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 自強女性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父親吳荻舟奔波在兩湖兩廣雲南貴州白山黑水之間創造戰時文藝的歷史奇跡，沒有父親支援，母親張佩華並沒有自怨自艾。

母親在晚年曾經和我說，第一次在桂林郊區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的時候，大姐出水痘，痊癒後母親帶她上托兒所，外祖母不放心，來看大姐，大姐坐在那裡歪著頭對她們笑。外祖母一看就哭了，罵母親不懂事。原來大姐病後沒調理好，抬不起頭。外祖母心疼得放聲大哭，抱起大姐，給她披上衣服，罵著走了。母親也很難過，跑到山後大哭一場。母親不得已辭掉這份幾乎沒工資的工作，不過她和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建立和保持了友誼。以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小職員，直到1941年下半年經合肥星星小學另一位校長紀鐘毓介紹到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工作，做了“公務員”，生活才比較安定。

母親記得，圖書館館長叫龍兆佛。母親曾經說：那些公務員來借書，都自以為有特權，不守規則，動輒以官腔訓斥，十分受氣。母親和他們講理，龍館長怕母親闖禍，叫母親“不要驕傲”。

我找到龍兆佛在1941年9月寫的一篇文章《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概況》（原載《建設研究》，六卷一期，1941年9月桂林出版），介紹圖書館沿革和藏書規模等。當時該館已有三十年歷史，宣統三年（1909年）落成，1919年因為經費問題改為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圖書館，1928年改為廣西省立第一圖書館，1937年改為廣西省政府圖書館，1940年5月改為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

到龍兆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歷年接收許多大小單位圖書館的藏書、各地書局和個人贈書，館藏18萬冊中外圖書雜誌，各地報紙100多份。藏書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文學次之，史地和科學等類又次之。龍兆佛特別指出：“非本館選購時有所偏重，因為國內出版物之比例亦複如是。”他還說：“僻處邊隅之廣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偉大之圖書館建築物，前輩之熱心讀書館教育，亦殊值得紀念也。”從文章看，龍兆佛有抱負，可惜戰亂中難以施展（1944年8月他辭職離開，繼任者黃遠智）。

（圖一：現存最早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照片。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書館有總務、採編、閱覽、特藏四個部門，每日開館13個小時，全年無休，四間閱覽室，每天接待約1000人，工作量相當大。圖書館對面就是廣西省政府，加之一年前這裡還是“政府圖書館”，母親感覺“受氣”也是可能的，不過她在這裡一幹就是三年。

（圖二：桂林圖書館閱覽室舊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父親回桂林養病期間寫《世界文藝思潮史話》時，母親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了兩年，有此便利條件，父親借閱了大量參考書。母親感謝圖書館閱覽室張志平主任，讓她把成堆成堆的書往家裡帶。短短半年，父親便寫完《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還寫出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劇本初稿。

母親在1968年寫的自傳裡說，當時她也借機看了很多進步書刊，蘇聯小說，頗受影響。她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吃飯而做工，與螞蟻何異？她認為，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職業”，為了生活，養父母孩子，總得賺點錢，所以她做文員，當保育員。另一種是“事業”，事業是一種理想，追求這種理想是要奮鬥一輩子的。她說她當時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理想應該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因為自己也受過窮苦的折磨，覺得為窮人做有益的事是應該的。支持父親搞抗宣隊演劇隊，也是靠這種思想支撐，抗日是救國救民的大事，她不要依賴父親養家，不要把兩個人都拖到只為生活好一些的忙碌中去。

母親對宗教的態度也有根本的改變。母親說：外祖母在安徽老家時本是虔誠的教徒，到桂林不久，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個傳教士，自稱“石新我”，說自己是基督教一個流派的傳教士。他標新立異，不承認傳統的耶誕節（說聖經上沒有這個日子），招搖撞騙的本事特別大，居然敢“預言”。他只在教徒家裡傳道，不進教堂。校主孫滬芳和紀鐘毓首先迷上，跟著，外祖母也迷上。母親跟著外祖母去了幾次，逐漸發現“不對勁”，孫滬芳等的國家民族觀念慢慢都沒有了，不看報，認為戰爭不合教義，太殘酷，與她們沒關係。母親懷疑這個宗教把人引上更加自私自利的路。每到星期天，母親和外祖母就鬧矛盾：外祖母要拉母親和她一起去，母親希望外祖母不要拉自己去。後來，校主們搬了家，外祖母在母親和其他家人幫助下也不去了。母親說，她和宗教從此絕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了轉變。不過母親說，她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就在這期間，母親曾經工作過幾個月的觀音山育英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幾次找她回去。陳葆真動員母親和她合作，因為她的丈夫蔣朝江在全縣研究成功水力磨麵粉，她要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推銷麵粉，籌措經費、賺錢補貼托兒所，她希望母親回去主管內部，她不在的時候幫忙管理。

母親說，在當時，誰肯幹無名無利的事，就被視為進步，陳葆真出身地主家庭，廣西大學肄業，經濟雖富裕，人還是比較儉樸，願意幹點有意義的事。她倆都認為職業是謀生，為窮人做事不是職業，是事業。幹事業是要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的。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能為窮苦人辦點好事，就是“進步”。於是母親放棄正正規規做了三年的圖書館幹事工作，心甘情願回托兒所為“小職工”服務。母親說她當時還不懂得階級分析，只認為陳葆真是在幹好事，應該幫助她。這是自己接受“兩萬五千里長征”和長沙大火善後工作中“為人民服務”教育的收穫，雖然簡單幼稚，卻是一種有犧牲精神的實際行動，她在晚年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時候那股衝勁還是應該肯定的。

托兒所雖然沒有圖書館工資多，但是提供免費房子和伙食，孩子也可以免費進托兒所，在收支平衡上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大舅張國衡已經考上“郵務佐”（高小畢業水準的低級職員），和母親兩人一起贍養外祖父母，母親的負擔減輕，也是她敢於辭職換工作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還是僅夠一家老小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母親回憶說，這個托兒所收費低廉，受託兒童最多的時候約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一般職員的孩子，只有少數例外，還拾到過棄嬰。保姆則多為逃難到桂林的流亡婦女，工資很少。陳葆真丈夫的父親是全縣的官僚地主，和當時的桂林市長還有親戚關係，她通過這層關係從市政府爭取到幾間在觀音山下的“疏散屋”（很簡陋的竹牆瓦頂屋，是日本鬼子狂炸桂林時市政府在郊區蓋的。因交通不便，房子不好，沒人肯去住），歷盡艱難創辦育英托兒所。母親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桂林只有這一家托兒所。第二次去的時候，桂林又多了國民黨“婦聯”、“新生活會”辦的托兒所，有專用的房子，有專款，是貴族式的、官方的，對比之下，育英托兒所顯得特別寒酸。母親說，她學抗宣一隊搞民主，和全體保育員商量，用有限的經費，用全部力量，用大眾化的食物如青菜豆腐，來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減輕家長負擔。當婦聯托兒所因為管理不善，有孩子被燙傷，她立即用此例子教育全體職工，一定要辦得比她們更好。

1944年春天，劇宣七隊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演出《法西斯細菌》，陳葆真和母親一起去要求七隊多演一場，收入支持育英托兒所，七隊同意了，籌到了2、3萬元。保育員們很受鼓舞，有人驚訝地問，演劇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嗎？有人說要謝謝母親。母親解釋，這不是吳荻舟和我的私人關係，實在是七隊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

母親看到，不少她熟悉的隊員已經離開，而新隊員更年輕、熱情積極、生氣勃勃，劇宣七隊已經是一支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抗日宣傳隊。1989年2月她在寄給廣州某刊物的《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寫道：“我真羡慕他們在集體生活中奔放開朗、深思熟慮的工作和追求，我則孤軍奮鬥，不知何日到頭，說不出的惆悵。可是吳荻舟卻對我能獨立養家，不拉他‘後腿’表示‘滿意’。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

“後腿”和“滿意”打了引號，顯然母親心裡感到很苦。她在自傳裡寫過這樣的話：“在桂林居住的幾年中，只有吳荻舟全身浮腫嚴重回來休息過較長時間，此外他很少在家，一年中只偶爾回來一兩次。吳荻舟對我的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擺脫了宗教迷信的精神束縛，把我從對現實的失望、無可奈何的消極狀態中解脫出來，敢於鬥爭了。幫助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培養我對中國共產黨初步的、正確的認識，使我對黨產生了無限嚮往，信任與崇敬。這樣，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就有了一個轉變，雖然還很簡單幼稚，這個轉變，對我的思想發展有很大關係。”

母親說，她在托兒所院子裡種了一棵桂花樹，如果現在（2012年）還在，應該合抱很粗。

1943年8月至1944年初，母親他們曾經有一位特殊的鄰居。母親記得他們當時所住的桂林西郊，房後是觀音山，房前空曠，很遠處也是山，山下住著國民黨的部隊。母親告訴我，他們住的是一排五間麻秸房，從左向右依次是鼎鼎大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一家、他的秘書一家、房東、穆木天[1]，然後是母親一家。母親說，幾家的孩子們常常在門前空曠地帶一起玩，不過大人都吩咐孩子不去葉家打攪。葉家在房後種了菜，還養豬養羊。葉挺當時被軟禁，有一天，有人喊：“你的羊跑了！”葉挺爬上山找，其實是國民黨引他出去，把他抓走。

（圖三：我為母親手繪她記憶中的桂林舊居環境。）

母親告訴我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94歲。我上網查了很久，希望找到文章證實母親的記憶。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父親葉挺在桂林被騙遭捕的經過》，是葉挺的兒子葉正明訪問，但文章只是節錄，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捕，1942年下半年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1943年8月確曾被押送去桂林，次年1月又押回恩施，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但是沒有受騙細節。我繼續找，找到南京市建鄴區圖書館錢丹的文章：1943～1944年間，葉挺曾被軟禁在桂林。當時李濟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葉將軍名義上是他的“高參”，實際上是行動受監視的政治犯，處於半自由狀態，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揚眉與他同住，但是他們連生活都沒有保障，要自己種菜和養豬養羊。一天，葉挺正在家附近山坡上放羊，一個特務跑去騙他：“葉高參，你的羊跑了！”葉挺去看時，他們從埋伏的樹後衝出來，把他綁架，押回恩施，不久又押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經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涉他才獲釋，卻在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大敵當前，只能養豬養羊維持生計，最後不幸遇難，令人不勝唏噓。小時候我們都學過葉挺將軍的《囚歌》，印象深刻，沒想到他和母親一家曾為鄰居。重溫《囚歌》，我似乎也聽到了父親坐牢八年期間的心聲。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圖四：寫在牢房牆上的葉挺將軍《囚歌》。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4年日寇大舉南下，桂林疏散，大舅張國衡帶著外祖父母跟郵局系統撤退。母親說，當時火車只通到獨山，逃難的人千千萬萬，沿途坐汽車要靠搶，坐輪船要靠搶，生離死別的心情籠罩在每個人心頭，特別是窮苦人，寸步難行。母親全家一點積蓄也沒有，她找陳葆真借了一萬元，全部交給外祖父母做盤纏。1946年到了香港，母親寫信給陳葆真商量如何還錢（那時國民黨幣貶值，如折合計算，母親即無力償還），陳葆真來信要母親用這個錢給她寄進步書報。寄了幾次，她來信說不要寄了。再後來母親去了新加坡，兩人失去聯繫。

大舅張國衡在1972年元月16日寫給母親的信裡說，桂林吃緊，那天下午，他站在新橋路頭，當母親帶著大姐經過那裡，大姐見到他，抱住他的腿大哭，不願離開外婆，要大舅把她留下來。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記憶猶新。我寫到這裡，也如身臨其境，十分傷感。

說到桂林疏散，我想引用一段關於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疏散故事，雖然與父母沒有直接關係，卻也算是對當時亂局的佐證，讓我們看到在“狼狽”中堅守的中國人：

1946年接任館長的唐現之在《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之今昔》（原載《廣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7年3月15日出版）一文描述了一幅慘烈的圖景：抗戰期間，該圖書館曾將重要圖書遷藏於棲霞山洞暨園背村公所等處，保管煞費心力。特別是44年秋，日軍侵桂，圖書館奉令疏散，當時龍兆佛館長已經辭職，黃遠智代館長臨危受命，將館中最重要圖書裝箱，計約七萬餘冊。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只獲分配一艘二十五噸民船，容量只能載一半最重要特藏書，至9月初領到疏散費四十萬元，增雇民船五艘，才將全館三分之一圖書運到指定疏散地——昭平縣當裕鄉。周圍各縣先後淪陷，昭平三面皆敵，圖書館與省府失聯，經費無從領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隨館疏散人員再把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頭存放，最危險的時候，敵人離開館藏圖書僅五里地，館中同仁憂心戚戚。所幸不到一年，迎來日本投降，十二月初得以將疏散的大批圖書安然運回桂林。而在桂林沒能搬走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建築設備，均成焦土，蕩然無存。

（圖五：文化名城桂林化作一片廢墟。）

母親隨七隊先在韶關落腳，父親和七隊前往贛州期間，母親獨留於此。1945年1月，日寇進逼韶關，當時七隊在贛州流動演出，後方只有父親和懷孕的母親，還有全部公私物資。七戰區下令放棄韶關，疏散往“三南”，父親千方百計用重價租到一條小船，裝上全隊公私物資，載著兩個孕婦（另一個是政治部某人的妻子請求支持，她的妹妹是助產士），互相照顧著，在隆隆的炮聲中溯湞水而上，半路上，在南雄，母親生下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哥。南雄是座歷史厚重的文化名城，自古是嶺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粵贛邊境的商品集散地，著名的梅關古道，珠璣巷等至今吸引遊人訪古探幽，但是當年父母哪裡會有這種閒情逸致。

第二天，聽到機關槍響，父親立即安排上路。這次搭上戰區某部汽車，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身邊依偎著六歲的大姐，嚴寒下，車子在五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前面的路不通了，車子久久不能前進，水箱凍住，車的長龍也不動了。司機們乘機紛紛下車去找吃喝住宿，父親也下車找到農家，先接母親前往，回頭再接大姐，大姐久等不見父母，已驚得嚎啕大哭。產婦一天無水入口，母親記得到了和平縣城才吃到一天裡第一口稀飯。嬰兒的尿布是鄉下買的草紙，濕了撕開晾乾再用。沿途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奪路而逃，老弱垂危倒臥路旁，誰也顧不上停下腳步看一眼，更不用說伸出援手。

母親形容說，和平是個小山城，七戰區的軍政機關、幹部家屬一下子湧來，搶購食物，爭奪住房和交通工具，小城像失了火一樣亂作一團，“強者勝”，弱者啼饑號寒，慘不忍睹。

父親後來說，母親能在那種絕境中活下來真是奇跡。

[1] 穆木天：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筆名穆木天。1918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1年加入“左聯”， 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解放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5 戰時文藝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9年抗宣一隊從桂南流動回到桂林。

三個月沒著家，吳荻舟榮升父親。當時我母親張佩華帶著小嬰兒，又要照顧流亡到桂林的外祖父母，日子別提多艱難。

據母親回憶，她在桂林找過許多次工作。第一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管抗宣隊的三組組長張志讓介紹她去找某主任，某主任聽說母親是從抗宣一隊退下來的，笑臉立即變成冷臉：“你回去等通知吧。”母親沒有一點社會經驗，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後來才知道，母親視作光榮的抗宣一隊經歷，他卻看做洪水猛獸。

星星小學校長孫滬芳的妹夫夏奎介紹母親到郵務工會做文書，每天晚上去做幾小時抄寫、記錄之類的工作。母親說：大概我太沒經驗了，三四個月後就被辭退。之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再後來抗宣一隊的白樺阿姨介紹她去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可以帶著孩子去，不過除了包伙食和幾元零用錢外沒有工資。不久，我大姐出麻疹，愈後需錢調理，母親又要另找工作。

這時候外祖父已經結束了湖南邵陽傷兵醫院的工作，還在全州中學做過校醫，可是流亡到桂林後就沒有工作了。我想像不到，這一家老小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我在美國印第安那州麥迪遜市參觀過一位醫生世家的祖屋，也就是100多年歷史。外間書架上放著一排排病歷，裡間放著年代已久的簡陋的醫療設備，我頓時想起外祖父，如果不是兵荒馬亂，或許，在合肥老家也會留下一所百年老診所。憑外祖父行醫有道，母親工作幫補家計，撫育三個舅舅受教育、長大成人，或許有哪個舅舅繼承外祖父的診所，他們肯定能過上殷實人家的生活。

整個抗戰期間父親對母親沒有一點點支援，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時間上。工作高度緊張，他也顧不上家啊。

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的時候，國民黨正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1]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周恩來主持）的指示：1.為了工作，被強迫時，可集體參加；2.如有（共產）黨員身份暴露，不便參加的，要設法安全撤退；3.對民主黨派，不願參加（國民黨）的要安排離隊。

隊務會把這個問題慎重地告訴隊員們時，全體隊員堅決表示不參加。有些提出要離隊，不願參加又不願離隊的提出種種藉口：有的說自己有宗教信仰（基督教徒、佛教徒等），不參加政黨；有的說不滿年齡不必參加等等。隊務會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認為桂系勢力長期鬧獨立性，曾發動過迫蔣（介石）抗日運動，他們要依靠進步力量，頂住時刻都要擠進來的國民黨嫡系勢力，對國民黨要求廣西省各機關團體（包括機關、學校、警察局）集體加入國民黨也很反感。隊務會議決，為了確保隊的生存，做好兩手準備，一是拖，二是參加，但以拖為主。只要行營政治部不催促便拖，拖到無法再拖時再辦，盡可能離開桂林，多到各地流動。

他們到桂林與貴州間的永福縣流動了一個月左右，慰問當時趕修桂林到貴陽鐵路的築路工人和當地群眾。

廣西省委通過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協助舉辦合作幹部訓練班和農事幹部訓練班，物色群眾骨幹做《抗宣通訊》的通訊員，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先後共物色數百名青年，訓練班結束後，分配到各鄉鎮合作社或農業推廣站當幹部，同時期還辦了一個刊物《農村生活》。

馮乃超、李克農指示父親帶幾位隊員去靈川縣（八路軍郊區辦事處附近）探望在長沙共同戰鬥過的鹿地亙並協助他們演出，包括搞舞臺效果、燈光和服裝等後臺工作。抗宣一隊派出一組隊員協助“日本反戰同盟”演出鹿地亙的大型話劇《三兄弟》。

（圖一：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反映日本人民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反戰同盟大部分成員是日本戰俘，領導人是鹿地亙。）

還有的隊員留在桂林堅持街頭宣傳，按期編《抗宣壁報》外，先後參加桂林戲劇界籌建小劇場，為《救亡日報》籌集資金，公演《一年間》等。這次公演規模很大，分為國、粵、桂三種語言先後舉行。

1939年11月，日軍在北部灣沿海登陸，沿公路侵入桂南，打到南寧以北，逼近賓陽的昆侖關，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路地方民兵配合下，在昆侖關與入侵日軍血戰得勝。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編輯、刻蠟板、油印小報《前線》，送到前線。

他們還與“樂群社”合作，舉辦樂群社歌詠訓練班，成立“樂群社歌詠團”，給地方上培訓了一批歌詠骨幹，該團後來參加抗宣一隊演出的《農村曲》、《軍民進行曲》等歌劇。

同時，父親參加了桂林戲劇界勞軍團赴賓陽勞軍，團長是京劇演員劉筱衡。

在賓陽，父親重遇30年代初一起坐牢的難友左洪濤。當時他是以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機要秘書身份陪張發奎從韶關到桂南視察的，父親不知底細，不敢和他多說話。

父親說：“後來，左洪濤兩次經過桂林，到我家密談，告訴我許多難友出獄後的情況，分析當前形勢等。”左洪濤說了自己如何經郭沫若介紹參加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屬下的“戰地服務隊”，如何從華東轉戰到華南，當上張發奎的機要秘書。由此父親察覺到他與中共組織的聯繫，也道出自己出獄後如何與柳乃夫組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如何擔任抗宣一隊隊長的經過。左洪濤獲悉父親l937年出獄至今仍未找到被捕前的黨組織連絡人，未接上組織關係，答應幫助父親，但是，還是那句話：要找到證明人。

以後多年裡，父親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便向左洪濤請教，左洪濤也千方百計將中共的指示傳達給父親，在舊交的基礎上，兩人建立了新的更密切關係。

1940年初夏，父親率隊到湘桂、粵漢鐵路沿線流動工作，在粵漢線的郴州，除了街頭宣傳外，重點是在那裡一所頗具規模的傷兵醫院慰問演出，和傷兵談心，宣傳抗日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傷癒後重上前線。傷患們傾訴院方克扣他們的伙食和醫藥費，置他們的病痛、生命於不顧，激憤地說與其在這裡無限期地受罪，不如死在前線。隊員們只能在心裡同情，無法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一周後，他們沿著鐵路逐鄉逐鎮流動宣傳。在衡陽、零陵等大站、市鎮均有演出，在小站、農村只作文字、漫畫、歌詠和講演。一站站往回走，直到廣西興安縣，才駐紮下來。

抗宣一隊住在興安縣的文廟內時，我的大舅張國衡也參加了抗宣一隊。大舅記得，周圍都是低矮的茅屋，滿街製造松明的手工作坊。休息、排練等一切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文廟的大殿內。他說，文廟不知道建於何時，抗宣一隊住進去時，廟內到處是雜物、青苔，很久沒有人清掃過，神龕上也有許多灰塵。文廟本身建築很考究，可惜無人管理。著名的靈渠（南渠）穿過興安縣城，渠上有幾座石橋，“湘漓分流”、“飛來石”風光秀麗。當時正是仲麥前後，氣候溫暖，忙碌一天后，年輕人喜歡跑到河裡游泳嬉戲，水流緩慢，清澈透明，浸入水中，一天的疲勞都忘記了。

（圖二：1987年，大舅曾和其他隊員回興安探訪，興安已經到處是高樓，馬路寬闊，文廟變成公安局所在地。宋代用糯米和蛋清混合物作為粘合劑的蘇定橋，保存至今，其他橋多已重建，失卻了原有風味。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興安休整總結工作時，父親他們注意到，鐵路沿線鄉鎮群眾愛看具有濃厚民族特點、唱念做打齊全的湘劇、桂劇，用普通話演唱抗日歌曲也很受歡迎，反應熱烈。不過那時候群眾不習慣看話劇，父親說：當然也可能由於我們演出水準不高，無法吸引他們。往往未到閉幕，觀眾已寥寥無幾。一次在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演出話劇《改期結婚》，觀眾不斷散去，閉幕時只剩下不敢自由行動的國民黨駐軍士兵和帶隊的下級軍官。

兴安

（圖三：1939年抗宣一隊在興安。）

徐方略從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拿到一本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輯的《歌劇集》，其中有《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音樂組長林韻提出試排《農村曲》，得到隊務會同意。《農村曲》這部三幕歌劇描寫人民在日寇鐵蹄下的苦難生活以及群眾自發生產支援前方，反對漢奸，共同打擊敵人，最後取得勝利。情節比較簡單，主題明確，有點像話劇加唱，唱做之間還有音樂過門，通俗易懂。加上興安人講廣西官話，與普通話比較接近，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圖四：《農村曲》劇照。）

開幕前先把劇情向觀眾作個簡單介紹，當演出進行到父母被日寇殺害、哥哥被燒死、姐姐被奸死的逃難女孩小毛唱著“東洋鬼子多兇惡，殺死了我的爹和媽……”出場時，觀眾淚水汪汪地看著她，有的觀眾甚至哭出聲來，對小毛的遭遇極為同情，對日寇的兇殘極為仇恨。從開幕到閉幕沒有一個人離場，幕落後群眾還不走，詢問：“演小毛的演員，是不是就是小毛?”

抗宣一隊成立的時候，成員是一批來自五湖四海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血青年，並沒受過藝術訓練，極個別學生出身的隊員在學校或在武漢參加抗日團體時才唱過救亡歌曲，對歌劇藝術一無所知。現在，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提高了對藝術的認識和追求，父親他們希望因勢利導、幫助大家更上一層樓，把抗宣一隊改造成以歌舞劇為主要宣傳手段的藝術隊伍。

1940年6月加入抗宣一隊的胡振表在《回憶吳荻舟同志的二三事》中回顧說，當時，他之前所在的江西革命老區政治空氣已經到了無法工作的地步，經地下黨介紹，他從江西坐上地下交通的軍車，幾經輾轉到達廣西桂林，幾天後去興安找到我父親。父親向他介紹了隊的情況，讓他先用幾天時間熟悉一下環境。胡振表說，第二天一早起床，就看到有些同志在練嗓子，有些在練樂器，還有些在看書。太陽升起來後又一起做早操，早餐後馬上召集開朝會，由隊長宣佈當天工作安排，然後各自分頭工作，他認為這裡與江西的氣氛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1940年8月從興安回到桂林後，父親就去請舞蹈專家吳曉邦[2]指導加工《農村曲》和排練《生產大合唱》，於9月中假樂群社演出歌劇《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吳曉邦9月26日在《救亡日報》上撰文《大膽的嘗試》，談到排練的情況，還說：“我這樣做，是想引起桂林樂壇重視，繼續嘗試，奠下中國新歌劇的基礎。”文章立即引起桂林文藝界的重視，《救亡日報》還寫專文介紹。

很多觀眾和讀者寫信要求多演出這樣的劇碼。他們說：“看著《生產大合唱》中剛勁有力、節奏利索的舞蹈，聽著‘個個村笑嘻嘻，又有耕牛又有雞，老人婦女多生產，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去殺敵’的歌聲時，一股革命樂觀主義氣氛，使自己忘記是在桂林逃難，仿佛自己正懷著‘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信心，在八路軍、人民武裝控制下的黃河兩岸、華北平原上參加生產支前，參加殺敵。”

[1]李克農(1899.9.15~1962.2.9)，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參加過長征，抗戰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部長。1953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2]吳曉邦（1906年－1995年）江蘇太倉人。舞蹈家、舞蹈教育家。1929年至1932年，吳曉邦三度赴日本學習芭蕾及現代舞。歸國後在上海開辦舞蹈學校，舉辦作品展，演出反映社會現實的舞蹈。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曉邦輾轉全國各地，創作了近百個舞蹈作品，主題包括抗擊法西斯，反對封建禮教，喚起民眾等等。1945年，與妻子盛捷（舞蹈家）一起赴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曉邦主要從事舞蹈教學、理論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1980年代，吳曉邦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辦了中國內地唯一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還出版了數百萬字的著作。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2012年我在美國讀到一本書：【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見證】，其中提及這段歷史。當時我沒有照相、掃描等技術幫助，而是摘抄了部分：

1937年7月抗戰爆發。38年10月下旬日軍攻陷武漢，覬覦湖南。長沙呈戰時景象。11月12日深夜，長沙全城大火，市區十之八九化為廢墟。長沙警備司令等三人失職處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

善後救災本是民政部門工作，然民政廳長陶履謙怕擔責任不肯領導救災，張治中找到當時任職財政廳的尹任先，尹任先告訴他省財政廳有數十萬。

11月22日成立了長沙市火災救濟委員會，尹任先任主任委員，田漢和長沙市長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就設在財政廳。事後尹任先總結：

“救災結束了，災民散去了，各方對省主席張治中的怨憤和指責也逐漸平息下去。張先生深為感激地對我說，這次賑災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你會毫不猶豫地承擔這風險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戰爭年代，日本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地方財政非但沒有赤字，而且還拿得出數十萬元來賑災；三是想不到賑災工作竟進行得如此順利。我說，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賑災得以諸事順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絕非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並趁此機會向他傳揚福音，勸他信主。他深受感動，與我一同跪下禱告，認罪悔改。主借著我在賑災工作中的見證拯救了他，“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過去我們之間僅是一般上下級關係，自此以後，彼此既是主內弟兄，也成了摯友。”

尹任先感慨：“神彰顯祂的大能，成就人力艱及的事。”“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你們給他們吃吧”（路9:13）

這樣，就從人和神的不同視角證實了這件事。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2】尹任先（1887—1964）是湖南省攸县人。1913年赴美留学，成为基督徒。191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赴上海协助兴办纺织工业。1942年在天津自创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省印花烟酒局局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2月调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脱离政界，专事教育，在重庆创办私立圣光学校。1946年圣光学校迁至苏州，直至1955年改为苏州市立第五中学。上世纪50年代，尹任先写下回忆录，讲述長沙大火救济的过程。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３章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

蘆蕩小舟

第３章 瀝血八年

１武漢會戰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1938年6月8日舒城淪陷，父親吳荻舟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最後三名團員和母親張佩華一家老小，一路上翻山越嶺從安徽走到湖北之後，暫時落腳在雲夢三叔家。父親隨後去了武漢，希望恢復中斷的中共組織關係。

早在1937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議長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不過上海和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先是從南京搬到漢口，直到1938年的下半年，國民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委員會還留在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戰時首都、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中共中央代表團(長江局)也在武漢開展統戰和抗日救國活動，所以武漢可說是國統區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不僅我的父母，很多愛國人士、青年學生都從全國各地奔向武漢，希望參與到各類抗日救亡組織中。

父親到了武漢，經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介紹，加入了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宣一隊，並被任命為隊長。抗宣一隊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宣傳第一隊”，1938年7月在武漢曇華林成立，全隊編制20人，駐地在漢口永康里。

關於父親加入抗宣一隊的細節，堂弟告訴我三叔說過有關情形：三叔去武漢，發現抗宣隊招人，擠過去一看，主持人是潘梓年。潘梓年問他：“你怎麼來了？”三叔說：“我想報名。”潘梓年說：“你不用考試了，來吧。”原來他們是西牢[1]的難友，潘梓年瞭解三叔。潘梓年也瞭解我父親，他和我父親是師生，是難友，在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天字間1號同牢。三叔說，當時潘梓年問：“你哥哥在哪裡？通知他，現在我們缺幹部，缺有文化的人。”三叔趕緊通知了我父親。

母親也說：“（潘梓年）這位老資格的革命者，曾在獄中指導吳荻舟學習馬列著作和哲學理論，給予吳荻舟極大的幫助。吳對他充滿了信任和敬佩。潘梓年當時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得知吳荻舟正在找黨組織，想報名參加抗敵宣傳隊，答應將他的情況向上級黨組織反映。9月上旬，吳荻舟接到潘念之通知，要他到曇華林報到，任抗敵宣傳隊第一隊隊長。潘念之是抗宣隊集訓時的總隊長。”

根據潘念之[2]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一文所寫，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應中共要求釋放了一批政治犯，次年4月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成立，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三廳廳長，集合進步文化人，從事抗敵宣傳。

潘念之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四個抗宣隊(隸屬三廳五處，處長胡愈之)和十個演劇隊(隸屬三廳六處，處長田漢)、一個孩子劇團[3]，以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是周恩來主張的。各隊人員主要是流亡到武漢的知識青年，有的是抗戰開始前各地救亡組織的骨幹分子和積極活動分子，經過當地進步組織介紹，並作了政治審查錄取的，其中不少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它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一盞明燈，照亮了許許多多左派人士和革命青年的心，為他們指示了前進道路。”

（圖一：1937年1月，郭沫若到武漢擔任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和彭德懷前往接車時合影。）

（圖二：抗宣二隊的前身是“蟻社救亡宣傳隊”，圖為他們1938年在武漢街頭宣傳演出。）

（圖三：堂弟十年前畫，位於湖北美院老校區曇華林社區的三廳舊辦公樓。他說：“三廳舊址還在，只是新粉刷後沒歷史感了。而且周邊逼仄，拍照時看不到坡屋頂。遮擋太多，無法整體呈現。畫的時候將透視角度變化才能感覺到是早年的建築物。”）

對於政治部三廳的任命，父親十分重視，他認為自己尚未找到入黨證明人，卻得到信任，委以重任，當然是潘梓年反映的結果。父親也向潘梓年提出恢復組織關係的要求，潘梓年答應幫助他，但是要他找到證明人。

抗宣隊和演劇隊各隊隊長是黨員的，支部書記由隊長擔任，隊長是非黨員的，另派一個黨員做秘書，兼任黨支部書記。各隊黨支部受第三廳特別支部（特支）領導，特支書記是馮乃超。抗宣隊由隊務會集體領導，隊務會有5至7人，除了隊長、副隊長(支部書記兼任)由三廳任命之外，其餘隊務會成員由隊員大會選舉產生，隊務會下設文學、歌詠、美術、戲劇、總務等，全隊分四個生活小組，組長也是選舉產生，各組都有隊務會成員，但他們不得兼任組長。

鑒於當時父親未接上組織關係，三廳派徐方略任抗宣一隊黨支部書記。據知徐方略曾向上級反映，想發展父親入黨。但上級說，吳荻舟是老黨員，他的組織關係由上面解決。可是在宣傳保衛大武漢的活動後不久，局勢緊張，三廳指示父親帶隊撤往長沙，父親的組織關係未及解決就出發了。

潘念之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提及父親的組織關係說：“吳荻舟同志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積極參加武漢市的抗日救亡活動，當第三廳組織抗敵宣傳隊時，他通過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第三廳報名，要求參加抗宣隊到前線去做抗戰救亡工作，第三廳的政治面目和抗宣隊工作的艱苦性是吳荻舟所知道的，他參加抗宣隊這一行動，就是他的革命傾向和積極找黨關係的具體表現。

抗宣第一隊隊長吳荻舟因當時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關係，另派徐方略為秘書，兼黨支部書記，隊長和書記關係很密切，出發前都讓非黨員隊長知道這一情況，保證各隊工作都能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抗宣一隊系派往西南前線工作，同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有聯繫，政治上受辦事處領導，隊內活動由書記和隊長共同商量決定，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抗宣各隊中，一隊維持的時間最長，工作也做得最好，這也表示了吳對黨的關係，至於該隊的具體情況及吳荻舟何時恢復黨組織問題，因第三廳在後沒有直接指導關係，我已記不清了。”（1987年12月10日）。

從行文語氣看，估計這是潘念之為父親寫的證明信，時間是在文革結束十年以後的1987年。那年父親找到可以為他入黨作證的嚴啟文，距離他入黨和被捕入獄失去聯繫已經超過半個世紀[4]。1997年前後潘念之後人把這篇文章提供給我們，輯錄入父親的紀念冊《吳荻舟》中，成為一段歷史的佐證。

1938年9月29日，三廳特支召集4個抗宣隊隊長和書記傳達周恩來指示： (一)4個隊的工作地區：一隊在西南五省——湘、桂、黔、滇、粵流動；二隊在閩、浙、贛；三隊在鄂、豫、皖邊；四隊在陝、甘、寧。(二)各隊要堅持人事、工作、經濟“三自主”。(三)要長期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的宣傳陣地。(四)各隊隊長要堅持到底，不准中途換人。(五)各隊到達工作地區後，由書記就近與八路軍辦事處保持組織聯繫。特支書記馮乃超說，這是戰略性指示。

據父親回憶，抗宣一隊和其他13個隊的成員先後在武昌曇華林集訓。集訓期間，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胡愈之、田漢、馮乃超、廖體仁、潘念之等都做過講話和指示，以提高全體隊員對全面抗戰、長期抗戰的認識，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還向抗宣隊介紹過日本人民反戰情況。

集訓結束，抗宣一隊立刻在武漢三鎮及郊區投入武漢保衛戰，除街頭演講外，還定期出版《火炬》壁報，到武漢三鎮各傷兵醫院慰問等。

早於1938年6月，共產黨機關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武漢地區抗擊日軍進攻，即武漢保衛戰，超過一百萬國民革命軍防守武漢，抗擊由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戰場在長江南北岸，橫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是整個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

武漢會戰期間，由蘇聯空軍志願隊派飛行員支援的中國空軍與日軍航空兵空中大戰7次，擊毀日機78架，炸沉日艦23艘，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隊的作戰。中國海軍也擊沉、擊傷日軍艦艇及運輸船只共50餘艘，擊落日機10餘架，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基本上中國空軍和海軍都全軍覆沒了。

1938年10月25日，日軍佔領漢口，26日佔領武昌，27日佔領漢陽，武漢保衛戰以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宣告結束。

一方面，中國軍隊實力不足，但是中國軍隊也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從後來日軍佔領岳陽卻沒有繼續挺進長沙，可以看出武漢保衛戰的一定影響，日軍沒有達到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武漢保衛戰可說是一個轉捩點，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另一方面，誠如時任國民政府合肥縣長的陶若存所說：“當時的行政幹部（國民政府），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恐怕當時相當一部分地區處於這種情況，不然也不會有下一節將述及的長沙大火。

周恩來領導組建l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鼓動民眾，喚起民眾，正是改變一盤散沙的現狀、凝聚抗戰力量的一種努力吧。

（圖四：孩子劇團歡迎會後所攝照片，1938年3月9日於武漢。）

母親說，父親稍後介紹她也參加抗宣隊。抗宣隊隊員有男有女，並且是流動性的，以外祖父母的出身、教養和處境，本來是很難接受她去參加的。但是他們看到當時我父母關係不錯，互有好感，就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就可以去。我的父母結婚了，母親記得那是舊曆的潤七月，陽曆的9月初。這時母親21歲。

關於當時父母的關係，有個暖心小花絮、“驚天”大秘密：七十四年之後，2012年，母親94歲高齡，臥床不起。有一天，她在醫院的病榻上，像是忽然想起，對我說：“我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有一天晚上你爸爸（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到我們家聊天。我送他出去時，在門口，他親了我的手，嚇了我一跳啊。”說時她羞澀地笑著，伸出左手示意。

母親說，在當時，外祖父其實也不懂“革命”是怎麼回事，不過他親眼看到父親如何工作，如何對老百姓，是個正派人，有文化，就同意把女兒交給這個窮得叮噹響、連“正經工作也沒有”的男人。母親說：“幸虧有你爸爸，我爸爸可以把一家人託付給他。”

三叔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他是如何“落戶”雲夢的。他先父親一步加入抗宣隊，編到第七隊任副隊長，開始在武漢街頭做宣傳工作。不久，日軍攻陷田家鎮砲台，武漢危機，周恩來將宣傳隊派赴各戰區去做宣傳工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三嬸重病，三叔遂請了五天假，送三嬸去醫院。再接著打起仗來，一大家人包括我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們要他安頓，電報、電話相繼中斷，他找不到抗宣隊，從此在雲夢落戶。文革期間我在內蒙古兵團當知青的時候，三叔曾經對我說：“你們一定要‘好男兒志在四方’，我就是因為兒女情長的事，沒有堅持。”現在想來，這也許就是在表達他的遺憾。母親也有遺憾，她說過：“本來我也參加了抗宣隊，但是結婚不久我就懷孕，加上父母也來和我們匯合，到了桂林，吳荻舟勸我退隊養家。”

[1] 西牢：見第1章第6節“鐵窗大學”。

[2]潘念之(1902—1988)，1923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組織部長，中共黨團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等職。建國後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中央華東局統戰部政治處處長等職。1953年受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1979年平反，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顧問、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顧問等職。

[3]孩子劇團：以上海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於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劇團，隸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1月上海淪陷，劇團22人(約8~16歲)離開上海於1938年1月抵達武漢，4月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收編附屬第三廳。1939年1月，劇團遷往重慶到四川各地農村集鎮進行抗日宣傳，幫助中小學校及兒童保育院排練戲劇歌詠和組織演出。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3次下令將孩子劇團調歸重慶市衛戍司令部管轄，強行改組並撤換劇團原有各級領導幹部。1942年9月孩子劇團被迫解散。

[4]中直機關工作委員會1988年發文：“中國文聯機關黨委：《關於恢復吳荻舟同志黨齡問題的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恢復吳荻舟同志1930年1月至1948年2月的黨籍，黨齡從1930年1月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