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油畫習作：母親一家跟著父親吳荻舟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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