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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當天的《中山日報》,通欄大標題寫著“日本無條件投降”,此外還有“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保留天皇”等內容。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3黎明前夕

一頁舊報紙,登載了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的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吳荻舟在廣東汕頭當地報紙《汕報》頭條位置發表文章《八年了,兄弟》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3 黎明前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z

母親張佩華1998年8月在紀念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說:“和大隊會合後,他就顧不上我們了。”還說:“這個忠實頑強的共產黨人”在梅縣曾經流淚。經歷了那麼多風風雨雨的劇宣七隊,遇到什麼極端困難的情形令父親吳荻舟流淚?而且,這已經是1945年7月,再堅持1個多月,日本便投降了——雖然他們當時還不知道日本即將投降,7月26日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仍拒絕投降——他們想的是“堅持抗戰到底”,“堅持國統區的抗日宣傳陣地”,“勝利一天未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就在7月,隊員葉林,肖洙,陸辛微,胡振表,林正斌想去北江遊擊支隊,葉林徵求父親的意見。父親過去曾幾次向根據地輸送幹部,問清是北江支隊來人聯繫,便同意5位隊員走。不料,畫家符羅飛、話劇導演陳卓猷、音樂家黃飛立要在興寧籌辦元培藝術學院,從隊裡同時拉過去史進、張琢等七八個隊員。兩撥人一走,全部節目都要調整演員,重新排練,一時間無法開展工作。父親十分焦慮:“政治部如來查處,後果如何?如被借機撤換隊長,重新調整隊務會,隊就變質了。自己能不對黨、對這些年青人負政治上、安全上的責任嗎?”這就是父親流淚的原因。母親晚年回顧說:“荻舟要我必要時回他的老家福建龍岩。我看到他和徐洗塵副隊長討論問題時嚴肅的面孔,真後悔沒有隨陳葆真撤到她家鄉廣西的山裡去。”

但是,父親是不會坐以待斃的。他考慮:梅縣地處閩粵邊遠地區,在七隊到達那裡之前,還沒有自發的抗日群眾團體。抗戰氣氛稀薄,藝術幹部也少。過去幾年流動工作中也遇到過這樣的地方,都因為抗日形勢要求急行軍和突擊性的宣傳鼓動,每個地方停留的時間不長,只能辦一些短期的歌詠班,通過它物色群眾骨幹,留在當地繼續擴大影響。父親想到,抗日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有條件扎扎實實辦一些長期的宣傳培訓班,培養一些思想覺悟高的藝術骨幹。既可使播下的種子在當地更好地生根發芽結果,也可為本隊補充一些力量。

與左洪濤和饒彰風的聯繫已中斷,父親只能獨立作戰。隊剛剛到梅縣,對周圍環境不熟悉,他就經常到在桂林時已經認識的民主人士張文家瞭解當地情況和交換對工作的意見。張文的兒媳梁綺曾在七戰區政治部工作,在韶關時她是支援和關懷七隊的(後來瞭解到她當時已經是中共黨員)。這時她已離開政治部,在梅縣丙村中學教書。父親成為他家常客,見面無話不談。在張文家,父親還見到李伯球、郭翹然等疏散回鄉的民主人士。

張文、李伯球和郭翹然都贊成和支持父親的設想。李伯球知道梅縣興梅師管區司令張宗良早想搞宣傳隊,苦無藝術幹部,於是策劃七隊順水推舟,提出由七隊與師管區合作辦班。當時梅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書記熊耀豪也有興趣,遂成了三家聯合舉辦的“戰時藝術訓練班”,而且興梅師管區司令張宗良提出由他任班主任,父親與熊耀豪任副班主任,張宗良還鄭重其事給父親頒發委任令。這樣,七隊在梅縣住下,不搞大型演出,便成了合情合法。

班期定6個月,一切教學、招生、管理由七隊負責,課程有文藝思想史,簡明樂理、聲樂、音樂指揮、戲劇藝術理論、導演和舞美等,是個綜合藝術培訓班。作為實驗課程,還給學員選排《農村曲》等,準備結業的時候演出。

不久,去北江遊擊區的隊員找不到遊擊隊回來了,去元培藝術學院的隊員因經費無著也回來了。當七戰區政治部風聞七隊跑了很多隊員,無法工作,正辦班補充,派人來查時,危機已經過去。父親對大家說:“這次是僥倖,可一不可再,要接受教訓。”“千萬不能迷失方向啊,抗戰還沒有勝利,我們必須留在國統區工作。”

當時曾到北江找遊擊隊的胡振表在1998年紀念父親的文章《回憶吳荻舟二三事》裡寫:“對我們那次擅自離隊去元培藝術學院搞籌備工作和去北江支隊建立文工隊的同志,吳隊長也是持寬容的態度,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沒有聯繫上北江支隊,當我們只好回歸大隊時,吳隊長非常熱情地迎接我們回來,看到我們個個臉都曬得黑黑的,不但不責怪我們,反而安慰我們,讓我們好好地休息幾天。回想這件事,覺得我們當時完全沒有考慮到身在國統區,且配屬七戰區政治部,如果我們這次行動被他們發現,那麼就會向隊長要人,這會給他和隊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想到吳隊長的胸懷寬大,不計他人短處的高尚品德,內心總有說不出的難過,實在對不起我們的好隊長。”

潘予也是去找遊擊隊的人之一,她在隊史裡撰文《記我們的好隊長吳荻舟同志的幾件往事》說:“1945年夏,我們正在興寧演出歌劇《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這時,傳來了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的喜訊,同志們都高興得跳起來了,隊伍很快拉回梅縣,準備返回曲江駐地,等待新的調遣。這時侯,隊裡悄悄地流傳著各種消息,隊員們的思想十分活躍,有的說,八年抗戰結束了,現在該可以回家鄉去看望一下父母親或者準備繼續讀書或者成家立業了,有的說,八年中一直嚮往著去延安,去解放區學習,現在該是時侯了……正在這個時候,傳來了一個消息,說是東江遊擊隊北江支隊派來了一位交通員,傳達他們支隊領導人的意見,邀請隊長把全隊拉到北江遊擊區去作宣傳工作,因為抗日戰爭雖是勝利結束了,但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徹底侵吞勝利果實,因此,遊擊區那邊需要我們去等等。同志們聽了之後,都躍躍欲試,希望隊長馬上把隊伍帶到遊擊區,可是,隊長沒有同意,他認為:一、正因為戰爭還沒完全結束,國統區的宣傳陣地不能輕易放棄,需要我們繼續工作。二、這時候去遊擊區,路途上的風險很難預料,他作為隊長,要對隊員的安全負責,不能冒險從事。可是,我和幾位比我長幾歲的同志竟然不辭而別,卻不理會隊長的意見,跟著那位交通員上了路,路上為了避開國民黨保安團的注意,我們喬裝成商人模樣,冒著酷暑,中午走路,早晚住店,從梅縣一直步行到乳源,原以為已經到達目的地,可以找到親人遊擊隊了,結果卻大失所望,部隊由於形勢需要已經轉移,當晚,我們在寄住的客店樓上,翻來覆去地難以入眠。正在這時,胡振表從樓梯口聽見樓下有人在竊竊私語,他們指著樓上說:“這些人肯定是共產黨,明天一早把他們抓起來……。”同志們聽到這一緊急情況,立即行動。等樓下那些人都去睡覺了,便悄悄的逃離了虎口,結果沒辦法了,那位交通員也已離開我們去尋找部隊去了,我們只好走小路回梅縣,回到民眾教育館駐地後,我們感到沒臉見人。但是,隊長見到我們一個個曬得又黑又瘦的,不但不責怪我們,反而一再叮嚀我們說,暫時不要出門,在隊裡好好休息。我們眼淚汪汪地想要向他彙報,可是他卻擺擺手說:“別說了,我都知道了,好好休息幾天,準備出發回粵北。”臨走他忽又回過身來輕聲地說:“我希望你們要腳踏實地,不單獨行動,跟大夥一起幹好工作。”望著他那雙充滿親切和誠摯的眼睛,我們都禁不住地哭起來了。後來,隊伍調到廣州後,我們就聽說了隊裡的主要女演員陸濱同志就是在去延安的路途上被保安團抓住活埋了。隊長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在國統區工作了那麼多年了,誰不想快點到解放區去呀?可是,我們走了,這裡的工作不也是需要人來幹嗎?!幹革命不能光靠熱情,還要有理論指導,要靠大家團結一致幹!’他的這些話,像滴滴春雨滋潤著我的心田。”“當一個同志思想上或作風上出了差錯的時候,作為領導者,對這個同志的體諒和引導,往往能使這個同志終生難忘。”

辦培訓班期間,郭翹然曾邀請七隊到他的家鄉丙村和丙村中學演出,七隊又到在坪石淪陷後搬遷到梅縣的中山大學慰問演出。文學組開展街頭宣傳,音樂組編印《七隊叢書》,出版《好日子》等歌集。美術組齊牧冬,陸志庠,趙本,袁濱,俞亮等籌備畫展。其中俞亮的三套組畫《法西斯的沒落》,《兵弱寄懷》和《不量力》抨擊諷刺貪官污吏,日寇侵華和德意日的沒落,很有針對性。還幫助漫畫《三毛流浪記》的作者張樂平舉行個人抗日畫展。結束丙村和中山大學的演出後,演出《重慶24小時》,各項工作蓬勃開展。

梅州中學有一位李時可校長,是粵東知名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梅州中學教高中數學。據他的學生賴慧鵬回憶,賴慧鵬1924年畢業考進中山大學,1925年轉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曾經徵求李校長的意見。李校長說:“學文學武都是為了救國救民。”並引用時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在梅洲中學禮堂對全城中學師生作報告時的話說:“求學的目的是實現中國革命,建設富強康樂的國家,青年學生要做對革命和建設有價值的人,才無愧於時代。”

李校長又是抓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家。梅州中學籃球隊在全城中學比賽包攬冠亞軍。而在藝術教育方面,他認為:只要善於引導培養,戲劇藝術也可造就人才。1939年學校成立了“梅州戲劇宣傳隊”,以戲劇為武器,宣傳群眾抗日。1941年“戲劇宣傳隊”改名為“梅州青年劇社”。1942年排演了老舍的三幕話劇《面子問題》;1943年排演了陳白塵的五幕六場話劇《大地回春》;1944年元旦演出得到很高的評價。

當劇七提出與梅州中學合作演出,李校長滿口答應,他讓負責的老師在應屆畢業生之外的20、21屆學生裡選出36位同學參加《軍民進行曲》的演出,包括帶隊的吳美祥、李校長的兒子李雲文、日後成為劇七忠實朋友的李鐸元等。

一頁舊《中山日報》,左手邊佔據很大位置的廣告顯示:《法西斯細菌》今晚正式上演。

1945年吳荻舟帶領的演劇七隊在廣東中山當地報紙《中山日報》刊登話劇《法西斯細菌》的廣告。

(圖一:李鐸元保留的劇七《法西斯細菌》廣告剪報,刊登在當年的《中山日報》。)

據李文雲晚年回憶,他父親李時可校長興致勃勃到場觀看演出,很滿意。劇七對合作演出也很滿意,正副隊長再訪梅州中學,向李校長表示感謝。事後劇七全體與參加演出的梅州中學同學齊集梅縣民眾教育館合影留念,那張由連環影相館拍的12寸大團體照,在照相館櫥窗擺放多年,可惜在戰亂中沒能保存下來。

1986年母親和粱綺曾在廣州會面。梁綺說,劇七到梅縣之後,梅縣的抗日救亡運動活躍起來了!劇七辦的“培訓班”撥動了梅縣青年的心弦,連梅縣國民黨司令和三青團的“官兒”也被你們調動起來,解決了你們隊的問題,也在梅縣撒下抗日愛國的文化藝術種子。父親回應她說:事是我們做的,但沒有你家張文先生等人鼎力幫助,也是不成的。梁綺也笑了:還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偉大。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國廣播詔書,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培訓班的學員沸騰了,梅縣沸騰了,全縣人民舉行了盛大的歡慶遊行。劇七作為前導,打著竹板高唱:“啷里個啷!啷里個啷!我們笑:哈哈哈!我們笑,法西斯蒂的日本鬼,打不久來打不長,吃了原子彈就投降!”

日本投降當天的《中山日報》,通欄大標題寫著“日本無條件投降”,此外還有“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保留天皇”等內容。

日本投降當天的《中山日報》,通欄大標題寫著“日本無條件投降”,此外還有“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保留天皇”等內容。

(圖二:日本投降當日的《中山日報》剪報。)

一頁舊報紙,登載了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的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吳荻舟在廣東汕頭當地報紙《汕報》上發表文章《八年了,兄弟》。

(圖三:吳荻舟發表在《汕報》上的文章:《八年了,兄弟》。)

培訓班提前結束,演出歌劇《農村曲》和話劇《重慶24小時》。這是結業彙報,也是慶祝抗日勝利。演劇七隊的隊務會決定儘快回韶關基地。9月10日他們假梅縣民教館禮堂舉行告別音樂晚會。節目有七隊集體改編的《日本投降》、《好日子》和《凱旋歌》等。9月16日,培訓班的全體學員依依不捨送別七隊。

十二名年輕的戲劇兵笑容燦爛、青春勃發,合影紀念抗戰勝利。

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一張合影,八年了,沒有見到哪一張照片他們笑得如此燦爛。

(圖四:1945年部分隊員在梅縣合影,勝利的喜悅溢於言表。)

劇七離開梅州前,有十一名隊員給李鐸元在一個袖珍本上留言。感謝他一直珍藏著,今天我們才可以一窺當年,知道那時候的姑娘小夥在想什麼(“文化大革命”期間留言本被抄走,經過十餘年才平反物歸原主)。

劇七隊長吳荻舟題詞:“假如只把藝術理解做生活的一部分還是不夠的,應該把藝術看作是推動生活和指導生活的原動力。”

副隊長徐洗塵:“嘹亮的聲音,閃灼的光華,和豐富的色彩,是生命所不可缺的三要素,讓它們發揚到極致吧!!!”

音樂組組長林韻:“我們要活得漂亮,死得光輝。”

導演史進:“用你的鏡頭撮畫人類的曲折。”

導演方熒:“生活裡最高的快樂,是為大多數人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美術室齊牧冬:“我很愛好朋友,但不善於交友。因為我並不喜歡講剛認識時的那些客套和面對面的沉默。不認識的人說我不要朋友,但實際上我非常喜歡朋友。”

美術室胡青:“用誠懇和忠實的態度,在工作、學習和交友以及其他一切裡,都是人人該有的品格,但,能這樣的人很少;你就是我們見到的稀罕的一位,願你的誠懇與忠實,傳播到你所認識的每一個人身上,也願我們都來傳播它到所有的人類去。”

美術室袁濱:“沒有一點‘我相信’的存在,就沒有意志,就沒有生氣勃勃的生活,就沒有能力。沒有理想,就什麼全無。對一件想追求的事件,你必須有一種態度,信仰或象徵,而且在心底必須有一種火焰在燃燒著。藝術就是戰爭——最崇高最偉大的戰爭。”

美術室趙本:“永久的生命,不斷在戰鬥之空上翱翔!”

美術室俞亮:“忍受非常的勞苦,一切為著明朗的日子做準備。”

曾在贛州被特務抓去的隊員何祖鈞:“我不曉得該寫些什麼,只曉得很願意和你為友。”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險惡贛南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前後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劇宣七隊的隊員在野外席地而坐,幾個人圍在一起,糙米就著一碗青菜就是一頓了。

劇宣七隊生活艱苦,幾個人分吃一碟青菜。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三南的崇山峻嶺,山路崎嶇。

粵北贛南很多崇山峻嶺。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一本自己已經模糊的油印劇本《重慶二十四小時》,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劇宣七隊”字樣。

網上拍賣劇宣七隊的宣傳品《重慶二十四小時》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粉紅色的影印紙上印著劇七之友李鐸元二零零八年的賀年信。

這是二零零八年一封“劇宣之友”的來信。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西南劇展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影響深遠。圖為毛澤東和與會代表在楊家嶺合影。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會徽長方形,畫面上是一個起舞的人物,和“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字樣。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會徽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幾百人的大合照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與會者大合照。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五個年輕人爬梯子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9千里西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劇宣七隊的“粉絲”回憶、手抄三首抗戰歌曲的歌詞

劇宣七隊在廣東培養了一批“粉絲”,近七十年後還有人記得當年的歌詞。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五個年輕人爬梯子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劇宣七隊走到哪裡就宣傳到哪裡,圖為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十四名年輕劇宣七隊男女隊員分兩排合影留念。

他們還不知道抗戰即將勝利,連年征戰令滿臉稚氣的年輕人成長,誓要抗戰到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6抗宣生活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

版權資料很齊全,由魯迅藝術學院編輯,辰光書店印行,初版、再版等等。

《軍民進行曲》版權頁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由鐘敬之擔任,有遠山、近景、樹和籬笆。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

一頁關於《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的說明,署名“鐘敬之”

由鐘敬之寫的《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說明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