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6 鳴金收兵

進入1966年5月，母親張佩華開會特別多，除了四清進入“四不清”幹部“洗澡”過關，清經濟建班子等內容外，工作筆記裡陸陸續續出現“文化革命問題”，四清加入了新內容。

“今上午和慶喜（貧協代表）談了一早。他說他一家三口入了貧協（第一批8人），他家和慶元（貧協主任）家在今後都是無法回頭的，只能向前走。他說：他怕，怕的是四清不徹底，將來他們兩家可就苦了。所以大會之後家裡經常開小會，決定一定要大公無私，不多取一點非分之財，對任何人一樣，但一定要向前走。”母親批評慶喜“對任何人一樣”的想法將來會不得好報，因為“各人的情況都不一樣，你一樣對待，就不能大公無私，人家會說你有好人思想，說你犯自由主義，想‘明哲保身’。”（5月11日日記）

“昨晚孟子堂（貧協組長）沒有過關。”“老劉參加了，子堂結結巴巴的說了幾項，（被）老劉打住了，批評他不老實，不虛心，有過關思想，說得很重很嚴。弄的子堂很緊張。後來我不放心，叫凡武、凡順去幫助他，陪他睡了一晚。老劉在散會後和貧協會員們談了一次，要他們學習批評上綱。今晚李志和（副隊長）檢查，就更糟了。大家說他還不如子堂。”（5月13日日記）

（老劉在縣開會後傳達會議精神）“充分認識山區階級鬥爭的嚴重性。歷史回顧：山區解放已三十多年歷史了（說這話時是1966年，即使說，30年代就已經解放），有一段時間是我黨與國民黨並存時期（38-40年），國民黨發展一批國民黨員，日本投降後，我們搞了下土改，通過土改取得一定成績，小農經濟得到了改造，但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是不徹底的，表現在：a.家族統治比較嚴重；b.會道的統治更為嚴重；c.各種迷信、牛鬼蛇神比較倡狂；d.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特別60年代後活動的比較猖狂如買賣婚姻，投機倒把，迷信。”（5月13日工作筆記）

“全國正對吳晗批鬥，工作隊不能站在一邊，要説服社員積極分子認識這個問題。”

“一.充分認識文化革命的重要意義，從發展形勢看，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也不是少數人問題，而是關係到大局的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的大事。現在工農兵群眾已開始行動起來，參加戰鬥，以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我們也不能按兵不動，我們每個人也必須參加這場階級鬥爭。

二.開個會議，對反黨黑線進行反擊，我們要跟上形勢，跟上中央，矛頭指向鄧拓，向北京日報質問，造成聲勢。

三.各地縣委馬上行動，召集會議討論。

我區三條差距：a.勁頭不足。b.鋒芒沒對準鄧拓。c.行動不快。

現要召開各種座談會，四清工作隊要結合工作，開展學習。各級黨委要加強領導。這場鬥爭形勢發展快，範圍大，關係到世界革命，關係到整個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要和幹部、群眾攻鄧拓一幫，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要學好，學習本身就是一場鬥爭，在學習鬥爭中結合活學活用毛著，要搞黑板報。四清地區搞，與運動是一致的。學習時間二、五下午。要把自己的思想擺進去,亮出來，幫群眾搞，與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晚上和社員一起學。把學習毛著和批鄧文章結合起來。學習批判把自己擺進去，用主席思想立場觀點聯繫實際。這是階級鬥爭，全民學習，和四清、生產結合，四清與文化革命是一致的。”（5月15日工作筆記）

“家裡沒信來，荻舟很久沒信了，只弟弟來了一信，聽見解放軍說鄧拓反黨集團幕後還有人，還可能是彭真，一下心裡擱了石頭，不是怕這一次的仗打不勝，而是覺得階級鬥爭太複雜、激烈了。幾十年的老黨員也變了披著羊皮！而且萬一在中央發生一次政變，我們在下面的黨員該如何辦呢？想著，十分不安，給荻舟的信裡便問起了這事。”（5月24日日記）

“當前文化大革命要大抓，精神落在四清上，建立新的核心領導，要是徹底革命的。”（5月29日工作筆記）

“這幾天心靜不下來，又沉不住氣了。（上面）佈置工作又是傾盆泄下，根本不考慮實際情況，又是經驗交流，又是心得，又是傳達，又是佈置，又是討論，這些會佔了全部時間，根本沒時間工作，然後又要求保證高標準。這完全不是負責的態度，沒有聽主席的話，有幾個中心，全力傾在哪一點上，誰也不明確，不講，‘聰明人樣樣點頭’，我十分不以為然。難道共產黨員都是你應付我、我應付你嗎？但是顯然我的路是走不通的，是真‘傻瓜’。”（ 6月1日日記）

“5號去邢臺，6、7號學習了兩天，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們的陰謀暴露的過程，我們和他們的分歧，通過這個學習，使我們比過去對階級鬥爭的學說理解得多了。這個鬥爭也是驚心動魄的。”（6月8日日記）

（金政委傳達縣團通知）“怕字一堆，怕留後遺症，怕受處分，千怕萬怕，就不怕革命受損。工作精神不振，革命皮皮沓沓，有的隊成績估計過高，不幹也不比別人差，麻痹鬆勁，有人自由散漫，有人白天睡大覺，或請假不按期回來。鬧名譽地位，我字第一；生活特殊，脫離群眾，三同不如以前；以感情代替政策，個人包辦一切，覺得自己高於群眾，選貧協不聽群眾意見；作風極不嚴肅，有的隊不團結，有的青年幹部看不起老幹部，有的老幹部不主動幫助青年幹部，也有少數隊出現你說你的，我幹我的，在執行上級指示上很不嚴肅。這幾種苗頭不解決，是不行的。否則我們就會把工作隊帶散，該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我們是主席派來的嘛。”（6月8日工作筆記）

隊長呂景斌遲遲過不了關，“他進來時仍然頑抗，說大家不信任他，說沒有也不行，所以說了，意思是你們逼我，我只好瞎說了。我們當即嚴肅批判，指明他甘願做不可救藥的人。他只要簽字承認除已交待者外，再無貪污，我們可以不追究。但如查出，罪加一等。後來他才老實交代，62年一次貪污800元（山藥秧），一次400元（山藥秧），63年25元。這件事我們在當晚鬧到12點鐘，把進城賣山藥的孟富甲和李志和找來，幫助他們回憶了幾個鐘頭，把一切情節都湊清楚了，這才讓他們三對面，印證了，簽名打手印。當晚，看到呂景斌的情緒由僵硬頑抗到隨和自如，輕鬆了。心裡也不安，擔心他會不真實。他走後，我問小朱，如何估計。大家認為情節符合，應不會翻案。”（6月18日日記）

“今天聽了江青的會議紀要，和主席關於部隊搞生產的指示。主要的聽說我們可能回去參加公司的四清，很多人揣測紛紛。我還是省省心，不去向人瞭解，不去考慮了。回去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6月20日日記）

“四進邢臺了。這一次，又聽了關於彭真的兩個附件，批判他關於一貫犯錯誤的情況，在國際活動中走王明路線等。這一次明確了，文化部同志們在3號便要回北京集中，參加文化大革命。日程：2號在邢臺集合，3號回北京。”

“謠言很多，同志們的反映也不少。紛紛推測，又說到北京後一下車就要集中學習，又說分別情況集中，還有屬北京市委領導的如電影學院，個別人已被調回。有的同志已聽到家裡在提意見，寫大字報了，有的人知道大字報已涉及自己。

總之，這次的大革命是深入人心的，的確是“觸及靈魂”，我想，如果真的在北京發生政變，這可怎麼辦。不只是人頭落地的問題。的確，現在才理解總理說的，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前途，關係到世界前途的大事。全世界都將多死多少人，世界革命將推遲多少年！

我想著，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我們基層黨員該怎麼辦！？

現在，我們勝利了。檔說，我們的党，毛主席識破了這個陰謀，黑幫給揪出來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給挖出來了。這是個大陰謀，大事情。是党的勝利，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

主要的，是從中取得教訓！

1. 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對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存在階級鬥爭有了認識，並且這種鬥爭有時是尖銳的、複雜的、甚至是激烈的。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2. 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對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影響，有了較多的認識。今後對四篇論文的學習必須抓緊，對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的文藝方針、政策、路線，對從新民主主義時期起的文藝理論必須好好學習，並以之聯繫過去一段工作。
3. 這一次，提出了突出政治必須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又提出：一切行動以主席指示為最高指示。過去我們對於已出版的書，拍好的電影，演出的戲，領導同志的講話，都有迷信。現在不行，必須帶著批判的耳朵聽。因此，不讀主席著作，就不可能有“準星”。否則，如何批判？如何辨別？

努力辦吧。要全始全終。只是，幹了四個月，沒搞完，就差這一點，又有些可惜。

四個半月，飛逝了。收穫如何？不知有沒有總結的機會。

雨，阻住了歸路。只有兩天了，不知道群眾有什麼反應！（6月29日日記）

這是母親最後一篇四清日記，回京後的第一篇日記裡，她有提及：“太子井的貧下中農紅紅的眼圈，熱情的臉孔在腦子裡還沒有消逝。但是，沒時間想了，一定要儘快把思想轉過來。”

成千上萬的工作隊員、當地幹部和農村群眾被裹挾其中，虛耗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如今又急急忙忙撤退回京，投入“文化大革命”，風雲莫測！

果然，在母親第二本工作筆記最後（沒有日期），有幾頁顯然不屬於四清的記錄，開始批判老丁！發言的有李志民、蘇麗瑛、劉龍彥等。

“要分內外，是什麼意思？圍攻孫長河（分團旗幟），打倒是什麼意思？怎麼叫做人死的越多越好？地下集團搞什麼活動？”

“1.指導員孫長河被安排在峰門重點培養，劉團長告訴丁，丁未告訴蘇。2.開始意見分歧，向丁彙報，丁未好好教育，當時不是個人矛盾，丁不讓向孫提意見，說像孫這樣的形象就是壞傢伙。3.丁說叫她（蘇麗瑛）分內外，混六個月。4.孫被蘇整，全是丁煽風點火。”“很多事實證明丁在下去四清前就有意識的破壞四清。”“說地方幹部水準低，抓老侯小辮子”，“當面為難劉團長”，“狂妄地當面頂撞”，“說錯越大越好”，“後來死了人，幸災樂禍”，“圍攻孫長河，破壞以點帶面的計劃”，“劉團長把孫長河豎為一面旗子，丁就要打掉這面旗子”。

看來是進入“文化大革命”模式了。

在我寫完本章（2018年）、發表在網絡上（2019年~）後，我又找到十幾頁母親四清的記錄，似乎不屬於她的兩本四清工作日記，不知是從什麼本子上撕下來的紙，專門記錄訪問社員幹部的情況，而且據母親旁註， 部分已經寫了專頁，估計是做報告用了。

在我看來，這些社員和幹部的“談話”，最直接反映了50年代、60年代農村情況，事情瑣碎，卻像一支箭頭，指向當時和當下中國的現狀。那時候距離1949年新中國成立十六年，距離1910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四十五年，農村狀態改變了多少？封建殘餘還有多少？看看這些“談話”就知道了。現在距離那時候又過去五十多年，中國現代文明步伐進步了多少？看看現在的情形就明白了。

先看8隊的裙帶、宗親的影響，這是一個自然村落，在漫長歲月裡逐步形成和演變，十幾戶人家不是姓孟就是姓呂（個別李姓），裙帶、宗親的影響很大：據社員和幹部談話反映，大隊長、隊長、副隊長、貧協主任和委員、甚至前任支部書記，在土地、水源、國家救濟物資等都是可以得到優先的；五好社員、副隊長、會計、出納、貧協主任都是隊長指定的“自己人”，婦女代表是大隊長的妻子。有宗親關係、請吃請喝、和隊長關係密切的人會受到照顧，比如貧協組長的妻子，戶口不在本村，卻可以兩頭領糧；大隊搞副業，小隊經常派“自己人”去，因為每天有五毛錢補助；隊裡的財產物資可以賤賣給“自己人”的親戚等。

再看比比皆是的封建社會人身依附、家長制和霸道作風：專橫、脾氣大、罵人、扇耳光都不稀奇，土改還曾打死人；工分是怎麼記的？社員不敢問；把社員送進公安局，差點判七八年刑期，後來才澄清放出來；連貧協主任給大隊長提意見也會挨罵：“你們長的什麼嘴，還要吃這個？”隨便安一個罪名罰款，不給就牽牛！（後來的計劃生育時期經常用這一招。）直到四清，還有隊長罵社員：“有意見就提，提我貪污吧！” 有位社員愛在農活上提意見，隊長罰他不許下地，下地也不給工分，罰了幾十天，一年多不給他用牲口磨面，春節都不給用，他告到公社，社長也只是叫他自己撿糞漚肥換工分。前兩年他病了，但照常下地，卻只得2900工分，給少了；甚至有社員反映：在工分方面，隊長十分狠毒，普通社員按照大隊訂的標準能得8分的，隊長只給7分，大隊長的妻子則給8分，普通社員只得6分的，大隊長的妹妹卻得7分；某婦女有孕不能下地，隊長叫她擔水，說不能就把她戶口遷出村去；下雨晚上派70多歲老人、原抗日遊擊小組的組員去放羊。

再看看官本位，佔小便宜的各種表現：那時候物質極度貧乏，比如6隊有一戶人家，五口人

兩個勞動力，65年只分到300多斤糧食和20多元現金；8隊好一點，比如三口之家一年分500多斤糧食，40元——這種情況下，有時候就發生瞞產私分，在今天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佔便宜的好處只是普遍發生在幹部身上，群眾是沒份的。大隊長可以420元買房子、買家具和縫紉機，他家穿的衣服比全村人強，他家殺豬不吃肚子腸子，倒入茅廁，山芋倒入豬圈，看在社員眼裡，四清的時候都被“揭發”出來；會計交待： 65年拿走60多斤山藥未上帳；私分玉茭十幾斤，隊長拿走一口袋；65年分麥時欠隊的23元未還；彈棉花欠花房款，各戶是否交齊不清楚，但自己和出納都沒交；66年春五個幹部私分了2.5斤棉油。

最後看看工作隊和原支部書記的談話，了解一下他們的領導能力和文化水平，嘗試理解當時農村的為什麼會是那樣。

3/5老劉同志和呂景韶談話

劉：今晚在黨內洗澡，現在請你談談工作隊來後你經過學習，認識如何，對四清的看法，對23條學習後尤其對幹部政策。對運動的認識，和參加運動的情況，如何積極主動帶領大家參加。不只是交代幾條經濟，而是澄清四類分子的活動，挖出壞根子，帶領群眾，經過對四清的正確而較深的認識，按黨的政策前進。你是頭頭，交待時，也該帶個頭，如有顧慮，也現在可以談談。敞開思想。

呂：自己是支書，不先洗自己如何洗人。23條學習，文化不行。

1. 村內供銷點與東太整合，100多斤山藥，100多元款，15元利息。
2. 小學民辦公助（一個月15元），63年108元，花了。
3. 小學勤工儉學蓋房子，63年文教局補助500元，交上大隊去，又為做桌子補助140元，交景韶，大隊已先給了，這140就佔用了。
4. 59年佔布票，粗四清時退19丈5尺，現在還有一丈2尺和6元，原為公家用，自己的破了，就佔用了。
5. 多佔了工分。
6. 對流山藥約500斤，實際大隊說賣國家4200斤，實給360斤大隊，對流自行車一輛（5元）——61年的事，車子後來賣出180，又以90元買排子車。
7. 人民公社是一家人，又吃食堂，靠工分吃飯，生產弄好就行了，腦子裡已沒有階級鬥爭。對蛻化變質過去認識不清，現在對照，思想活動，經濟上貪污，政治上不交待（向下傳達），不服，自己有開會傳達，後來才知道光開會傳達也不行，是文化低，學習不多，有些名詞不懂，如脫黨懂了，但蛻化變質、階級異己分子等就不懂。

今天回過頭看，這些鄉親們形式上是翻身做主人了，但其實除了分到一點權力，腦子裡什麼也沒有變，文化水平又低，他們能憑什麼向文明社會進化呢？如果碰巧權力分到有能力、有見識、為群眾著想的幹部手上，一方土地就有福，否則自是有難。

整理完父母兩人約15萬字的日記和工作筆記，深深為父母揪心。那時候他們從香港回到內地只有三四年，與生俱來的善良、忠厚和前半生積累的經驗支撐著他們，以謙卑的態度努力“補課”，願意為農民群眾做好事，但是聽著高調空洞的傳達，眼見農村封建宗派的種種表現，承受了由上至下官僚作風和路線之爭的夾擊，會有深深的違和感吧？

另一個強烈的印象是：“四清”和“文革”的模式那麼相像。文革發動造反派在體制外對體制內進行“奪權”，四清也曾發動群眾“奪權”；文革中有逼、供、信和打、砸、搶，四清時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也比比皆是（有些做法可以追溯到土改甚或更早）。

欣慰的是，父親在他負責的句容的小澗子沒有做那些可怕的事，儘管那樣做可以自保或立功，但父親沒有這種私心；母親在邢臺的西太子井大隊第8小隊沒有做出“成績”，雖然她很不理解很焦慮，但是她也沒有私心。

有人說四清是文革的預演，感覺還不止預演那麼簡單。任何人如果關心人類的文明進化，關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真應該好好瞭解這段歷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5苦悶焦慮 

在母親張佩華的四清記錄中，其無奈溢於言表。其實今天再來看這段歷史，也難怪她被困在團團亂麻間理不出頭緒。面對四清運動本身的複雜性（據說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轉而籌劃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四清尾聲呈現的疲態、“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等等糾葛在一起的矛盾，成千上萬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無論是故意消極怠工還是懵懂猶豫觀望，也許都是出於本能的反應。即使是真心想解決確實存在的問題，也是回天無力。

母親多處日記反映同樣的問題：“工作只有彙報，沒有交流，同志們需要領導説明分析，實在太沒經驗了。”她承認自己有急躁情緒，“看見人家有收穫，就擔心自己搞不好”。“分團也承認領導上有亂，大隊實際上丁侯討論不多，實際上現在還是亂。”（3月17日日記）

老丁和她談話時說：“和侯的合作問題，人家有那個印象，我們就得注意，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是第一條考驗，否則回公司就得檢討。”“分團不急，領導不急，你急什麼。”（3月18日日記）

“眼光放遠，不心急”，“要沉得住氣，沉得住！”（3月20日日記）

3月21日的工作筆記，非常簡要地記錄了“本村階級鬥爭”的各種表現：“小恩小惠，請吃請喝”，“敵我不分、地富不臭、貧下中農不香”，“地富分子未得到改造”，“富農不聽分配由他”，“為什麼大家一提‘大門裡’就怕？”“可綁人通宵，打人，罰人，都是誰？綁人的又是誰？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社會主義了還可以這樣？誰訂的？罰誰？”“經濟、救濟糧、副業、食堂、罰款都到哪去了？有沒有公佈？”“罰款有一半歸公，一半歸私”，“發展黨員，貧下中農的子弟無門可入黨團，又是什麼人可入呢？搞宗派、宗族、培養勢力，企圖永遠掌握印把子。”“瞞產私分”。幹部“偷棗泥，值8元，要罰，不然拉牛”。 （3月21日工作筆記）

“前一段現在看來，中心不明確，抓不准，無人協助，又抓不緊，這一段，不知怎麼追上去才好。” （3月21日日記）

到了三月底四月初，群眾終於發動起來，母親張佩華也記錄了一些群眾的發言：“隊長、會計送棉花，路費每天一元。慶喜為修公路，同樣路程，只給5元路費。”“出肥，一般社員要問出多少擔給幾分，隊長、會計出肥時就不說分，自己暗定分了。”“隊長脾氣不好，有人說是態度，態度是什麼？是思想。為什麼，因為對有些人耍態度，對有些人就不。對什麼人不？”“隊長罵三玉，你提意見吧，我貪污了，你提吧。”（3月29日工作筆記）

（圖一：母親的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停了一段沒有寫日記，損失很大。由於地震，住窩棚，條件差了，便抓不緊了。工作上日益被動，不順心，可又是另一個鍛煉。”“要我去談個別發動的經驗”，“真好笑，剛開始工作，就叫人總結，又不討論，又不研究，如何一揮而蹴呢？實際上是交差。”“他們似乎在給我‘化妝’，東拼西湊，要搞一篇”，“我真無興趣，只有他們的主觀要求，不能由我自己組織發言。”（4月6日日記）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作主的樣子來。”（4月7日日記）

分團劉團長講話提及存在的一些問題：“1.運動的發展很不平衡，大隊與大隊之間，小隊之間懸殊很大。有的隊摸了很多情況，有的隊什麼情況沒有。a.可能是客觀實際，沒問題。b.也可能由於工作不對頭，摸不到，果如此，群眾長期寄託希望於我，而我們沒做好，就不好了。我們的標準是：把客觀存在的問題搞出來。2.工作中有急、趕、粗現象，如貧協的成立，‘一粗出百愁’。3.工作隊要求不嚴，不商量，不研究，不團結，不尊重。”（4月14日工作筆記）

“任務能不能完成，誰也不敢談這個問題。”“我有這樣的預感——不知一個什麼樣的下場！”“老丁說我對8隊存在的問題分析的不具體，後來我問老侯，他看8隊有什麼問題，他說：該做的做了，該講的講了，就這樣做吧！天啊！我該怎麼辦？”“老沈叫把小隊長丟開，老侯先說不必，這是15號的事，16號上午，他變了，也不商量，就和群眾宣佈丟開他，叫我去通知只要他管好山藥坑。不分析，主意不定，又管又不管，這可是個難事！”（4月16日日記）

“今天成立了大隊貧協。誰擔任主席，這事搞了好幾天，適合的孟俊德推年老多病，不肯擔任，誰也說服不了他。結果今天改這個，明天又改那個。弄成了個大難題，結果，由老丁把他說服了。這說明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老丁能說服他？有些人從這裡還得不到啟發，也真奇怪。今天，我也受了個教訓；我給張召娥準備的講稿，她沒用，她說，只能去說三五句。我不理解，認為不夠說明問題，教了半天。現在我明白了，對農民，就只能那樣，‘只能在她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點’，一點也不能多。事實證明她就那麼得體地說了三五句，這是我不理解群眾，也不相信群眾。”（4月17日日記）

4月25日至28日整訓四天，母親沒有寫日記，但是有工作筆記。四清分團領導、地委領導除了傳達中央指示、地委指示，就是大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23條為武器”，還有清政治、清經濟等部署等。這些都沒有西太子井大隊三位領導——侯（工作隊隊長）、丁（達明、副指導員）、張（先遣隊隊長）的發言吸引。看了丁的發言，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是意料之中。感到意外，是他大作檢討，而且坦率說出一些實際問題；感到是意料之中，是因為完全沒有脫離母親之前那些筆記的“鋪墊”（指出的問題），走到這一步，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下面是丁的發言摘要：“前一段侯、丁、張負責。未當好侯助手。1.主動找侯談問題少；在會議上與侯談少；懶動腦筋，出主意少。後來看侯工作困難，自己未幫好忙。積極想辦法、幫領導不夠。一是有依賴思想。一是工作責任心不強。某些問題上做過努力，但千方百計不夠。”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有“三少”，沒有做好侯的助手，沒有千方百計幫忙。

“2.本身任務。工作隊建設，理解。a主席著作學習和b活思想，未好好抓，未盡到責任，未檢查督促。曾想開講用會，到最近要選積極分子才開了。也就是說，這一段，未完成自己任務。知道同志們工作有困難，找我就談，未主動找，特別未組織生活會，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為什麼未抓，可以說是怕困難，好像很困難，很麻煩。思想問題也類似，還怕影響團結，還是‘我’字當頭，未把任務擺在前面。也說明沒有主動性，只想到自己是第2隊的人，說是大隊的負責人，思想掛不上鉤，不像一個領導人，總之是不對的。只有三同，第2隊工作做了一些，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沒抓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沒抓好活思想，沒主動幫助同志們解決工作中的問題，主要是“怕”。不過“三同”還是做了些工作，對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3. 精神狀態。新兵老兵的概念，到這裡建立起來了。因這裡講的特別厲害，無數次的，老侯也幾次談過，文化部來的什麼都不懂，概念更牢固了。因此，更謙虛些，多聽些，少說些。想著，老兵也是一種力量？耙地保墒都不懂怎麼搞四清。也想過，不懂這個是否就不能搞四清？23條上說過，懂政策，走群眾路線是否更重要？聽多了膽怯。總之，這裡非常強調這一點，對不對，我不管，新兵就該學習，請教。”

這一段與其說是檢討，不如說是道出一個事實，還有怨氣——宗派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新兵老兵”的概念，母親他們屬於文化部來人，被斥“什麼都不懂”，導致他們畏首畏尾。丁在發言中嘲笑自己“可憐可笑”。

“大隊的做法對不對？不對，是顯著的。大隊工作沒人抓，建議過，因這是關鍵，大隊工作該在第1位，否則不是正確的，不管現在和今後，但未堅持，未鬥爭，雖和侯劉說過。為什麼，無絕對把握……不能只有自以為是一面，沒有自以為非的一面。就是這種種思想，工作未做好，對不起同志們，幫助不夠（老兵幫不上，新兵和自己一樣，幫什麼？）這種精神狀態，叫做什麼？不革命，革命性不夠，鬥爭性、責任心不強，怕困難？！有時也苦悶，使不上勁，有時，開會了，勁上來，說了幾句，老侯又說幾句，會開完了，大家又糊塗了。”

這一段暴露了四清幹部中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之間的矛盾，丁曾經對大隊工作提建議，但沒堅持，因為沒把握自己對不對。丁和侯意見相左，一前一後發言之後，下面的同志無所適從，不知道該聽誰的。看到這裡也很同情丁，這場運動，試問誰又能有把握呢？

“使不上勁，考慮是新兵，又怕影響團結。來時，組織上交待，一定要搞好團結，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也有同志有意見，說關心文化部同志，不關心臨西。有人專造我謠，說我講23條有創造性，老百姓都躺下來了，我就嚇他們起來，嚇得一身汗，他們背。死教條，對臨西同志不關懷，發動群眾發動不起來，貧協會員只發動了一家三口——段姓的人。我向劉團長反應，有意見正式向組織上反映，又去西牛峪宣傳文化部同志都怕我，不敢和我接近。我向團政委正式說，今後正式向組織反映，有意見可檢查批評。”丁覺得“很窩囊”。

這一段反映的問題更明顯，北京來人和地方幹部的矛盾似乎由來已久，在北京、沒下來之前已經被千叮萬囑，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一旦出了問題，就有人無中生有，背後亂說。以致丁要在會議上正式向領導提出造謠問題。

老劉（分團長？）和副政委的發言也很有意思。

老劉：“1.覺得老丁有水準，但口頭老兵、新兵，不必要。2.文化部其他同志，帶著2個任務，幹勁很大。3.大隊被動，小隊還不至於……明明有分工，卻誰也見事論事，不負責任，老丁，水準高，不該老兵新兵，沒有主動，幹勁不大。我認為主席思想舉的不高，西太問題，主要在大隊。責任，主席思想不高，23條舉得不明朗。弄一天是一天，等後方來人。把文化部同志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是關鍵問題。”

這一段批評丁不該把“老兵新兵”掛在嘴邊上，一邊表揚他水準高，一邊又說他消極怠工，還不如小隊的同志們，沒有毛澤東思想掛帥。

副政委：“1.新兵和老兵問題，各有特長，老兵有其優點，有經驗，也有不足之處。四清是逐漸發展提高的，高標準，路正……老戰場的框框不一定能用，老兵帶老框框就不好。該照指示辦，如仍按老戰場，也有帶新兵任務。從新兵來說，幹勁大，特別在三同方面，聯繫群眾，不足之處是坐機關，不熟悉農村，某些地方有為難情緒。老帶新，新學老，老不能自滿。2.以後對領導人不能背後亂講。3.其他同志們的意見，請大隊黨支部分析研究，將來有機會，再開會。大運中不會不死人，但如何接受教訓，按23條辦，不叫死人。”

這一段還算比較客觀，不要說文化部同志們是坐機關的，不熟悉農村情況，就算是老侯，他也是剛剛從部隊轉業，沒有地方工作經驗啊。（4月27日工作筆記）

“（分團長報告）老戰場有新前進”，“千百萬工農兵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時代開始了”，“四清開始，就是整黨開始。從整黨入手，一定更要上好黨課。黨員要在黨內洗澡，黨支書先洗。”（4月28日工作筆記）

“整整十天未記日記，損失太大了。這十天，變化很大。老侯走了，去搞社直。分團長去邢臺開了五天會，回來後他們開了兩天會，跟著我們整訓四天，昨天才結束，這10天就過去了。開了一次毛著學習講用會，說是學得好的要上縣去，我、小張、小賈給選上了。其實，我沒有上縣講用會的興趣。我說8隊目前只我一人，走不開。老丁說，沒有你就不工作？我一想也對，沒有我，月亮還是有圓有缺，人一樣吃飯，女人還是生孩子。為什麼那樣化不開？！但是我還是沒興趣，可我又是一個黨員，不能不負責任，只好又把講稿修一修，抄了抄，乾乾淨淨的送給老丁。這一次有收穫，老丁說，老張，你說的是解決本隊的特殊矛盾，講著就沒有了。而且說的例子，都是四不清幹部，會使人誤會我們只是依靠他們。我一聽，果然不錯，老丁說我問題擺得多，都沒說透，這真是一針見血。我接受了，花了夜晚的睡眠時間，重新大改了一下。”（4月29日日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4邢臺四清

         母親張佩華的四清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幹部和群眾對四清或抵觸或顧慮，遲遲發動不起來；四清幹部力量相對薄弱，北京來的四清幹部和地方四清幹部之間有矛盾；母親時時感到困惑和焦慮，無所適從，舉步維艱。

在整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時已涉及到四清目的、政策、23條內容和四清的種種做法，這裡不擬贅述，重點放在通過母親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會在日期後面注明是日記還是工作筆記）瞭解一些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

“上午9時到邢臺縣，住農幹校，文化部640餘人都集中在此。晚上9時才召開會議，宣佈重新改組，由解放軍、中央、老幹部及地方調幹組織，以地方為主。我公司丁達明為副指導員，幾個黨員都為副班長。散會後，丁召集大家，提出，地方說我們三多：衣服補得多，手錶多，眼鏡多。就是說我們假窮，收入多，知識份子。我們必須做到搞好團結，尊重地方，做好助手，軍事化，有組織，有紀律，吃苦，其中特別提出要尊重地方，一起工作。要求我們抓時間交待大家一定要自覺做到。”（1966年2月17日日記）

丁達明（時任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副經理）帶隊到太子井公社西太子井大隊，共181戶，8個小隊。母親被分配在8隊，這個小隊20多戶，70多人，生產搞得很好。（2月27日日記）

“先遣隊張隊長介紹了這個村的特點：

1. 老區，老幹部（在母親的積極分子名單裡，有一位孟懷玉，是1937年參加遊擊隊、1938年入黨的退伍軍人，母親稱他為“勇敢分子”）。黨的政策群眾信，但是老幹部自負，自滿不在乎。過去的先進區，現在的落後區。
2. 交通不便，群眾出門少，養成閉塞、保守、固執和狹隘的短處，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
3. 階級成分不純，錯劃成分很多，很混亂。
4. 幹部有問題，並且對工作隊不在乎，愛理不理。
5. 偽村長、三青團、道會門暗中活動，情況還不詳。
6. 石山，缺少水源，地少，山禿。
7. 通過這兩天觀察，貧下中農的生活雖苦，但不缺糧，他們以白薯（本地叫山藥）為主食，吃小米、玉米，生活過得不錯。
8. 群眾對工作隊歡迎，但是有顧慮，不敢說。
9. 幹部對生產抓得很緊。”（2月28日工作筆記）

在網上苦苦搜索一番，得知該地區現在有些村已經廢了，有些村變成農業試驗場，多種經營。也開發了旅遊業等第三產業。

8隊大姓是“孟”，有16家，其餘3家姓呂，一家姓李。母親住在貧協主任孟慶元家，左邊鄰居是大隊長家。那天中午他們在呂武緒家午飯。呂武緒，又名五緒，33歲，妻子是左權人，29歲。有個10歲的兒子，讀一年級。母親寫道：“五緒修路，中午不回家吃飯，一天10個工分，問五緒妻房子是土改分的還是自己的，她說不知道，自己是外來人，不便問。小隊長呂景斌是本家，比他們輩分高。”晚飯時，五緒也回來了。“看來他的妻子對他暗示了，叫他不要多講。他說他聽說過四清工作隊，但不表示態度。”副大隊長孟廷桂來了，談起階級成分，“兩人都說成分很亂，五緒說，有人說他是新富農，廷貴說，咱吃過苦，要過飯，不是貧農是啥。我問，成分不是土改時劃的嗎？他就不說了。”（3月2日日記）

3月4日上午在地裡勞動，她和貧協代表孟慶喜談了幾句：“我問，你看昨晚談的怎樣？他說：好！又沉思地說：大家不敢說，日子還長，你們也不會就走，慢慢說吧。”幾天來開會，幹部不講話，貧下中農也不講話，幹部是因為抵觸，貧下中農是在觀望，有顧慮。母親“針對著以上情況，對他們宣傳了黨的政策，23條，談了形勢，特別著重和舊社會對比生活，使他們憶苦思甜，又針對8隊‘生產不賴’的思想，以先進例子來對比，他們的生產、生活都沒有到頂，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 “我從他們的反應上（很活躍）看得出他們對道理已明白了，但不敢講。”“我想，這不是偶然的，我的隊進度慢，心裡很急，但我沒表露出來。”

這天工作隊侯隊長到達（後面有一篇工作筆記提及，丁達明說“侯崗小是好同志，只是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問題。”估計是指侯隊長，他是轉業軍人，沒有地方工作經驗），下午便開了大會。母親日記寫道：“關於調查，我當然已知道了，但是行得不好，到現在關係還打不開……個別訪問的時間沒有；思考、整理材料的時間沒有；寫日記的時間也沒有了。”（3月4日日記）

“本晚各組討論題：

1. 你對當前的形勢是怎樣認識的？
2. 為什麼要搞四清？四清是清什麼？四清的標準是什麼？
3. 你在這次運動中抱什麼態度。

老侯講話之後老劉補充：

1. 形勢好，是在全國政治團結，政、經、文、軍全面好的情況下，還有階級鬥爭。
2. 會議重要進行煽動、鼓動，以鼓舞群眾情緒，殺幹部威風、
3. 多注意其思想變化，今天的會針對性差一點，會中要注意貧下中農、幹部等的反應，以便下次會中針對解決。

煽動力小，蓋子揭得不深，群眾情緒不沸騰。

才開展了十來天，3月11日就要將以下各項寫成文字材料交上去：

1. 各生產隊對主席著作的學習時怎樣組織的，採取的是什麼方法？
2. 你怎樣將生產和運動結合的，通過學習毛著和貫徹政策出現了哪些好人好事？舉例說明。
3. 發動群眾採取了哪幾種方法，你認為哪幾種方法效果比較大？
4. 你隊有多少四清範圍內外的幹部？
5. 發現培養了幾名積極分子？其表現如何？可依靠的有幾名？
6. 幹部分類排隊情況如何？初步收到的意見有多少條？其中經濟、政治、作風各多少？
7. 階級鬥爭的表現有哪幾種？
8. 你隊有幾戶苦大仇深的？有幾戶五保？需要幫助解決什麼問題？（3月6日工作筆記）

1966年3月8日凌晨5點29分，邢臺地區發生6.8級強烈地震，隨後21天還發生了5次6級以上的餘震，8064人死亡，受傷38451人，倒塌房屋508萬餘間。我還記得周恩來總理曾三次前往邢臺慰問，記得母親說過住窩棚的情況，震後大雪漫天。和她同住窩棚的年輕女孩，多年後和母親還有信函來往。可是在母親日記裡，直到3月17日，才寫了一句：“家裡盼望著我的信，掛著地震的事。”顯示那段日子他們工作多麼緊張。

（圖一：邢臺發生地震，震中隆堯鎮與母親四清所在的臨西鎮直線距離大約100公里。母親說，住在臨時窩棚裡很冷，半夜凍醒，胯骨和大腿都凍疼了。）

在她的工作筆記裡記載著十幾戶人家的房子裂了，或者一面牆壁鼓出來了。奇怪的是當天縣委電話會議記錄裡，談到進村16天有成績，也談到問題，就是一句也沒有提及地震情況：“老同志有麻痹思想，自滿情緒，新同志有畏難情緒”，要求重視自身建設。另外就是講到“生產是整個工作的中心”，說“邢臺2害，旱、洪，拖住邢臺不能發展”，“荒山禿嶺”，亂砍亂伐，是“自殺之路”。希望能夠植樹造林，修梯田，修水利。（3月8日工作筆記）

直到3月24日左右（因為她把日期又劃掉了，不肯定確切日期），工作筆記才記了“傳達，關於地震”：“地委通知：省委來電，據中科院預測分析：我地區地震將可能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強，據‘新賀’測報：從22號以來，發生1000餘次，今晨1點多，發生5級以上地震，據預測，在邢寧灣以南，可能有較大的地震發生。望你們即將上述情況傳達到公社書記、工作隊、大隊党支書記，向機關、廠、礦群眾貫徹。兩個可能：一是可能發生，一是不可能發生，要準備萬一，做好工作，保證不傷亡人口。1.不要怕，驚慌失措，造成人心惶惶，影響工作和生產。2.要提高警惕，反對麻痹，防備萬一。3.要有措施。a. 把以上分析的可能向一般幹部和群眾講，要長期準備。b.號召組織群眾，因陋就簡，包括機關、團體、學校，搭些窩棚，特別注意幫助老弱五保戶，在外工作幹部、民工家屬，有困難戶。工作、學習、生產照常進行，以保證不傷亡人口（為准）。1.以隊為單位開會，貫徹以上傳達精神。2.各戶可將糧食、重要物品搬出，老少幾天不進村，在外做飯。3.今天不知明天，吃一點下去的思想要去掉。4.牲口安排問題。5.房子問題，該拆的拆。6.群眾思想問題，怕偷盜，預防壞人。7.棚子四防不夠——防雨、風、火、震，不許吸煙。8.生產照舊。”（3月24日工作筆記）

3月26日又傳達了李副總理[1]的講話：“我奉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指示來看望，你們受了自然災害，毛主席、黨中央很關心你們，相信你們一定會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黨中央、華北局、河北省委、最重要的有全國人民支援、你們更重要的是靠你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你們有勞力，加上國家支援，很快就可以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些人問，地還震不震，我們還搞不清楚，不好說。科學家們也搞不清楚。只要大家保持鎮定，提高警惕，就能鬥到一條——不死人。我們要把情緒鼓起來，積極搞好生產。因此希望你們在黨中央、毛主席、華北局、河北省委領導下，學習解放軍的精神，自力更生，把災荒克服過去。”

陪同李副總理視察的有地委的劉子厚。地委指示：“要求各縣把李副總理的講話在9點前和群眾見面，向群眾宣讀，組織群眾討論，通過討論變成力量，以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搞好當前生產、救災。”

地委關於大力搞好生產、蓋簡易房子的緊急通知：由於地震時間不定，生產季節已到來，地委研究，在當前要集中絕大部分力量搞好生產，同時搞好簡易房子。對現在簡易房子，凡不能過雨季的，一律加以整修，在搞簡易房子時，要多搞半棚半陽式”，“棚的標準不僅要達到四防的要求，而且能頂到9月份。”“永久性的房子，不是不搞，而是為了搞得更好。以上要做到家喻戶曉。”（3月26日工作筆記）

（圖二：根據網上查到的回憶資料，邢臺地震，解放軍出動救災，這是新中國的第一次。）

雖然從3月8日地震發生到3月24日才看到母親有關中央、地委的指示的記錄，但是期間母親的工作是一天也沒有停止的。

“（地方幹部和北京來的幹部）雙方的合作存在一些問題”、“（某些人之間）關係開始緊張”，“幾個年輕人不夠謙虛，不夠艱苦，黨會上把關心他們思想的事交給了我，把婦女工作交給了我”。母親對交給她的工作十分重視，上午勞動後和記工員孟凡武談，中午和小隊會計孟慶珍談，下午開黨員會，晚上和婦女會副主席呂花堂談，回到住處又和五緒談。（3月9日日記）

和父親四清時一樣，母親他們也實行同勞動、同住，同吃。母親說，“在勞動方面，顯示著我還可以挖挖潛力，一天擔2、3擔水，半天勞動還是可以的”，“同住，我也從好房子搬出來了（但他們卻搬進去了）”，“每天還能堅持同吃（少吃、吃壞的）”。不過3月11日發生了“吃白饃”事件。那是在五緒家，母親說她開始時打不定主意（吃不吃），後來看見老沈吃，她也就吃了。而且那天只有這一樣主食，不吃就得挨餓。晚上開會，老沈卻把此事與五緒姐姐嫁女，他想請假去太原聯繫起來，說他這是要收買四清幹部。此事後來不斷被提起，母親寫道：“這件事按老丁分析，問題不在吃饃，而是他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求（去）邢臺。我沒向這方面聯繫，現在我也不大相信他是出去聯繫的。這件事等著看發展。”“這是教訓，這個經驗得吸收。”（3月11日日記）

母親每天除參加勞動，就是開各種會，宣傳23條，焦裕祿，四清文件，聽大家談日佔時期、逃荒的苦處。她有很詳細的計劃，比如向誰要62年以來的生產、分配情況表，63年以來的國家救濟、獎勵、統銷物資情況表、婦女情況調查表；計劃開老人會，婦女代表會；還要摸清孟呂兩家的宗族關係；抗戰前後、土改前後、合作化前後的情況變化。可是這天她記下的一句調皮話，卻和她的意願很不協調：“老戰場，現階段，群眾煩，幹部難，工作隊員團團轉。”（3月13日工作筆記）

社員孟富家（有時寫成付加）反映，慶善祖（上）有功名，從富家記事時就做皮毛生意。解放前和父親在五台景（山西）串鄉買皮毛，賣給邢臺皮毛店。1945年秋本村解放，慶善父在村，慶善已結婚，帶妻回來，兩個人都不准是黨員。當時（他們）對群眾還不錯，如“崗樓”出山貨（瓜子、藥材），本村群眾活不下去，慶善教大家去買山貨進邢臺賣，賺點錢。如無本錢，他說一句話就行了。他和別人一樣趕個毛驢也買賣山貨。

解放後，（慶善領導幾戶貧農）組織了一個小型合作社（誰倡議的記不清了），做買賣，按勞批紅（富家認為幫幾家貧農翻了身），到公家成立合作社後解散。47年大擴軍，48年土改。土改前區委張知人吸收“景仁”入黨（當時她是婦救會主席，後當村長——上級委任）。在她做婦救會時孟理岩批評過她，當村長後，在土改中，以孟為地主成分之名，要整孟妻，孟理岩由縣裡陳政委陪同回家接受意見。走了以後，她便把孟妻打死（大家認為她是報私仇）。

土改前，孟慶善有14、5畝地，有五間房。土改分得房子10間，有沒有分地不清楚。當時（他）家有人口十來口，慶善夫婦、父母、三個孩子，弟善豐二人。

慶善較後入黨，調到區聯社工作，後調管理區工作，管理區併入公社，被選為公社正書記。後退休（因跌傷）。回大隊當副支書。

他兩個兒子參軍，女婿在湖北是地委，“景仁”弟是團級幹部。

“小付喜”去參軍後，孟富勾引其妻成孕，生下一兒，當時“景仁”為村長，便將孩子賣去柏山得一車麥，私吞下去了。

58年成立大隊時，11隊全是慶善近親，偷糧事常有。（3月14日工作筆記）

上面“景仁”、“小付喜”等名字都帶有引號，也許因為母親僅知道發音，不確認是哪幾個漢字。如果“景仁”所作所為確有其事，想必母親會大為震驚。“公報私仇”，打死人，賣兒童，而且私吞所得，這哪裡是她心目中的黨的幹部？！而“偷糧事常有”，相信也顛覆了母親對貧下中農、生產隊幹部的認識。

[1] 1966年3月26日李先念副總理視察邢臺地震災區。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3陳總講話

         至此用12篇介紹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經歷，朋友們讀了反應很熱烈。有在美國的學者正在研究四清運動，肯定資料的珍貴和及時；有發小直言：“從家史學歷史，好！”有老家在四川農村的朋友告訴我當時的情形：“四清時我已經14、5歲了，那時很天真無邪，但作為老百姓沒有多少感覺。幹活我是一把好手，不過那時主要時間在縣一中上學了，只有週末和寒暑假回家掙點工分。有稀飯吃，很少能吃上一頓乾飯和肉。”並評價我的父親“是個很善良、很有責任心的幹部，令人敬仰。”還有長期在體制內的朋友說：“他（指我父親）那時也陷入小人奸人包圍圈？我總以為那時是個別或少數，現在才成為圈”，還說：“老一代人，還有我們的大半生，思想是在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中沉浸的，喜怒哀樂都在其中。我是15歲在大山裡伐木幾個月沒有外部資訊人煙時，第一次向自己發問，所有這些思想情感都是我自己的嗎？”

朋友們的回饋令我很感慨。無論大家是學術研究需要還是理解和反思父輩的心路歷程，甚或有人說“現在誰還對這些事感興趣”，對我都是鼓勵。瞭解那段歷史，瞭解各種想法，幫助我理解了現在。

父親的四清結束（1965年5月）半年之後，母親張佩華也赴邢臺四清。她留下一本日記，始於1965年11月11日，止於1967年4月21日。其中包括65年年終總結、四清、以及回京開始文化大革命等內容，彌足珍貴。 她1966年2月17日到邢臺四清，6月29日回京，寫了50餘篇四清工作筆記和45篇四清日記。

去邢臺前夕，1966年2月4日她記錄了聽傳達陳總（陳毅）講話精神。父親向她傳授了自己的四清經驗，提醒她注意這場運動情況十分複雜，告訴她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做好群眾的發動工作（她在四清期間十分執著這兩點）；陳毅的講話則給了她宏觀的國際大背景，“搞好中國革命就是支援世界革命”，反修防修、搞好社教（四清運動），意義重大，不由得她不緊張。

下面就是她記錄的陳毅講話精神。

• 目前形勢特點

1．正經歷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腐朽力量瘋狂垂死掙扎，反動派在激烈分化。現為多事之

秋。左中右都在變化，將改組，各派力量都有大變化。

革命形勢好，廣大人民要革命，要深入，就是大好事。因為是發展，革命的運動變化，是個試金石。要革命一定流血，一定有反復，一定有失敗與成功。否則，太輕而易舉了。革命的發展，可以使一潭死水變活水，就怕是死水。解決矛盾的辦法，就要鬥爭。

形勢大好，是從戰略上說的，從戰術上說，就得重視，爭奪中有反復。

舊的秩序不破，新的秩序不能建立。

怕鬥爭，否認鬥爭，就不是唯物主義的。

有的地方，出現逆流，右派佔優勢。但逆流一過，大風暴就來了，這是大革命的序幕展開。逆流也不奇怪，看不到逆流，會產生盲目樂觀。看到逆流，也不要驚慌失措。逆流永遠不會擋住主流（世界革命）。有人認為逆流就是低潮，有人覺得我們該和談了，進聯合國了，與美蘇軟一點了。這是懼美、恐蘇的表現，這是對當前形勢信心不足。主張妥協，不要三個高舉了。有人主張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不主張支援世界革命。

目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是北京，我們要有信心，面臨當前情況，我們要冷靜的觀察，細緻的分析，認真的做好調研，對形勢分析，不要單從數字看，如元旦至今，四個國家政變，兩個與我斷了關係，這是逆流。但反美大風暴正在風起。美、修日子不好過，我們的日子好的很。

戴高樂第二次當選後，反美調子也較高，做出高姿態，以免被美拖下水，一起死亡；英國有三個前途：獨立、成為美一州、離美，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聯法、西德（但也有不少困難）。日子不好過，工黨正鬥爭中。日本，由美武裝，美要佐藤派兵去南越參戰，日本不肯，但做東北亞盟主則有興趣，走狗也不是容易指揮的。並且，目前日人民已遠非20年前的日本人民與軍隊。西德也被武裝了，對隨美反蘇統一德國，搞核武器，與美一致，是親美的。表現受美控制，馴服。以上一連串看出，帝與帝之間矛盾尖銳，控制反控制，不是運用自如的。說明帝國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無法調和，矛盾並將發展，趨向進一步分裂。

當前他們的矛盾焦點是美侵越戰爭問題。美花了大力，也不能解決。美國務卿拉斯克到處奔走，認為我國是他們全球戰略的主要障礙，所以要對付我們，這是幾十年來沒有過的事，說明中國才是真正革命的，而蘇修成了起“革命消防隊”的作用。

世界人民是嚮往中國的，世界風暴在興起。美要把戰爭加在我頭上，各國統治之間有矛盾，美也沒放棄“解放”東歐，與蘇仍有矛盾。

當前形勢是波浪式的前進，此起彼伏。美日子不好過。他的僕從國家三類：

1.美日子好過，僕從國家服從，搞點美元。

2.美日子不好過，僕從國家到處活動，幫助美國。

3.美不行了，僕從國家就要跳出離開，離美反美。

所以我對當前形勢要看得准，看到主流，不要只看現象，即美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有矛盾，無法解決。美與蘇修關係，這是研究形勢的重點。

 

二）對美帝分析

1.美帝在越南一定要失敗，目前搞和談，實為擴大戰爭做準備（準備大致半年）。和談陰謀。

a.到處挑撥中越關係.

b.搞和談陰謀，蘇修幫忙。

c.美對我包圍

我才要立足於打字上。

 

2.美國內革命，推翻現政府，或人民憤怒的火燒死統治階級。

毛主席說美人民開始反對本國政府，意義深遠。也是美歷史上的第1次。

六件事是美歷史上沒有過的。

a.幾個人自焚抗議

b.飛機上撒傳單，這不是一二個人幹的

c.停電

d.黑人鬥爭——發展到武裝鬥爭

e.大罷工、大罷課席捲全國，人多、持久、面廣是歷史上沒有過的

f.出國軍人罷戰，國內人民要兒子丈夫

第一次大戰570億橫財，第二次，1170億。

3. 美帝與其同盟者的矛盾，現在是“樹倒猢猻散”，面臨分裂。美共是修的，但真正革命者大有人在，說明美帝坐在火山上，有後顧之憂。

三）對蘇修的分析

1.土改不徹底

2.社會主義改造不徹底，沒抓政治，階級鬥爭。蘇當時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多，沒注意用解決思想的辦法。

3.出現帝國主義的顛覆，匈牙利事件在蘇出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印尼

統戰20年，現在唱雙簧。大革命的序幕展開了，階級鬥爭的蓋子揭開了，武裝鬥爭在開展中。由於印尼事件發生的較突然，20年的和平環境，對印尼黨和人民來說的確是大轉彎。說明和平時期的黨轉化要有一個過程，是艱苦的。我們應該相信他們會勝利的。

對中間派的認識：他們在革命初期能起作用，但反動派一壓，和困難時就會動搖，甚至投降。

五）中間地帶問題

如柬、馬、坦等，對我表示友好。馬里除不願自力更生土改外，外交上接近我。他們對我們好，我們要多做工作。但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做工作要心中有數。我們不能降低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水準。

那些中間國家，如阿富汗等他們是不願把中國這塊王牌丟下的。

總之民族主義者對我是好的，就多做工作。不好的，就要耐心等待。我們搞統一戰線的目的是通過上層支援左派，團結廣大人民。

孤立是光榮的孤立，不怕，是多數。

全世界接受毛澤東思想也要有過程，阿爾巴尼亞學得好。任何地方，只要結合的好，威力無窮。

我們的兩手：

1. 打，一起來，我們都歡迎。
2. 準備光榮的孤立、印尼、古斷交，大家要有思想準備。敵人都來，關係都斷，剩我一家，仍

要革命——這16個字就是我的態度。

一定要高舉三個紅旗，不能減低反修水準。我是世界革命動力，對打擊美帝起帶頭作用。

要關心形勢，形勢就是政治。進行形勢教育就是最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備戰。

因此說：66年是美更瘋狂的一年，

66年是中國大勝利的一年。

為大戰，備戰，備荒，為人民而努力。

66年是蘇威信大大下降的一年。

六）學習主席著作六理由

語錄中一段，列入四篇哲學中，P174

七）國內形勢問題

大學毛著

一定要活學活用，用主席思想找規律，一定能勝利。現在正在解決勞動人民掌握知識和哲學，這是空前的，是大變化。所以說人類已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人不學習就要遲鈍，不學習主席思想不能完成革命任務。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列主義最高峰。

一些領導學不好，主要是工作與學習安排不好，只抓一頭，擠掉另一頭。被擠的又往往是學習。這些都是輕視學習政治的一種表現，壞的表現。領導不能只搞單項，要多搞幾項，也只有學習，忙，只能擠工作，不能擠學習。

學習主要擠、鑽，狠抓用。

社教。在農村要依靠貧下中農，團結95%農民（包括地富子女）。搞社教是挖封、修的根子，是重新教育人，是反修防修的根本辦法。蘇人民將爆發第二次革命。

社教與備戰。無債，工農業建設好，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藏糧於民”是重要的，有最大的戰略意義。解釋農民要保國保家，也是民強國富，打起來意義不同。

在民族主義國家中，是資產階級當政，我助過現又反對我，我也不吃虧。他們與我本來不是一個階級，只要他反帝，我就支持，對我不好，也是必然的。我們和他們，革命歸革命，外交歸外交，要有兩手準備。

以上就是陳毅的講話精神，反映了當年中共高層對國內外形勢的基本看法。通過層層傳達，把這種看法灌輸到接收資訊和認識水準都有很大局限性的基層幹部，絕大多數人都深信不疑吧。

母親就曾寫過一篇四清日記：“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我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做主的樣子來。”

（在網上能找到的最接近母親當時場景的圖片。《邢臺縣誌》雲：太子井村，“世傳趙襄子為太子時，獵於此，掘井得水。” 趙襄子是晉國正卿趙簡子的太子，封地在邢。太子井村民散居在河灘兩旁，“太子井”就在河灘的一塊平地處，一千多年來一直作為村中的水源。1963年上游發洪水，將水井淤沒。後來又把太子井清理出來，現在仍可見到青石井臺，條石井幫，水面深達十幾米。）

        看了母親的四清記錄，推翻我以前對邢臺“窮山惡水”的印象，比如母親在3月19日參觀的漿水公社永門大隊，有男女勞力200多個，41道溝，15個自然村，13個生產隊，300多畝耕地，可澆地200多畝，能保產的有60多畝。林業產栗子、核桃、柿子、橡子，副業有割荊條，藥材等。80%社員有存款。這裡也曾是抗日根據地，有過抗大分校，群眾覺悟高，1942年就組織起互助組，43年搞合作社，是邢臺第一個高級合作社[1]。

又比如母親四清所在的西太子井大隊，位於公社所在地（現在邢臺縣太子井鄉政府所在地），在當時來說物質條件也不錯。去合作社買煤油的時候，母親看到“物品齊全”，藕粉、瓶裝醬油，什麼都有。母親買了一雙布鞋，一個暖水瓶，母親對女同事說：“少跑少買為妙”，看到這裡，我不禁莞爾，果然女性對購物的熱情是不分年代的。

不過，我也記得母親對我們講過那裡有多閉塞，群眾對山外的事知之不多，“有位老人家甚至問：‘日本投降了沒有？’”

[1] 1943年搞合作社：我無法確認是不是母親的手誤，那麼早就組織起互助組和合作社是十分超前的。根據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政策與實踐》，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是“互助組階段。合作社數量很少，1950年只有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初級社18個，高級社1個。1951年底發展到130個，其中初級社129個，高級社1個。互助組實行以工換工、等價交換、集體勞動，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仍歸互助組成員私有，分散經營。”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 政策反復

        父親吳荻舟四清日記裡不時出現開溝過水問題上東西隊的矛盾。據他的記載，生產隊那個可蓄水十萬立方米的小水庫，在工作組協助下修好了水壩，但是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歷史上，東隊常常是寧肯自家田地龜裂也不放水，不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

壩修好，引水溝開好，剩下收尾工程，因東隊不肯讓西隊挖一條輸水小溝，這就無法成龍配套，西隊早答應補2.4畝田給東隊，東隊一直不同意，左提一個方案，右提一個方案，提出的條件都是想佔便宜，增加別人困難，使人無法接受。

西隊個別人嘴碎，引致協商氣氛不利解決問題，還有人因為東隊的態度失去耐心。

父親檢討自己：“我去年年底太樂觀，太天真了，以為對兩隊都有利的事，又在四清運動中，所以以為滿可以解決南崗缺水問題，可是，（現在）好事變壞事，我十分擔心。” 他幾次與東隊工作組周組長建議，早點簽合同。

西隊的吳荻舟和東隊的吳凡吾——兩位老吳不單要做好自己隊的骨幹和群眾的工作，還都曾到對方的群眾中聽取意見，說服群眾。父親有一次到現場看完計劃交換的地塊後對吳凡吾說：“（東隊的方案）是不公平的，西隊群眾如果覺悟再高點更慷慨點，當然也可以解決，但這是要有高的共產主義風格，這是做不到的。”吳凡吾到西隊聽取意見之後也說“矛盾不在西隊。”“東隊窮是自己找的，（以前）割出去一些田，又自己放棄了一些田（20多畝，給了王樹崗隊），現在反悔莫及，為了解決目前不斷增加的人口，所以有點耍手段要東西了。”

他們甚至考慮過，如果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四清中解決不了，就只好把矛盾上交了。不過，在大壩修好三個多月的時候，終於有了進展。

根據父親日記記載，他曾和東隊貧協的王道進和朱玉發談話，他們都同意西隊補給他們2.4畝地，並在8分地上開一短溝給西隊過水，西隊接受這個方案，定於這天下午四點左右，東西隊開會協商決定開溝問題。西隊的人到齊了，東隊的貧協正副組長和隊委卻還是沒來，原來他們又有意見，到王道進家商量去了。西隊的發高等人等得不耐煩，發牢騷，父親說：“小事不忍亂大事，不是原則上的問題，就不要過分計較。再等一下，如他們不來，就是他們不對了。只要能解決問題，我們忍讓一下就更主動。”

吳凡吾問父親：“老吳，你不是說談好了嗎？同誰談的？！”

父親動了一下腦筋，隨吳凡吾一起去了王道進家。一進門，果然氣氛不對，於是父親直接對王道進說：“昨天你不是同意接受2.4畝地，你又提要在8分地開一短溝嗎？”王只好說：“那是我個人意見啊。”父親又轉向朱玉發：“我說老朱，我不是同你談過，你也同意下午決定如何安排勞力把未完的工程收清嗎？”朱說：“我是沒有意見的。”

吳凡吾見此，不失時機地說：”人家西隊的同志等了那麼久，你們既然同意了，還有什麼好拖的。群眾的意見要聽，但也要看是多數還是少數，還要看是什麼人，貧協要有正確的意見，不能做群眾的尾巴。”

兩隊終於簽了合同。4月24日，父親還到大壩水利工地參加勞動，東西隊都安排了勞動力上去。直到完工放水，父親終於松了一口氣。（4月12日-24日）

運動方面，4月10日，父親曾到鈐塘向張正彙報工作。張問，是不是“經濟退賠”從寬了？父親答，是這樣的，有些當年四清定退的，要反退了。比如大夥吃喝，私分，這些過去幹部是要退的，現在要反退了。

張正說：“去年處理過的，還處理嗎？”

父親說：“我們的思想和群眾間的距離大了，增加了許多工作量。”

張正表示同意。他又問起王正和的處理。父親說：“我們建議是撤職，並作留黨察看兩年的組織處理。”

張正說：“一定不會同意，我這裡的王兆祥那麼嚴重，分團還不同意，問我有沒有別的方法處理。”

父親寫道：“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一切‘寬大’了。”

當天晚上積極分子學習“經濟退賠”政策的時候，口徑就變成了這樣：“四清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搞臭資產階級思想，鞏固社會主義，不在乎幹部的退賠，退賠的目的也是在於使幹部吸取教訓，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

4月13日工作組開會，據反映，群眾覺得處理太鬆不過癮，大家評估後決定分頭做工作，和社員開全體會公佈方案之後，四清運動就可以結束了。

按照隊部的安排，大四清4月20日前結束，4月25日後進入對敵鬥爭，5月上旬組織建設，最後還有兩條路線、四個主義的教育和60條的學習。父親考慮要在農忙到來前多做一些工作。

可是父親日記卻寫著：“我十分擔心幾個會開不好，退賠政策這樣鬆，老張說XX公社一個幹部姦污了五個婦女，還有兩個沒弄清，公社黨組建議留黨察看，結果上級批示警告，並加了一個括弧：（監委意見）。我已經覺得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矛盾很大，要做許多工作呀。我擔心到連一點時間也不敢放鬆，思想工作做到田頭，塘底，牛房，自留地和廁所邊。”“小黃和小張等說我瘦了，並且三四個人議論我瘦的原因，說是為了XXX的無原則取鬧。的確如此，我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4月13日）

這位XXX，我就不寫她的名字了，如果她還健在，現在應該還不到80歲，可能還記得當年的事。我也不禁想像，如果一個人從四清前就學會了“寧‘左’勿右”，到了“文革”時期，又會如何表現呢？

這裡摘錄父親日記裡的幾則描述：

“下午組裡民主生活，自我檢查為主，後來由於XXX的檢討中提到組裡意見，對個別問題有分歧，老吳要她具體談談，最後發展到大家對她提意見。暴露出她的問題很大，亂猜疑，亂加帽子，亂造北京和地方的關係（的謠言）。說老張對她有歧視，四個宜興的同志形成一派，又說我拉了一批人對付她。說什麼不讓她做工作，說什麼鈐塘會後因為自己感到冤枉利用一些事例打擊她……一片胡說八道。老吳聽了很不以為然，批了她一輪，認為政治上幼稚，無原則，連起碼的組織紀律都不懂。”（4月11日）

“上午我去隊委開會，組裡由老張帶頭開學習會，張甲生主持。學習的是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據張甲生說，今天會上XXX一言不發，看來思想上很不通。昨晚和小黃吵，鬧著要分開來睡，一早起來小黃打了熱水過去，她也不用，並像抄家一樣把床拆掉，亂七八糟把被褥稻草四處一丟，就出去了。群眾馬上有反應，說她們吵了……她可能感到自己過去那樣做，搬弄是非，無事生非，小廣播，東挑西撥，自己再也沒有人靠了。”（4月12日）

從父親零星記錄的大家的七嘴八舌裡我梳理出，這位XXX就是亂告狀打小報告的人，比如打小報告說父親給四不清幹部倒水，請他坐，是“右”；父親給大家解釋23條被她說成是搶著作報告，使人覺得自己是一個“隊委”。不過老張開會指出時，她又馬上說：“不是吳（荻舟）要解釋23條，是我們全組要求他解釋，因為上次學大家都不懂。”

還有一次晚上要給王正和核實，快開會了，XXX和另一名組員為了兩個回形針當著群眾吵起來，她從村頭住處跑到村尾開會處找父親評理。父親寫道：“唉，我真苦。近來群眾說我瘦了，這是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沒有辦法，離開會場，由村尾趕回村頭，把問題解決了。”如果父親不幫助解決，她就會鬧到上面，父親說：“我真有點不知所措。”（4月15日）

XXX還告狀說父親不分配工作給她，事實上常常是分給她的任務她也不去做，比如分工她負責青年學習小組，但是青年們開會時，她卻一直坐在房裡聽收音機，叫也不出來。（5月3日）

有個別領導偏聽偏信，根據她的小報告批判父親“右”，讓他兩個月前覺得被“沸水”淋頭，現在又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

就此，一次包振英問父親與個別領導之間的關係：“你是否過去與他們有什麼？”父親說沒有：“我是1962年才（從香港）回來的，又不與他們同組，既無工作上的關係，也沒有夙怨，我莫名其妙。除了為提高自己，而相信了XXX等的片面之詞之外，無法解釋。”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這些是非，我姑妄聽之。”（4月22日）

根據父親後期的記載，幾位領導對XXX的問題是瞭解的，張明還對父親說過：“我和你的看法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歧。”但就是無原則地遷就，還壓父親在她的個人鑒定裡只寫優點不寫缺點。父親說：“我實在沒有想到黨內還有這樣遷就的，只有個人關係，是非也不分。”（5月20日）

4月12日社員大會上王正和的核實定案第三次沒能通過，群眾覺得處罰太輕。會後，工作組分頭和積極分子談話，訓練他們怎麼發言怎麼開會，“簡直要把講話的內容一再告訴他們，用啟發的方法”。又和三個幹部談話，安排他們表態。

4月14日，再次開會。父親檢查人數，全隊百分之九十都來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將近100口子，父親高興：“幹部，三個都回頭了，群眾，百分之百都團結起來了，真是雙百呢”，“會開得不錯，我的心放下來。”

父親總結發言的時候主要是肯定了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宣佈摘掉四不清幹部的帽子，歡迎他們歸隊，強調黨中央、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精神，要求幹部遵守諾言，希望他們能照自己的決心做下去，爭取早日參加貧協。

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雖然我已盡可能做到，但是從會上的情況來看，還存在趕任務的痕跡，群眾工作沒有做透，有些群眾是聽不懂的。”

這天的日記結尾，父親寫道：“最近這半個多月，連想家的時間也沒有，夢也就沒有了。”（4月14日）

最終王正和的退賠方案是這樣的：“核實數是270元，減免後實退數只250元。不能再寬了。所以我們決定要他馬上先還100多元，餘下的秋收時退清，不讓他做二年的退賠計劃，即不讓他緩。這樣才能使他受到教訓，生活苦些，改造深刻些。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的憤慨平服，也有利於教育群眾，有利於幹群間的團結。”（4月15日）

這天他們學習毛選《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父親寫道：“大家解釋不來，有的因文化低，有的對城市的各種階級不懂，結果要我從頭到尾講一遍。”父親把背景講了一下，並說，“學習的目的，就是要懂得在中國革命中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而肯定絕大多數是朋友，並最大限度地縮小革命的打擊面。”（4月16日）

上次他因為講解“23條”，被人說是“炫耀”，這次又解釋毛選……

社員大會已經為三個幹部摘掉“四不清”的帽子，但是群眾情緒有些反復。父親覺得群眾有些意見是一定要聽的，“否則群眾會離開我們”。

果然，4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和幹部的聯席會，有三個積極分子不願參加，由於幹部退賠鬆，群眾覺得“不過癮”。上面給的政策越搞越鬆，父親說：“連我自己都有些不滿”。

父親頭疼，9點半就睡下了。（4月17日）

4月18日是農曆3月17日，是附近幾個村子的廟會日，還演大戲。因為農忙推遲了一天，改為19日。據父親描寫，農民們十分重視這個日子，穿上節日的衣服，或換上乾淨衣服，傾村傾巷地從四村跑到小澗子來，戲臺搭在小澗子生產隊公房左側，對著一個慢慢高起來的山坡，自然形成一個很合規格的戲院座位池子，農民們自己帶來長短凳子，有的就在地上鋪上稻草，人數逾千。

父親雖然頭疼，但是為了找人談工作，來到會場。他寫道：“我回憶起了小時候家鄉的三仙會和打醮等廟會演戲的場面，那是比這個更熱鬧許多了。四村的親戚都來住上一二天，小攤子上什麼也有的賣，戲是日夜演。還有許多的草紮，擺飾。”不過父親補充道：“這些廟會是一場封建迷信的散播活動”，所以他看了一下，談完工作，就回駐地休息了。（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