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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3大火善後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在一場人為大火中長沙全城盡毀,僅剩頹垣敗瓦。

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沙有一場大火,全城盡毀,史稱長沙大火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三十餘名年輕男女,組成演劇一隊,在嶙峋山石前合影

演劇一隊的年輕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投身抗日宣傳。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近十萬民眾聚集,持續井然領取救濟款

周恩來領導長沙大火救災,發放救濟款予近十萬民眾。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吳荻舟和張佩華參與長沙大火救災期間合影於嶽麓山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2長沙大火

蕩小舟的故事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抗宣一隊整裝待發,戰士們多麼年輕啊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巨幅抗敵壁報刷在墻上,圖文並茂

抗敵壁報是那時候很主要的宣傳手段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六位年輕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還有她們的隊長一起合影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一堵崩塌的墻壁,餘煙未盡

長沙大火焚毀全城,到處是殘垣敗瓦。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

這座油漆了紅色的獨立小樓,就是三廳遺址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1武漢會戰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1武漢會戰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1938年6月8日舒城淪陷,父親吳荻舟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最後三名團員和母親張佩華一家老小,一路上翻山越嶺從安徽走到湖北之後,暫時落腳在雲夢三叔家。父親隨後去了武漢,希望恢復中斷的中共組織關係。

早在1937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議長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不過上海和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先是從南京搬到漢口,直到1938年的下半年,國民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委員會還留在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戰時首都、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中共中央代表團(長江局)也在武漢開展統戰和抗日救國活動,所以武漢可說是國統區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不僅我的父母,很多愛國人士、青年學生都從全國各地奔向武漢,希望參與到各類抗日救亡組織中。

父親到了武漢,經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介紹,加入了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宣一隊,並被任命為隊長。抗宣一隊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宣傳第一隊”,1938年7月在武漢曇華林成立,全隊編制20人,駐地在漢口永康里。

關於父親加入抗宣一隊的細節,堂弟告訴我三叔說過有關情形:三叔去武漢,發現抗宣隊招人,擠過去一看,主持人是潘梓年。潘梓年問他:“你怎麼來了?”三叔說:“我想報名。”潘梓年說:“你不用考試了,來吧。”原來他們是西牢[1]的難友,潘梓年瞭解三叔。潘梓年也瞭解我父親,他和我父親是師生,是難友,在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天字間1號同牢。三叔說,當時潘梓年問:“你哥哥在哪裡?通知他,現在我們缺幹部,缺有文化的人。”三叔趕緊通知了我父親。

母親也說:“(潘梓年)這位老資格的革命者,曾在獄中指導吳荻舟學習馬列著作和哲學理論,給予吳荻舟極大的幫助。吳對他充滿了信任和敬佩。潘梓年當時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得知吳荻舟正在找黨組織,想報名參加抗敵宣傳隊,答應將他的情況向上級黨組織反映。9月上旬,吳荻舟接到潘念之通知,要他到曇華林報到,任抗敵宣傳隊第一隊隊長。潘念之是抗宣隊集訓時的總隊長。”

根據潘念之[2]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一文所寫,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應中共要求釋放了一批政治犯,次年4月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成立,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三廳廳長,集合進步文化人,從事抗敵宣傳。

潘念之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四個抗宣隊(隸屬三廳五處,處長胡愈之)和十個演劇隊(隸屬三廳六處,處長田漢)、一個孩子劇團[3],以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是周恩來主張的。各隊人員主要是流亡到武漢的知識青年,有的是抗戰開始前各地救亡組織的骨幹分子和積極活動分子,經過當地進步組織介紹,並作了政治審查錄取的,其中不少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它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一盞明燈,照亮了許許多多左派人士和革命青年的心,為他們指示了前進道路。”

四名國民黨政治部三廳領導人在火車站月台合影

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周恩來郭沫若

(圖一:1937年1月,郭沫若到武漢擔任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和彭德懷前往接車時合影。)

年輕人在街頭為群眾演出抗日宣傳節目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為抗擊日本侵略,動員全民抗戰,許多年輕人加入救亡宣傳隊伍。

(圖二:抗宣二隊的前身是“蟻社救亡宣傳隊”,圖為他們1938年在武漢街頭宣傳演出。)

這座油漆了紅色的獨立小樓,就是八辦遺址

這是被稱為“紅樓”的三廳遺址油畫作品

(圖三:堂弟十年前畫,位於湖北美院老校區曇華林社區的三廳舊辦公樓。他說:“三廳舊址還在,只是新粉刷後沒歷史感了。而且周邊逼仄,拍照時看不到坡屋頂。遮擋太多,無法整體呈現。畫的時候將透視角度變化才能感覺到是早年的建築物。”)

對於政治部三廳的任命,父親十分重視,他認為自己尚未找到入黨證明人,卻得到信任,委以重任,當然是潘梓年反映的結果。父親也向潘梓年提出恢復組織關係的要求,潘梓年答應幫助他,但是要他找到證明人。

抗宣隊和演劇隊各隊隊長是黨員的,支部書記由隊長擔任,隊長是非黨員的,另派一個黨員做秘書,兼任黨支部書記。各隊黨支部受第三廳特別支部(特支)領導,特支書記是馮乃超。抗宣隊由隊務會集體領導,隊務會有5至7人,除了隊長、副隊長(支部書記兼任)由三廳任命之外,其餘隊務會成員由隊員大會選舉產生,隊務會下設文學、歌詠、美術、戲劇、總務等,全隊分四個生活小組,組長也是選舉產生,各組都有隊務會成員,但他們不得兼任組長。

鑒於當時父親未接上組織關係,三廳派徐方略任抗宣一隊黨支部書記。據知徐方略曾向上級反映,想發展父親入黨。但上級說,吳荻舟是老黨員,他的組織關係由上面解決。可是在宣傳保衛大武漢的活動後不久,局勢緊張,三廳指示父親帶隊撤往長沙,父親的組織關係未及解決就出發了。

潘念之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提及父親的組織關係說:“吳荻舟同志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積極參加武漢市的抗日救亡活動,當第三廳組織抗敵宣傳隊時,他通過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第三廳報名,要求參加抗宣隊到前線去做抗戰救亡工作,第三廳的政治面目和抗宣隊工作的艱苦性是吳荻舟所知道的,他參加抗宣隊這一行動,就是他的革命傾向和積極找黨關係的具體表現。

抗宣第一隊隊長吳荻舟因當時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關係,另派徐方略為秘書,兼黨支部書記,隊長和書記關係很密切,出發前都讓非黨員隊長知道這一情況,保證各隊工作都能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抗宣一隊系派往西南前線工作,同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有聯繫,政治上受辦事處領導,隊內活動由書記和隊長共同商量決定,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抗宣各隊中,一隊維持的時間最長,工作也做得最好,這也表示了吳對黨的關係,至於該隊的具體情況及吳荻舟何時恢復黨組織問題,因第三廳在後沒有直接指導關係,我已記不清了。”(1987年12月10日)。

從行文語氣看,估計這是潘念之為父親寫的證明信,時間是在文革結束十年以後的1987年。那年父親找到可以為他入黨作證的嚴啟文,距離他入黨和被捕入獄失去聯繫已經超過半個世紀[4]。1997年前後潘念之後人把這篇文章提供給我們,輯錄入父親的紀念冊《吳荻舟》中,成為一段歷史的佐證。

1938年9月29日,三廳特支召集4個抗宣隊隊長和書記傳達周恩來指示: (一)4個隊的工作地區:一隊在西南五省——湘、桂、黔、滇、粵流動;二隊在閩、浙、贛;三隊在鄂、豫、皖邊;四隊在陝、甘、寧。(二)各隊要堅持人事、工作、經濟“三自主”。(三)要長期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的宣傳陣地。(四)各隊隊長要堅持到底,不准中途換人。(五)各隊到達工作地區後,由書記就近與八路軍辦事處保持組織聯繫。特支書記馮乃超說,這是戰略性指示。

據父親回憶,抗宣一隊和其他13個隊的成員先後在武昌曇華林集訓。集訓期間,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胡愈之、田漢、馮乃超、廖體仁、潘念之等都做過講話和指示,以提高全體隊員對全面抗戰、長期抗戰的認識,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還向抗宣隊介紹過日本人民反戰情況。

集訓結束,抗宣一隊立刻在武漢三鎮及郊區投入武漢保衛戰,除街頭演講外,還定期出版《火炬》壁報,到武漢三鎮各傷兵醫院慰問等。

早於1938年6月,共產黨機關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武漢地區抗擊日軍進攻,即武漢保衛戰,超過一百萬國民革命軍防守武漢,抗擊由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戰場在長江南北岸,橫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是整個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

武漢會戰期間,由蘇聯空軍志願隊派飛行員支援的中國空軍與日軍航空兵空中大戰7次,擊毀日機78架,炸沉日艦23艘,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隊的作戰。中國海軍也擊沉、擊傷日軍艦艇及運輸船只共50餘艘,擊落日機10餘架,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基本上中國空軍和海軍都全軍覆沒了。

1938年10月25日,日軍佔領漢口,26日佔領武昌,27日佔領漢陽,武漢保衛戰以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宣告結束。

一方面,中國軍隊實力不足,但是中國軍隊也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從後來日軍佔領岳陽卻沒有繼續挺進長沙,可以看出武漢保衛戰的一定影響,日軍沒有達到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武漢保衛戰可說是一個轉捩點,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另一方面,誠如時任國民政府合肥縣長的陶若存所說:“當時的行政幹部(國民政府),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恐怕當時相當一部分地區處於這種情況,不然也不會有下一節將述及的長沙大火。

周恩來領導組建l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鼓動民眾,喚起民眾,正是改變一盤散沙的現狀、凝聚抗戰力量的一種努力吧。

一群及隧道十幾歲的小孩子,打這一面旗幟:“孩子劇團”和大人們合影

孩子劇團也是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日宣傳團體,成員都是一些十幾歲的小孩子。

(圖四:孩子劇團歡迎會後所攝照片,1938年3月9日於武漢。)

母親說,父親稍後介紹她也參加抗宣隊。抗宣隊隊員有男有女,並且是流動性的,以外祖父母的出身、教養和處境,本來是很難接受她去參加的。但是他們看到當時我父母關係不錯,互有好感,就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就可以去。我的父母結婚了,母親記得那是舊曆的潤七月,陽曆的9月初。這時母親21歲。

關於當時父母的關係,有個暖心小花絮、“驚天”大秘密:七十四年之後,2012年,母親94歲高齡,臥床不起。有一天,她在醫院的病榻上,像是忽然想起,對我說:“我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有一天晚上你爸爸(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到我們家聊天。我送他出去時,在門口,他親了我的手,嚇了我一跳啊。”說時她羞澀地笑著,伸出左手示意。

母親說,在當時,外祖父其實也不懂“革命”是怎麼回事,不過他親眼看到父親如何工作,如何對老百姓,是個正派人,有文化,就同意把女兒交給這個窮得叮噹響、連“正經工作也沒有”的男人。母親說:“幸虧有你爸爸,我爸爸可以把一家人託付給他。”

三叔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他是如何“落戶”雲夢的。他先父親一步加入抗宣隊,編到第七隊任副隊長,開始在武漢街頭做宣傳工作。不久,日軍攻陷田家鎮砲台,武漢危機,周恩來將宣傳隊派赴各戰區去做宣傳工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三嬸重病,三叔遂請了五天假,送三嬸去醫院。再接著打起仗來,一大家人包括我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們要他安頓,電報、電話相繼中斷,他找不到抗宣隊,從此在雲夢落戶。文革期間我在內蒙古兵團當知青的時候,三叔曾經對我說:“你們一定要‘好男兒志在四方’,我就是因為兒女情長的事,沒有堅持。”現在想來,這也許就是在表達他的遺憾。母親也有遺憾,她說過:“本來我也參加了抗宣隊,但是結婚不久我就懷孕,加上父母也來和我們匯合,到了桂林,吳荻舟勸我退隊養家。”

[1] 西牢:見第1章第6節“鐵窗大學”。

[2]潘念之(1902—1988),1923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組織部長,中共黨團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等職。建國後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中央華東局統戰部政治處處長等職。1953年受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1979年平反,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顧問、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顧問等職。

[3]孩子劇團:以上海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於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劇團,隸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1月上海淪陷,劇團22人(約8~16歲)離開上海於1938年1月抵達武漢,4月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收編附屬第三廳。1939年1月,劇團遷往重慶到四川各地農村集鎮進行抗日宣傳,幫助中小學校及兒童保育院排練戲劇歌詠和組織演出。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3次下令將孩子劇團調歸重慶市衛戍司令部管轄,強行改組並撤換劇團原有各級領導幹部。1942年9月孩子劇團被迫解散。

[4]中直機關工作委員會1988年發文:“中國文聯機關黨委:《關於恢復吳荻舟同志黨齡問題的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恢復吳荻舟同志1930年1月至1948年2月的黨籍,黨齡從1930年1月算起。”

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論述《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投身戰鬥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從封面上看到,書名是《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作者是柳乃夫和吳狄周。從目錄頁看到,父親所寫是其中的一章《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頁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中日戰爭內頁

吳荻舟著《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