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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群中一個教堂的尖頂,尖頂上有一個紅色十字架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4三姑姥姥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4 三姑姥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張佩華在1968年3月寫的自傳裡寫道:“吳荻舟曾告訴過我,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1930-1937),是為了鬧革命在參加學生示威(上海)遊行時被捕的。當時我很信任也很佩服他,當然沒想到懷疑他是如何出獄的(是期滿出獄)。這一段時期,吳荻舟和他的同志們給我兩點主要影響:(1)中國還有一種人——中國共產黨,他們是為解放全人類這個真理的實現而鬥爭的,這種真理是讓人們在現實中奮鬥以求實現,而不是等著到‘天堂’去享受。(2)要奮鬥要鬥爭,女孩子和男孩子應該一樣,他們的言論提高了我奮鬥的勇氣和信心。”

“我接受的是半殖民地的奴化教育,但是我又幸運地生長在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時代。特別在抗日戰爭初期,‘……在武漢失陷以前,這時全國各方面是欣欣向榮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趨勢,文化上有較普遍的動員’(新民主主義論),我受了抗日戰爭的衝擊,認識上有了一點提高,對舊的東西從過去的苦悶不滿,逆來順受,到今天的懷疑,想反抗了,對未來充滿了嚮往。但究其實際,我對當時的很多事物還是很不理解的,是幼稚盲目的,小資的階級烙印很深的,但是我要向前沖,我要奮鬥。”

母親離開家鄉也離開了神。她的許多兒時朋友都是基督徒,我記得有的在天津,有的在南京,有的我陪她去探望過,有的來過我家。即便是我,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也能感覺到她們很虔誠,很善良,難以想像她們是怎樣將宗教信仰堅持下來。

而母親離開了神,並沒有惆悵。她說:“(離開合肥之後)在桂林我母親再叫我去做禮拜,我就開始反對,不相信什麼“天國”、“神跡”了,我說要通過自己奮鬥才能創造人間天堂,母親先罵吳荻舟是“魔鬼”(指影響我不信教了),後來她自己也慢慢不去了,我們家在桂林和教會決裂。”

母親寫此自傳時,文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估計她是在組織或說造反派的要求下寫此自傳的,但是她寫得很真誠和客觀。我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了,家鄉、親人、國破家亡的苦難和參加革命的歷程時時縈繞在她的心裡。

1983年1月17日,母親的同學王德英給她寫信提及:“帶給陳師母的東西,由陶仲英代勞送去,陳師母說你有一位姑母七十多歲了,到處打聽你的消息,叫陶來問我。在京師似乎沒有聽你說還有親人在肥,我搞不清也就沒有積極地去聯繫了,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一下。”

母親和她的三姑母(母親稱她“老姑”、“老姑母”)、我們的三姑姥姥(東門外曾外祖父張錦濤的小女兒、公公的親妹妹)終於取得了聯繫。

1985年6、7月間,母親回到闊別48年的故鄉合肥,先在同學王德英家落腳,次日找到了三姑姥姥。

她在給舅舅們的信裡說:“老姑母一見面,手足無措,又哭又笑,感情是很真誠的。”當時三姑姥姥82歲,母親形容她“身體很好,清清瘦瘦,走路穩健,頭腦清楚,整天手腳不停,雖只是忙家務,卻閑不下來。”

母親瞭解到,三姑姥姥嫁給黃家,生一男二女,29歲守寡,兒子已經去世,一個女兒過繼給二姑姥姥,自己和另一個女兒相依為命。女兒又生二男一女,當時三姑姥姥和女兒、外孫女兒、外孫女婿一起住,日子過得不錯。

她告訴舅舅們:“(老姑母)是真心實意想我們,口口聲聲‘我長兄這一房怎麼就不見了?我哥哥對我最好,我小時他抱我……’她想方設法打聽我們,擔心長兄這一房在合肥絕了。”

“路我都不認得了,逍遙津公園、包公祠、明教寺我都去了,(如果)沒人帶著,新舊也對照不出。‘三育(中學)’面目全非,已是‘南門小學’,我們住的地方影子也沒了。”

“老姑母、表妹領我到花園巷34號去看看那所房子,那所房子已經扒了,正在興建新樓。”

舅舅們和三姑姥姥

舅舅們和三姑姥姥相談甚歡

  (圖一:1986年10月母親在我父親和舅舅們陪同下再次回合肥故鄉。舅舅們和三姑姥姥相談甚歡。)

母親還在北京接待過幾批故鄉來人,留下許多封感人至深的親人來信。

2016年5月,母親去世兩年後,我和妹妹第一次回到母親的家鄉合肥,憑籍母親留下的舊信,首先找到的正是三姑姥姥的外孫女婿、我們的表姐夫。

三姑姥姥和表姐去世已久。其他十幾位張家人聚在一起,親戚中有書法家,有放射科醫生,還有廠長、軍人、經理、工程師,各得其所,生活安逸。他們說著抑揚頓挫,婉轉輕快的合肥普通話,短短幾天,帶我和妹妹品嘗了許多合肥小吃、家鄉風味:鴨油小籠包、鍋巴粉條、桂花赤豆湯,典型徽菜臭鱖魚……

最值得欣慰的,是母親的東門外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那邊的表舅們——傳納舅舅和傳受舅舅身體很好,鶴髮童顏,聲若洪鐘。傳納舅舅一見面就哭起來,想起去北京看望母親的情形。他和我母親一直保持通信。據他說我母親後來還多次想回合肥,比如去廣州回程時,從香港回程時,可是都未能成行。我聽到十分慚愧,我應該能夠幫助她的呀。

沿著母親的足跡,我們從花園巷西至東,淮河路步行街,李鴻章故居,合肥基督教堂,省立醫院,走到包公園……這一帶即是舊日的老城,如今在李鴻章故居和包公園還有一些翻新的房子,保留著雕花窗櫺房檐高蹺的徽派特色。

高樓林立中的教堂

如鶴立雞群的合肥基督教堂
(圖二:新建的合肥市基督教堂側影,即便周圍高樓林立,它仍如鶴立雞群。)
合肥省立醫院

安徽合肥省立醫院前身是合肥基督醫院

(圖三:合肥省立醫院的前身,是始建於1898年的合肥基督醫院。)

和母親感覺相仿,合肥舊建築幾近絕跡,最多追溯到80年代。未及尋根,合肥新貌已經先入為主佔據腦海:嶄新的合肥高鐵站,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鼎鼎大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座座設計新穎的博物館,還有一座座花園住宅社區,湖光山色的巢湖景區……城中有園、園中有城、環城皆綠、碧水青山。

我在網上追尋合肥舊貌,卻被滄海桑田的變化震撼了。30-40年代的合肥飽受戰火蹂躪,雖說是省城卻給我滿目瘡痍的感覺;而今的合肥,早已不是母親兒時光景,甚至不是她80年代回去時看到的光景了。

網上有傳解放前的合肥市長江路老照片。可是看上去,不管是長江路、淮海路、還是花園街,那時候都不過是一條條陋巷。

1985年母親回去的時候,看到吃的東西較豐富,又便宜,“雞1.8-2元,鴨。0.90-1.00元,鱔1.2-1.5元,蝦1.2-1.8元,肉也便宜。”母親說:“但總的來說,還很落後。”從那以後,又是30年過去,如果母親看到今日合肥的巨變,會感慨“何處是故鄉,只在思緒中”吧。

據母親後來瞭解,三姑姥姥在日占時期曾去看望母親的正祖母、張養民的大太太。據說日本鬼子侮辱了她,人都腫了。房子被日本人用來養軍馬,日本人走後,三姑姥姥還幫他們刷洗。母親的正祖母是1944或1945年去世的,有一副很好的棺木,1946年她的女兒張振華回鄉給她大做喪事入土為安。

母親說:50年代初有一位男士帶同一個孩子來找母親的姨祖母,說是她那位去了延安的女兒張振芳的愛人和外孫,張振芳已經犧牲,他們回來認親。可是母親的姨祖母死也不認,人家無奈,走了,從此沒有消息。

為什麼母親的姨祖母不認自己的外孫?母親說:“後來才聽說,解放後姨祖母被當做地主拉到鄉下批鬥,下跪,怕了。(她)又不懂事,又糊塗。這個老太太做了一生牛馬,怎麼會是地主?原來,張振華逃離大陸後,叫姨祖母幫她收租,解放後就定她是地主了。”

花園巷那片房子,由曾外祖母娘家侄兒後代以及一些房客居住,母親曾經托其中一位在合肥市委工作的房客汪先生和她的姨祖母通信,寄錢給她。到了母親的姨祖母病危,還是三姑姥姥去侍候。三姑姥姥說:“她是我舅母,我該去照顧。”天天去端屎倒尿。當時母親的姨祖母就給了三姑姥姥一張照片,是我們1962年在廣州照的一張全家福。母親的姨祖母去世,也是三姑姥姥爬上床給她穿上“老衣”。三姑姥姥真是善人啊。

關於三姑姥姥的後續故事,我則是在已故表姐的幾封來信裡看到的。

1990年3月13日白天三姑姥姥還是好好的,晚上九點多突然聲音變了樣,嘴歪了,說話不清楚了。家人安慰她說第二天會陪她回鄉下,她才比較滿意,因為她要土葬,怕自己死在合肥睡不上棺材。

4月4日,三姑姥姥喝水也困難了,很虛弱,不能起床,要抱上抱下。由於1號夜裡摔了一跤,臉摔破了,被子也沾上血。表姐說第二天給她洗,沒想到半夜三點多鐘,表姐聽到喘息聲,趕緊起來一看,三姑姥姥自己在拆被子。她是乾淨慣的,表姐一再安慰,她才安心睡下。

第二天是清明,農村講究說清明是一關,表姐不時地摸摸三姑姥姥的手,手腳發涼她就心慌,體溫回升她就心安。此後一個多月,親人們輪流照顧她,每天喂蜂王漿,稀粥,喂水餵奶,肉湯泡飯,三姑姥姥說想吃麵條,就去合肥買回來,為她擦身,替她去明教寺拜佛,告訴她我母親寫信問候她,匯款給她……照顧十分盡責。

5月4日淩晨,三姑姥姥安詳去世,享年87歲。按照家鄉習俗,在家裡停了三天,6日上山埋葬,8日包墳,祭奠,6月14日七盡燒靈——一人多高的兩路紙紮平房、一個花園,總之按農村風俗,儘量做到圓滿。

表姐在5月12日的一封信裡說:“奶奶(即我的三姑姥姥)活著的時候,常說對不起您們,對您們沒有照顧,而您們不是信來就是人來,她十分滿意。”

母親的堂姐、我的表姨張惠清的一封信,反映了張家另一種境況:

“中日戰禍,使你們背井離鄉,四處漂流,吃了不少的苦。知伯父母已去世,想到他們,我也很傷心。我和郭傳文結婚後,他先我離開合肥去了南京,我也離家出走,找他飄流到上海,在那裡幫工近九個年頭。後經小叔子協助,送我到西安找到我老伴(他當時在國民黨部隊服務)至全國解放,隨他遣送回合肥定居。”

2016年我回合肥的時候,表姐、張惠清的女兒告訴我,她母親嫁給一位教員,新婚燕爾卻正直抗日戰爭期間,這位熱血青年離家去了南京,棄筆從戎,加入國民黨的炮兵學校。她母親也不甘心留在家鄉,出外找他,跟著丈夫走南闖北。內戰結束,有人勸他們去臺灣,但是她父親拒絕了。

表姐說他們是1953年被遣返回到合肥的,因為父親是國民黨軍官,“反革命”,回到合肥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沒多久父親心臟病去世。母親從此“閉著眼睛閉著嘴,對過去的事什麼也不說,一個人拉扯孩子長大”,所以她對父母的事知道不多,後來想到要問問的時候,母親已經很聾,也說不出什麼了。她還說她母親和我們的母親最要好,經常一起耍。堂姐妹分別後再也沒有見過面,成為終生遺憾。

母親的故鄉和故鄉人,有文化底蘊和淳樸民風,深諳人情好歹,與人為善。雖然在父親的漫長生涯中,只在安徽作短暫的停留,但是安徽的鄉親們熱情地接納他,支持他,並把家鄉單純善良的姑娘交托給他,這才有了後來的故事,有了我。

在我20來歲的時候,有一天和父母外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父親看著我,忽然說:“你媽媽和我認識的時候,就和你現在是一個樣子。”

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吳荻舟一家跟著父親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但是母親也注意到:“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