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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政策反復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 政策反復

        父親吳荻舟四清日記裡不時出現開溝過水問題上東西隊的矛盾。據他的記載,生產隊那個可蓄水十萬立方米的小水庫,在工作組協助下修好了水壩,但是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歷史上,東隊常常是寧肯自家田地龜裂也不放水,不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

壩修好,引水溝開好,剩下收尾工程,因東隊不肯讓西隊挖一條輸水小溝,這就無法成龍配套,西隊早答應補2.4畝田給東隊,東隊一直不同意,左提一個方案,右提一個方案,提出的條件都是想佔便宜,增加別人困難,使人無法接受。

西隊個別人嘴碎,引致協商氣氛不利解決問題,還有人因為東隊的態度失去耐心。

父親檢討自己:“我去年年底太樂觀,太天真了,以為對兩隊都有利的事,又在四清運動中,所以以為滿可以解決南崗缺水問題,可是,(現在)好事變壞事,我十分擔心。” 他幾次與東隊工作組周組長建議,早點簽合同。

西隊的吳荻舟和東隊的吳凡吾——兩位老吳不單要做好自己隊的骨幹和群眾的工作,還都曾到對方的群眾中聽取意見,說服群眾。父親有一次到現場看完計劃交換的地塊後對吳凡吾說:“(東隊的方案)是不公平的,西隊群眾如果覺悟再高點更慷慨點,當然也可以解決,但這是要有高的共產主義風格,這是做不到的。”吳凡吾到西隊聽取意見之後也說“矛盾不在西隊。”“東隊窮是自己找的,(以前)割出去一些田,又自己放棄了一些田(20多畝,給了王樹崗隊),現在反悔莫及,為了解決目前不斷增加的人口,所以有點耍手段要東西了。”

他們甚至考慮過,如果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四清中解決不了,就只好把矛盾上交了。不過,在大壩修好三個多月的時候,終於有了進展。

根據父親日記記載,他曾和東隊貧協的王道進和朱玉發談話,他們都同意西隊補給他們2.4畝地,並在8分地上開一短溝給西隊過水,西隊接受這個方案,定於這天下午四點左右,東西隊開會協商決定開溝問題。西隊的人到齊了,東隊的貧協正副組長和隊委卻還是沒來,原來他們又有意見,到王道進家商量去了。西隊的發高等人等得不耐煩,發牢騷,父親說:“小事不忍亂大事,不是原則上的問題,就不要過分計較。再等一下,如他們不來,就是他們不對了。只要能解決問題,我們忍讓一下就更主動。”

吳凡吾問父親:“老吳,你不是說談好了嗎?同誰談的?!”

父親動了一下腦筋,隨吳凡吾一起去了王道進家。一進門,果然氣氛不對,於是父親直接對王道進說:“昨天你不是同意接受2.4畝地,你又提要在8分地開一短溝嗎?”王只好說:“那是我個人意見啊。”父親又轉向朱玉發:“我說老朱,我不是同你談過,你也同意下午決定如何安排勞力把未完的工程收清嗎?”朱說:“我是沒有意見的。”

吳凡吾見此,不失時機地說:”人家西隊的同志等了那麼久,你們既然同意了,還有什麼好拖的。群眾的意見要聽,但也要看是多數還是少數,還要看是什麼人,貧協要有正確的意見,不能做群眾的尾巴。”

兩隊終於簽了合同。4月24日,父親還到大壩水利工地參加勞動,東西隊都安排了勞動力上去。直到完工放水,父親終於松了一口氣。(4月12日-24日)

運動方面,4月10日,父親曾到鈐塘向張正彙報工作。張問,是不是“經濟退賠”從寬了?父親答,是這樣的,有些當年四清定退的,要反退了。比如大夥吃喝,私分,這些過去幹部是要退的,現在要反退了。

張正說:“去年處理過的,還處理嗎?”

父親說:“我們的思想和群眾間的距離大了,增加了許多工作量。”

張正表示同意。他又問起王正和的處理。父親說:“我們建議是撤職,並作留黨察看兩年的組織處理。”

張正說:“一定不會同意,我這裡的王兆祥那麼嚴重,分團還不同意,問我有沒有別的方法處理。”

父親寫道:“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一切‘寬大’了。”

當天晚上積極分子學習“經濟退賠”政策的時候,口徑就變成了這樣:“四清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搞臭資產階級思想,鞏固社會主義,不在乎幹部的退賠,退賠的目的也是在於使幹部吸取教訓,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

4月13日工作組開會,據反映,群眾覺得處理太鬆不過癮,大家評估後決定分頭做工作,和社員開全體會公佈方案之後,四清運動就可以結束了。

按照隊部的安排,大四清4月20日前結束,4月25日後進入對敵鬥爭,5月上旬組織建設,最後還有兩條路線、四個主義的教育和60條的學習。父親考慮要在農忙到來前多做一些工作。

可是父親日記卻寫著:“我十分擔心幾個會開不好,退賠政策這樣鬆,老張說XX公社一個幹部姦污了五個婦女,還有兩個沒弄清,公社黨組建議留黨察看,結果上級批示警告,並加了一個括弧:(監委意見)。我已經覺得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矛盾很大,要做許多工作呀。我擔心到連一點時間也不敢放鬆,思想工作做到田頭,塘底,牛房,自留地和廁所邊。”“小黃和小張等說我瘦了,並且三四個人議論我瘦的原因,說是為了XXX的無原則取鬧。的確如此,我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4月13日)

這位XXX,我就不寫她的名字了,如果她還健在,現在應該還不到80歲,可能還記得當年的事。我也不禁想像,如果一個人從四清前就學會了“寧‘左’勿右”,到了“文革”時期,又會如何表現呢?

這裡摘錄父親日記裡的幾則描述:

“下午組裡民主生活,自我檢查為主,後來由於XXX的檢討中提到組裡意見,對個別問題有分歧,老吳要她具體談談,最後發展到大家對她提意見。暴露出她的問題很大,亂猜疑,亂加帽子,亂造北京和地方的關係(的謠言)。說老張對她有歧視,四個宜興的同志形成一派,又說我拉了一批人對付她。說什麼不讓她做工作,說什麼鈐塘會後因為自己感到冤枉利用一些事例打擊她……一片胡說八道。老吳聽了很不以為然,批了她一輪,認為政治上幼稚,無原則,連起碼的組織紀律都不懂。”(4月11日)

“上午我去隊委開會,組裡由老張帶頭開學習會,張甲生主持。學習的是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據張甲生說,今天會上XXX一言不發,看來思想上很不通。昨晚和小黃吵,鬧著要分開來睡,一早起來小黃打了熱水過去,她也不用,並像抄家一樣把床拆掉,亂七八糟把被褥稻草四處一丟,就出去了。群眾馬上有反應,說她們吵了……她可能感到自己過去那樣做,搬弄是非,無事生非,小廣播,東挑西撥,自己再也沒有人靠了。”(4月12日)

從父親零星記錄的大家的七嘴八舌裡我梳理出,這位XXX就是亂告狀打小報告的人,比如打小報告說父親給四不清幹部倒水,請他坐,是“右”;父親給大家解釋23條被她說成是搶著作報告,使人覺得自己是一個“隊委”。不過老張開會指出時,她又馬上說:“不是吳(荻舟)要解釋23條,是我們全組要求他解釋,因為上次學大家都不懂。”

還有一次晚上要給王正和核實,快開會了,XXX和另一名組員為了兩個回形針當著群眾吵起來,她從村頭住處跑到村尾開會處找父親評理。父親寫道:“唉,我真苦。近來群眾說我瘦了,這是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沒有辦法,離開會場,由村尾趕回村頭,把問題解決了。”如果父親不幫助解決,她就會鬧到上面,父親說:“我真有點不知所措。”(4月15日)

XXX還告狀說父親不分配工作給她,事實上常常是分給她的任務她也不去做,比如分工她負責青年學習小組,但是青年們開會時,她卻一直坐在房裡聽收音機,叫也不出來。(5月3日)

有個別領導偏聽偏信,根據她的小報告批判父親“右”,讓他兩個月前覺得被“沸水”淋頭,現在又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

就此,一次包振英問父親與個別領導之間的關係:“你是否過去與他們有什麼?”父親說沒有:“我是1962年才(從香港)回來的,又不與他們同組,既無工作上的關係,也沒有夙怨,我莫名其妙。除了為提高自己,而相信了XXX等的片面之詞之外,無法解釋。”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這些是非,我姑妄聽之。”(4月22日)

根據父親後期的記載,幾位領導對XXX的問題是瞭解的,張明還對父親說過:“我和你的看法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歧。”但就是無原則地遷就,還壓父親在她的個人鑒定裡只寫優點不寫缺點。父親說:“我實在沒有想到黨內還有這樣遷就的,只有個人關係,是非也不分。”(5月20日)

4月12日社員大會上王正和的核實定案第三次沒能通過,群眾覺得處罰太輕。會後,工作組分頭和積極分子談話,訓練他們怎麼發言怎麼開會,“簡直要把講話的內容一再告訴他們,用啟發的方法”。又和三個幹部談話,安排他們表態。

4月14日,再次開會。父親檢查人數,全隊百分之九十都來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將近100口子,父親高興:“幹部,三個都回頭了,群眾,百分之百都團結起來了,真是雙百呢”,“會開得不錯,我的心放下來。”

父親總結發言的時候主要是肯定了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宣佈摘掉四不清幹部的帽子,歡迎他們歸隊,強調黨中央、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精神,要求幹部遵守諾言,希望他們能照自己的決心做下去,爭取早日參加貧協。

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雖然我已盡可能做到,但是從會上的情況來看,還存在趕任務的痕跡,群眾工作沒有做透,有些群眾是聽不懂的。”

這天的日記結尾,父親寫道:“最近這半個多月,連想家的時間也沒有,夢也就沒有了。”(4月14日)

最終王正和的退賠方案是這樣的:“核實數是270元,減免後實退數只250元。不能再寬了。所以我們決定要他馬上先還100多元,餘下的秋收時退清,不讓他做二年的退賠計劃,即不讓他緩。這樣才能使他受到教訓,生活苦些,改造深刻些。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的憤慨平服,也有利於教育群眾,有利於幹群間的團結。”(4月15日)

這天他們學習毛選《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父親寫道:“大家解釋不來,有的因文化低,有的對城市的各種階級不懂,結果要我從頭到尾講一遍。”父親把背景講了一下,並說,“學習的目的,就是要懂得在中國革命中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而肯定絕大多數是朋友,並最大限度地縮小革命的打擊面。”(4月16日)

上次他因為講解“23條”,被人說是“炫耀”,這次又解釋毛選……

社員大會已經為三個幹部摘掉“四不清”的帽子,但是群眾情緒有些反復。父親覺得群眾有些意見是一定要聽的,“否則群眾會離開我們”。

果然,4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和幹部的聯席會,有三個積極分子不願參加,由於幹部退賠鬆,群眾覺得“不過癮”。上面給的政策越搞越鬆,父親說:“連我自己都有些不滿”。

父親頭疼,9點半就睡下了。(4月17日)

4月18日是農曆3月17日,是附近幾個村子的廟會日,還演大戲。因為農忙推遲了一天,改為19日。據父親描寫,農民們十分重視這個日子,穿上節日的衣服,或換上乾淨衣服,傾村傾巷地從四村跑到小澗子來,戲臺搭在小澗子生產隊公房左側,對著一個慢慢高起來的山坡,自然形成一個很合規格的戲院座位池子,農民們自己帶來長短凳子,有的就在地上鋪上稻草,人數逾千。

父親雖然頭疼,但是為了找人談工作,來到會場。他寫道:“我回憶起了小時候家鄉的三仙會和打醮等廟會演戲的場面,那是比這個更熱鬧許多了。四村的親戚都來住上一二天,小攤子上什麼也有的賣,戲是日夜演。還有許多的草紮,擺飾。”不過父親補充道:“這些廟會是一場封建迷信的散播活動”,所以他看了一下,談完工作,就回駐地休息了。(4月19日)

對開兩頁,左,觀音廟東北望全村,右,眼鏡塘邊,都是吳荻舟的速寫。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四不清幹部“放包袱”,做法是在群眾大會上,由本人先交代,群眾補充揭露,本人答覆、說明,並自我批判,群眾批判。父親吳荻舟所在的西隊會計芷聖余、副隊長笪發珠、隊長王正和先後放下包袱,過程一波三折,值得一看。

為了做好幫助幹部“放包袱”,“洗手洗澡”,父親他們多次召集積極分子和貧籌一起開會或個別談話教育,反復宣講‘治病救人’方針、‘說服教育’政策。

3月21日的日記顯示,父親他們事前對這三名幹部都有基本的評估,比如他記錄了上午與會計芷聖余的談話,“實事求是地說,他沒有投機倒把等問題,他是由於懶、貪、饞。零支整算,虧空了,企圖彌補,就發展到報不應報的帳,和塗改發票單據,以致不分敵我去吃地富的東西(不多,只一二次)。但必須提高來檢查,挖掉根子。”

晚上的積極分子會整理出十多個問題:

對王正和:1.為什麼排斥和不關心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群眾,而對地富鬆?2.為什麼和富農王國洪勾結偷耕牛?3.為什麼與地主王玉元父子搞雙保險,是否有變天思想?4.為什麼搞投機倒把?5.為什麼要私改發票?6.為什麼和地富一起倒賣布票、搗亂國家計劃?7.為什麼要多吃多佔?

對芷聖餘:1.為什麼到地富家吃喝?2.為什麼塗改單據?3.為什麼不按制度公佈帳目和歷年錯賬超支挪用的貪污?4.為什麼假公濟私、偏幹部、欺群眾?其他還有官僚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也搞了一點投機倒把。

對笪發珠:1.為什麼當民兵排長不管地富?2.為什麼替隊長包庇、替罪、欺騙上級?3.為什麼偷盜隊的黃豆等?包庇隊長(親戚、妻舅)。

會上積極分子也表示對23條有不全面的理解,他們說,由於只聽念了一遍,又沒文化,所以有誤解。(王正和則覺得23條並不鬆,反覺得現要群眾同意減、緩、免的沒有可能。芷聖餘就說反正沒有出路,說與不說都一樣,不如矢口不說。)

3月22日上午會計芷聖余放了包袱。開會時由“貧籌”組長宣佈會議目的,然後父親講了政策、要求和步驟,父親說:“會開得不錯”,“群眾已經能理解。”“群眾對說明的情節不滿意時,把抓到的當時情節說了出來,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迫使幹部低頭認錯。”父親尤其滿意“這次會上沒有對幹部粗喉嚨,更沒有怒駡”,與“當年四清”、即前一階段“小四請”比有進步。

群眾批評芷聖余:1,當困難時,他和另外三人(兩個幹部一個隊委)用隊的200斤糧換煙票,還拿去倒賣;2,到地富家吃吃喝喝;3,撕毀帳冊,塗改單據貪污;4,騙幹部,欺群眾,假公濟私,扯扯拉拉;5,不按制度,破壞按勞取酬的制度。

晚上輪到副隊長笪發珠放包袱。重點是批評他對地富放棄監管,包庇隊長犯錯誤。根據父親的日記,笪發珠的交代和他們掌握的材料也沒有太大出入,“隊長是他的妻弟,很多時候他跟著隊長走,貪污盜竊自己動手的少,但,有他的份的多,有些(如計劃糧200斤,會計拿去換煙票,他事先並不知道,但,結果芷聖余和他都有人送上門來)是不勞而獲的。”

“10點左右,群眾認為問題交代清了,對他進行思想批判,幫助了他,放下了包袱。”

3月23日,輪到生產隊最後一個“四不清”幹部、隊長王正和“放包袱”。

父親事前對他的分析是:他曾經交代了一些群眾不知道的事,比如自己有政治“雙保險” 的思想,盜賣鐵犁,改賣牛發票貪污等,雖然不排除他仍然有所保留,但基本上是清楚的。關鍵在於他“事先不知道、還是事先商量偷竊(耕牛)”,性質不同。

開會前他們繼續給王正和講政策,要他坦白誠懇地聽取群眾提出的問題,確實做了的,要承認,並提高思想來批評自己;沒有做,要儘量解釋,是別人做的,不要往自己身上背,那也不是實事求是,有什麼問題承認什麼問題。

王正和表示絕對沒有顧慮,絕不打擊報復。但是王正和碰了釘子。開會的時候他太緊張,講得丟三落四,而且群眾果然不信他事先不知道。23日沒讓他“放包袱”。

王正和“碰釘子”,其實等於父親也“碰釘子”。

父親24日的日記寫道:“25日下午大隊幹部放包袱前要結束生產隊的放包袱,要把生產隊工作由貧協手上交回隊長手裡,3月20日就要交”,這是“硬性規定”,父親他們向上級反映:“這樣影響群眾情緒”,上級說不管情緒不情緒都得交回去,於是父親“要求慢三五天,上級勉強同意了。”

時間就是這樣緊迫,還要面對個別群眾把個人恩怨私仇糾纏在一起,據說有人自己想當隊長,自然不想讓王正和過關,還有個別工作隊員也不同意解放王正和。父親連夜和五六個幹部群眾談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大的問題都交代了,不能再懷疑了。只要不麻痹,繼續把細節弄清楚就是了。”

就這樣,一再做思想工作,達至共識,25日,除了保留“先知和後知”的細節要繼續摸清外,終於一致同意解放王正和。至此,“放包袱”這項工作算是結束。

這幾個月,在搞運動的同時,工作隊還協助村裡修水利,辦耕讀小學。

生產隊有一個小型水庫,可蓄水十萬立方米。因為沒有洩洪口,年年衝垮年年修,群眾要求修一個水壩,使一百多畝田旱澇保收,父親多次看現場,畫示意圖,決心幫助群眾把“窄盤子塘”變成“寶盤子塘”,“積極分子及隊委的有關幹部,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一致通過了這個計劃。並決定1965.1.11開工。兩隊都動手,兩周完成。”。(12月26日、29日、30日)

動工前,一些人提出一個不很實際的辦法,要改變引水渠的計劃。父親沒有馬上否定他們的想法,而是和他們一起到現場上上下下地看,說明如果改道,不但工程要加兩三倍,更大的不良效果是要淹掉好多田,而且不能代替水閘。經過父親現場說明,大家同意按原計劃動工。父親在日記中說:“今天是新年一月一日,真是一個好的紀念日。我們決定推動群眾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自我翻身。決心把這個水閘修好,解決多年沒解決,幹部不願解決,或無心解決(他們只想到個人生活好)的問題。”(1965年1月1日)

父親還約水利局來測量(1965年1月2日),水利局來人查看後說做閘要用二千多元,父親找來有經驗農民和他一起研究,改變方案,用百八元解決了。

對開兩頁,左,觀音廟東北望全村,右,眼鏡塘邊,都是吳荻舟的速寫。

右邊一幅速寫是吳荻舟手繪眼鏡塘邊

(圖一:父親手繪“眼鏡塘邊,4分田換8分,同意開二個溝”。後又增加到由西隊補給東隊2.4畝田。)

可是事情遠遠沒有解決。3月26日下午,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到大壩,父親日記寫到,老吳“要我說服東隊的積極分子們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這是多年東西隊矛盾的地方。”

原來,修水利只是解決了水源問題,現在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東隊卻寧肯田地乾得龜裂也不車水。父親一到地頭,就陷入東隊積極分子的包圍圈。他們說,昨天說的放水方案對東隊不利,絕對不能同意。父親寫道:“我只原則地說了幾句,希望兩隊好好協商,大家都是一個隊分出來的,是兄弟隊,從兩個隊的利益出發,雙方站高點來解決,既然有困難,再談吧。”“我認為群眾的意見是要聽的,但群眾的意見要分析,同時我們還要對他的思想起領導作用,不能做他們的尾巴。”(3月26日)
他對由他去說服東隊積極分子有疑慮,還是決定從說服本隊積極分子入手。第二天,父親和王正和談了解決過水方針和應有態度,隨後他們和隊裡的四位貧下中農代表開會。父親苦口婆心:“對過去的爭吵,不要算帳。從兩隊的團結、合作、互利的原則來協商。同時,把眼睛看遠些,即使多補幾分田地也不要計較,反正幾分田的多少也不能喂飽100多口人,要看到水源之爭解決了,四十多畝崗田旱澇保收了,每畝多收50斤就大大超過幾分的產量。這也是提高覺悟、提高團結合作搞好集體的思想的具體做法呀!”然後他們一起去了現場。

東隊的代表也來到現場,父親冷靜地觀察他們之間的談判。西隊幾個人先讓東隊說,聽完後擺道理,並到田裡具體視察、說明。經過擺事實,講道理後,東隊的貧協正組長和現任隊長都同意了,但是副組長卻幾次走開,不願意談,又提出過去爭吵的往事。西隊的幾位馬上勸說:這些事別提了,現在搞運動,大家思想提高了,老賬別翻,翻就多啦。最後,算是勉強解決了。

不過回到隊裡,“祥寶說,別太樂觀,可能還要翻案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貧籌組長就來說,開溝過水的協議果然吹了,東隊提出要自流灌溉四畝多才能換一條溝。西隊有群眾說,不給就算了,反正到時候和他們吵,總不能不讓過水。也有部分群眾提出願意補給東隊2.4畝,希望可以解決。

事情比父親想像的複雜,但他還是認為:如果群眾過分挑剔、刁難,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阻止有利兩隊間團結的做法,工作組應該站在更高的地位,說服他們接受。

只是,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足夠時間去做他認為應該做的所有事。

3月25日父親天未亮就起床,洗了臉就到牛房找發高(貧籌組長,又是校委)研究,想辦法解決耕讀小學的桌椅和其他問題,生產隊有20多個小孩子,一個叫二喜子的小朋友告訴父親,他已經和幾個小朋友約好要讀書,父親很是欣慰。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如小賴子、小兔子等等。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圖二:耕讀小學名單,可愛的孩子們。)

“只要把工作做深,把接觸面最大限度地擴大,情況是不會少的,隊裡的事是不會弄不清楚的。可惜我沒有更多的時間。”(3月26日)

父親為人一向低調,著重做實事。從下面這個例子可見一斑。有一名地方青年說,“我們這次和中央同志在一起工作,真光榮”,父親向他解釋:我們不是中央同志,只是北京來的同志。儘管有人看見過毛主席,每年國慶至少有幾十萬人都看到他老人家,但,不能說看到他的人都是和主席在一起工作的中央同志。請大家只說我們是北京來的同志。

對父親這樣的做法,有人說他是“向人擺資格”,“是自己誇耀,炫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因為有這樣一些顛倒黑白的人事,我感覺父親工作起來比剛去的時候顧慮多了。

3月28日父親和一些群眾聊天,群眾和他說,許多人都覺得王正和還是一個最會搞生產的人,只要他改好了,還是可以讓他當隊長。父親問:隊裡這麼多人,有的年紀比他大,種田的年頭比他多,為什麼做不過他呢?他們說,他不像我們單打一,他是樣樣會,季節掌握得准,田畝熟,佈局有數,調度能力高,人服他。父親問,王正和這幾個月沒有領導生產,生產不是搞得很好嗎?他們說,那也是的,大家出主意嘛。不過往後,農忙,活兒複雜,怕不那麼靈。

群眾還說,他也沒犯什麼大錯。父親說,集體的牛都偷了,還能說錯誤不大?有兩個老人異口同聲說,這都是王國洪害的,不是王國洪,他不會搞這些事。

群眾這些話,對父親考慮給王正和做出什麼處分和工作安排很有幫助。能否稍微放寬處理?

可是父親顧慮:“這會不會右呢?(3月28日)

上級對結束整個運動的要求是:保證品質,抓緊時間,善始善終。從下面記的幾件雜事可以看到,雖有顧慮,以父親的性格,他不可能因為“怕右”放鬆該做的事,他花最大力氣、抓緊時間去做的,就是鼓勵群眾建立制度,學會處理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

工作隊檢查了五個生產隊的生產情況,父親所在西隊受到表揚。(3月29日)

大東崗為了預借糧吵得要死,小澗子也吵,還幾乎大打出手,父親所在西隊個別也有吵的,“但自從一再強調有事到貧籌理論後好多了”。

父親的日記記錄:“晚上社員大會,公佈生活、生產、耕小的一些決定,取得全體社員批准,這是四大民主的具體貫徹,如果今後成了一種嚴格貫徹的制度,農村的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耕小教師開會,定一些規定,算是合同,把工資、辦公費、書本費等的來源都說的清清楚楚”,父親說:“從這個合同看,農民的節約是可愛的”。

父親舉了另一個可愛的例子:社員大會上丁文才和祥寶吵起來了,文才不滿自己被定為二等工。後來大家說,是你自己報的,他也就沒話說了。散會後他跟著父親到家裡承認錯誤,說不服祥寶不講理,但是以後在會上絕不再吵了。父親說:這些農民兄弟的性格還真是直爽。(3月30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剪辮子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 剪辮子會

    張勳南增援三級會(句容縣四不清幹部集中學習)去了,小組只剩下三個小青年和一個老頭(父親吳荻舟當時五十八歲)。父親擔心工作過於繁重,卻不敢提出。因為有一次他在小範圍提出過,卻被人利用來挑撥他與年輕人的關係。

當時他們的一個重點工作是查盜牛案線索,另一個重點是準備3月10日的“剪辮子”會。父親估計只要自己不病,青年力量調動得好,工作可以按時完成。 (3月7日)     

三八節這天,父親收到母親張佩華來信,他當天就給母親回信。他在日記裡寫:“寫一信給瓊,她的來信比過去的任何一信更感情,有點使我擔心她在工作上碰了釘子呀,老實人,把人看得簡單,不是二分法看問題,我們都是以為進步了就什麼也好了!”

父親和母親都是老實人,自己不計較,就以為別人都不計較,工作中很容易碰釘子。就如這天他寫的:個別領導偏聽偏信,諷刺挖苦的語氣說他“你懂得什麼群眾工作!” 而這種態度又是“聽了不當的反映”,聽了一些人“不負責任,硬拼硬湊、牽強附會的說法而起的。”“假如我不是想到向黨負責的話,我是要消極的。”

在進入最後對幹部提意見和面對面的批評教育及對敵鬥爭前夕,工作隊決定來一個群眾的剪辮子,看看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晚上)七點開始,把政策交代後,就開始,結果剪辮子很熱鬧,意外的是德華,像倒垃圾一樣先後補充了五次,剪了二三十條。他的父親也給剪了一條,十條八條就有好幾人,直到九點半還停不下來。我看太夜了,怕影響第二天的勞動,就講了幾句,說明天再來,指出今天會開得好,剪的辮子多,但又能說明中央的政策正確,因為多雖多,但,都是因為生活苦,吃不飽、穿不暖才搞那些小偷小摸,和想找幾個零錢用,有的為了三五角錢,偷一擔稻草,為了偷幾個蘿蔔,幾乎丟掉性命,哪裡走的成資本主義?所以檔說不反社員群眾。同時指出,過去沒有剪掉這些辮子,每個人(幾乎)身上都有點髒,彼此團結不好,因為彼此互道長短,現在把這些辮子剪了,彼此團結就加強。”“今天說出的情況,簡直使(人)聽了不敢相信。幾乎每人都有偷盜行為呀。群眾真可愛,他們說幹部放了包袱,我們哪能不剪辮子!我興奮深夜才睡。”(3月10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列出生產隊長王正和十點補充檢查。

(圖一:王正和補充檢查要搞清楚的問題。)

父親筆下這些情節,對我瞭解60年代的農村很有幫助,我看到父親對群眾的同情和體諒。

群眾的情緒很高,他們開始擔心“誰是未來的幹部”,這也是父親他們下一步要做的主要工作。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在地頭、隊部或者村裡、縣城之間奔波,開群眾大會之前的摸底、談心,彙報,與公安機關配合破盜牛案,政策攻勢等等,這幾天的日記,有的是在去縣城的路上坐在墳頭邊補記的,有的是開會前等人時坐在草堆上補記的。第二次剪辮子社員大會也活潑圓滿地結束。(3月13日)

父親覺得工作越來越好做,群眾對他們越靠越緊,甚至東隊有兩家要求搬到西隊來。這是從一進村就開始不斷積累起來的結果,不是突然來的。

正當我為父親感到欣慰的時候,卻看見父親難過地寫道:“為什麼有的同志就專門注意個別問題的缺點,反映到張正同志那裡去?我寫到這裡,眼淚不由奪眶而出”,“為了黨的事業,我可以吃苦,冒生命的危險,就是覺得黨內也有那樣不講理,那樣不實事求是,那樣只許自己立功,不讓別人過點在工作上清心愉快的日子的人。想到這裡,不是賭氣的話,如果不是服從組織分配的話,我真想回到北京後,要求下放到農村去工作,這裡確實有更樸實、更可愛、更誠懇對待問題的人!” (3月15日)

沒有想到,父親被為難到這種地步。我反復斟酌,在這裡刪掉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例子,這些都不過是後來更大風暴的前奏而已。

四不清幹部都被集中到句容開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接受揭發批評和自己交代問題。期間父親加緊在村裡做基層的思想工作。他記錄了和積極分子“發高”的談心:“他怕和人爭論,他怕人說閒話。他說過去(土改時)參加過農會,就是怕聽人閒話,就自動退會了。我批評了他,指出他這是對自己做人的目的(人生觀)沒有弄清楚。”兩人詳談了一夜,回到駐地,12點睡下。(3月16日)

3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擴大會。父親對他們說:“這次四不清幹部在三級會議上,通過學習23條,思想有了提高,加上我們的揭露,交代得是否清楚,要看他們回來向全體社員群眾交待的態度是否好。好就說明他真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同時還要看他的退賠、生產、和對敵鬥爭的表現。我們還要通過這些來考驗他。只要他有一點進步,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按23條,‘治病救人’,我們是要團結和歡迎他們的。”

生產隊有三個四不清幹部,王正和是隊長,“五毒俱全”;芷聖余是會計,他因為上街吃吃喝喝,零偷整算,到了年終就要想法彌補,於是改發票,弄虛作假,不過數目不大,而且參加三級會議前就交代了;副隊長發珠(貪污)也不多,所以重點是王正和。

討論的時候,父親他們偶爾插話,幫助積極分子分析提高,準備對四不清幹部提出批評。父親誇讚這些積極分子:“他們的確比我們初進村時提高了不少,對問題有分析了,也領會我們的要求。這的確看到了我們工作的效果,也是重大的安慰啊!目前的積極分子,品質比以前高多了,不但人數多了,擴大了,發言品質也高了。”(3月17日)

再次到句容聽歐陽惠林省長的報告後,父親說他的報告引起很大爭論。歐陽省長強調三級會議的成果,但是把前一段群眾運動的成果也算到三級會議上了。歐陽還說:“我們不是貧下中農出身的人,是不會相信貧下中農出身的幹部會自覺革命的。”“各人有各人的世界觀,看問題就一定有分歧。”“未參加會議的人看會議就看成開不好呀!”有時候“簡直冒火、光火,動感情!”

父親擔心起來,特別是對“馬上不管清不清、放不放(包袱),一律把生產隊長的權(領導生產等)交還他們”,父親提了不同意見。他們那個隊的生產隊長王正和有合夥盜牛問題,而且已經兩個多月不帶頭,不安排生產了。父親不想講還是要講:“如何可以在沒有取得群眾信任之前把權交回去呢?緩和他們的緊張情緒,就不怕打擊群眾的情緒嗎?”

這裡提及的“王正和合夥盜牛”是怎麼回事?根據父親吳荻舟的日記記載,工作隊進村不久就聽到群眾反映,隊裡有個盜牛犯,1962年判了16年勞改後跑掉了,盜牛案未結。群眾最關心的事就是把盜牛犯抓回來,破獲盜牛案。不過一般群眾認為這兩件事都是不可能的。父親說:“我們能否破案,也不敢說死,但,決心是大的。”

從父親很多篇日記都可以看到他們在查找線索,至3月,算是有突破,我綜合日記中的點滴記述,嘗試還原事件概況:

進村後,父親他們多次聽到群眾反映集體的牛被盜,經過細緻的調查,發現盜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夥人所為。他們找到線索,地富子女王正懷曾偷刻公社章,似乎與盜牛有關,在壓力下,王正懷供出逃犯王國洪的下落。很快由縣公安局派民警和分團的一名幹部一起去宿淞捕人。

據隊長王正和交代“思想變化的原因”:“王國洪從東北回來,造謠說工農都對主席有意見,又說,宣統只三年,日本人在中國也只七八年……勸我不要怕,有他和他老子保我。收了王國洪10元和五包煙,從此他說什麼聽什麼了。他說蔣介石要回來了,讓我當隊長,好好做不要怕,他父以往幫助過國民黨人員(保長),將來一句話。”

 

(圖二1-3:王正和交代記錄。)

王正和交代“犯錯誤的經過”:“1,偷牛,上當;2,改賣牛發票,彌補虧空,但,承認自己應負責,貪污了社員的利益。3,200斤糧換煙票,是聖余(會計)建議,我分60包,給發珠(副隊長)30包,自用15,賣了15,迄未收到錢,4,盜賣鐵犁,是王國孝(在藥材公司)提議,未成,初王未同意開證,後聖榮主張賣了,分9元,還有5元未收到。5,承認地富的話百依百順,做到地富的代理人,6,與王立新的矛盾,苜蓿錢是交給立新的,賬給立新燒了,他不滿我做投機倒把不帶他分,就不來往了。”

有群眾說他交代顯然不徹底,群眾揭發他與王國洪曾事先商量過偷牛的事;偷食堂300斤糧食,只交代30斤;1962年小麥被偷他也沒有好好檢查;對抗運動,工作組進村他後還說過“頂多十年,不會有死罪”;其他還有包庇地富淹死牛;偷化肥等等。

王正和只得繼續交代:1.老牛賣了400元,發票改成310元,私飽90元;2.小牛是王國洪偷的,王正和分得約100元。初時王正和交代王國洪說賣了“250”,實際是賣了500,王國洪瞞了“250”,錢100元是分兩次給王正和的。3.    有了偷竊耕牛的髒,王正和就不管地富了。他自己講,開會回家,王國洪問他:開的什麼會?王正和講:搞生產,管地主富農。又說,你們不做沒有什麼。社員對王國洪不勞動有意見,王正和就幫他解釋:他們不做,我們勞動多得了。4.在偷牛以前,王國洪對王正和說過:國民黨5月1號不過來,10月1號過來。還說你幹的對,方向對頭,不怕,國民黨過來有靠山。

經過40多次的談話、核實,認為“王正和:問題多而性質比較嚴重,但,由於他主動交代了重大問題,如1政治上對黨的事業動搖,思想做了地富分子的俘虜,對集體不關心,對社員群眾有歧視,忘了本;2經濟上盜竊耕牛,農具和一些群眾和我們未掌握的投機倒把行為,所以按照三四類之間定三類的政策,定王正和為三類的黨員。3他自59-64長途販運過十七次,獲毛利500多元,和貪污錢糧11次,分贓,與地富分子勾勾搭搭盜竊集體耕牛和大型農具。所以對他的問題,按重要物件的政策來處理。如59年的投機倒把也列入退賠。他已經做了退賠思想準備,願意把可變賣的物質、母親的壽材,棉被,豬,及其他作價或變賣。”

至於盜牛犯王國洪,父親曾去聽審。我也找到記錄:“1963年8月和王正和去做竹子生意,虧了本,賣耕牛,400元,改假髮票,310元。楊玉庭、王正和,除牛行鄧某取10元,其餘三個人分,楊玉庭有一份(26元);在宿淞周XX家住,改名張雪松;(盜賣過)小澗子一條大牯牛,大澗子一頭小牛等。”王國洪被公安局拘押後承認了基本事實,但是他不說把牛賣給誰了,只說在路上賣給牛販,不知道姓名。公安局長建議來一下政策攻勢,先進行政策教育,反省一天再審,他們估計大有文章,可能有一批盜牛案件在後面。(3月12日)

父親在四清小結裡對盜牛案也作出總結,此處先按下不表。

20日早上醒來,聽到明瓦沙沙響,父親說,還以為下雨了。原來是下雪粒子,後又轉為大雪,天氣很冷。正是油菜花開的季節,到處是嫩黃的油菜花和綠油油的麥苗,農民渴望下雨,哪知來了這樣一場大雪,大家感到一些惆悵。

雪中開了一天會,“會上大家對春節前一段工作,有了比較正確的估價,這次參加三級會議的幹部中,我隊的隊長思想轉變的最快最大,他的錯誤在大隊中也是最大的,已經到了蛻化變質,和地富搞在一起盜竊隊裡的耕牛,腐化地富的老婆……經過教育和群眾的壓力、揭露下,他主動交代了以上錯誤,其中除了腐化一事外,都是群眾未知的。”促使他這樣思想轉變的,父親總結有五條:1.幹部政策的力量;2.社員特別是貧下中農起來鬥爭的壓力;3.前一段所做的思想工作;4.王國洪被抓回來起到的作用;以及5.三級會議起的作用。

他們決定分頭準備,幫助四不清幹部“洗手洗澡擦背”,“狠狠揉他一下再解放他。”這些說法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吧。(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