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 東深工程

在父親吳荻舟的回憶錄提綱手稿中，關於回京後的工作，僅提及“抓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後勤”和“四清”。

父親“文化大革命”後、至少1983、1985和1986幾次去南方出差、遊覽都特意在廣州、深圳和當時及現在的幹部回顧這項艱巨工程。1986年接受劉先秀採訪的時候也提及東深供水工程，顯然這是他非常看重、印象深刻的一項工作，他為有幸參與這項造福香港的工程感到高興。

關於東深供水工程，要從1962年9月至l963年5月大旱說起，當時廣東長達9個月沒下過大雨，水塘乾涸，河水斷流，許多農作物枯死，這是五六十年不遇的大旱年。毗鄰香港的九龍地區，水荒更為嚴重。最緊張的時候，l4天輪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時，街上水桶擺成一條條長龍，一時成為香港一景，茶樓、酒店停業，外輪進港停泊補給，也無水供應。香港幾乎成了死港，市民紛紛離家離港出走。香港政府嘗試撒乾冰，人工造雨、海水淡化等方法，都不能奏效。廣東省曾允許香港政府派船從廣東虎門珠江口運水以解燃眉之急。

（圖一：香港市民在“輪水”。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1959年香港鬧水荒，要求國內供水，我們答應了，建了深圳水庫，仍然不夠。到62、63年缺水最嚴重，派船到虎門附近運水，也解決不了問題。港英政府通過何賢提出試探，希望我們再增加供水。當時我們計畫從東江引水到深圳。一次周總理到廣州，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反映了這問題，周總理當即口頭批准建設東圳引水的擬議。副省長林李明牽頭拿出引水工程方案，在這基礎上，港澳工委梁威林和太平紳士周俊年接觸。

最後決定從東江引水供香港，並提出供水方案報中央，經陳毅同志擬批同意並轉外交部，轉報總理。總理批准後我負責一些具體工作，比如召集各有關單位討論如何保證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和供應各種提水設備等問題。省裡是由水利廳負責組成具體落實班子。

其他先後參與過這項工作的還有廖承志、陶鑄、區夢覺，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東莞縣委副書記梁明，深圳規劃局副局長郭炳豪等。林李明具體代表省人委直接抓這項工程，父親記得林李明曾幾次去工地視察，開工的時候、施工期間，將完工時，還不包括在後方指揮和落成時出席等。曾光是總指揮，劉兆倫是當時的水利廳長，黃華是工程辦公室主任。

當時共勘測了三條路線，最後確定了沿與東江合流的司馬河，經塘頭廈——雁田水庫——深圳水庫。並與香港政府簽合同保證一年供水。該工程原定1964年3月動工，1965年3月落成供水。由於周總理抓得緊，群眾思想（工作）做得深入，人人急香港同胞之急，提早於1965年1月就竣工了。經過認真調試，到3月公開舉行落成大會，一次放水成功，這使港英當局都感到驚異。

開始港英政府對我們供水有點顧慮，怕我們將來卡他們。所以我們在宣傳上不過分從政治上去宣傳，國民黨正在挑撥說中共供水給香港將來更容易控制香港了。同時我們在對外宣傳上很注意政策，不要使人認為我們是專為港九而修建這個供水工程，我們說引東江水一方面是為了灌溉十六萬畝農田，一方面是為了供水給香港。開工時總理指示不要大肆宣傳，竣工時宣傳可以大些，儘量不要刺激港英。鳳凰影片公司拍了部大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梁上苑負責抓這項工作，廖承志批示說在解說詞上不要提高到政治上來，要宣傳工程的艱巨，宣傳群眾的勞動熱情。

水費問題，簽合同前有一種意見，不收費，白送。香港政府害怕，港九同胞喝了祖國白送的水，香港政府卻收錢，甚至還加水費，港九同胞和港英當局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此事請示了總理，總理說不收錢不好，象徵性的收一點。最後決定每千加侖收人民幣壹角錢。

國家計劃委員會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作為這個項目的專款。父親負責後勤協調保證工作，曾召開會議，詳細說明香港水荒嚴重情況，香港同胞生活狀態。與會各方聽後都很重視，理解問題迫切程度，紛紛保證按時按質完成工程，結果，提前兩個月完成了原定一年的工程，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困境。

在1983年重游深圳水庫時，父親寫了一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對當時的情況做了簡短回顧：

1963年香港、九龍大旱，供水維艱。適值周總理視察南方各省，聽了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的彙報，即決策引調東江水濟港，數萬民工，日夜奮戰，感人事蹟甚多，施工期間，曾遭九次颱風襲擊。當時我在國務院外辦工作，被指定負責聯繫調運各種物資，時值三年困難後，僅開過一次提供設備的有關部門會議，但均能按時保質保量供應。工程原定期一年，提前兩月竣工，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嚴重不足情況。香港之日趨繁榮，實有賴於此。為紀念此一重大工程，曾建“勞樂亭”於深圳水庫公園，由董必武親錫嘉名，並拍攝巨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以志其盛。今香港歸還有日，緬懷周總理決策之功德及勞動人民之壯舉，作俚歌一闋，用記其事，並懷念周總理。

鴉片戰爭割香港，百載匆匆成既往。

於今華夏慶中興，簽約歸還喜在望。

老來靜坐憶從前，時在一九六三年，

香港九龍遭大旱，水庫溝渠絕水源。

茶樓浴室皆歇業，工廠停產不冒煙。

建醮誦經有何用，依然赤日燒藍天。

巨輪運水珠江口，水程何長水何少，

四天放水四小時，紛紛棄家離港走。

港粵相連唇齒依，祖國豈能坐相視。

大哉仁智周總理，決策引調東江水。

低水高流任務艱，渠長八十三公里。

提水工程分八級，水位提高五十米。

數萬民工齊奮戰，酷暑嚴寒都不憚。

風餐露宿頂狂飆，吃盡辛勞無埋怨。

風狂雨驟惡浪呼，堤壩危急在須臾。

幹群爬行上險口，人牆屹立大災除。

“百日壩”成清庫底，巨榕碉堡殊難移。

司機冒雨運炸藥，韶關千里一宵回。

感人事蹟不勝辭，“飛車姑娘”最出奇，

獨架板車運泥土，下坡疾駛迅如飛。

當時我正預其事，調撥物資任聯繫，

有關單位同協力，總共只開一次會。

各負其責不推諉，物資供應源源繼。

工程原定整一年，提前兩月即供水。

《東江之水越山來》，港民相慶笑顏開。

一年辛苦萬年福，香港繁榮實賴哉!

籲嗟兮!總理逝世十余載，豐功偉績春長在。

但願今後任何施工都如此，庶幾鬍子工程從此止。

勞樂亭前發浩歌，佇看港澳回歸一統好山河。

文匯報在父親去世一周年時刊登了這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以作紀念。

我有父親1985年3月11日給李清文和3月15日給張宏光的函稿[1]，父親在其中提及香港缺水的嚴重程度和該工程施工等情況：

李清文同志：你好！

你2月15日手示，拜讀了。謝謝你給我的熱情的新春祝願！

從手示獲悉，東深供水第二期擴建工程將于明年春竣工，並決定竣工慶典與建局二十周年慶典將于明年夏在深圳合併舉行，十分高興！到時中央、省、市……對東深洪水工程作出過貢獻的同志和知名人士，將聚集一堂回顧這一壯舉，將是一大盛事。大家談談當年為了解決港九同胞用水問題，數以萬計的祖國同胞，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下，千辛萬苦，風餐露宿，忘我工作的情景，想想港九同胞因輪水爭吵、打架、傷和氣，或求靈于菩薩的情景，看看今日港九同胞不再為水發愁，工商各業繁榮，摩天大樓林立，再看昔日只是一個邊沿小鎮，今日已是一個正為祖國四化發揮巨大威力，向人們展示著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繁榮昌盛的前景的南疆新城——深圳經濟特區，誰不因自己為供水工程流過血淌過汗而感到自豪！

關於深圳電視臺擬配合大慶拍攝一部有關東深供水工程的電視片，這想法很好。7日晚該台導演及編劇張宏光同志等二人到捨下談了三四個小時。她們介紹了她們構思的一個故事梗概和拍制設想。我覺得這個故事立意不錯，情節也頗感人，但由於是純粹虛構，如果為了配合大慶，紀念東深工程，我認為必須更扣緊工程史實，以史實為基礎加一些虛構情節，便更好。我當即對該劇本梗概提了一些參考意見並把東深供水工程中不少動人的事例告訴他們，請他們回去研究吸收，並答應張同志等，待該電視片文學劇本寫出後，再來交換意見。特告，請你也約他們，聽聽她們所構思的劇本梗概。

至於回憶錄《水與香港》，已開始寫，但年紀大了，記憶衰退了，動作遲緩了，進度很慢。

敬複，此致

敬禮！

請代向管理局和第二期工程指揮部盧炳宇等同志問好！

吳荻舟

1985年3月11日

張宏光同志：

很抱歉你來捨下時我忘記請教同來那位同志的尊姓大名，希望來信時告訴我。

我查了一下香港制水[2]資料：1895年首次制水，但那次只不供夜水。當時人口少，但儲水水塘也少。後來1902、1929都發生過制水。1929以後，尚未查到制水記載。但不等於未發生過制水。

而1950至1964年幾乎每年都發生過制水。

你們走後，我進一步考慮你們所構思的那個祖國同胞關懷和解決港九同胞“用水難”的電視故事。我認為作為一個純粹虛構的電視故事片，基本上可以成立，但如果特地的配合東深工程20周年慶典攝製，我認為一定要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實際扣緊些。換句話說，要在東深供水工程史實基礎上加虛構情節，使其成為“源于生活，高於生活”的電視藝術片。放映時，觀眾、尤其是東深和港九的觀眾，很容易會聯想到東深供水工程的指導思想和工程細節。當時祖國、黨政領導和軍民都極關心港九同胞，急港九同胞之急，只有在這種思想推動下，工程全線數以萬計的指戰員，才會千辛萬苦，日以繼夜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的情況下，奮戰11個月，提前攻克全線完成依期供水艱巨任務。

這意見供你們參考。等你們結合那個故事或另外構思寫成文學劇本，或劇本梗概後，我們再來交換意見。你們來，必要時我也可以去。到時看具體情況再定。以上意見我也告訴了李書記。

《華燈初照》我11日又看了一次，覺得比第一次看印象更深，更好。

順告，祝

創作勝利！

吳荻舟

3月15日

我也找到了父親給李清文信裡所說的回憶錄《水與香港》的提綱：

《水與香港》

• 水的歷史
• 盡了全力
• 求靈菩薩
• “一定要水”
• “三千萬？給”
• 木湖工程 1963
• “更嚴重了！” 1963
• 求援東江 1964
• “工程紀要”

1為了港九同胞（中央、地方、群眾一致支持）

2三個方案（采其難者，放眼長遠利益）

3一次會議（外辦的一次會議）

4急港所急（匆忙進入工地，三通）

5全線施工

6颱風、暴暑、嚴寒

7全靠人力

8提前完成

9依期供水（歡呼與思源）

父親1985年秋在深圳見到《水庫志》編輯朱盤生等人後寫下感慨：（東深工程當時）幹群在3年困難剛過，元氣未複，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缺乏下，周總理一批准（聽陳郁省長彙報香港水荒嚴重，要求興修引東江水解決年年缺水，港九同胞生活、工商各業用水困難等情況後，即口頭批准），外辦只開過一次會，上下積極爭取按合同一年（實際提前了兩個月完成）完成依期供水等。

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以志黨群關心港九400萬同胞的高度負責精神，黨的決策只有群眾掌握了，便會發揮無窮的力量”：

貧水香江施無計，《東江之水越山來》。（注1）

常懷常憶當年苦，勞樂亭前思群才。（注2）

酷暑嚴寒汗濕土，狂風暴雨戰不衰。（注3）

青史留芳歌眾志，宏文撰寫黨人懷。（注4）

1. 當時拍了一部大型紀錄片，這是片名。
2. 指當年集中人才智慧，邊設計邊施工，既有速度又有品質，已經20多年的考驗，83公里的工作，從未出過事故。
3. 當年九次颱風，施工極難，但一直積極。
4. 強調群眾意志是基礎和黨的關懷、關注。

1986年，父親再到東深供水工程沿線參觀，在塘頭廈聽第二期擴建的情況（當時有錄音），還到水庫誌編輯部拜訪，提了些建議，比如編寫方針要突出集體成績，避免歸功個人；不遺漏，但是有重點；文字的可讀性；符合史實；對內外有利；寫大事記要注意區別見報日期和新聞本身發生的日期，不要搞混等。

父親對為香港同胞做了件實實在在的事有多麼自豪，透過這些點點滴滴的記錄，歷歷如在眼前。

[1]李清文、張宏光：從兩封信內容估計，李清文是東深供水（管理）局的書記，張宏光是深圳電視臺導演。

[2] 制水：廣東話，即限制用水，限時供水。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 九龍暴動

根據父親吳荻舟多份材料以及1991年在香港的談話錄音綜述，1956年10月l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也即“雙十節”，住在香港調景嶺徙置區李鄭屋村的親台分子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進步工人扯下[1]，雙方發生劇烈衝突。隨後國民黨借機把事態鬧大[2]，逃港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流亡地主、黑社會都裹脅進去，上萬人攻打進步工會，搶砸國貨公司，奸殺位於青山道一間工會診療所一名女護士棄屍河邊。騷亂從九龍青山道蔓延至尖沙咀一帶，攻擊搶劫的對象不限於左派機構，連一般市民、商鋪也遭殃[3]。

當時仍然是工作組時代，父親是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公開身份是招商局顧問。他們及時向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彙報，陶鑄的指示是：堅持自衛為主，但要責成港英政府負責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陶鑄指示以父親為首成立“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溫康蘭、工會線的李生都參加了。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就設在當時香港中國銀行八樓、父親的辦公室內。父親白天到各單位巡視，夜晚留守在辦公室。愛國社團、進步工會、進步的社會人士紛紛到父親辦公室分析情況，估計形勢。他們佈置了幾項防範措施：一是根據陶鑄的指示，把社會治安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二是通知所有進步機構（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和各個工會的人員不要上街，以免英警開槍誤傷。各單位要關好鐵閘，父親在巡視中曾發現有的單位沒有鐵閘，即要他們馬上安裝；三是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各單位都做了自衛的準備。比如報館日常工作要化鉛鑄字，工人就日夜不熄火，煮好幾鍋鉛水，萬一暴徒沖上來可以用於自衛；有的單位把窗櫺的鐵枝拆下來磨尖，不用時插在原處，緊急時可以當做長矛；有的單位準備了石灰、石頭、啤酒瓶甚至紅墨水等。

“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掌握動態，建立情報網絡和報警機制。中資機構、進步社團、社會各界人士、工會會員等注意收集敵人動態，讓住在港九各處的群眾知道，一旦發現暴徒集結，馬上打電話通知報館或警署，《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隨時把掌握到的暴徒動態通知父親，並以報社名義通知港英警方，責成警方去驅散和監視。有一晚，暴徒從調景嶺對開海面筲箕灣登岸，在香港好幾處集合，群眾紛紛電告報館、警署。英警連夜出動十餘次，拘捕幾百個暴徒，暴徒企圖在港島鬧事沒有成功。父親說：“甚至有的特務在房間裡開會，他的保姆、我們的群眾便把情況通知我們。”

10月13日，周恩來總理約見英國駐京代辦，指出港九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正受到國民黨特務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十分關注，港英當局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亂[4]。

（圖一：英文虎報1956年10月13日報導，一名男子在太子道遭右派暴徒槍擊，伏屍街頭。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事態發展到10月中旬，暴亂遍及九龍，關係到香港的治安問題，警察己控制不了局面，港英政府出動英軍鎮壓並宣佈戒嚴。除大舉拘捕外，軍、警還開槍射擊，致死致傷暴徒以及無辜群眾。父親說，港英初時“坐山觀虎鬥”，想等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沒有得逞。我們通知大家不上街和敵人作鬥爭。如果出去，他會抓兩邊的人，會開槍射擊。一來對打的話，港府會抓我們，說是兩方面都在暴動，二來槍子好人壞人都會殺傷，關起門自衛。敵人上樓我們淋鉛水、熱水，令他撤退。

到20號以後，暴亂基本平息。父親說：“我方因為以守為攻，進行堡壘式自衛鬥爭，再無損失。”“預料到港英會找我們麻煩，搜查我們的自衛武器，他們是知道我們搞自衛的。我們通知各機構立即消除所有設置的障礙，銷毀一切自衛武器。”果然暴亂平息不久，英警搜查幾間左派機構，搜不到任何武器，抓不到任何把柄。

父親在1991年訪問香港時和“老友記”們憶當年也曾說：“港英政府對此國民黨挑起的事件是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我們是否要鬥，鬥到自己垮？不行。自衛為主，關起門保護自己，不讓港府抓到把柄，又要把責任交給他，但不信任他，有足夠力量自衛。”他說：“當時我坐鎮在中銀八樓辦公室，起初我把孩子留在家裡，我愛人在廣州學習回不來，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整日整夜在那裡隨時接電話。我把孩子留在家裡，告訴司機（工會派來的可靠群眾），假定敵人攻進我家，就把我的孩子用繩子吊到隔壁人家的天臺上。我們住四五層樓（天臺上有一間小房子），隔壁只有三層，吊下去可以在人家或者天臺找地方躲起來。東西不要管，被搶也不要緊，司機是可靠的，保住人就可以。”“後來白天有人看著（孩子），晚上把門鎖了，孩子也送到銀行。”

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成要把我們勒死，直到為父親整理資料和錄音才得以釋疑。據我二姐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父親說後來把我們都接到香港中國銀行八樓打地鋪，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我妹妹卻對此有印象，當時她才1歲多！

（圖二：舊香港中國銀行，希望有一天可以上八樓看一看。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大哥說的：那時候他在廣州上中學，後來母親張佩華帶著他回到香港，到中銀八樓和家人會合。母親在裡屋和父親說話，讓我二哥去買十個麵包。二哥買回來，才吃了一個，大哥已經幹掉其餘9個，母親從裡屋走出來看見了說：吃得這麼快，好像幾輩子沒飯吃。大哥回憶說：當時就是沒飯吃呀，在廣州餓得哪怕有一分錢也去買東西吃，幾分錢一碗王老吉涼茶也好充饑，弄得後來幾天不喝王老吉就不舒服。

“能文能武”的父親在香港還有另類工作。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牛圖》和《史記提綱》”（不知道是否發表了），講述故宮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抗戰時期有不少被盜賣、被竊甚至公開搬走，有些在解放初偷運到香港，他們如何通過當時住在銅鑼灣的章士釗夫人（我只查到三夫人殷德珍1949年前後到香港並留下，70年代初章士釗多次去香港和她重聚）做愛國主義教育，把文物買回來。

父親在文章中回顧，1958至59年間，國內收到反映，漢司馬遷親筆的《史記提綱》、唐韓滉的《五牛圖》及司馬光的一幅字畫三件國寶流落香港，要設法收回來。香港地下黨接到通知後，當一個重要任務完成。父親親往章士釗夫人家瞭解情況。據她說，日本人正在出高價洽談，單是其中一幅《五牛圖》，便出價10萬港元。父親說，這情況對我們很不利，時間十分緊迫，需要馬上有一個決策。為了不讓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收購，一面請章夫人保密，一面設法和該商人見面。父親說他對該商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政治角度上說服他不應把國家的古文物賣給外國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使得他感到有壓力，不敢輕易向日本人出售這些文物，但又不可以激怒他。畢竟香港是個自由商港，所謂重利輕義的冒險樂園、鱷魚潭，誰又能強迫誰愛國不愛財呢？同時，香港偽造古文物的商人也不少，在未經鑒定分清真假之前，也不便出價成交。父親記得除了根據國內有關部門提供的考證辨別外還請了本地專家鑒別，確認是真跡後，開了一周取款的期票給持畫者。

父親說，這次收回這幾件國寶，著實費了一番心機。章士釗夫人以及幾位統戰人士，包括三位古文物鑒定家都出了很大力。多年後，香港文匯報35周年報慶，父親看到一幅畫的署名，記起一位叫任真漢。父親記得還有一位石灣陶瓷和宜興茶具的收藏家，但是不記得名字了。有的人幫助父親鑒定真偽，有的側面做了持畫者的工作，最後是以15萬港幣買回這幾件國寶。

父親說：這幾件文物回到我們手裡後，在我家裡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約請七八位出過力的統戰人士，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也有人痛駡喪心病狂走私文物者。大家認為這是極其重大的收穫，決心全力以赴把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收回祖國[5]。

（圖三：1956年前後父母和我二姐、二哥、我、還有妹妹的合影。照片背後僅寫著“新巴黎”三個字，我查到香港50年代確曾有個新巴黎大農場，位於黃竹坑，大概就是現在海洋公園那一帶。有菜園、餐廳、小動物園和少量遊樂設施，不知道是不是去了那裡？一張溫馨的照片啊。）

說到那時候的生活，聽母親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待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待同一內容，父親去世後她找到一份父親寫的材料才知道的。她不無慶倖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

根據父親所寫的交待材料，1948年至1950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1950年至1962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下面三個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就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工資普遍比社會上低，1958年後才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當時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人大都懷著理想，追求社會公正，收入低也甘願堅持。）

母親1950年至1957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同時期父親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每月四百元，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1957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1959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父親說，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部分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北角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臺。記得家裡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臺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唯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2100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1200多元。每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100元左右。生活費用的明細：1保姆工資160到200元（保姆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100元以上）；2伙食費400至450元（1959年以前四大四小，1959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50到60計）；3國內學雜費150到180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20至25元計）；4香港學雜費140到150元（學費每人30元，校車15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5衣著50至60元（全家八人，每年以600至700元計，平均每月約數）；6水電20至30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鬥、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7負擔20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30元，此外給侄子們寄點藥品等）；8工作80至90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50元）；9書籍20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10醫藥10元（約數）；此外還有家雜（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1一套傢俱（包括大床、大衣櫃、五桶櫃、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2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3手錶；4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5半導體收音機；6雙層鐵床（三個）；7樟木箱、陽江皮箱等；8電燙斗；9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10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11厚呢大衣；12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期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待：11953、54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400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 ，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1950年至1955年間，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2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1000多元稿費買了一架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作家用。

工作超負荷，低收入，養育6個孩子和外祖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清二楚，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父親也寫了到北京後的收支明細，此處按下不表。

[1] 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被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

[2]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事後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暴動由國民黨策劃。

[3] 我查到還有其他暴行如燒廠房燒車，襲擊郵局和公共交通工具，外國人亦成為襲擊目標。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他認為是一些思想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群眾試圖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在1998年4月初版的《簡明香港史》中，學者劉蜀永認為，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難，經濟情況不佳，加上政治的挫敗感，最終釀成騷亂。

[4] 10月16日下午，香港總督葛量洪在記者會反駁北京方面的抗議，認為北京“干預內政”。據說九龍暴動發生後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

[5] 幾年前有人告訴我《五牛圖》真跡在臺北故宮。而關於收回國寶，網上也有另外的版本。真假難辨，這裡是根據父親的遺稿整理。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4 再次離別

1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8年3、4月間，父親吳荻舟介紹李珣與母親張佩華聯繫。李珣並沒有告訴母親她是中共黨員，但是母親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在《自傳》裡寫道：“多時的願望實現了，但這突然而來的喜事對我的震動仍然是很大的，我認為是我生命中劃時代的大事。從那以後，每到約定時間，我把保姆孩子遣開，安排好環境等待她。現在回憶每次談話，怎麼談，談什麼，都不記得了，不過，我的家庭和個人歷史，都很簡單，我的思想感情，也是一擺就明。我在學校的工作，因為去的不久，也不複雜，在政治上的認識，對國民黨是恨的，對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是舉雙手贊成的，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有一定的認識，這些我都可以談，雖然談的不深刻。吳荻舟怕我闖禍，再三告誡過我，黨處在地下，秘密中，敵人時刻都想破壞，做黨的工作有危險，要處處小心。遵守紀律。我不敢問李的住處，工作，甚至姓名。她是黨派來的（一開始我就這樣認識），我尊重她，敬愛她，這個感情是真誠樸實的。”

據母親回憶，1948年5月間的一天，父親突然對她說：“我馬上要回香港，你留下……”母親大吃一驚。父親解釋說，馬來亞英殖民政府充實了二戰後虛弱的軍力後，就頒佈了緊急法令，抓捕馬來亞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父親在教師公會、星華文協和社會上的活動已經引起英方注意，新加坡政治部曾傳訊他。饒彰風派劉譚風的交通員小黃通知父親立即秘密撤回香港。父親問母親：“你怕嗎？”“怕？”母親想想，沒什麼可怕的。她說：“我只是愛國愛學生，專心一意教書，不怕！”父親感到寬慰，他拉拉母親的手，安撫的話也來不及說，就這樣走了。

（圖一：父親以秋楓為名寫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1947年10月1日《南僑日報》）。）

父親通過同鄉、龍岩九中的同學張義深（在新加坡開自行車行）買了一張船票，還在他家躲了幾天，走的時候特意避開碼頭，由張義深在新加坡河找了一隻小船直接送到海上上船，6月底回到香港。同日，饒彰風也乘坐飛機經曼谷回到香港。

晚年，母親在回憶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寫道：“我總算明白了，他是共產黨員，他不屬於自己，也不屬於我，他始終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有著自己的流向、歸屬。我默默地想，我也漂流了十多年啦！流向何方、流到何時？走自己的路吧，這裡就算起點，是饒彰風留下我的。於是，我收拾起遐想，擁著三個兒女，親吻著：‘我一定要保護好你們，你們雖小，可趕上了大勢，我們共同奮鬥吧!’三歲的兒子和一歲多的小女兒自然不懂，可7歲的大女兒卻緊握小拳：‘媽媽，共同奮鬥！’我笑了笑，雖然只是一句孩子話，但心裡卻暖洋洋的。‘我們要重新安排生活，我再找一份工作，我們有許多朋友，會幫助我們，你還要再回中文學校，我們是中國人，必須接受祖國的文化教育呀!’我拼命工作，選擇我的流向，我要攜帶我親愛的兒女和他彙集，百川歸大海呀！”

父親走後，李珣來過兩三次，後來就沒有再來。看到別人全家一起走，對母親還是有影響的，她一個人領著三個幼小的孩子，留在異國，不可能沒顧慮，何況還在大逮捕，經濟上也有困難，不過所有困難都被母親一一克服了。據母親回憶，父親回香港後，她在新加坡換租一間小房，最多時住七個人。除她和三個孩子外，還有保姆，一女友，一“民先”學生，是繼任的教務主任何國霑委託她照顧的。好在當地氣候好，夜裡蓋個毯子就可以。母親說，當時床上床下，橫七豎八，大家過得融融呵呵。

母親聽說父親進了香港《華商報》，每月20元生活費，哪有錢養家。於是她在同事們幫助下，白天教書，晚上做家庭教師，做兩份工養三個孩子。累不累呢？母親回憶說：“記得在一封信上我訴說，早晨到校一步跨兩級樓梯，第五節課就不行了，還有時頭腦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

教務主任何國霑和訓育主任張偉賢對母親特別好，半年後，何國霑說有個朋友要去看你，你們多談談。實際上就是中共派來聯繫母親的林敏，她表揚母親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既教書，又管理圖書館，做團結工作。她告訴母親：工作很多，可是人走得多了，來的少了，因為入境困難。母親知道需要人手，便決心留下來再工作一段時期。她趁女友回港之便，把年僅歲半的二姐帶回香港交給外祖母照顧（前面說到二舅到巴領旁教書。1948年12月，他們留校堅持工作的人被荷蘭殖民當局逮捕，二舅也包括在內。得悉他們將被驅逐出境並交給上海的國民黨，通過饒彰風幫助，父親和陳夏蘇在香港把他截下，安排在《華商報》工作。外祖父母於是也到了香港），辭退保姆，也不兼任家庭教師了，集中精神搞學校的工作。她認為這就是為黨工作。

母親記得林敏用口述（沒有文字材料）和她學習中共的黨章，講述入黨手續和重要意義，母親說，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服從黨的領導，艱苦奮鬥。1949年4月9日，林敏通知母親說，組織上批准她入黨，由她做介紹人，因環境不好，也不填表，談話後就帶著母親宣誓，地點是在新加坡加東區某街，母親她們當時住的地方——一個福建人開設的木匠店二樓後房內，母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母親記得，那時候的黨費大約就是兩角，交給林敏。

我有一份缺頁、沒了作者名的資料，現存15頁，題目是《透過一個藝術團體的流動工作來看海外（暹羅、馬來亞）兩年的青年運動與新藝術運動》。詳述中藝在泰國和馬來亞的活動，看上去是一份大會發言稿，時間應是中藝回到內地不久。這份發言稿的內容似乎與父母無關，但我卻意外地從中得知當時父母所處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環境。

當時馬來亞人口是580餘萬，其中華僑就佔260餘萬。國民黨在馬來亞勢力比較雄厚，新加坡更是個矛盾龐雜的所在：殖民地當局與獨立運動領導的人民力量之間的矛盾；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被當局挑撥起來的弱小民族之間的矛盾；科學民主和封建保守落後文化的矛盾等等。

馬來亞在商業上比暹羅（即泰國）發達，各大埠頭和香港之間交通繁密，帝國主義的統治也牢固得多。馬來亞宣佈緊急法令之後，有成坤女校同學因為參加尊孔演劇遭到開除，為了爭取與男同學一樣享有平等權利，女學生們起來鬥爭，遭英國皇家警察攔阻鎮壓。警察還追捕華校教師，在暗中支持同學鬥爭的中藝社員是在當地師生、朋友的幫助下才逃出羅網。

1948年底，也就是母親獨留新加坡期間，新加坡有無數進步人士、青年學生離去，天天都有人被捕，或者被遣返中國。據這篇文章的作者描述，馬來亞當局用“Yes”、“No”的辦法指認、誣陷無辜華僑青年。“用一個喪盡天良的敗類帶起一頂只露兩隻眼的黑帽子，在菜市，在茶樓指著無辜的青年們說‘No’，警兵便不理放過，如果那帶黑帽子的人指著人說一聲‘Yes’，（那人）便被拖上黑車，送到監牢進行拷問。另外他們又從婆羅洲用飛機運來眾多的‘沙撈月’野人，這種野人生性好殺，近來喪生在他們手下的有為華僑青年難以數計。被捕去的人很快被射殺，那算是幸運，最難耐的便是灌汽油，灌機油，坐電椅……”

母親從1948年5月間被獨留新加坡、1949年4月9日入黨到10月底離開新加坡，是在學校做女教師和學生工作，參加學運，和她同一個黨小組的有何國霑和張偉賢。真慶幸她在這期間沒有遇到危險。

母親回憶說：“我是在新加坡正當白色恐怖時期，環境比較艱苦的情況下爭取入黨的，說明了我對黨的信心。當時我的階級覺悟很低，誓詞中在現時要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將來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對新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字面上的瞭解，實際是不懂的。但我相信有黨的領導，我們大家一齊努力奮鬥，革命就能成功。我著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鬥’。我認識共產黨員，信任共產黨，主要在我的思想裡有一個舊中國站在對立面可以對比。八年抗戰有對比、三年革命戰爭時‘蔣管區’成了‘人間地獄’，我所認識的共產黨員的工作、作風、品質也可以和國民黨作比較，因此，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只要建立了新中國，一切都好了。我一次次克服困難，把孩子送回香港，堅持留下來，尤其在入黨後，林敏通知我回港時，我仍願教完那個學期，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圖二：梁愈明（又名梁操政）回憶他協助饒彰風幫助中藝開展工作的文章。）

中藝在泰馬活動了兩年，舉行“告別馬來亞”的公演後，全部人馬被押送上船，於1949年元旦那天回到香港，5月與原“七政大”部分成員在香港組成的“中原劇社”等聯合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文工團（簡稱華南文工團），經大鵬灣進入東江遊擊區。

根據隊史《周總理與抗敵演劇隊》中署名丁波、吳荻舟、程季華的《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記述，中藝回到香港後，全體聯名給周恩來寫信，彙報了兩年來在海外工作的情況。周恩來收到信後當即詢問帶信人：“五七兩隊的人現在哪裡？”當他聽說中藝安全到達廣東東江遊擊區，高興地說：“太好了，都到了遊擊區，我就放心了。”

丁波回憶：“當我們再度在香港見面時，他（吳荻舟）高興地告訴我：‘組織問題解決了!’我當即緊緊握著他雙手：‘祝賀你，從內心祝賀你，祝賀你過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共產黨員，今後更是一個永不變色的共產黨員!’”

母親有一張新加坡育英中學舉行的新中國成立慶祝大會的照片。母親在照片背後寫著：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我們戰勝了各種阻力、壓力，各進步華僑中學都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為母親這張照片做佐證的有兩篇育英學校學生寫的紀念文章。第一篇是黃青天（1952年回國後改名黃志國）寄給母親的，寫於2004年8月1日，題為《難忘的一天》，記述了1949年10月1日那天新加坡育英學校的情形。

文章寫道：1949年10月1日，遠在新加坡的育英中學舉行了不平常的慶祝大會。雖然環境惡劣，熱愛祖國的師生們還是據理抗爭，排除阻撓，升起了五星紅旗，掛起了毛澤東的畫像。鑼鼓喧天，秧歌喜慶，十點正，慶祝大會開始，義勇軍進行曲撼動人心。何國霑老師步上講臺，發表了令同學們熱血沸騰、揚眉吐氣、刻骨銘心的講演。

儘管已經是55年前的事，黃青天仍然記得何國霑的講演內容大致如下：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他掛著禮義廉恥的羊頭欺世盜名，實行的是殘酷剝削、血腥鎮壓的反動統治。日本強盜悍然入侵中國，對中國人民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甚至拿中國人民活生生做細菌和毒氣武器實驗，蔣介石卻樂得騰出手來對付浴血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列強蹂躪，中華民族並不乏英雄豪傑，不乏矢志救國的志士仁人，他們前赴後繼、英勇救亡，但都飲恨失敗。中國共產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以先進理論為指導，教育人民、培養幹部、武裝紅軍，整個革命隊伍人人都是誓死解放全中國、埋葬萬惡舊世界的自覺戰士！共產黨人吃苦在前，衝鋒在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紅軍不取人民一針一線，行軍途中經過百姓的桃林，再饑再渴也不摘一顆桃子。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老百姓對人民子弟兵的感情是軍民魚水情。毛主席高瞻遠矚，挽救了革命。毛主席用兵如神，創造了一個個以弱勝強的戰例奇跡，打得日本強盜剖腹自盡，亡魂飄回去向他的天皇報到；打得蔣匪幫氣急敗壞、驚慌失措、棄暗投明、掉轉槍口；打垮蔣家皇朝八百萬軍隊，打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外孤兒有了娘！

黃青天說，聽到這裡，“我們熱血沸騰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

黃青天在文章中說的“據理抗爭，排除阻撓”是怎麼回事？另一名當年的學生林海權2004年7月20日寫的《新加坡育英中學慶祝新中國成立時的情況》裡有詳述：“1949年，祖國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已成定局。新加坡各華僑學校的愛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更好地開展學運工作，各華校紛紛成立學生自治會。育英中學也不例外。我經過競選，當上了學生自治會委員，主管財政。1949年10月1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育英中學在何國霑、張偉賢等老師的領導下，通過學生自治會出面組織了一個規模盛大的慶祝會。我們積極地參加了慶祝會的組織籌備工作。大家佈置會場，寫標語，還請我校美術老師郭一楚畫了一張大的毛主席像掛在主席臺上。為了升掛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還派代表向王昌稚校長進行交涉。受到英國政府的壓力，起初校長不同意我們升五星紅旗，經過我們的說理鬥爭，最後校長作出讓步。全校師生熱情高漲，齊聲高唱新中國國歌，升起五星紅旗，懸掛毛主席像，高呼‘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何國霑老師在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號召全校師生要一邊倒，倒向新中國，擁護新中國，中間路線是沒有出路的。”

據說各華校在慶祝新中國成立時搞得轟轟烈烈，影響極大。英國殖民當局利用學生自治會必須註冊為藉口，企圖解散學生自治會。各校雖然聯合起來進行了鬥爭，但最終還是被解散了，一些出頭露面的學生事後還被新加坡政治部傳訊。

蘆蕩小舟

第四章 南洋風雲

3 馬華文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香港方面是分三批派人來新、馬、印尼的。第一批主要是中藝先遣人員。母親張佩華是第二批。第三批由陳夏蘇率領經新加坡去印尼巴領旁辦學。他們分批由父親吳荻舟引見拜訪了南僑總會會長陳嘉庚，他向英方擔保了200人的入境護照，這些人都安排到新、馬、印尼的中小學校，或自辦專業院校，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儲備了人才。從1948年初起，他們又一批批經過香港回到解放區。

1947年饒彰風也到了新加坡，組織出版《新華通訊》。父親再次向他提出恢復組織關係問題，饒彰風將他介紹給僑党負責人之一劉譚風，說父親是“三八”幹部：八年讀書、八年坐牢、八年抗戰，長期找不到入黨介紹人曹正平，也找不到能證明曹正平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的證人。此後，父親就被安排在劉譚風領導的文教特別支部(書記趙渢)過組織生活和負責宣傳。文教小組組長是夏衍、饒彰風和張兆漢，成員除父親之外還有林彥群。

（圖一：父親攝於1946年。）

父親他們當時的工作是深入華僑青年、學生和中上層人士中，團結華僑領袖，宣傳祖國形勢，號召他們參與民主愛國運動。父親與汪金丁、盧心遠等推動了華校教師公會的成立，薛永黍(中華中學校長、民盟成員)任主席，父親任秘書長。父親說過他們做過的一些工作，比如後港一所小學的校長，因生活困苦家庭不和睦，感到悲觀要自殺。教師公會做了工作，幫助他放棄自殺念頭，恢復家庭和睦。

當時新加坡沒有大學，幾所華校進步學生在進步師長指導下組織學生定期集會、聯歡，特別是利用五四青年節、三八婦女節和六一兒童節交流祖國形勢、學運情況，請國內來客或當地進步人士作專題講演。中藝也派人參加學生集會，作小型文藝演出，增加學生們對祖國的認識。

關於父親吳荻舟在新加坡期間的工作，有兩篇文章可供參考。

• 許征帆的《革命的牽線搭橋人——懷念啟蒙之師吳荻舟》（為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所寫，節選）：

“有幸初識吳荻舟，是在我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彷徨、困惑極需正確指引的1946年，那時我剛滿18周歲，剛從逃亡之地(印尼的一個偏辟小島)回到原來的僑居地(馬來亞柔佛州龍州鎮)。歸去來兮！歸來後的所見所聞令人驚詫費解，構成成串的不明白：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大戰的戰勝國，為什麼會是那樣一副‘慘勝’的樣子；號稱世界強國之一的中國，為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氣味仍那麼濃烈；堂堂神州怎麼會鬧得越來越像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國民黨政府憑什麼讓美帝國主義肆意蹂躪我中華；太平洋戰爭中那幫夾著尾巴逃跑了的老殖民主義者，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深受戰亂禍害的華僑青年，何以備受殖民政府當局的冷漠，視為時代的棄兒。於是我決定拿起習作之筆，力求寫出直面嚴峻的、冷酷的現實的習作，以習作為投石，來個投石問路。

問路幸遇中共老共產黨員胡愈之、吳荻舟等人。前者在自己主編的革命報刊上，發表我的多篇習作，鼓勵我在寫作的實踐中體察社會、品味人生、磨煉自我。後者建議我定期到新加坡參加文學愛好者的活動，聽取有關中外名著的介紹和研討。令人永生難忘的是，吳荻舟親自講解了果戈里的《死魂靈》、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高爾基的《海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魯迅的《祝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葛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家莊的變遷》等等。由於課時有限，每講只能是提綱挈領地展示主題，儘管如此，聽者仍得益匪淺：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路，提高了覺悟，強化了信念。通過一次次地聆聽教誨，我腦海裡的諸多“不明白”逐漸減少了。對社會走向、祖國前途、人生道路的認識，頗有豁然開朗之感。在戰火剛熄滅的新加坡、馬來亞那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對我這樣一個既失學、又失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來說，有胡愈之、吳荻舟這樣的老黨員、老學者的關懷和指點，真是太幸運了。他們確確實實是我的啟蒙之師。”

許征帆的紀念文章還有後半，我會在寫相關歷史時期的時候繼續引用。

二．林彥群的《在新加坡的片斷記憶》（同上，節選自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

“1947年下半年，我在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曾和在南洋女中任教、在《南僑日報》工作的幾位同志，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辦了一個《學生週報》，並以《學生週報》社的名義，經常舉行各華僑中學師生的聯歡活動，進行支持解放戰爭和國內學生運動的宣傳教育工作，配合華僑的愛國民主運動。《學生週報》的發行和活動得到在育英中學的荻舟、李定、袁少屏、何國霑等同志的大力幫助，不少育英中學的學生訂閱《學生週報》，參加聯歡活動。當時，正在新加坡的中藝社(大多數成員和吳荻舟、李定都曾同屬抗敵演劇隊)的一些同志也來參加聯歡活動，使聯歡活動更為豐富多采。這些都使《學生週報》團結各僑校師生的工作得以較好的開展。

吳老是新加坡華僑教師公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教師公會當時是新加坡的主要愛國僑團之一，其中有不少愛國進步僑教界知名人士，例如：華僑中學的薛永黎校長，荻舟的閩西同鄉盧心遠(解放後曾任中僑委辦公廳副主任)和馬寧(名作家，解放後曾任福建省文聯主席)，還有汪金丁同志(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在這期間，愛國僑教界與反動僑教界的鬥爭是激烈的。荻舟也常用吳秋楓的名字發表文章，揭露反動僑教界的反動面目。

我和吳老曾經同在一個黨小組，但為期很短。小組同志都是僑校教師。我們交流各僑校和學生運動的情況，還曾經討論關於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以及華僑工作問題。l948年初，革命前輩胡愈之同志(當時任《南僑日報》社社長)發起一次研究會，參加者有在<南僑日報》社工作的沈茲九、洪絲絲、張企程等同志，還有趙溫、吳荻舟、蔡馥生、汪金丁、許俠等同志和我。研究會是討論分析馬來亞(當時尚未改名馬來西亞，還包括新加坡)[1]華僑社會經濟情況，華僑經濟的性質，也涉及華僑工作問題。

當時，在馬來亞、新加坡華僑文藝創作上，有過一場關於‘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前者認為應偏重寫中國題材，遠離馬來亞‘此時此地’的現實，是屬於‘僑民文藝’，實際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馬來亞尚未取得獨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進入決戰時刻，廣大華僑愛國愛鄉，支持祖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盼望新中國的誕生。華僑文藝反映廣大華僑愛國心願和華僑愛國民主運動的現實，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這場論爭的實質意義遠遠超過文藝的範圍。論爭也引起了在香港的郭沫若、夏衍等同志的關注，也為文論述。後來，吳荻舟同志在組織授意下，寫了一篇文章，對論爭提出了綜合的帶結論性的意見，對平息這場公開論爭起了作用，這是吳荻舟的貢獻。”

 

（圖二：1996年至1998年編輯紀念集《吳荻舟》的時候，已近80高齡的母親多番努力找到父親當年寫過的文章影印件。）

林彥群文中提及的“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應該為當地服務還是為祖國服務的論爭，緣起於傾向馬來亞共產黨的一批華人作家中有人提出：“馬華文藝”應為馬來亞革命服務，如果寫大陸題材便是“僑民文藝”。《南僑日報》影響下的一批作家則認為要為祖國服務，甚至說“中國革命迫切，馬來亞革命長期”、“中國第一”、“中國的事快快做，馬來亞的事慢慢來”。

當時的形勢是新、馬還屬於英國殖民地，中國大陸的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饒彰風要父親寫一篇文章，總結這一場論爭。父親以“秋楓”的筆名（這是他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在1948年3月27日的《南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的文章。主要觀點是：華僑作家應寫自己熟悉的當地生活為主，為當地民族獨立和民主建設服務，但如果有適當的有關祖國的題材也可以寫，不排除為祖國民族解放戰爭服務，即當地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肩負為祖國和為馬來亞的民族民主解放而鬥爭的雙重任務。

父親這樣歸納爭論：“為什麼寫馬華文藝？無疑是為馬來亞的新民主革命。馬華文藝為誰而寫？當然是為馬華大眾寫。馬華文藝寫什麼？要寫馬來亞廣大群眾的生活希望和生活鬥爭以及揭露國特的無恥、馬華社會的封建殘餘，以及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主義統治。馬華文藝怎樣寫？無疑是要運用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方法，以民族形式為形式。怎樣創造馬華文藝的形式呢？盡可能吸收馬華社會上流行的民間形式，吸收馬來亞各民族的、為馬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的特質去融會、創造、發展。”

他分析了馬來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和僑居馬來亞的“新客”、“老客”的社會、經濟關係、政治傾向。指出一方面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自治、獨立，這一政治目標應該是生息於斯的三大民族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居住在新馬的華僑在民族感情上、文化傳統上、政治經濟上都和祖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必爭中國第一、第二，只要能站穩馬華大眾的利益立場，反映和打擊反動的惡勢力，就是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參加了馬來亞保障馬華利益的鬥爭。”“馬華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只要努力反映馬華的現實，通過自己的藝術，喚起馬華大眾，組織馬華大眾，鼓勵馬華大眾去戰鬥，就是最正確的方向，各政黨也不必拘束地競爭劃分這一工作是屬於支援中國或參加了馬來亞的民主鬥爭，只要以大眾的要求，大眾的利益為立場，追隨大眾的意見，努力去做，也就是最正確的方向。

父親記得，文章登出來後，得到共鳴。我在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馬華文藝之爭早始於戰前，即使現在也有爭論。父親的觀點是有現實意義的。

這個時期，母親張佩華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在育英中學小學部做教員，她很高興能“投入華僑教育工作，宣傳祖國的文化和形勢，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圖三：母親攝於1949年。）

看到母親在一份材料中寫：“1947年下半年知道了吳荻舟是黨員（以前不知道，在劉譚風與吳聯繫後，就知道了）。一下子共產黨從可望不可及拉到自己身邊來，抽象的黨員成為現實，擺在面前，令我激動。吳荻舟這時更忙了，我很羡慕他，他鼓勵我積極創造條件，我便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黨員，在黨的領導下，更好的工作，學習，更快地進步。關於階級鬥爭一點也不懂，‘進步’——我理解為不像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禍國殃民，而是廉潔正直，辦事認真，工作負責，作風正派，有學問，有工作能力。”

母親回憶：“1948年春，吳荻舟的黨小組經常在我家開會，我更熱烈了，有時聽他們談國內外大事。特別令我興奮的是國內鬥爭形勢，因為有一個舊中國對比，我更覺得共產黨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偉大的。總之，要打倒那個不合理的舊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欺壓、沒有保甲制度、沒有派款勒索、不會有理無處講的新中國就是合我的心意，我就願意跟共產黨走一輩子。”

（圖四：父母在新加坡的家，右一為父親。）

母親說：“我的這些思想、要求，吳荻舟是很清楚的。他們的小組每次在我家開會，他都要我為他們守護、照顧。我和趙渢（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也是在這時候熟悉的。後來，吳荻舟就把我的希望、要求向上級反映了。”

[1]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馬來亞也不叫馬來西亞。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馬共領導人民英勇抗敵。英國在馬來亞恢復殖民統治後，於1948年2月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把新加坡劃分出來成為單獨的“直轄殖民地”。1948年6月英國頒佈“緊急法令”，宣佈馬共和其他進步組織“非法”，實行武裝鎮壓。馬共領導了9年多的民族解放戰爭，迫使英國承認馬來亞聯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獨立，但英軍仍然駐在馬來亞。汶萊因為在石油稅收和蘇丹地位等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拒絕參加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於同馬來亞聯合邦在政治上、經濟上矛盾尖銳化，1965年8月9日從馬來西亞分割出來，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雲變幻

2 風雲變幻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饒彰風親自安排中藝的三次演出頗具戲劇性。饒彰風的公開身分是香港一張立場、觀點、政治傾向十分鮮明的紅色報紙《華商報》的董事，夏衍、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廖沫沙、張鐵生等是該報社論委員，郭沫若、茅盾等常在該報發表文章。饒彰風的太太何秋明(原名何祖貞，也是地下黨員)卻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他們夫婦從來不在公開場合同時出現，晚上才“殊途同歸”回到“七姐妹”(香港島北角)一條僻靜街道上的家相會。父親吳荻舟只在必要時，晚上到那裡找他。

三次演出，饒彰風都沒有公開出面。第一次，父親在他的安排下去基督教青年會拜訪何秋明，並通過何秋明的介紹拜見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人、英國爵士黃雯的夫人，洽談為女青年會慈善事業籌款義演。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加上何秋明從旁推動，順利地達成了協定。中藝只拿有限的演出費(以解揭鍋之急)，演出場所、推銷戲票等全由青年會負責解決。這次演出場地小，座位不多，但觀眾絕大多數是中上層人士，基督教會督何明華也積極支持。演出效果很好，夫人小姐們看到中藝的青年演員們在舞臺上忙得汗流浹背，都很感動，願把為數不多的千餘元票款贈送給中藝。機智的何秋明對黃夫人說：“他們這些青年，為了救國，十六七歲離鄉背井，成立劇團宣傳抗日，同甘共苦相處了8年。他們都熱愛藝術，捨不得分手。現在追求的是藝術上的成就，下次再為我們慈善事業籌款，找個大場子，多拉些觀眾，多銷些戲票，多給點演出費，江湖上說的幫人場勝過幫錢場!”黃夫人熱情地說：“那好，這錢收下。下次，請我的達令出面找香港政府，你說呢?”何秋明說：“那太好了，黃先生出面，一定馬到成功！他們知道一定非常感謝你!”

饒彰風聽了彙報，興奮地說：“黃雯爵士出面，再好沒有了，中藝要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門走向香港政府的大門。我看，趁熱打鐵，你乾脆向黃夫人提出下次借英國海軍俱樂部，這是輕易不出借的禁地!”

在饒彰風和何秋明兩夫婦的幫助下，在黃雯爵士夫人、名會計師陳一鳴夫人等的推動下，中國歌舞劇藝社果然借到了英國海軍俱樂部，協議四六分賬，雙方都很滿意。兩次演出都是為戰後香港慈善事業義演。演出的劇目仍以歌舞為主，加上音樂造型《黃河大合唱》。兩位上層夫人奔走推銷了不少榮譽票，觀眾除部分英國皇家海軍官兵外，還有親英和少數接近國民黨的香港上流人士和他們的眷屬，一個“為藝術獻身的職業劇社”在香港上流社會中開始立足，一條通過香港上層社會打出去的路線逐漸形成。

有機會演出後，中藝經費緊張的狀況有了一定的緩解。他們請夏衍到社裡做學術報告和對兩次演出提意見。過去七隊在大城市演出後，也請專家、學者、藝術家提意見，寫評論。鑒於當時的任務是宣傳和動員群眾起來抗日，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和中小城市流動，對藝術品質的評價，與今天對專業劇社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在戰爭年代，評論界對他們的短處也多採取鼓勵和原諒的態度。今天不同了，中藝是個靠藝術品質生存的專業劇社，夏衍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他們藝術上許多不足，提出許多要求。大家聽了很震動，明白還要狠下功夫。

當時他們搬到港島東區一座廢置的舊廠棚住，很簡陋，原本沒有間隔，他們用幕布和破舊木板自己動手把統棚隔了幾間房和一個相當大的排練場，夏衍就是在這暗黃燈光下的排練場給他們做報告的。

母親記得，到香港後，經濟十分困難，據她回憶，父親和中藝住筲箕灣，她住西環漢華中學的房子，打地鋪睡了幾個月。她說：“我確實窮得快沒飯吃了，只好去找吳荻舟，結果幾乎沒有車費回來。”筲箕灣在港島東，西環在港島西。我查了一下，1946年香港島只有四輛巴士運行，路線有限，所以母親當時坐的，很可能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俗稱“叮叮”的路面電車。1946年，“叮叮”的單程車資是頭等車（又稱西人車）兩角，三等車（又稱華人車）一角（沒有二等）。那個現在掉到地上都沒有人肯彎腰撿的角子，當時幾乎難壞了母親。父親在一份草稿中寫了如下一筆，可以為母親的記憶佐證：“籌建中藝，任社長，為了解決經濟困難，我將堂兄為我愛人生孩子準備的錢也用進去，致臨產前不久的愛人往返幾公里找我要家用，空手而回。”

（圖一：香港1946年老照片，路面電車“叮叮”經過的地方。想像一下，母親看著這陌生的地方是什麼感受？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尊孔會的負責人之一馬文輝聽說中藝要作第三次演出，主動提出幫中藝借孔聖堂。這個大鬍子是中間派人士。父親後來在許多場合都見到過他，左、右派人士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每次他總是身穿一件中式長袍，默不作聲地站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說話也很謹慎。

父親把馬文輝願意幫助借孔聖堂的事告訴饒彰風，饒彰風聽了臉上頓時泛起笑容，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父親說：“老吳，這簡直太妙了，對中藝去南洋大有好處。能在孔聖堂演出，便再也沒有人記得你們是‘赤色分子’了。我們一定把這功勞奉送給他。你馬上登門拜訪這位大鬍子，請他幫忙借孔聖堂。”

孔聖堂演出收入很少，不過中藝習慣了精打細算，收支相抵還賺了一些。雖說不久社裡又出現開支緊張，還被盜一次，但去南洋巡迴演出的條件卻成熟了。

 

（圖二：孔聖堂創立於1928年，旨在在香港弘揚儒學。大禮堂可容納千人，接受不同政治理念的團體和學派租用，是香港早年重要會場。外貌至今沒有太大變化。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南洋著名僑領、新加坡的陳嘉庚有意邀請香港文教界派一批能勝任教育工作的人去新加坡辦教育。同時在香港聘請教員的，還有吉隆玻和印尼各地。11月初，饒彰風約父親去他家。他說：“你馬上找一位在新加坡的福建同鄉，辦理入境證。任務有二：一是‘中藝’去南洋的時機已成熟，途經曼谷時，找當地的朋友談談中藝去曼谷的問題，看看那裡的演出條件，搭上關係，為中藝去南洋做好前站工作；二是大批進步文化人在國統區呆不住，撤退到香港，工作和出路必須擴展到南洋去，聽說陳嘉庚先生要辦一所中學，你以同鄉關係設法請他擔保一批朋友去新、馬、印尼。”

父親寫信給30年代在上海一起過窮日子搞文藝的馬寧（他抗戰前在新加坡，抗戰時在新四軍，抗戰後又回到新加坡），馬寧很快給父親寄來一張入境證。

父親和丁波去見饒彰風，饒彰風告訴他以後中藝社長的職務由丁波負責，徐洗塵為副社長。據丁波的回憶文章所寫，父親當即表態：“我瞭解丁波同志，相信他一定能承擔這項艱巨任務的。”父親並再次向饒彰風表示要恢復黨組織關係：“希望組織能繼續幫助我解決這個歷史問題。”饒彰風想了一下後對父親說：“你同意的話，可以重新入黨，下一步再設法解決黨齡問題。”父親高興地允諾了，並說：“好，分兩步走吧。”和丁波離開饒彰風向筲箕灣住地走去時，父親頗有感慨地對丁波說：“我這半輩子，雖然沒有背過思想包袱，但對組織關係問題，長期沒有解決，總是很不安心！這次社裡發展一批新黨員，而且多為七隊老同志，我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丁波說：“你這個想法就很對頭!”

據母親回憶，有一天，父親問她柳州有人來了嗎(外祖父母和大舅在柳州)？母親難過地說，來人把這一點點錢用光了。兩個人同歎一聲，相對無語。然後父親告訴母親說，饒彰風要他去新加坡執行新任務，在曼谷為中藝做好第一站的準備工作，然後到新加坡搞教育。母親睜大雙眼問：“改行了?”父親笑笑：“都是黨的工作嘛。”母親滿懷希望：“教育，也是我的本行。”父親說：“這次也許我們可以同行，但你還得忍耐……”

母親被留在香港等生產，她當時懷著第三個孩子，另外也要等父親到了新加坡後以家屬的名義申請護照。她說過，她當時十分徬惶，不想再流浪，想回廣西，那裡有她的父母和弟弟、朋友，也有適合她的工作。但是饒彰風和左洪濤、何秋明都竭力留她，還說為她安排工作。父親的遠房堂弟吳錫仁（在南雄開中藥店）和大舅曾接濟母親。

由於得到泰國安達公司的邀請，中藝去南洋巡迴的路線定為先去泰國，再去新、馬。飛機在曼谷只停留短短兩個小時，父親抓緊時間找到莊世平，通過莊世平找到曼谷天外天戲院的經理譚友六，他陪著父親去看了幾家戲院，瞭解那裡的演出條件。父親和曼谷的“東舞臺”簽訂從1947年元旦起演出80場的合同後繼續旅程，當天飛到新加坡。

父親說：“飛機越過泰、馬邊境叢林上空時，由於氣流落差大，飛機冷不防下跌幾百尺。我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土包子，幾乎把五臟都嘔了出來。”

到新加坡後，父親很快便得到莊希泉、李鐵民、張楚昆等同鄉幫助，見到了陳嘉庚。他非常和藹，專注地聽父親用閩南話說明來意後，慨然允諾擔保一大批朋友到新、馬和經新加坡去印尼。父親留在那裡，進入教育界工作。

1947年初，丁波、徐洗塵率領中藝先到泰國，後到新、馬巡迴演出。中藝在泰國的演出，受到華僑、當地人民及政府的熱烈歡迎，國民黨的使節也表示支持。父親說：“這真是奇跡!幾個月前，我們這批戲劇兵還是‘赤色分子’，‘共產黨’，幾個月後竟成了國民黨駐外使節的座上賓，如駐泰大使李鐵錚竟在使館歡宴中藝全體人員!”

中藝從曼谷到新加坡時，父親以中藝朋友的身份到火車站迎接。他領著中藝打前站的人進入月臺，大家見了他，和他熱烈擁抱：“老吳，老大哥!……”走出車站，還有數以百計的新加坡各界歡迎隊伍，搖旗高呼：“歡迎中藝！”父親興奮地向歡迎隊伍熱情介紹。到了住地，立即舉行了中藝老社員第一次理事會。後來，中藝在新加坡、吉隆玻、檳城等十幾個城市演出，可說是到處獲得成功。

（圖三：中藝1947年在南洋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劇照。）

1947年1月，母親生下第三個孩子、我的二姐之後，坐船到新加坡與父親會合。母親說，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左洪濤幫助下，二舅張國權和小舅張國樞到了香港。孩子劇團早被國民黨解散了。二舅後來去了印尼的巴領旁教書，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小舅先在香港《華商報》排字，後來到東江縱隊參軍打遊擊，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

父親在新加坡期間改名吳昆華，公開身份是新加坡育英學校教務主任，這個安排得到陳嘉庚的幫助。育英學校由海南籍先賢創辦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初時只有十余名小學生，1925年增至四百餘名。太平洋戰爭期間校舍被英殖民地政府徵用，後又被日軍佔用，戰後被荷蘭盟軍作為臨時兵營。1946年復課，同時增辦中學。符玉川整理的《新加坡瓊僑辦學史記》有提及父親等人：“趙渢（前中央音樂學院黨組書記）、吳昆華（任育英教務主任、前國務院港澳組副組長）、李定、汪金丁、何國霑、張偉賢、楊嘉（作家）等均曾在育英任教，師資陣容空前強大。”

父親帶著大姐到育英讀書，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住在張楚琨家。張楚琨是陳嘉庚得力助手、有名的愛國僑領，母親在他府上打擾了將近一個月，才租屋遷出，半年後開始在育英學校小學部任教師。母親說：“荻舟和我一直記著張楚琨先生的和藹大度，他對當時大批經過新馬的文化人給以熱情幫助，至今我仍心銘感謝。”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