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位於合肥的包孝肅公祠
（圖一：雅致的包孝肅公祠一角。）
李鴻章（1823～1901），我知道他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李鴻章受命赴日本媾和，簽訂《馬關條約》，生前死後毀譽參半，是很顯赫的家鄉人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教科書是把李鴻章當做反派人物，母親沒有因為他是同鄉感到自豪。她告訴我的是：好人出了個包拯，壞人出了個李鴻章。
李鴻章的“近代第一”
（圖二：李鴻章故居裡的部分介紹。歷史人物應該得到公正評價。）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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