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6 諸樣不懂
這次集訓一共8天，從1965年的2月16日到23日，24日回村。動員、學文件、聽報告，討論形勢，討論工作方法，談體會談感想，總結，提意見，日程緊湊，看上去不是很順利，父親吳荻舟甚至大為感歎：“諸樣不懂得”，“天！為什麼偏聽偏信到如此呢？”“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理的人？”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中間一行寫著：“諸樣不懂得”。
（圖一：父親感歎“諸樣不懂得。”）
第一天聽江蘇省長歐陽惠林報告後討論，父親表示：“把引起思想混（亂）的原因推到人民文化低，不識字等，沒有把責任負起來。”（2月19日）
第二天又聽了彭真在北京市四清工作隊、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和江渭清在分團部的講話記錄。三個講話討論了兩天。正如集訓動員時父親所寫的，不論有什麼好的學習方針，問題在於如何聯繫實際。
各種矛盾凸顯。
2月21日晚上，總結前一段工作的時候，“張明聽到我提工作上有片面性，沒有把政策完整地交代給群眾和幹部（主要是對幹部形勢的估計），她未讓我把話說完（剛才開始），就說我是右傾，並說，有青年告訴她，我與王正和談時稱了‘50’個同志，也叫工作隊員倒水給他喝。”
王正和是當時的生產隊長，查出有“四不清”問題，不過定案後錯叫他退賠二三十斤糧，他曾叫冤。父親春節回北京前和他談話，告訴他如果群眾確認，可以考慮建議民主分配小組發回（錯誤叫他退賠的部分）。
群眾已經察覺錯誤，父親也已經告訴張勳南核實後可以不要他退賠。就是這樣一件工作上的事，也已經合情合理處理，父親不解，這與稱他“同志”有什麼關係？他又不是敵人。這樣正常的做法，卻有人暗地裡數他叫了多少聲“同志”，打小報告，片面彙報王正和“四不清”的問題，而“領導”也不給機會解釋，一些年輕幹部喝罵“四不清幹部”，“凶”他們，被父親阻止，由此就說父親態度軟弱，令四不清幹部“翹尾巴，要倒算”。
還有人打小報告說父親某天傳達檔讀了很久，父親寫道：“實際我讀完後還和他們談了兩隊間關於大壩水利的問題，提出了三個解決的方案。為什麼不瞭解清楚呢？我不會因此影響工作，也不為此和她們鬧，問題是想到為什麼黨內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我難免想到她們只以為自己全對，一貫正確。”這好像是很小的事，可是很小的事也會被拿來上綱上線，還有些人陰陽怪氣，父親也不知道他們指的是什麼。父親承認自己“對黨內鬥爭的做法，分寸抓不好”。（2月21日）我想，這個大概才是癥結。
聽了彭真對17級以上幹部的講話，父親評：“好極了，對當前四清工作上亂得帶方向性的錯誤，說得很清楚。‘浮動亂鬥’，不要轉嗎？”
不過父親也有納罕的部分，“聽來不大對勁，但也說不上來”，“我總覺得，全國不平衡，還是要從實際出發。”父親說：大澗子工作隊“不像彭真同志說的‘二八開’。但個別問題是存在的。作為教育的鬥爭是必要的，但像鬥敵人那樣的鬥爭是要不得的，除非他已叛黨。”父親向包振英建議，“最好聽過的同志學習一下。也有不那麼對勁的，要澄清。”
除了從上而來的“不對勁”，據父親的日記看，下面也有“不對勁”。小四清退賠回來的錢財分配給群眾，增加了收入，群眾就認為搞四清只是增加經濟利益，結果一些不滿十四歲的小孩都出來掙工分，既放棄上學，又影響大人勞動。父親擔心在這樣的基礎上，離村前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可靠的、正確的領導核心。他是真心想改善農村基層情況，而且相信自己大方向是對的。（2月23日）
可是，接下來的幾天，父親挨了批評，承受了很大壓力，2月28日補記前面幾天的日記，字體也有些潦草了：“我的思想很震動，沒有弄通很多問題，加以，工作很緊張，我要把工作抓緊，每晚只睡四小時，11-12點才睡，4點左右醒來，反復地想張正同志對我的批評。”
張正對父親的意見：
- 自以為是；
- 不懂做群眾工作；
- 沒有吃透黨的政策；
- 對自己的錯誤不自覺，還把自己裝扮的很了不起，開口幫助人，一點不虛心向群眾學習；
- 思想方法是繁瑣哲學的，羅列一堆現象，不能抓住本質去解決問題；
- 對自己的錯誤，還不老實……
父親形容：“這些批評，像沸水從頭上淋下來。”
他做了檢討：“把目前農村尖銳的矛盾的解決，看成可以在發動群眾揭發四不清幹部的錯誤的基礎，加以我們對他們的正面教育，就可以了。忽略了對幹部鬥爭的一面。沒把階級鬥爭這個綱吃透，鬥爭這一面放鬆了，而錯誤地片面地對幹部表示熱情，過早地表示熱情，引起他們翹尾巴。這是不懂辯證法。聽了張同志在分團集訓中介紹鈐塘工作經驗報告對幹部的做法，打得狠，使他們思想受到振（震）動後，改過來，就越是感激黨對他的挽救。才認識到我過去對幹部的態度的錯誤。”
集訓結束後，3月1日隊委來檢查父親所在西隊工作，父親表示誠懇接受張正的批評，然後請大家進一步提意見。“我發言後，大家提意見。張勳南先談，他自己檢查了一下，轉到對工作提意見。對我的檢查表示同意。然後由小黃、張英蘭、甲生、盤松相繼提意見。從總的看，提的意見很少，不夠深刻。”
會議主持者叫大家不要做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父親的。可是對於有關工作組組員因不滿父親的領導，紛紛要離組的反映，張盤松還是澄清：“我只說組內少一兩個人也可以，誰說有人不滿要離組呢？”
父親回想起從鈐塘回來時張英蘭告訴他的話：“張英蘭說，這次（在句容學習時）小黃把我說‘工分錯誤’記成‘工作錯誤’，我曾向小黃提醒，吳說，不要改，沒人看的。”還有人在鈐塘警告張英蘭：“這是黨性問題，要堅持。”父親說：“我聽了一頭霧水，這是什麼意思？”“從今天的檢查，大家提的只是一些小問題，我除接受那些（張正提的）幾點批評本身外，對他們指的例子，是有保留的。”
據父親記載，“會後，張勳南情緒不好，覺得反映情況既不確（切）又不加分析，一定是小黃和英蘭搞起來的風波。為什麼？”
會前，上級一再找工作組組員談話，解除他們的顧慮，讓他們給父親提意見，父親說：“為什麼又沒有什麼意見呢？真不懂。我還是不理這些，還是把工作做好，向黨的任務負責，其他什麼風雨也不管，我沒有什麼對不起黨的地方。”父親認為，說這些不嚴肅、不負責的話，是一個起碼的為人品質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第2行寫著：“這又是什麼意思”。
（圖二：父親挨批評背後似是有一連串小動作。）
看到這裡，我聞到一股“整人”的味道，有些人好像一有機會就想整人，遑論與人為善，治病救人。這是一種父親不屑的風氣，作為對照，我看到此時的他竟在關注貧協籌備組成員能不能在第二天的群眾大會上經受住大家的批評，“這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生活”。父親說：“群眾工作的複雜，是不易預料的。”他“召集他們晚上開會，採取輕鬆的辦法，效果很好，有說有笑地互相提了意見，解除芥蒂，情緒很高，各自保證把缺點改掉。”（3月1日）
第二天開會，群眾給籌備組成員提意見，父子、夫妻、兄弟互相提意見，發言達三十多人次，最後他們都表態，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還有丈夫給老婆“提意見”，要她提早燒飯好早出勤，搞好集體生產。父親說：“真有趣！”（3月2日）
下一段的工作部署，已經安排到3月下旬，細緻到每一小段和每個會的目的和細節。父親說近來群眾思想提高很快，積極分子在春節期間也做了不少群眾工作。他說：“這說明，我們只要再做兩三個月，是可以放心了。”（3月3日）
雖然父親背負著右傾的批評，但是回到基層群眾工作中他又表現出他的能幹，工作順利，群眾特別是積極分子漸漸學會解決內部矛盾。
父親寫到：“我的情緒逐漸恢復了，睡眠開始正常了。我鍛煉自己，接受善意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次）‘偏聽偏信’誇大我的缺點的一次對我的思想存在右的缺點的批判。讓我的工作來最後回答這樣的一個不很適當的批評。”
所幸，他說：“這兩天許多事例不攻自破了，比如吳似乎指我給幹部誤解了‘23’，引起幹部翹尾巴。中午我和吳找王正和談，吳問，你聽了‘23’哪一條印象最深？他回答，我告訴他退賠不能馬虎，要交代好，還要群眾同意。這點，他並不覺得寬了呀！”
還有人反映包振英說父親不接受他的工作檢查，事實是，據張勳南說，包並未來檢查，父親也未見到包來檢查，父親說：“相反，我們向他彙報和談起時，他對張（和對我）都是說，我對隊的工作是放心的。我什麼時候不讓他來檢查工作呢？”父親還說：“對老吳，我也沒有什麼不滿他的領導，我過去有一段時間，因考慮到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少單獨向吳彙報工作和請示，經明確後，我就改變，看來，這點對吳還是很必要的，在我來說也是必要的，他工作經驗的確比我好、多。”（3月4日）
3月5日晚上討論，據父親記載，“有思想深度，有理論深度。發言人數有增加，地富子女也發言了。”
有意思的是，地富子女說，他們的父親不僅剝削貧下中農，也剝削自己的親戚。這就是他們的發言：“過去農民下地連草鞋也穿不上，現在穿鞋襪下地，比過去是好的多了。”“毛老頭子（主席）對我比我父親還對我好照顧，我分家時，父親只給我兩斤米，當時，一天也不夠吃。這次小四清，改變了我的超支戶，還給了我救濟，穿上新棉衣褲，說起當年我敲鑼（唱花鼓戲）討過飯，7歲起就幫工到解放，解放後我就變了‘老闆’不再要幫工了。”
討論中父親聽到有人把群眾個人的家庭副業也說是資本主義道路，要“反”，父親說：“我除了把這些和走資本主義道路區別外，還把規定中的七、八、九條政策界線念、解了一次，也指出個（別人）想圖利的思想是不好的，但今後不搞就是了。”那時候他們的設想是：搞好了集體經濟，收入多了，就不用做小買賣了。（3 月5日）
父親在黨小組會上要求搞清楚上次對他的批評裡一些不符合實際的事例，他也記下了一些開會情況：“討論中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整社員群眾談得很清楚。”他形容貧下中農發言很生動： “上樑是幹部，中梁是中農，下樑是貧下中農，上樑不正，中下樑都要歪了，集體就要垮了。”“當權派，他們解釋為為頭的，帶頭搞資本主義的。”貧協籌備小組組長舉了自己想賺幾個錢的例子：他“販賣過一擔番茄，結果是柿子爛了，本失了（虧本了），走累死了，工分沒了，還把帽子丟了。結論是說群眾走不成資本主義，黨的政策不反社員群眾是對的。他說幹部和四類分子有來往，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可以長途販運。群眾什麼路也沒有，走什麼資本主義的路呢？”
討論會後，貧籌開了一個會，解決了一些內部矛盾，還把貸款分配到戶。“我們有意識地強調有什麼小矛盾到會裡評理，最近他們在田頭、工地、屋邊的小吵不見了，一吵，就說到會裡談。這樣，慢慢把會的威信提高了，使他們慢慢懂得運用集體和民主來解決小矛盾。”（3月6日）這就是父親努力要達成的“思想建設”吧，令我聯想到在抗日戰爭時期（1938-1945）他們在演劇隊裡實行的民主生活，算一算，已經過去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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