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4 十萬大山 

長沙大火善後工作做到1938年年底，長沙重新成為了支援抗日的前沿城市。我的父親吳荻舟和抗宣一隊的隊員們無暇“享受”哪怕片刻的安寧，隨即上路前往桂林。

據我母親張佩華回憶，從長沙到桂林是坐火車的，到達桂林是1938年12月21日。她在1989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回憶：暫時的安定中同志們都忙著打掃個人衛生。突然幾個女同志驚叫：襯衣上這麼多灰濛濛的小蟲子！洗頭髮的女同志也驚呼：頭髮裡這麼多小蟲子！男同志們哈哈大笑。原來，長沙大火把隊員們的個人衣物都燒光，忙了兩三個月，太髒了，身上頭上長了蝨子。其實男同志們身上也有，只是忍著不叫，讓女同志們出了“洋相”！

母親說：“這是個插曲，當時我看著身上頭上的蝨子也全身起雞皮疙瘩。但是沒有人埋怨，退縮，‘好玩’地鬧哄一陣就過去了。在長沙，‘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支配了每個人的思想，奮不顧身，不知不覺脫去了一些女孩子的嬌氣。我跟著同志們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來，也逐漸鍛煉得比較懂事。”

父親回憶說，當時日本飛機幾乎天天都來瘋狂轟炸，有時候一天拉幾次警報。防空警報一響，市民就往七星岩等處山洞跑，躲警報。就在剛到桂林幾天後，在一次敵機空襲中，曾經在武漢和長沙教抗宣一隊唱歌的音樂家張曙[1]遇難，他家房屋倒塌，陸續趕到的抗宣隊員看到父女二人血肉模糊的遺體，都傷心痛哭。

（圖一：1939年12月，桂林，張曙殉難處。）

抗宣一隊分岩洞教育、下鄉宣傳、文字宣傳和隊部工作四個組，在桂林街頭和近郊、工廠開展工作。除了每逢警報就利用人群集中的機會做宣傳，他們也在桂西路口一面牆上定期出版特大《抗宣壁報》，圍繞廣西、桂林具體情況，綜述抗日新聞，發表時事短論等，圖文並茂。他們演出小節目，唱救亡歌，開辦戰時兒童訓練班，組織80多名兒童認字、畫畫、唱歌、演戲，教他們抗戰知識。母親一定非常熱情投入這些唱歌和教學活動，發揮她的教學所長。

1939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屬下的“八一三歌詠隊”在上海淪陷後輾轉流動到廣西柳州，面臨解散困境，抗宣一隊吸收了10人，保存其主要力量，又吸收廣西學生軍以及桂林中學一批青年，歌詠實力大大增強，但是超編10餘人，經費緊張。隊務會決定將20個編制所得津貼統一分配，不論隊長隊員每人每月同樣只發幾元零用，超編隊員和正式隊員待遇是一樣的。

2月，《救亡日報》、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等組織了慰問前方戰士籌款活動，抗宣一隊也參加了，他們與演劇九隊、放映二隊聯合請焦菊隱[2]、馬彥祥導演石凌鶴的《黑地獄》，主要演員是抗宣一隊的陸金海和王天棟，演出時導演是洪深。

（圖二：石凌鶴和《黑地獄》宣傳。）

在這前後，《救亡日報》發表題為《生活在戰鬥中》的報導：“20多個男女青年……在武漢、湖南喚醒了千百個沉醉在糊塗之鄉的同胞”，“現在來到我們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觀眾看他們的《抗敵壁報》和標語，他們的壁報、標語有很大的激勵和感染力，警醒著人們，他們還感到不滿足，準備於最近邀請本市各個出壁報的團體，舉行壁報座談交換經驗，使壁報工作發揮更大的效用。”

父親在這樣繁忙艱苦的環境下也不忘筆耕，他寫了文章《農村宣傳工作的重要》刊登在《救亡日報》上。

母親在桂林遇到兩個熟人。

一個是她的表妹、我的表姨龔維瑤。抗宣一隊到桂林後暫時住在桂林中學，表姨正在那裡上學，兩人巧遇。表姨要母親介紹她參加抗宣一隊，不過沒多久她便退出，她家裡安排她到美國留學，後來嫁給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錢寧[3]。

（圖三：母親和她的表妹龔維瑤在桂林。）

母親遇到的另一個熟人是合肥星星小學的校長（母親稱校長為“校主”）孫滬芳（紀鐘毓也在一起），原來她們也是全家逃難到桂林。孫校主立即說，還有兩間空房，你們來住吧，也不收房租，多年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還感慨地說：“人情不是那麼淡泊。”

桂林是戰時西南大後方重鎮，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當時與蔣介石有矛盾，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給很多進步文化人士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他們紛紛從淪陷後的上海、武漢等地雲集桂林，運用各種形式反對消極抗戰，聲討大小漢奸叛國投敵賣國求榮。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也傳達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要抗宣一隊針對廣西的情況，加強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的抗日主張。

1939年3月，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得到情報，日寇侵佔廣西省北海市的潿洲島之後，企圖在北部灣的欽州、廉州、防城沿岸登陸，進攻西南大後方，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要抗宣一隊前往那裡做抗日宣傳和社會調查。全隊緊急動員到十萬大山及北部灣沿海流動工作。

這時母親已懷孕6個月。父親十分不安地向母親（當時名字是張瓊）解釋，隊的工作，他責無旁貸，必須全力以赴，盼母親理解。勸她退出抗宣隊，留在桂林工作，負責贍養一家老小。父親說，如果母親能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就是對他最大的幫助了。

母親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抗宣一隊的，多年後母親回憶說：“1938年，荻舟參加抗宣一隊後，動員我也參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禮。過去愛國，是遊行、喊口號。現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險沖出重圍，拯救人民那樣實幹了。在集體生活中和實際工作中，雖感新鮮，但不懂、不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習啊！不能自甘落後。”

可是現在，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歡快地踏上征程，心裡十分難過、無奈、委屈，多年後還覺得委屈呢。她說她也要努力奮鬥，在半年多集體生活中受到教育和感染，但是現在卻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了。剛剛打開的那一點思想缺口，再也無法擴大深入。

而父親率隊一走就是3個多月。3月31日，他們從桂林乘車到南寧，在南寧期間吸收了兩名會粵語的隊員。南寧以南的公路已遭破壞，必須徒步翻越桂南粵西交界的十萬大山和六萬大山。為適應山區居民分散的情況，他們演出的節目小型多樣。三、四月間，南疆一時驕陽似火，一時驟雨狂風，衣衫盡濕，轉眼雨過天晴，又曬得頭昏腦脹，女隊員艱苦更甚。大家將私人物品精簡，背負公物、道具，手持木棍，一行人在荒山野嶺魚貫前進，隊長殿后，往往幾十里不見人煙，逐村逐鎮向農民或者國民黨的駐軍宣傳抗日。

（圖四：1939年3月，抗宣一隊合影。）

翻過十萬大山就到達北部灣北岸，那裡是大片丘陵起伏的開闊地，有200多里的海岸線。防城的東興鎮和越南芒街只隔一條寬不足20米的北侖河，是北部灣北岸最西起點。抗宣一隊首先渡過3米左右寬的木橋去到越南的芒街，芒街方圓不到十平方公里，是越南政府劃出來便於中越人民集市的特區。地方雖小，卻有很多華僑，有中華商會和各屬會館。除經商者外，還有從事燒陶等行業的手工業者這裡是抗日宣傳的空白點，隊員們過河為華僑講解抗日形勢和中共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暴政。華僑們十分愛國，支持祖國抗戰。我方橋頭有一座牌坊，回程時美術組的吳少棠、陳會軺在上面書寫了兩條巨幅標語：“堅持團結、進步、民主、抗日”，“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當天下午回到東興鎮演出，結束東興鎮的工作後，抗宣一隊沿著北部灣海岸線從西至東，走遍村村鎮鎮。我查地圖看到北部灣海岸線曲折複雜，可以想像抗宣一隊工作之艱辛。

他們每到一處都做家庭訪問、社會調查、舉行抗日形勢報告會、座談會和演出晚會，當地很多男女青年參加上述活動後，紛紛要求加入抗宣一隊。烏家（地名）一個姓吳的女學生堅決要求跟抗宣一隊走，一隊反復勸她：你留在當地團結青年開展抗日活動，比跟我們走更有意義，她才留下了。

抗宣一隊也保存著一份在東興鎮的會議記錄，一個家庭父母兒女討論“敵人來了怎麼辦”，結論是“敵人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打，先做準備，殺漢奸、敵探，組織武裝，根絕資敵。”

在欽州龍門灣內一個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里、居民不足百戶的龍門島上演出時，負責燈光的孫天秩用彩紙和汽燈製造舞臺效果光。祖祖輩輩被漁霸壓迫抬不起頭的漁民，怎麼也不敢想像有人送戲上門，認真為他們演戲、唱歌，同他們親如手足，問寒問暖。當隊員用粵語向他們講述日寇暴行和我軍英勇殺敵的事蹟時，他們也憂心如焚：“敵人來了該怎麼辦？”“到十萬大山打遊擊。”

這裡漁民的房子是用貝殼、海螺殼壘的破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矮得伸不直腰。可是當抗宣一隊登門訪問，他們總是端著自己種的瓜、薯招待，工作了幾天，抗宣一隊要離開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到岸邊送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尊重他們，平等、友愛、溫暖對待他們。

當地的朋友悄悄告訴抗宣一隊，有一個連的國民黨軍隊跟著他們，他們到那裡，特務便跟到哪裡，父親說這事後來經桂軍某師政治部的王某證實。當時隊伍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有時一天換兩個地方，與後方聯絡很困難，也只有自己嚴加注意。父親和隊務會研究決定外鬆內緊，堅持工作，繼續前進。

（圖五：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經過大量社會調查，抗宣一隊瞭解到，沿海漁霸豪紳和“大天二”（土匪）橫行，私設關卡勒索養路費，強收捐稅，漁民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國民黨貪官污吏剝削下，貧富懸殊。龍門島上一大片又矮又破的漁民村舍旁邊，有一幢三層紅磚洋樓，據漁民說：那是國民黨海軍某艦長“金屋藏嬌”的地方。1938年日寇攻佔潿洲島時，他匆忙攜眷逃亡，遺棄10匹軍馬，在島上日夜遊蕩，踐踏莊稼，無人敢過問。潿洲島淪陷後，漢奸、奸商、敵探活動猖獗，佔領潿洲島的日寇缺糧，漢奸奸商便勾結起來盜運大米與物資資敵。

7月上旬，抗宣一隊經十萬大山的靈山、橫縣、南寧，回到桂林，交上社會調查報告。在總結演出時，他們匯報了敵探漢奸的活動和人民疾苦的有關情況，穿插演出一批新創作的小話劇、活報劇反映當地抗戰形勢，其中有父親在北海市冠嶺訪問燈塔工人後創作的話劇《燈塔》，以及《決堤》、《水車》和活報劇《團結起來打鬼子》等。

（圖六：剛剛回到桂林，就趕出抗敵壁報“七七事變”兩周年紀念號。）

回到桂林父親才知道，當他們還在廉州時，國民黨頑固派襲擊了湖南平江新四軍留守通訊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4]”，還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給合作抗日帶來險惡的陰影。

[1] 張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聶耳、任光等組織了左翼音樂團體“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 “全國歌詠協會”等，翌年與冼星海等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張曙短短一生創作200多首歌曲,其中《洪波曲》、《保衛國土》、《日落西山》、《丈夫去當兵》等最著名。1938年12月，他隨第三廳遷往桂林，1938年12月24日，與愛女張達真在日本飛機轟炸中犧牲，時年30歲，安葬於桂林七星岩下靈劍溪畔。

[2]焦菊隱（1905-1975），戲劇家和翻譯家，1930年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致力於中國戲曲研究及教學改革。1935年至1938年留學法國，曾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從事戲劇教學和導演工作。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擔任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全國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常務理事兼藝術委員會主任，第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

[3]錢寧（1922-1986）：中國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1951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4] 平江慘案：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通訊處，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等十幾個新四軍幹部慘遭殺害，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 兵荒馬亂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我保存著一頁沒頭沒尾的信，但是母親張佩華在背後注明“衡信4.17”——這是大舅張國衡的來信，講到1938年他們家離開合肥前那一段日子：

“……住的房子，那年夏天，姨奶在門外，給二叔振國燒紙，叫國樞（我的小舅）給紙錢磕頭，說是過繼給二叔的。住不長時間，就搬去東門外，一間大房子去了。就在那一年，抬了許多傷兵進門，連傷重死了的人也抬了進來。不久又搬到了東鼓樓劉先生的房子去了，第二年春，送樞去小學讀書，記得他在校門口哭著不肯進校門。那時好像是六歲，應該是1932年。那年發大水，門前的臭水溝漲水，記得爸爸拿著小板凳用板凳腿量小河漲水的快慢。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間，傍街的牆突然下陷，幸好未倒，好像不久，就搬去三育女中對面去住了。隨後又搬去X巷口孫先生那裡。記得那年夏季，米不夠吃，老奶就煮南瓜加面魚放點糖精給我們吃，也沒有過年的印象。隨後又搬到南門大街，門口有兩棵臭椿的第二進，說是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房子。在那裡第一次有過年的印象。也就在那一年，你有了工作，我得以進了初中，但好像不長，唯讀了三個月初中的課文也沒有學到什麼，只不過是複習了高小的課文而已。38年大年初一就離開了家，搬去雙河鎮沒半年土匪又燒了……”

在他們尚年幼的的短短幾年，搬了那麼多次家，也沒有像樣地過年的記憶，生活之艱難可見一斑！

我查了六安縣誌，看到：1924年6月，“大刀會”在六安縣太平集暴動，29日克六安城，成立自治第一軍。1928年4月12日，李老末股匪由河南商城竄入境內。6月3日破霍山城，8日破六安城，大肆燒殺淫掠，三日後離去。

關於大刀會在六安的興起，據說是1922—1924年馬聯甲任安徽軍務督理和省長時，對人民徵收“二五畝捐”、“八厘公債”、“救濟公債”。合肥縣知事袁勵宸、六安縣知事丁景炎、舒城縣知事李某等張貼佈告，嚴厲催征。因農民繳不起，皖西各縣監獄關押的“欠糧犯”占人犯的50％以上。1924年6月1日，大刀會首領夏雲峰、李家訓等召集會友200余人，殺死前來太平集捕人催糧的差役，並緊急發動會友起義。6月3日，太平集大刀會數千人召開暴動誓師大會。次日攻進六安縣城。

看來大刀會也是被國民黨苛捐雜稅逼得造反的窮人。但是站在母親的立場，大刀會暴動、土匪流竄、軍閥混戰、國民黨苛捐雜稅……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管哪方登場，總之是民不聊生。

母親和舅舅們常常看見“甲長”來向曾外祖母敲詐勒索，派捐款，母親對此感到十分氣憤。但是曾外祖母怕孩子們闖禍，不許她們插嘴，由她自己和那個壞蛋去“磨”，“討價還價”。母親家雖然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境地，可是孩子們平時想買一支鉛筆，也要躊躇半天，才敢向外祖母開口。母親說，為什麼這個傢伙常來白要錢，而我們說理還可能闖禍呢？

這種不平在母親心裡鬱積起來，沒法解決，她卻在耶穌的身上找到“出路”，母親說，她當時認為，耶穌是“同情”窮人，講究“公平”的，加上學校和外祖母的影響，她在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就受了“洗禮”，信起耶穌來了。

母親十八九歲的時候，外祖母幫她找到一份兼職，在教會醫院管理伙食，工資15元，這算是她家一點固定收入。外祖父原本蒸蒸日上的診所，歷經大火和土匪搶劫，越搬越遠，其時在雙河鎮，已經不能按月寄錢回家。

母親是老大，她初中畢業的時候，大舅高小畢業，該進初中。但是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升學，外祖父母反復商量，覺得誰讀完初中也幹不了什麼，不如讓我母親先讀高中，畢業後再培養舅舅讀初中。他們停下舅舅的學業，讓我母親讀高中。這在重男輕女的舊中國還是很少有的吧？也許是學醫過程中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令外祖父思想比較開放。

六安有個貞節牌坊，是為一名十四歲可憐女子樹立的，因為她的未婚夫死亡，她便自盡追隨，此為貞節。幸好這種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的道德枷鎖正一點點崩潰。

母親記得在三育中學上學時有過兩三次政治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母親剛上初中不久，教會學校雖然保守，但是受到外界的衝擊，不得不同意同學們參加了當時合肥全城的學生組織，抵制日貨，母親也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搞查日貨抓奸商的運動。

1936年“雙十二”即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城學生遊行慶祝蔣介石脫險，三育學生也集體參加了這次遊行。那時母親已經是高中生。

母親回憶說：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們是畢業班，正緊張準備會考（由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出題，全城中學生集中考畢業試），並且受到“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家境貧寒者要找工作，富有者要考大學，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會考”必須合格，否則就得留級，所以抗日運動幾乎沒有觸動他們。當時合肥學生組織是有活動的，學校指派同學在他們控制下參加。跟著放暑假，學生也就散了。

母親學習努力，歷史和數學都很好，鋼筆字寫得尤其漂亮。

不過她說，儘管成績優秀，學校也答應聘她教小學，可是畢業後遲遲收不到聘書，她和外祖母分析是因為太不機靈，沒有走門路做人情，沒有任何過硬關係為她保薦。半個暑假過去，還沒有消息，她們母女兩個都倔強，不肯服軟低頭，母親後來說：“這不但是欺負我，簡直是威脅我。”她接受另外一間小學、星星小學的聘請，每月工資15元。看見她這樣，三育立刻要她回去，給18元。母親卻寧肯要15元，不要18元（要知道，當時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大約就是3元啊），她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受人侮辱，就是當時指導我行動的好格言”，外祖母也支持她。

1919年，當父親在福建家鄉上小學、參與到抵制日貨、呼應五四運動的學生行列中的時候，母親還在繈褓中。1931年共產黨在合肥搞飛行集會的時候，父親則在上海的飛行集會上被捕，鋃鐺入獄，那年母親13歲。1937年父親作為副團長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來到安徽，母親剛剛高中畢業，20歲。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即將交集在抗日烽火下。

1937年9月1日，母親開始在星星小學教書。星星小學是外祖母的同學孫梅芳的妹妹孫滬芳辦的私立小學，孫家是地主，當時孫滬芳和她的同學紀鐘毓兩位基督徒有辦教育的理想，外祖母就同意我母親去她們那裡教書。可是，才教了三個月，日本鬼子就逼近合肥。

1938年春，母親一家逃到外祖父行醫的雙河鎮。母親說：合肥的家也被燒了，從此我家成了難民。

到了雙河鎮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母親到當地的衛氏小學教書，校長是衛淵如，母親的工資只有10元。雙河鎮是位於合肥、六安、舒城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外祖父在那裡行醫，加上母親的工作收入，一家勉強維持生活。外祖父醫術較好，對窮苦人比較照顧，和鎮上群眾關係很好。鎮上大戶請他看病，常常不給錢，不過為了能在鎮上“站得住腳”，外祖父還是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第一章提到過，1938年3、4月間，父親率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雙河鎮宣傳抗日，服務團裡有位元女團員石雪書。母親回憶：“平型關大捷時（1937年9月25日）我正在星星小學教書，見報興奮極了。1938年初，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其餘團員聽說分散在舒城和附近市鎮上工作）到雙河鎮來宣傳抗日救國。當時，鎮上的知識青年不多，他們一來就找到了我們，特別是女團員石雪書和我很友好。以後，在他們組織領導下一起在鎮上宣傳抗日。吳荻舟是他們團的負責人之一。”“聽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談前線後方的情況，介紹我看《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們介紹的這些新鮮事物，對我的鼓舞極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啟發了我對國家民族的關心。特別是男女隊員們離開家庭為救國救民而鬥爭，非常吸引我。”

外祖母蔡繼文很開通，不但允許母親和石雪書交朋友，還同意她晚上在小學陪石雪書睡稻草地鋪。這是母親初次接觸外面來的新女性，聽她講述外面的新鮮事物。

父親到了雙河鎮，看到我的兩個小舅活潑天真，就帶他們去唱歌演戲，大家漸漸熟悉起來。當時父親在南京中央監獄坐牢七年剛剛出獄，發表過《從國際法論中國抗日》等文章和小說、劇本，指出中國人民必勝，又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者組團到處宣傳抗日。

母親對我說：“我們在這個小地方，從來沒聽說過共產主義、抗日救亡這些大道理，聽你爸爸他們這樣一宣傳，全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頭腦開竅，開始懂得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很佩服。”

母親還說：“認識了你爸爸，聽到更多關於革命鬥爭的事蹟，就更嚮往了，在茫茫的黑暗中有了一點朦朦朧朧的亮光，就是要鬥爭才有前途。”“我從你爸爸那裡聽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窮人的大道理，為什麼共產黨打日本鬼那麼勇敢猛烈，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只有抗日救亡才能保衛人民。日本鬼亡了我們東北三省，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高粱葉子》說明亡國的痛苦，說明亡國奴是不能當的。由於國共合作抗戰，我聽到了關於共產黨傳奇式的事蹟，我就很佩服共產黨了。”

日軍逼近舒城時，外祖父已經被國民黨徵召去救護傷兵，顧不了家。母親回憶說：“記得父親生了病，眼睛紅腫睜不開，也不能回來”。不久，雙河鎮聽見炮聲，日軍逼近了。外祖父來信叫外祖母帶全家逃命，可憐我的外祖母手捧地圖，不知道日寇將從哪方襲來，一籌莫展。外祖父遂托他的一名助手帶一家人去舒城，因為這位助手的家屬均在城內。

不料，他們走到半路，突然看見城內難民蜂擁逃來，說日機轟炸合肥，並向舒城襲來，舒城疏散，只許出不許進。這名助手撂下母親一家，倉惶而去。母親一家進退維谷之際，碰上父親。父親去彙報工作，因為進不了城，正折返工作地點蔡家店聯保主任處。父親把母親一家帶到蔡家店暫住。

舒城遭日機猛烈轟炸，距城很遠都能看見縣城上空一片通紅，全城緊急疏散人口。時值春荒，農民斷炊，有的貧民淪為“土匪”，導致匪民不分。

蔡家店聯保主任是褚家圍子的地主之一。母親一家和父親一行滯留在蔡家店期間，一天，“土匪”突然包圍了褚家圍子，圍內群眾十分驚慌。

父親當天正在褚家圍子內工作。他認為日寇即將到來，剿“匪”是內耗，有些所謂“土匪”也是被生活所逼，鋌而走險，還有原來的紅軍或國民黨圍剿時被裹挾的進步群眾。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沖出重圍籲請廣西駐軍李品仙部派兵解圍，建議招安，得到李品仙同意。

這事辦成功後，聯保主任、群眾和“土匪”都很感動，很信任父親。在這個基礎上，父親說服聯保主任勸他的父親開倉賑濟饑民，再說服群眾在日寇入侵前把地主的餘糧運入山區堅壁，既免資敵，又可供逃進大山的農民們食用。

這次招安成功後，廣西部隊在六安和舒城之間的山南館設了招安站，要父親協助勸說大別山上的另一部分“土匪”接受招安，共同抗日。其中100多名土匪果然下山談判改編，誰知到了雙河鎮，當地保安部隊竟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圍子裡，要剿滅他們。父親為了消除誤會，又一次冒險單人匹馬突圍飛奔l0餘公里，找到山南館招安站，解決了收編問題，父親還旁聽了他們的談判。

在這次冒險突圍時，父親以衛衣蒙在頭上“防彈”，騎馬沖出圍子，以後幾十年中，我多次聽母親笑著提起這段往事，說他用衛衣防彈固然冒失，但他愛護民眾，不惜拼命，勇氣可嘉。

第一章介紹過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他對當時的土匪情況有如下描述：“敵人（日軍）佔領縣城，便分兵駐守縣內安合路沿線一些重要市鎮，全縣除（新四軍）四支隊所在的西南山區外，土匪蜂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亂。”他作為縣長，還曾經和盤踞在三河的土匪頭子王大拖刀談判，要他“在舒城的活動範圍不能超出靠近三河的五個鄉”！

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