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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2長沙大火

蕩小舟的故事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抗宣一隊整裝待發,戰士們多麼年輕啊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巨幅抗敵壁報刷在墻上,圖文並茂

抗敵壁報是那時候很主要的宣傳手段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六位年輕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還有她們的隊長一起合影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一堵崩塌的墻壁,餘煙未盡

長沙大火焚毀全城,到處是殘垣敗瓦。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

百年前老教堂的老照片,西式建築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1原生家庭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素雅的包孝肅公祠

位於合肥的包孝肅公祠
(圖一:雅致的包孝肅公祠一角。)

李鴻章(1823~1901),我知道他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李鴻章受命赴日本媾和,簽訂《馬關條約》,生前死後毀譽參半,是很顯赫的家鄉人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教科書是把李鴻章當做反派人物,母親沒有因為他是同鄉感到自豪。她告訴我的是:好人出了個包拯,壞人出了個李鴻章。

 

公正評價歷史人物

李鴻章的“近代第一”
(圖二:李鴻章故居裡的部分介紹。歷史人物應該得到公正評價。)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柏貫之照片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棚戶區環境擁擠,一排排低矮的茅草房,孩子們衣衫襤褸。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4熱血男兒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4

熱血男兒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28年秋,農民子弟、父親吳荻舟隻身離開家鄉來到上海,由於他不肯聽從祖父的安排輟學經商,被祖父斷絕了經濟來源。初到上海時,他和龍岩同鄉馬寧合租一個亭子間,有時候一個人白天睡,一個人晚上睡,有時候床上睡一個,地下睡一個。父親饑一頓、飽一頓地過著。寧波房東看到他經常沒飯吃,有時候會在他的房門口放一點食物,到上海第一年的年夜飯也是房東同情他請他吃的。

父親在上海藝術大學讀西洋文學、西洋文學史。學校裡有不少參加過北伐工作、思想進步的青年,教授有馮乃超、朱鏡我、王了一等,父親在學校裡繼續參加進步活動。翌年,上海藝術大學被封,他又轉學到中華藝術大學繼續學習,校長是陳望道,教授有李初黎、潘梓年、王學文等。

父親有較好的寫作基礎。在家鄉福建上中學的時候,父親便喜歡文藝,喜歡寫作,他與一些同學辦刊物,寫文章。 時期,父親也積極投入集會宣傳,編寫油印小報,為北伐結束封建軍閥分裂割據、統一中國的願景心馳神往。來到上海半工半讀上大學,他很快就用筆名“秋楓”寫小說在《拓荒者》(蔣光慈主編)、《新地》(魯迅主編)和太陽社出版的進步刊物上發表,反映他目睹的勞苦大眾貧困生活,這些都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刊物。

他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車輪》,寫家鄉龍岩開了公路,遭到靠肩挑謀生的勞動者反對,為了奪回生路,他們破壞車輪,企圖恢復肩挑賺錢養家活口,小說的主題揭示破壞車輪是沒用的,只有幹革命,推翻殘酷剝削勞動者的舊制度,才是出路。

其他小說還有:《煙囪》反映工人罷工,反對剝削,爭取活命。主題是要革命,推翻私有制度。《獵犬》是諷刺特務的。《人力車夫》反映上海人力車夫為生活所迫,寒夜還在街上拉車,過橋下坡時滑倒跌死的悲慘故事。《野火》寫冬天一群伐木工人用篝火取暖,不小心把森林燒了。林場主指責他們是有意縱火,國民黨官府說他們是暴動,不分青紅皂白把他們抓進城裡,要殺他們。工人的無辜,激起廣大勞動者氣憤不平,起來罷工、罷市、罷課。“野火”終於變成革命的熊熊烈火,抗議統治者,把工人從監獄中救了出來。《老祖母》講的是統治者把老祖母的孫子抓去槍斃,又怕引起人民反對,謊稱被槍斃的是強盜、是土匪。老祖母深信她的孫子不是強盜土匪。她撫屍痛哭,高呼孫子是好人。父親還寫過長篇小說《兩代人》,描寫父子兩代對救國看法不一致,分別代表著改良派和革命派、官僚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買辦(父親)與實業家(兒子)的救國態度和矛盾。小說肯定實業救國,但提示了在買辦階級(國民黨)統治下,實業救國也沒有出路。

從1928年秋到上海,至1930年4月被捕的一年半間,父親曾為之輟學的北伐戰爭結束,中國南北終於統一。民國有所謂“黃金十年”,由傑出人物領軍的領域比如經濟、文化教育、思想界等,都取得了足以為後人稱道的成就。但是在民國時期,各地軍閥與蔣介石貌合神離,打打合合,總體來說中國依然是一盤散沙。

從小山城龍岩來到經濟文化先鋒城市上海,父親眼界大開,思想更加活躍。從他寫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時,他已經把眼光放在改變不平等和落後窮困的家鄉、社會乃至國家上。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農民、工人、小生產者的生活、情感,寫作出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實感人,特別是愛恨分明,結構嚴謹,文筆流暢。

不幸長篇《兩代人》交出去後,父親就被捕了,不知道發表了沒有。坐牢、出獄參加抗日及至輾轉各地工作後,父親放棄了專業寫作的理想,不過直到50年代,他仍然時有文學戲劇作品、文藝理論作品發表。再次拿起筆寫作,則是30年後、上個世紀70-80年代,這是後話。

到上海的第二年,父親由中華藝術大學同班同學蕭抱真介紹,閱讀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內部讀物,參加到楊樹浦、曹家渡工廠區散發傳單,寫標語,煽動工人罷工,反對五卅慘案紀念示威等活動。為瞭解父親當時看到了什麼,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我在網路上看了數千張老照片,真切地感受到他當時的感受。

 

舊上海棚戶區狀況

(圖一:父親所目睹的舊上海棚戶區狀況。圖片為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有一天蕭抱真說,他有一位姓曹的湖北同鄉想找父親,後來果然有一位叫曹正平的人來找。當時父親只知道北伐時曹正平在武漢參加過革命工作,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區委書記。

父親原本住在橫濱路景雲裡,因為住不起,搬到橫濱路福源裡,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小里弄。曹正平經常晚上來,瞭解父親家庭情況,談革命理論和形勢等。

在福源裡,父親還認識了一位元作家林淡秋(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住在橫濱路到福源裡的岔道上,父親經常到他的住處談創作。林淡秋曾轉述魯迅的話,魯迅說:“這位青年作者寫的《野火》很好,決定發表,歡迎多寫。” 在學生運動中,父親還認識了上海公學的李梅(華僑學生),後來一起被捕,方知李梅是中共區委宣傳部長。

在曹正平的引導下,父親參加更多工人運動,比如參加反對南京蛋廠英國老闆開除工人的遊行等。有一次曹正平要父親撰寫反對國民黨政權封閉曉莊師範的傳單稿子,在遊行示威時散發。曉莊師範是陶行知與黃祿祥1927年3月15日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政府武力封閉。陶行知受通緝,三十多名學生被捕,十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遭殺害。父親記得,曉莊師範被封閉的時候,國民黨政權正召開教育會議,鼓吹要改進和興辦更多的學校,父親就把兩件事結合起來指控國民黨政權提倡教育是假,摧殘教育是真,反對封閉曉莊師範。

1930年1月,曹正平介紹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回憶:“他在書桌上寫下‘馥新’兩個字,說是聯繫用的代號,以後由他本人和我聯繫。”

曹正平對父親說:“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蘇州、無錫、上海都可能發生暴動,現在軍閥混戰,全國正處於新的革命高潮前夜,黨號召要不畏犧牲,準備大幹,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上海要搞‘飛行集會’,五一要舉行全市大集會、大遊行,廣泛發動群眾,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

父親說:“這就是我第二次直接受到黨的教育的經過情況。”

據與父親同案被捕的葉進明80年代回憶,當時,中共在李立三左傾路線領導之下,不斷發起罷工鬥爭,遊行示威,飛行集會,實行“暴動試驗”,以顯示無產階級的力量,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則出動大批便衣、軍警,鎮壓罷工,驅趕遊行示威隊伍,逮捕參加飛行集會群眾。許多党團員骨幹分子一批批被捕入獄,成了冒險主義的犧牲品,而革命高潮卻並未到來。

 

1930年中共政治局通過李立三的左傾路線

(圖二:1930年的中共決議,提出要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

 

 

 

 

 

 

 

 

 

 

 

 

 

1930年4月27日父親在上海租界東新橋仁濟堂的“五一”籌備大會上和107人同時被捕,這個事件就是當時“武裝暴動”試驗的一個縮影。這次事件是公共租界裡左傾盲動主義時期被捕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一次。延安整風時期在反“左”學習時稱此案為“上海最大的一次損失一百零八將被捕大案”。

父親在前一天收到曹正平用代號傳來的條子,要他去參加仁濟堂集會。父親當天上午9、10點鐘趕到會場,進去時只看到很多人,還沒有搞清楚是已經開完會還是尚未開,也不知道大會是誰主持的,會場就被英巡捕包圍,校長陳望道、老師李初黎、潘梓年、曹正平、李梅、惠浴宇(獄中名叫周興然,中華藝大同學)等共l07人一起被捕。

據葉進明回憶,那天9點左右,各路群眾先是分散在大世界附近馬路“散步”,隨著一聲鞭炮動員令,大家開始聚攏喊口號,陸續走進仁濟堂,當中有人挑著偽裝成雜貨的鐵梗等武器。仁濟堂是個慈善機構,平時有門診施診給藥,星期天堂內無人。這天這裡裡裡外外擠滿革命青年,也有很多看熱鬧的人,早已引起警方的注意。

葉進明說,但是那時受到左傾盲動主義影響,沒有警惕也不介意警方的干涉。正當院內開會動員高呼口號“打倒新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門被撞開,穿著皮制服高筒靴的中西巡捕,高舉著巡棍見人就打就抓,大批人被拖進守候在門外的多輛裝有機關槍的紅色警備車裡,馬路兩邊喊革命口號的群眾很快被驅散,也有走得慢被捕的。

上海英租界巡捕为什么革命

(圖三:上海租界巡捕。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翌日,上海《申報》以“左晨雲南路紛擾記,拘獲大批男女青年”為題報導:“昨天上午9點56分,公共租界浙江路東新橋附近,有數百人聚集,旋擁至仁濟堂開會未成,被捕房拘去百餘人”。4月29日《新聞報》記者詳盡描述了“前晨紛擾經過”:“上午10時,東新橋附近突然聚集數百青年,雖經探捕驅散,但至10時3刻,群眾又擁入雲南路599號仁濟堂欲開會議。旋由警務當局向戈登路捕房飛調預備隊中西捕,會同該管老閘捕房通班探補,將仁濟堂包圍,嗣乃進內制止會議,並逮捕在場男女一百零七人之多,餘始四散。被捕之一百零七人眾,內有年輕女子七名……男青年一百名。內有李林全 ,周興然 ,王保德……蔡四……曹振平。察其年齡,皆在二十開外,均是學生工人兩種人物,並發現鐵梗、石灰包甚多,此種物品當是若輩置備,用以傷害他人者……公安局要求移提,捕房並不反對”。

父親在一篇手稿中寫道:“(1930年)4月26日晚上,(曹正平)通知我27日參加五一籌備會,還說五一那天準備好石灰和木棍之類,可能發生武裝鬥爭。我早有思想準備。我當時很幼稚,很相信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早日取得革命勝利,東方出現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看蘇州河、閘北一帶棚戶區工人受剝削的非人生活,實在喚起我革命的激情,我寫一個長篇的《兩代人》和十多篇小說和一些散文(除了已經發表或已經寄出的,餘下謄寫和潤色的,在我被捕後,弟弟和蕭抱真幫我處理了)。所以毫不猶豫,第二天便到指定的地點開會。曹和我不是同時到達,但同時被捕,而關在一個監房裡。我們是在仁濟堂內被捕,還有一些是在馬路上被捕……”

入黨新條件顯示,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沒有發洋財的觀念。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3歷史交集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5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龍岩九中[2305843009213719085]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7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10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入黨條件[2305843009213719084]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和習仲勛握手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1212-1938517),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

山清水秀的福建龍岩新羅大池鄉秀東村俯瞰圖。黒瓦土墻,草木蔥蘢。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2動盪時代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2 動盪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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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東村俯視

(父親吳荻舟家鄉秀東村俯瞰圖,新羅TV吳慶安提供)

父親吳荻舟出生的1907年,中國最後一個皇朝、清朝已經延續了291年,像一個暮氣深重的老人,面臨內憂外患。內憂,我們這代人耳熟能詳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就有太平天國運動(1850年前後)和義和團運動(1890年前後)。外患,和列強之間的戰爭,不論是兩次鴉片戰爭(18401856-1860)還是甲午戰爭(1894),清朝全吃敗仗,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老百姓總是被排斥在國家大事之外的。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艱難生長。隨著西潮東漸,朝廷與民間都在談論立憲。清政府曾試圖順應潮流搞變革,推動了洋務運動、百日維新和立憲運動,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然而諸般努力無法挽救清朝的頹勢。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爭取國家獨立、民主和富強,已經成為當時國中精英的目標。

父親4歲那年,1911年,中國爆發了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治;5歲那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選出臨時總統孫中山,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以讓出總統職位等條件,通過清廷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清帝遜位,這也許是孫中山希望和平更迭政權的一種選擇,也許是革命力量不夠強大做出的妥協。成功逼清帝遜位、當上總統、稱帝未能成功的袁世凱病逝,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多次被廢止,孫中山在廣州另組一個民國政府與北京政府對峙。

1949年龍岩縣城
1949年的龍岩縣城。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當時父親周圍的環境是怎樣的?國家大事與一個山村孩童有無關係?從地理位置上看,福建龍岩和北京之間直線距離大約2000公里,距離廣州也有500多公里。關山遠隔,小山城龍岩和國運之間有沒有時差?我查閱了龍岩縣誌才知道,原來,父親青少年時期家鄉的社會狀況如此生動精彩,家鄉和外界以至海外交往活躍,與時並進。

父親出生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龍岩查封鴉片館,禁種罌粟。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教育會、商會。宣統三年(1911年)龍岩基督教會創辦作新女學(後更名鼎新),為龍岩第一所女子學校。龍岩並開辦了商業小學堂和師範學堂。1912年龍岩人連賢基和鄭豐稔當選省臨時議會議員,連賢基被推選為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1913年連賢基和詹調元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廖上清、謝漢朝、鄭豐稔當選為省議會議員。同年日本礦產部派福留喜之助、野田次郎等配合民國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人員到龍岩作地質礦產調查,著有《龍岩州煤田調查報告》。1914年籌辦公民小學、開辦電報局。1918年,日本山村厚光來岩,在東門外行醫兼營照相。凡此種種都標誌著龍岩社會的進步。

雖然在短短數年間經歷了光緒年、宣統年,進入民國年,劇烈的改朝換代並沒有自然地帶來國泰民安,在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國這個大背景中,家鄉呈現一波又一波動盪局勢:

19155月中旬,龍岩學生帶頭上街遊行,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發起抵制日貨運動。1916年縣知事孫陶曦辦理印花稅不善,引起罷市。19195月北京“五四”運動波及龍岩,青年學生響應罷課、遊行示威,再次抵制日貨。1920年下半年開始,軍閥紛爭,縣知事更換5任。各路軍閥路經龍岩,每每帶來搶掠燒殺等騷擾,比如1923年贛軍李烈鈞部賴世璜的部隊佔據龍岩,強迫農民種罌粟,每畝徵收煙苗捐銀元12元,遭到民眾堅決抵制。19248月賴世璜以適中民團抗拒該部進駐為藉口,在適中燒毀樓房50多座、店鋪3000多間,殺害數十人,8000餘人無家可歸。

在種種壓迫和動盪的同時,革命的力量漸漸滋長。19172月,家鄉子弟林會嘉、詹汝嘉、滕新甫、鄧子恢、魏應幹、翁斐章、張載泗先後赴日留學。1921年春,留日回國的鄧子恢、陳少微(陳明)、張覺覺、章獨奇、林仙亭(鄧子恢的同班同學,後為吳荻舟的中學老師)等在白土桐岡小學組織奇山書社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2391日,鄧子恢等創辦的《岩聲》月刊第1期出版,該刊以“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為宗旨,至192611月,共出版43期。成為當時福建省辦刊時間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傳播馬列主義和新思想的刊物。緊接著,《新龍岩季刊》、《到民間去》、《鐵掃把》等進步報刊也紛紛出版。

19263月,龍岩人郭滴人、陳慶隆、李聯星、朱文昭前往毛澤東在廣州創辦的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530日,龍岩各界群眾千余人彙集文廟,舉行“五卅”周年紀念遊行。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10月,北伐東路軍佔領閩西全境,促進閩西國共合作;1014日,北伐東路軍進駐龍岩,工農運動蓬勃興起。10月下旬,中共龍岩小組成立。1027日,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在明倫堂舉行軍民聯歡大會,慶祝北伐軍進佔龍岩。11月,龍岩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此後,各地農民協會相繼成立。翌年1月,成立龍岩縣農民協會。在國民黨左派和以陳慶隆、郭滴人為領導的中共龍岩小組領導下,掀起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的鬥爭。

19271月,中共龍岩縣總支委員會成立。2月,北伐東路軍政治部在龍岩成立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左派青年張旭高[1]任監察員,支持農民運動。2月中旬,岩平寧監察署在明倫堂召開龍岩各界慶祝北伐軍攻克武漢的祝捷大會,會上揭露國會議員連賢基幫曹錕賄選當總統,當場押其遊街示眾。

這年的春天,龍岩縣工人協會成立。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召開龍岩縣各界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二五減租、保護工人權益、解放婦女、禁止納妾、破除迷信、禁賭禁煙禁娼等決議。

1927412日,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搜捕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志士。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和廣東等省,都發生以“清党”名義針對中共黨員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殺。415日,龍岩縣長杜連如(履賢)逮捕、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等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解散縣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各區黨部。只是一年的時間,龍岩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半年後,9月初,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恢復,中共黨員鄧子恢、郭滴人、謝寶萱分別擔任秘書、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龍岩國共兩黨再度合作。

9月中旬,國民革命軍新編軍第一獨立團團長陳國輝(後升任省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奉蔣介石“反共、防共”指令,率部進駐龍岩。11月初,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一軍路過適中,陳國輝聞訊退至漳平。中山公園舉行歡迎十一軍其中一個營的大會,並聲討陳國輝的罪行。該營離岩後,陳國輝捲土重來,搗毀縣黨部,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蘇慶雲等30多位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殺害縣工人協會主席楊全貴、中共黨員林克武等10多人。

血雨腥風中,10月,中共在後田村成立龍岩第一個農村黨支部;11月,中共龍岩縣臨時委員會在後田成立。192834日晚,中共龍岩臨時縣委領導後田暴動。此後,後田農民武裝20多人成立遊擊隊,成為閩西第一支工農武裝。86日,龍岩、永定、上杭農民武裝600多人舉行白土暴動,攻打龍岩城受挫,退回白土後田。

家鄉在1928年至1934年,是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29年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兩入閩西,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1930年紅四軍第三次入閩西,到1931年,閩西和贛南蘇區聯合,成為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我哥哥曾經歎息:“多少龍岩人為中國革命犧牲了。”據說龍岩(僅指現新羅區)在冊烈士達3668人。

2016年回家鄉,我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許多震撼的資料,比如才溪鄉88%的青壯年、約3600人參加了紅軍,有200戶一家兩人當紅軍,還有一家六人當紅軍、兄弟(231戶)、父子或夫妻都當紅軍,當時全區人口才是16030人啊。又比如在紅軍長征隊伍86859人裡,有26000個是閩西人,而到達陝北僅倖存2000多閩西人。

紅軍紀律

(紅軍的紀律,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堂弟告訴我,三嬸的哥哥在山洞裡和毛澤東開過會,後來他卻被當做AB[2] ,鎖骨穿上鐵絲,手腳被釘在門板上遊街,死得慘烈。因為和鄧子恢是戰友,解放後得以平反,定為烈士。三嬸本人則給毛澤東往山洞裡送過飯,在山洞外面放過哨。第二次回家鄉時我查訪到古田蘇家坡樹槐堂半山腰的“主席洞”[3] ,當時那裡是中共閩西特委機關所在地

毛澤東在1929年秋寫了《清平樂蔣桂戰爭》,描寫這個風起雲湧的時期: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主席洞2

(主席洞外觀。)

直至1928年父親離開家鄉之前,龍岩地區在國民黨左派和頑固派之間、國共之間以及國共和軍閥力量之間呈現出複雜的拉鋸局面,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小學、中學和高中時期,縣誌中提及的許多人如鄧子恢、張旭高等都出現在他的人生中,對他的思想啟蒙、對形成他的價值觀起到決定性影響作用。

[1] 張旭高,龍岩人,經集美中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讀書,1926年回鄉任岩平甯政治專員。1929年轉至漳州、廈門,加入中共,擔任平和縣委書記。1929年組織領導平和暴動,暴動失利後轉去上海。1930年南渡菲律賓,成為僑領。創辦中華中學、南洋中學,抗戰爆發後組織華僑文化界救亡,率中外記者戰地考察團回國考察,撰稿促進華僑及外國人瞭解中國的抗戰。1944年被日軍逮捕,8月遭殺害。

[2] AB團是蔣介石指示成立的間諜組織,負責肅清國民黨內部的中共黨員。“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縮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本來,AB團成立僅3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摧垮。但是中共中央擔心間諜已經打入內部,整肅中冤殺7萬自己人,這些想必不屬於“在冊烈士”。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

[3]  “主席洞”正式名稱是圳背岩洞,是一個天然喀斯特岩洞,位於中共閩西特委機關舊址樹槐堂右側半山腰,偏僻清靜,人跡罕至,是當年毛澤東隱匿防敵、思考寫作的地方。

吳氏入閔祖先的畫像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1龍岩印象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乡骄傲 1龙岩印象

引子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

我的父母1940年代後半至1960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出生,度過歡樂無憂的童年。後來父母工作變動,舉家搬去北京。我經歷過紅領巾、“可教子女”、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工廠設計員、報社記者、日文翻譯、編輯等等諸多身份變故之後回到出生地香港,從事多年日文翻譯、出版的工作。

父母留給我幾箱遺稿和老照片。他們的文字、包括他們所寫的日記、書信、、自傳、檢討或證明材料,既充滿時代印記,又流露真情實感,可說是難得的中國近现代史案例材料。這幾年我開始靜心梳理,希望比較完整地弄清楚父母的一生和時代背景,向歷史學習。

父親名叫吳荻舟,20歲離開福建老家去上海求學,19301月加入中共,4月被捕。還是個年輕大學生,就被國民黨判了911個月徒刑。出獄後帶領一支抗日宣傳隊,輾轉半個中國,宣傳鼓動團結抗日,慰勞主戰場軍民。8年抗戰勝利後,為宣傳反內戰,建設新中國,他的足跡遠至香港、南洋。及後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做香港統一戰線工作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職。文革後他把個人的遭遇放得很輕,轉身去做老本行——戲劇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全情投入撥亂反正,領導創刊《戲劇年鑒》,搶救民間戲劇史料,組織出版《周恩來與抗敵演劇隊》和《南天藝華錄》,1992726日心臟病發去世。

父親形容自己走過的路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到眾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縱觀他的一生,真正是求仁得仁。

母親名叫張佩華,20歲追隨父親離開安徽老家。從武漢到長沙,再到桂林、廣東、香港和南洋。她在顛沛流離中艱難支撐著有老有小的家庭,雖與父親聚少離多,但也逐漸理解了父親的工作。在新加坡,她獨力打兩份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同時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共。在香港和父親會合後,他們有更多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文革中後被打成“假黨員”,下幹校,1979年恢復工作,1984年離休。

文革後,她和父親多次一起旅遊,廣西、廣東、安徽、福建、湖北以及香港等地,都留下兩人舊地重遊的足跡。父親去世後,1996年至1998年,母親帶著我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在這本文集裡,她寫道:“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歸大海,我一定和你匯流。我已經80歲啦!”她沒有想到自己那麼長壽,20144696歲高齡因肺炎、腎衰竭去世。

本書內容基於原始資料,資料詳則詳寫,資料少則略寫。我看到父母如何從尋常百姓家的小孩子變成堅決跟中共走的青年,如何從革命幹部變成挨批鬥的“階級敵人”,如何堅守初衷和反思。真誠希望與大家分享,也期待得到專家學者、當事人及其後代中肯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家鄉驕傲

1 龍岩印象

福建是父親的家鄉,我們的籍貫所在。父親乳名吳麒麟,又名吳彩書,後自主改名為吳荻舟。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未年,即190755日,出生地福建省龍岩縣(今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鄉秀東村。秀東村青山環抱,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崇尚文化,歷來賢才輩出,書香遠近聞名,享有“龍岩十八坑,坑坑不如秀東坑”的美譽。

198412月,父親寫過一篇故事,題目是《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其實我們的村子是風光如畫的。村北後龍山東側高掛著一股白絲似的瀑布,從原始森林的深奧處飛奔而來,然後跌落在比兩座七層寶塔還高的懸崖。由於落勢很猛,在懸崖下沖成一個幾丈深的潭,潭面兩畝見方,叫做白練潭。然後這股山水沖出潭口,從村東迤向村西,走成一條高低、寬窄不一的小溪,把村子切成南北兩半,居民全集中在小溪的北岸。據說,大家都爭著分享後龍山下來的龍氣,所有的屋都依著後龍山層次有序地由高到低地建著。後龍山像一座用翡翠鑲嵌的大屏風,成45°的走勢,迤向溪邊,形成一塊龜背似的大坡地。”“從村北到村南,以後龍山下的吳氏宗祠左右牌坊為起點,兩條用青石板鋪的路,像青色的飄帶,迂回曲折地穿過整個村子,把幾十幢大小不一、新舊不同的住宅聯繫起來。”(未見發表,引自父親的手稿)

父親自從1928年離開家鄉,整整56年沒有回去,他想必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啊。

1985年,我和哥哥陪父母第一次回家鄉。父親所言不虛,小小村落果然四面環山,依山而建,村前村後鬱鬱蔥蔥,青瓦土牆鱗次櫛比,村中小路在鄉親們各家之間盤繞上落,沒點腳力休想到處走走呢。

cropped-1985e5b9b4e59b9ee5aeb6e984891985年父親回龍岩時照。)

吳氏入閩始祖吳承順是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據《史記》記載,軒轅黃帝賜其正妃螺祖所生之子玄囂姓“姬”,姬玄囂傳25代至泰伯。泰伯和仲庸兄弟為讓王位與小弟季曆(周文王姬昌之父),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後為吳國)。遂以國為姓,於是有“吳泰伯,吳仲庸”之稱。

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吳氏入閩始祖吳宥在宋代從河南開封府遷居漳州華安地區,華安吳念一郎的公子吳十二郎於1258年沿九龍江遷居龍岩,為吳氏入岩一世祖,大池吳氏鳴乾公為其後裔。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龍岩的原住民是古越族,中原漢族和古越族文化交融、同化,形成了龍岩獨特的民俗文化,龍岩話雖屬閩南語系,但是更多保持了唐時的中原古音,怕是最適於朗誦李白和杜甫的詩。明代以後,龍岩逐漸成為閩西經濟文化重鎮。明清兩代,龍岩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近60間,如龍田書院、龍池書院、新羅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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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入閩始祖吳宥。)

村內還有始建於嘉靖十年(1532年)的吳氏嶐興祠、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的仰高樓、華東地區最大的野生桂花群落等人文自然景觀。

村北的吳氏宗祠嶐興祠前面曾豎著二三十根七八米高的青石牌柱,據說每一根代表一個舉人。父親在《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故事裡寫道:“外鄉人進村,只要看到這些虎牙般立在祠堂前的青石桅杆(牌柱),就可以想像到這村子的不平凡。”父親曾為祠堂題寫“嶐興堂”牌匾,至今高掛在嶐興祠正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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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題“嶐興祠”。)

我二姐說小時候看到自己有六個腳趾甲,問父親,父親說是一個什麼很小的民族的人才有的,就是在小腳趾頭的趾甲旁邊多一小塊,我和妹妹也有,直到2016年我第二次回家鄉才在博物館看到資料,說“小趾甲開裂”,那就是古越族的特徵(也有資料說古越族分佈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都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是一種泛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

根據龍岩鄉親們集資並集9名正副主編、42名編委之力花費一年多編輯的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吳氏入岩四世祖吳仁普生四子,長子吳興甫有八孫,史稱“龍岩吳氏八房”,父親列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東溪容萬十八世。

我的曾祖父吳志寬(十六世)是個雇農,曾祖母討過飯。曾祖父在40多歲時,跟同鄉離開家鄉,徒步到湖北武漢。查網上地圖,兩地的行車距離約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鐵時代的人很難想像如何用腳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鐵只要3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的距離,他們即使日行10小時,也要走上一兩個月。

曾祖父在同鄉開的旱煙店當絞煙師傅,出賣勞力,有一次絞繩斷了,險些把他壓死。祖父吳榮發(十七世)12歲就被曾祖父帶到湖北雲夢,在同鄉的錦太雜貨店裡當學徒。祖母陳冬玉是小池鄉人,窮孩子,123歲離開娘家到我父親家做童養媳,跟著曾祖母上山砍柴叫賣。

祖父就在錦太雜貨店掃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櫃臺。幾年後,他借同鄉店鋪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雜貨,直到30多歲才攢了點錢,回鄉和我祖母成婚,旋即又回雲夢,和同鄉合夥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倆像工蜂采蜜,省吃儉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親出世時,家中總算陸續置了幾畝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種。

祖母結婚後留在鄉下耕田持家,龍岩婦女都要纏足(這個習俗源自南唐宮廷,有別于客家婦女),祖母卻是半大腳,下田的時候打赤腳,走親戚或者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便把腳纏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聽說纏足要把腳掌骨折斷,我不知道祖母是怎麼做到的,只為她感到痛。

祖母裡裡外外忙活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坐在屋後山坡上“等爸爸”。他的一個遠房寡嫂和他們住在一起,幫祖母下田。祖父60歲以後不去湖北了,不過那時候父親已經離開家鄉,他們父子從此沒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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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松灼岩世系後人珍藏著十二世至十四世祖先畫像。)

祖母懷孕7次,因為家庭生活拮据,她又要承擔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體力勞動,種種原因導致小產,先後夭折4個,僅剩下大伯保麒、父親和三叔香麒(後改名吳海艇、吳立平)三兄弟。還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個孤兒,即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叔陳錦章,從小便和父親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314日給母親的信裡說:“表哥父母早亡,母親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長瘌痢頭,母親天天替他洗頭,搽藥。後來替他接了兩次老婆,第一個有癲瘋症,退了婚,後來又接了一個,成家。”1929年,家鄉爆發暴動,表叔加入中共,投身革命,一年多後被國民黨殺害。

祖父去世後,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雲夢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經病逝。我只對三叔印象比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們,住在我家,我也曾去雲夢看望他們。我保存了他給父母的好幾封信,他在其中詳述家庭情況和自己的經歷。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裡,說他們未分家之前,連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內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時每口分六擔穀田,每擔穀田以割得120斤穀為標準,那時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夠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夠生活。”

他寫的和我2016年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的《閩西暴動和紅十二軍》所載鄧子恢[1]和張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則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和自耕農土地多一點的不動”,“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農一樣分田。”

三叔晚年時有一次告訴我母親,家鄉土改時,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他和我父親離家早,參加革命,未劃成份。他說,當時他們單位曾派人回龍岩調查,然後說“應根據本人情況決定”。

據我瞭解,秀東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遠近的分別,分田的時候“多提少補”,“動兩頭留中間”,再按5%的比例劃分地主富農。現在看這種做法當然是荒唐的,就像曾祖父和祖父那樣,辛辛苦苦工作,勉強能養家糊口,子孫後代卻落得個成分不好的牽連。

龍岩如今有毛澤東故居臨江樓、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龍岩毛澤東舊居、閩西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以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古田會議舊址等,作紅色旅遊之用。如果多瞭解一點龍岩的歷史,所謂紅色旅遊會變得十分沉重,絕不僅是在舊址前留個影那麼簡單。

[1]   鄧子恢,1896817日生於福建省龍岩縣東肖鄧厝村曾留學日本。1926年秋任傑壩圩國民黨左派區黨部常務委員同年12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後田暴動主要領導人創建閩西共產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紅四軍入閩前是閩西蘇維埃主席兼經濟委員會主任抗戰期間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華中分局書記率部赴蘇皖與敵作戰解放戰爭期間任華東局副書記中原局第三書記是閩西三年遊擊戰的主要領導人之後配合南下大軍解放閩西全境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