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 新聞戰線

根據父親吳荻舟的回憶，工作組時代初期，新聞線的領導是黃作梅，他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身份聯繫《文匯報》、《大公報》。《大公報》原來是個“中間偏右”的報紙，“1949年才把傾向轉過來”。《文匯報》總社在上海，1947-48年在香港設立分社，“傾向比較好，我們派劉思慕去任總編輯。”

黃作梅犧牲後，父親擔任工作組組長，新聞支部也由他直接聯繫。支部成員有金堯如（支部書記）、羅承勳（羅孚）、周南懷、廖蘊文等。新華社香港分社單獨成立一個支部，由譚幹、李沖、潘德聲等組成。譚幹後期參加工作組，負責外事，與父親聯繫。《商報》負責人是張學孔（《商報》創辦後入黨），《晶報》負責人是陳霞子，從《大公報》分出來的《新晚報》負責人是羅承勳（羅孚）。

1986年父親在廣東從化溫泉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廣東聯絡部劉先秀訪問時回顧，1951年中央明確了港澳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新民主義、社會主義”。這是總方針，後來中央還下達了一些具體方針。如解放臺灣，是和平解放還是武裝解放？起初強調武裝解放，後來強調和平解放。最後是兩者並重，爭取和平解放。統戰工作的總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要有層次，進步的談多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香港著名實業家王寬誠、香港名醫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

具體到愛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的消息，《香港商報》多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和《晶報》基本不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臺灣有關係的商人也登廣告以保護自己。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

當時一些外國通訊社捕風捉影說中共和臺灣談判。有一天《新晚報》未經請示把法新社繪聲繪影地說中共已在巴黎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放臺灣的消息登出來，人家知道《新晚報》是愛國報紙，便說中共承認了，證實了。父親說，1955年中央曾經提出和談，但只是一個願望和方向，沒有要求做宣傳。“中央一看這個消息，我們就挨批了。”上面對他們的批評還包括“版面搞得太過五花八門”、《文匯報》這種正面的報紙不能靠賭馬、贈送冰箱之類低級趣味招徠和推銷報份等等。內地搞大躍進的時候，新華社宣傳報導誇大失實，香港愛國報紙也不得不轉載，不過父親說：“這不能怪下面的同志。”

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香港工作受內地政治運動影響、忽左忽右的內容。文化戰線有“左”、“右”的困擾，新聞戰線可以看到同樣的傾向。1988年，父親在南戴河休養期間寫了《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集中談了這方面問題。

吳荻舟是香港《文匯報》第一任社長，晚年回顧那段歷程，文章有很多“乾貨”。

（圖一：父親《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手稿。）

根據這篇文章，父親與《文匯報》交集始於建國初期，公開當社長是1957年，1961年孟秋江調任社長時他仍未註銷社長職，以常委兼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港澳來回跑。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時正式向香港政府註銷社長職務。這樣算起來和《文匯報》的交集正好是10年左右。

建國初期，張鐵生還在香港，有一天父親和他去見徐鑄成[1]，在場還有余鴻翔。那次會晤主要是研究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家，因為4個原因：1.所處兩種社會，報導與立論方針不同；2.兩地幣制不同；3.人事處理和工資制度不同；4.版面處理不同。決定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從過去的總社和分社的關係，改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會晤後，張鐵生、徐鑄成相繼回內地，董事會每月經過父親撥一筆外匯給報社，父親則與余鴻翔保持聯繫，交換業務上的意見。但到1957年才公開《文匯報》“分家”，暗分明不分的六、七年裡，沒有社長，只有編輯部和經理部，公開後成立了董事會領導的獨立建制，向香港政府註冊，董事長梅文鼎，余鴻翔任經理，父親擔任社長。

父親說：“10年中大小事件不知多少，可記憶像一面篩子，早把往事漏走了。有過爭論的事，也只剩下模糊的輪廓了。”儘管如此，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我，還是通過他描述的“輪廓”瞭解到很多往事。

首先，他們遇到辦報方針之爭。大陸解放之初，內地領導認為，《文匯報》是第一線報紙，應宣傳社會主義。對此，父親寫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是在海外辦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應面向世界、面向廣大華僑，除客觀報導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遇到的困難外，應立論廣泛的愛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持正義，貶惡揚善。”“但是董事會把海外辦報視為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對辦報方針的解釋權不在辦報同仁，對祖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內地文化、新聞意識經常影響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方位與立論方向，造成報紙長期忽左忽右，以左為主。1957年夏，董事會改組，做了一次總結，指出了問題的關鍵，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董事會也不斷召集各版負責幹部面談。”父親說：“各報指導思想曾出現過一定的穩定性。但，各報幹部從舊社會來，繼續生活在‘舊社會’裡，內外有別的新聞觀點，不易建立和鞏固，有時連我自己也發生迷惑。”

其次是搶新聞的問題。身處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報紙免不了搶新聞。父親說：“搶新聞我們也不反對，新聞報導落後意味著失去讀者，報份下降，影響收入，影響社會對報紙的印象——有人說內地的日報是晚報。但是我們還有一條，不能失實，不能捕風捉影，‘克裡空[2]’。所以我們使用通訊稿子時，既要敏感，反應迅速，同時要有銳利深沉的分析能力。”父親對無原則的“搶新聞”和“造新聞”、嘩眾取寵的報導作風十分反感。這是他多年工作養成的工作作風。如果他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在近乎孤軍作戰的八年抗戰歷程中恐怕已無法帶著隊伍倖存吧。

第三個問題是內地浮誇風的影響。父親說：“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香港幾家愛國報紙一度感到報導上的困擾。生產上按常理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產量，由於新華社報導了，香港不能不反應，尤其居於第一線的《文匯報》，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要聞幹部問我應如何處理，我說先只做客觀報導，不寫社論。但新華社連續報導後，我也感到困惑。直到我們組織幹部去廣東新會參觀畝產15-20萬斤的白薯地發現做假現象後，才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可是克裡空的錯已鑄成，報紙形象受損，社會輿論說左派報紙也不能全信。”在新會參觀的時候父親把手插進土裡，發現是把幾畝地的白薯堆在一塊地裡造假。

那時候很多照片都是這樣擺拍的，幾畝地的水稻或者紅薯堆在一起，就可以“放衛星”。

（圖二：內地在“大躍進”時期的宣傳資料。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第四個問題是分工和協調的矛盾。50年代初，香港只有一兩家態度鮮明的愛國報紙，後來又先後辦了兩三家，原意是分別照顧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讀者，擴大愛國報紙宣傳報導的覆蓋面，但是就出現了爭奪讀者的矛盾。還好，父親說，各報幹部不斷交換意見，主動協議分工，決定各自向不同方位發展，在不同層次展開爭取讀者。在新聞選擇上，立論角度上，副刊結構和約稿等都有了標準，各自的版面豐富多彩，各遵其道。他說：“不斷總結自己的做法，不斷接近自己的努力方向，接近自己的讀者，報紙樹立了個性、特點。”“這樣做，各報報份都穩定上升，我離開香港前，有的已經接近10萬份。《文匯報》也從七、八千份上升到近兩萬份。這是報社同人努力的結果。”

第五個問題：如何對待刊登廣告。幹部、尤其經理部幹部與董事會的分歧很突出。為了減低赤字，減少董事會的外匯補貼，幹部們主張任何版面，只要是不違法、不危害社會的廣告都可以登。但是董事會強調，第一線的《文匯報》，絕不開放第一版登廣告，要聞版也要少登廣告。余鴻翔作為經理部門的，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父親也表示贊成，他認為，董事會的意見值得商榷。廣告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報紙銷路好的標誌，尤其是第一版廣告。廣告多了會佔用版面，可以加紙解決。

父親在文章最後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糾正了左的思想，社會意識有了重大改變，而香港的新聞幹部經過長期的實踐，也確立了從香港社會出發辦報的思想，這些爭議也就自然消除了。不僅廣告多，版面活潑，言論上也顯示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應引以反思的。”

1997年5月我整理過1991年夏天父親訪港期間的一個講話錄音，他在提及當年的新聞戰線時說：“灰色報紙好一些，因為不採用新華社消息而是路透社消息，反而少出問題，控制著不報國內消息。越紅，越是一線的，越容易受國內影響，不能不發國內消息，加上我們一些幹部不是冷靜處理。我們也不瞭解國內，國內說15000，我不敢改成12000，也不能怪下面的編輯，左得太厲害了。農業部不知道農業真實情況？你左我更左，你產15000，我說20000。”

2014年5月在北京辦理母親後事期間我發現一本15cmX11cm的紅色硬皮本，封面上草書“東風”兩字，畫著一位女性科學工作者的形象。筆記內頁印有許多幅極具時代感的照片，如“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參加勞動”、“東風牌汽車在天安門”和“勞動模範、十四歲小學生馬家和搞發明”等。這個筆記本，加上另外一本較小的筆記筆，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講話內容。包括廖承志[3]、區夢覺[4]、黃施民[5]有關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的講話。記錄顯示，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

筆記本記錄了1959年一次五十天整風——中央認為港澳工委走偏了、極左，要糾正。

硬皮本內頁

（圖三1/2：紅色硬皮本封面和內頁。）

其中6月26日一篇會議記錄，內容有關《新晚報》，十分有助理解上文所謂“爭論”。為保持“原汁原味”又方便閱讀，我照錄如下並加了較多注釋：

“劃線[6]”不影響立場，調子、風格還是策略問題。新晚用外電，不是為“公正”，是為了觀眾（讀者）易於接受，新晚的立場是明擺著的愛國報紙——陳[7]、諸[8]

1．愛國報紙，有自由主義、風格不影響；2.在重大問題上，要照國家規定來辦，這是一條界線——吳[9]

華僑有不少人看祖國是“看廟不看菩薩”，即看國家是否強大，有籠統的愛國主義觀點，對誰來管這個國家不講究，因此在海外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強調去宣傳社會主義。新晚不好另搞聳動聽聞的新聞，否則又會犯像史達林的錯誤[10]。但如搞些新聞故事，如替法西斯翻案[11]，像M國[12]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做文章那樣，這樣的聳動是可以的。對民族革命不用支持，用同情態度出現，支持與同情有程度上的不同——江[13]。

黃[14]

1. 小羅[15]把中東報導（錯的）[16]與新晚劃線並提錯。
2. 劃線問題，愛國立場一樣，但不是掛在口上，因之，報導是從側面的，但關鍵問題上立場、公開態度不掩蔽，正面報導，問題不大，方式可不同。劃為中左可以，為免向大公文匯看齊。地方鬥爭可以不配合。

幸[17]

劃線本身並不科學，報紙本身立場不必掩蔽，做法上有分工，劃為二線，意義明確就可。做法上大不同。文匯大公國際主義立場明顯，支持社會主義祖國，新晚也支援，報導就不同了。大公文匯新聞來源清楚，新晚外電。大公文匯主要不靠吃國際飯，還報導內地建設，新晚不同。對內地報導，大公文匯主要宣傳祖國建設，新晚不背此大包袱。HK[18]本地報導，便可不配合，大公文匯以後適當配合，不刺激敵人，新晚可不做。這些不同，過去允許，今後也允許。大公文匯調子降，社會主義宣傳還大降，港聞要大大加，對M有策略，慢慢的大降。新聞主要是提高品質，不是政治性。是風格上的，文藝性，趣味性等的提高（有些降）。新晚不是提高調子，某些還是降。中東報導，錯了，但以後這類報導，也不是向大公文匯看齊，要報導從另一個角度報導，客觀點報導，有別於大公文匯，也支持了“伊拉克”人民歡欣鼓舞。新晚語言內地化，不好，以後要改，多用另一社會的語言，取材於中新社，另寫過（這當然很難）。商報，第一版一定要降，因差不多與大公一樣了。晶報要勸勸他（他的思想怕右）。三報是統戰性質的。A元[19] 在館內也不能以A身份發號施令，與館內民主人士也是統戰關係。對學習，社長、總編審號召，行不行，願不願不追，讓他自由主義，業務與執行任務可結合。經理部更鬆些。不搞學習制度。編輯部務虛風氣搞起來。

以上就是這本筆記內有關《新晚報》的內容。

關於文中提及的《新晚報》所犯“錯誤”，據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的麥君素在《吳荻舟》一書撰文《千里故人情》中回憶：五十年代初，蘇共黨內先後發生了批判史達林，處死貝利亞，宣佈馬林科夫、布林加寧、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為反黨集團等重大政治事件。消息發來的當天，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總編輯和主編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父親提出：“如中央、省委再無新的指示，應按報導蘇共二十大新聞的精神處理，即儘量低調、不渲染、不評論。”但是《新晚報》認為他們的報紙可以寬鬆一些，因為他們是以知識性、趣味性標榜而立足報業市場競爭的。麥君素寫道：“結果他們不僅刊出新華社消息，還把各大國際新聞社發出的帶很大傾向性、污蔑性的新聞稿不加批判刊出，配以被轟下臺的六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照片。報紙一出版，中央各部門都大為震動。周總理辦公室旋即來電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指出這是一起政治事故，要求查明事故緣由，詳報總理。吳荻舟趕到省委，開口就有點負荊請罪的味道。”麥君素說：“我們知道他對事故沒有直接責任，他的自責只是嚴格要求自己對黨負責而已。省委同意我們與荻舟一起去北京向總理直接報告情況，省得書面彙報的某些局限性。”總理聽了父親的彙報，弄清了事實真相，很讚賞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周總理指出：“這一事件是海外報紙一貫追求內容‘花花綠綠’，宣傳‘買空賣空’思想的大暴露，抓住一點即盡情渲染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假、大、空的新聞處理手法，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麥君素還說：“吳荻舟明白，問題不是批評處理某一個人就得以解決，而是要扶正報業方向，在殖民統治的社會辦好革命化報紙。總理的教導，使荻舟和我都受到啟迪，在當時大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包圍中，在當地殖民思想與資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下，堅持我們正確的輿論導向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於是荻舟和我便帶著新的認識離開北京，回到香港展開了各報的整風學習。”“荻舟與我自《華商報》至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1958年反右鬥爭運動的十年共事中，荻舟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的精神，著實堪為我師。”

廣東省黨史研究辦公室編輯的《吳荻舟》，收錄了吳荻舟各個時期戰友朋友親人的回憶文章，內容豐富。

（圖四：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吳荻舟》[20]。）

2012年一次在羅孚伯伯家，羅伯母和我聊天。她說：“我看到你們出版的那本《吳荻舟》，書裡說那次《新晚報》出事，你爸爸主動承擔領導責任。他這樣做真難得啊。”

[1]徐鑄成(1907-1991)，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多年，歷任《大公報》、《文匯報》記者、主筆等職位，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遂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兼總經理。1949年6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也曾任上海市出版局編審，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教授，第一、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被錯劃右派沉寂二十餘年。晚年復出，遊歷著述，留下四百多萬字的專著及文集。

[2]據360百科解釋，“克裡空”一詞來自於安陽方言“殼裡空”，把殼兒扒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意為虛假，耍花招。

[3]廖承志：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4]區夢覺：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5]黃施民（黃施明）：時任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

[6]劃線：應是指新晚報的報刊定位，讀者對象，版面內容，語言風格等。

[7]陳：原文如此，未有全名及資料。

[8]諸樺：時任外辦工作人員。

[9]吳：吳菊生。

[10]史達林的錯誤：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蘇聯批判斯大林相關消息時所犯錯誤。

[11]如替法西斯翻案……是可以的：原文如此，結合前後文應是指M國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替法西斯翻案，新晚報以此為題材做新聞故事是可以的。

[12]M國：原文如此，應是吳荻舟用縮寫，指美國。

[13]江：未有全名及資料。

[14]黃：黃施民。

[15]小羅：羅孚，時任新晚報總編輯。

[16]中東報導（錯的）：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中東問題時犯了錯誤。

[17]幸：未有全名，會議記錄顯示，幸是由中央派來參加會議的。有指應是辛冠潔，時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我不能確定。

[18] HK，指香港。

[19] A元：指共產黨員。

[20] 《蘆蕩小舟》裡的部分往事取材自《吳荻舟》，衷心感謝各位前輩留下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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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吳荻舟手稿，關於香港工委架構之一

續前，1956至1958年香港工委架構頻繁變化。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介紹來人通過吳荻舟了解海員起義情況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海員起義紀念活動上，習仲勛接見吳荻舟等人。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香港招商局舊址（干諾道西15-16號）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吳荻舟在招商局起義當日在碼頭附近留影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香港《華商報》舊址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