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四清運動

5 京城寒潮

1965年1月29日，父親吳荻舟一行再次來到南京，一萬多名四清幹部分乘火車回京過春節。父親抓緊半天時間逛了夫子廟、秦淮河以及周邊舊巷，歎息那些風流文士詩詞歌賦寫的秦淮河多麽使人嚮往，而現實中污泥滿河床，雖然經過整治修通長江水，仍然發出惡臭。他買了一盆羅漢竹，取義“竹莖中空，人要謙虛”，“謙虛使人進步……”

上火車後晃蕩了一夜，沒法寫字也沒有睡好，父親靜靜地回憶，30日到家後補記了離村前和積極分子以及幹部談話的情況。他給積極分子做工作，要大家按照《二十三條》所定：退賠不能馬馬虎虎，也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大，交代又好的幹部，經過群眾的同意，可以減、緩、免。他和隊長王正和談了三點：“1小四清你不好好交代，群眾揭發才被迫承認，大四清如不好好交代，企圖混是混不過去的。要考慮自己的前途，也要考慮全家的生活。2要對生產負起責任，最近你消極怠工，不安排生產勞動。3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四不清，嚴重喪失立場。只要改，只要交待，還是好的。黨和群眾會團結你。不要在四清幹部離村後對群眾打擊報復。”父親說：“他保證不會（打擊報復）。”（1月30日）

1月31日，父親上午探望朋友和聽李一氓做國際形勢報告，報告重點1赫魯曉夫和現在的蘇共領導同是修正主義，但，前者做法和口講一致，後者是假團結真破裂的，更使人的，我們還要發表文章來揭露，2東南亞，重點是亞非的獨立，只是有向左向迷亂右的自己基礎，因為他們取得獨立了，但，走什麼路，現在不能看死。我們支援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的進步力量。

中午父親在家休息，下午去外辦和大家見面，看電影，晚上回家吃飯後，又去晚會，他說“晚會開的無精打采，看來有點形式主義。”

臨睡前，母親對他談起“夏（文化部夏衍）是代表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1]”，父親寫道:這真是使人大吃一驚。他想像不出來，“這樣的分子高踞在文化部十多年，遺害性（危害性）該多大！”（1月31日）

2月1日，兩位在鈐塘搞四清的同事王、朱到家坐了半小時，他們對工作評價很高，可是父親寫道：“在句容時，我聽到打了12只大老虎，當時我以為每人至少千元、千斤糧以上，這次瞭解只有千斤左右的糧，折80-100元，這樣，作為大老虎來打，是否過了呢？又說大小鬥爭搞了4-50次，這也似乎緊張了一些。對照《二十三條》，這是不適當的。不全面、甚至有意的不馬上向幹部交代政策底，也是不適當的。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只揀好的講呢？這是不對的，這樣做，對領導是欺騙，是要引導領導犯錯誤的。”

這天是年三十，但是父親先要去聽彭真的報告錄音，晚上又在“東來順”宴請《經濟導報》十六人，然後才回家吃家裡的年夜飯。他提到：“我特地買了酒”，“日子過得真快，我和瓊的戀愛記憶猶新”，現在有的孩子已經在談戀愛了。（2月1日）

父親瞭解到母親的單位中影公司也有一些事非，工作很重，母親感覺疲倦。晚上臨睡他還在和母親談心。他寫道：“我覺得她一片好心，就是急躁，對人的要求，主觀上認為出發點沒錯，不必講求方式，結果是落得一個‘不平等對人’的批評”。父親相信她是真心待人，沒有不平等待人的自覺思想，被誤會了。父親為她難受，也擔心她。

從父親的日記裡看到，他送二哥住院割扁桃腺，帶我和妹妹去逛街，說是“還”我們的願。

1965年北京西長安街，從西單向西看，可以看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圖一：父母有一天從西單走路回家，就是這段西長安街。1965年，從東向西看，四座突出的高大建築從左向右分別是廣播大廈、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和路北的軍事博物館。依稀可見殘破的城牆。路北有順城街、北鬧市口、大沙果小沙果胡同等。從廣播大廈向南拐再走一站地就到我家。一路上所談話題十分沉重。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以往每逢過年，父親都會到各家拜年，但也有“繁文縟節”的煩惱。這年中央號召不搞“拜年”，加之政治氣氛壓抑，他本以為不會有人來了，結果先是住在同一個大院的諸華、鄧強和吳凡吾來了，然後邵良、樓適夷夫婦等先後都來了，於是父親也到各家跑了一圈。

關於各人談到的整風情況，父親寫道，他不敢相信，那些老幹部竟犯了這樣的大錯誤？聽說“有的是歷史地犯錯誤，反黨反主席的，有的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二十三條》裡說‘重點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南京學習時，還沒有真正懂，聽到這些，才真的懂了。”他還想起過去曾有同事引經據典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資本主義的復辟是必然的。父親當時不同意：這不是唯心論嗎？社會不是發展的而是迴圈的了？現在黨內卻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2月4日）

邵良伯伯來的時候和父親談到“檢查船舶設計上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說他過去講過“設計90，製作10”，“這是錯誤的提法，是專家思想，抹殺了勞動人民的功績，把工程師、專家的作用估價高了。其實，設計到完成，是經過無數次失敗、修改、再創造的過程的。從歷史來看，科學上的任何成就都是由於無數代勞動人民對自然的改造和勞動的經驗的積累的結果，專家不過是繼承了前人的勞動成果，加以綜合、發揮、當然也有創造的部分。”況且他的設計，“絕對不可能一代就過關，又加上勞動者的實踐、再實踐，才完成的。”

隔幾天父母去回訪，邵對交通部工作安排有情緒，父親寫道：“內部矛盾真多。他的愛人也有情緒，沒有工作，可能對我沒給她介紹工作，有意見。其實，去年登記外語人才時，我確實代她登記了，沒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2月7日）

我很難評估回京期間接收到的資訊，對父親的思想以及後續的四清工作有什麼影響。不過父親自年少便接受了平等、自由、憲政的主張，啟蒙他的是鄧子恢這樣他欽佩愛戴的理想人物，加上他本性善良慈悲，關注底層人民疾苦，即使看到黨內分歧，感到震驚，切身體會到實現理想之難，我估計他仍會堅守與人為善和實事求是的一貫做法。正如2月9日這天他的日記所寫：“強調徹底革命，但，要從具體實際出發，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可歎以君子之心，難以想像人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政治鬥爭又會殘酷到什麼程度。

這天他們坐火車離京，在車上談了很多工作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圖二：父親囑咐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多做調查研究。）

到了南京，有一天自由活動時間。部分人想去夫子廟但是不認識路，父親送他們去到那裡自己再返回，在駐地花一角錢買了一碗鴨血湯，他寫道：“真價廉物美。”

然後他和其他人到莫愁湖一遊。據他描述：“湖很大，顯然是解放後整理過的，設計得很不錯，開曠而不落俗，有古建築一座，小山連綿，遍植各種植物。湖中有小島，島上有亭榭，我們沒有去，有船租，湖的周圍還在綠化中，還有一二處興建亭榭。”父親還寫道：“本想去看看中央軍人監獄，據說已經炮毀，我在湖中小山遠望不見，原來，它在江東門，距莫愁湖尚有一站多路。”父親此次與他曾經坐牢近八年之久的中央軍人監獄擦身而過，下一次來到，已經是二十年後。

回程，父親和趙姓同事去了中央市場，“酒座小酌啤酒，兩碟小菜，一共才一元”。父親向他瞭解大東崗的四清情況，他寫：“看來也差不多，也沒有發現瞞產私分，大四清的材料也不多，積極分子才七八人。打過人，工作隊也粗暴過。估計四月中可完成離村。看來我隊並不落後於彼。”

晚上沒有活動，大家在臥室聊天，談到參加集訓，父親說感覺到一種偏激的情緒主張不參加集訓，認為江蘇省江渭清之前講話時對過去批評他右傾有意見，如果去參加集訓，不可能得到正確的中央精神，對今後的工作還可能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父親說，他覺得可以“一分為二”。如果去，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起一點正面的作用。（2月10日）

回到小澗子，父親在大隊部聽到反映說，在他們離村期間，地方領導右傾，恢復了隊長的領導權，引起積極分子和貧下中農思想混亂。還有人傳會收回自留地，群眾放棄自留地管理，不除草，不下肥。

父親建議1.向群眾講清楚23條的精神，2.堅決宣佈不搞（收回）自留地，3.不讓幹部翹尾巴。

晚上開會，決定還是參加集訓，要抓生產。父親擔心：“積極分子中能抓生產的少，將來新的隊委怎樣安排。”（2月11日）

他們需要為當年“達到600斤以上的口糧而奮鬥。”（2月12日）

父親比較多考慮實際問題，恐怕這也是說他“右”的一個原因。

2月13日，“晴，暖轉涼，下午有風”，一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上午東隊來談辦民校，下午和吳凡吾去鈐塘見了張正，“他同意我們去集訓”，也同意大四清的安排：大四清（包括退賠）的時間，對敵鬥爭，組織建設及總結，準備離村等，談了新的隊委名單，作為培養的目標。下午做積極分子工作，晚上做婦女工作後又參加積極分子的會議。11點半才休息。（2月13日）

2月15日，在雨中他們離村去集訓，父親記述：泥濘很深，難走極了。我的行李張勳南挑了，我提了一些。晚上六點多就睡了。

這位在父親的筆記裡反復出現的張勳南，對父親給與了極大支持和幫助，十分感謝啊。

第一本日記的最後一頁，有父親的“體會”，大概是為集訓所作準備吧：

1. 政策必須交透（講雙十條）。
2. 交待政策要與具體鬥爭結合，才能使群眾他們領會和掌握政策（公佈工分賬，講分配政策和六十條中關於公分的一些規定）。
3. 支援群眾、提高群眾當家做主和帶他們一起工作。

通過鬥爭發動群眾是最有效的（三個戰役）。

4. 四清（政、經、組、思）在運動中不能只講經濟上的四不清，要不斷把四不清幹部的四不清講透，這樣既教育了四不清幹部，打掉了四不清幹部的威風，也發動了群眾，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公佈錢賬）。
5. 工作的深入是逐步來的，要根據群眾的覺悟，不斷放手，減少代替，來檢驗群眾的覺悟。
6. 工、錢、糧的公佈與群眾的覺悟（序不能倒）。
7. 傳達檔要針對群眾反映，決定重點。

集訓動員時說學習重點擺在1.形式性質，2.標準，3.工作方法，4.幹部政策，5.建設，6.工作態度、思想方法。學習方針是暢所欲言，全面地、正確地、完整地學好23條。父親認為：“這些都是對的，但，我覺得問題在結合實際時，對今後工作怎樣要求，和是否肯定反右以後這段工作上的具體做法。”

下面是父親一些集訓記錄：

“動員後讀了‘23’和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讀了彭真的講話，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過去對幹部的形勢（認識）是籠統的，尤其在農機廠學習時，聽到很多關於幹部的消極情況後，進村是比較緊張的，因此，在一段時間，我們根本不敢接近幹部，不去理幹部，2.因此，在摸了一段時間，雖然看到一些幹部比較好，也不敢解放他們，更不敢依靠他們。”

“怕右的思想是比較突出。”

“分團佈置下一段的工作‘大隊活動為主，運動在大隊，細緻的思想工作在生產隊’。（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否則很難設想依靠多數幹部的問題。”（2月16日）

討論形勢和性質，“形勢大好與階級鬥爭嚴重並不矛盾。但，也不能不看到具體的社、隊的情況不同，所以什麼工作，都要摸清情況後，從具體的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2月17日）

結合前一段工作討論工作方法，“我覺得，我在前一段工作上發動群眾上，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形勢的。但，在思想教育、即深入細緻的工作（對幹部和群眾）是不夠的。如果要改，就要補這方面的缺點。因此，我曾說過我們錯了，有了工作上的片面性。即多注意到組織發動，忽略了思想動員。”（2月18日）

[1]網路資料顯示，文化部整風從1963年開始，1965年元旦，副部長陳荒煤檢討：“電影已經形成一條完整地、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夏衍、齊燕銘和陳荒煤被免職，扣上“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

蘆蕩小舟

第四章 南洋風雲

3 馬華文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香港方面是分三批派人來新、馬、印尼的。第一批主要是中藝先遣人員。母親張佩華是第二批。第三批由陳夏蘇率領經新加坡去印尼巴領旁辦學。他們分批由父親吳荻舟引見拜訪了南僑總會會長陳嘉庚，他向英方擔保了200人的入境護照，這些人都安排到新、馬、印尼的中小學校，或自辦專業院校，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儲備了人才。從1948年初起，他們又一批批經過香港回到解放區。

1947年饒彰風也到了新加坡，組織出版《新華通訊》。父親再次向他提出恢復組織關係問題，饒彰風將他介紹給僑党負責人之一劉譚風，說父親是“三八”幹部：八年讀書、八年坐牢、八年抗戰，長期找不到入黨介紹人曹正平，也找不到能證明曹正平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的證人。此後，父親就被安排在劉譚風領導的文教特別支部(書記趙渢)過組織生活和負責宣傳。文教小組組長是夏衍、饒彰風和張兆漢，成員除父親之外還有林彥群。

吳荻舟攝於一九四六年

（圖一：父親攝於1946年。）

父親他們當時的工作是深入華僑青年、學生和中上層人士中，團結華僑領袖，宣傳祖國形勢，號召他們參與民主愛國運動。父親與汪金丁、盧心遠等推動了華校教師公會的成立，薛永黍(中華中學校長、民盟成員)任主席，父親任秘書長。父親說過他們做過的一些工作，比如後港一所小學的校長，因生活困苦家庭不和睦，感到悲觀要自殺。教師公會做了工作，幫助他放棄自殺念頭，恢復家庭和睦。

當時新加坡沒有大學，幾所華校進步學生在進步師長指導下組織學生定期集會、聯歡，特別是利用五四青年節、三八婦女節和六一兒童節交流祖國形勢、學運情況，請國內來客或當地進步人士作專題講演。中藝也派人參加學生集會，作小型文藝演出，增加學生們對祖國的認識。

關於父親吳荻舟在新加坡期間的工作，有兩篇文章可供參考。

• 許征帆的《革命的牽線搭橋人——懷念啟蒙之師吳荻舟》（為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所寫，節選）：

“有幸初識吳荻舟，是在我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彷徨、困惑極需正確指引的1946年，那時我剛滿18周歲，剛從逃亡之地(印尼的一個偏辟小島)回到原來的僑居地(馬來亞柔佛州龍州鎮)。歸去來兮！歸來後的所見所聞令人驚詫費解，構成成串的不明白：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大戰的戰勝國，為什麼會是那樣一副‘慘勝’的樣子；號稱世界強國之一的中國，為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氣味仍那麼濃烈；堂堂神州怎麼會鬧得越來越像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國民黨政府憑什麼讓美帝國主義肆意蹂躪我中華；太平洋戰爭中那幫夾著尾巴逃跑了的老殖民主義者，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深受戰亂禍害的華僑青年，何以備受殖民政府當局的冷漠，視為時代的棄兒。於是我決定拿起習作之筆，力求寫出直面嚴峻的、冷酷的現實的習作，以習作為投石，來個投石問路。

問路幸遇中共老共產黨員胡愈之、吳荻舟等人。前者在自己主編的革命報刊上，發表我的多篇習作，鼓勵我在寫作的實踐中體察社會、品味人生、磨煉自我。後者建議我定期到新加坡參加文學愛好者的活動，聽取有關中外名著的介紹和研討。令人永生難忘的是，吳荻舟親自講解了果戈里的《死魂靈》、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高爾基的《海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魯迅的《祝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葛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家莊的變遷》等等。由於課時有限，每講只能是提綱挈領地展示主題，儘管如此，聽者仍得益匪淺：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路，提高了覺悟，強化了信念。通過一次次地聆聽教誨，我腦海裡的諸多“不明白”逐漸減少了。對社會走向、祖國前途、人生道路的認識，頗有豁然開朗之感。在戰火剛熄滅的新加坡、馬來亞那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對我這樣一個既失學、又失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來說，有胡愈之、吳荻舟這樣的老黨員、老學者的關懷和指點，真是太幸運了。他們確確實實是我的啟蒙之師。”

許征帆的紀念文章還有後半，我會在寫相關歷史時期的時候繼續引用。

二．林彥群的《在新加坡的片斷記憶》（同上，節選自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

“1947年下半年，我在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曾和在南洋女中任教、在《南僑日報》工作的幾位同志，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辦了一個《學生週報》，並以《學生週報》社的名義，經常舉行各華僑中學師生的聯歡活動，進行支持解放戰爭和國內學生運動的宣傳教育工作，配合華僑的愛國民主運動。《學生週報》的發行和活動得到在育英中學的荻舟、李定、袁少屏、何國霑等同志的大力幫助，不少育英中學的學生訂閱《學生週報》，參加聯歡活動。當時，正在新加坡的中藝社(大多數成員和吳荻舟、李定都曾同屬抗敵演劇隊)的一些同志也來參加聯歡活動，使聯歡活動更為豐富多采。這些都使《學生週報》團結各僑校師生的工作得以較好的開展。

吳老是新加坡華僑教師公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教師公會當時是新加坡的主要愛國僑團之一，其中有不少愛國進步僑教界知名人士，例如：華僑中學的薛永黎校長，荻舟的閩西同鄉盧心遠(解放後曾任中僑委辦公廳副主任)和馬寧(名作家，解放後曾任福建省文聯主席)，還有汪金丁同志(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在這期間，愛國僑教界與反動僑教界的鬥爭是激烈的。荻舟也常用吳秋楓的名字發表文章，揭露反動僑教界的反動面目。

我和吳老曾經同在一個黨小組，但為期很短。小組同志都是僑校教師。我們交流各僑校和學生運動的情況，還曾經討論關於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以及華僑工作問題。l948年初，革命前輩胡愈之同志(當時任《南僑日報》社社長)發起一次研究會，參加者有在<南僑日報》社工作的沈茲九、洪絲絲、張企程等同志，還有趙溫、吳荻舟、蔡馥生、汪金丁、許俠等同志和我。研究會是討論分析馬來亞(當時尚未改名馬來西亞，還包括新加坡)[1]華僑社會經濟情況，華僑經濟的性質，也涉及華僑工作問題。

當時，在馬來亞、新加坡華僑文藝創作上，有過一場關於‘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前者認為應偏重寫中國題材，遠離馬來亞‘此時此地’的現實，是屬於‘僑民文藝’，實際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馬來亞尚未取得獨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進入決戰時刻，廣大華僑愛國愛鄉，支持祖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盼望新中國的誕生。華僑文藝反映廣大華僑愛國心願和華僑愛國民主運動的現實，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這場論爭的實質意義遠遠超過文藝的範圍。論爭也引起了在香港的郭沫若、夏衍等同志的關注，也為文論述。後來，吳荻舟同志在組織授意下，寫了一篇文章，對論爭提出了綜合的帶結論性的意見，對平息這場公開論爭起了作用，這是吳荻舟的貢獻。”

吳荻舟在《南僑日報》發表文章

（圖二：1996年至1998年編輯紀念集《吳荻舟》的時候，已近80高齡的母親多番努力找到父親當年寫過的文章影印件。）

林彥群文中提及的“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應該為當地服務還是為祖國服務的論爭，緣起於傾向馬來亞共產黨的一批華人作家中有人提出：“馬華文藝”應為馬來亞革命服務，如果寫大陸題材便是“僑民文藝”。《南僑日報》影響下的一批作家則認為要為祖國服務，甚至說“中國革命迫切，馬來亞革命長期”、“中國第一”、“中國的事快快做，馬來亞的事慢慢來”。

當時的形勢是新、馬還屬於英國殖民地，中國大陸的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饒彰風要父親寫一篇文章，總結這一場論爭。父親以“秋楓”的筆名（這是他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在1948年3月27日的《南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的文章。主要觀點是：華僑作家應寫自己熟悉的當地生活為主，為當地民族獨立和民主建設服務，但如果有適當的有關祖國的題材也可以寫，不排除為祖國民族解放戰爭服務，即當地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肩負為祖國和為馬來亞的民族民主解放而鬥爭的雙重任務。

父親這樣歸納爭論：“為什麼寫馬華文藝？無疑是為馬來亞的新民主革命。馬華文藝為誰而寫？當然是為馬華大眾寫。馬華文藝寫什麼？要寫馬來亞廣大群眾的生活希望和生活鬥爭以及揭露國特的無恥、馬華社會的封建殘餘，以及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主義統治。馬華文藝怎樣寫？無疑是要運用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方法，以民族形式為形式。怎樣創造馬華文藝的形式呢？盡可能吸收馬華社會上流行的民間形式，吸收馬來亞各民族的、為馬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的特質去融會、創造、發展。”

他分析了馬來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和僑居馬來亞的“新客”、“老客”的社會、經濟關係、政治傾向。指出一方面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自治、獨立，這一政治目標應該是生息於斯的三大民族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居住在新馬的華僑在民族感情上、文化傳統上、政治經濟上都和祖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必爭中國第一、第二，只要能站穩馬華大眾的利益立場，反映和打擊反動的惡勢力，就是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參加了馬來亞保障馬華利益的鬥爭。”“馬華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只要努力反映馬華的現實，通過自己的藝術，喚起馬華大眾，組織馬華大眾，鼓勵馬華大眾去戰鬥，就是最正確的方向，各政黨也不必拘束地競爭劃分這一工作是屬於支援中國或參加了馬來亞的民主鬥爭，只要以大眾的要求，大眾的利益為立場，追隨大眾的意見，努力去做，也就是最正確的方向。

父親記得，文章登出來後，得到共鳴。我在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馬華文藝之爭早始於戰前，即使現在也有爭論。父親的觀點是有現實意義的。

這個時期，母親張佩華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在育英中學小學部做教員，她很高興能“投入華僑教育工作，宣傳祖國的文化和形勢，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張佩華1949年證件照

（圖三：母親攝於1949年。）

看到母親在一份材料中寫：“1947年下半年知道了吳荻舟是黨員（以前不知道，在劉譚風與吳聯繫後，就知道了）。一下子共產黨從可望不可及拉到自己身邊來，抽象的黨員成為現實，擺在面前，令我激動。吳荻舟這時更忙了，我很羡慕他，他鼓勵我積極創造條件，我便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黨員，在黨的領導下，更好的工作，學習，更快地進步。關於階級鬥爭一點也不懂，‘進步’——我理解為不像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禍國殃民，而是廉潔正直，辦事認真，工作負責，作風正派，有學問，有工作能力。”

母親回憶：“1948年春，吳荻舟的黨小組經常在我家開會，我更熱烈了，有時聽他們談國內外大事。特別令我興奮的是國內鬥爭形勢，因為有一個舊中國對比，我更覺得共產黨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偉大的。總之，要打倒那個不合理的舊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欺壓、沒有保甲制度、沒有派款勒索、不會有理無處講的新中國就是合我的心意，我就願意跟共產黨走一輩子。”

新加坡時期的家，吳荻舟難得偷閒，弄兒為樂。

（圖四：父母在新加坡的家，右一為父親。）

母親說：“我的這些思想、要求，吳荻舟是很清楚的。他們的小組每次在我家開會，他都要我為他們守護、照顧。我和趙渢（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也是在這時候熟悉的。後來，吳荻舟就把我的希望、要求向上級反映了。”

[1]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馬來亞也不叫馬來西亞。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馬共領導人民英勇抗敵。英國在馬來亞恢復殖民統治後，於1948年2月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把新加坡劃分出來成為單獨的“直轄殖民地”。1948年6月英國頒佈“緊急法令”，宣佈馬共和其他進步組織“非法”，實行武裝鎮壓。馬共領導了9年多的民族解放戰爭，迫使英國承認馬來亞聯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獨立，但英軍仍然駐在馬來亞。汶萊因為在石油稅收和蘇丹地位等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拒絕參加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於同馬來亞聯合邦在政治上、經濟上矛盾尖銳化，1965年8月9日從馬來西亞分割出來，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雲變幻

2 風雲變幻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饒彰風親自安排中藝的三次演出頗具戲劇性。饒彰風的公開身分是香港一張立場、觀點、政治傾向十分鮮明的紅色報紙《華商報》的董事，夏衍、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廖沫沙、張鐵生等是該報社論委員，郭沫若、茅盾等常在該報發表文章。饒彰風的太太何秋明(原名何祖貞，也是地下黨員)卻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他們夫婦從來不在公開場合同時出現，晚上才“殊途同歸”回到“七姐妹”(香港島北角)一條僻靜街道上的家相會。父親吳荻舟只在必要時，晚上到那裡找他。

三次演出，饒彰風都沒有公開出面。第一次，父親在他的安排下去基督教青年會拜訪何秋明，並通過何秋明的介紹拜見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人、英國爵士黃雯的夫人，洽談為女青年會慈善事業籌款義演。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加上何秋明從旁推動，順利地達成了協定。中藝只拿有限的演出費(以解揭鍋之急)，演出場所、推銷戲票等全由青年會負責解決。這次演出場地小，座位不多，但觀眾絕大多數是中上層人士，基督教會督何明華也積極支持。演出效果很好，夫人小姐們看到中藝的青年演員們在舞臺上忙得汗流浹背，都很感動，願把為數不多的千餘元票款贈送給中藝。機智的何秋明對黃夫人說：“他們這些青年，為了救國，十六七歲離鄉背井，成立劇團宣傳抗日，同甘共苦相處了8年。他們都熱愛藝術，捨不得分手。現在追求的是藝術上的成就，下次再為我們慈善事業籌款，找個大場子，多拉些觀眾，多銷些戲票，多給點演出費，江湖上說的幫人場勝過幫錢場!”黃夫人熱情地說：“那好，這錢收下。下次，請我的達令出面找香港政府，你說呢?”何秋明說：“那太好了，黃先生出面，一定馬到成功！他們知道一定非常感謝你!”

饒彰風聽了彙報，興奮地說：“黃雯爵士出面，再好沒有了，中藝要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門走向香港政府的大門。我看，趁熱打鐵，你乾脆向黃夫人提出下次借英國海軍俱樂部，這是輕易不出借的禁地!”

在饒彰風和何秋明兩夫婦的幫助下，在黃雯爵士夫人、名會計師陳一鳴夫人等的推動下，中國歌舞劇藝社果然借到了英國海軍俱樂部，協議四六分賬，雙方都很滿意。兩次演出都是為戰後香港慈善事業義演。演出的劇目仍以歌舞為主，加上音樂造型《黃河大合唱》。兩位上層夫人奔走推銷了不少榮譽票，觀眾除部分英國皇家海軍官兵外，還有親英和少數接近國民黨的香港上流人士和他們的眷屬，一個“為藝術獻身的職業劇社”在香港上流社會中開始立足，一條通過香港上層社會打出去的路線逐漸形成。

有機會演出後，中藝經費緊張的狀況有了一定的緩解。他們請夏衍到社裡做學術報告和對兩次演出提意見。過去七隊在大城市演出後，也請專家、學者、藝術家提意見，寫評論。鑒於當時的任務是宣傳和動員群眾起來抗日，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和中小城市流動，對藝術品質的評價，與今天對專業劇社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在戰爭年代，評論界對他們的短處也多採取鼓勵和原諒的態度。今天不同了，中藝是個靠藝術品質生存的專業劇社，夏衍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他們藝術上許多不足，提出許多要求。大家聽了很震動，明白還要狠下功夫。

當時他們搬到港島東區一座廢置的舊廠棚住，很簡陋，原本沒有間隔，他們用幕布和破舊木板自己動手把統棚隔了幾間房和一個相當大的排練場，夏衍就是在這暗黃燈光下的排練場給他們做報告的。

母親記得，到香港後，經濟十分困難，據她回憶，父親和中藝住筲箕灣，她住西環漢華中學的房子，打地鋪睡了幾個月。她說：“我確實窮得快沒飯吃了，只好去找吳荻舟，結果幾乎沒有車費回來。”筲箕灣在港島東，西環在港島西。我查了一下，1946年香港島只有四輛巴士運行，路線有限，所以母親當時坐的，很可能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俗稱“叮叮”的路面電車。1946年，“叮叮”的單程車資是頭等車（又稱西人車）兩角，三等車（又稱華人車）一角（沒有二等）。那個現在掉到地上都沒有人肯彎腰撿的角子，當時幾乎難壞了母親。父親在一份草稿中寫了如下一筆，可以為母親的記憶佐證：“籌建中藝，任社長，為了解決經濟困難，我將堂兄為我愛人生孩子準備的錢也用進去，致臨產前不久的愛人往返幾公里找我要家用，空手而回。”

這是四十年代中期的香港島市井風情。路面電車在行人和建築物之間穿行。

（圖一：香港1946年老照片，路面電車“叮叮”經過的地方。想像一下，母親看著這陌生的地方是什麼感受？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尊孔會的負責人之一馬文輝聽說中藝要作第三次演出，主動提出幫中藝借孔聖堂。這個大鬍子是中間派人士。父親後來在許多場合都見到過他，左、右派人士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每次他總是身穿一件中式長袍，默不作聲地站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說話也很謹慎。

父親把馬文輝願意幫助借孔聖堂的事告訴饒彰風，饒彰風聽了臉上頓時泛起笑容，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父親說：“老吳，這簡直太妙了，對中藝去南洋大有好處。能在孔聖堂演出，便再也沒有人記得你們是‘赤色分子’了。我們一定把這功勞奉送給他。你馬上登門拜訪這位大鬍子，請他幫忙借孔聖堂。”

孔聖堂演出收入很少，不過中藝習慣了精打細算，收支相抵還賺了一些。雖說不久社裡又出現開支緊張，還被盜一次，但去南洋巡迴演出的條件卻成熟了。

孔聖講堂是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重要會場。

（圖二：孔聖堂創立於1928年，旨在在香港弘揚儒學。大禮堂可容納千人，接受不同政治理念的團體和學派租用，是香港早年重要會場。外貌至今沒有太大變化。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南洋著名僑領、新加坡的陳嘉庚有意邀請香港文教界派一批能勝任教育工作的人去新加坡辦教育。同時在香港聘請教員的，還有吉隆玻和印尼各地。11月初，饒彰風約父親去他家。他說：“你馬上找一位在新加坡的福建同鄉，辦理入境證。任務有二：一是‘中藝’去南洋的時機已成熟，途經曼谷時，找當地的朋友談談中藝去曼谷的問題，看看那裡的演出條件，搭上關係，為中藝去南洋做好前站工作；二是大批進步文化人在國統區呆不住，撤退到香港，工作和出路必須擴展到南洋去，聽說陳嘉庚先生要辦一所中學，你以同鄉關係設法請他擔保一批朋友去新、馬、印尼。”

父親寫信給30年代在上海一起過窮日子搞文藝的馬寧（他抗戰前在新加坡，抗戰時在新四軍，抗戰後又回到新加坡），馬寧很快給父親寄來一張入境證。

父親和丁波去見饒彰風，饒彰風告訴他以後中藝社長的職務由丁波負責，徐洗塵為副社長。據丁波的回憶文章所寫，父親當即表態：“我瞭解丁波同志，相信他一定能承擔這項艱巨任務的。”父親並再次向饒彰風表示要恢復黨組織關係：“希望組織能繼續幫助我解決這個歷史問題。”饒彰風想了一下後對父親說：“你同意的話，可以重新入黨，下一步再設法解決黨齡問題。”父親高興地允諾了，並說：“好，分兩步走吧。”和丁波離開饒彰風向筲箕灣住地走去時，父親頗有感慨地對丁波說：“我這半輩子，雖然沒有背過思想包袱，但對組織關係問題，長期沒有解決，總是很不安心！這次社裡發展一批新黨員，而且多為七隊老同志，我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丁波說：“你這個想法就很對頭!”

據母親回憶，有一天，父親問她柳州有人來了嗎(外祖父母和大舅在柳州)？母親難過地說，來人把這一點點錢用光了。兩個人同歎一聲，相對無語。然後父親告訴母親說，饒彰風要他去新加坡執行新任務，在曼谷為中藝做好第一站的準備工作，然後到新加坡搞教育。母親睜大雙眼問：“改行了?”父親笑笑：“都是黨的工作嘛。”母親滿懷希望：“教育，也是我的本行。”父親說：“這次也許我們可以同行，但你還得忍耐……”

母親被留在香港等生產，她當時懷著第三個孩子，另外也要等父親到了新加坡後以家屬的名義申請護照。她說過，她當時十分徬惶，不想再流浪，想回廣西，那裡有她的父母和弟弟、朋友，也有適合她的工作。但是饒彰風和左洪濤、何秋明都竭力留她，還說為她安排工作。父親的遠房堂弟吳錫仁（在南雄開中藥店）和大舅曾接濟母親。

由於得到泰國安達公司的邀請，中藝去南洋巡迴的路線定為先去泰國，再去新、馬。飛機在曼谷只停留短短兩個小時，父親抓緊時間找到莊世平，通過莊世平找到曼谷天外天戲院的經理譚友六，他陪著父親去看了幾家戲院，瞭解那裡的演出條件。父親和曼谷的“東舞臺”簽訂從1947年元旦起演出80場的合同後繼續旅程，當天飛到新加坡。

父親說：“飛機越過泰、馬邊境叢林上空時，由於氣流落差大，飛機冷不防下跌幾百尺。我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土包子，幾乎把五臟都嘔了出來。”

到新加坡後，父親很快便得到莊希泉、李鐵民、張楚昆等同鄉幫助，見到了陳嘉庚。他非常和藹，專注地聽父親用閩南話說明來意後，慨然允諾擔保一大批朋友到新、馬和經新加坡去印尼。父親留在那裡，進入教育界工作。

1947年初，丁波、徐洗塵率領中藝先到泰國，後到新、馬巡迴演出。中藝在泰國的演出，受到華僑、當地人民及政府的熱烈歡迎，國民黨的使節也表示支持。父親說：“這真是奇跡!幾個月前，我們這批戲劇兵還是‘赤色分子’，‘共產黨’，幾個月後竟成了國民黨駐外使節的座上賓，如駐泰大使李鐵錚竟在使館歡宴中藝全體人員!”

中藝從曼谷到新加坡時，父親以中藝朋友的身份到火車站迎接。他領著中藝打前站的人進入月臺，大家見了他，和他熱烈擁抱：“老吳，老大哥!……”走出車站，還有數以百計的新加坡各界歡迎隊伍，搖旗高呼：“歡迎中藝！”父親興奮地向歡迎隊伍熱情介紹。到了住地，立即舉行了中藝老社員第一次理事會。後來，中藝在新加坡、吉隆玻、檳城等十幾個城市演出，可說是到處獲得成功。

中藝在南洋演出

（圖三：中藝1947年在南洋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劇照。）

1947年1月，母親生下第三個孩子、我的二姐之後，坐船到新加坡與父親會合。母親說，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左洪濤幫助下，二舅張國權和小舅張國樞到了香港。孩子劇團早被國民黨解散了。二舅後來去了印尼的巴領旁教書，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小舅先在香港《華商報》排字，後來到東江縱隊參軍打遊擊，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

父親在新加坡期間改名吳昆華，公開身份是新加坡育英學校教務主任，這個安排得到陳嘉庚的幫助。育英學校由海南籍先賢創辦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初時只有十余名小學生，1925年增至四百餘名。太平洋戰爭期間校舍被英殖民地政府徵用，後又被日軍佔用，戰後被荷蘭盟軍作為臨時兵營。1946年復課，同時增辦中學。符玉川整理的《新加坡瓊僑辦學史記》有提及父親等人：“趙渢（前中央音樂學院黨組書記）、吳昆華（任育英教務主任、前國務院港澳組副組長）、李定、汪金丁、何國霑、張偉賢、楊嘉（作家）等均曾在育英任教，師資陣容空前強大。”

父親帶著大姐到育英讀書，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住在張楚琨家。張楚琨是陳嘉庚得力助手、有名的愛國僑領，母親在他府上打擾了將近一個月，才租屋遷出，半年後開始在育英學校小學部任教師。母親說：“荻舟和我一直記著張楚琨先生的和藹大度，他對當時大批經過新馬的文化人給以熱情幫助，至今我仍心銘感謝。”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6年夏，劇宣五七兩隊部分隊員順利到達香港，住在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的青山道。父親吳荻舟對母親張佩華說：“放鬆吧，現在除了窮，什麼也不用怕了，再不怕殺頭坐牢。”

次日上午，《華商報》董事饒彰風即代表香港地下黨來探望兩隊。他看見大家打地鋪，過意不去，但是隊員們卻樂觀地笑道：“天熱，花磚地涼快呀。”

饒彰風約父親到距駐地不遠的何啟明家傳達香港地下黨關於創建一個職業的藝術劇社的指示。據父親回憶，光復已一年的香港九龍，到處還是戰爭留下的零亂和淒涼。他看到馬路兩旁一片被炸毀的房子，鋼筋水泥的樓板七零八落地搭拉著掛在斷垣殘壁上，街道上來往的人也不多。我在網上搜索了1945、1946年前後的香港老照片，對父母當年看到的香港有了一定的印象。

香港大學陸佑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直到一九四六年仍未恢復。

（圖一：圖為位於港島半山的香港大學陸佑堂，可以看見戰時被破壞的屋頂仍沒有修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何家坐下，饒彰風說：“上次你來我還忙《華商報》復刊工作，沒有時間和你深談；l941年在韶關，也由於環境不允許，只見過一次，真抱歉!”原來除了l941年秋饒彰風和張琛以《潮報》記者的身份到七隊駐地墨江會館來“採訪”，和父親及副隊長徐洗塵等人第一次見面外，1946年初，父親從韶關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工作後，曾經到香港找饒彰風，告訴他七戰區政治部要兩隊去華東，兩隊決定不去。當時饒彰風和左洪濤意見一樣，他說；“對，不能上反共前線。”

在韶關見面時，父親只知道饒彰風就是青年詩人甫特；張琛是廣東梅縣《民報》的總編輯，因宣傳中共的“三堅持”（），報紙被查封，他就到韶關開了一個“商行”。後來才知道，饒彰風當時已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張琛也是中共黨員。

父親對饒彰風說：“那次短暫的見面後我還幾次見到張琛，可再也找不到你。”饒彰風告訴父親，粵北省委遭破壞後他便撤退了。他們都為以後可以常見面而高興。饒彰風稱讚左洪濤“是個很高明的導演”，利用張大王(發奎)與大特務黃珍吾之間的矛盾，取得兩隊“相機撤退”的勝利，說這出“復員喜劇”演得很生動、很逼真。父親也說，黃珍吾儘管咬牙切齒要抓要殺我們，可是到頭來還奉送我們幾十萬元做路費來香港。

據父親1988年寫的紀念文章《記“中藝”的誕生和成長——並深切懷念夏衍和饒彰風同志》所述，敘舊之後，饒彰風說：“你們為了保存力量，來香港建立職業劇社的計劃，香港地下黨完全同意。我和夏衍同志談過，初步設想是：首先人事上一定要把兩隊的骨幹保留下來。年齡太小的，可以安排他們進學校或送他們回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人口幾十萬，要維持一個職業劇團是很困難的，因此，新建的團，一要精幹，二要設法去南洋巡迴演出，這樣，才能長期生存下去，還有不少具體問題，待以後慢慢研究。五七兩隊聯合起來，政治上、藝術上都是比較強的，大家要有信心。”對新建的劇團今後的方針，他建議政治低調子、藝術高品質，內容健康、花色品種多樣化。他說：“這樣，你們會受歡迎的。你和大家先議一議，再作最後決定。”

饒彰風告訴父親，到報館找他不方便，可以晚上到他家去。父親覺得他善於思考、平易近人、細心幹練、處事果斷。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和陌生的環境，要對一大群青年的前途負責，父親難免感到忐忑。但是見過饒彰風之後，父親心頭的不安消失了。

當時，五隊隊長徐桑楚已去上海做電影工作，副隊長丁波見過在香港擔任地下文委的夏衍後說，夏衍的意見和饒彰風的意見完全一致，不過更具體更全面。夏衍的設想是根據香港和南洋的特定環境以及到過那裡的劇團的經驗提出來的。他說這個地方政治環境複雜，華僑和當地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準、藝術口味不同。一個職業劇社要生存下去，首先要能適應這樣的環境，要滿足不同觀眾的要求，他們要什麼，我們都能拿得出來，才不愁戲票賣不出去，當然，不能搞低級趣味。還有，泰、馬、新、印尼與國民黨還有外交關係，也是要十分注意的。總之：要建立一個政治調子不高(但又不是搞低級趣味)、能歌能舞，既演話劇又演歌劇的綜合性藝術劇社，夏衍建議，社名叫做“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

父親和丁波向大家傳達了夏、饒的指示，統一思想，便進入建社的具體工作，主要是人事安排。當時，五隊留下的人少，都是年齡較大的骨幹，七隊人多，還有幾位年紀較小的隊員。父親找到教育界、藝術界的朋友何平、成慶生等，把劉德林送進香島中學，吳松齡送進中華電影製片廠，施明新送往福建音專深造。

有一個隊員陳碧青，是七隊在梅縣吸收的新隊員，她喜歡音樂，尤其是唱歌，在小學時就得到音樂老師的重視和培養。1944年她尚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有一次全校唱歌比賽名列第一，從此她下定決心要學音樂。l945年3月劇宣七隊在興寧縣演出《軍民進行曲》和《新年大合唱》等節目，她看後非常崇拜，幾個月後，1945年7月，當她得知劇宣七隊要在梅縣辦“戰時藝術訓練班”，課程開設文藝思想史、樂理、聲樂、音樂指揮以及戲劇、舞蹈等，她就興奮地報名考試，被錄取。“培訓班”開學後不久，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本來要學習6個月的課程，提前結業，由於陳碧青聲音條件好，反應快，結業時被吸收參加七隊，她竟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紀念文章《吳隊長是我的引路人》中說：參加劇七是我人生經歷的一個根本轉折，從此我踏上了革命文藝的漫長征途。那時我才16歲，離開了家鄉，告別了父母，一切要靠組織的説明，靠自己的努力。一天，吳隊長主動的找我談話，他說，你年紀小，第一次出門遠行，可不要哭呀，你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大家談談，他們會幫助你的。又說，你除了參加排練和演出外，空餘的時間要抓緊學習。還叮囑我，隊裡的生活比較艱苦，要好好地鍛煉自己。吳隊長親切的話語，和藹的態度，雖然已是50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回想起來，好像是昨天一樣清晰。他一點也沒有領導的架子，就像是我的親人、長輩。吳隊長這次談話，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力量。從此我除了完成好工作任務外，就是抓緊時間向隊裡的老同志學聲樂、學表演、學語言等。到廣州後還聯繫到藝專去聽課、學鋼琴，以提高業務能力和知識水準。我還記得有一次隊裡排演《阿Q正傳》，決定讓我飾演小尼姑角色，當時我既高興又緊張，一方面覺得可以鍛煉鍛煉，可心裡又怕演不好。吳隊長瞭解我的心情後，就親自幫助我分析劇本和角色，提示我該怎樣演好這個人物，鼓勵我要勇於鍛煉，增強信心。那時我雖然演戲不多，但聽了他的話後，確實受到了鼓舞，非常認真地投入角色，進行排練。至今，隊裡的老同志見到我，還親暱地叫我“小尼姑”，可見我演得還算可以。

五七兩隊撤退到香港，成立中藝。陳碧青也隨隊到了香港，她想抓緊時間學習業務，實現從小的願望，到音樂學校去深造，就把心思告訴我父親。父親立即表態支持，並勉勵她好好準備，爭取考上。還說，如果考不上，歡迎你再回來。後來陳碧青才知道，實際上隊的領導層和黨支部已研究過她和施明新上學的事。l947年春中藝離開香港前夕，陳碧青到了廣州，在藝專經過短期專業補習後，到上海考取了國立福建音專聲樂系，又于1948年夏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今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直到1956年畢業。她說：“我在劇宣七隊的時間不算長，但我想，要是沒有七隊和吳隊長等老同志的引路、幫助，哪有我的今天啊！”

兩隊合起來還有30多人，選出父親為社長，丁波和徐洗塵為副社長，父親主要負責對外，丁波負責日常工作和發展黨的工作。據丁波回憶：在馮乃超領導下，中藝除原有的三名黨員(丁波、胡振表、黃力丁)外，發展了鄭達、齊聞韶、徐洗塵、史進、潘予、林宗熹等在香港入黨，成立了黨支部，丁波任書記。支部成立後，馮乃超親自找父親談話，告訴他中藝成立了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自己的隊員跑在自己前面解決了組織問題，父親卻為他們高興。丁波說父親當時“喜形於色”。父親說：“請組織相信我，當然我也設法找黨的關係，儘快把這個人生中的大事解決。”馮乃超說：“黨多年來都關心你、信任你，把你當黨員對待，相信你也是理解的。”
只有母親知道，父親為自己的組織問題不能解決，內心有多焦急。但他要負責全社30多人的生活問題，要儘快演出。父親抱歉地告訴母親：“又顧不上你們了，全社都要沒飯吃啦！我們也要斷炊。”母親告訴他收到大舅的信要托人帶一點點錢來。父親笑笑說：“雪中送炭呀。”

他放下自己的心事，投入工作，中藝於9月1日宣佈成立。

復員時，他們鑽了官僚主義的空子，自動把各人的“軍階”提高一級，多拿了幾十萬元復員費，可是換成港幣也沒多少。安置了人員，添置了必需品，換了服裝，很快社裡財務告窘，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演出。

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找個劇場也得向饒彰風求教。父親去找饒彰風，饒彰風說：“我也正要找你談。”

饒彰風指出，港英當局雖揚言“要把香港建成東方的民主櫥窗”[1]，但問題可不那麼簡單。目前國民黨政權還與英國有外交關係，在港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港九還潛伏著國民黨特務，對五七兩隊來香港不會不知道；以後“中藝”還要去南洋各地，那些國家都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使節，五七兩隊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一個月前還要抓五七兩隊，能不破壞刁難嗎?饒彰風要中藝先在香港搞幾場演出，把政治色彩沖淡一點，不能演出像《豔芳酒家》（一出揭露國民黨軍隊腐敗，導致倫常慘劇的話劇）和《還鄉淚》等直接刺向國民黨的劇目。演出名義、地點要好好考慮，這裡頭的學問大哩。一定要在人們的心目中慢慢造成“中藝”與原五七隊毫無關係，只是戰後在香港新成立的職業演出團體，這樣才便於衝出去。這和夏衍的意見不謀而合。兩天前丁波去找夏衍，談到要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時，夏衍也批評說：“你們想幹什麼!”

他們的話使父親想起抗日戰爭時如何迂回曲折地在國統區堅持鬥爭的往事，悟出在新環境中該如何做。他們決定以演出歌舞為主，加一出反映農村反漢奸的歌劇。香港也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2]，香港市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不會反對這樣的劇目。有些節目七隊雖演唱過，如《客家山歌》、《新疆舞》、《阿細跳月》、《藍色的多瑙河》等，但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完全可以演。

（圖二：日本在香港的軍政府簽署投降書。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向饒彰風彙報後，他同意了，並說，再在演出名義和演出場地上做點文章。

自9月1日中藝成立到ll月下旬，他們先後演出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成功令香港中上層社會認同中藝只是一個追求藝術、靠票房收入維持的職業劇社。

劇宣五隊的鄭達在紀念文章《中藝成立前後》回憶：“五七兩個隊成員是初次合作，相互間的不理解不協調自然難免。比如在演出劇目的摸索中，當首演大型話劇《牛郎織女》得不到觀眾的喜歡，賠了老本時，兩個隊的一些人就相互埋怨和指責起來，要不是老前輩夏衍給我們開會做團結工作，引導我們為準備去南洋作巡迴演出而多排練歌舞節目，並終於以歌、舞、劇大會串的形式，在香港取得演出成功的話，那中藝又怎能統一自己成員的認識，找到一條自己應走的演出路子呢?因而那時候，吳荻舟的社長擔子，是不容易挑的，但他卻很好的挑了過來。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副沉著穩重的神態，他那老大哥形象，在我心目中可是越來越鮮明了。”

1997年前後，我曾奉母親之命前去請鄭達叔叔為父親的紀念集《吳荻舟》寫序，他慨然允諾，除了和另一位叔叔楊應彬一起寫《堅強的文化戰士（代序）》外，還寫了這篇《中藝成立前後》，這是後話。

[1] 戰前的香港總督楊慕琦1946年5月復職，提出政制改革，給市民更多參與管治的機會。後任港督葛量洪1947年7月就推翻了楊慕琦方案。

[2]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後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經濟等方面皆受盡摧殘，直到今天仍然有市民和日本政府就“香港軍票案”打官司，也留下戰壕、防空洞等戰時遺跡。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影響深遠。圖為毛澤東和與會代表在楊家嶺合影。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會徽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與會者大合照。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