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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起義背景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吳荻舟著《戲劇常識》,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舊時婦女,她身穿大襟衣服,梳著髮髻,嚴肅滄桑。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一排排低矮的牢房,只有很小的一扇鐵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於1931年初開辦,屬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人稱“天牢”。該監獄坐落在南京江東門外,全監可關押1000餘人,是當時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我綜合父親吳荻舟文革期間在造反派要求下寫的交待材料和參考資料,嘗試還原父親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親被關在月字監,同住難友是汪在寬和葉金康。後來調到天字監1號,同住的難友先後有:孫佐玨,狄友清(父親打了一個問號“?”表示記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獄了,後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鄭超麟、梁益堂、李子寬、俞大奎(父親不確定是不是這三個字,是父親出獄前幾個月來的)、劉孝琴等。

吳荻舟坐牢3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址

(圖一: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跡。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父親先在監獄織布廠做工,1932年初夏被調到印刷廠做工。在印刷廠他遇到趙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長,1933年出獄,他們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還有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蔣兆麟等。父親說楊鐸人很好,大概三十幾歲,不做工的時候總是在看書,很用功,肯幫助人,意志堅強,雖被判無期徒刑,還是很樂觀,經常談論革命形勢。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時候,楊鐸領導大家悼念惲代英。

父親說:“在監中,他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的為人和作風給我極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團中央的領導人,我們雖然很親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當弟弟關懷。同工廠的還有許多人,史熙清、趙宗䚬、蔣兆麟、胡英、何雲、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談得來。”

趙宗麟也是個熱情用功的人,楊鐸被判徒出賣犧牲時,趙宗麟也組織大家悼念楊鐸。他懂英文,在獄中給自己起了“柳乃夫”這個名字,他告訴父親,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讀音。

在印刷廠做工的時候,難友岩胡英偷寫了二三十首詩,要父親替他的詩畫插圖,嚴松岩(嚴啟文)偷偷幫他排版。父親畫了,看守得以知道他會畫畫。

於是在1933年春夏間,教務所所長沈炳權把父親調到教誨室專門給看守們畫畫,那時候父親從月字監調到天字監只有三天。每天吃過早飯八九點鐘,就由看守帶到教誨室去,工作的時候有看守看著。中午在那裡吃飯,下午晚飯前五點左右又由看守帶回監房,可以看書。由於這些人都是所謂“有一技之長”的知識份子,又是給獄方幹活,所以比在工廠做工自由一些,優待一些,看守們的態度也客氣一些。

吳荻舟坐牢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
(圖二: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教誨室是一個半圓形的建築,可容納兩三百人,是對“犯人”集體訓話的地方,像個禮堂,有講臺。平時空著,教務所便利用那裡,安排了兩三個案板作為檯子,調了一些難友在那裡翻譯、抄寫、畫畫等。

父親記得很多人的名字和他們的分工:

翻譯:把英法德日的軍事法典等翻譯成中文,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潘梓年、鄭超麟、狄友清、孫佐玨、史存直、樓適夷、曾覺之、鐘潛九(?)。

抄寫:把翻譯的稿抄清,寫囚糧花名冊、各種報表、經文等。還有寫大字對聯、立軸、中堂等。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李志寬、梁益堂、俞大奎、劉鍵、笪移今、何興成等。父親還記得劉、笪、何三人是臨時調來趕抄囚糧花名冊的。

簿記:說是要搞一套新的記帳辦法,只有羅壽珍一個人做這項工作。

此外就是畫西洋畫的吳椿恒和畫中國畫的父親兩個人。

調到教誨室後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幾乎天天有獄方人員拿些裁好的紙要父親畫畫,父親畫了許多山水、花卉、人物,還畫過監獄的立體圖。有一次,沈炳權要他畫一幅佛教畫,說是要掛在自己房間。父親畫了“放下屠刀”,沈炳權認為有影射之嫌,要他立即再畫一幅“苦海無邊”,父親不得已畫了。在“文化大革命”審查中,造反派也批判父親是“影射”,是立場動搖。看到這些人共用一詞批判父親的歷史重迭,真是哭笑不得。

在監獄,父親抓住機會向難友學英文、法文和日文,還學了點世界語,問津過德語。他如饑似渴地讀了很多書。臨出獄已經可以藉助字典翻譯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台》、日本的科普散文《葡萄葉下的秘密》、高爾基的兩三個短片小說等。

父親說他在獄中看過的書有:《自然辯證法》、《國家論》、《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口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等,都是岩波文書出版的日文版。有些書是向樓適夷借的,有些書是向沈炳權要求之後他提供的。監房發過三民主義之類書。父親記得當時沈炳權是教誨室少校所長,他把進步書籍換成《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封面送進監獄,有的書上蓋了審查的印章,外文的馬列書籍沒有蓋章。

父親還記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本書是向樓適夷借的,而樓適夷是向長期住在病監的陳伯村借的。陳伯村懂日語,有一段時間偶爾會到教誨室串門,在翻譯枱邊和樓適夷、潘梓年聊天。後來陳伯村很久不來,父親托外役把書還給陳伯村,可是書被病監的看守查抄了。天字監的外役說,病監的外役把書遞進監房窗口,裡邊的人又把書推出來,被看守看到,就把書抄走了。這事大約在1936年中發生。父親並不認識陳伯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到教誨室串門,好像受到特別優待。

在教誨室,還有一位叫包叔元的難友,父親約莫記得,那是1933年年底,包叔元和另外七八個人調來趕抄報銷用的囚糧花名冊,有的人抄完就走了,有的留下,也沒有多少工作。包叔元會世界語,但是沒有這方面的工作。他留下來,主要時間是在學法語,所以他的法語學得很快,父親說:我和他前後腳開始學法語,卻遠遠地落在他後面。

父親聽說包叔元的被捕過程是這樣的:敵人原來是要逮捕他哥哥的,可是當敵人來時,正好他在,哥哥不在,不知道是敵人認錯人?還是他自己承認是“包叔元”?總之敵人就把他當作他哥哥抓來了。聽起來,包叔元是在替哥哥坐牢,或有意掩護他哥哥。

雖然沈炳權幫助帶書進來,他卻也不忘對父親等難友發動攻心戰。在教誨室期間,沈炳權沒有做過大報告,只和他們有些交談。父親記得監獄長王震南在1931年做過一次報告,約有兩三百人聽,父親也在場聽,內容是叫大家守法,改過等。

也是在1931年,父親還住在月字監、沒有開始到工廠做工的時候,沈炳權到父親住的房間隔著視窗對他說,政府要大赦了,你要守法、認罪、改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寫悔過書。父親沒有寫,但是他對大赦有幻想,他用文言文寫了一個要求釋放的報告,說自己經過仁濟堂附近的馬路時,適遇英國巡捕追捕集會的群眾,群眾四處亂跑,自己走避不及,為英國巡捕誤捕,要求查明真相,放他出去。

1933年父親剛調到教誨室不久,教務所發了一種表格。沈炳權再次對父親說:現在要大赦了,你認罪悔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好好填,承認是共產黨員,承認參加暴動。表格上面印著空白格子,有姓名、年齡、籍貫、職業、被捕地點、犯什麼罪以及是否悔過等項目。

父親沒有聽他的話去填,只在“是否悔過”一欄裡填了八個字:“處人處事,有錯則改”,其他按原來的口供填,說自己是過馬路時被捕的學生等。填好後,父親把表格夾在一本書裡,沒有馬上交,他記得是沈炳權來收走的,過了幾個月,可能更長時間,他記不清了,大赦沒有下文,難友們在教誨室裡對沈炳權說:大赦沒有下文了,把過去填的東西撕掉。但是誰也不知道沈炳權有沒有撕掉。

此外,父親記得,1935年沈炳權說過: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戰),不反蔣了。1936年沈炳權說過:蘇州反省院有人寫了論民生哲學的反動文章,被釋放了。父親認為,這都是沈炳權的攻心術,始終沒有放棄要他們悔過認罪。事實上,難友之間確有互相出賣的情形發生。父親看過狄友清的判決書,其中引用了另一名難友供出狄友清共產黨支部書記身份的供詞。

據三叔回憶,他雖然小學畢業就輟學了,但是還曾接受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函授課程。每晚學習到深夜,第二天五點起床開始在湖北雲夢家族經營的雜貨店廣興和工作。二十三歲那年,他離開雲夢去了上海,希望我父親幫他補習,自己也能去上海勞動大學讀書。可是他住下沒有幾天,我父親就被捕了。後來三叔跟著我父親的同學去遊行(八一遊行),散發傳單,由鬧市四馬路到外灘,結果和蕭抱真同一天被巡捕逮捕,三個月後提審,被判處兩年半的徒刑,在西牢坐牢兩年多。在獄中他被關在地下室,得了嚴重的軟腳病,連大便都不能蹲,行走也困難。據說是長期營養不良、環境潮濕所致。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狱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

(圖三:上海廈門路180號原是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因為主要關押西方人,人稱“西牢”,現為上海市排水管理處。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三叔養病一段時間之後去南京,因為知道我父親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家人想營救父親出來,花錢擔保他、托關係“活動”未果。三叔給父親送飯,據說那時候豬肝沒人吃,很便宜,三叔買豬肝做湯給父親送去。兩三年後,眼看營救無門,才回雲夢。

 

在監獄裡,父親曾和同牢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反抗敵人的殘酷迫害和嚴刑拷打,爭取改善非人的生活,爭取出獄;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剛入黨,還需學習,於是積極回應獄中黨組織的秘密號召,把坐牢轉變為讀“大學”。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父親交待“在教誨室工作的難友有什麼活動”,父親回憶有這樣一些事:

 

1.劉鍵、笪移今等幾個人出獄前不久,有一次談到想搞一個什麼組織,記得提出用“狂瀾”、“巨浪”、“狂飆”、“中流”之類的名稱。但是後來因為他們出獄了,沒有下文。想到當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之後,父親曾附議說“狂瀾”這個名字好。九一八、一二八都曾震撼難友們的心,父親和他們一起做過鬥爭,高喊“打倒日寇!”“出獄抗日!”等口號。

 

2.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時,父親和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趙宗麟(柳乃夫)等人一起在印刷廠秘密舉行過追悼會,表示對叛徒的憤恨。法官到獄中來,大家罵他劊子手。後來楊鐸也被叛徒出賣犧牲,父親和史熙清等也為他哀悼。

 

3.1933年南京發大水,獄中庭院變成渾濁的水塘,監獄給難友們吃發黴的饅頭和臭鹹菜,大家把它們丟到庭院裡。可是饅頭在水裡泡了一兩天,還是要他們拿回來吃,因此他們鬧過一次罷食,父親挨了打。吳荻舟坐牢2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監房

(圖四: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4.1934年父親曾為監獄裡的難友們講過四堂課: “人類進化的故事”。當時沈炳權是叫他講辛亥革命史,歌頌國民黨,父親改了話題,講達爾文、馬克斯、恩格斯有關人類進化、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觀點,講了四次。在這之前,孫佐玨講“天文地理”,也是沒照沈炳權的要求講。

5.1936年冬,樓適夷提議組織“白屋詩社”(取意“監房徒四壁無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憂傷”之意),樓適夷寫了一首悼念魯迅的詩,很長,其他還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親也寫過幾首。搞了一次活動,沒有繼續搞。1937年初,樓適夷提議打報告要求出獄抗日,後來父親出獄,不瞭解下文如何。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圖五:1981年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部分難友合影,第二排右五為吳荻舟。

又高又厚的圍墻,拐角處有碉堡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5左傾之害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5 左傾之害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文獻原件”、“文獻檔案”等位置瀏覽,將陸續上載。

文革期間,父親吳荻舟寫了很多份交待材料,那都是“造反派”、“專案組”指定問題叫他寫的。問題包括:“被捕、扣壓、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仁濟堂的會是誰主持、入獄後有什麼活動、有哪些鬥爭?”“在獄中誰最活躍?”“曹正平和你談過什麼話?”“出獄的情形”等。

綜合多份交待材料及資料,父親被捕後的大致情況可以還原如下。

父親在英租界被捕後先關在巡捕房,落案問話:姓名、職業等,當天下午被國民黨引渡,由英租界老閘捕房經提籃橋監獄,轉送到漕河涇模範監獄。

為瞭解父親被押解的過程和當時監獄的狀況,我上網流覽了幾千張老照片,等於“目睹”父親的遭遇,他的堅強令我感到震撼。我沒有找到漕河涇模範監獄的照片,但是閱讀了描述漕河涇監獄情況的文章,十分感恩。

老閘捕房監房

(圖一:上海租界老閘捕房位於貴州路101號。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提籃橋監獄舊貌

(圖二:公共租界工部局監獄,位於長陽路147號,又稱提籃橋監獄,號稱遠東第一監獄。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那時無論是租界巡捕房還是中國地界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的監獄,都人滿為患,難友們陸續被集中到漕河涇監獄犯人糊火柴盒的第五工廠,但是七位女難友不知道關到哪裡,從此沒有她們的消息。

來到漕河涇監獄的第二天,看守長進來時,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高聲提出,晚上水泥地睡覺太冷,要求給墊稻草。看守長表示晚上可以送些稻草來。曹正平又叫:“我們沒有犯法,我們是未決犯,為什麼把我們的手腳銬起來?要求把鐐銬去掉!”其他人也跟著喊,看守長提高聲音:“去鐐銬要請示司令部再定!”過了一天,鐐銬去掉了,大家可以自由一些,對曹正平也感到敬佩。

難友們成立了“同難會”,每四條毯子(八個人)為一組推選代表成立幹事會,幹事都是些比較積極的活動分子。其中外交幹事負責和獄方交涉,互助幹事負責照顧患病者和生活困難者,募捐和爭取支援。組織幹事曹正平熱情,有能力,對獄方鬥爭有膽量,又是苦力工人,獲得大家信任。

幹事會發動大家向外面親朋好友寫信,請他們多送必要物品,然後分給有需要的人,外面送來的食物,都要平均分配,有福同享。外面曾給父親送來一些餅乾和衣服,餅乾大家分吃了,衣服也是幾個難友輪著換洗。難友們鬧過要求早日釋放,鬧過要求改善衛生。因為當時天熱人多,尿桶在監房裡,有時候屎尿滿溢,很臭。氣候炎熱,監獄中供水少,同難會也曾發動向獄方提出增加用水的鬥爭。

睡在大廠房地上的時候,父親和王保德、周興然(惠浴宇)等難友靠得比較近。他記得難友中有人說,別讓敵人覺得我們中有誰是為首的。父親說,當時覺得他們指的好像是王保德。王保德中等身材,話不多,但是比較關心大家。父親不清楚他是不是為首,是不是主持集會。

多年後父親獲悉,王保德16歲到上海銀作坊學徒,成為銀樓技師,是銀樓工會的黨員,兩年前就因為組織罷工坐過一年牢,搞過獄中絕食,這是第二次被捕,他30幾歲,比大多數難友年長,又有領導獄中鬥爭的經驗,大家就請他暗中指揮,例如牢門一開,如果進來的人是看守長或者監獄科室負責人等,王保德就做暗號指揮大家靜坐不動;如果進來的是同情難友的獄中人員,王保德就示意提出各種要求。

國字臉、胖胖的周興然比較平易近人,說話爽直。他告訴父親,他是海州人,海州產鹽,鹽田的工人很苦等等,他看上去有二十六七歲。李梅是廣東人,華僑,好作舊詩,三十歲左右,瘦高個子。父親覺得自己比他們都小,又剛剛受到黨的教育,很幼稚,階級覺悟很低,所以很尊重他們。

當時被捕的人裡面有個穿著國民黨服裝的下級軍官章國鈞,他是盯梢女學生跟進仁濟堂大門後被關進來的。在巡捕房、會審公堂和監獄裡,他見到敵人就乞求寬恕,然而沒有人保釋他,他就這樣一直被關下去。他一進巡捕房就指出李壁臣和周興然開大會時演講和喊口號,是共產黨,巡捕房竟然沒有人理他。幹事會把他當做重點説明和團結的對象,周興然特地和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後來他也和難友交流自己的思想和窘困的家境。到宣判的時候他翻供,說原指周興然二人是共產黨是他胡說的。結果這個國民黨下級軍官被國民黨法庭判刑三年,慘死在獄中。

當時難友們判斷,只要不出叛徒,獄方就不易察覺獄內的有組織鬥爭。但是他們沒有防範敵人可能派特務混進難友隊伍或者可能出叛徒,獄中的身份和組織全都是公開的,多少年後檢討時他們說:“這仍然是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違反了地下工作的原則。”

第五工廠中傳過一首詩歌,是惲代英的作品:“革命高潮湧,紅旗飄日中,大示威,大罷工,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

“同難會”覺得這首詩歌是很好的教育材料,宣傳了農民暴動包圍城市,城市暴動又能領導鼓勵農民起義。特別使難友們興奮的是“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這一句:“這樣,我們也就能同蘇維埃俄國一樣了,這也是我們救國救民的光榮任務。”於是發動大家學習。

當時還有兩種針鋒相對的主張。一種是說外面總同盟罷工馬上就可以實現,在南通的紅14軍就要打到上海,不久就可以出獄。另一種是說要保存自己,可以利用現在未決犯的條件學習文化,增長知識,有朝一日出獄後可以提高鬥爭本領。儘管父親希望早日出獄,最終他實踐了後者。

同案難友一起被關了五六個月,期間審訊過一次,l930年秋被押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父親和李梅同戴一副腳鐐,一路上鐵鍊鋃鐺響。路過蘇州龍華寺時,李梅詩興大發,高聲朗誦:今年三度龍華道,一看梅花兩帶鐐……父親記得自己和了一首:

黥首回眉龍華道,

春秋猶憶左腳鐐,

閻門橋上鋃鐺過,

國際歌聲到天牢。

據父親回憶,往南京途中,在蘇州滄門內的監獄住了一夜,然後押往南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是新建的,分南北兩部分,南監有四座監房,分稱為“改”、“過”、“自”、“新”,北監有九座監房,分稱“智”、“仁”、“勇”、“天”、“地”、“人”、“日”、“月”、“星”。父親沒有去過南監。北監有幾個工廠如織布廠、印刷廠、木工廠等,還有教誨室。監房有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和六人房。

他們被關進一個空置的大廠房,睡在地上。過了一個多月,由軍法處派法官來審訊他們,四五人一批被提到一個禮堂(後來知道是教誨室),然後一個一個審訊。

那時父親才22歲,是最年輕的“犯人”之一,其他難友提醒他,一是要堅持說自己是學生,二是被審訊時要淡定,回答問題要簡單。此次審訊的內容和在漕河涇一樣,但是法官態度更凶,喊打喊殺,一再指父親是參加了共產黨暴動。

審訊後過了一星期判刑。判刑時沒有把他們提出去,就在他們住的那個大廠房入口處擺上桌子,布了崗哨,把“犯人”一個個叫過去宣判,然後把判決書交給本人。判決後,父親被分到月字監,三個人住一間牢房,1933年又調到天字監,六個人一間牢房,直到1937年3月出獄。

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半年後被釋放,臨出獄時,他對父親說,他會回來看父親和大家。父親托他帶口信給三叔,要三叔給他送衣服。曹正平說:“出去後設法營救你。”不過他後來並沒有來看過父親。

自被捕,父親一直沒有認罪悔過,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參加集會,沒有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仍然被判了9年11個月的徒刑,罪名是“企圖煽動群眾,擾亂後方,蓄意顛覆國民政府,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十一條”。同案的周興然、李梅和李金祥等八九個人和他刑期一樣長,其他人判十一個月或者無期徒刑。

50多年後,1982年父親遇見曹正平被捕後接替曹的嚴啟文,才知道曹正平入獄不久便叛變了,他偽裝積極,騙取獄中組織的機密,出賣大家換取自己的自由,出獄後被中共特高科處決掉了。

母親在上海黨史資料《60年風雲錄》中發現一段文字:“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

我找到這段文字的出處,是葉進明寫的《幼稚思想的自我教育——1930年獄中鬥爭片段記述》,他寫道:

珍貴的葉明進回憶錄

(圖三:珍貴的葉進明回憶錄初稿,讓我瞭解到漕河涇模範監獄很多情況。)
“有一天,那個翻砂工會的頭頭、‘同難會’的組織幹事曹正平突然被釋放出獄。大家感到不易理解。難道上海就要總罷工、大暴動,紅14軍就要打進上海了?總認為我們可能出獄在望,勝利的信心更足了。
幾天之後,我們全體終於被提審。但這審問很奇怪,只是問問姓名、年齡和‘你是不是共產黨?’等問題,別的什麼也沒有問。90多人一天就審問完了。在審問中,不少難友巧妙地更換了姓名,以保護組織和戰友的安全。如蔡四,原是中華藝術大學的學生吳彩書,之前審問時他用“彩書”龍岩口音的諧音,改成像個工人的名字“蔡四”。這次審判官問:你是工人不就是共產黨嗎?蔡四說:我原來叫‘蔡史公’的蔡史,被你們叫成蔡四的。這樣真正的姓名職業是掩蓋過去了,而共產黨員卻仍然被出賣。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這樣大家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只怪我們太天真幼稚,在敵人眼皮底下毫無警惕,不加隱蔽,所有難友的身份都被曹正平摸得一清二楚。凡是在‘同難會’做負責工作的,或是党團員、工會負責人被曹正平知道的,均被判九年十一個月,其餘難友大多判十一個月刑期,這時我思想上還是認為兩三年內上海暴動一勝利,紅軍打進來很快就可以出獄。雖被判重刑,仍存在盲目樂觀的思想。
在南京監獄,我和蔡四同在印刷工廠做工。這時我們才知道外面的情況,我們黨正在開展批判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這五個月的獄中經歷,對我們這批受到左傾思想之害尚不覺悟的年輕共產黨員的幼稚思想無疑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
曹正平是父親入黨介紹人,他通知父親去集會現場,直接導致父親坐牢。文革中這段經歷因為曹正平叛變被處決“死無對證”,父親受到“二次傷害”。不過我認為,即使沒有曹正平,父親還是會走上這條路。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接觸過的共產黨人鄧子恢及進步青年林仙亭、郭慶光、張旭高和林初元等人的影響足以決定他的命運。他關注國家命運及窮苦民眾的命運,在上海上大學和寫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當他有機會接觸國民黨,耳聞目睹國共兩黨在龍岩的作為,耳聞目睹上海貧苦市民的生活,他選擇了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