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周恩來 下的所有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證明材料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6證明材料

    父親吳荻舟1967年7月26日被通知要交代問題,1967年8月5日被停職,關在“養蜂夾道”隔離審查,1969年初夏解除隔離審查,11月下放到寧夏幹校,1972年因病重被允許回京,1978年“解放”,1979年才“平反”。

 父親在幹校期間,除了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參加學習會、批鬥會、寫檢討之外,還要寫很多“證明材料”,一一交代他過往所做過的事、所認識的人。通常如果外單位來人(外調人員)要他寫證明材料,都會給他提供一個「調查提綱」,列明要他證明什麼。比如認識某人嗎?這人的背景,和這人認識的經過,共事多久?其人表現如何?等等。又或者問父親什麼時候做過什麼事?當時的細節?他必須圍繞這個提綱去回憶,然後寫出書面材料。

在1971年10月24日的幹校日記中,他記錄了外交部給他的一個提綱,提綱要求他回顧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期間的詳情。而我幸運地找到他就這篇日記所述外交部提綱寫的證明材料底稿,綜合在一起,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個案看。不過因為年代久遠,他當時又是用複寫紙謄寫副本,副本字跡已經褪色,有些字句模糊不清,下面引文中只能用“……”表示。

先看1971年10月24日的日記:

今天上午我問班長什麼勞動,他告訴我昨天星期天參加脫粒勞動的,今天補休息半天。

我用絕大部分時間給外交部提出的有關港辦的幾個問題的證明材料做準備回憶和起草。

1. 是誰在總理面前(1967.6.28)說廣州軍區在第一次沙頭角事件時把機槍後撤?

2. 我是否在6.8批過一個便條(電話稿)說朱楊當天回去,要派人接車,又說,總部署中央已經批准,馬上行動起來,我改了哪些字?提綱還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是誰提的,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是怎麼說的?還說通知方案已批准的意見是誰提出的?這便條是誰寫的?

3. 6.20復工委關於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除海港、公共汽車之外,還加上貨車、船塢等部門的覆信,內容大意是什麼?何人起草的?內容意見是誰提出來的?經過會議討論過沒有?會議有什麼人參加?

4. 7月薛平被捕後,港辦曾開會討論過對英提出照會限24(或48小時,記不清)的意見,會議有宦鄉及部監督小組王和奧等二人參加。這次會是吳接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當時總理辦公室的指示是怎麼說的?有沒有提過什麼具體意見?會上提出限期照會的經過是怎麼樣的?

5. 關於香港大罷工的問題,據說6月23日廣州的四處林某等人曾用四處名義向港辦發了一個電話,認為香港鬥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有無此事?當時港辦如何考慮的?討論過沒有?港辦對於工會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考慮過沒有?

這些問題,記得已經寫過一次,現在說是要一個一個分開寫,我想了幾天,有些具體事還是想不起來,有些,可能當事人或者別的證明材料有混淆。比如說總理辦公室有電話指示後才召開討論會的問題,可能就是第一次總理自己打電話問對薛被捕採取過什麼措施沒有,如果是那次,那倒有。羅說過外交部辦公廳一早接到總理親自打電話問到此事,但,當時已經採取了措施,港辦並未為此單獨開過會。7月下旬的那次會是羅去廣州開會,辦公會交由宦鄉主持,照會問題是宦鄉提出來的[1],我事先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的什麼電話指示。這顯然是把兩次事混起來了。也許有人的材料亂寫引起。

想搞清楚一個問題,可真不容易,這才不過三五年的事,像我的問題,幾十年了,不就更難嗎?如果弄清了,我真要感謝黨。據揭發有些所謂的革命者、黨員,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這是多可怕呀,拿別人的政治生命開玩笑!

以上是他的日記,下面是他回應外交部查詢寫的證明材料,署名時間分別是1971年10月27日和29日,我按照提綱順序排列如下。

余汝信著【香港,1967】P155,引用了吳荻舟的證明材料。

(圖一:吳荻舟所寫證明材料被引用於余汝信著【香港,1967】。)

有關聯辦的證明材料(1):

1967年6月28日總理接見時,是姜海在總理面前說沙頭角第一次鬥爭時駐軍把機槍清場。

後來劉作業[2]、姚登山等因別的事去廣州,竟批評廣州駐軍的負責人(或廣州駐軍的其他人,記不清楚),引起廣州駐軍為此打電報給總理。

港辦知道這件事後,在一次辦公會上提出批評此事。

吳荻舟 1971.10.29

證明材料(2)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這樣: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3],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上述便條是誰寫的,我不知道。只記得是姜海拿來要我批發的(這點記不大清楚)。便條是寫好的,其中中央批准的意見由誰提的,我也不知道。

總理對方案未批,當時總理怎麼說,我當時不在場,後來也沒有人對我說過,所以我不清楚。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4],因為總理對總部署作指示的中途,總理要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記得有劉XX,還有一位駐四處的軍代表)到另外一房間研究和起草另外一個問題的方案[5],等我和四處的部分同志起草好出來等總理批示時,會已散了,西華廳上沒有別的人,就是我們幾個人坐在那裡等,後來總理出來作了口頭指示,等我(記得我還辦了其他案子後)回到朱XX、楊X、馬XX,林X等住的民族飯店,才知道他們已買好了次晨的飛機票(時間已快晚上十二點),回香港和廣州去,當時也沒有人告訴我總理對總部署未批,也沒有人告訴我最後總理是怎樣說的。

吳荻舟1971.10.27.

證明材料(3)

我記不起1967年6月20日港辦答覆工委建議26日搞大罷工(海員、公共汽車等處,還有貨車、船塢等)的覆信內容了。是誰起草,會上討論誰提什麼意見我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關於罷工問題(具體如海員罷工),我考慮過由於香港工人多年未搞過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怕思想上的準備不足,同時,還考慮到為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指示,使鬥爭高潮能起……,曾與羅貴波研究過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後來把這意見請示了總理,總理同意了這意見,通知了香港鬥爭指揮部。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4)

1967年7月下旬,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未回,港辦辦工會由宦鄉主持(這是羅臨去廣州時指定的)。在宦鄉主持的一次辦公會上,討論過限期照會、限港英於24小時(或48小時)內釋放被捕的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英方負責。

會前我並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有關這問題的電話,總理辦公室並沒有有關這事的具體指示,辦公會(包括討論限期照會的那次辦公會)是基本天天開的,那次會並不是我接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後才召開的。

限期照會案,是宦鄉提出要討論的。會上他也未說總理辦公室有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指示。

會上討論時,記得還提到給總理的請示報告中要寫上,如港英不作出相應的反應,我即採取行動,行動方案另報。談到釋放被捕人員可能性時,大家認為可能性不大,但說給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於是大家便通過了。

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報告送出後,我才按照羅過去的交代(凡報告送出後,要我給錢家棟打電話招呼一聲)給錢家棟同志打電話,錢問我釋放人的可能性時,我說不大,大家只是說對港英施加點壓力也好。錢和總理辦公室此處沒有說過別的話。

過了兩三天,總理還未批,我覺得這樣的照會內容很容易被動,如港英不依期作出相應反應,便陷我於被動,中央就要被迫上馬,這和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方針的指示不符,因此,羅……,回頭(記得送出該報告信的第三天)我便向羅彙報,提出我的意見,羅要我打電話給錢家棟同志,說羅要重新考慮,另把關於限期照會問題請示總理的報告撤回來作罷了。

吳荻舟 1971.10.27

證明材料(5)

關於香港搞大罷工問題,我未聽說廣州四處的林X等人曾用四處的名義向港辦發過這樣的電話:認為香港鬥爭中有兩條路線鬥爭,主張改組香港方面的領導,但記得鄭偉榮反映過四處的同志(是林X還是其他人,已記不起來)對鬥爭指揮部很有意見,提到有路線鬥爭的高度,當時港澳辦公室尚未提出要討論四處意見……領導問題,港辦未作出這類的決定和考慮。

記得為了進一步瞭解工會方面和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方面之間的意見,問題,曾派鄭偉榮去廣州請各方面的同志瞭解過,記得我(聽鄭瞭解了情況後的彙報時)提出要指揮部尊重和多聽工會方面的意見。

我沒有聽到工會方面的同志認為罷工準備不足的意見反映,港辦辦公會上也未討論過這樣的問題,港辦未對此作過什麼決定和考慮,但對具體案件(如海員罷工)提出擬辦意見時,考慮過(以下缺頁)

以上證明材料,對提綱提出的五個方面基本都做出回應,但有些事父親直言已經記不清楚。

證明材料的「提綱」多半是根據某些人的交代擬就,或者由造反派、專案組因應他們要調查的某些人事自行擬就。有時候,這些提綱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因為難免有些提綱本身就不符合事實,是為了整某人而搜集“罪證”,無中生有。有人提供提綱的時候已經身陷囹圄,甚至被逼供訊,言不由衷;有的人就像父親在10月24日日記中所說:“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心’,在審幹中,在內查外調時抱著一種令人痛恨的思想:‘先塗他(指被審查的幹部)一身屎再說’”,如果寫證明的人記性不好,內心不堅定,或者為人不厚道,和別人平時有矛盾,現在藉機整人……任何一個因素都會導致所寫證明不符歷史事實,又或者寫成誣陷、栽贓的黑材料。像父親這樣直言“不記得”已經不容易。

由此想到:不知有多少不實材料塞在中國億萬人的檔案裡?

    另外,就像《證明材料1》那樣,父親的資料裡不止一次提及姚登山。當年我也聽說過這位“紅色外交戰士”的事蹟,但那時候小,當然不明白他為什麼會“紅極一時”然後迅速隕落。這次索性補一下課。

我認為,說到“六七暴動”,就無法回避當年外交部之亂,1967年5月至8月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國外交陷入困境,先後和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尼、英國等國家發生嚴重的外交衝突。外交部的正常工作受到造反派的極大衝擊。

而說到當年外交部之亂,又難免提及姚登山的名字。以下是我為自己解疑查資料所得印象。

360百科對姚登山的介紹很簡單,他的經歷包括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1950年起歷任外交部駐丹麥、芬蘭使館一等秘書、參贊,外交部西歐司專員,駐錫蘭使館參贊,外交部總務司副司長、服務司副司長,駐印尼使館參贊等。1967年印尼排華時,他是駐印尼使館臨時代辦,負責領導抗暴鬥爭,4月22日被驅逐回國。

    360百科沒有說的是,4月30日到達北京後,姚登山獲得國家領導人接見,卻很快捲入打倒外交部長陳毅的鬥爭。他的“巔峰”應是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小組插手以及關峰、戚本禹幾次講話特別是王力著名的“王八七”[6]講話鼓動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決定姚登山等人組成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取代中共外交部黨委。當時還有大字報“要求”和“強烈擁護”姚登山當外交部代理部長。8月19日至22日,聯絡站控制的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全權負責外交部業務,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就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

周恩來、江青、姚登山、毛澤東、林彪合影

(圖二:國家領導人接見姚登山。網路老照片。)

當時全國上下從南到北都在奪權,外交部的造反派奪權後影響迅速擴散到境外,他們以外交部的名義向駐外機構發指示,命令大使掃院子、打掃廁所,炊事員主持會談,向駐在國提出種種荒唐要求等等。事涉外交,中央很快把權“奪”回來,據說毛澤東對“王八七講話”“極為反感”,王關戚先後失勢,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解散。11月,外交部幾個造反派組織籌備“聯合執政”,喊出“徹底批判姚登山”的口號。

1971年姚登山被當作五一六分子逮捕,關在秦城監獄,1980年獲釋。據說他的被捕和獲釋都未經司法程式。

在外交部黨組最後給他做結論的時候,他不承認反周恩來,不承認打倒陳毅,只承認不應擴散王關戚講話,不應支持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查封外交部政治部,研究領導班子名單。他的自辯有無道理?是不是事實?聽其言,觀其行,看看歷史記錄應可判斷。

而由於姚登山成為“五一六”“替罪羊”以及發生火燒英代辦事件,整個“聯辦”後來成為清查五一六的重點,根據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所說:“羅貴波副部長被懷疑為五一六黑後台,部長助理宦鄉也受到審查。港辦主要工作人員程法伋、姜海、劉佐業、冉隆勃長期被隔離審查。”

看來,這就是父親一再被要求寫有關證明材料的背景。有些人在領導、處理“六七暴動”期間也有“左”的表現,所以既是受害者,也曾為加害者啊。


[1] 限期照會: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馬繼森著《外交部文革紀實》披露:“48小時限時照會的想法最早也是周恩來向港辦示意的。”清查“五一六”的時候,專案小組不准提周提示限時照會這個情節——這個說法和吳荻舟的說法矛盾,不過我無法證實。

[2] 劉作業:在馬繼森上述著作中是“劉佐業”,當時任職外交部西歐司。

[3] “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討論方案的第二天、吳荻舟批這個條子的時候“中央還沒有批示回來”。他在幹校日記裡說沒有批准這一句,只通知下面接車。

[4] “我一直以為方案(總部署)是批准了”:按照前後文,應該是指71年寫證明文件的時候。當時有人在清理五一六等運動中交待,指方案未批,故吳荻舟有此回應。

[5] 吳荻舟在文稿《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提及此事:總理在“討論《反迫害鬥爭總部署》(鬥爭方案)會議的中途,指定我和群眾線的兩位幹部離席,就群眾線的工作單獨起草一個方案。”

[6] 王八七講話:指王力1967年8月7日對外交部系統造反派的講話,王力在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陶’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後來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王關戚被當做“得意便猖狂”的“小爬蟲”處理。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4 談話記錄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4談話記錄

六七暴動期間,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就這些質疑,我陸續找到答案。

2012年我曾向當年鬥委會的領導人之一、已故原『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查證六七暴動最後搞到偏離中央、不可收拾,會不會是中央指示傳達不到香港?他是毫不猶豫、斬釘截鐵地回答我的:“沒可能傳達不到。”“當年因為擔心港英當局竊聽電話,北京都是往深圳打電話,我們每天派人上深圳接受指示。”因為事關重大,我特意兩次重複詢問並複述,得到他肯定的回答。

他承認“真假菠蘿”是他們的“創舉”,他說:“當時頭腦很熱,覺得澳門能成功,香港也能。自己是很積極去做的。”“現在看當然是錯的。”甘蔗刀是誰的主意?他沒有說,我不能揣測,不過根據《六七筆記》記錄,是以華潤總經理名義訂購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多方查找資料,查出這位總經理的名字:丁克堅——1960年12月至1971年12月在港任職。根據《金堯如回憶錄》151頁記載,丁克堅原屬廣東省公安廳,他6月10日自製炸彈放在北角電車軌上,比7月12日大埔鄉事委員會擺放的全港第一枚炸彈還早一個月。

一份華僑日報1967.6.24的剪報-報導邵氏百五人罷工

(圖一:1967年暴動當時的香港《華僑日報》。網絡老照片。)

羅孚的話,和前述那位當年在新華社負責傳遞消息的叔叔2016年告訴我的內容也是吻合的:“1967年之前,我已經調去新華社做秘書,兩個秘書,還有另一個人。其實就是傳遞消息。先在香港(新華社)背熟,有時候是彙報,有時候是請示。過了關,到深圳再複述。再由深圳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外辦的)鄧強、鄭偉榮。再反過來,在深圳辦事處(就設在深圳海關,和他們熟得很)背熟北京的指示,回到香港複述。這只是工委——中央的管道,還有其他管道,就不清楚了。當時有一件事記得很清楚,利銘澤[1] 找到新華社,說港英(戴麟趾)想和中央談談。本來這是一個可以解決危機的機會,但是北京傳回來的是‘不談’。沒幾天港英政府就大逮捕了。其實當時已經覺得一些做法不妥,但是自己還是要傳來傳去,不容置喙。覺得所傳內容有問題,又不得不傳,假裝不知道,怪怪的。不用上深圳的日子,我也會去遊行,去港督府抗議,去放真假菠蘿。這些都要怪奪權的造反派。”

我問他:“當時周恩來和鬥委會開會,頭頭腦腦都在場呀?”這位叔叔說:“周恩來是有和鬥委會開會,但是執行的不是周,別人也可以開會佈置,具體執行,甚至鬥委會都沒用,有些人只是掛個名,明知被利用。”

“周恩來是有和鬥委會開會,但是執行的不是周,別人也可以開會佈置,具體執行,甚至鬥委會都沒用”——這話令人心驚肉跳,也豁然開朗,叔叔是有政治警覺的人,卻沒有置喙的地位,這也是悲哀。

我在父親的資料裡多次看到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交匯,導致在人們沒有察覺的時候,歷史走向意想不到的方向。

我整理了一份1967年6月7日晚父親和廣東、香港來的幹部朱曼平[2]、楊松[3]、馬士榮、呂樹林、劉汝民等人的談話,就佐證了在六七暴動過程中組織指揮運作之不暢。第一次整理的時候,最後一頁缺失,經過在其他紙片之間留意尋找,三年後終於找到最後一頁,比起“大海撈針”還是幸運得多。

以下就是談話記錄全文:

這是吳荻舟1967年6月7日和有關人士談話的內容記錄,是吳荻舟本人字跡。

(圖二:1967年6月7日談話記錄首頁。)

六月七日晚和朱曼平、楊松、馬士榮、呂樹林、劉汝民等同志談話的內容(6月24日記錄)

原來的計劃是總理指示後再務一天虛,統一認識後大家再回去,可是當我知道大家飛機票都買了,也就只好臨走前談談。我趕寫了一個報告,送到錢家棟同志處,趕到民族飯店,已是十一點多鐘,找齊了人,談了約莫四十多分鐘,所談的內容,簡單歸納起來是:

一.傳達總理三點補充指示

大會結束後,我和四處的同志根據總理關於四處工作的指示另外擬了一個報告送給總理後,總理又單獨和四處的同志談了約半小時,除原則批准了四處那個報告外,還對「鬥爭」做了三點補充指示。

1.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2.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當時是四處同志提出來請示後,總理說)。

3.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向總理報告美國現在在香港有二百多艘小船和二十多家經營這些船的公司,他們是來往香港和西貢[4]之間,過去有些船員拒絕去,都離船,失去了這些陣地。改雇了不屬我工會的船員。請示總理,如果現在還有這樣的情況,是不是也不要動,總理同意),能去西貢的,還要隱蔽下去。

二.關於指揮部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商談的時間比較長,約莫四十分鐘,綜合起來有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1.指揮部的性質問題

2.指揮部與城工委、港澳工委的領導關係問題

3.指揮部的領導問題

4.上下線通氣問題

其中有不同意見的是第二個問題,有的說指揮部的決定,應由工委或城工委討論批准再上報請示,有的認為這樣行動就慢了。

我根據「關於香港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所提關於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協商組織指揮部的精神,提出了以下意見:

1.指揮部應該是一個權力機構,相當於臨時黨組。北京現在根據總理的指示建立的「港澳辦公室」只是一個辦事機構,參謀機構。這次香港的反迫害鬥爭,總理親自抓。這樣,我的體會,指揮部就是直接向總理負責,是工委和城工委在協商的原則下,各派幹部(當然是主要幹部)參加這個組織,統一領導這次反迫害鬥爭。重大的決定,經過民主集中制,作出決定後,直接報中央(經港澳辦公室)請示。我認為,這樣的戰鬥體制,是最便捷的,緊急的問題,總理還同意連報告也可以不寫,只要電話請示。

2.既然指揮部作出的鬥爭計劃,重大鬥爭措施……直接報中央請示,那麼,工委和城工委就不是指揮部的上級領導,他的決定就不要經過四處或工委核轉上級領導,否則,周轉就慢了。(朱說過去是這樣做)

(談到這裡,楊松同志問)那麼,工委和指揮部的關係怎樣呢?過去是每個問題都由工委常委討論決定的。

(馬士榮同志說)今後就不要送四處批准上報,我們堅決貫徹和執行指揮部的決定(當然經中央批准)。

(我說)當然工委、城工委還是應該關心,提意見,保證鬥爭勝利的實現,組織保證,保證中央關於鬥爭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取得鬥爭勝利。

(楊松同志說)如果這樣,指揮部那裡有一個辦事的班子呢?不過這個可以利用工委的。

(朱曼平同志說)過去許多決定,還要得到廣州(四處)同意才貫徹下去。時間很慢。

(馬士榮同志說)今後我們不要他們報了,指揮部做了決定,就直接報中央批准,批准後,就直接向下貫徹執行。

(朱曼平同志說)過去上下線通氣很慢,往往要兩三天,才通得下去。

(馬士榮同志說)我們決定派能夠通下線的幹部參加指揮部,這樣就可以解決,這樣就方便了。前一段的確有這樣的缺點,有些決定敵人知道還比下線知道早,行動就很匆忙。這次我們除工會,教育已派了人參加之外,還決定派海員方面的幹部去參加,有些不便直通的我們回去研究辦法解決。

(我說)這樣能解決問題嗎?

(朱曼平同志說)這樣解決問題了。

(談到加強指揮部時,我提意見)過去提五人小組,是不是工委方面請老梁也參加呢?

(這次會上沒有人提到誰為主的問題)

(談到這裡,給“算賬、結賬”打斷了)

........(朱走了)

(楊松同志有單獨對我說)這樣(指指揮部)做,我懷疑鬥爭領導的力量是弱了。

(我說)那麼,是不是再提出來談談呢?

(楊說)不要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要工委加強掌握,就行了。

(我說)那麼,你回去和老梁老祁研究一下提一個意見報上來。(四處的同志已不在場)

(談話過程中還提到一些下線的反映,和根據上次的指示成立的“指揮部”,工委派祁參加,只是臨時的權宜做法)

吳荻舟67.6.24

父親在1967年9月28日一份“證明材料”裡再次提及這次談話:6月上旬,港澳工委、四處的同志聽了總理關於港澳同胞反迫害鬥爭的指示後,臨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6月7日),我找他們雙方(工委和四處)就建立指揮部的問題協商了一下。後來,我向港澳組的監督小組彙報時,未重視工委的楊松同志最後單獨和我談的幾句。當時楊說:“這樣做,我懷疑鬥爭的領導力量是弱了。”我問,“那麼是不是再提出來談談?”他說,“不必了,這是我個人意見,只要工委加強掌握就行了。”最後,我說,“那麼,請你回去和梁、祁研究一下,報個意見來。”(原話記不大清了,我寫的“紀要”已送鐘XX同志處),我以為事情就完了,工委後來也一直沒有報什麼意見來,可是矛盾倒越來越多了。可見我的政治敏感太差,對待問題又太粗枝大葉。當時沒有看出矛盾來,但同志們卻看到了。

談話記錄中有三點令我頗感意外:1.明明“計劃總理指示後再務一天虛,統一認識”,但是竟沒有按計劃辦事;2. 大家對“指揮部與城工委、港澳工委的領導關係問題”分歧相當大;3.經過父親協調,大家漸漸統一認識,卻又給“算賬、結賬”打斷了。如此不順暢,疏漏這樣多,也難怪父親憂心忡忡。平時架床疊屋的組織系統,在危機處理的時候凸顯混亂。

關於“架床疊屋”,在程翔寫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8)期間我們曾經通過電郵交換意見。下面選擇幾段說明一下。

(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P78表格。)

1.關於“聯辦”是不是“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

程翔:整個67暴動是如何組織、指揮、運作的?這是外界無法確切清晰瞭解的,這同中共素來強調的保密作風有關。吳荻舟的《67筆記》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些資料供人們研究。 其一,在吳荻舟的筆記中,經常出現“工委”、“城工委”這兩個組織,也經常 出現“四處”這個稱號,這就為我們瞭解和分析67暴動的組織機制提供了線索。其二 ,筆記明確記載一個稱為“聯辦”的機構的成立情況,這是整個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其三,筆記本身多次提到暴動期間的組織協調問題, 足見這個組織不是一個高效率而運作暢順的組織。

我:(聯辦)不能說是指揮機關吧?計劃由工委或城工委提出,周恩來批准。我理解聯辦肯定不是決策的。聯辦是在中間上傳下達,幫周收集、綜合情況和把關,在職責範圍提意見。吳荻舟不是指揮,羅貴波有沒有指揮我沒有足夠資料。吳看到危險,向羅提出解決方法,羅基本都同意,他就執行了,這也不能說是指揮。外辦和外交部還有本身的業務,他們不是只做聯辦的事,都是兼顧的,幾個人互相走位,有時候出現了真空。如果說周親任聯辦主任,那聯辦就是指揮機關了,現在最高就是羅。周不直接和香港來人開會的時候就通過錢收集情況和下指示,有時候讓錢轉達給吳,吳轉達給羅而不是直接指示羅,這些可以說是架床疊屋,有時不暢通,但是也難以想像取消聯辦這一層,香港方面不可能直接聯絡周恩來或者錢家棟,香港甚至不直接打給吳,聯辦其中一個接電話的人是鄧強,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人。因為怕港英監聽,新華社每天派人到深圳給聯辦打電話彙報和接指示,這是當時的環境和固有的做法決定的。而六七暴動的亂,是由本身的性質決定的,誰領導、怎麼領導都不會有好結果。

2.關於港澳工作本身是不是架床疊屋:

程翔:本來,整個港澳工作本身就顯得架床疊屋。早在1959年“50天整風”時期就提出來了。吳荻舟在《50天整風記錄》有以下的記錄: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層層架構;統一 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 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 雖然領導們也從正面評價了香港工作,但是,風雨交加、雷聲隆隆……

我:這不是我父親說的,是我看了許多資料後總結的,如果你認同,可以引用,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話說。但一定不是“吳荻舟有以下記錄”。

3.暴動期間一些大事件是“荒謬的誤會”還是“擺烏龍”還是“陰謀”?

程翔:由於這些組織架構、指揮運作的問題,在暴動期間很多對全域有重大影響的事件 ,其出臺的過程其實是充滿難以理解的“荒謬的誤會”,一些重大的決定原來都是因為整個指揮體系出現問題而造成的難以置信的“擺烏龍”事件。

我:有沒有別的形容詞?文革中的亂,在香港的人是想像不出來的,不是烏龍那麼簡單。假設有人有陰謀,有意瞞天過海自己搞什麼名堂,造反奪權,拉山頭,那都不是“烏龍”可以解釋的。不過我沒有更多的資料研究別人是不是陰謀。

一張表格引自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顯示吳荻舟和冉隆勃對聯辦表述的同異

(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P78表格。)

4.吳荻舟資料的可靠性:

程翔:(吳荻舟和冉隆勃)兩人的記載差別相當大(見上圖)。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筆者無法解釋。

我:最難解釋的是組成單位和人員以及下設機構。會不會聯辦港辦不是一回事?冉是不是親歷的[5]?吳是當事人,他的說法比如自己是群眾組組長,有六七筆記、三一八交待材料和從化採訪互相佐證,特別是三一八交待材料,沒有亂寫的可能,如果亂寫,審查結束給他做的結論不會是“歷史沒有問題 ”。他的話是可信的。

5.前線指揮部同他們原先省級領導系統的關係:

程翔:即使當前線兩個基層單位組成“聯合指揮部”,那麼共建而成的這個新組織,他們跟各自的上級是什麼關係,聯合指揮部做了決策之後,要不要經由原先彙報途徑, 即廣東省委一級再轉報中央呢?吳荻舟提出他們可以繞過原有途徑“直接報中央”的建議,實際是架空了同廣東省的原領導體系(過去香港的事務要報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及組織部四處),這樣必然導致兩個“四處”的不滿,加深指揮部跟各自的上級產生矛盾和阻力。吳荻舟筆記中記載了曾經有人告了指揮部一狀(6月21日),雖然具體內容我們無從知曉,但相信就是同它顛覆了原先彙報途徑,產生了矛盾有關。

我:吳荻舟也是根據「關於香港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所提關於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協商組織指揮部的精神提出意見讓大家討論的。總理還同意連報告也可以不寫,只要電話請示。這是他對總部署的理解,試圖解決上傳下達慢的爭論問題(從會議記錄看上去大家也同意,當然,會上表態同意不等於執行起來沒有意見)。

6.中央“聯辦”的作用:

程翔:到了中央一級,仍然出現兩個彙報系統,一個是吳荻舟所描述的、由吳荻舟經錢家棟到周恩來,另一個是冉隆勃所描述的、由宦鄉經羅貴波到周恩來。雖然最終都是到周恩來,但有些訊息在傳達過程中就有所不同,例如周恩來是否已經批准了鬥爭方案等,吳荻舟就完全在狀況外[6]。另外吳荻舟建議“聯辦”作為一個參謀機構,既不是決策機構,也不承擔前線的具體指揮任務,那麼這個機構的具體作用在哪?是否有點架床疊屋呢?它是有利於或者不利於訊息的溝通和指揮的暢順呢?這些都無法確定。

這些結構上的問題,在正常情況下當中央還能夠掌握強大的管控力時,矛盾就比 較容易克服,但一旦中央的管控能力有所削弱時,例如文革期間主管港澳工作的陳毅 、廖承志都不約而同的靠邊站,問題就會出現(例如誰都可以自作主張)乃至出現擅自提出私運武器的問題。

我:(關於兩個匯報系統)一個可能,港辦、聯辦是同一個組織,冉只是略去了群眾組到羅貴波這條線或者不知道這條線;另一個可能,這是兩個組織。在平時,香港都要通過四處再聯繫外辦。例如吳在香港工作的時候,一次出了事他先上廣州向四處解釋,四處再陪他去北京解釋。省去要四處批准而是直接報外辦報周恩來,可以理解為“戰時”措施。(失控)部分是由於系統問題,但是更主要是文革時期無政府主義、極左的影響下有人個人膨脹吧。

以上我的回應是多年反復研讀父親的遺文而得到的一些印象,不是學術性、更不是權威性的意見,有些意見程翔採納了,有些他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令人唏噓的是,1967年6月和上述各人談話以及6月24日寫報告的時候,父親還在他的崗位上努力工作,1967年9月28日寫證明材料的時候,他已經因為多次不同意外辦和外交部“造反派”的極左行為而被停職。一支健筆,從此只能寫“證明材料”、“交代材料”或者“檢討書”。

從1967年8月起,父親開始長達十餘年的被審查。年富力強,經驗豐富,工作生涯卻戛然而止。


[1]利銘澤(1905-1983):香港社會活動家,除繼承和發展家族生意外,先後任市政局議員、立法局議員、行政局議員、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副主席、香港大學校董及校務委員會委員、中華總商會名譽理事、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香港代表等職,連同行政職務約90個。他還曾出席第四、五屆亞洲及遠東經濟會議,率領香港貿易代表團訪問西非各國。曾獲得英廷授予“O.B.E勳銜”、“C.B.E 勳銜”和“太平紳士”榮銜以及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博士銜。

[2] 朱曼平:由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派駐香港,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3] 楊松:歷任香港工聯會主席,港澳工委委員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

[4] 指越南的西貢,當時美越正在戰爭狀態,香港是美軍補給的據點之一。

[5] 我這樣問的時候還沒注意到,根據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所說:冉隆勃是港辦主要工作人員之一,後因羅貴波被懷疑為五一六黑後台,長期被隔離審查。

[6] 程翔這裡指的是吳荻舟在一篇幹校日記裡說的情況:開完辦公會第二天,他還沒有看到總理批准「反迫害鬥爭總部署」的指示,姜海之流就利用他臨時離開處理另一個問題,未聽到總理最後意見,要他批發一個條子說「總部署已批准,馬上行動起來」。吳堅持總理還沒有批示,而且聯辦是羅貴波負責,他無權批那樣的條子而拒絕了(吳荻舟《幹校日記》1971年8月31日)。後面會再有篇幅引述幹校日記。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前面講到,2017年一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大量引用了父親吳荻舟的遺文,在香港校園、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幾百場次,適逢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引起極大反響。其中輿論對遺文中的《六七筆記》[1]反響最大,評論最多。這本筆記也確實填補了若干“六七暴動”研究的空白,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

《六七筆記》是2014年母親張佩華去世後,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找到的。這是一個不及巴掌大的筆記本,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父親用這個本子專門記錄“港澳聯合辦公室”的工作,辦公會,香港來人的匯報,周恩來各個時期的指示,“敵我友”各方反應,形勢估計,各界工會人數、可動  員力量,鬥爭策略,內部爭論和總結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我命名其為《六七筆記》。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一:《六七筆記》不及巴掌大。五十年過去,淡淡的墨痕透露出驚心動魄的歷史碎片,其內容震驚了香港市民。)

已經有許多人研究“六七暴動”,本節我只講從父親遺文中看到的幾個重點。

1.《六七筆記》覆蓋的時段

筆記可查日期從1967年4月20日至8月8日[2],有時候同一個日期有兩篇甚至三篇、四篇,估計是放在身邊,隨時做大事記,多數字小如芝麻綠豆但大多字跡清楚。有時候父親是隨手記在空白處,所以日期是跳躍的,比如7月10日的兩篇插在6月19日和21日之間,7月24日和7月27日的兩篇插在5月24日和6月6日之間,8月8日的一篇插在6月30日和7月7日之間等,有時候日期是補記的。

其中5月26日的筆記顯示,“聯辦:港澳辦公室今天成立”。據余汝信說,他一直查不到聯辦成立的準確日期,這本筆記填補了歷史空白。

在《六七筆記》中,父親使用過不同鋼筆、鉛筆或者紅色鉛筆,紅色圓珠筆,如今再看,既體會到他的匆忙,意外地,也有助分辨不同日期或者不同時間所記錄的內容,比如香港來北京開會的人提出要700打甘蔗刀,同一時間外貿部門報告說甘蔗刀已經付運,父親通知外貿部門把甘蔗刀截停在深圳,隨後,他留下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後人看到這不同顏色的一筆,更為那千鈞一髮的時刻不寒而慄。

吳荻舟的六七筆記記載,有人要求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攔截之後記了一筆:“我暫止於深圳”。

六七暴動中香港有人要求國內提供甘蔗刀並已經運到深圳,被吳荻舟及時攔截在深圳。

(圖二:《六七筆記》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香港專欄作家許禮平看到吳荻舟攔截700打甘蔗刀和槍支的資料後撰文指:“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潤物無聲的高人”;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也因此說吳荻舟是“香港的恩人”。)

2.“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

根據《六七筆記》可知:這次“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系統包括半公開的港澳工委(簡稱“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委”)和秘密線的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X委”)。各界群眾組織的“鬥委會”以及工委、城工委聯合組織的“指揮部”,通過廣東省委的“四處”以及5月26日根據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直通周恩來,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頻繁地交換情報、請示和指示。在這個組織架構中,父親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派到“聯合辦公室”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負責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再把周恩來和“聯辦”的指示傳給香港前線,所謂“上傳下達”,並起一些把關的作用(不過因為他屢屢抵制極左勢力武鬥升級的舉動,7月下旬被要求“交代”,至8月初被免職,隔離審查)。

當時中央和香港前線溝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溝通,舉例來說,《六七筆記》5月24日(聯辦成立於5月26日)記錄了周恩來聽取工、城兩委匯報時的指示,有25條之多,還有當天對反迫害鬥爭方案的3條補充意見。從筆記可以看到,周恩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正副主任和聯合辦公室人員是一起開會的,筆記裡有具體人名,報告、指示和記錄同步進行。又如6月30日、7月10日都有“辦公會”。

另一種溝通是每天電話溝通(有專人接聽電話),父親在《三一八交待》、《幹校日記》等資料中都提及每天通電話一事。一位當年負責在香港和深圳兩邊跑的新華社秘書告訴我,當時香港方面要請示或者匯報什麼,就由這位叔叔負責背熟有關內容、從香港過關到深圳打電話給聯合辦公室負責接電話的鄧強,然後他再背熟北京方面的指示,回到香港新華社複述。根据这位叔叔所说,这条线只是新华社的,其他还有什么線他就不清楚了。

他指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一向以來,香港各條線各單位之間都是互相保密的。“地下黨”的性質和歷史沿襲令香港工作的組織架構十分複雜。六七暴動顯示,越是架床疊屋越是決策兒戲,政出多門,紀律鬆散。這也是架床疊屋者始料不及的吧。整個六七暴動過程中因溝通問題險象頻仍,更何況高層還有派系、路線鬥爭。

3.“反迫害鬥爭”的目的

《六七筆記》提及“目的”或者“意義”的記錄前後有矛盾。比如:

5月24日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6月19日記錄:“對這次行動的意義和目的性還不理解”;

7月10日記錄:“我們這次鬥爭的目標:充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保障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著,宣傳毛澤東宣傳的權利,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

7月24日記錄:“最終目的是經過鬥爭達到更有利於長期充分利用HK”。

父親後來回顧說:“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應該就是指廖承志5月12日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以及“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包括《六七筆記》,目前我看到提及“方案”的文獻內容還有:

5月初方案(吳荻舟《三一八交待》):吳荻舟草擬並送廖承志,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

5月24日(吳荻舟《六七筆記》):周恩來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匯報後提出25條意見,之後又補充:“總理對方案的補充意見:1、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2、在鬥爭中加強政策教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3、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5月30日(余長庚[3]《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批評港澳工委提議“襲擊警察”、“殺幾個警察”、“殺一儆百”是“荒唐”。方案提出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打垮港英,迫使英方接受中方的要求。周恩來質疑罷工計劃的可行性,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即中央並不想提前收回香港。)

6月6日(吳荻舟《證明材料》):“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6月30日(余長庚、吳荻舟回憶):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外辦副主任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主持討論新方案,會後他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父親認為這個不是決定,不能傳達下去。

除了父親交給廖承志、廖承志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內容,沒有人看到過其他幾個“方案”的確切內容,不知道各個方案之間的關聯。周恩來幾次表示很不滿意的第二、第三方案,都沒有看到方案本身。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此方案非彼方案,而且一個更比一個激烈。

是否可以這樣判斷,這場暴動不是中央事先策劃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瞻前顧後和糾偏。

而關於六七暴動的目的,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父親確切的記錄,“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工潮初期,5月初,情況彙報到北京,從父親擬定“一個意見”交給廖承志、5月12日廖承志把《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交到中央、到5月15日中央高層批復,通知香港方面執行,考慮的都還只是支援一個廠的鬥爭;

第二階段,之後的一兩個月裡,包括中央文革在內的各種勢力或插手或影響,各種審時度勢,最高層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一度有借機出動解放軍“提早解放香港”的想法,正如5月24日父親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第三階段,中央恢復和鞏固“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因為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

這樣的“三部曲”表明,六七暴動這種模仿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被中央和現實否定,香港工作還是要回到原點:“長期堅持,充分利用”。

在《六七筆記》裡可以看到當時收集的大量情報,包括當時香港面積以及人口的資料,美英在港經濟收益總計,香港工商各界群眾可動員人數等等。比如聯辦成立當天、5月26日的筆記顯示:“(有組織的)工人有10萬,總數是60萬,當中輕重工人43萬,店員10多萬。63個工會,會員10萬,海員4.5萬,工會會員2.3萬,政軍醫4千人,九龍巴士5千,香港巴士1千多,小汽車、大貨車6千人,電車1千7百,中電、香港3千,電話1千……”。此後筆記陸續記錄有軍隊、員警、輔警、特種防暴隊的人數;香港總面積、總人口、無產階級以致城市小資各階層人口;製造業、建築業等的就業人數;英美在港利益包括航運業、鐵路、航空、倉庫、公用事業、貿易、金融,純利多少;香港貿易額——入港、出港;美軍利用香港的情況;第二次高潮動員的力量,農村較有基礎的力量;海運、交通等各界罷工人數統計等等,都有詳細資料。

如果中共中央發動和部署“收回香港”行動,會在行動開始後才收集這些基本情報嗎?

這些由香港左派機構提供的數據,事後被證明有“水分”,對中央決策可能造成誤導,正如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六七筆記》後指出的那樣:“吳荻舟記錄了1967年香港左派提供的可動員人數等資料,我懷疑他和他的線人可能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他們只要求數量有限的武器裝備,如何裝備成千上萬他們聲稱能控制的支持者?香港左派的期望和動員能力之間是脫節的。”

這也反證了這是一場倉促展開、目的模棱兩可、邊做邊想、漸次升級、破壞力極強的行動。

4.各種角色

在六七暴動中,各種角色、包括中共中央(具體來說是周恩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聯辦、港澳工委、城工委、基層群眾以及港英當局的角色,都可以從《六七筆記》裡找到端倪。

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這樣一場“反迫害鬥爭”,他必然要負責,所以我們看到“24/5總理聽會報(匯報)”;“7/6總理的指示(對方案)”;“28/6總理指示”等等。

但是《六七筆記》裡有很多細節,透露出周恩來很不滿意某些做法,認為是魯莽輕率、狂熱盲動、考慮不周。他強調要“有利,有理,有節”,對“全面捅出來”憂心忡忡。比如他問與會者:“如(英)不接受,你們如何辦?”“『把HK搞成紅彤彤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當有人提出“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在人的統治下,總是『有利,有理,有節』。”周恩來還批評:“事先不多設想……”周恩來問了反迫害鬥委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之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又如5月26日的筆記顯示,周恩來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這種原汁原味的記錄,對瞭解和考證當年的情形十分有益。

在文革特定環境下,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受到嚴重干擾。組織上,原有的機制被打破,“中央文革派人來”,周恩來更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最登峰造極的幾天,還出了一個“臨時外交部長”姚登山。

關於中央文革有沒有插手六七暴動,一直眾說紛紜,找不到佐證。2017年年底,我在其他材料裡發現夾著的一頁筆記,記錄了14件要事:

6月12日

  1. 解放部長一級做決定的問題。
  2. 決定對遞解出境的方針。
  3. 解決加速反映情況問題。
  4. 解決加強宣傳問題。
  5. 解決國內群眾鬥爭配合問題。
  6. 情況全面向上反映(列印)。

7.省港大罷工“42周(年)”紀念問題。

9.(原文沒有8)澳門搞電臺問題。

10.派人下去。

11.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

12.一千萬問題。

13.送殯問題。

14.發言人問題。

第11項簡短但清楚記錄了“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這頁筆記的尺寸、紙張樣式、紙張顏色、新舊程度,全部證明它是《六七筆記》散失的一頁,與《六七筆記》重新裝訂在一起,嚴絲合縫,顯示它本來就屬於這個筆記本,失而復得,趕得及收錄在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一書裡,也算是為這個問題增加了一點線索、一點佐證吧(關於這頁筆記的詳情和圖片可在本網站https://1967.hk.com寫作花絮中找到)。

中央文革派了誰來辦公室?做了什麼?除了與香港業務沒有太多關係的中央文革小組王力擬定一篇完全背離中央對港政策的《人民日報》社論和王力的“王八七”講話等間接干涉,是否還有其他更直接的干涉?香港左派有沒有人與“中央文革”以及內地“造反派”有更緊密的聯繫?研究如何理解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會議有沒有會議記錄?為什麼實際行動與中央指示相差甚遠?這些疑問在《六七筆記》裡都能找到線索,有待研究。

客觀地看,這次暴動的起因有偶然也有必然;中央的角色既主動又被動。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時有動搖、內地極左派插手、本應最懂外交紀律的港澳工委頭腦發熱、群眾運動“一發難收”的特性等,多方面合力造成“反迫害鬥爭”失控,直到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王力、關峰和戚本禹失勢,周恩來才可以明確指示和採取措施結束這場暴動。

6.六七暴動的思想根源

追本溯源,《六七筆記》提供了大量證明,雖然經過1959年6-9月50天整風,中央三令五申,對港政策和內地不能一樣:“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小資狂熱”,“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詳細情況請參考《蘆蕩小舟》第五章11-13節 整風記錄),但是香港左派隨時準備‘解放香港’的情緒只是暫時隱忍,“文革”風一吹,極左思潮就再次表現出來。比如《六七筆記》記錄了馬士榮“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又比如:周恩來向與會的反迫害委員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了解情況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等等。

根據父親的回憶:“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香港政府和群眾對六七暴動的反應

在《六七筆記》裡除了如前所述可以看到香港左派的盲動之外,還記錄了港英政府的態度、外國領事、工商界、警察和尼泊爾兵等政商各界對“反英抗暴”的反應,並可以看到商人、學生、一般市民的態度。顯示中央希望對於各方面情況全盤掌握全盤考慮。

其中有一段是當年港督戴麟趾的反應:

“6/6×國領事反應 戴①估不到香港問題立刻引起北京這樣重視,一向HK問題附屬廣東,澳門事件的解決是由廣東解決的,現在北京這樣重視,事情就很難辦了。②北京毛林占優,周是能左右政局的,現在摸不到周的態度,③社論是不是周的意見,無從知道,為此非常苦惱。④左派人士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究竟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也無從而知,這點更是頭痛的事(據說戴這幾天非常苦悶)。”

“××國領事:如發展毛思(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的,工商業仍可照常,要戴禁止美蔣活動,不接受美蔣一切要求,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戴最怕低頭之後,一切工商業都不准經營,等於中國大陸一樣,那又何必低頭,只有最後一戰,那是沒有辦法的。”

港英這種態度,反證了這次暴動的混亂、迷失,把香港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

商界反應如“罷市商人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3心2意”。

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共和港英當局之間有默契,所以中共才能在香港建立起文化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六七暴動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參與,比如“有一隊好像是學生的群眾,約一萬人,自動組織一個宣傳隊,由中國銀行到灣仔時報,工商做了一個飛行集會”等。

絕大多數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參與六七暴動,都是出於對殖民統治的義憤和跟從左派機構的指示,期間卻被極左思潮蠱惑,做出極端的行動。非常遺憾的是,周恩來1967年底至1968年初在港澳工委內部宣佈結束“六七暴動”、以及文革結束後中央會議定性“六七暴動”是極左性質,兩次都以“保護群眾積極性”為由,沒有在香港左派群眾中肅清“左”的影響,左派群眾被“自生自滅”了,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至今仍有少數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群眾堅持認為當年沒有做錯、仍在爭取“平反”的原因之一。

8.六七暴動的手段

透過《六七筆記》可以看到六七暴動使用了“文”和“武”兩種手段。“文”,比如貼大字報、遊行聲援、左派報紙發表輿論,在中銀大廈樓頂裝上高音喇叭廣播等。到了7月,鬥爭升級為“武鬥”,有人向內地要甘蔗刀用於遊行,有人假傳中央指示把招商局船上的武器拿上岸,最嚴重的是利用學校的實驗室製造炸藥,在全港到處放置“真假菠蘿”(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製造沙頭角槍擊事件、邊境駐軍和民兵越界襲擊英警造成5名英警死亡等等。香港人提到“左仔”時的蔑視甚至仇視,大概就是始於這次暴動,始於這些暴力手段。

一頁文字材料,裡面記載了六七暴動中有人把槍支運送到香港的情況。

(圖三:這是吳荻舟文革受審查期間的“交待材料”其中一頁。記載了六七暴動期間槍支運港的情況。)

這樣造成的損失既有經濟上的、更有政治上的,既有一時的,也有長遠的,父親以及很多實事求是為香港做事的左派幹部群眾十幾二十年打造出來的局面一朝盡喪,在李後送給我母親的《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裡,我看到李後說:“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1] 六七筆記可以在https://1967.hk.com文獻檔案1960’找到全文。

[2] 吳荻舟8月5日被撤職接受審查,而早於7月26日已經開始要他交代問題,所以7月26日到8月8日之間以及之後發生的很多事,他已經無能為力,也沒有記載。

[3] 余長庚:是冉隆勃的筆名,冉原任職外交部西歐司,文革期間被批鬥,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研究所研究員,1996年5月以余長庚為筆名在香港雜誌《九十年代》發表“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回憶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為了對父親吳荻舟深陷其中、最終導致他離開香港工作崗位的這段歷史有個大致瞭解,我根據父親遺文內容和手邊兩本比較權威的著作做了一個《六七暴動易覽表》。

易覽表第一欄是日期,覆蓋了六七暴動期間和前後。前,是“六七暴動”爆發之前的事件、可謂“六七暴動”的先聲;後,則是餘波、父親事後的回顧和反省。

第二欄是父親遺文內容,摘要自六七暴動期間的會議記錄、政審期間的交待材料、幹校日記以及80年代在從化溫泉接受採訪的記錄、回憶文章等等,按事件發生的時序重點錄入;比如易覽表第一項,是1959年6月-9月在50天整風中中央對港澳工委的批評重點(50天整風記錄已見第五章 香江歲月)。

第三欄是摘要的出處,即遺文/孤本的命名,比如《六七筆記》、《三一八交待》、《從化採訪》等等;

第四欄是背景,包括當時中國內地和香港發生的大事。這部分主要參考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13)和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8)以及其他來源的文獻,在此深表感謝,唯內容經過概括縮編,難以一一註明出處,還請原諒[1]。迄今看到的“研究”中,有些人會顛倒事件日期,歪曲事件原貌。在研究歷史時,時序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儘管難免枯燥,還是一一列舉。

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書信筆記文獻資料。

吳荻舟留下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圖一: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它們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事件日期   吳荻舟遺文內容 引文出處      背景
1959.6-9月 中央批評港澳工作:“58年工委下放後搞了不少極左的動作”,“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產階級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內外不分,搬了國內的一套。”“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50天整風記錄[2] 1949-1958新政十年間,內地搞了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大大小小的運動,部分香港左派幹部受到影響,特別是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港澳後,部分人就照搬國內一套,搞一些極左動作,違背中央對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被中央召集整頓五十天(1959年6-9月間)。
1966.5.4 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記錄 1966年4月,香港政府批准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引發騷亂。香港《文匯報》短評譴責騷亂“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

5.16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正式啟動文革,周恩來明確表示香港不搞文革。

 

1966.12.3-1967.1 1966年冬到1967年春,澳門爆發反迫害鬥爭。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干擾。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驅逐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所謂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兩次反迫害鬥爭(1974)

 

 

“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受到衝擊,廖承志年底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1月18日-1967年1月28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以澳葡政府向受害者認罪賠償結束。期間香港左派“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前往聲援和取經。

1.18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接管外交部黨委。

 

1967.1.19 當晚李(一氓)把權交出去後,外單位的群眾要組長一級的當權派表態,我表示支持。事後越想越不對頭,一來外辦的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絕不能奪;二來讓外單位的群眾過問港澳組的工作,無法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找宣傳組的兩位組長談,他們也覺得昨晚的交權是錯誤的,於是我們發表申明撤銷昨晚的表態。

 

我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點體會(1972.10.1) 1.19陳毅通知國務院外辦副主任李一氓[3]“趕快把權交出去。”

1.25周恩來接見駐外使館回京人員,根據毛澤東“九九指示”,使館工作人員要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港澳工委後方機關所在的廣東省委第一把手陶鑄被“打倒”,省委被群眾組織“接管”。

1967.4.20 《六七筆記》第一篇,記錄《人民日報》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十點提綱。 六七筆記

 

3.15經毛澤東同意,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

3.16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匯報》社長孟秋江自殺[4]

3-4月間,中共外交系統掀起批判陳毅高潮,外交部和外事辦公室成立各種“批陳”組織。

 

1967.4.24 國務院外辦批判陳毅:(陳毅)批評我們在港澳宣傳社會主義,學毛著,認為是愚蠢,左得可愛,左得可恨[5],要我們少搞鬥爭,少搞政治學習思想改造。 六七筆記 香港勞資糾紛不斷,如海員、出租汽車、紗廠、水泥廠等。

4.28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因印尼排華被驅逐返京,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

5.1姚登山受到毛澤東和江青接見。

 

1967.5.6 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6]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7]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三一八交待(1968.3.18)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5.6六七暴動正式開始。起因是4月新蒲崗膠花廠勞資糾紛,勞方不接受政府調解,遭到防暴隊鎮壓,騷亂由工廠內擴散至社會。流血衝突中工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港英政府”等口號並高舉“紅寶書”,工廠門口貼滿大字報。有工人代表被扣押。

5.7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召開聲討大會。

5.8日前被捕二十餘人上庭。

樹膠塑膠業總工會率先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

5.9以後防暴隊和左派工人、學生、市民連日對峙。更多人受傷、被捕。

5.11北九龍局部地區宵禁。

5.12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

香港逾千人聚集、擲物,敵意升級,燒車燒房,警方動用木彈、催淚彈、飛機等,騷亂中有人受傷並出現第一名死者。

5.15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強烈抗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外交部通知港澳工委、廣東省軍管會:“《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業經中央批准,請遵照執行。”

港督戴麟趾[8]發表聲明呼籲維持和平和秩序。

5.16“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成立。

5.17倫敦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港府維持法律和秩序並呼籲雙方理智。

抗議浪潮持續,港督府外抗議人潮和大字報延續多日。

油麻地鬧市大騷亂,逾千人縱火燒車、破壞交通燈及標誌,向警方投擲石塊。九龍西南區宵禁。

5.18北京群眾集會,聲討港英當局。周恩來、陳伯達、陳毅、謝富治、廖承志、羅貴波、王力、關峰、聶元梓等出席。

5.22香港花園道示威遊行遭警察和防暴隊鎮壓,數百人受傷被捕。二戰後港島首次宵禁。原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蕭茲[9]在帶領左派群眾遊行時被警方打得血流披面。

 

1967.5.23 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從化採訪(1986.11.14) 5.23鬥委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1967.5.24-27 外辦與外交部成立了聯合辦公室,處理反迫害的有關事務。辦公室主任是羅貴波[10],下設三個組,吳荻舟以外辦港澳組副組長身份參加,擔任群眾組組長。首次開會評估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和策略,評估英美在香港的利益等。

周恩來在這幾天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包括:1報導要實事求是,不能言過其實。2情報要及時可靠。3這次鬥爭不能違反長期方針,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4不能開殺戒。5這次鬥爭是長期性的,波浪式前進的。6這次鬥爭是靠當地力量的政治鬥爭;不能依賴國內的力量,不能採取軍事行動;不能陷中央於被動,迫中央上馬,在那裡打一仗。7這次鬥爭,不能設想像省港大罷工一樣,把港九的同胞都撤回來,進步的回來了,把廣大中間落後的送給敵人,日本正想利用,他們一定會利用。8“敵人要害部門”的力量要保護,不能使用。9可以去敵性港口的船上的力量不能使用。10提條件要考慮到敵人能接受;要有兩點論,方案不能只提一個。

 

六七筆記/

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寫作時間未詳)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從5月下旬到7月上旬,北京、廣州等地也多次舉行集會遊行聲援香港工人,聲討和抗議港英當局。

5.24港府宣佈緊急法令。公報稱:兩週來共十七人受傷,包括三名警察,一人“犧牲在憤怒者自己的手中”[11]

5.27陳毅在慶祝阿富汗獨立四十週年的招待會上譴責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對香港愛國同胞的鎮壓。

6.1港府警告貼煽動暴亂及違法行為的標語將受到法律制裁。

6.2《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3《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被香港左派視為準備解放香港的訊號。

廣東省軍管會成立了“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籌備委員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向港督發抗議電報。

1967.6.5 6月5日起周恩來指定吳荻舟單線聯繫,向周負責。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1978前後)

 

6月初周恩來召見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等人赴京談關於武力收復香港問題。

6月 5日爆發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稱“六日戰爭”。這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對“六七暴動”有微妙的影響。

 

1967.6.6 一個月來,香港資本大量外流,銀行存款銳降,市面銀根緊縮,銀行對放賬都抱戒心。

有傳英國可能採取外交途徑,把交回香港的期限提早。

罷市商人分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三心二意。

 

六七筆記 6.6周恩來批評外交部對英照會措辭過左,對香港“反迫害鬥爭”指示:不搞總同盟罷工,不馬上收回香港,合法與非法鬥爭相結合,不能在這次鬥爭中把力量全部暴露。但是要使群眾能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要做輿論動員。

港英當局沒想到香港問題引起北京這樣重視。

 

1967.6.7 周恩來指示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

考慮年內搞幾個高潮,有起有落,有主有從,有高有低,波浪前進,迫使港英低頭。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7(或6.8)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傳達毛澤東“現在不打”的指示。

6.8左派工人徐田波在黃大仙警署被毆斃。遇難工友還有曾明和黎松等。

6.9香港官方喉舌英文南華早報消息指香港政府打算遞解3名左派人士出境。

 

1967.6.12 中央文革派人來反迫害鬥爭辦公室。

決定加速反映情況,每天通過周恩來外事秘書錢家棟反映鬥爭情況。

從1967年6月中旬起,陸續出現不尋常情況,比如經周恩來同意吳荻舟通知香港鬥爭指揮部,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是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但是6.12“指揮部”直接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連日貼、撕大字報和標語導致很多衝突和停工停航抗議,數百人被捕。警方搜查銀都等左派機構。

6.10香港工人第一回合罷工開始(在此前後,不斷有罷工停工行為)。左派機構第一枚土製炸彈被放置在北角電車站,幸而沒有爆炸。

6.12千餘工人召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大會:隨時投入更大戰鬥。

6.13外交部再提最強烈抗議。

同日港澳工委書記梁威林抗議港府發“遞解令”,警告要“徹底粉碎”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統治。

十一個行業停工一天。

 

1967.6.14 如何應對港英遞解左派二十七人出境問題和不同系統分工有矛盾的問題;決定派人去廣州。

討論港澳工委和鬥爭指揮部的關係。

 

六七筆記 6.14全國總工會匯一千萬元支持香港採取罷工、罷市、罷課等手段與港英對抗。

周恩來派姚登山到廣州處理香港問題。

1967.6.16 港府如何解讀《人民日報》社論:①中共不會全心支持六七暴動,②可能拖幾個月,③5.22後象徵性罷工,小而令人頭痛。港府並指示各教會作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評估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六七筆記/ 6.15港府新聞處公報稱搜查並吊銷左派戲院的牌照。

6.17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抗議港英“挑釁”並嚴重警告。

 

1967.6.19 香港如何處理罷工工人:全體解雇,先開除頭頭和積極分子,其他接受登記復工。

評估鬥爭形勢,部署鬥爭策略,提出不應把勝利條件放在軍事行動上。

 

六七筆記 6.20鬥委會決定為“徐田波、黎松、曾明三位烈士治喪”。
1967.6.21 香港城工委張X告鬥爭指揮部一狀。

 

六七筆記
1967.6.22 港英策反和鬥爭指揮部存在的問題。 六七筆記 6.22港英突襲樹膠塑膠業總工會時工人諸永山被槍擊身亡。

 

1967.6.23 工人諸永山被打死;評估美國在香港的軍事活動、對六七暴動的態度;評估中共在香港新界和學界的實力。 六七筆記 6.23二十多個工會發表《聯合大罷工告各業工友書》。

6.24周恩來接見贊比亞總統時強烈譴責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

 

1967.6.26 灰線暴露問題;罷工罷市引發的對港供應問題;是否期租船、瓜果船、轉口貨船一律不去香港等。

香港鬥爭指揮部宣佈全港長期性罷工。

六七筆記/

證明材料(1971.10.27)

6.24香港第二回合罷工,20個工會工人聯合大罷工。

6.25鬥委會號召更大規模的罷工、罷市和罷課。港九三十二間左派學校聯合停課一天。

6.25港督戴麟趾回國“度假”,臨行前表明港府有能力令香港恢復正常。

6.26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向英國駐華代辦提交照會。

 

1967.6.27 有人提出“為了積極支援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意見: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向吳荻舟查詢,吳荻舟指示截留在深圳。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27港府發言人稱左派的“大罷工”失敗,改為採取種種威嚇手段。
1967.6.28 周恩來指示:長期鬥爭,政治鬥爭,當地鬥爭的方針不變。

討論暴動以來香港經濟,銀行存款被提取佔總存款四分之一。

記錄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周恩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吳荻舟考慮到這是違反周恩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六七筆記/

318交代材料/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6.28《文匯報》稱“港英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特別是經濟上)遭受到空前沉重的打擊”,“繼續下去,(港英)非徹底垮臺不可。”

國務院對外貿易部發《關於立即停止對香港發運貨物的緊急通知》。

正常貿易中斷,內地分批以各省市人民名義送大米給香港。17,000只豬滯留深圳。

6.29港九工商界小販、百貨、糧油、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告罷市四天。

華潤、五豐行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佈聯合罷市。

香港《華僑日報》社論呼籲採取緊急措施應對中共發動的罷工罷市。香港輿論普遍譴責暴動,金庸旗下的《明報》也屢屢批評左派的做法。

 

1967. 6.30 暴動存在的問題:核心未建立起來,問題未研究透徹就做決定,頭腦發熱。

 

六七筆記 6.30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
1967.7.1 罷工情況;據反映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員警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辦公會認為這說明香港人心向背。

 

六七筆記 7.4《人民日報》“反英抗暴”第二篇社論,調子降低,但仍鼓勵“鬥爭堅持到底”。

 

1967.7.7 收到的消息:據悉港九邊境各區華籍員警現已全部調離,改由英警幫辦接替。 六七筆記 7.7左派報紙披露有個“四人暗殺名單”,這四個人是徐家祥(時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李福樹(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東亞銀行董事)、彭富華(新界鄉議局主席)、查良鏞(即明報社長,武俠小說大家金庸)。

 

1967.7.8 新界群眾成立“鬥委會”。

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歸納的順口溜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 “聯辦”為此召開批評會。會上吳荻舟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是周恩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8沙頭角發生激烈槍戰。五名香港警察、一名大陸民兵死亡,八十名港警被圍困五小時。

外辦副主任劉寧一主持討論後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

7.9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京代辦,遞交照會抗議“沙頭角血腥暴行”。

1967.7.10 沙頭角槍擊事件,提出加強沙頭角鬥爭的政治影響。邊界活動目的是支援主戰場,推動主戰場,不能喧賓奪主。

辦公會討論存在的問題,認為罷工發展不平衡,是由於思想工作未做好是主要矛盾。

①思想未一致。

②組織還有缺點。

③對敵人、對自己的力量未掌握。

記錄7月中旬,廣州海運局的一位處長和一位保衛科長經交通部介紹,來向吳荻舟反映:香港“指揮部”說中央指示:把穗港線輪船上的護航武器(包括機槍、步槍、手榴彈等)運上岸(香港)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招商局。當時《星島日報》刊過一條消息:港英正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吳聯想到如港英追查,萬一暴露上述三個單位有武器,他們即可依法查封。這和周恩來“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的指示也不符合。吳告訴他們,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聯辦”是唯一下達指示的渠道,今後這類事,請先向“聯辦”反映,已搬上岸的部分武器,等請示後處理。後來周恩來果然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10/12周恩來談對香港不動武[12]:“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昨天,主席講了,還是不動武。”

7.11新華社記者被捕,外交部和香港新華社梁威林抗議:“一切嚴重後果應由港英當局負責。”

騷亂持續,港府宣佈整個香港島北岸全部宵禁,陸續對部分左派機構領導人和參加遊行示威的群眾、學生展開搜捕,封閉銀都等左派機構,搜查國貨公司等。

7.12首枚炸彈在大埔鄉事委員會爆炸,啟動炸彈浪潮。

7.13《明報》批評左派燒巴士電車、打司機、殺警察不得人心,左派報紙猛烈還擊。北京新聞界千餘人到英國駐華代辦處抗議。

7.14警方搜紅磡勞校。

7.16警方搜銀行職員宿舍。

1967.7.24 評估形勢和實力:海員罷工對海運的影響多大?堅持下去有無困難?為了打擊美帝侵越的軍運,在香港和越南的船,能控制多少?大搜捕有多大損失?(傳說戴麟趾帶了500名單回英國。)

七月下旬,“聯辦”送一個報告給周恩來[13],要求批准照會英國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全部釋放反迫害鬥爭中被捕的我方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吳荻舟考慮照會送出後,如港英不做相應反應,我們對下一步沒準備,將陷中央於被動,因此吳荻舟請錢家棟把報告壓一壓。當時吳荻舟已處境困難,在那次和錢通話時談到有些事“聯辦”事先不知道,等知道後香港已幹起來。錢說,他們那裡的壓力也很大。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7.17港府鐵腕“掃蕩”,鬥委會號召“立即行動制裁”。

7.18警方搜華革會。

7.19港英當局判新華社記者薛平入獄兩年。

7.20港府憲報號外公佈立即生效九項緊急規則,例如散佈謠言引起公眾恐慌等均屬違法。

7.21北京軟禁路透社記者。

7.24英國研究在香港設立小型核武以阻止解放軍強行進入,後以不切實際而放棄[14]

1967.7.26 記錄被要求交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25警方多處搜到訊號槍、氣槍、鐵枝、鏹水等武器和標語傳單。

7.26一天有八處爆炸。

7.27 曾佈置撤出在香港被運上岸的交通部護航槍支手榴彈,這天接到報告已撤出。

 

三一八交待 7.27大批軍警突襲三間左派國貨公司。
7.27-28 討論對過去鬥爭的看法:

1、過去對英鬥爭是右的,鬥爭也是不狠,小勝便滿足了。

2、過去對大資產階級也是右的。

3、對基本群眾不做工作,過去只做那些上層統戰工作。

六七筆記 7.28廣州軍區會議研究對香港動武的三個方式[15]:中印邊境式;沙頭角式;武工隊式。

7.29軍警對港九各地左派機構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

7.30又有記者被捕。同日港九各地發現二十幾個炸彈,由軍火專家引爆。

7.31軍警搜查三個左翼工會。

8.4政府強攻左派據點僑冠大廈、新都城等。

 

1967.8.5 吳荻舟被撤出聯合辦公室。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8.5文錦渡邊境有中方搬運工人越境搶奪港英軍警槍械並逼迫港英寫保證書。8.7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表“八七講話”,煽動紅衛兵衝擊外交部,“奪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肯定香港左派“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進行自衛反擊”。

 

1967.8.8 外辦開會批判李一氓。周恩來曾說他“一到緊急關頭,就政治動搖”。

 

六七筆記 8.8“鬥委”之一中華書局董事長吳叔同逃到臺灣,獲蔣經國接見。

8.14中國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嚴重警告。

8.17《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被令暫時停刊。

8.19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

港府查封《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逮捕負責人,判囚三年。

8.20香港清華街兩幼童被左派放置的炸彈炸死。

中國外交部發聲明,限港府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三報停刊令及釋放被捕報人。

8.22外交部限期過後,發生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

8.23周恩來批評外事口文革的極左行為(包括火燒英國代辦處);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重掌外交大權。

8.24香港商台節目主持林彬被“鋤奸隊”燒死。

 

1967.8.26 吳荻舟被隔離審查。 8.26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8.28港英警方在港九各地接穫十五宗發現炸彈的報案。一名軍火專家殉職。

8.29發生千人騷亂,警方擊斃一人。搜查發現真假炸彈。

8.31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黨組成員,批評姚登山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是極左,影響外交工作。

9月只餘零星事件。

9.18周恩來接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對外文委的領導幹部時批評姚登山“昏昏然”,“個人主義膨脹”、“非常猖狂”。

11-12月

周恩來召香港工委到北京,滯留兩個月冷靜頭腦,停止暴動。

1968.1.1-3周恩來接見港澳會議代表,正式下令結束暴動。

 

1970.10.3

 

當時思想上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工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工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幹校日記
1971.10.24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證明材料
1973.6.4 1967年5至8月初,領導派我到港澳辦公室工作時,正是國內外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複雜的時候,當時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港澳的長期方針受到嚴重干擾。一開始,便在香港反迫害鬥爭的方針上發生激烈的爭論。鬥爭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形左實右的做法和部署:——不請示訂購700打蔗刀,挪用護航武器,要搞限期照會等等。這些做法嚴重違反中央方針和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指示,將陷中央於被動,我都設法加以截留或撤回來。

 

給廖承志的信
1986.11.14

 

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從化訪問 1978年初廖承志召開港澳工作會議,《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尔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中國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7年4月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回歸的歷程》中對六七暴動的結論是:“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責任在中央。”

 

 

以上《六七暴動易覽表》列出的只是我所掌握的碎片而已,供參考和判斷。

[1] 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大量當時香港和內地各種觀點的報紙報導、內地已公開的資料如《周恩來年譜》和珍貴的廣東省軍管會文件等;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逐日注釋吳荻舟《六七筆記》並收錄吳荻舟其他有關六七暴動的孤本,參考了英、美檔案,亦有後發優勢,參考了前人著作中的重要資訊。另有張家偉著《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年)採訪了多位來自港英政府及左派陣營雙方的當事人。我認為,研究“六七暴動”,這三本書必須一起讀。還有更多的書,恕難一一提及。

[2] 如無註明,則第三欄文獻日期同第一欄事件日期,下同。

[3]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縣東大街人,曾參加長征、任新四軍秘書長。歷任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投入監獄6年,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等。

[4] 孟秋江:(1910-1967)曾任《大公報》、《新華時報》記者,1941年加入中共,1961年接替吳荻舟任香港《文匯報》社長,赴港前任職中共中央調查部。自殺原因始終不明。百度百科關於孟秋江的詞條裡根本沒提62年以後;維基百科說他“文革受到殘酷迫害”,“遭迫害死於非命,身後沒有留下錢財,沒有子女。”

[5] “左得可愛,左得可恨”是陳毅在1958年批評赴京匯報的港澳工委常委祁峰時說的,亦見於鐵竹偉著《廖承志傳》:“祁峰同志,我看你們頭腦發熱,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你們真是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喲!”《六七筆記》這一篇顯示,1967年陳毅受到外辦內部極左派的批判,被“翻老賬”。

[6] 四處:根據吳荻舟回憶,香港的工作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1956年曾經把三個部合起來,1957年港澳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保衛處。不過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在吳荻舟遺文裡,我看見過“組織部四處”、“宣傳部四處”(1961年吳荻舟曾任宣傳部四處主任),更多的只是提“四處”,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四處是現在“八辦”的前身。坊間也有不同解釋甚至爭論,有待相關檔案解封。

[7] 城工委: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是中共在港澳的秘密工作系統,港澳工委則是半公開系統。

[8] 戴麟趾:(1915-1988)二戰時加入英軍,1950年後在香港任職,1964-1971任港督。

[9] 蕭茲:2019年2月1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歲,他生前談及六七暴動:“我認為當年為爭取社會公義、反抗港英殘酷鎮壓是正義的,但整個運動過左的行動和目標則是錯誤的。”

[10] 羅貴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年加入中共,贛南蘇區創始人之一。中共建國後歷任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越南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職務。1970年12月後受審查。文革後曾任山西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

[11] 5.12第一名死者陳廣生是一名理髮學徒。左派說他是被防暴隊打死,亦有說是被群眾亂石擊中而死,港府的說法顯然是指後者。

[1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54

[13] 此處提及的報告比姚登山插手、最終逼周恩來簽名、導致火燒英代辦的那個報告早一個月左右。根據吳荻舟遺文《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期間指定宦鄉主持“聯辦”辦公會議。宦鄉在一次會上提議“照會英駐華代辦,限它48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人員”,討論結果通過,交給錢家棟幾天後吳荻舟設法把它撤回。而他很快被撤職,“照會”再次發出,演變成“火燒英代辦”外交事件。

[14] 英國解密檔案,見2017年4月30日香港《蘋果日報》以及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

[15] 葉曙明:《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343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六七暴動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一九六七

六七暴動

  1967年初,父親吳荻舟在外國專家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引火燒身”過關。4月,他所在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內部開始批判陳毅,廖承志也早於1966年底在周恩來安排下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967年5月,香港爆發了“反迫害鬥爭”(不同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稱謂,包括“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左派暴動”等。“反迫害鬥爭”是父親遺文以及中共官方沿用的叫法)。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幾天不著家。他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記述:“我每天晚上用電話把情況報告錢家棟(又作錢嘉東,周恩來兩個外事秘書之一),由他向總理匯報或請示。因為鬥爭很劇烈,我常在辦公室住,有時回家也很晚。”

在香港,年紀稍長的市民至今記得六七暴動,那是香港人一段不堪回首的集體回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最嚴重的騷亂,被形容為一場“腥風血雨”,“香港小文革”。當年負責鎮壓暴動的港英政府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1999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而六七暴動帶給香港社會深遠影響,至今餘波未盡。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不過父親留下大約10萬字“六七暴動”遺文,包括一本“六七筆記”,十幾份“談話記錄”、“交代材料”、“證明材料”、給廖承志和我母親張佩華的信以及十幾篇幹校日記,讓我可以了解一二,近年更集多方之力,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逐步深入研究。

遺文部分已经用於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2012),光波24電子平臺的《向左向右》(2013-2016),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2017),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8)以及紀實文學《蘆蕩小舟》(連載中)等。其中《消失的檔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本章嘗試為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六七暴動的讀者整理概況,盡量詳細。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明令通知港澳工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時隔一年,文化大革命終於還是蔓延到香港。

1967年5月6日,頗具規模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廠方新廠規,怠工抗議,部分怠工工人被廠方開除,廠方並拒絕談判,有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手持《毛主席語錄》聚集。港英政府出動警察鎮壓,引發社會騷動。

新蒲崗人造膠花廠規模頗大,工人在建築物和街道上和手持槍械盾牌的警方對峙。

1967年香港的新蒲崗發生工潮,警方介入鎮壓,與工人對峙。

(圖一: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始:“新蒲崗工潮”。網路老照片。)

5月12日,六天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準備用輿論和群眾集會聲援被捕者及受傷者,由工會出面向港英當局提要求,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這些做法似曾相識,讓我想起父親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一些往事(見第五章兩航起義期間發動群眾支援碼頭工人的例子)。

香港工人當年的生活很困苦,他們的遭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一直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由於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奪權”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無可避免受到鼓惑,一朝爆發,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前的做法,而是大膽越出中央劃定的“雷池”界線。從當時的標語口號文件措施等來看,至少一部分人意在藉機把英帝搞臭、讓英帝像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那樣向左派低頭[2]

聲援活動沒有止於香港,5月15日中央批准了廖承志提交的鬥爭方案,15日至18日,

上百萬人在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北京召開了“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會”,周恩來到會。

海報畫面主體是手持毛主席語錄的工農兵和紅衛兵。背景是各大報的版面,配以口號:七億中國人民誓作港九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

北京政府發動人民聲援香港工潮,各大報都發表社論,特別是人民日報6月3日的社論,呼籲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圖二:內地鋪天蓋地的鼓動宣傳對香港“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期間,5月26日,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3]),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目前知道還有監督組、秘書組),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但是在文革特定環境下,當時外交部長陳毅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被奪權,周恩來也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中央對香港方針動搖,內地極左派,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幾方面的合力造成“反英抗暴”失控,把“反英抗暴”推向“脫軌”,有人甚至說“要把香港打個稀巴爛”。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以為北京在號召大幹一場,著手收回香港,鬥爭步步升級。[4]

7月26日,時隔短短兩個月,由於父親多次抵制極左的做法,他被要求“交代問題”,8月5日,被撤離“聯辦”,8月19日,被隔離審查。

8月23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一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

後來毛澤東指示“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反復,周恩來把港澳工委幹部召集到北京,用兩個月為他們冷卻頭腦,持續八個月的暴動在當年年底落幕,在翌年一月在內部會議正式宣告結束。

經過梳理父親留下的大量資料我才瞭解到,在這場暴動中,父親作為龐大機器裡的小齒輪,作為夾在中央核心和香港前線之間的技術官僚,如何竭力避免香港發生更多血腥殺戮。五十年後,有香港人稱他為“守護神”、“恩人”,我明白這不是他個人的舉措,很多重大的事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他對香港情況的了解、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個人品行起了關鍵作用。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三:吳荻舟遺留下來的珍貴資料:六七筆記)

下面幾個事例,證明形勢曾如何“失控”以及父親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救:

一、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搞大規模遊行,準備了一份200多人的骨幹名單。父親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通知他們銷毀名單,試圖阻止他們上街遊行。他認為這是很冒險的,長期堅持,就要保護這些骨幹,而不是暴露他們。

二、香港左派要求:“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父親並收到外貿部門電話報告:“香港有人訂做700打甘蔗刀遊行的時候用”。父親馬上通知無論如何不能運出去,運到甚麼地方就停在甚麼地方。在那本工作筆記上“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的記錄旁邊,父親注明:“我暫止於深圳”。

三、一批海運局護航用的槍枝運到香港,被拿上岸,並說還要更多。香港左派有人說是“中央有指示”,父親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他一方面向周恩來報告,一方面要他們停運,已運去的要撤回來。經查,這些槍是準備武裝幾個據點作為堡壘與港英政府對峙。

四、父親看到外交部一份報告,內容是限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把抓我們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負責。父親認為這樣的做法會令中央陷於被動,他打電話請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報告周恩來,把報告壓下來。

還記得1959年整風期間黃施明秘書長對港澳工委的批評嗎(見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13節)?1959年整風期間,中央曾批評港澳工委對敵人、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1967年這個情形再次出現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六七暴動由罷工及示威升級到使用香港人俗稱“真假菠蘿”的真假炸彈(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暴動期間包括二百餘名警務人員在內八百多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香港警察、英軍、邊境警察和1名中國大陸民兵、左派工人、學生、無辜市民,還有一位電臺主持林彬和他的堂弟被放火燒死),1,936人被檢控,英國檔案資料還記錄了122幢建築物和164架車輛遭到破壞。人命傷亡和財物破壞都寫下香港歷史紀錄。炸彈浪潮等極左做法導致港英搜查工會及左派機構,左派學校以及左派報紙被封。

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父親留下的六七工作筆記後認為:“香港左派錯誤地估計了冷戰期間的中英關係,完全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

他認為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了很多很重要的中方文獻,如果他能諮詢已經公佈的有關這次騷亂的英美外交檔案和許多西方著作,他會更好地理解港督、警察局長和很多香港華人精英鎮壓暴亂的決心和防暴的能力。據他瞭解,當時,大多數的殖民地官員是二戰老兵,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在歐洲和納粹作戰。幾個警察專員都有在塞浦路斯和馬來亞鎮壓共產黨叛亂分子的經驗。一些英籍華人、印度人和倨喀兵(Ghurkhas)[5]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軍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事實上,當時港英當局比英國的工黨政府態度更強硬。在等待來自倫敦和北京的外交信號之前已經採取了鎮壓香港左派的措施。

他還認為,“《六七筆記》是非常寶貴的。在高層會議上,中國領導人1967年5月已經決定暫停任何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周恩來做出這個指示的時候,香港左派領導和六七鬥委會幹部們都在場,不能說不知道中央的指示。除非我們能在北京和廣州查閱到中國的官方檔案,否則,我們不能夠肯定,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共產黨幹部。《香港,1967》引用了許多香港和內地報紙的社論,在1967年6月和7月下旬,這些言論還是很激烈的和具煽動性的。即使北京的決定能夠傳達到香港,香港左派領導人本身是否能夠保持理性並能夠控制年輕的追隨者?如果可以,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沒能避免。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這些質疑,我從父親的遺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1]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是唯一逐字逐句注釋《六七筆記》的書,如有興趣很值得一看。感謝他引用我的原話:“很多文獻已經公開發表,歡迎各位有心研究者使用,我樂見不同版本的注釋,樂見更多人加入研究。”他在書中指出:“吳荻舟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

可惜余汝信寫《香港,1967》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六七筆記》,否則他書中的分析或會有所不同。後來雖然把資料提供給他,他的書卻沒有機會再版。2017年,他曾向我提出“注釋六七筆記”的計劃:

  1. 出版事宜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雷競旋博士與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與牛津大學出版

社聯繫;

  1. 出版的是令尊的工作筆記注釋版(筆記的原件影印版和文字注釋版);
  2. 注釋工作由我做,你審核,署我們兩人的名字;
  3. 由你寫一個背景說明放在工作筆記之前;
  4. 劉智鵬教授寫一篇介紹文章;
  5. 我可再作一個1967年香港大事記,放在工作筆記之後。

我也同意了他的計劃,但是當他從其他渠道得知程翔在寫,遂通知我撤消計劃。沒機會看到不同版本注釋,我至今感到遺憾。

[2] 1978年初由廖承志主持召開的港澳工作會議所做《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1997年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六七暴動作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3] 在原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馬繼森等人的著作中,提及為六七暴動成立的“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和吳荻舟遺文中的“港辦”、“聯辦”一樣,負責人都是羅貴波,任務一樣,但是組成單位人員、領導體制等卻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知到底有多少套班子。想要澄清有待原始檔案解封。

[4] 一般認為六七暴動分三個階段:5月為遊行示威階段;6月是罷工罷市罷課階段,之後一段是放置真假炸彈“恐怖主義”階段。

[5] 啹喀兵:啹喀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僱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一支常備部隊。他們是尼泊爾裔,驍勇強悍候選者年齡介乎17至22歲,身高、體重、胸圍都有嚴格要求,並要通過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和基本英語和數學測試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啹喀兵開始隨英軍駐守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一九六六年年底、如火如荼“造反”的一年將盡之時,在還屬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發生了“一二·三事件[1]”,在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交待材料裡稱此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當時他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以下,是父親交代材料的原文(題目和寫作時間不詳):

這次鬥爭從1966年冬到1967年春。就整個過程來說,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幹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同志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所以取得很大的勝利,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封閉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的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這次鬥爭中,我在貫徹執行毛主席對外鬥爭路線和上級批准的方案、指示時,注意澳葡每次暴露出來的弱點,同時,也注意澳門群眾平時鬥爭少,經驗不多,起來得慢。因此,既要堅信勝利,又要不急不躁,逐步深入,穩步前進;抓住一切機會發動群眾;進行“逐浪高”的鬥爭,把結束鬥爭的條件逐步提高上去,由各線分別提出,最後歸總(一次發覺高低兩套條件同時出來,馬上建議糾正),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下,達到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最高目的。

比如:我們籍組織烈士出殯來調動群眾,擴大鬥爭規模時,看到澳葡不但不敢阻撓,相反非常怕刺激群眾,下令凡出殯行列所過街道上的澳葡機關一律下半旗,群眾愛國鬥爭情緒頓時高漲起來,便把上述的最後最高的條件提出,取得了勝利。

這次鬥爭是由蔣幫搗亂、澳葡縱容引起,所以鬥爭是壓澳葡取締蔣幫,達到目的,就把鬥爭結束了。

在這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提到香港的另外一次“反迫害的鬥爭”——香港“反迫害鬥爭”,

香港“反迫害鬥爭”。這次鬥爭中,我雖然有點怕右,但是基本上是堅持了中央關於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長期生存,充分利用,內外有別等等,和周總理關於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不能影響中央的長期方針,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不能迫中央上馬,還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一場靠當地群眾力量的政治鬥爭等等。看到一些嚴重違反上述方針和指示的極左計劃、設想、行動時,我都建議當時港澳辦公室的負責人加以撤銷、糾正、阻止了。但是,王力之流一開始便加以破壞、幹擾,並通過他們在港澳辦公室的代理人,直接到鬥爭的前沿去背著周總理把劉寧一、王力之流的黑話傳下去,蒙蔽了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搞起了一股極左思潮,偏離了中央方針和總理指示,如果不是總理抓得早,這次鬥爭必將遭到更大的損失。

當時我聽了香港方面向運貨去港的船上要武器,說是“有中央指示”,我很奇怪,曾對交通部方面介紹來的、廣州海運局來反映情況的兩位同志說:中央有指示,一定是通過辦公室下達,我們沒有下達過這樣的指示,可能是香港方面看到港英屠殺同胞著急了,船上的同志聽到港英屠殺同胞,基於義憤把槍給他們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今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請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一下。後來,武器建議撤出來了。

現在清楚了,所謂“中央指示”就是王力說的“要搞點槍下去”(記不准,見外交部最近發的批林材料)。

父親由於中途被停職,鬥爭的後續發展和如何結束,他並不知道。

這次的鬥爭目的沒有那麼清晰,而且隨著“文革”的“深入”,極左的影響波及了位處邊陲的香港,事情變得很複雜,連周恩來也控制不住形勢了。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的李後說過:“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次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二十八萬,減少到十八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五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盛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損失有多慘重,看過本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就知道。難怪有一種說法:經過六七暴動,幾十年的努力全部歸零。

五十年後,關於這次“香港反迫害鬥爭”,被揭發出許多材料,許多父親當年不知道的內情,也已經許多專家學者以及傳媒工作者發掘和研究,我會在下一章《一九六七》中詳細講述。

講一下小孩子記得的1966年吧。1966年初夏,我12歲,小學6年級畢業考試後等待升中考試,沒想到等來“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而且一停就是一年多。我們在學校(北京市西城區青龍橋小學,現在已經併入北京市育民小學)期間沒有發生很嚴重的鬥老師、打砸搶行為,至今老師同學大家見面還感到慶幸。

8月,全國開始“大串聯”,大批南來北往的紅衛兵住進我們學校,教室變成宿舍,桌椅變成睡床。我們則在駐校“軍宣隊”解放軍指揮下幫忙接待:帶紅衛兵登記,領取被褥和餐券等等。我家住的國務院宿舍也有接待紅衛兵的任務,記得那時候來自廣東一帶的學生冬天還穿著單衣,打著赤腳,我們幫忙安排他們到哪裡睡覺、到哪裡吃飯、到哪裡洗澡。

“停課鬧革命”期間有兩件事我一直忘不了。第一件事,我們幾個小孩子在其中一位同學家聊天的時候,她哥哥進來,給我們講解為什麼要組織那麼多個紅衛兵組織。他把一個墨水瓶往桌子中間一放說:“你從這邊看,我從那邊看,就可以知道墨水瓶的全貌。”我有點納悶:為什麼不可以繞著墨水瓶走一圈看清全貌?但是大哥哥振振有詞,我一個12歲的小孩懂什麼?

第二件事,還是那個同學,有一天她主動交待:“我問自己,敢不敢喊反動口號?然後就在心裡喊了——打倒XXX!”。這下子,她為自己惹了大麻煩,不許回家,挨批判,聽別人對她喊:“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這麼多年過去,我記得她的名字,惦記著她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不止一次想,她應該是一個有想法不盲從的孩子,她的人生之路恐怕也不會雲淡風輕。

到了10月左右,我們幾個小學生萌生了也要去串聯的想法,擔心北京火車站不讓小學生上車,於是背上背包,打算徒步走到天津,不過半路截了順風車到達天津,從車窗爬上擁擠不堪的火車,睡在椅子底下過夜,到上海打了一個轉。當然,我們也就是湊一下熱鬧,到處看看大字報,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是位漂亮的南京女孩,通信很久,八十年代她向我求助,我給她匯過錢,後來我去南京還去看她,結果發現她騙了我,這才停止交往,此乃題外話。

近百人的集體照,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吳荻舟作為港澳小組一員身在周恩來接見現場。

(圖一  1966年11月總理周恩來接見港澳代表訪京團,吳荻舟身在現場,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宿舍大院因為名人如雲,很多大人受到衝擊,至今發小們仍在回憶誰家被抄,誰的父母自殺,誰家孩子打死人,抓起來了,誰曾半夜逃到鄰居家躲避追捕。我還記得半夜三更院子大鐵門被砸得山響,各派紅衛兵包圍大院抓人批鬥, 我們只敢躲在窗簾後面張望。

下面是宿舍髮小們的一些難以證實的可怕回憶:

1966年8月份一個下午,一名和善的老奶奶低著頭站在宿舍辦公室門口臺階上,鮮血從她花白的前額上流下來,她是大院髪小的姥姥,也是大院居委會的文化教員,據說她向居民大媽們宣揚了三家村的燕山夜話。我們的一名同班同學(小學六年級)手裡拎著一條軍用白鐵頭帆布紋武裝腰帶,站在可憐無助的老人右手邊。後來這名同班同學說:“那時我們還未成年,難免做一些錯事,蠢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悔不及!”算是認錯吧。

1967年春天一個下午,35中紅衛兵頭子(住本院,姓沈)帶領七、八名紅衛兵,“代表”西城區紅衛兵到院子裡來組織群眾大會批鬥“大叛徒”包惠僧(一大代表、後退黨,歷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國務院參事)。會場就在我家樓下露天戲臺,會上發言、大喊口號的幾名家屬老太太還動手打了包惠僧幾個嘴巴子。沈一看形勢不好控制,趕緊宣佈散會。回憶者記得包的老伴眼神焦慮站在後面馬路邊上,他說一輩子也忘不了她的眼神。

院裡最先因被批鬥不堪折磨自殺的是2組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然後是也住2組的國務院參事陳達邦,他是抗日英雄趙一曼的愛人、長征女紅軍陳琮英(開國中央五大書記任弼石的夫人)的哥哥,曾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老黨員。再有是住19組的一機部汽車局彭局長,不堪被造反派折磨在單位跳樓致死。

16組一位髪小的母親從四樓跳樓自殺身亡。

10組閻寶航曾任遼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1967年11月被抓,68年5月在審訊中遭腳踢、毒打,陷入昏迷,送院死亡。他老伴高素是大院居委會委員負責到各家查衛生。其兒子閻明復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89年後降職使用,到民政部當過副部長,當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可能還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當過社長。

不過在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母親一再叮囑我和二哥、妹妹不要出去惹禍。

當然,除了“受衝擊”,這個大院本身的能量也是很大的。髪小們記得,文革一開始,大院裡不少大哥哥大姐姐從學校拿傳單回家,比如《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等等。大意是天下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們就是要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等等血統論的內容,應該和這個大院的孩子本身的優越感很有共鳴。孩子們接受影響、擴散影響,打倒別人的父母,然後自己的父母也被打倒,一朝當上“西糾”、“聯動”,沒幾天又被抓被關,飽嘗翻雲覆雨的滋味,很多發小的人生都顛三倒四。最後有多少人反思,多少人回歸正常人,不得而知。

我家多次被“抄家”,與香港沾邊的證件和照片大多被沒收或被毀,古典音樂的黑膠唱片只餘一地碎片。父母吩咐我燒書,那都是家裡收藏的中外名著、民間故事和童話,分門別類裝在精美的硬殼紙盒裡。我坐在廚房一角,身後是一座“書山”,燒煤球的大灶燃著熊熊火光,看一本燒一本,看一本燒一本,幾天才把它們燒完。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們偶爾會閃出來告訴我:“你知道這個故事”,僅此而已。由於當時囫圇吞棗,我不但不記得作者、出版社和年代等等基本信息,連故事也常常混淆。所以我從來不敢“掉書袋”,雖然後來又看了很多書,但是總覺得自己知識結構有缺陷。

[1] 澳門一二·三事件:葡萄牙人十六世紀中葉起獲准居留澳門後,明清政府在澳門繼續行使主權,設有衙門、海關、稅館等。但是1846年葡萄牙駐澳門總督一改百年做法,不單武力驅逐中國政府衙門,更在1887年逼迫沒落的清政府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從此葡萄牙全面殖民管治澳門。1949年後,中共對香港的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適用於澳門。一二·三事件幾乎可以說是澳門歷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反對澳葡政府的事件。那年11月中旬澳門離島發生騷亂,起初只是建築工人在華僑盧氏捐出興建學校的三棟平房屋頂上清理危險瓦礫,因為政府並未批准興建學校的規劃,政府派出手持藤盾和膠棍的警察鎮壓,事態擴大,12月3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由於歷史原因,澳門左派力量比較強,澳葡政府被迫簽了“認錯書”。事後葡萄牙政府喪失了在澳門的管治威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實上控制了澳門,左派勢力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事件期間,香港左派曾經組織幹部前往“取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4邢臺四清

邢臺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滿目瘡痍

張佩華四清期間邢臺發生了地震,解放軍出動救災,是為新中國第一次,周恩來三次前往災區視察。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4邢臺四清

         母親張佩華的四清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幹部和群眾對四清或抵觸或顧慮,遲遲發動不起來;四清幹部力量相對薄弱,北京來的四清幹部和地方四清幹部之間有矛盾;母親時時感到困惑和焦慮,無所適從,舉步維艱。

在整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時已涉及到四清目的、政策、23條內容和四清的種種做法,這裡不擬贅述,重點放在通過母親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會在日期後面注明是日記還是工作筆記)瞭解一些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

“上午9時到邢臺縣,住農幹校,文化部640餘人都集中在此。晚上9時才召開會議,宣佈重新改組,由解放軍、中央、老幹部及地方調幹組織,以地方為主。我公司丁達明為副指導員,幾個黨員都為副班長。散會後,丁召集大家,提出,地方說我們三多:衣服補得多,手錶多,眼鏡多。就是說我們假窮,收入多,知識份子。我們必須做到搞好團結,尊重地方,做好助手,軍事化,有組織,有紀律,吃苦,其中特別提出要尊重地方,一起工作。要求我們抓時間交待大家一定要自覺做到。”(1966年2月17日日記)

丁達明(時任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副經理)帶隊到太子井公社西太子井大隊,共181戶,8個小隊。母親被分配在8隊,這個小隊20多戶,70多人,生產搞得很好。(2月27日日記)

“先遣隊張隊長介紹了這個村的特點:

  1. 老區,老幹部(在母親的積極分子名單裡,有一位孟懷玉,是1937年參加遊擊隊、1938年入黨的退伍軍人,母親稱他為“勇敢分子”)。黨的政策群眾信,但是老幹部自負,自滿不在乎。過去的先進區,現在的落後區。
  2. 交通不便,群眾出門少,養成閉塞、保守、固執和狹隘的短處,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
  3. 階級成分不純,錯劃成分很多,很混亂。
  4. 幹部有問題,並且對工作隊不在乎,愛理不理。
  5. 偽村長、三青團、道會門暗中活動,情況還不詳。
  6. 石山,缺少水源,地少,山禿。
  7. 通過這兩天觀察,貧下中農的生活雖苦,但不缺糧,他們以白薯(本地叫山藥)為主食,吃小米、玉米,生活過得不錯。
  8. 群眾對工作隊歡迎,但是有顧慮,不敢說。
  9. 幹部對生產抓得很緊。”(2月28日工作筆記)

在網上苦苦搜索一番,得知該地區現在有些村已經廢了,有些村變成農業試驗場,多種經營。也開發了旅遊業等第三產業。

8隊大姓是“孟”,有16家,其餘3家姓呂,一家姓李。母親住在貧協主任孟慶元家,左邊鄰居是大隊長家。那天中午他們在呂武緒家午飯。呂武緒,又名五緒,33歲,妻子是左權人,29歲。有個10歲的兒子,讀一年級。母親寫道:“五緒修路,中午不回家吃飯,一天10個工分,問五緒妻房子是土改分的還是自己的,她說不知道,自己是外來人,不便問。小隊長呂景斌是本家,比他們輩分高。”晚飯時,五緒也回來了。“看來他的妻子對他暗示了,叫他不要多講。他說他聽說過四清工作隊,但不表示態度。”副大隊長孟廷桂來了,談起階級成分,“兩人都說成分很亂,五緒說,有人說他是新富農,廷貴說,咱吃過苦,要過飯,不是貧農是啥。我問,成分不是土改時劃的嗎?他就不說了。”(3月2日日記)

3月4日上午在地裡勞動,她和貧協代表孟慶喜談了幾句:“我問,你看昨晚談的怎樣?他說:好!又沉思地說:大家不敢說,日子還長,你們也不會就走,慢慢說吧。”幾天來開會,幹部不講話,貧下中農也不講話,幹部是因為抵觸,貧下中農是在觀望,有顧慮。母親“針對著以上情況,對他們宣傳了黨的政策,23條,談了形勢,特別著重和舊社會對比生活,使他們憶苦思甜,又針對8隊‘生產不賴’的思想,以先進例子來對比,他們的生產、生活都沒有到頂,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 “我從他們的反應上(很活躍)看得出他們對道理已明白了,但不敢講。”“我想,這不是偶然的,我的隊進度慢,心裡很急,但我沒表露出來。”

這天工作隊侯隊長到達(後面有一篇工作筆記提及,丁達明說“侯崗小是好同志,只是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問題。”估計是指侯隊長,他是轉業軍人,沒有地方工作經驗),下午便開了大會。母親日記寫道:“關於調查,我當然已知道了,但是行得不好,到現在關係還打不開……個別訪問的時間沒有;思考、整理材料的時間沒有;寫日記的時間也沒有了。”(3月4日日記)

“本晚各組討論題:

  1. 你對當前的形勢是怎樣認識的?
  2. 為什麼要搞四清?四清是清什麼?四清的標準是什麼?
  3. 你在這次運動中抱什麼態度。

老侯講話之後老劉補充:

  1. 形勢好,是在全國政治團結,政、經、文、軍全面好的情況下,還有階級鬥爭。
  2. 會議重要進行煽動、鼓動,以鼓舞群眾情緒,殺幹部威風、
  3. 多注意其思想變化,今天的會針對性差一點,會中要注意貧下中農、幹部等的反應,以便下次會中針對解決。

煽動力小,蓋子揭得不深,群眾情緒不沸騰。

才開展了十來天,3月11日就要將以下各項寫成文字材料交上去:

  1. 各生產隊對主席著作的學習時怎樣組織的,採取的是什麼方法?
  2. 你怎樣將生產和運動結合的,通過學習毛著和貫徹政策出現了哪些好人好事?舉例說明。
  3. 發動群眾採取了哪幾種方法,你認為哪幾種方法效果比較大?
  4. 你隊有多少四清範圍內外的幹部?
  5. 發現培養了幾名積極分子?其表現如何?可依靠的有幾名?
  6. 幹部分類排隊情況如何?初步收到的意見有多少條?其中經濟、政治、作風各多少?
  7. 階級鬥爭的表現有哪幾種?
  8. 你隊有幾戶苦大仇深的?有幾戶五保?需要幫助解決什麼問題?(3月6日工作筆記)

1966年3月8日凌晨5點29分,邢臺地區發生6.8級強烈地震,隨後21天還發生了5次6級以上的餘震,8064人死亡,受傷38451人,倒塌房屋508萬餘間。我還記得周恩來總理曾三次前往邢臺慰問,記得母親說過住窩棚的情況,震後大雪漫天。和她同住窩棚的年輕女孩,多年後和母親還有信函來往。可是在母親日記裡,直到3月17日,才寫了一句:“家裡盼望著我的信,掛著地震的事。”顯示那段日子他們工作多麼緊張。

邢臺地震造成房屋倒塌,滿目瘡痍

張佩華四清期間邢臺發生了地震,8064人死亡,受傷38451人,倒塌房屋508萬餘間。

(圖一:邢臺發生地震,震中隆堯鎮與母親四清所在的臨西鎮直線距離大約100公里。母親說,住在臨時窩棚裡很冷,半夜凍醒,胯骨和大腿都凍疼了。)

在她的工作筆記裡記載著十幾戶人家的房子裂了,或者一面牆壁鼓出來了。奇怪的是當天縣委電話會議記錄裡,談到進村16天有成績,也談到問題,就是一句也沒有提及地震情況:“老同志有麻痹思想,自滿情緒,新同志有畏難情緒”,要求重視自身建設。另外就是講到“生產是整個工作的中心”,說“邢臺2害,旱、洪,拖住邢臺不能發展”,“荒山禿嶺”,亂砍亂伐,是“自殺之路”。希望能夠植樹造林,修梯田,修水利。(3月8日工作筆記)

直到3月24日左右(因為她把日期又劃掉了,不肯定確切日期),工作筆記才記了“傳達,關於地震”:“地委通知:省委來電,據中科院預測分析:我地區地震將可能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強,據‘新賀’測報:從22號以來,發生1000餘次,今晨1點多,發生5級以上地震,據預測,在邢寧灣以南,可能有較大的地震發生。望你們即將上述情況傳達到公社書記、工作隊、大隊党支書記,向機關、廠、礦群眾貫徹。兩個可能:一是可能發生,一是不可能發生,要準備萬一,做好工作,保證不傷亡人口。1.不要怕,驚慌失措,造成人心惶惶,影響工作和生產。2.要提高警惕,反對麻痹,防備萬一。3.要有措施。a. 把以上分析的可能向一般幹部和群眾講,要長期準備。b.號召組織群眾,因陋就簡,包括機關、團體、學校,搭些窩棚,特別注意幫助老弱五保戶,在外工作幹部、民工家屬,有困難戶。工作、學習、生產照常進行,以保證不傷亡人口(為准)。1.以隊為單位開會,貫徹以上傳達精神。2.各戶可將糧食、重要物品搬出,老少幾天不進村,在外做飯。3.今天不知明天,吃一點下去的思想要去掉。4.牲口安排問題。5.房子問題,該拆的拆。6.群眾思想問題,怕偷盜,預防壞人。7.棚子四防不夠——防雨、風、火、震,不許吸煙。8.生產照舊。”(3月24日工作筆記)

3月26日又傳達了李副總理[1]的講話:“我奉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指示來看望,你們受了自然災害,毛主席、黨中央很關心你們,相信你們一定會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黨中央、華北局、河北省委、最重要的有全國人民支援、你們更重要的是靠你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你們有勞力,加上國家支援,很快就可以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些人問,地還震不震,我們還搞不清楚,不好說。科學家們也搞不清楚。只要大家保持鎮定,提高警惕,就能鬥到一條——不死人。我們要把情緒鼓起來,積極搞好生產。因此希望你們在黨中央、毛主席、華北局、河北省委領導下,學習解放軍的精神,自力更生,把災荒克服過去。”

陪同李副總理視察的有地委的劉子厚。地委指示:“要求各縣把李副總理的講話在9點前和群眾見面,向群眾宣讀,組織群眾討論,通過討論變成力量,以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搞好當前生產、救災。”

地委關於大力搞好生產、蓋簡易房子的緊急通知:由於地震時間不定,生產季節已到來,地委研究,在當前要集中絕大部分力量搞好生產,同時搞好簡易房子。對現在簡易房子,凡不能過雨季的,一律加以整修,在搞簡易房子時,要多搞半棚半陽式”,“棚的標準不僅要達到四防的要求,而且能頂到9月份。”“永久性的房子,不是不搞,而是為了搞得更好。以上要做到家喻戶曉。”(3月26日工作筆記)

邢台地震救援

(圖二:根據網上查到的回憶資料,邢臺地震,解放軍出動救災,這是新中國的第一次。)

雖然從3月8日地震發生到3月24日才看到母親有關中央、地委的指示的記錄,但是期間母親的工作是一天也沒有停止的。

“(地方幹部和北京來的幹部)雙方的合作存在一些問題”、“(某些人之間)關係開始緊張”,“幾個年輕人不夠謙虛,不夠艱苦,黨會上把關心他們思想的事交給了我,把婦女工作交給了我”。母親對交給她的工作十分重視,上午勞動後和記工員孟凡武談,中午和小隊會計孟慶珍談,下午開黨員會,晚上和婦女會副主席呂花堂談,回到住處又和五緒談。(3月9日日記)

和父親四清時一樣,母親他們也實行同勞動、同住,同吃。母親說,“在勞動方面,顯示著我還可以挖挖潛力,一天擔2、3擔水,半天勞動還是可以的”,“同住,我也從好房子搬出來了(但他們卻搬進去了)”,“每天還能堅持同吃(少吃、吃壞的)”。不過3月11日發生了“吃白饃”事件。那是在五緒家,母親說她開始時打不定主意(吃不吃),後來看見老沈吃,她也就吃了。而且那天只有這一樣主食,不吃就得挨餓。晚上開會,老沈卻把此事與五緒姐姐嫁女,他想請假去太原聯繫起來,說他這是要收買四清幹部。此事後來不斷被提起,母親寫道:“這件事按老丁分析,問題不在吃饃,而是他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求(去)邢臺。我沒向這方面聯繫,現在我也不大相信他是出去聯繫的。這件事等著看發展。”“這是教訓,這個經驗得吸收。”(3月11日日記)

母親每天除參加勞動,就是開各種會,宣傳23條,焦裕祿,四清文件,聽大家談日佔時期、逃荒的苦處。她有很詳細的計劃,比如向誰要62年以來的生產、分配情況表,63年以來的國家救濟、獎勵、統銷物資情況表、婦女情況調查表;計劃開老人會,婦女代表會;還要摸清孟呂兩家的宗族關係;抗戰前後、土改前後、合作化前後的情況變化。可是這天她記下的一句調皮話,卻和她的意願很不協調:“老戰場,現階段,群眾煩,幹部難,工作隊員團團轉。”(3月13日工作筆記)

社員孟富家(有時寫成付加)反映,慶善祖(上)有功名,從富家記事時就做皮毛生意。解放前和父親在五台景(山西)串鄉買皮毛,賣給邢臺皮毛店。1945年秋本村解放,慶善父在村,慶善已結婚,帶妻回來,兩個人都不准是黨員。當時(他們)對群眾還不錯,如“崗樓”出山貨(瓜子、藥材),本村群眾活不下去,慶善教大家去買山貨進邢臺賣,賺點錢。如無本錢,他說一句話就行了。他和別人一樣趕個毛驢也買賣山貨。

解放後,(慶善領導幾戶貧農)組織了一個小型合作社(誰倡議的記不清了),做買賣,按勞批紅(富家認為幫幾家貧農翻了身),到公家成立合作社後解散。47年大擴軍,48年土改。土改前區委張知人吸收“景仁”入黨(當時她是婦救會主席,後當村長——上級委任)。在她做婦救會時孟理岩批評過她,當村長後,在土改中,以孟為地主成分之名,要整孟妻,孟理岩由縣裡陳政委陪同回家接受意見。走了以後,她便把孟妻打死(大家認為她是報私仇)。

土改前,孟慶善有14、5畝地,有五間房。土改分得房子10間,有沒有分地不清楚。當時(他)家有人口十來口,慶善夫婦、父母、三個孩子,弟善豐二人。

慶善較後入黨,調到區聯社工作,後調管理區工作,管理區併入公社,被選為公社正書記。後退休(因跌傷)。回大隊當副支書。

他兩個兒子參軍,女婿在湖北是地委,“景仁”弟是團級幹部。

“小付喜”去參軍後,孟富勾引其妻成孕,生下一兒,當時“景仁”為村長,便將孩子賣去柏山得一車麥,私吞下去了。

58年成立大隊時,11隊全是慶善近親,偷糧事常有。(3月14日工作筆記)

上面“景仁”、“小付喜”等名字都帶有引號,也許因為母親僅知道發音,不確認是哪幾個漢字。如果“景仁”所作所為確有其事,想必母親會大為震驚。“公報私仇”,打死人,賣兒童,而且私吞所得,這哪裡是她心目中的黨的幹部?!而“偷糧事常有”,相信也顛覆了母親對貧下中農、生產隊幹部的認識。

[1] 1966年3月26日李先念副總理視察邢臺地震災區。

兩個小筆記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文山會海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 文山會海

 關於我們家回北京的經過,1969年1月19日,母親張佩華曾經寫過一份交待材料:《我調中影公司工作的經過》[1]。根據母親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親吳荻舟在深圳開會——他那時已經調到廣州工作,通知母親到深圳。他說,我們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辦港澳組,母親去中影公司。當時外辦港澳組另一位副組長孔筱也在場。她也對母親說:你原來在南方公司搞電影發行,還是到中影搞電影工作去。

從深圳回到香港,母親就開始辦理工作移交手續。

父親則到北京參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360百科稱:“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會上,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後,大躍進發生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

事情當然沒有幾句話那麼簡單。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沒有身處內地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父親也好,對於其他與會幹部也好,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會議。據說當時與會的一些幹部反映,“打下江山”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領袖們,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國內形勢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說的那樣,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吃不夠、用不夠、穿不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其他如圍繞三面紅旗的爭論,想必都令父親震驚。

轉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帶著二哥、我和妹妹(繼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內地讀書,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學)先到廣州、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們和我的表弟妹們,2月12、13號到達北京。二姐記得,我和妹妹一過海關就開始說普通話,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

我們在位於美術館往東的華僑大廈暫住,記得在華僑大廈第一次看見黑人,他對小孩子很友善,我們叫他“黑叔叔”。約莫一個星期後,我們搬進了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父親立刻返回廣州開會,母親則忙著辦戶口,給三個孩子轉學,行李運到後又忙著安頓。

母親四月初開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經理洪臧曾徵求母親意見,願做哪方面的工作?母親瞭解了一下公司情況後回答,自己對東南亞比較熟悉,可能的話,還是搞老本行吧。就這樣,母親開始到中影上班,任亞非科副科長(科長是許蔚文)並繼續負責聯絡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達北京的時候是冬天,雖然母親為我們添置了新棉猴(連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個球,跌倒了都爬不起來,仍然不夠暖。記得我穿了系帶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標配),我向母親訴說腳痛,以為是鞋子太小,後來才知道會凍到腳痛。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的尾聲吧,青菜豆腐等都憑票。妹妹六歲,上幼稚園,每天幼稚園的班車來大院門口接孩子們。我8歲,上小學二年級。記得還沒有請到保姆的時候,我要幫忙做家務。有一次聽見樓下有人喊“豆腐來啦!”我趕緊跑下去排隊,等我回來,燉在火上的一鍋排骨已經燒成焦炭,樓道裡都是煙。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準備挨駡,她卻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問:你怎麼沒罵我?她說:聽得出來你都快哭了,我還罵你做什麼呀?

我家樓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買到豆腐渣團子,還有水煮胡蘿蔔、水煮大白菜,連一星油花也看不見。水煮胡蘿蔔有一種特殊的味道,許多年後我的鼻子偶爾仍能捕捉到那種味道。小孩子適應力強,我不記得有多麼難熬——可是母親晚年曾告訴我,當時二哥會把饅頭讓給妹妹們吃呢。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吳荻舟和張佩華、三個小孩子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圖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我們那個院子裡,住著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後代,前朝遺老遺少,名醫名將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從小就認識他們: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鄭律成,還有毛澤東的侄子、賀龍的前妻、葉挺的兒子、周恩來的秘書、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俄文翻譯等等。我後來課餘在北京電視臺演些小節目,家裡沒有電視機,記得我和外祖父曾經去周而複伯伯家看我錄製的電視節目。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二:位於西便門外的國務院宿舍,近400戶,家家有故事,但是那個年代大人們不講,孩子們不問,往事如煙。圖片由沈傑2017年9月攝影。)

關於父母的工作情況,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們的各種開會,忙得不著家。

我有父親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兩個小筆記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

兩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的小筆記本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1. 關於民主集中制: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1. 關於三面紅旗: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不過,在1958——61間,我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對客觀事物——社會主義物質的精神的建設而言),所以說有一個時期是大躍進,也有一個時期是退了。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有什麼錯不錯的問題。大躍進只是一種速度,結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一種願望和可能的說明和進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麼矛盾。

至於人民公社,我的認識,它既是高級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過程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生產組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革命,革命階段論的一個階段,歷程,所有制(從個體-集體-全民)的量變,質變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哪有什麼錯呢?在中國採取了這個形式,是由於我國是農業大國又窮又白,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過程,是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一個生產組織,生產關係,是中國農村經初(級)高(級)發展後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對社會主義最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一個階段而言的。

3.為什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犯大錯誤?

我體會:一面經驗不夠,一面驕傲,不謹慎,脫離群眾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因此(我補充體會說明)助長了主觀主義,離開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社會發展的固有法則,社會發展各部分內的內在聯繫。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因此落實到我們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我認為走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調查研究蹲點體會……等都是摸客觀規律的的具體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發展情況,法則,規律,他就能指出我們錯在哪裡,而在這幾年來,不斷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許多針對那些“大辦”,過急,過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嗎?

比如根據土地和植物(稻子)生產的自然條件,有什麼辦法可以畝產六萬斤、13萬斤呢?根據我國的鐵礦分佈,和煤礦分佈,及人力,有什麼條件全國範圍內搞6千萬人的煉鋼呢?根據自然界的生長法則,有什麼條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根據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積累,沒有餘糧),現產現吃還不夠,勞動力不夠耕種,有什麼條件大量抽調人力到都市來搞過多的工業呢?工業在現有的基礎,有什麼辦法一下擴展幾千萬人的生產呢?農業怎樣負擔得起那樣主觀主義發展工業的重負呢?

這些盲幹,都是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一再指出的客觀實際、客觀基礎的。

  1. 關於第一、二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是由於

1當時(我們重點在恢復)保持著恢復時期的經濟秩序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一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照著做,二來我們的幹部一般地還保持著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

第(二)個五年,重點已轉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經驗,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確定了總路線和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但,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是很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就翻了斤斗了(違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保持這種党的優良傳統,凡事都與群眾商量,聽取群眾的意見,那些“大辦”、“共風”就不會出現了,有經驗的群眾,對這些是會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調’,如果我們民主作風好,調查研究的作風保持,只要讓群眾談談他們的意見,瞭解一下群眾的思想情況,那麼就會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兒所也是一樣,群眾並不主張,至少辦到中途的時候,群眾已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可是我們的幹部堅持要辦,不顧群眾的反對,最後是錯了。這些決定就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思想覺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從實際出發”。又如高產問題,群眾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實際上當幹部虛報高產時,他們不但不信,而且反對,因為這樣虛報的結果,上調多了,他們的口糧就少了,但幹部們一意那樣幹,最後引起了一系列的錯誤,工業辦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來的、目前嚴重困難的局勢——體會),加上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破壞了黨群關係),這就是全部原因。

  1. 關於黨內生活:

五好:1有好的領導思想2有好的黨中央3有大批好的骨幹4有好的傳統,

好的作風(作風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的作風,聯繫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傳統是:有理想,有志氣,不怕“鬼”。)5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依賴。只要跟人民講清道理,人民就跟著党,跟著毛主席走。這幾年有影響,主要是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深。(就拿A來說,有相當削弱)(但我認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說清楚,自我批評,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許多人做錯了事,但,我們沒有為自己打算的,絕大多數錯誤也是出於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緊些的動機出發的。因此,人民最後還是會諒解的。加以一方面,馬上改過來,走上正確的路,人民就必然繼續跟我們走了,即使這幾年有不跟我們走的情況,也正是不跟錯誤走,正是看到我們走錯了道兒,才不跟的。這樣的人民有什麼不好呢?)

5.關於劉少奇所說“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廣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

體會:經過了高度的民主,即一個政黨,一個計畫,通過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或黨員研究討論,最後做了一致同意了的決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權給領導高度集中地推行、貫徹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可以討論,可以民主發表意見,但,一切意見的落腳點,就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的路。由此這個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沒有高度集中指導,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所謂“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的總結發言講到:“國內外好的形勢,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勢不是孤立的”。重點如下:

1.國內的建設也在大力發展,大慶的拿下來,和取得了一套經驗,這說明三面紅旗的正確性。

2.港澳的形勢,由於國內外形勢、尤其是祖國的生產建設形勢大好,右派在分化動搖,這是有利於工作的大好條件。但,我們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對我迫害。我們不能為他們表面對我緩和,失去警惕。過去抗日,敵人是一面和我談判,一面在打我們。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認我半官方的身份,對他有利。

總理指示:我們在香港澳門的工作政策——長期的白螞蟻政策,長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們的底,就撤兵,現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強以警察代之。我們也要掌握這種特點進行工作。

4.主觀力量還是很不夠的,跟不上需要的。總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壞,基本上不影響我們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沒有好的關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對“立足香港澳門看世界”(廖)的體會不夠,因此立足而不紮根,這是由於社會化不夠,不是生活在群眾之中,而還是生活在群眾之上,就沒有辦法生根,也就沒有辦法串聯。這裡包括作風和方法的問題。

要紮根,社會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愛,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現在認識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復來往了的熟人,為了新的形勢的要求,我們要大量開展新的關係。“我們都是念過孔子、三民主義的,要革命還是革命了。”(周)我們要善於利用橋樑(上層統戰人士)。

6.我們必須要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為了掩護,要兼職,但也不宜兼多,還要有一定的專責人員。

8.必須吸取大慶經驗,首先發揮革命精神。要紮根,結果必須要有革命幹勁,確實細緻的科學作風,要搞政治學習,主要是自學。

9.對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與人的關係只能處好,不能處壞。(主席:第一書記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顧大局)

其他內容還有關於公社核算單位下放的好處、全民所有制、黨內生活等等。

可見發言者極力維護三面紅旗,以自己的理解、從正面的角度去解釋,從良好的願望去推行,即使感覺到些許“不對勁”,卻接受新政權沒有經驗的現實,深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相信中共試錯糾偏的機制是有效的,堅持朝著願景努力——當時,這樣的幹部何止千千萬萬,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稱:管理中國全國電影發行放映業務的企業機構。原隸屬於文化部,1986年始屬廣播電影電視部。設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國影片經理公司,後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現在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人來人往的馬路上橫躺著一具屍體。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九龍暴動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 九龍暴動

根據父親吳荻舟多份材料以及1991年在香港的談話錄音綜述,1956年10月l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也即“雙十節”,住在香港調景嶺徙置區李鄭屋村的親台分子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進步工人扯下[1],雙方發生劇烈衝突。隨後國民黨借機把事態鬧大[2],逃港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流亡地主、黑社會都裹脅進去,上萬人攻打進步工會,搶砸國貨公司,奸殺位於青山道一間工會診療所一名女護士棄屍河邊。騷亂從九龍青山道蔓延至尖沙咀一帶,攻擊搶劫的對象不限於左派機構,連一般市民、商鋪也遭殃[3]

當時仍然是工作組時代,父親是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公開身份是招商局顧問。他們及時向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彙報,陶鑄的指示是:堅持自衛為主,但要責成港英政府負責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陶鑄指示以父親為首成立“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溫康蘭、工會線的李生都參加了。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就設在當時香港中國銀行八樓、父親的辦公室內。父親白天到各單位巡視,夜晚留守在辦公室。愛國社團、進步工會、進步的社會人士紛紛到父親辦公室分析情況,估計形勢。他們佈置了幾項防範措施:一是根據陶鑄的指示,把社會治安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二是通知所有進步機構(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和各個工會的人員不要上街,以免英警開槍誤傷。各單位要關好鐵閘,父親在巡視中曾發現有的單位沒有鐵閘,即要他們馬上安裝;三是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各單位都做了自衛的準備。比如報館日常工作要化鉛鑄字,工人就日夜不熄火,煮好幾鍋鉛水,萬一暴徒沖上來可以用於自衛;有的單位把窗櫺的鐵枝拆下來磨尖,不用時插在原處,緊急時可以當做長矛;有的單位準備了石灰、石頭、啤酒瓶甚至紅墨水等。

“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掌握動態,建立情報網絡和報警機制。中資機構、進步社團、社會各界人士、工會會員等注意收集敵人動態,讓住在港九各處的群眾知道,一旦發現暴徒集結,馬上打電話通知報館或警署,《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隨時把掌握到的暴徒動態通知父親,並以報社名義通知港英警方,責成警方去驅散和監視。有一晚,暴徒從調景嶺對開海面筲箕灣登岸,在香港好幾處集合,群眾紛紛電告報館、警署。英警連夜出動十餘次,拘捕幾百個暴徒,暴徒企圖在港島鬧事沒有成功。父親說:“甚至有的特務在房間裡開會,他的保姆、我們的群眾便把情況通知我們。”

10月13日,周恩來總理約見英國駐京代辦,指出港九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正受到國民黨特務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十分關注,港英當局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亂[4]

人來人往的馬路上橫躺著一具屍體。

香港英文虎報報導“九龍暴動”的一張照片,有人伏屍街頭。

(圖一:英文虎報1956年10月13日報導,一名男子在太子道遭右派暴徒槍擊,伏屍街頭。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事態發展到10月中旬,暴亂遍及九龍,關係到香港的治安問題,警察己控制不了局面,港英政府出動英軍鎮壓並宣佈戒嚴。除大舉拘捕外,軍、警還開槍射擊,致死致傷暴徒以及無辜群眾。父親說,港英初時“坐山觀虎鬥”,想等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沒有得逞。我們通知大家不上街和敵人作鬥爭。如果出去,他會抓兩邊的人,會開槍射擊。一來對打的話,港府會抓我們,說是兩方面都在暴動,二來槍子好人壞人都會殺傷,關起門自衛。敵人上樓我們淋鉛水、熱水,令他撤退。

到20號以後,暴亂基本平息。父親說:“我方因為以守為攻,進行堡壘式自衛鬥爭,再無損失。”“預料到港英會找我們麻煩,搜查我們的自衛武器,他們是知道我們搞自衛的。我們通知各機構立即消除所有設置的障礙,銷毀一切自衛武器。”果然暴亂平息不久,英警搜查幾間左派機構,搜不到任何武器,抓不到任何把柄。

父親在1991年訪問香港時和“老友記”們憶當年也曾說:“港英政府對此國民黨挑起的事件是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我們是否要鬥,鬥到自己垮?不行。自衛為主,關起門保護自己,不讓港府抓到把柄,又要把責任交給他,但不信任他,有足夠力量自衛。”他說:“當時我坐鎮在中銀八樓辦公室,起初我把孩子留在家裡,我愛人在廣州學習回不來,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整日整夜在那裡隨時接電話。我把孩子留在家裡,告訴司機(工會派來的可靠群眾),假定敵人攻進我家,就把我的孩子用繩子吊到隔壁人家的天臺上。我們住四五層樓(天臺上有一間小房子),隔壁只有三層,吊下去可以在人家或者天臺找地方躲起來。東西不要管,被搶也不要緊,司機是可靠的,保住人就可以。”“後來白天有人看著(孩子),晚上把門鎖了,孩子也送到銀行。”

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成要把我們勒死,直到為父親整理資料和錄音才得以釋疑。據我二姐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父親說後來把我們都接到香港中國銀行八樓打地鋪,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我妹妹卻對此有印象,當時她才1歲多!

香港中國銀行位於車水馬龍的中環,門口有兩個石獅子。

香港中國銀行大廈位於中環,路面電車從這裡轉彎。

(圖二:舊香港中國銀行,希望有一天可以上八樓看一看。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大哥說的:那時候他在廣州上中學,後來母親張佩華帶著他回到香港,到中銀八樓和家人會合。母親在裡屋和父親說話,讓我二哥去買十個麵包。二哥買回來,才吃了一個,大哥已經幹掉其餘9個,母親從裡屋走出來看見了說:吃得這麼快,好像幾輩子沒飯吃。大哥回憶說:當時就是沒飯吃呀,在廣州餓得哪怕有一分錢也去買東西吃,幾分錢一碗王老吉涼茶也好充饑,弄得後來幾天不喝王老吉就不舒服。

“能文能武”的父親在香港還有另類工作。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牛圖》和《史記提綱》”(不知道是否發表了),講述故宮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抗戰時期有不少被盜賣、被竊甚至公開搬走,有些在解放初偷運到香港,他們如何通過當時住在銅鑼灣的章士釗夫人(我只查到三夫人殷德珍1949年前後到香港並留下,70年代初章士釗多次去香港和她重聚)做愛國主義教育,把文物買回來。

父親在文章中回顧,1958至59年間,國內收到反映,漢司馬遷親筆的《史記提綱》、唐韓滉的《五牛圖》及司馬光的一幅字畫三件國寶流落香港,要設法收回來。香港地下黨接到通知後,當一個重要任務完成。父親親往章士釗夫人家瞭解情況。據她說,日本人正在出高價洽談,單是其中一幅《五牛圖》,便出價10萬港元。父親說,這情況對我們很不利,時間十分緊迫,需要馬上有一個決策。為了不讓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收購,一面請章夫人保密,一面設法和該商人見面。父親說他對該商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政治角度上說服他不應把國家的古文物賣給外國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使得他感到有壓力,不敢輕易向日本人出售這些文物,但又不可以激怒他。畢竟香港是個自由商港,所謂重利輕義的冒險樂園、鱷魚潭,誰又能強迫誰愛國不愛財呢?同時,香港偽造古文物的商人也不少,在未經鑒定分清真假之前,也不便出價成交。父親記得除了根據國內有關部門提供的考證辨別外還請了本地專家鑒別,確認是真跡後,開了一周取款的期票給持畫者。

父親說,這次收回這幾件國寶,著實費了一番心機。章士釗夫人以及幾位統戰人士,包括三位古文物鑒定家都出了很大力。多年後,香港文匯報35周年報慶,父親看到一幅畫的署名,記起一位叫任真漢。父親記得還有一位石灣陶瓷和宜興茶具的收藏家,但是不記得名字了。有的人幫助父親鑒定真偽,有的側面做了持畫者的工作,最後是以15萬港幣買回這幾件國寶。

父親說:這幾件文物回到我們手裡後,在我家裡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約請七八位出過力的統戰人士,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也有人痛駡喪心病狂走私文物者。大家認為這是極其重大的收穫,決心全力以赴把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收回祖國[5]

父母和四個孩子合影,三女一男,分別是次男和二、三、四女。

吳荻舟和張佩華夫婦帶著四個小孩子在“新巴黎”合影

(圖三:1956年前後父母和我二姐、二哥、我、還有妹妹的合影。照片背後僅寫著“新巴黎”三個字,我查到香港50年代確曾有個新巴黎大農場,位於黃竹坑,大概就是現在海洋公園那一帶。有菜園、餐廳、小動物園和少量遊樂設施,不知道是不是去了那裡?一張溫馨的照片啊。)

說到那時候的生活,聽母親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待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待同一內容,父親去世後她找到一份父親寫的材料才知道的。她不無慶倖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

根據父親所寫的交待材料,1948年至1950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1950年至1962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下面三個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就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工資普遍比社會上低,1958年後才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當時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人大都懷著理想,追求社會公正,收入低也甘願堅持。)

母親1950年至1957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同時期父親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每月四百元,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1957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1959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父親說,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部分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北角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臺。記得家裡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臺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唯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2100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1200多元。每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100元左右。生活費用的明細:1保姆工資160到200元(保姆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100元以上);2伙食費400至450元(1959年以前四大四小,1959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50到60計);3國內學雜費150到180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20至25元計);4香港學雜費140到150元(學費每人30元,校車15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5衣著50至60元(全家八人,每年以600至700元計,平均每月約數);6水電20至30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鬥、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7負擔20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30元,此外給侄子們寄點藥品等);8工作80至90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50元);9書籍20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10醫藥10元(約數);此外還有家雜(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1一套傢俱(包括大床、大衣櫃、五桶櫃、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2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3手錶;4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5半導體收音機;6雙層鐵床(三個);7樟木箱、陽江皮箱等;8電燙斗;9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10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11厚呢大衣;12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期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待:11953、54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400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 ,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1950年至1955年間,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2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1000多元稿費買了一架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作家用。

工作超負荷,低收入,養育6個孩子和外祖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清二楚,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父親也寫了到北京後的收支明細,此處按下不表。

[1] 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被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

[2]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事後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暴動由國民黨策劃。

[3] 我查到還有其他暴行如燒廠房燒車,襲擊郵局和公共交通工具,外國人亦成為襲擊目標。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他認為是一些思想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群眾試圖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在1998年4月初版的《簡明香港史》中,學者劉蜀永認為,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難,經濟情況不佳,加上政治的挫敗感,最終釀成騷亂。

[4] 10月16日下午,香港總督葛量洪在記者會反駁北京方面的抗議,認為北京“干預內政”。據說九龍暴動發生後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

[5] 幾年前有人告訴我《五牛圖》真跡在臺北故宮。而關於收回國寶,網上也有另外的版本。真假難辨,這裡是根據父親的遺稿整理。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遒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