“開黑會”和鬧分裂聯繫起來,並鼓勵那位職工起來揭發這件事,在初稿裡,他檢討自己“真是葉公好龍,我一面叫放手發動群眾,群眾起來了又怕亂。”第二稿刪去了。

2.又比如談到經驗主義、自上而下組織活動分子、上級催組織活動分子——左派隊伍那件事,在初稿裡,他說:“管理處幾百個幹部和群眾,我連人名還叫不上來,哪裡能知道每個人的思想情況,政治情況,誰是左派,誰不是左派,因此,只好由總支佈置支部提名單,報黨組批准。”第二份也刪去了。

3.談到把群眾當阿斗,初稿說:“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我們工作組仍然不相信群眾會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出加強訓練,做他們的保姆。”第二份稿變成“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就變成了擴大了的工作組,在‘八條規定’的框框裏工作。工作組、局黨組通過他們聯繫群眾,貫徹政策,反映情況和佈置工作。當時領導上還強調要訓練,全局開過幾次活動分子會,進行了訓練。”

4.還有在談到佈置“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時,初稿父親寫了126個字:“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按黨的政策,不整群眾,所以要摸清楚,不忙開會,不要演一場三岔口,自己人打自己人,而且即使發現什麼‘黨’,也要相信敵人不是鐵板一塊,要把鬼變成人,要分化孤立最右的、最少數的,而且還強調不管幹部群眾,只要不是頑固不化,也要給‘出路’。”第二份稿只有90個字:“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不要整群眾,因此,要慎重,要摸清楚,即使真的發現自稱什麼‘黨’的組織活動,也要多做工作,要分化孤立極右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是能夠把鬼變成人的。”刪掉了“要摸清楚,不忙開會,不要演一場三岔口,自己人打自己人”,“給出路”,增加了“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

5.談到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初稿說他提前撤退前“向總支書記分析管理處的運動情況,指出過‘管理處只有一二個人問題比較大的看法’。”他還責怪自己:“如果我當時‘敢’字當頭負起責任來解決這些問題,至少有一部分幹部和群眾是不至於被揪出來鬥爭的”,“既要算劉鄧的賬,也要算自己的賬”,這些能夠顯示他嚴於律己、心裡有群眾的內容,在第二份稿裡都沒有了,倒是加上了“這也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不吃透兩頭的必然結果”等“大帽子”。

總的印象,第一份稿被刪掉的多是一些真實生動的思想活動和實事求是的細節,第二份稿換上更多大道理,八股,流行的批判用語。

這是一分手稿,改動非常大,加加減減,可見心情值複雜和忐忑。

吳荻舟在寫檢討的時候,字斟酌句,改動很大。

(圖二:改動很大的稿子。)

據說在全國範圍,一些工作組的確“幹盡壞事”,但是綜上所見,父親和四清時一樣,一直採取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

父親在1972年一份檢討裡曾經這樣總結:

我“1967年1月在群眾前,做了‘引火燒身’的檢查,承認了錯誤,並承擔了責任,並要求廣大群眾揭發批判自己的錯誤。爾後我又到群眾中去,尤其到受害者面前聽取意見,接受批評。這樣就進一步認識了資反路線的反動性。我正要再一次檢查時,群眾說:‘你不是工作組組長,外辦工作忙,你回去吧。’”

“當然,我也看出一些問題,提過不同的意見。如一次局黨組擴大會議上,有人提議群眾要求開除黨員黨籍,科隊支部可以決定,無需報黨組批准。我提了反對意見,但是‘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工作組當時執行的是資反路線,即使我看出一兩個問題,或做對了一兩件事,也不能扭轉路線的方向。”

文革後他也對家人說過:在1967年1月回外專局“引火燒身”的時候,外專局群眾不但沒有叫他“坐噴氣式飛機”,還端了椅子叫他坐下講,最後客氣地請他回去,說他沒有“壓迫”群眾。

圖上彭德懷被“造反派”把頭向下按,雙手背後撅起。

文革期間很興這種鬥爭方式——把人的頭按下去,雙手背後撅起,謂之“噴氣式飛機”。

(圖三:“坐噴氣式飛機”是指把被鬥爭對象雙臂向後撅起,形如“飛機”。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 10月3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說:“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只有徹底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才能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十六條。”“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主義。”社論經毛澤東審閱。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1絕密文件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1絕密文件

1966年,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留下的資料不算多,但是都很有分量。

我手頭有一份下發到外辦港澳組、廣東省委組織部四處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有關領導同志的“絕密”文件,是父親1966年在前門飯店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他那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

綜合各方面資料,這份文件的背景是這樣的:

1966年4月,香港爆發了人稱“天星小輪加價事件”或稱“六六暴動”的市民抗議。來往於港島和九龍之間的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將頭等收費由2角增至2角5分,二等收費維持1角不變。當時未有海底隧道,未有地鐵,渡輪是橫渡維多利亞港的唯一公共交通,許多香港市民只能靠渡輪上班下班。加價引起社會輿論強烈反應,也擔心帶起加價潮。

事實上,1966年4月1日,港英政府已經帶頭增加所得稅及薪俸稅、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租金、停車場收費等等。在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的時候,除民選議員葉錫恩外,其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理士更表示,“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輿論譁然。

4月4日,25歲青年蘇守忠身穿寫著“支持葉錫恩”、“絕飲食,反加價潮”的外套絕食抗議,途人圍觀,11名青年翌日加入聲援。

4月5日,警方拘捕蘇守忠,盧麒等前往港督府要求釋放蘇,當晚10多名青年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示威遊行。

4月6日淩晨,警方拘捕了4名示威者,同日蘇守忠受審,香港及九龍出現零星示威。入夜後有約300人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向油麻地警署擲石及玻璃瓶。出現在各處放火、搶劫商店、攻擊消防局及公共設施的事態,警察亦成為襲擊焦點。警方發射催淚彈772枚、木彈62枚、實彈62發。香港總督戴麟趾在淩晨1時08分宣佈九龍區于淩晨1時30分至上午6時實施宵禁。

4月7日晚上10時左右旺角彌敦道再有人聚集,繼續放火燒車和搶掠商店,更企圖向油麻地警署及旺角警署縱火。政府宣佈宵禁提早在0時30分實施。駐港英軍亦加入協助維持秩序,1名青年死亡,4人受傷,200多人當場被捕。

4月8日,英軍出動裝甲車,警告以實彈鎮壓騷亂,騷亂於當晚平息。

4月9日,超過300人在法庭受審判刑。

宵禁在4月10日解除。九龍地區連續兩晚騷亂,港英政府出動軍警鎮壓,最後造成1人死亡,18人受傷,1800多人被捕,前後不到一個星期結束。期間《大公報》及《文匯報》曾強烈譴責有人破壞社會秩序。

文件左上角有“絕密”兩個字,右邊有張佩華注釋,不過時間有誤。

吳荻舟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

(圖一:“絕密”文件首頁。張佩華在右上角所注時間“1964年”應是1966年之誤,因為談話中提及的“加價”和“九龍騷亂”均發生於1966年。)

 

文件全文如下:

5月4日晚上,外辦港澳組召集港澳工人觀光團開座談會,搜集意見。觀光團反映:香港群眾迫切要求解放,觀光團成員也有這種感情;對中美戰爭,港澳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不打好,或者認為一打起來港澳就解放了;港澳工會工作主要困難是工人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較深,覺悟低,等等。爾後,外辦港澳組吳荻舟同志對觀光團作了以下談話:

剛才,你們談了很多,綜合起來是三個問題:1)香港的地位問題。2)中美戰爭問題。3)工作方法問題。我簡單談一談。

(一)香港地位問題

現在我們不解放香港就是因為有美國問題。對美矛盾不解決,香港的問題就不能解決。

現在美帝國主義包圍我們,北方蘇修對我們關門,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我們拿回香港,等於得一個黃埔或青島,意義不大。希望大家身在香港,放眼世界。從香港得外匯不是我們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香港是個放射性的地方,是我們跳出去的橋頭堡,如果收回來,便關了門,沒用。我們從香港可以掌握到帝國主義的弱點,可以利用。長期堅持,對我們有利。這樣子比收回來好。

香港工友們看到生活苦,迫切要求解放,沒有看到世界利益。我們從無產階級最高利益出發,從世界革命出發,越遲解放越好。甚至香港要比臺灣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個東南亞一起解放。

如果我們在香港的人一批批全被送回來,香港沒有我們的人,失去地位、作用,又是一回事。我們要保持這個點,首先要保持我們的人,長期堅持,長期打算,長期著想。各位生活上苦,工作有困難,但要想到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未解放的人民的痛苦。香港工作是世界工作的一部分,要通過香港跳出去。我們大批的東西、書報,毛主席的著作,從香港大批運出去,影響極大。非洲朋友打遊擊,東西丟光了,唯獨主席遊擊戰的書沒有丟。我們的東西,到香港便能出去(到蘇聯不成,飛機空著也不給我們運),外國朋友可以通過香港進來。

你們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深,你們就越能生存,不被攆出來。即使美帝打上去,你們身上也沒共產黨、進步分子的字樣,工作做得好,可以隱蔽。少數人被攆出來,大多數還可以堅持。因此,香港地位問題與我們的工作有很大關係。我們政府暫時不解放它,甚至長期不解放它,長期堅持。

(二)中美戰爭問題

帝國主義本性決定,我們必須長期備戰。帝國主義存在,世界上就有戰爭。既然如此,就要備戰。備戰不等於我們主動去打,打不打,什麼時候打,決定於美帝。美帝能否打得起來,又決定於他的條件。只是我們準備得好,不怕他什麼時候來。

美帝現在騎虎難下,主觀上無法指揮戰爭。我們必須準備他發狂,打進來。

備戰有兩個意義:一是做長期準備,對付美帝;一是準備他突然發動戰爭。中美戰爭打不打,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打;一是晚打,甚至不打。戰爭的發展,很難說。總之要準備好。

如果要打起來,是否解放港澳?要看我們國家的情況。估計不會用港澳地方作戰,那地方小,英雄無用武之地。如果打起來,你們也不會離開香港,可以在香港堅持下來,就是最大勝利。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對世界革命就不利。中美打不打,打起來香港解放不解放,你們不能想得太多,想多了,不安心,對工作不利。

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三)英國的態度

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但又怕不能長期。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是有一致的語言的。他現在也不想搞翻我們。他的目的,是要從香港多拿幾個錢,一年拿幾十萬。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他不知我們的底,怕我們不給他長期。現在多少摸到了我們一些底。

最近,香港正式公佈加了價。港英搞鬼,弄假。他一方面裝民主,說向倫敦反映群眾反對加價;一方面照樣加了價。這是玩騙術。他裝假面子,沒想到卻假出了亂子。「華革會」貝納祺和葉錫恩[1]為了搞假民主,爭取群眾,收買了幾十個人,表面上出來反對加價,誰知後面跟上了14K,黑社會勢力,乘機搗亂,發生了九龍騷亂事件。英國人看到事態再發展下去不成,怕被臺灣利用,趕忙採取措施,連機場、電話都關閉了,和臺灣斷絕聯繫,甚至還抓了一批可疑的人。中央同志說,香港政府對於臺灣的搗亂心裡不怎麼喜歡。因為過去英國容許美蔣分子在香港搗亂,我們警告過英國政府,記了他一筆賬。加上一騷亂起來,要打爛港英好多東西,又在政治上給他塗污點,影響他的威信。有此,我們在香港工作的可能性很大,必須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當然,英國是想搞我們,但又怕我們。

(四)工作方式方法問題

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要學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

你們這次回來,學了不少東西,有用,但也不能照搬。否則你們在香港站不住。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以上是文件全部內容。

這份“絕密”文件反映出來的“香港群眾”“反殖思維”和“解放香港”的心態我是可以理解的。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末,香港處在二戰後社會復原以及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兩個不同時期之間,群眾生活仍然艱難,港英政府並不重視底層的民生。我的童年記憶中就有山邊那些一下雨就叮咚作響的鐵皮屋和衣衫襤褸的街童。父親那個時代的香港本地左派幹部和群眾很多都經歷過戰亂、逃難,領教過國民黨的貪腐;外派幹部大多曾參與反饑餓、反內戰、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如今內地“革命成功”,殖民勢力被趕跑[2],國民黨政府偏據臺灣,香港卻還要受港英統治。想來不論是香港本地幹部或者像父親那樣早年來港的“在外幹部”,還是新政後從內地來的外派幹部,都有反殖民主義統治的思想基礎和“解放香港”的抱負,有著隨時準備搞“革命”的心態。用現在的話說,“像‘白蟻’一樣”反殖是“政治正確”。

不過截至60年代末,香港人口從60萬[3]膨脹到30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是一波波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成分非常複雜,簡而言之共性就是不想或不能留在內地。中央政策經歷了短暫搖擺之後,出於全盤考慮,不欲“解放香港”而是明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如果左派幹部和群眾能夠在殖民地香港合法維權,隨著香港轉型,生活改善,立足香港,為內地提供各方面支援,或許心態和效果會大不一樣。

但是,“如果”和“或許”都沒有發生,左派幹部中一直存在那種按捺不住的反殖民主義情緒,中央決定“不解放香港”,他們只能忍耐和待機。“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實際控制HK”(見第5章香江歲月第11節和第12節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明1959年對香港左派的批評),部分左傾幹部和群眾的心態脫離了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也脫離了香港大多數居民。

父親的談話基調顯然是安撫、緩解這種情緒,強調“長期方針”的重要,“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由於中央的“冷處理”,1966年的“六六暴動”沒有發酵,由港英政府“鎮壓”了結。

寶塔山下,延水河畔,港澳工作“四巨頭”合影。很多圍觀群眾。

吳荻舟陪同港澳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參觀。當時港澳工作“四巨頭”合影。右一孟秋江,右二梁威林,右三吳荻舟,右四祁峰。左一是周明。

(圖二:1966年11月,父親陪同香港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等地參觀,由左至右:周明,祁峰,吳荻舟,梁威林,孟秋江。)

關於這份文件中提到的葉錫恩——就是前面提及的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唯一反對批准天星小輪加價的民選議員葉錫恩,在這裡插一段題外話。

1991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教授譚汝謙介紹我到杜學魁任會長的“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義工,杜學魁即葉錫恩的丈夫,我得以近距離觀察他們伉儷。

我在“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日語翻譯義工。當時“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和港日學者、律師合作研究香港被日本佔領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遺留的“軍票”問題——日本在香港發行的戰時“貨幣”,日本投降後成為廢紙,許多香港市民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他們手上至今持有“軍票”,欲通過和日本政府打官司討回公道——可是眾所周知,日本方面以“時限”已過為由,駁回了多起“索償”官司,討回公道的路十分艱難,軍票案也一樣無果。耳聞目睹杜會長為這個會勞心勞力,我和其他義工都受到鞭策。

杜會長是內蒙古包頭人,他在自傳裡寫道:七七事變時讀初二,日寇攻來,隨校西逃,渡黃河,過騰格里沙漠,一直走到重慶,1950年來到香港。杜會長和葉錫恩自1954年從一塊地皮、一頂二手帳篷起家,在徙置區創辦暮光英文書院,葉錫恩任教所有英文科目,杜學魁任教所有中文科目,為清貧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漸漸把暮光英文書院建成了一個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含大學預科)的綜合教育機構。兩人也從共同抱負結緣,1985年結婚時,葉錫恩七十一歲,杜學魁六十三歲。

他們同屬社會名人賢達,為大眾實實在在做事。香港回歸後葉錫恩獲委任為臨時立法會議員,也是香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在臨時立法會議員任期完結後,她決定退出政壇。杜會長任職“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主席二十年,1988年創辦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並任主席,後共同發起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並任主席,杜會長晚年還任“香港公義促進會”主席,2001年在港病逝,享年79歲。葉錫恩則是2015年在港逝世,享年102歲。

雖然在父親留下的文件裡,出於意識形態之爭,指葉錫恩是“搞假民主”,但是她和杜校長的奉獻精神也得到港英政府、特區政府和社會的普遍肯定。尊重歷史尊重事實,這是我在香港學到的一課。

[1] 葉錫恩:Elsie Hume Elliot出生於英國紐卡素貧民窟,紐卡素大學畢業,1946年到中國江西傳教。1949年南下到香港,熱心為香港社會基層爭取權益。1960年代,有香港市民向她反映香港警察收取保護費等社會不公的事,她在明察暗訪之後直接到英國遊說,促成香港成立廉政公署。1963-1995年出任香港市政局議員,香港回歸後也曾擔任港事顧問等公職。2015年去世,終年102歲。

[2] 租界在中國被視作主權喪失的象徵,1927年開始,各地的租界被中國政府陸續收回。

1917年,收回了漢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奧租界。

1924年,蘇聯宣佈放棄原俄國在華租界(天津和漢口)。

1927年1月3日至1931年1月15日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鎮江英租界,廈門英租界,天津比利時租界。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將杭州、蘇州、漢口、天津四處日本租界交給汪精衛政權。法國放棄在華租界。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宣佈收回所有的在華租界,自此租界的歷史基本上在中國宣告結束。新界等租借地1997年得以收回。

[3] 香港人口:香港1941年12月25日淪為日治前有160萬人口,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期間經過自願或強制回鄉以及非正常死亡剩下60萬,1950年人口增至220萬,60-70年代雖有遷入遷出的波動,人口基本徘徊在350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