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5誰能負責
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工作十四年後，從香港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工作了五年，直到1967年8月間隔離審查。他留下兩份交代材料：《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和（二）。對此，母親張佩華批註：“在廖承志領導下，是否吳做主張我不清楚。”我理解母親的意思就是問“誰應該對工作中的‘錯誤’負責任？”
那麼就看看這兩份材料吧，可能會得到答案。
（圖一，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 首頁，張佩華註： “在廖承志領導下，是否吳做主張我不清楚。” ）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
我在外辦工作五年多，犯了不少錯誤。現交待如下：
為了解決華文公司和長城鳳凰之間在製片上的矛盾，廖承志曾（1965）“指示”華文和長城鳳凰要分工。華文只拍風光紀錄片，不要拍舞臺紀錄片。舞臺紀錄片、故事片由長城鳳凰等公司拍，這樣就沒有矛盾了，要我把這意見帶去參加黑幫頭子夏衍召開的一個有關會議。我參加了，而且提出了以上意見，在會上做了決定，使華文因拍製風光紀錄片洩露國防秘密合法化了。我應有責任。
為了所謂的使《良友》畫報打進臺灣起作用，要派伍XX的兒子夫婦出去接辦這個畫報，廖承志除親自面授“方針”，把調子降低到連蔣賊的鏡頭和美國黃色生活照片也可登外，還要我找伍的兒子夫婦談一次。我除了再一次傳達廖承志的指示外，還強調，“你們大膽去辦，有了廖主任的指示，不怕犯點兒錯誤。”雖然也指出，“為了隱蔽，你們要社會化，但，要學習，要出泥不污。”但對每年花那麼多外匯辦這份畫報，調子這樣低，即使能發行到臺灣去，又能起到什麼作用，況且它還要在港澳海外起壞作用。這點我完全沒有去考慮，照傳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我沒有照這教導去做。後來這兩人雖然沒有去成，但，我是犯了一次奴隸主義的錯誤。（有詳細記錄在中僑委）
當組裡看到外交部根據九九最高指示制定的、發給駐外機構的一個工資制度（第二次）拿去請示廖承志，要發給港澳工委，廖承志不同意，我在旁幫腔了一句，“是，這個也不太適合。” 這是對最高指示不是雷厲風行，聞風而動。這個工資制度即使不完全適合港澳環境，也可以先發給工委研究一下。後來雖然從港澳實際出發，制定了一個新的工資制度，但，思想檢查，我那樣幫腔是嚴重錯誤的。
幾乎做了僑委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方方阻撓廣東省反香港風的革命行動的幫兇。當去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廣東省農村開展“反香港風”的運動。方方一再反應，廣東省對外流人員的做法不對頭，要外辦提意見。有一次還寫了一封信給我轉廖承志，因為我不太瞭解情況，去找方方瞭解，方方說，他已在廣州問趙紫陽提了意見，沒有用。意思就是要外辦（廖）開口。我也覺得對外流人員的處理，有些地方（做法）還值得研究，但認為香港風對農村是有不好的影響的。我把我的意見，連封信送給廖承志看，廖說“只好同意廣東省的做法了。”意思就是不要理方方那封了。才沒繼續辦那個案了。
1963年趙渢領隊去港澳演奏的青年音樂團，帶去的“蝴蝶夫人”，是一顆大毒草。我當時辦這個案子（去港計劃），沒有看出這個錯誤。結果報廖承志批准，出去了，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後果。這是嚴重的不突出政治的錯誤。現在看來，那個團根本不應該那樣出去。
“林風眠的畫展”去港，雖然計劃是批准了的，但，預展時我看了，提了意見，認為調子太灰暗，不能反映今天的新中國的欣欣向榮的氣氛，許多畫要換。但，後來沒有再問原辦單位“對外文委”是否改了沒有。畫是在港展出了，不管改沒有改，我這樣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不是極端對人民利益負責任的態度。
以上交待（未完待續）請同志們審查。
吳荻舟1967.9.9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二，續完）
一，1962年，三反分子廖承志在廣州，對所謂的“劇本創作組”談到香港電影題材問題的“指示”時，說“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東西，都可以用。當時，我也在場，聽了覺得這個“指示”很解決問題。後來，香港電影支部XXX同志來京彙報工作時（1965），廖又就此“指示”發揮了一番，並要XXX同志留在北京找一批“故事”，帶回去做“標兵”，這樣下面的同志就敢使用“五千年”的題材了。我也很支持。這說明，我對這種不加階級分析，無邊無際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東西都可用的錯誤提法，思想上也是很不明確的，很錯誤的。
二，國內和香港合拍電影的案子，不是我辦。後來我看了那個案子，也沒有發覺問題。從思想檢查這是很危險的，值得我猛省的。現在看來很清楚，當時，黑幫祖師爺、中國赫魯曉夫安在文化部門的幹將夏衍、陳荒煤之流，對此（合作拍片）那樣起勁，就是藉口支持香港電影工作，繼續搞他們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資本主義復辟做輿論準備。
三，對三反分子廖承志的錯誤，有時採取自由主義。比如廖承志請客多，而且規格經常超制度。平時雖有意見，但，沒有向他提，每次請完客，單據送來，我總是照簽報銷。
四，1965（4？）有一次，廖承志臨時要孔筱交任務，要我安排黑幫祖師爺夏衍出面請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的老婆和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老婆吃飯，以便調虎離山好讓廖和所謂的香港親英華人、立法局議員利銘澤的老婆談話，我當時考慮到高的老婆和費的老婆是專門陪利的老婆回來參觀的，一路吃、住、玩都在一起，又都是廖的熟人，忽然廖請利的老婆吃飯，沒有她們的份，會有意見，也怕她們說“夏請客，可以改天”，就很被動，便出了一個主意，說一批到香港演出過的音樂團團員，和京劇團團員要見見她們，謝謝她們對他們的協助，並由夏請客，她們沒有推了。但，因人多，多安排了一桌。這不僅是浪費，也是資產階級的酬酢作風。這是錯誤的。
五，港澳組的日常工作，我是從不拈輕怕重、積極去幹的。但，我有一個錯誤的思想包袱，就是覺得自己樣樣不行，經常犯錯誤，受批評，因此背上了嚴重的自卑包袱。
1965年搞機關革命化時，我也曾提出如何提高組的工作質量的問題，搞點組的基本建設的問題。但，僅僅議了一下，又拖下去了。回頭看看，四、五年就這樣事事務務、忙忙碌碌，應付門市把時間打發走了。
1966年，接連兩次和XX爭論後，我就更不想說話了。
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老惦記著同志們的批評，背上了自卑的包袱。如果不是由小資產階級的錯誤的個人得失思想、而是由一切為人民的利益的思想出發，每一次受到批評，應該感到高興，因為這是同志們幫助自己改造，那些錯誤的東西，是政治灰塵，是政治微生物，是阻礙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多一次批評，就多掃除了一些障礙物，就能更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所以惦記著同志們的批評是錯誤的，必須批判掉我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錯誤思想。
六，該堅持的，堅持不夠。今年五月中，佈置香港同胞反迫害鬥爭時，我提醒過三反分子廖承志要向總理彙報，廖沒有去。在五月下旬總理批評的前兩三天晚上，我還在會上提出，要廖馬上去，或者廖、羅（羅貴波同志）一起去。但，散會時，他（他們）沒有表示馬上去，我也沒有再提。結果還是沒有向總理彙報。三四天後，總理就批評了。這樣的事，廖不止犯過多少次，如沈建民事件我是親耳聽見總理批評廖的。這次沒有向總理彙報，廖固然有錯誤，但，我應堅持而堅持不夠，也有責任。
七，六月上旬，港澳工委、城X委的同志聽了總理關於港澳同胞反迫害鬥爭的指示後，臨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6月7日），我找他們雙方（工委和城X委）就建立指揮部的問題協商一下。後來，我向港澳組的監督小組彙報時，未重視工委的楊X同志最後單獨和我談的幾句。當時楊說，“這樣做，我懷疑鬥爭的領導力量是弱了。”我問，“那麼是不是再提出來談談？”他說，“不必了，這是我個人意見，只要工委加強掌握就行了。”最後，我說，“那麼，請你回去和梁、祁研究一下，報個意見來。”（原話記不清了，我寫的“紀要”已送鐘XX同志處）。我以為事情就完了，工委後來也一直沒有報什麼意見來，可是矛盾倒越來越多了。可見我的政治敏感太差，對待問題又太粗枝大葉。當時沒有看出矛盾來，但同志們卻看到了，所以組裡的同志批評我是對的，我完全接受。
八，我沒有做好這次對港英的鬥爭的工作。這次對港英的反迫害鬥爭，我是完全擁護總理的指示，“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準備鬥到年底，或明年初取得勝利。”而且我曾這樣體會並做過以下的鬥爭設想：（一）為了取得鬥爭的主動權，決定罷工的單位，不要貿貿然一開始就宣佈長期罷工，只宣佈定期罷工，慢慢在鬥爭的過程中創造堅持長期罷工的條件。否則，有些戰鬥單位堅持不下去，就會被動（已經出現過中途停止罷工，或堅持不到預定計劃的情況），而且宣佈長期罷工，就不能退下來，只好一批批加上去，這樣便無法主動做到有起有落，波浪式前進了。（二）更主要的，我考慮到十多年來，香港的工人運動（包括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干擾（劉的福利主義，我在大字報上已揭發），長期以來，連經濟鬥爭也少，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就根本未搞過，因此要打好這一仗，要有一個較長的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過程，但，敵人已開始對我們進攻了，我們只好邊鬥爭、邊動員、邊組織，經過長期的鬥爭逐步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工人和群眾——學生、青年、小商販……結合的鬥爭隊伍）。為此，我也認為開始採取定期罷工的做法（條件差的短點，條件好的長點）比較好。經過這樣的此伏彼起的反復鬥爭（包括此伏彼起的罷工、罷課、罷市和大字報、報紙不斷揭發港英一百多年迫害中國人民的罪行，而且鬥爭的面擴大到離島、新界的農民、漁民，使其武裝軍警疲於奔命）後，港英在政治上被搞臭了，經濟上受重傷了，他們的內部矛盾被擴大了（財團中原有主和和主戰兩派，經濟上受重傷後，兩派矛盾必然會擴大、尖銳化，最後主和派是要壓倒主戰派的），那時，我們的力量增長了，敵人疲憊了，我們來一個總同盟罷工性質的行動（鬥爭高潮），是一定可以取得最後勝利的。
但，由於總理指示後，城X委、工委的同志匆匆忙忙要走，和我們（港澳組和港澳辦公室的同志）之間沒有務一兩天虛（原來設想是如此的）統一一下對總理的指示的認識，加之，城X委管的工作，我剛剛接手，主客觀力量和情況都非常不瞭解，所以鬥爭展開後，有些戰鬥部署即使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來討論，（有的部署，我們看到下面已經動了）我也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因為我想香港的同志對情況比我熟悉，我的上述設想，還有很大的主觀成分）。到我離開港澳辦公室時，我的思想就只有一條了：即形勢已如此，無法再回到波浪式前進的方針上去了，只有千方百計把罷工堅持下去，因此，思想上出現了長期與冒進的矛盾，“左”右搖擺的矛盾。
所以我這次沒有做好黨交給我的工作。
此外，在這次工作中，我還犯了自以為是，抓小不抓大以及尊重同志意見不夠（如鐘XX同志提到來人不熟悉情況問題，我沒有及時彌補、糾正這個缺點）的錯誤，這裡一併檢查。
九，機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對揭發本單位的當權派（領導）言行時，開始有顧慮，主要是對他們的錯誤言行一時認識不清楚，怕弄錯。直到1966年10月中旬，才貼了三反分子廖承志第一張大字報，揭發他十多年來領導港澳工作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為主的一些主要問題。接著進一步揭發他在港澳工作上搞獨立王國，該請示報告的，不請示報告。後來還貼了一些，但都未提到三反上來。說明我的政治水準低，發現不到問題，上不了綱。
十，港澳組的工作上。突出政治很不夠，尤其每年十一、五一這些重大節日，組織觀禮接待工作上，這缺點表現得最突出。
十一，保密紀律差，我剛來外辦的時候，失掉一個文件，後來找回來，寫了檢討。最近我又把一份有關三反分子廖承志的大字報材料，帶到港澳辦公室去等等。這些都是對人民的利益不是極端負責的態度。
十二，我在港澳組工作，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很不夠，這是組的工作質量提不高、自己的工作質量提不高的、對領導起不到參謀作用、起不到助手作用的最最根本的原因。今後必須加強讀毛主席的著作，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
在外辦工作了五年多，錯誤絕不止這點，這裡只是記得起來的，在辦案時提錯了意見，出錯了主意的，現在手頭沒有檔案，只好將來再檢查交待。
至此，我21年來工作上的錯誤的交待，暫告一個段落，請同志們審查。
最後，我向同志們彙報在同志們的教育和幫助下回憶和交待了工作上的錯誤後的一點最深刻的體會。
我採取了不老實的、資產階級的醜惡手法，欺騙同志混進黨來後，在黨的教育和領導下工作、學習、生活了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的工作、學習、生活是幸福的，光榮的。由於我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小資產階級進步分子立足點沒有移到無產階級這邊來，儘管我的動機好，決心為人民服務，決心為黨的事業努力工作，但，二十一年的工作中，還是犯了許多錯誤，給黨、給人民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這次全面的回憶和檢查了二十一年的工作，工作上的錯誤，我找到了犯錯誤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根源，就是資產階級的、一切為個人出發的“私”字。我決心在同志們的幫助和教育下徹底挖掉這個萬惡的“私”字，把小資產階級的立足點移過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堅決地緊跟著黨，緊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最近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給我的教育很大。其中一段在改造而未改造好的我來說，尤其有現實的教育意義：“對毛主席指示要句句照辦，字字照辦，老老實實、不折不扣地照辦。 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合乎自己想法的要執行，不合自己想法的也要執行。符合局部利益的要執行，不符合局部利益的也要執行。”社論還說：“要想盡一切辦法，克服一切困難，排除一切干擾，保證毛主席指示百分之百地實現。”
今後我一定這樣做。我認為這一做法才是在工作中真正體現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一做法才是改造自己的過程中，要做好工作、不犯重大錯誤的最基（以下缺頁）
（圖二，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 （二）首頁。張佩華批註：“反駁文”和“反英抗暴鬥爭”。）
以上原文錄入《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和（二）。母親在（二）的首頁批註：“反駁文”、“反英抗暴鬥爭”。顯然母親認為父親在寫檢討過程中迫不得已、違心批判自己，但是也從一個側面披露了那時的情形。
根據父親的敘述，他的責任是作為周恩來、廖承志的參謀作用、助手作用。可以看到，他們對他也是十分信賴的。
廖承志經歷傳奇，他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脫離國民黨，1928年選擇了共產黨後，表現突出，尤其在港澳和外交事務上經驗豐富。父親對他十分敬重，樂於輔佐。在近二十年上下級關係中，絕大多數時候，只要廖承志提出構想，父親千方百計也會落實。有時候會提出不同意見，不過不會勉強堅持，這也符合父親的身份和性格。至於周恩來，在1938-39年間父親曾耳聞目睹其領導方式、工作方式，深受影響，銘記了一輩子。在他們下面工作，他是感到“幸福的、光榮的”。
關於廖承志，根據余汝信著《香港，1967》描述：“廖承志（1908-1983），國民黨左派元老廖仲愷和何香凝的獨生子，原籍廣東惠陽，1908年出生於日本東京大久保。自小受到孫中山和父母民主思想的薰陶。1925年在廣州嶺南大學讀書時參加學生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脫離國民黨，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求學，參加中共東京特支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活動。1928年5月被日本政府拘捕並驅逐出境，回國後在反帝大同盟上海分會工作。8月加入中共，在法南區委宣傳部工作。11月被派往德國，轉入德國共產黨。1929年在德國漢堡領導中國海員運動，任漢堡國際海員俱樂部黨支部書記。1930年夏赴蘇聯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1931年春到荷蘭鹿特丹，領導中國海員工作，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西歐分會。在歐洲工作期間，曾先後被荷蘭、德國當局拘捕並驅逐出境。1932年回國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部長、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經營救出獄。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中共川陝省委委員、工會宣傳部長。1934年春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12月因反對張國濤的‘左’傾錯誤被拘捕並開除黨籍。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1936年11月經周恩來解救獲釋，恢復黨籍。1937年1月隨中共中央遷往延安，4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參加籌備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雜誌。7月至10月任新華通訊社業務負責人。10月被派往國統區工作。11月上海失陷後，離開上海到香港籌建八路軍辦事處，1938年2月至1942年1月整整四年時間，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香港統戰工委、文化工委負責人。日本佔領香港後，到粵北參加中共南委的領導工作。1942年5月，因叛徒出賣在廣東樂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並關押至1946年1月，經中共中央營救出獄（其間1945年6月在中共十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46年7月後，歷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副書記，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中共建國以後，正當壯年、精力充沛的廖承志參與領導了多方面的工作。1949年至1958年間，他同時擔任了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多項領導職務（1956年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後，方集中於中央外事工作和華僑事務工作，在擔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同時任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
余汝信還說，“廖承志通曉英、日、德、法、俄多國語言，為人詼諧幽默，聰穎過人。他熟悉海外，熟悉香港，於海內外各界人士有著廣泛接觸，體察實情，確為領導港澳工作的不二人選”，是“陳毅之下掌控中央外事工作的第二把手”，“負責港澳地區的港澳組，組長缺，副組長孔筱、吳荻舟。孔、吳二人，可以說是在廖承志身邊參與指導港澳工作的左右手。”
許多年後，當我終於找到朋友可以幫我聯繫孔筱的時候，她的家人回復說，她已經臥床多時，頭腦不大清醒了。於是我打消去打攪她的念頭，還是著重消化父親的遺文。消化不了也無奈，歷史永遠成謎（恐怕有生之年也難等到官方檔案公開的一天）。
父親文中指廖承志是三反分子[1]，我在海外華僑華人剪報數據庫網上查到“中國：僑務工作：一般概況”欄目裡有“外事系統革命造反派高舉大批判大聯合旗幟，矛頭對準三反分子廖承志，揭發批判廖承志在國外華僑工作中‘三降一滅’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會勝利召開（1967.06.18）”以及日本東洋文庫中文圖書分類檢索中有一篇“廖承志鬥爭聯絡站籌備組”編寫的《徹底清算僑委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廖承志的三反罪行》等，佐證“三反分子”的確是當時給廖承志戴的帽子，父親寫材料時也不能不給他戴上這頂帽子，就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是當時全中國人民寫任何文字都不得不罵的人物。
下面就總結一下看了父親關於香港工作二十一年的交待材料之後我的痛悟：
1.借用余汝信的說法，父親是廖承志的“左右手”，從父親的交待材料也看到，不論在香港還是在北京的工作，他都負有相當重的責任。他理解和贊成“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中央香港工作方針，執行周恩來和廖承志等交辦的具體業務不遺餘力，但是無奈“做得多、錯的多”，不時受批評（有善意的，有惡意的），特別是調到北京後，對黨文化“水土不服”，文革乾脆被隔離審查了。
2.他手上沒有文件和資料，僅憑記憶回顧二十一年的工作。不過從他的行文中可以看到受質問的蛛絲馬跡，比如“（《華商報》讀書會）這個工作是否做得對？就當時情況說是對的”，這不是自問自答，而是回答別人的質問，甚或有提綱要他逐項交待。質問或者提綱“有助”回憶也許是事實。這令我聯想起我在上大學的時候[2]，黨支部書記曾經“啟發”我們批判老師。我說：我們根本不瞭解老師的情況，有什麼可批判的？他說：“你就質問：‘你在這件事上、那件事上有沒有問題？’或者質問‘你有沒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線辦事？’”那時候，這種紅衛兵式批判司空見慣。
3.別人犯的“錯誤”，父親也要把自己批判一番；哪怕沒錯，也要說“如果有錯誤”，“我有責任”。像《新晚報》和謠事件，上級直接佈置工作，出了毛病卻是他受批評，十年後還要再次挨批，他只好說；“出了事”“應該檢討”，“想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其他還有“從思想檢查，當時有麻痺”；“萬一行動失敗了，就會造成很大被動”。
4.必須以“造反派”要求的標準批判以前的工作，按造反派的要求上綱上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造反派認為他錯了，他也只好給自己扣帽子，比如“沒有大力和千方百計發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缺乏階級觀念”、“奴隸主義”、 “隨便發表有關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文章是錯誤的”。
5.有些工作做得不完美，也已經解決，但是時隔十年，還要拿來批判他，比如1956年麥君素宣佈鳳凰公司是社會主義性質，父親不同意，指示“不要往下傳”，文革時要批判自己“客觀上”可能造成有人不重視；當時廖承志指示電影只要導人“向上向善”就可以，父親同意並努力貫徹，這時要批判自己“看不出這些提法的錯誤”；有人對工作安排不滿，父親也要說“我有缺點”；當時國語電影界歷史上存在左右壁壘分明的局勢，他們做了很多工作，也要再次檢討。
6.一些歷史性、有時間性的問題，當時認為對，現在檢查卻一定要說是錯。“現在看來，當時的提法，還是很不夠的”、“當時自己政治水平低，看不出問題”、“不管這工作當時該不該做，必須吃透黨的對外政策再去做”、“不是極端負責的態度”、“沒有掌握好中央精神”。
7. 父親其實是在非常認真地總結一生經驗教訓，真心希望以後可以做得更好。比如他提到五十年代香港的電影公司經濟困難，有些人要離開時，他說過，“不得已時，大家房子租不起了，就搬到清水灣製片廠的攝影棚去住，大家吃大鍋飯也要堅持下去”，看到這裡我聯想到他們當年走南闖北抗戰以及剛到香港、中藝初期都是這樣過來的。但是隔離審查期間他“覺得光強調這一方面是有片面性的，更主要的是應該強調如何抓好製片，提高收入，保證同人的生活才對。”還反省道：“ 每一次受到批評，應該感到高興， ”他像“過電影”那樣回憶過去的點滴，主動把別人知道不知道的“錯誤”都“交待”出來了，我擔心他這樣做是引火燒身。
8.有些事情，在我看父親明明有功勞，現在也要檢討。即使做得對，也要說自己做的不對，不可以有不同意見，必須接受所受到的污衊。比如他在招商局做顧問七年多，主張擴建辦公樓、擴建倉庫、擴建碼頭、建造躉船、拖駁等。在他離開時，倉庫、碼頭已落成，建造躉船、公司大廈則遲了兩年。雖然這時候他已經離開，但是他提出的藍圖一一實現。他更力主留下“招商局”這個老字號，不要改名，否則今天還會有個招商局叱咤世界嗎？他從不爭功，現在卻要檢討：“抓而不緊等於不抓。”又比如他修改劇本《敗家子》，在僑鄉放映效果很好，發行順利，但是也要檢討：“經過文化大革命學習後，這類‘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題材，沒有無產階級的提法”。
文化大革命整了上億的幹部群眾，審查了230萬幹部。像這種紅衛兵式審查，對被審查的個人固然是精神折磨、年華虛度，國家也經歷十年浩劫，文明發展停滯、倒退。痛心之餘，不禁要問，有沒有更好的辦法解決問題？
[1] 三反分子：当时指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2] 我在文革中有幸成為“天之驕子”的“工農兵學員”，從內蒙古兵團經不記名投票被推薦上大學，我在另一章會講一下自己上大學的故事。
蘆蕩小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