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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3內外有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到北京

3 內外有別

    父親吳荻舟、母親張佩華在經受初到北京的各種洗禮,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快樂成長的天空。

與在香港時相比,北京的童年生活新鮮刺激。上學放學排路隊,路上還有馬拉車,馬屁股後面都掛著糞兜子。中午,老師會挨家挨戶檢查學生有沒有睡午覺。下午,到院子裡的同班同學家一起做功課,然後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同齡孩子一起跳皮筯,捉迷藏,爬煙囪,追追跑跑,玩各種戶外遊戲。從香港帶回來的三輪車成為全院小孩子的玩具,大家排隊輪流騎。要不然就去學雷鋒(1963年毛澤東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做好事,扶老人過馬路、幫清潔工人推車上坡、幫小賣部卸菜等。有幾年小學各班都種蓖麻,可以榨油,有一陣子還興養蠶,到處找桑葉喂蠶。我們在家中小陽臺養雞養兔,肉和雞蛋用於改善伙食,皮毛賣給樓下廢品收購站。春天學校帶隊去春遊,清明帶隊去八寶山烈士陵園掃墓;夏天跟著大孩子去游泳,抓蝴蝶蜻蜓知了,到護城河邊割草喂兔子,大槐樹下捉蟲喂雞。秋天去香山看紅葉,爬最高峰“鬼見愁”;冬天下雪,北風吹在臉上如刀割,卻可以在結冰的河面玩。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一:從宿舍後門(東、照片左邊)出去,就是護城河(現在的二環路、對著中央音樂學院那段),我和妹妹常在河邊玩耍,夏天在河坡上為家裡養的兔子割草,撈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溜冰。)

參加少先隊、戴上紅領巾後,我曾獲選參加天安門廣場國慶活動,小學生的任務是“組花邊”。從放暑假就開始練習按照指令舉起手裡不同顏色的紙花。長時間站立,長時間把花束高舉過頭,頗累,卻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光榮任務,記得身高是獲選的其中一個條件,我那時1米56。正式遊行那天早上不到五點就集合,待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已經過午,輪到我們歡呼著湧向天安門,我只記得大家都焦急地找: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毛主席?城樓上有些模糊的身影,但是看不清面孔。

有一次北京電視臺到學校招小演員,我氣喘吁吁從家跑到學校,不記得在擠滿人的辦公室問答了些什麼,總之是被錄取,從此課餘多了電視臺活動,做小品練習,錄製節目,我和電視臺的顧守業老師許多年後還保持聯繫。

雖然有時候因為來自“香港”這個身份背景、或者乾脆就因為一件不一樣的衣服,也會受到一些委屈,但比起爭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品學兼優的好孩子,那都算不了什麼。

當時我渾然不知,回到內地對父母而言就意味著更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領導意圖,更多政治運動。

我在整理父親1964年6月9日寫的一份“五反後的自我檢查”[1]才得知,除了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1963年有過另一次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五反 ”運動。

父親的“檢查”如下:

1政策水準提高了一些,辦案子多半能結合當前形勢和政策去考慮,成品率較高,反(返)工較少,更能體現領導意圖了;2學習大慶精神後,積壓案子較少,催辦、檢查的習慣在逐步養成了;3單幹作風、事物主義有所克服,大案子一般能做到和同志或有關單位商量,集中意見後再辦,普通案子,一般能提出要點、看法、或方向後,交同志去辦,不再眉毛鬍子一把抓,給零估、門市拖著跑;4具體工作上的領導作風有改進,注意抓方針和品質,注意發揮具體工作同志的獨立思考(如接待工作);5清高、自負和英雄主義有所克服,對過去的成績和錯誤,不再多提,也不再多解釋;6仔肩軟有改進;7對組內同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問題,較前能主動關心,對社會群眾(人民)來信,做到了思想上重視,主動負責去辦。

有些新的和舊的缺點和錯誤,當待進一步加以克服1辦案子還不夠認真負責,有的僅做到“擬予同意”,比如外文書店向美國書商進口書問題,未把情況弄清楚,就簽了一個“擬予同意”,領導同志問起情況來,答不上;2對問題不夠反復考慮,提不出意見,或提出意見,不能堅持;3機械理解海外方針,當國內大搞現實題材時,對派出與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形勢十分不調和的節目到香港,提不出意見;4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學習計劃,沒有堅持,這一年來,經典著作讀得很少;5組內的基本建設,還是沒有把整改提出的方案落實。

吳荻舟

1964年.6.29

陳真並各同志:這裡我初步檢查了一年多來克服缺點、錯誤的情況作為小組給我做鑒定的材料,請批評補充。為了及時把組織鑒定送出,不必把鑒定送給我看了,只要事後告訴我,以便我改進就得了。

吳荻舟

這份資料也附有“黨小組對吳荻舟同志鑒定的意見”:

一.   基本同意吳荻舟同志的自我鑒定;

二.   工作積極、熱情、肯幹;

三.   長期在港澳工作,有較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總結提高不夠;

四.   對同志關心,平等相待;

五.   肯學習,但學習效果不夠好;

六.   看問題觀點不夠明確,原則性和鬥爭性不夠強;

請組內傳閱修改。(已傳閱過)

從這份檢查裡可以看到,工作方面,父親有很多“案子”要辦,比如外文書店進口圖書、派出節目到香港、接待、處理群眾來信等等;環境方面,看到他的責任、上下級關係,看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必須顧慮到很多“領導意圖”、“主義”和“作風”,而他也確實誠心誠意要改進自己,不過不能“總結提高”到新環境要求的高度。

父親留下的遺文中,1963年8月21日廖承志對梁(威林)等人的談話顯示,如果父親還在香港,他就不用參加這次“五反”:

  1. 在目前的國內外形勢下,港澳工作方針是否有變?
  2. 報紙的宣傳方針,過去提不反蘇反共,但未提對英的問題。社會化問題,該怎樣體會?
  3. 工委的組織機構,和幹部補充。
  4. 不搞五反,是否可以在委組以上進行教育。
  5. 成立企業管理機構問題?
  6. 今後的工作中心:
  • 對外中心搞反修。
  • 對內以反修為綱進行階級教育。

階級教育怎樣搞法?

不管怎樣搞,不能搞運動,只能搞“學習”。但,也不要搞得很廣,先只限在工委一級,並且一線線地搞,還只能“和風細雨”,談不通的就掛起來。

從第四條和廖承志最後一段話可以看到,內外(內地和香港)是很有別的。回到內地,父親就受到“內”的待遇,被牽扯到不斷的鬥爭中。

關於“鬥爭”,四清筆記告訴我很多,這裡先按下不表,只記下其他一些涉及父親工作的遺文資料。

l964年5月間,有一次為處理“兩航”留港機構的設置問題,民航局陳耀寰、陸元斌一行到位於中南海裡面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開會,與父親不期而遇。會議是由吳凡吾[2]主持,他臨時叫人去找父親參加會議,說他對港澳地區的情況更熟悉。陳耀寰和陸元斌說:那次會議作出保留中國航空公司香港辦事處的決定,給中國民航留下一個展望世界民航發展動態的“視窗”,也為改革開放後致力於開拓香港地區航線有了一個據點(陳耀寰、陸元斌回憶文章《喜迎香港回歸 緬懷荻舟同志》《吳荻舟》)。

除了像陳躍寰和陸文斌這樣的偶遇外,因為父親經常接待港澳訪京人士、文藝界人士,不時見報,一些失聯的老朋友得知他的消息,從而與他取得聯繫。我有一封1965年10月20日孫慕辛來信,並附他們寫給“文協負責同志”的信:

文協負責同志:

對不起的很,想麻煩您們代找一個人,前些天在收音機裡聽到吳荻舟同志的名字,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是老同志,分別已有二十多年了,一直不知他的音信。因為我們過去都是在文化戰線工作的,我們想他可能不會改行。只聽到他的名字,但不知他在哪個單位工作,因此只有來麻煩代找一下。請您們大力的幫助一下,我們是感激不盡了。如實在無法找到,請回個信。

敬禮

張琢,孫慕辛

文協批示:吳在外辦港澳組工作,請轉外辦吳荻舟同志。

荻舟隊長:

您如果能接到這封信也一定會高興吧。在收音機裡聽到您的名字,我和張琢都非常高興。但不知您在北京哪裡工作。因此我們考慮了很久,只有請文協的同志幫忙找。也許有希望,等聯繫上了我們再談別後詳情。

張琢工作很忙,這信是由我寫的。

敬禮

孫慕辛

父親在信旁注明:10月31日回

在本連載第三章《瀝血八年》裡已提及,張琢是1941年秋由徐洗塵和胡振表介紹到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工作的,l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曾陪父親到香港去見《華商報》的饒彰風,後來五、七兩隊按照當時廣州地下黨的要求,將兩隊的主要人員和演出器材設備轉移到香港。

想必父親給張琢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懷念吳荻舟》一文中回顧當時情形說: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下薪金後,在隊員中平均分配,這些制度均是周恩來同志提倡的,而被全體隊員自覺接受而形成了長期貫徹執行的優良傳統制度。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強有力。吳荻舟自1937年抗日戰爭初期建隊以來,一直是隊長,他與副隊長徐洗塵帶領全隊認真貫徹執行了周恩來同志初創領導的宗旨精神,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喚起群眾,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推動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吳荻舟和副隊長徐洗塵名義上雖是正副隊長,但他仍和全體隊員一樣的過著普通隊員的生活。在實質上,他倆要對七戰區政治部負責。吳荻舟在作風上是平易近人的,隊員無論什麼事都願和他交談。他是參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抗日戰爭前,他曾被捕,在國民黨監獄中,曾受過迫害,但他還是和隊員一樣的過著簡樸生活。他為了減輕隊裡的經濟負擔,主動將愛人安排在外邊工作。即使在病中,他也時時關心著隊伍的公演活動情況,同時還抽暇編寫團結抗日的劇本,認真地貫徹地下黨的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

從香港到北京,對父母來說,和抗日戰爭時期輾轉各地一樣,只是轉換了戰場吧,和那時候的漂泊相比較,在香港有十四年相對安定的生活,在北京可以定居下來,已經是十分難得。父母一直相信,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摸索中免不了有問題,不過正因為有問題,才需要更努力,他們由衷願意繼續為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奮鬥。孩子們也在成長,無論工作還是家庭,一切會越來越好。

妹妹寫過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回憶爸爸點滴》(《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母親很喜歡她這篇文章。妹妹寫道:“熱辣辣的太陽,曬得沙灘滾燙的。爸爸背著我由海邊一直跑到樹陰下。胖胖的爸爸一邊跑,一邊被沙子燙得吸著氣,白得耀眼的沙飛快的向後退:‘爸爸跑得真快!’這也許是我對爸爸最早的印象了吧!

“爸爸真是多才多藝!我家有十多冊老式的相簿,珍藏著很多歷史鏡頭,記載著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過程。其中有一幅天鵝的特寫:恬靜中透出高貴的氣質,整幅照片因那一泓水波的泛開而變活了。家中有一盆養了多年的山石盆景,人見人愛,都忍不住用手去摸摸那翠綠欲滴的苔草。大床壞了(大概是我在上面跳得太多了),爸爸對它進行大修,睡房變成了木工房。在國民黨監獄的七年多囚禁日子裡,他自修英文、法文、日文,80多歲時仍借助放大鏡看原文書籍。小孫子學立方體,做爺爺的把土豆切成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循循善誘。他的拿手好菜是能煎出像紙一樣薄的雞蛋皮。但爸爸有時也會出笑話,有一次他幫我們兄妹用鐵絲做一個鴿子籠,籠子竣工後,才發現幾隻鴿子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了……和爸爸在一起永遠是快樂的!

“記得上一年級時,我很貪玩兒,甚至連書包都玩兒丟過。放學後和院子裡的小朋友玩跳皮筋,天快黑了才往家跑。在樓門口撞上爸爸,那時我們很少見到爸爸。他拎著提包,口裡的飯好像還沒完全咽下,大步走下樓梯,用手揉了揉我的頭,鑽進汽車就走了。我想爸爸一定是下班回家吃完飯又要再回中南海辦公。回到家,才知道爸爸是因為要回家拿份稿件,才順便吃了晚飯,否則連家都沒時間回呢!我感到自己錯了。吃完飯後趕緊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想在星期日拿給爸爸看。從那時起,我的成績在班上都是屬上游。

“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每逢星期六,是我們又興奮,又緊張的日子。吃過晚飯,爸爸在茶几上擺上一盤糖球,二哥、三姐和我就圍著爸爸坐下來。爸爸會仔細地詢問我們一星期的表現,然後查功課。通常是自己先講。記得有一次我的自我批評是:“上課時講了幾句沒有用的話。”做錯的,爸爸會告訴你為什麼錯,如何改,記錄下來下個星期六還要查問,做對的,爸爸會表揚,獎勵糖果。那一段日子,只要爸爸星期六在家,我們都是在這種溫馨的氣氛中度過週末。”

1964年大姐大學畢業、工作,1965年大哥考上大學,二姐中專畢業、工作,二哥、我和妹妹就像三隻快樂的小熊,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誰也沒有預料到,1966年夏天,正常的生活戛然而止。此是後話。

[1] 五反:父親這裡所及“五反”,是指1963年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運動”,不同於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2] 吳凡吾:(1918-2014)歷任國務院專家工作局副局長、局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對外援助組西方組組長,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政務參贊。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險惡贛南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前後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劇宣七隊的隊員在野外席地而坐,幾個人圍在一起,糙米就著一碗青菜就是一頓了。

劇宣七隊生活艱苦,幾個人分吃一碟青菜。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三南的崇山峻嶺,山路崎嶇。

粵北贛南很多崇山峻嶺。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一本自己已經模糊的油印劇本《重慶二十四小時》,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劇宣七隊”字樣。

網上拍賣劇宣七隊的宣傳品《重慶二十四小時》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粉紅色的影印紙上印著劇七之友李鐸元二零零八年的賀年信。

這是二零零八年一封“劇宣之友”的來信。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